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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傳和干部教育系統的重建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傳和干部教育系統的重建
高華 著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傳和干部教育系統的重建
  一  重建「黨的喉舌」:延安《解放日報》的整風
  在中共的政治——組織構成中,黨的意識形態宣傳部門一直占據極其重要的位置。意識形態宣傳對于中共之重要,不僅在于它可為黨的政治、軍事等一切實踐提供全套的解釋,使中共全部活動奠定在學理和道德基礎之上;而且還可以被黨的領袖運用作為對付黨內政敵的有力工具。正因如此,三十年代末之后,毛澤東一直在為控制中共意識形態部門而奮斗,由于在當時及以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報刊在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系統中占據著特殊的地位,毛澤東對中共報刊寄予了最大的關注。1941—1942年,毛澤東依靠堅強的組織機構:中央高級學習組——中央總學委全面占領中共輿論陣地,最終將其置放于自己的絕對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改版就是毛澤東這一戰略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改組《解放日報》是為推動全面整風而精心策劃的一個攻堅戰,此舉標志著從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開始的毛個人控制輿論工具過程的最后完成。六屆六中全會后,雖然毛澤東已在制定中共文宣政策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他對文宣部門的控制尚未達到絕對化的程度,中共文宣部門尚留有一些國際派人物在主持工作,對毛仍存有一定的制約,因此毛對中共文宣系統還是左右看不順眼。
  首先,毛澤東對由博古担任主任的中央黨報委員會抱看根不信任的態度。中央黨報委員會是一個在中共歷史上存在很長時間的組織,它的主要職責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領導、監督中共所有報刊的言論活動。自三十年代初期以來,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一職長期由張聞天担任,1938年后博古雖繼任此職,但由于博古留在重慶南方局工作,中央黨報委員會實際上仍由張聞天掌握,直到1940年11月博古返回延安,中央黨報委員會才由博古真正負責。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以后,延安的報刊開始把毛的言論及活動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對毛澤東也就做到這一步為止。在張聞天、博古的安排下,毛澤東只是比較突出的一名政治局委員而已,為了體現集體領導的原則,延安的各種報刊仍然大量刊登張聞天、王明、凱豐等人的理論文章。這種輿論導向使廣大黨員無從減退對王明等人的崇仰,也無從增添對毛澤東的認識。對于這種局面,毛澤東雖然氣憤,但一時也無可奈何,畢竟毛當時還不便主動提示別人來歌頌自己,然而毛澤東執意搬去張聞天、博古這兩塊石頭的決心卻已下定了。
  毛澤東的另一個不滿對象是由王明、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新華日報》。《新華日報》作為中共機關報,于1938年1月11日創刊于武漢,以后隨中共代表團遷至重慶,是唯一不受毛直接控制的中共重要報刊,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實際上起著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作用。對于《新華日報》的中央機關報性質,在1938年的中共黨內是無人會公開提出疑問的,事實上延安也予以默認。1938年4月2日,中共長江局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各地方黨委發出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各地方支部訂閱《新華日報》,并且在黨的會議上討論《新華日報》上發表的社論和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622在技術方面,《新華日報》也無可爭辯地處在所有中共報刊的首位。《新華日報》的采編人員大多為著名的中共文化人。王明、周恩來甚至還邀請了中間派人士陸詒參加《新華日報》工作。和大型日報《新華日報》相比,延安的周二報《新中華報》只是一張小報,很不符合中央機關報的身分。
  1938年7月初,王明指示《新華日報》暫不刊登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引起毛澤東的極大憤怒,盡管不久王明、周恩來即指令長江局以「新群叢書」第十五種的形式另出了《論持久戰》單行本,但這并沒有消彌毛對王明、周恩來等的怨憤。1939年5月17日,毛澤東抓住周恩來同意《新華日報》暫時停刊、參加國民黨提出的《聯合版》一事,嚴厲指責周恩來:「你們未征求中央書記處意見,即同意停版,實屬政治上一大疏忽。」623在毛澤東眼中,《新華日報》不僅成了王明、周恩來用之于和延安分庭抗禮的工具,更成了「第二政治局」指導全黨,對外代表中共的輿論喉舌,實屬不能容忍。  624盡管毛澤東對《新華日報》強烈不滿,但是對于國統區這唯—一份中共公開發行的報紙,毛當時尚無法直接支酉己。同時,毛也相倍,如果能促使周恩來改變觀念,并對《新華日報》施加毛個人的影響,使之在政治和思想上改弦易轍,《新華日報》自有其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只是《新華日報》作為中共唯一機關報的地位必須改變。
  1941年春,毛澤東整肅中共新聞機構的措施相繼出臺。第一步。毛澤東以「技術條件的限制」為由,提議暫時裁并延安的大部分黨刊。財政困難固然是事實,但毛的著眼點卻并不在此,因為遭受裁撤的刊物在經濟形勢好轉以后并沒有恢復。裁并結果是,由張聞天主編的《解放》周刊、《共產黨人》等一批報刊紛紛關門大吉。625中央黨報委員會名存實亡,幾乎不再有黨刊黨報需要管理。毛澤東的第二個行動則是,在1941年5月15日,宣布將《新中華報》和新華社內部刊物《今日新聞》合并,于次日正式創辦大型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毛并通知全黨,今后中共「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626
  創辦《解放日報》是毛澤東在統一中共全黨宣傳輿論機構方面獲得的一項重大進展。毛對《解放日報》傾注了強烈的關心,他親自為該報撰寫了〈發刊詞〉,然而時隔不久,《解放日報》的表現就令毛大失所望。毛發現該報在言論方面與已經停刊的延安黨刊并無任何實質區別。毛澤東選擇博古担任《解放日報》社長兼新華社負責人,雖屬是對博古的降級使用,但也是對曾担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的博古的一項安撫。毛相信,在他本人的鼻子底下,博古絕不敢違抗自己的旨意,《解放日報》將忠實貫徹自己的意志。可是情況卻非毛澤東設想的那般順利,博古與該報主編、另一國際派人物楊松配合默契,竟將《解放日報》辦成了蘇聯《真理報》的中國版!
  《解放日報》創刊后不久,蘇德戰爭爆發,此事自是延安共產黨員關心的頭等大事,于是博古、楊松等在報紙上以最顯著的地位,突出報道蘇德戰爭和蘇聯紅軍抵抗人侵德軍的戰況,有關國際問題的新聞、社論和文章在報紙版面上占了壓倒優勢;而對中共及其軍隊及陜甘寧邊區的報道,一時則數量相對較少,位置也不顯著。毛澤東對《解放日報》直接使用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稿極為惱火,認為這種「有聞必錄,不加改寫」,將外電直接桶上報紙的方法,使讀者看不出黨對某一國際國內重大事件的立場和傾向性,是在為別人做「義務宣傳員」。627
  《解放日報》對有關毛澤東個人活動及整風運動的宣傳,也令毛澤東強烈不滿。《解放日報》創刊后,毛幾乎不加任何掩飾地要求楊松在報上突出宣傳自己,他開導楊松,「講中國歷史,要多講現代,少講古代,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后,黨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傳,讓大家知道正確路線是怎樣把革命引向勝利的」。628但博古、楊松領導的《解放日報》卻對毛的這番話置若罔聞,未將有關他的活動置于特別重要的地位。《解放日報》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以三欄題報道了毛澤東于2月1日在中央黨校作整頓三風報告的消息,遂被毛看成是對他個人權威嚴重的藐視。于是,毛就認為博古領導下的《解放日報》對整風運動的宣傳,既無廣度,更無深度。
  對《解放日報》經常刊載張聞天、吳亮平等人所撰寫的談論馬列和宣傳蘇聯的「又臭又長」的文章,毛澤東更是感到難以容忍。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號上就刊登了戈寶權譯的蘇聯作家愛倫堡的〈另一個法國〉。張聞天等人除了自己在報上發表文章,還指使馬列學院的干部從蘇聯一些理論刊物翻譯大塊文章,然后移植于《解放日報》,致使本來版面就緊張的《解放日報》充斥大量「洋八股」,顯得更加「貧乏無味」,「面目可憎」(1941年5月16日至9月15日,《解放日報》只出版兩個版面)。
  凡此種種,都成了毛澤東決心整肅《解放日報》的理由,毛多次尖銳批評《解放日報》,強調:我們在中國辦報,在根據地辦報,應該以宣傳我黨的政策,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根據地為主。629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決定《解放日報》進行改版,并把此事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一部分。
  1942年2月,毛澤東整肅《解放日報》的行動正式開始,他親自調派陸定一進入《解放日報》社,在暫時維持報社領導班子的情況下,陸定一成了凌駕于博古之上、事實上的《解放日報》最高負責人。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發出〈為改進黨報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組織「根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號召,來檢查和改造報紙」。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又親自主持《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在會上鼓勵與會的七十多人,對《解放日報》的缺點展開批評。4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致讀者〉,宣布「從今天起,報紙的版面加以徹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報》能夠成為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至此,《解放日報》完全被納人毛澤東的直接控制之下。
  憑心而論,毛澤東對《解放日報》的批評,有一些是符合事實的,但由于毛批評的出發點是為著鞏固個人對報紙的控制,因此毛的批評在許多方面又是夸大其辭,攻其一點,不及其馀。
  即以令毛澤東極為不滿的為外國通訊社做「義務通訊員」一事而論,毛的批評也是有欠公允的。《解放日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彌漫全球之際,突出報道蘇德戰爭和美英盟軍反法西斯戰場的戰況,不僅完全符合讀者的閱讀需要,而且是抗戰期間持愛國立場的任何一家嚴肅報紙都必須履行的職責。
  對毛澤東個人活動的報道保持一定的適度,這與當時毛在黨內的地位有關。從中共組織原則上講,毛仍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一名成員,并不是名正言順的「總書記」,「多宣傳集體,少宣傳個人」的集體領導原則,至少是毛澤東表面上也贊同的。
  《解放日報》大量刊載「洋八股」也是事出有因,概因毛澤東本人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全黨開展學習馬列的運動,才引燃了這場火。至于國際派借機「掉書袋」,那是另外一回事,因為毛澤東的鼓動客觀上為他們的賣弄提供了機會。張聞天等人只是在奉命辦事的過程中順帶一些私貨借以自炫罷了。
  其實,在延安日益低迷的政治高壓下,博古、楊松為辦好《解放日報》一直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尤其是楊松,幾乎達到披肝瀝膽、嘔心瀝血的地步,生怕工作中稍有失誤,引致毛的不滿,使自己本來就黯淡的政治前途更加險惡。
  楊松原名吳紹鎰,曾用過吳平、瓦西里、戈里等化名,湖北黃安(現大悟縣)人,是一位與毛澤東毫無歷史與工作淵源的老共產黨員。楊松自1927年1月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后,長期留駐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與王明有密切的關系。1931—1933年,楊松被調入蘇聯遠東海參崴任太平洋職工會中國部主任,從事華工教育及搜集日本情報的特殊工作。1933年夏秋,楊松又被調駐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東方部。1934至1935年,楊松奉王明命令,多次代表共產國際,冒看生命危險秘密潛人被日本占領的東北,向中共領導的東北抗聯游擊隊傳達指示,協調東北抗聯內部關系。楊松還多次保護即將遭判刑和流放的被調入蘇聯接受審查的東北抗聯干部,使之免遭康生的荼毒,曾結怨于康生,受到黨內警告處分。630楊松并因長期在極其艱苦的東北地下環境中從事秘密工作而患上嚴重的肺結核。1938年2月,楊松輾轉來到延安,在張聞天領導下做理論宣傳工作,曾任中宣部秘書長兼宣傳科長,并在馬列學院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解放日報》創刊后,博古、楊松有意將《解放日報》辦成像《真理報》、《大公報》、《新華日報》那樣具有廣泛影響的權威報紙,他學習《真理報》、《大公報》重視社評、每日一篇社論見報的模式,在博古的要求下,也堅持每天親自撰寫社論一篇,由于寫作任務繁重,工作環境極差,楊松已痊愈的肺結核再度復發,但楊松仍奮力帶病工作。
  博古、楊松雖然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意圖有所疑慮,但在報社工作中,卻不敢稍有怠慢。 631楊松更是極其謹慎,每天從社論到消息報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細檢查,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632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開始后,《解放日報》緊緊跟上毛澤東的步伐,頻頻發表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杜論和專論。9月2日,《解放日報》發表〈反對學習中的教條主義〉社論,9月16日,《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政治秘書胡喬木的文章〈為什么要向主觀主義宣布堅決無情的戰爭〉,10月14日又發表艾思奇的〈主觀主義來源〉一文,提出主觀主義具有書本教條主義與狹隘經驗主義兩種基本形態,將毛發動整風意欲整肅的兩種對象正式揭示出來。
  盡管《解放日報》對整風宣傳盡心盡力,但博古、楊松再努力也是白費勁。1942年2月,奉毛澤東命接管《解放日報》的陸定一甫抵清涼山(延安《解放日報》所在地),就拿楊松開刀祭旗。陸定一等批評《解放日報》每日撰寫社論是虛應故事,徒費勞力,楊放之等人甚至指斥楊松「粗制濫造」。633陸定一等的行動并非就事論事,而是以社論事為突破口,謀求一舉改組《解放日報》。不言而喻,博古、楊松決非是有毛作后盾的陸定一的對手,陸定一的意見最后被采納,《解放日報》很快取消了一日一篇社論見報的慣例。1942年8月15日,陸定一正式取代了楊松,担任了《解放日報》主編。而楊松則在抑郁中于1942年11月23日病故。
  二  陸定一、胡喬木與毛氏「新聞學」原則的確立
  改版后的《解放日報》雖仍由博古任社長,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屬掛名,盡管博古仍在報社繼續負一些具體事情的領導責任,然而《解放日報》的實權已在主編陸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長胡喬木的手中。
  《解放日報》在陸定一和胡喬木的具體領導下,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從報道內容和版面設計等一系列環節,對原《解放日報》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漸確立了一些基本原則,從而建構了毛氏「新聞學」的框架。
  毛澤東「新聞學」最顯著的特征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毛澤東早年對新聞學就有強烈興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聽過民國初年新聞大家邵飄萍的演講,曾參加北大學生社團「新聞學會」的活動,以后也曾創辦《湘江評論》,并一度担任過大革命時期國民黨中宣部刊物《政治周報》的主筆。但是,身受五四「自由辦報」思潮之惠的毛澤東,并未接受自由主義新聞學的觀點,盡管毛澤東一貫喜好閱讀政治傾向性較為中立的《大公報》、《申報》等報刊,然而他始終將自己的閱讀偏好與出于政治功利而對中共新聞宣傳工作的要求劃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開的和內幕的新聞,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黨要他們知道的那部分新聞。毛澤東的這種政治功利主義的新聞觀正是通過陸定一和胡喬木的解釋,最早在延安《解放日報》體現出來,它以五個核心原則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聯系的概念:
  一、「黨性第一」的原則。
  毛澤東、陸定—、胡喬木認為,任何報紙都是一定階級的政治斗爭的工具,世界上絕不存在超階級的客觀報道,中共創辦的報紙無可爭議的應是反映黨的政治路線的黨報。由于共產黨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黨報不僅應是「黨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書」。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喬木說,「人民的希望就是讀教科書」,中共應把黨報辦成像「章章都好」的《聯共黨史》那樣,使人民能「讀一輩子」。634為此,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635舉凡一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加以取舍和編排,并以黨的立場來判斷一切。黨報絕不是「有聞必錄」、單純報道消息的新聞紙,而是為了實現黨的任務而奮斗的宣傳工具,為了保證黨報的性質,必須將黨報置于黨的領導機關的絕對領導之下。
  二、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
  陸走一等提出一個有名的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636雖然從字面上,陸定一也強調新聞必須完全真實,然而這個「事實」必須置于「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于是,陸定一等從列寧那兒引進了「兩種真實性」的觀點:一種是所謂「本質真實性」即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的事實,盡管它尚處于萌芽狀態或尚未發生,但從本質上講它卻是真實的;相反,「虛假真實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質,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實的。如果以為它是新近發生的事實,「把個別現象夸大成為整體現象」而加以報道,那就必然會犯「客觀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錯誤,而無產階級的「真實性」和「客觀主義」、「自由主義」是截然對立的。637
  三、「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
  「搶新聞」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惡劣表現,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將發布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于黨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下來不發表」,總之,一切必須聽命于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絕不允許報紙和記者有絲毫的「獨立性」和「自由主義」。
  四、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
  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于「利用」報紙,638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期間內,集中報道,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五、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
  抗戰前,《紅色中華》報和以后改名的《新中華報》便開始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一部分在報紙上發表,一部分編印《參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閱讀。《解放日報》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領導干部閱讀的《參考消息》,閱讀范圍較前有一些擴大。出版《參考消息》的指導思想在于進一步明確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因為群眾有左、中、右的劃分,黨員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區別。既然人之有區別,在「知」的權利上就不能不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中低級黨員干部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不足以抗御國內外新聞報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襲,因此只有久經考驗的少數高級干部才有資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聞消息,干部級別越高,閱讀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級而遞減。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為了保證他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性,就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黨報以外的其它消息了。當然,黨員和群眾還是有區別的,即便是普通黨員,組織上也會給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這主要通過閱讀黨內讀物,聽上級的傳達報告來體現,以顯示黨員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權利。只是一般黨員「知」的權利和高級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計。
  實際上,毛澤東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與王明、博古等并無實質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澤東與王明、博古一樣,師承的都是列寧——斯大林的新聞理論,只是毛澤東比王明、博古更加黨化、更加斯大林主義化,甚至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超過了斯大林。與毛相比,或許博古所受的五四影響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鄉無錫和上海主編過一份影響頗廣的政治刊物《無錫評論》。639  1941年5月,博古將邊區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調入《解放日報》,放手讓其主持文藝欄,正是由于博古的寬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報》上推出王實味、丁玲本人,以及蕭軍、羅烽、艾青等人撰寫的一系列批評性的雜文和短論,及至《解放日報》改版,所有這類「暴露性」的言論被斬草除根,徹底實現了毛澤東所要求的「輿論一律」。毛澤東所達到的對新聞的壟斷,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連斯大林都難望其項背。在文網嚴密的蘇聯報刊,偶而還有幾篇批評官僚主義的小品文問世,而在延安,1942年后的報刊上已不復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搶救運動期間,延安還揪出了一些「寫不真實的新聞」的「特務分子」。640
  改版后的《解放日報》在陸定—、胡喬木的領導下,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實的「黨報」。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報》徹底改變了「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市」的慣例,而變為「一邊區,二解放區,三全國,四國際」的報道和版面安排的順序,將國際和國內新聞降至次要地位。對刊登國際新聞更是從嚴掌握,所有國際新聞,一律須重新編寫,嚴禁照登外電原文。
  《解放日報》既為「黨報」,它就必然同時又是已掌握了黨的毛澤東的個人喉舌。1942年4月后,報社遵從毛的指示,多次發表經毛修改的講話和文稿,而發表這類講話的時間一般都較毛作演講的時間推遲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演講,其文字稿推遲約一年半才經修改整理完畢,于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報》。
  作為毛澤東嚴密控制的宣傳工具,《解放日報》忠實地執行了毛利用該報指導整風的意圖。陸定一調入《解放日報》后,奉毛澤東之命,將工作重點放在新辟專刊〈學習〉上,使〈學習〉很快成為指導整風的信風標。〈學習〉專刊于5月13日出版,共辦了八個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對于如何學習文件、如何開展小組討論,怎樣寫反省筆記,都針對性地發表各類文字予以指導。當整風進入到干部思想反省階段后,〈學習〉專刊還配合登載了一批各類干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為示范。至1943年初,延安整風轉入審干、肅反階段,〈學習〉專刊的使命遂最后完成,終于在也43年1月16日宣布終止。
  《解放日報》還開創了中共利用報刊整肅「異端」知識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報紙用兩版篇幅集中登載批判王實味的文章,范文瀾、張如心、羅邁(李維漢)、溫濟澤、李伯釗、陳道、蔡天心等紛紛「口誅筆伐」,陳伯達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將王實味稱之為「王屎味」。但報紙絕不為王實味提供為自己辯護的版面,使《解放日報》成為一邊倒圍剿王實味的主要戰場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報》復發表冠之以「延安文藝界」名義的〈關于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的總結性長文,最終將王實味掃入「反動派」的行列。
  《解放日報》為貫徹毛澤東的意圖盡心盡責,全面發揮了其作為黨與領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訓練有素的馴馬,難免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后一個短時間,《解放日報》竟忘了「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居然在整風運動的高潮中分別報道了中央黨校一男學員自殺和延安大學一女生自殺的消息,此「錯誤」被毛澤東迅速抓住。毛嚴厲指責《解放日報》「仍不和中央息息相關」,報紙「尚未成為真正的黨的中央機關報」。他稱,「有些消息如黨校學生自殺是不應該登的」,并表示,《解放日報》的幾篇社論仍有錯誤。毛再次重申,「以后凡有重要問題,小至消息,大至社論,均須與中央商量」。641和毛澤東相比,《解放日報》編輯們頭腦畢竟簡單一些,他們耳聞目睹在延安不時發生的干部、學生自殺事件,以為選擇一兩條消息刊登也無妨,卻未料道無意中他們已犯下「暴露陰暗面」的嚴重政治錯誤。在毛澤東大喝一聲后,從此在《解放日報》上就再未有任何有關延安消極面,諸如自殺事件的報道了。
  三  鄧發被貶黜與中央黨校的三次改組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毛澤東四面出擊,向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國際派發起全面進攻,毛的進攻的步驟是先行奪回被國際派長期控制的意識形態宣傳部門和延安各類學校的領導權,繼而全面整肅黨和軍隊中的留蘇分子,用自己的思想徹底改造全黨,中共中央黨校的改組就是毛為實現這一目標,將兩個戰役一并進行的一次重大戰略行動。
  中央黨校是中共為對黨的中高級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基礎訓練而設置的干部教育機構,1933年3月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之名創立于中央蘇區「紅都」瑞金。由于處在戰爭環境,設置極其簡單,學制也較短,分別從兩個月到六個月不等。1935年11月,中央紅軍長征結束后不久,因長征而停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陜北瓦塞堡復校并易名為「中共中央黨校」。雖然自1933年后,董必武長期具體領導中央黨校,但是張聞天作為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最高負責人和前「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校長,他在中央黨校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所以中央黨校的教學安排或講授內容,一直都處在張聞天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下。1937年5月,董必武調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由李維漢接任中央黨校校長。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后,又改由康生担任校長一職。康生就任中央黨校校長雖僅半年左右,但他在黨校營造出的神秘緊張的氣氛卻給當年在黨校學習的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642  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中央黨校校長一職空缺下來,陳云以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身分代管中央黨校,直至1939年底鄧發担任中央黨校校長為止。
  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原政治保衛局局長的鄧發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校長,是鄧發在中共核心層的地位進一步衰落的反映。遵義會議后,毛迅速疏遠與周恩來、博古關系密切的鄧發。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一抵達陜北,毛就將鄧發貶為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糧食部長,1936年6月,又以向共產國際匯報為借口,將鄧發打發去莫斯科。1937年9月,鄧發自蘇聯返國后,毛澤東不準鄧發返回延安,而讓鄧發在迪化作地位較低的中共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在中共實現戰略大轉移,加緊調兵點將,竭力發展軍事力量的關鍵時刻,毛把鄧發箍在遠離國內政治中心的迪化,使鄧發徹底喪失了在八路軍、新四軍建功立業的機遇。1939年未,鄧發奉命返回延安,隨即就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40年初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個職務均是1938年春毛為考察剛從蘇聯返國的康生而有意讓他担任的閑職,隨著康生獲得毛的信任,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留下來的這兩個閑職就改由昔日權傾一時的中共「契卡」首腦、今天正在走下坡路的鄧發來填補了。在這段時期,鄧發應張聞天的邀請,還曾前往馬列學院,在張聞天主持的「十年蘇維埃運動」全院大課上講過蘇區保衛工作。643
  鄧發是參加過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組織1925年省港大罷工的中共黨內少數出身工人階級的著名領袖,一身兼有早期共產主義者清教徒式的理想主義和狂熱的蘇聯崇拜者的性格特征。1935年后,因被剝奪了情報肅反大權和在中共核心層影響力的下降,鄧發的狂熱性大為減弱,開始對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復雜性逐漸有所認識。1936至1937年,鄧發居蘇聯一年,參加了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王明有了較多的工作聯系。返回延安后,鄧發對毛表現出有尊嚴的承認態度,但是并無曲意的奉承和吹捧,與毛的關系始終限于正常的工作范圍。
  鄧發上任后不久,很快就因中央黨校的課程設計問題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鄧發就任中央黨校校長時,已是毛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口號的一年后,中共文宣部門的氣氛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1940年2月,中央黨校的教學方針已被中央書記處規定為「由少到多,由淺入深,由中國到外國,由具體到抽象的原則」,644然而這個時候的中共文宣大權仍由張聞天掌握,而鄧發對莫斯科原教旨主義的敬意并未因自已境遇的改變而稍有減退。中央黨校的教學計劃盡管已作了較大的變動,但是作為中共干部理論教育的重鎮,中央黨校的學員,尤其是高級班的學員仍需學習政治經濟學、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課程。盡管教學課目已一再精簡,但是毛澤東仍然很不滿意,因為只要講授這些課程就必然給那些留蘇、留日的「紅色教授」提供「掉書袋」的機會。毛澤東另一個說不出的惱怒,則是鄧發對學習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夠的重視。毛相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紅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黨校雖然也組織學員學習討論毛的論文,但在毛眼中,這些大多屬應景之舉。特別令人生氣和無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毛澤東青睞、被毛指定干部必讀的《聯共黨史》也不得不由那些號稱精通俄文,熟悉蘇聯情況的「紅色教授」來講授,于是在毛澤東的眼里,中央黨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頑不化的「教條主義者」統治的堡壘。
  毛澤東原先對中央黨校并不十分重視,和軍隊相比,中央黨校一類文宣單位在毛的政治天平上只占較輕的份量。對于信奉「槍桿子萬能」的毛澤東而言,掌握并牢牢控制軍隊是其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有了軍隊可以造黨」這句名言,最典型地反映了毛在軍隊與黨關系上的「唯槍桿子」主義的傾向。因此,1935年后毛有意讓國際派繼續控制中共文宣陣地,作為對方讓出軍隊領導權的一筆政治補償。但是,隨看毛澤東權力不斷得到加強和鞏固,毛已不滿足于僅僅領導中共軍隊,毛現在已基本控制了黨,并正努力以自己的意志全面改造黨,正是到了這個時候,原先不甚被毛澤東看重的中央黨校等一類單位就變得極其重要了,現在毛不僅有時間而且有精力來過問中央黨校的「教條主義教學方法」了。
  當然,毛澤東關心的絕不僅僅是中央黨校的「教學改革」,他對中央黨校之所以有強烈興趣還基于另一現實考慮:根據中共中央原先的決定,中共七大將于1940年在延安召開,各根據地和國統區黨組織推選的七大代表已陸續來到了延安。但是毛澤東并不愿在無絕對勝利的把握下召開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張,將中共七大推遲舉行。但是毛又不愿放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這一難得的時機對七大代表進行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將七大代表安排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是毛澤東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安的最能說出口的理由,而中央黨校又是安置這批干部的最佳場所。
  在這種形勢下,中央黨校的責任不可謂不大也。一方面;中央黨校要進行自身的改造;另一方面,它又被毛賦予了特別任務。顯然,鄧發將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無論是鄧發對毛的態度,抑或是鄧發與王明等國際派的關系,都使毛對鄧發不能放心。但是,鄧發畢竟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員,毛一時又沒有充足的理由可將鄧發的校長職務罷免,于是,毛澤東再次施出他慣用的「摻沙子」辦法——繼續保留鄧發的校長職務,但調彭真任中央黨校教育長,讓彭真掌握中央黨校的具體實權,從而架空鄧發。
  1941年上半年,毛澤東將担任中共晉察冀分局書記的彭真從華北調回延安。同年12月,毛澤東對中央黨校進行第一次改組,鄧發雖然繼續留任校長一職,但卻又在中共中央內專設一個中央黨校五人管理委員會,用以分散鄧發的領導權限。該管理委員會除鄧發為委員外,毛的兩個重要助手彭真、陸定一,以及中央組織部的王鶴壽、軍委總政治部的胡耀邦也名列委員之中。645
  離中央黨校第一次改組不到三個月,整風運動就在延安全面展開,一時延安各機關、學校高干約三百至四百人,被集中進中央黨校。為了落實毛的整風計劃,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布〈關于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宣布對中央黨校進行第二次改組。這次毛澤東親自出馬,任命政治地位遠遜于鄧發的彭真為中央黨校主管整風運動的最高負責人。毛又一次施出釜底抽薪的謀略,將中央黨校的領導權進一步分散,宣布將黨校劃歸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由毛澤東負責對中央黨校的政治指導,任弼時負責組織指導,日常工作由鄧發、彭真、林彪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主持,取消1941年12月成立的黨校管理委員會。646   這次改組后,鄧發雖繼續留任黨校校長,但他的權限已被削奪殆盡,僅負責主持教務會議。彭真則被委以主持權力極大的政治教育會議,并和陸定一一道主編指導整風的刊物《學習報》。至于林彪,雖被責成主持中央黨校的軍事會議,但林彪并沒到中央黨校就職,而是前往重慶代表毛與蔣介石會面,并留在重慶中共代表團,直至1943年7月才返回延安。
  經過第二次改組,原先對黨校工作事無巨細「都事必躬親」的鄧發在中央黨校已成了一個光桿校長。從現有資料看,鄧發沒有對毛作出任何抵抗,他平靜地接受了這種屈辱性的安排,不僅如此,鄧發在公開場合對毛澤東的整風計劃還表示了一般性的支持。647  然而他仍被完全排除在彭真領導的整風領導核心之外,而他所負責的教務會議,也因中共中央下令中央黨校廢除原有的所有課程,事實上已名存實亡。648這樣,鄧發這位被中央黨校炊事員、勤務員親切稱呼為「鄧大哥」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黨校校長,在黨校已處于無事可干的境地,鄧發除了過問一下黨校的蔬菜生產和擴大豬圈等一類雜事,649只得將工作重點轉入延安的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
  1943年3月,鄧發掛名中央黨校校長的日子正式結束。鄧發被解除了中央黨校校長的職務,被打發到由劉少奇担任書記的中央組織委員會的下屬單位——民運工作委員會作一名空頭書記,毛澤東親自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長。林彪之被毛澤東挑選作黨校副校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毛需要借用林彪的軍人身分,震懾黨機關和黨的高級干部,然而林彪對此新職似乎并無興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澤東,卻不愿多出頭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懲治別人。對林彪的倦怠,毛澤東表示寬宏大量,他允許林彪只掛副校長的頭銜,不到中央黨校去視事,而將中央黨校的日常工作交彭真主持。至此,中央黨校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改組。
  四   彭真與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毛澤東為甚么挑選彭真作中央黨校的總管,讓這個既非中央委員,又未參加過長征,長期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職業革命家」來主持審查包括參加過長征的老干部這樣一個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個:彭真是中共黨內劉少奇系統的第一號大將,毛意欲借助劉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黨校整肅異己,以鞏固自己在黨內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彭真又為什么在中央黨校為貫徹毛的整風部署日夜辛勞?答案也只有一個:劉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澤東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黨校整風運動的難得機會,整肅其在黨內的政敵,為劉少奇作為「白區正確路線代表」奠定基礎,這就是彭真之被毛澤東責成領導中央黨校,和彭真在中央黨校大樹毛澤東權威的全部底蘊。
  彭真調入中央黨校后,立即將校長鄧發撇在一邊,當仁不讓地將黨校的所有重要權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實毛澤東的整風意圖,使中央黨校的里貌和風格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為適應中央黨校作為大規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將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全面引人中央黨校,實現了中央黨校的機關化和官僚化。中央黨校原先就有按入學干部的原有級別分班的慣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于學制較短,高級班與中、初級班學員的政治待遇差別并不十分明顯,學校的管理機構也較為精干。但是隨著來延安準備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機關、學校的高中級干部陸續進入中央黨校,原有的管理機構已不能適應新的局面。在黨校學習的高級干部,他們的身分兼具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和審查的學員;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個部門的負責干部;如何使這批干部既能接受審查,又不致過份影響他們的情緒,這就成了一項急待解決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彭真制訂了兩項制度:第一、將依照干部級別分班的原則固定化和制度化,在中央黨校分別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級地委及旅級以上干部班、團級及縣級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將展開的干部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局限于同級干部范圍內。第二、在中央黨校確立優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規定凡中央委員、旅級及地委書記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隨丈夫入中央黨校學習者。一律可照顧人校,而免除其家屬的資格審查程序。650同時,原配有勤務員的高干,準許其將勤務員帶人學校歸自己使用。651
  與上述兩項制度相配套,中央黨校還增設了新的管理機構,從學校總部機關、各部及附屬的組織教育科、秘書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組織系統,并配備了專職政工干部(部組織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負責聯絡的組織教育干事),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組織網絡。經過這番改造,黨校的機構迅速擴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黨校的鼎盛時期,全校人數共約六千多人,其中一半為教職員工。652  伴隨著機構擴增,官僚化趨向急劇增長,原中央黨校曾經存在著的學員與學員之間、學員與學校管理干部之間的那種相對平等的關系基本就被扭轉了過來。
  彭真領導中央黨校后黨校發生的第二個重大變化,就是徹底廢除了黨校系統講授馬列基礎知識的傳統,而代之以學習毛澤東、劉少奇、康生等的論著,以及經過選擇的斯大林著作和《聯共黨史》,并將「學習」與展開黨內斗爭緊密地結合起來。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關于中央黨校計劃〉,第一次改組后的中央黨校,仍然必須講授經過重新編排的馬列基礎知識,以及中國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計劃還對中央黨校學員的學習時間作了明確規定,將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學習時間延長為兩年。653然而到了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時,毛澤東干脆宣布自即日起,中央黨校停止過去所定課程,對學員的學習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規定。顯然黨校學制長短必須服務于毛的政治目標,當毛澤東要打擊張聞天等人時,他一再抨擊延安的干部教育制度既繁瑣又費時;而當毛澤東要利用黨校達到自己功利主義的目的時,他又執意將大批干部長期集中在黨校,不把他們的頭腦「洗干凈」絕不善罷甘休。彭真對毛澤東的意圖心領神會,他巧妙地將中央黨校的「學習」引向對王明、博古等國際派的懷疑和攻擊,又使這種「矛頭向上」的批判和對干部本人的清算掛起鉤來,結果無休無止的學習、批判、審查將學員拴在黨校長達三至四年。在毛澤東的總策劃下,彭真使中央黨校完全變成了政治斗爭的大舞臺。
  中央黨校由彭真担任領導后所發生的第三個變化,也可以說是最重大的變化,是彭真和中央社會部、中央組織部密切合作,使中央黨校在長達二、三年的時間內,成為中共最大的干部審查中心。
  把黨創辦的軍政學校權充「有問題」干部的審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過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在這前后,一批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被送入抗大「學習」,抗大校為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專門編了三個班。654許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將領都曾被安置在該校「揭發、清算國燾主義」。因不堪忍受株連,許世友、王建安等曾議論率在抗大「學習」的紅四方面軍干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陜打游擊,但被人打了「小報告」,為此許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為主席的審判委員會的審判,并被處以徒刑。毛澤東權衡利弊后采取懷柔政策,最終陸續開釋了被拘押的許世友和在抗大「學習」的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這樣抗大作為「有問題干部」的審查和收容中心的歷史才告一段落。
  中央社會部滲入中央黨校作政治情報工作,也不是自1942年始,然而在整風運動前,中央社會部在黨校的活動處于極其秘密的「地下」狀態。抗戰爆發后,中央黨校對外的代名一度稱作「中山圖書館」,康生領導下的中央社會部主辦的「敵工訓練班」,將畢業的學員,作為中央社會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圖書館」。這些潛伏在黨校各個部門的耳目必須定期回社會部全面匯報在中央黨校的地下偵察活動。655
  中央黨校與中央組織部存在密切關系則完全是公開的。中共中央規定凡進入中央黨校的干部,除來自軍隊系統和邊區系統先由軍委總政治部和西北局審查其政治條件、再報中央組織部統一審查外,中央直屬系統及外地來延安的黨政軍干部一律得由中央組織部審查其政治條件,才可人黨校,而干部在中央黨校「結業」后,也統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工作。656
  1942年,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公開進入中央黨校,與彭真須導的中央黨校,陳云、李富春領導的中央組織部密切配合,結成了一個完全效忠于毛澤東的「鐵三角」:
  中央黨校作為高干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條件十分嚴格,須由中央組織部逐個審查認可后方能入學;
  中央黨校又是審查中心,經中央組織部審查批準入校的學員,還得再次接受中央黨校的政治審查,學員在校期間非有特殊情況一概不得調出;
  中央社會部配合黨校的政治工作,凡經審查認為「有問題」的人,「情節嚴重」者移送中央社會部,「一般問題」者留校隔離審查。
  因此,除了一部分與毛澤東關系密切的高干和一般中下級干部外,進入中央黨校的干部還包含下里兩類人:
  一類是雖無重大政治歷史問題,但曾在不同時期,程度不同地與國際派或「經驗主義者」有較多關系的干部;
  另一類是政治歷史有「嫌疑」的干部。
  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書記處在致鄧小平轉太行分局各同志的電報中就要求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級上級干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錯誤難處理的干部」來延安學習。657
  由于進入中央黨校的干部情況各異,中央黨校在學員編班問題上采取了特別的安排:在黨校內,既有按干部級別分類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類別組成的班。1943年后,送入中央黨校的干部人數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謂「有問題」的干部,在彭真的主持下,分別將這類干部集中在下列單位:
  中央黨校三部:其成員多為被解散合并至中央黨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識分子干部。
  中央黨校第六部:其成員多為來自國統區的干部和青年知識分子。
  上述兩個部是中央社會部在黨校深入活動的重點單位,也是「挖」出「特務」、「叛徒」最多的單位。中央黨校三部和六部學員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待問題」。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黨校整風領導班子借助保安和組織兩股勢力在校內「大破大立」,破對國際派和「經驗主義者」的迷信,立對毛澤東、劉少奇的贊頌和服從。從1942年春始,中央黨校就充斥著捧毛、捧劉的濃厚空氣,到1945年,校名也曾一度改為「中共中央毛澤東黨校」。658
  1942年5月14日和5月16日,《解放日報》分別發表彭真撰寫的社論:〈領會二十二個文件的精神與實質〉和〈怎樣學習二十二個文件〉,文章對毛澤東的整風意圖詳加闡述,強調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解決立場、觀點、方法問題,并用來「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彭真尤其要求黨校學員要反復精讀《二十二個文件》中所收載的劉少奇的文章,以加強學員對劉少奇的認識。
  彭真在中央黨校担任主要領導期間,和毛澤東保持著極其密切的聯系。1942年7月,中央黨校學風學習階段結束,中央黨校擬定的干部考試的四個題目,是報請毛澤東親自修改后才確定下來的。彭真對黨校運動中所發生的爭論,事無巨細,都向毛澤東及時匯報,甚至一些雞毛蒜皮事,諸如某個軍隊學員對結了婚的干部每周六過夫妻生活表示不滿這類的事,毛都知道。659毛澤東也經常到黨校彭真處了解情況,會見黨校干部。660
  彭真的忠誠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贏得了毛澤東的稱許,相比之下,張鼎丞、江華等毛的嫡系干部雖然也在中央黨校,但是張鼎丞只担任了黨校的二部主任,而江華僅為一部的普通學員。毛澤東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干勁十足。1943年10月黨校在肅奸、搶救高潮中轉入路線問題「學習」,彭真重翻歷史老帳,率先批判1928年的順直省委和1935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慶施、高文華,實際上將矛頭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治局處理順直省委問題的周恩來,堂而皇之地將劉少奇樹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勿庸置疑,樹立劉少奇就是樹立彭真自己,劉少奇既然是「正確路線」的化身,彭真作為當時劉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確路線之列,這樣彭真就為自己進入中共最高核心層準備了充分的法理依據。
  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為彭真加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機會,1943年7月,劉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時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調入黨校,担任二部副主任,作張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實際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黨校細心觀察,仔細物色「忠于正確路線」的干部。1944年,陳云卸去了担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彭真立即填補空缺,晉升為中組部部長。在毛澤東的支持和默許下,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籌備召開中共七大的時機,將一批劉少奇担任北方局書記時的部下,或者安排担任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或者委以黨政軍關鍵部門的領導職務,于是,劉少奇系統羽翼漸豐,成了中共黨內最大的「山頭」之一。
  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由中央黨校開創的學校官僚化、機關化的管理體制,貶低理論知識的反智主義傾向,和動用政治保安力量開展思想斗爭和組織整肅的方式,構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黨校的整風經驗不僅逐漸在各根據地的黨校得到推廣,成為開展黨內斗爭的一種基本形式,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還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在經過若干修正和補充后,成為中共在機關、文宣部門和高等院校進行持續不絕的政治運動的傳統方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時期中央黨校創立的官僚化、機關化的學校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國高等院校管理體制的基礎。
  1942—1945年,是中共歷史上大動蕩、大改組的關鍵時期,毛澤東、劉少奇、彭真互相支持,攜手合作,將中央黨校攪得天翻地覆。毛澤東、彭真利用中央黨校整肅異己的方法,其實和1929—1930年間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整肅布哈林等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方法并無多大的差別。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搞清洗的時間不到兩年,而毛在中央黨校搞整風竟長達三年半,中央黨校成了名副其實的整風的「風暴眼」。
 

2013-08-22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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