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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十五章  「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十五章 「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
高華 著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五章  「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
  一  「毛澤東主義」的提出與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成為中共第一號人物,在中共領導核心中的地位已經牢牢樹立,但是毛澤東的「理論家」名號卻是在數年后才確定的。從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國文化》等刊物上,逐漸出現稱頌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理論貢獻的文章,陳伯達、艾思奇、和培元、張如心等紛紛撰文,贊頌毛澤東「深刻地靈活地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闡明中國革命的規律性」,使馬列理論與中國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與中國的歷史實際相結合。1017陳伯達、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澤東當時所親近的「筆桿子」,陳伯達、和培元更是毛澤東的秘書,由這批「秀才」率先宣傳毛澤東在理論方面的貢獻,中共高層領導不會不知其中的含義。
  然而,對于中共領導層一班人而言,將毛澤東樹為「理論家」卻是一件新鮮事。長期以來,他們都知道毛擅長軍事指揮,也都逐漸信服毛在軍事指揮方面的才干。自長征結束以來,毛澤東在政治方面的領導成為事實,也被眾人逐漸習慣以至承認,但大家在心理上,還是將「理論家」的名號與張聞天、王明聯系在一起。尤其張聞天這位前黨內「總負責」現在也還在主管中央宣傳工作和馬列學院,所以當周恩來于1940年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也就情不自禁地將共產國際對張聞天的評價向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和盤捧出,誰知周恩來的傳達竟遭到毛澤東的當頭棒喝,毛怒斥道,什么理論家,背了幾大麻袋教條回來!
  既然張聞天都夠不上「理論家」,那么與張聞天差不多的王明背回來的更是「教條」,周恩來稱不上是理論家,至于康生、任弼時、陳云等更是與「理論家」搭不上邊,在毛的眼中,領導同志中除了他自己以外,具有理論眼光的只有劉少奇一人。
  1941年后,劉少奇似乎進入到一個「理論噴涌期」。他在鹽城的華中局黨校開始頻頻作各種大報告,他不僅談「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也談黨內輕視理論的經驗主義傳統,劉少奇甚至學起毛澤東,站在哲學的高度談論起「人的階級性」,「人為什么會犯錯誤」以及「人性善惡」等抽象命題。從當時毛澤東的立場和角度看,劉少奇的大部分觀點雖然都可以接受,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例如,1941年6月3日,劉少奇在鹽城參議會發表的演講「我們在敵后干些什么」,1942年10月10日在返回延安途中于北方局黨校作的「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報告都回避了毛的「新民主主義論」,而大談中共應堅持「三民主義」。劉在「人的階級性」的報告中還發明了「封建階級黨性」的概念。1018這些都是毛不能同意的觀點,因此,即使劉少奇頗具理論水平,但中共黨內真正的理論家只能非毛澤東莫屬。
  進入1942年后,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勢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舉行「澤東日」,徐特立、蕭三作關于毛澤東生平報告,聽眾的千馀人。現在將毛澤東在理論上的地位加以鼓吹,已刻不容綬。此時,一個原張聞天屬下的留蘇派馬列教員張如心站出來為之起勁搖旗吶喊,顯得特別引人注目。
  張如心原名張恕安,于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原屬國民黨左派,后轉變至中共陣營,三十年代初返國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后隨長征到達延安,長期在張聞天領導下的馬列學院從事馬列主義理論的教學工作。此人政治嗅覺頗為靈敏,早在1941年2月,即在其撰寫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可惜當時未引起廣泛注意(他的文章名為〈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當時談「布爾什維克」的文章比比皆是,人們很難注意到張如心在這篇「八股腔」文章里寶貴的「詩眼」,但是有一個人卻注意到了。1941年12月底,張如心被調至毛澤東身邊,任毛的讀書秘書。1942年2月8日,張如心為「澤東日」作〈怎樣學習毛澤東〉的報告。2月18日,張如心又在《解放日報》上第一次對「毛澤東主義」作了闡釋。顯然未經許可,張如心不可能提出這個概念,而在《解放日報》上提出如此重要的概念,陸定—、博古必定事先將其文章送審,向毛澤東、任弼時請示匯報或打過招呼。
  「毛澤東主義」的概念一經登報,馬上流播開來。1942年7月1日,鄧拓在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上發表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但毛澤東經過全盤思考,感覺「毛澤東主義」一詞有所不妥,遂于1943年4月22日,覆信給凱豐,聲稱自己思想還未成熟,現在還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1019在毛看來,稱「毛澤東主義」也許有些刺眼,因為斯大林也只是提「列寧——斯大林主義」,還未敢提「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似乎担心這個說辭會引起莫斯科的不快。再說,稱「主義」雖然好聽、好看,卻無什么創新,這可能也是擱置「毛澤東主義」的一個原因。
  就在這個時刻,王稼祥似乎覺察到在「毛澤東主義」問題上出現的微妙的僵局。1943年7月5日,他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并且作了闡釋。整風深入后,王稼祥作為原黨的領導人之一,處于被整地位,心情壓抑,他對由他負責的國際問題研究室的工作不聞不問,對其下屬的請求匯報一言不發。此時,王稼祥竟揮筆寫文,談起「毛澤東思想」,向毛澤東獻上一份厚禮,再明顯不過是企求毛澤東網開一面。但是,王稼祥作為「錯誤路線」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檢討,僅憑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萬難成功的,有資格對毛澤東在理論上的貢獻加以總結的人,只能是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
  這個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黨的第二號人物、「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劉少奇的肩上,無論是張如心、鄧拓還是王稼祥,資歷和地位皆不夠格,只有劉少奇才堪此重任。
  1943年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盂什維主義思想〉,繼而在中共七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即著名的〈論黨〉),劉少奇在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105次,全面地闡釋了毛澤東在理論上對馬列主義所做的貢獻,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論基礎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從此,劉少奇成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首創者——版權歸劉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后,劉少奇被毛澤東拋棄,遭受殘酷批判時。還抱曲叫冤,聲稱「毛澤東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號召全黨奉為指針的。
  二  劉少奇等對毛澤東的頌揚
  在中共黨內,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無論是在大革命時期,抑或是江西蘇維埃時期,都沒有頌揚黨的領袖的傳統,對黨的領袖進行大規模的頌揚、贊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開創這個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領導層內毛澤東的同僚,他們率先對自己原來的同事毛澤東進行熱烈的贊美,迅速地將毛澤東捧成凌駕于中央集體之上的「尊神」。
  在中共中央領導層中,第一個站出來吹捧毛澤東的人是王明。1940年5月。王明發表〈學習毛澤東〉一文,對毛的「革命意志」,「非凡的革命膽略」,進行全面的贊頌。然而,毛澤東看透了王明討好的用意,一點也沒放松清算王明的準備工作。王明的如意算盤全部落空,不僅討好的目的未達到,還徒增毛澤東對他的輕視和鄙夷。
  從1942年開始,中共重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贊美已形成高潮,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各大區黨和軍隊的領導人,都加入到歌頌毛澤東的大合唱中。
  劉少奇寫道:
  ……我們的黨在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連續不斷的全國性的革命戰爭中,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的……而特別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長期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終于使我們的黨,使我們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二十二年來,在各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經過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的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團結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1020
  朱德說:
  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黨,它吸收了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的綜合歸納起來的寶貴經驗,它繼承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積累下的優良遺產,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三大階段中鍛煉了自己,豐富了自己,在這劇烈無比的鍛煉中,它把馬列主義中國化了,把歷史遺產進化為適合于現實社會的需要了,這種光輝的成就,體現在我們黨有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1021
  彭德懷寫道:
  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幾年中,對于理論上的偉大貢獻,有持久戰的理論和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新民主主義論〉就是輝煌的杰作……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既不混同于舊三民主義,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會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確的提出于中國目前的具體環境及歷史階段,成為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指針。1022
  陳毅充滿激情地寫下他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體會:
  這是一百年來中國學術思想上及社會實踐問題上其中新舊爭論的最正確的解決,這是一本馬列主義的新創獲的著作,也是一本馬列主義的古典著作。這是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民族理論戰線上的光榮代表。
  他還說:
  因此二十一年來的中國共產黨,是久經考驗過的布爾什維克的黨,他的黨員和干部,他的領導中樞,黨的中央和他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都是久經考驗的能征慣戰基本上已經走上完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對一切斗爭環境均能適應,一切斗爭方向均能掌握。
  陳毅對劉少奇也作出高度評價,他說:
  劉少奇同志許多關于黨的論文恰可作全黨在這方面極優秀的代表。1023
  羅榮桓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報告中稱頌道:
  毛澤東同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民革命的領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黨的正確的方向,勝利的方向,而與黨的整個視野相結合,成為不可分離的關系而得到成就的……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思想。在民族化方面,有了他的發展。……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來自群眾中,再到群眾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是教條主義所不了解的。  1024
  除了劉少奇等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外,在延安的毛澤東的密友們也積極參加了歌頌毛澤東的大合唱。
  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的〈搶救失足者〉報告中,號召以毛澤東的革命精神去肅清一切反革命。他鼓動道:
  一切忠實的共產黨員們,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理論與實際,以堅決的革命精神去進行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去反對黨內一切公開的、暗藏的投降主義,以堅決的革命精神,去進行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1025
  陸定一說:
  假如我們對于日寇的戰略不是主張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持久戰,而主張速決戰;假如我們對于大資產階級反共派,或者只有斗爭無聯合,或者只有聯合無斗爭,或許抗戰的情景就已經不堪設想。不但如此,在毛澤東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許多決定指示中,可以看見我們黨的中央確是掌握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已經有本領善于把馬列主義應用到實際中去了。 1026
  原國際派代表人物在歌頌毛澤東方面更是爭先恐后,試圖以此向毛表示他們的忠心。
  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說辭,他說: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1027
  博古寫道:
  我們有保衛的力量,我們有八十萬黨員,我們有五十馀萬在黨領導下的軍隊,我們有鞏固的根據地,我們有二十二年斗爭的經驗,我們有全國人民的擁護,我們有無數身經百戰的干部,最后異常重要的是我們有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舵手——毛澤東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們全黨的方向,也是全國人民的方向,他總是在最艱難困苦之中領導黨和人民走向勝利與光明,我們有取得勝利的一切條件。軍事威脅不足以征服共產黨,挑撥離間不足以分化共產黨,相反我們將更親密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周圍,在毛澤東旗幟下戰斗并且取得勝利。1028
  鄧發在毛澤東的「帳簿」里是一個經驗主義者,長期以來鄧發與毛沒有親近關系,1943年鄧發也寫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們!我們究竟走「中國之命運」的道路呢?還是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國家觀念、有民族天良的熱血青年,為了他的理想,為了他的人格,為了保持他那純潔的良心,他們絕對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統治的「中國之命運」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國青年是會選擇引導中國走向獨立、自由、民主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的。1029
  在延安的理論家們對歌頌毛澤東更是責無旁貸。艾思奇寫道:
  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結合的過程,是根據了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和中國工農群眾廣大人民的斗爭經驗的……這一切事實和思想,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分不開,到了今天,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1030
  在延安的一些黨的元老,如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也紛紛寫詩、撰文,表達他們對毛澤東的尊崇。
  徐特立寫道:
  朱毛在國際在蘇區外最大多數的人都以他們兩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蘇區的群眾卻認為他們是老實人。而且聯系到說中央政府,中央局負責的,都是老實人。我曾聽得江西群眾唱的農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澤東」。又有一次,我參加瑞金的群眾大會,有人在會場上說:「朱總司令毛澤東是老實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實人。群眾的認識,是十分正確的。……現在我來作一個結論,毛主席的工作作風是列寧的作風。列寧的作風是俄國的革命精神和美國的實際精神相結合的作風。1031
  吳玉章歡呼中共有毛澤東作領袖:
  我黨得此領袖也同聯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樣,有了高明的舵師,革命一定會勝利的。 1032
  在這一系列對毛澤東的贊美中,以周恩來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辦公廳為歡迎他從重慶返回的招待會上的發言最為引人注目。周恩來當著毛澤東的面,對毛大唱贊歌:我們黨在這三年中做了比過去二十年還要偉大,還有更多成就的工作」,「這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周恩來慷慨激昂地說道: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的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者整個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1033
  周恩來的頌揚有著比其它人更重要的意義,作為黨的幾個歷史時期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對毛表示心悅誠服,對其它老干部將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來都向毛澤東表示了忠誠,黨內還有誰不能低下他們高貴的頭呢?
  延安整風展開后,毛澤東對黨內昔日同僚的精神優勢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種平起平坐、隨意交談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一般情況下,高級領導人已不能隨時見毛澤東,除非毛召見,他們需要電話請示或寫報告,依程序呈交,毛澤東則為了顯示其至尊地位,開始有意識拉開與昔日同僚的距離。毛澤東在一片頌揚聲中,悄悄采取與原同事拉開距離的措施很快見效,當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訪問延安時,他所看到的是:毛澤東發表演說,一班高級領導人聚精會神手執筆記本奮筆疾書,其狀似一群恭敬的小學生在聆聽老師的教誨,而周恩來則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舉持小筆記本,稍微有點晃動,引人注目地在記錄那篇偉大的講話,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對偉大導師的尊重」。1034
  三  摧毀「兩個宗派」:對王明、博古、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的清算
  中共高層干部對毛澤東的贊頌,從1942年后,日益形成風氣,不管是在延安的領導干部,還是各大戰略區的軍政領導人,每逢重大紀念日,照例會撰文鼓吹毛澤東一番。但從毛的角度看,這一切并不完全說明中共領導層已對自己心悅誠服。寫文章、作報告贊美、稱頌毛固然很好,但很難說每一個人都能心口一致,只有結合實際——也就是從每個領導干部的既往歷史,特別是對毛澤東本人的態度來進行檢查反省,進而徹底否定原來的「自我」,才能表明是真正服從毛澤東。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名正言順,即通過檢討黨的歷史——「學習路線」,明確何謂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何謂「錯誤路線」,進而聯系領導干部的個人實際,對號人座,如此方能真正解除領導干部的思想武裝,使他們失去最后的陣地,從而使黨的領導干部不僅在行動上,而且在靈魂和精神方面,毫無保留地聽命于毛澤東。
  毛澤東借討論中共歷史問題而樹立自己權威始于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隨后因王明表示異議,會議于10月暫停。緊接著,毛正式在全黨鼓動反教條主義,中間穿插了批判王實味,召開整肅文藝界的文藝座談會,接著又馬不停蹄地領導部署審干反奸,繼而在1943年3月,改組中央書記處,正式榮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的職務,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主要對手——「教條主義宗派」早已潰不成軍。但是,上層斗爭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因為除王明、博古、張聞天以外的一大批領導干部還未被觸及。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從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連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貫徹、實現毛澤東整肅中共上層的意圖。
  毛澤東指令召開的這次會議,名曰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參加者卻并非都是政治局委員,還有在延安的重要軍政領導干部及來延安的一些大區領導人,計有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陳云、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博古、鄧發;中直機關、軍直機關、西北局及各大區領導人:彭真、李富春、楊尚昆、林伯渠、吳玉章、高崗、王若飛、李維漢、葉劍英、劉伯承、聶榮臻、賀龍、林彪、羅瑞卿、陸定—、陳伯達、蕭向榮和胡喬木。毛澤東開宗明義,宣稱要打倒「兩個宗派」,一類為「教條主義宗派」,另一類為「經驗主義宗派」。毛首先拿王明、博古開刀,再炮火橫掃周恩來。切人點是1938年中共長江局所犯的「新陳獨秀主義」、「階級投降主義」的「路線錯誤」,再引向遵義會議前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
  1943年11月,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熱鬧非凡,為了配合正在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中央總學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揮下,正在這里連續舉行包括中央機關所有工作人員和來延安參加七大的代表參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會」。1943年11月1日,大會勒令曾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過的李國華在會上揭發王明在共產國際所犯的錯誤,1035李國華在「搶救」運動中已被打成「特務」,讓李在會上揭發王明是給其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11月2日,王明妻子孟慶樹在大會發言,1036堅認〈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說,今天有人在會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寫的,我要問一問康生,他敢不敢承認這是他寫的?孟慶樹繼續說:我想問問大家,共產黨員應不應該知羞恥?在孟慶樹的追問下,康生一言不發,當場并有高自立(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化名周和森)站起來作證,但他的發言被會場上的口號打斷。1037孟慶樹情緒激動,淚流滿面,直撲坐在臺下的毛澤東,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嚴肅,「一動不動」,坐在毛身邊的張聞天夫人劉英立即判斷,毛澤東對批判王明已下定決心。1038這一天的大會因孟慶樹的發言,造成與會者思想的極大混亂,完全離開了會議揭發、批判王明的主題,遭致毛澤東的震怒,他當眾斥責大會主席李富春,指責大會充滿低級趣味,毫無教育意義,下令停止召開這類大會。1039從此,王明、孟慶澍再也沒有在大會申辯的機會了。
  楊家嶺「反右大會」上出現的曲折,對毛澤東執意批判王明、博古絲毫不發生影響,對毛而言,需作改變的僅是不開大會,不給王明等有在公眾面前聲辯的機會,小范圍的揭批會則照開不誤。政治局整風會議期間,在毛澤東的強勢進攻下,除了毛澤東、劉少奇,以及幾個毛、劉的親信康生、李富春、高崗、彭真等,幾乎所有領導干部,只能按照毛澤東開的方子,對號人座,分別給自己貼上「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標簽,進行自我譴責。
  「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識別標簽并不難辨。毛澤東在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整風會議上直言不諱道,現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時代為基礎的,「大宗派來實行篡黨」,除了他和劉少奇,其它的人都擁護王明、博古的路線。毛并警告道:「不要像《西游記》中的鯉魚精,打一下,吐一字」1040 ——意在告誡周恩來等休想逃脫。這樣,凡是與王明、博古淵源較深,從莫斯科返回后担任重要職務的領導干部,如張聞天、王稼祥、凱豐、楊尚昆等皆屬「教條主義宗派」,而曾經與王明、博古有過合作關系的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鄧發、李維漢、葉劍英等則屬「經驗主義宗派」。某些領導干部則身兼「教條主義」、「經驗主義」雙重特征,如劉伯承等。毛澤東張起的通天大網,將幾乎中共所有領導干部都一網收盡。
  王明、博古此時在中共高層已是人人皆可唾罵的對象。在緊張的斗爭氣氛中,王稼祥、凱豐皆病倒,不能參加會議,凱豐的妻子也因「經不起誘供、套供、連環戰,得神經病死了」,1041王明早在1941年1O月后就停止參加中央一切會議,只有博古與會接受批判。博古連續兩次作檢討,進行自我鞭撻,仍未得到毛澤東的寬恕。毛疾言厲色,盡情發泄心中的怨恨之氣,竟信口將王明、博古稱之為「篡黨」。致使博古一段時期精神極度壓抑,甚至已作好最壞的準備。王明后來回憶說,當時博古曾被威脅道,若不檢討,將被逮捕槍斃,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寫了交代材料——王明這段話是否真實,筆者不能確定,因為博古早已離世,特錄之待考。1042
  與博古相比,張聞天的境遇要稍好一些。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聞天就開始檢討自己的「錯誤」,1943年后,張聞天雖身為政治局委員,但是卻沒有担負任何實際領導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編輯國際、國內參考資料。1943年9月政治局整風會議開始后,張聞天又向毛澤東面呈長達四萬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筆記」,獲得了「表揚」。在這次會議上,張聞天又加大自我批判的力度,將自己從方方面面予以徹底否定,以顯示他「跟真理走」的決心。
  周恩來是首次參加這類點名道姓的高層檢討會議。1943年夏返延安后,周恩來調閱了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記錄,至此他才明白當年會議的詳情。從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周恩來寫了大量的反省筆記——他當然知道,作為幾個時期黨的重要領導人,自己難逃干系。周恩來既然早已認清形勢,于是只剩下反省檢討一途。1943年9月1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三年來大后方工作,周借此向劉少奇表示敬意。周說,白區工作時期的暴露政策與跑街路線是錯誤路線,而劉少奇同志的言論是正確的。1043周恩來多次檢討,對自己犯下的「經驗主義」錯誤深切懺悔,但是仍遭到毛澤東、劉少奇等的嚴厲指責及與會者的批判。周恩來在會場的緊張、高壓氣氛中,仍然小心堅持一、兩個陣地——周恩來頂住與會者的壓力,為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作了辯護。
  在這些會議上,毛澤東每次都直接上陣,對所謂「兩個宗派集團」左右開攻。劉少奇、康生則緊密配合,為毛搖旗吶喊。劉少奇在10月24、25日的會上詳細講述抗戰以來黨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與以王明為代表的投降主義路線的路線斗爭。1044康生當面責罵博古,攻擊王明、周恩來、博古領導的武漢《新華日報》是國民黨報紙。1045毛澤東并聳人聽聞地宣稱,王明、博古宗派至今還有破壞活動,黨有被分裂的危險,威逼與會領導干部支持自己。
  1943年12月28日,毛澤東決定正式向全黨高級干部公布有關王明、博古的「錯誤」,將對王、博「錯誤」的幾個判斷傳達下去,以統一全黨的認識。在這一天,中央政治局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區黨委發出關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電,毛在這份電報中告訴全黨高級干部:內戰時期,王明、博古宗派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白區損失十分之十,蘇區及紅軍損失十分之九。抗戰時期(1938年),這個宗派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造成項英的失敗,華中、華北在其影響時期的損失。王明的主要錯誤是:一。主張速勝論,反對持久戰;二、迷信國民黨,反對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三、主張運動戰,反對游擊戰;四、在武漢形成事實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黨內鬧獨立性,破壞黨紀軍紀。1046在政治局整風會議期間,毛澤東發出此電報,就是指望通過上下夾攻,逼使中央層的領導干部全部繳械投降。
  1943年11至12月,毛澤東等對王明、博古的進攻達到最高點。在這個時候,已經出現王明等是國民黨「內奸」,王明是執行國民黨「破壞」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歷史上曾被國民黨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歷史有疑點等各種論調,只是在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預電報后,毛澤東才在表面上放松了對王明的指控。
  在緊張、高壓氣氛下召開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基本實現了毛澤東所要達到的目的,從周恩來開始,重要的領導干部一個接一個檢討、反省。然而,唯有彭德懷與眾不同。
  彭德懷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時距抗戰初期出師山西、華北已近六年。彭德懷回到延安后,參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整風會議。他雖然也作了「自我批評」,但是秉性倔強的彭德懷,并沒有像其它高級領導人那樣,做違心的自我鞭撻。對于這一切,毛都看在眼里,記在心上。毛澤東一向對彭德懷存有芥蒂,將彭的直言、坦蕩、自尊視為對自己的冒犯,因此執意要將「火」燒到彭德懷的身上。
  彭德懷與一般中共高級將須確實有所不同,他所關心的問題遠遠超出軍事斗爭的范圍,還涉及到政治、經濟、教育、婦女等廣泛領域,并不時就某些涉及全黨的重大戰略問題向毛澤東提出自己的建讀,頗有軍人政治家的風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懷就中共與國民黨的斗爭及根據地工作問題致電毛澤東,提出:國民黨有長期歷史影響,且有一定社會基礎,戰后我黨與國民黨的斗爭仍是長期的。戰后中國人民的政治動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國」,誰能滿足這一愿望,誰將取得最后勝利。10471943年2月8日,彭德懷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會議上發表有關民主教育問題的談話,認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國來說,就是反對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彭德懷認為中共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制度,在人與人之間發揚互愛、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愛成為合法的束西。目前則要進行「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教育,灌輸科學精神,反對封建迷信。1048在返回延安后,彭德懷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澤東,就邊區財經問題發表意見,認為延安「對這方面還欠明確方向」,并寫了一篇〈論公營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論名義發表」。1049凡此種種,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懷的這些言行足以說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權之念,已對毛構成了「壓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電示彭德懷,明確表示不同意他的有關民主教育問題的談話,批評彭的講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斗爭的政治需要出發」。1050毛且將彭德懷的〈論公營商店〉一文轉賈拓夫、高崗、賀龍、陳云討論,結果是,「實行彭文方針似不可能」,1051此文最后也未能正式發表。
  但是如何處置這位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的彭德懷,毛澤東又頗為棘手。毛既要倚重彭德懷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德懷在軍隊中的巨大影響,殺一下彭的傲氣,以樹立毛本人在軍隊中的絕對權威。于是從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開華北地方與軍隊工作座談會的形式,時斷時續地開會四十馀次,對彭德懷進行了為期四十三天的斗爭。
  華北工作座談會開始之初,薄一波被推舉為會議主席,彭德懷在其所作的關于華北七年抗戰的報告中,檢討了受到毛澤東批評的他在1943年4月發表于《新華日報》(華北版)上「關于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講話。彭德懷表示自己原先的觀點基本是錯誤的,并對自己在華北工作的其它缺點也「進行了嚴格的白我批評」。彭德懷還回顧了他對毛澤東認識所經歷的三個階段:大哥——老師——領袖。他說,自己早已認識到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發展了馬列主義,今后要向毛澤東學習。1052盡管彭德懷已對毛表示了心悅誠服,毛卻不準備讓彭過關。在1945年3月后,對彭德懷的批評突然升級,為了打擊彭德懷的威望,毛澤東有意將會議規模擴大。毛澤東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幾位在中央機關和其它大區工作的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對彭德懷的批評指責已突破華北的范圍,變成了對彭德懷的總清算。
  對彭德懷的指責包羅萬象,從攻擊彭德懷領導平江暴動是抱「入股」目的,「投機革命」,到內戰期間擁護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將斗爭矛頭指向彭德懷領導的華北軍分會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運動游擊戰」方針,指責彭德懷執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康生聲稱彭德懷背著中央發動「百團大戰」,從而「暴露我軍力量,導致華北根據地遭到日軍巨大壓力,根據地大大縮小」
  顯然沒有毛澤東做后盾,康生絕不敢公然攻擊像彭德懷這樣聲望卓著的軍方重要將領,并重點指責由彭德懷領導的「百團大戰」。其實由康生嘴里講出的指責「百團大戰」的話,最早也來源于毛澤東。毛澤東其人講話經常前后不一,出爾反爾。1940年7月22日,八路軍總部以朱德、彭德懷、左權的名義下達戰役準備命令,并報延安軍委,8月20日,戰斗打響,毛聞捷報,大喜過望,給彭德懷打電報,謂之「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象這樣的戰斗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1053 1940年12月2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叮囑「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傳結束」,因為中共要「利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蔣介石的反共新高潮。 1054然而毛澤東說變臉就變臉,當1943年底,八路軍主要領導人陸續返回延安后,毛澤東在和軍方主要將領的談話中就開始表達他對彭德懷領導的百團大戰的不滿。毛澤東指責對「百團大戰」的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 1055毛澤東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團大戰」的話題,只不過是為了在更大的范圍打擊彭德懷的威望。
  華北座談會對彭德懷的斗爭是有目的、有預謀和有組織的,彭德懷參加中共革命以來的歷史及功績,幾乎被全盤否定,彭被指責為「一貫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彭德懷在講話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澤東的話)。彭德懷的人格也受到惡毒的污辱,彭是中共及軍隊高級領導人中生活艱苦、節儉的典范,竟被指責為「虛偽」。彭德懷原名「彭得華」,也被羅織為其志在「得中華」,即意欲與毛澤東一爭高低。1056由于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的支持,許多與會者都參加了對彭德懷的斗爭,羅瑞卿即是其中最積極的人之一。對于橫加在自己頭上的各種罪名和指責,彭德懷并未接受,他說,「毛澤東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正確的,難道就沒有百分之零點一的錯誤嗎」?中共七大期間,彭德懷在大會發言中,對領導八路軍的「缺點」、「錯誤」作了檢討,卻仍然不被毛澤東放過。毛在和師哲談話中,說彭德懷的檢討是「勉強的」——毛澤東對彭德懷確實非常了解,彭德懷只是為了黨的團結才違心地做了檢討。毛澤東一語道出他對彭德懷的不滿,「此人剛愎自用,目空一切」。1057事實上所有對彭德懷的批判,斗爭,就是因為彭不能像其它識時務的領導人那樣,對毛誠惶誠恐,畢恭畢敬,因為毛澤東決不能忍受在中共軍隊內有彭德懷這樣一個具有強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統帥人物。正是毛澤東的狹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閉幕以后,又繼續對彭德懷進行斗爭,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臨國內局勢的劇烈變化,必須全力對外,這一斗爭才停止下來。當毛澤東打擊了彭德懷的傲氣,在軍隊領導干部中搞臭彭德懷的目的初步實現后,1058面對新的形勢,毛仍不得不起用彭德懷,致使一些原先積極參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沒想到彭德懷又起來了」。
  在毛澤東要整肅的干部花名冊中,除了彭德懷之外,陳毅是另一個需要「補課」的高級領導人。1944年3月,陳毅從華中根據地返回延安,這是他自1934年與中央分別后,十年來第一次與昔日的同志會合,但是陳毅來延安后卻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1943年10月,新四軍政委饒漱石在新四軍軍部領導層,就陳毅在紅軍初期與毛澤東不和的舊事,對陳毅展開斗爭,饒漱石等指責陳毅一貫反對毛澤東。饒漱石是劉少奇的親信,1929年劉少奇即與饒漱石相識。當時,担任滿洲團省委書記的饒漱石曾陪同劉少奇同去哈爾濱指導工運。劉少奇在干部使用方面極重個人淵源,1938年后,隨著劉少奇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劉逐漸將歷史上與其有舊誼的同志集合在自己的身邊,予以提拔和重用。1942年,劉少奇奉命前往延安之前,委派饒漱石接替他所担任的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兩職。饒漱石在三十年代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無論從黨內資歷和貢獻看,饒漱石均不能與陳毅相比。劉少奇在新四軍依靠文職干部出身的饒漱石掣肘陳毅等,這一切當然都被毛澤東看在眼里,毛樂得借劉少奇、饒漱石之手,打擊當年曾與自己意見相左的陳毅。因此,饒漱石在對待陳毅的態度上,十分驕橫,有恃無恐,顯然沒有劉少奇、毛澤東的明諭或暗示,饒漱石不可能也不敢對陳毅開展批判。在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爭論中,毛澤東非常明顯地袒護饒。毛向陳毅明確表示,不愿聽他談與饒的爭論,實際是在等待陳毅主動作出自我檢討,也就是向毛低頭認錯——1929年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上,由陳毅取代毛之前委書記的錯誤。為了當年這一「過錯」,陳毅已付出沉重代價。1929年后,陳毅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冷遇。在1930至1931年的「肅AB團」的鎮壓中,毛澤東的親信、紅一方面軍肅反負責人李韶九準備對陳毅下手,陳毅對此已有預感。不久,陳毅果真被扣押,并遭到毆打,硬要陳毅承認是「AB團」,剛好被路過的毛澤東發現,才被救下。以后,毛澤東將打土豪得來的一些金子交陳毅保管,陳毅才知道自己已無生命之虞。10591932年初,周恩來抵中央蘇區后,陳毅受冷遇的情況也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周恩來為了安撫毛澤東,沒讓陳毅重回紅一方面軍,陳毅僅担任江西軍區司令員,遠離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與毛澤東的關系也比較疏遠。時隔十年后,對于毛澤東的冷淡,陳毅完全明白其中之原委,陳毅難抑心中的郁悶,多次向一些重要領導干部解釋當年紅軍內部爭論的內情,并且承認自己對此負有責任。陳毅性格豪爽,認為十年不見的毛澤東確實比其它中央領導人高明,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事實。陳毅并努力去發現毛澤東對中共革命的貢獻,1942年陳毅遠在鹽城新四軍軍部時就發表文章,滿懷激情地稱頌毛的創造不僅對全民族具有偉大意義,甚至還可供其它各國所效法。返回延安后,在參與起草七大軍事報告的過程中,陳毅提出了「毛澤東軍事學派」的概念,并且相應批評紅軍時期某些重要軍事領導人的「錯誤」,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討論陳毅起草的〈建軍報告〉時,一些被陳毅的報告所觸及的軍隊領導干部,「有人潸然落淚,有人唏噓」。1060
  毛澤東對于陳毅的態度有別于彭德懷。相比于性格孤傲的彭德懷,陳毅對于毛澤東顯出尊崇、信服的態度。毛認為陳毅心直口快,而彭德懷則城府很深。所以,陳毅除了自我檢討外,沒有遭到大規模的斗爭。但是,毛澤東并沒有完全信任陳毅,在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中,毛有意逼迫陳毅向饒低頭。中共七大結束后,陳毅仍滯留延安,「天天下圍棋」。當薄一波前去探望陳毅,問他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軍時,陳毅回答道,「他們不讓我走」。1061他們者,毛澤東、劉少奇也。毛、劉非逼陳毅表態服從饒漱石,才肯放陳毅返回華中,然而陳毅硬是不表這個態。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傳來,陳毅表示愿去東北,并陳述在華東「沒有事做,不起作用」,但陳毅的要求卻不被毛澤東、劉少奇批準。毛命令陳毅前去華中,黨內職務為華中局副書記,仍在饒漱石之下。毛此舉除了有意造成陳毅與饒漱石之間的互相牽致,也還有疑忌陳毅的另一層涵義。是故,1949年后,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都是由各大軍區司令員担任,只有華東例外,由饒漱石担任。
  中共七大前后,毛澤東還策劃召開了一系列中共各革命根據地、各部隊歷史問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的宗旨只有一個:檢查歷史上誰反對毛澤東,誰支持毛澤東。在這類座談會上,一些原黨和軍隊領導人,如鄧發、朱瑞、楊尚昆等均受到與會者的批評。在當時的緊張氣氛下,一些戰功卓著的紅軍將領被戴上「經驗主義」或「教條主義」的帽子,遭受指責和冷遇。
  毛澤東整肅內部,重建新權威,一路凱歌行進。現在,毛澤東在心理上已徹底征服了黨和軍隊的領導人,毛澤東「改造中央」的前提——宣布中共政治路線在遵義會議前為左傾機會主義性質,已被黨的領導人所接受。黨和軍隊的領導人也紛紛作出檢討,下一步就是通過正式的會議,將這些用黨的文件形式固定下來,毛終于決定召開中共七大的預備會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四   修訂〈歷史決議〉: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體系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解決了中共預導層的問題,「兩個宗派」已如毛澤東所愿,被徹底摧毀,毛澤東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這次全會距上屆全會已有六年,毛澤東自六屆六中全會控制了中央后,召開中共例行會議就已經全無定例,何時開會,何時休會,只憑他個人說了算。現在,毛需要召開黨的全會了,這次名曰六屆七中全會的會議,竟一開就是十一個月。
  毛澤東在這個歷時將近一年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所要解決的問題有兩個:其一,將以全會的名義,正式通過對過去路線清算的決議案,把自己的歷史地位及對手的「錯誤」,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其二,重建中共的領導機構。上述兩件任務完成,召開中共七大的時機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期間,毛澤東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錯誤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該〈結論草案〉將遵義會議前的中央路線錯誤定性為「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卻并沒有否定六屆四中全會,相反仍認為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毛之所以這樣做,乃是四中全會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蘇區的代表團在到達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澤東鎮壓富田事變的方針,撤換了主張穩妥解決富田事變的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替換之。如若否定四中全會,將無從解釋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當年所采取行動的正當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結論草案〉中,將錯誤路線的開端定為1931年9月20日,以該日中共中央所發布的一個有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文件為標志。其理由是,讀文件忽視日帝侵華將造成的國內階級關系變化,仍一味盲目強調反資產階級。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在贛南會議上對毛澤東有關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張展開了批評。
  時間一晃三年過去了,毛澤東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將有更大的權力,根據自己的意志改寫中共歷史。在毛澤東看來,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澤東之前,中共黨內也曾有人利用撰寫黨史進行黨內斗爭,甚至以此達到改組中央,使自己一躍進入中央核心層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寫批判李立三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又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王明、博古等以此作為自己的綱領,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也因此成為「正確路線」的代表,跳過中央委員的臺階,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盡管王明和毛澤東在利用修撰黨史進行政治斗爭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處,但細加研究,還是可以發現兩者之間仍存有明顯的差別。
  首先王明的寫作是一種個人的行為。王明在撰寫《兩條路線》時只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工作人員,他的小冊子表達的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蘇學生對黨內紛爭的看法,雖然王明的觀點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冊子并沒有經中央全會通過,也沒有作為黨的正式結論而下達。
  其次,王明的小冊子重點論述的是他個人對立三路線的批判,并不是對黨的整個歷史的總結。1938年后,張聞天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又名〈中國革命運動史與中共黨史〉),張聞天開講的這門課僅敘述到1927年國共分家,對1927年后黨的歷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還沒有一本較正式的被黨中央通過的黨史范本,也沒有一個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正式文件。
  或許是受到王明小冊子的啟示,更或是毛澤東心理中對「名正言順」的強烈要求,從遵義會議始,毛就極為重視在黨的決議中表達自己的觀點。〈遵義會議決議〉雖然由張聞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觀點,毛在肯定黨的政治路線的同時,實際上已否定了這條政治路線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為了徹底顛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編纂《六大以來》,到了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毛全面批評原中央路線,會后又親自動手,起草了會議的〈結論草案〉,對修訂黨的歷史決議顯出極大的熱情與關注。但是毛澤東知道,修訂黨史一事事關重大,要使自己的論點無懈可擊,讓黨內高層心服口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其關鍵問題在于: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論草案〉只是對中共上層的斗爭進行了初步總結,大區一級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還未開展,如果在作中央結論之前,先對大區一級的黨的歷史進行總結,這就可為正式作好中央結論奠定基礎。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澤東的倡議下,由任弼時領導召開了中共西北局高干會議,這次會議歷時近三個月,參加會議的并非僅是從事西北工作的干部,延安幾乎所有重要機關、部隊和學校的首長和各地前來延安參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干會議。中央領導人從毛澤東開始,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陳云、彭真、高崗、李富春等依次在會上作重要報告。西北局高干會議的主題除了動員檢查「兩條心、一條心」、部署審干、討論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外,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檢討西北地區黨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而問題的重點在對1935年陜北「肅反擴大化」問題作出新的結論。
  在任弼時、高崗的領導下,高干會議對原北方局派駐西北地區的代表朱理治和原邊區黨委書記郭洪濤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崗在高干會議上作〈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全面清算朱理治、郭洪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高崗在發言中還批判了「帶著張國燾錯誤肅反路線影響來陜北的紅二十五軍主要領導者」。1062會議作出決定:
  一、修改1935年中央紅軍抵陜北后,中央黨務委員會關于審查陜北肅反問題的決定,原決定在為劉志丹、高崗平反時仍批評了劉、高犯了右傾錯誤,現宣布原決定存在錯誤,將原錯誤責任人從戴季英(陜甘邊政治保衛局局長)、聶洪鈞,擴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濤,并且把高崗封為「正確路線」的代表。
  二、對原陜甘負責人朱理治、郭洪濤作出處罚,將兩人定為「錯誤路線」的代表。
  這個新決定對毛澤東日后作出正式的黨史決定具有重大意義:
  一、它開創了用兩分法 ——即以「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斗爭為綱,總結黨的歷史的新思路與新方法。
  二、它將西北歷史問題置放于全黨的路線斗爭的框架不予以認識,換言之,西北黨史上的路線斗爭是全黨路線斗爭的一個縮影,兩條路線的斗爭不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面,中央的錯誤路線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業;另一方面,地方錯誤路線的代表又是中央錯誤路線的代理人和黨內基礎。
  1942年11月;1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報告,對會議所作的歷史結論表示滿意,毛在談到黨的歷史問題時講到兩個重要問題:—、錯誤路線(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線」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蘇區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區工作。二、西北的結論與全黨的結論「是相同的性質」。1063毛的這番話一方面已為日后的〈歷史決議〉定下了調子,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將西北決議當作是全黨決議的試點。
  根據毛澤東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時在高干會議上作〈關于中央重新審查陜北「肅反」問題決定的兩點解釋和檢討歷史的教訓〉的總結報告,通過對朱理治、郭洪濤的批判,為以后全黨的〈歷史決議〉對王明、博古的批判確定了幾個重要的口徑。任弼時指出:
  一、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之前為錯誤路線統治全黨時期,陜北的情況只是全黨的一個縮影。
  二、朱理治、郭洪濤「品質惡劣」,「黨性根壞,到了陜北這個區域,大擺欽差大臣的派頭,有很高的領袖欲,是一種政治野心家,想篡奪陜北(包括陜甘邊和陜北)黨政軍的領導,以滿足當領袖的欲望,好來稱王稱霸」。在這里,只要將朱理治和郭洪濤的名字換上王明、博古,將陜北換成全黨,就可成為對王、博的指控,日后對王明、博古、張聞天的批判幾乎使用的是與此完全一樣的調子。
  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蘇區工作損失十分之九。白區工作損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線斗爭正確與否對革命勝利或失敗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錯誤路線可以鬧到亡國、亡黨、亡頭的地步。1064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關于高干會議對邊區黨歷史問題檢討的決定〉,同意和批準1942年11月高干會檢討的基本精神及高崗對此問題所作的報告,并且要求邊區各級組織、全體干部和黨員,「應將高崗同志關于邊區黨歷史所檢討的報告,作為整頓三風的重要文件之一,進行深入的研究的討論」。1065
  由此可見,西北歷史問題的結論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正式作出全黨結論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與以后的〈歷史決議〉完全一致,只是1945年的〈歷史決議〉更具理論形態,邏輯論證更嚴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風會議及11月政治局會議開始以后,隨看高層路線斗爭的進一步展開,毛澤東對起草黨的歷史決議也愈加重視。任弼時在領導總結西北黨的歷史結論方面已獲得豐富經驗,與毛的認識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讓任弼時主持全黨歷史決議的寫作班子。為了顯示毛的光明正大,讓犯「錯誤」同志對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錯誤路線」代表人物張聞天、博古參加〈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復至1945年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再通過修改后的〈歷史決議〉。毛澤東對此文件,「精雕細刻」(毛之自謂也),前后共進行七次修改。現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屆四中全會,將錯誤路線的開端定為六屆四中全會,毛將不再顧及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變問題上對他的支持,繞開富田事變問題,全盤否定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的中央代表團。毛澤東在這份〈歷史決議〉中,全面討伐了以王明、博古為首的「教條主義集團」。1066同時,也對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主義宗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不點名指責了周恩來等對王明的妥協、支持、擁護,和對毛澤東正確路線構成的危害。
  在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新黨史中,如何反映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劉少奇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顯而易見,若要肯定劉少奇有關白區工作策略、方針的正確,就必須將其對立面:舊中央領導的三十年代的白區工作予以全盤的否定。1937年春,劉少奇曾就包括黨在白區工作在內的黨的十年歷史評價問題,公開向張聞天發起挑戰,但是那次進攻因受到張聞天和其它從事白區工作許多黨的干部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取得成功。幾年以后,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得到加強,善于窺測風向的康生發現劉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漲,很快調整了與劉少奇的關系。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經在黨內攻擊、指責過劉少奇有關白區工作的意見是「右傾機會主義」,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竟對歷史上反劉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評」,康生表示當年自己反對劉少奇是錯誤的,是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云云。康生作為黨在白區工作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評」,初步樹立了劉少奇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形象。此時的毛澤東正需要劉少奇的鼎力協助,因而對擴大宣傳劉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態度。到了1944年,劉少奇是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說法已廣為流行,于是,一個蘇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毛澤東,再加上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劉少奇,新黨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來。在這個新解釋系統中,毛澤東的貢獻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劉少奇的貢獻主要集中在白區工作方面,在黨的「功勞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劉少奇在黨內的威望畢竟無法與毛澤東相比,即使與周恩來等長期位居中樞的領導人相比,也顯得遜色。將劉少奇樹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首先就得讓那些從事白區工作的干部承認「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百」的觀點,而做到這一點卻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王世英等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開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區工作總結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為了統一對三十年代白區工作的認識,參加會議的有康生、黃火青(代表中組部)、潘漢年、王世英、王學文等十馀人。康生在會上作了基調發言,強調白區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務,給黨帶來了很大損失,以此全盤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區工作。但是康生的講話當場受到王世英的駁斥,王世英詳細列舉了1932年以后中央軍委(上海中央局機構)、中央特科等所開展的情報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證明黨在白區的工作并沒失敗。王世英的發言獲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但卻使康生極為惱怒,不等會議結束康生就退出了會場。1067這個時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對白區工作的否定,是為了彰顯劉少奇,是毛澤東整體戰略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劉少奇就必須全盤否定黨在三十年代的白區工作,盡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劉少奇領導,與劉少奇有著較密切的工作與個人關系。1068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黨的高級的政治生活」,他只是從他個人工作和觀察的角度對康生的意見表示異議,其結果當然不可能改變黨對三十年代白區工作的評價。白區工作總結會議后,毛澤東接見了王世英,沒有正面談論王的意見,只是表示白區工作是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1069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過的〈歷史決議〉中,正式將劉少奇樹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從而確立了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法理依據。這樣,一個以毛澤東為中心、以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為經緯的中共黨史體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領導的抗德戰爭已獲全勝,斯大林在世界范圍內的威望已達到頂峰。然而正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卻一舉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澤東必須小心翼翼,盡量不觸怒斯大林。
  據師哲記述,1943年后,毛澤東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對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孫平)進行「改造和培養」,「毛主席把孫平拉得緊緊的,目的是通過孫的嘴巴把我們的看法匯報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試圖「把他變成我們的朋友,讓他宣傳我們的觀點」(從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對毛的這個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開前夕,毛澤東幾乎每周或隔一周與孫平長談一次,「每次要花三、四個小時」。七大結束后,毛又召見孫平,向他介紹大會情況(孫平參加了中共七大),「讓他照提綱向莫斯科匯報」,中心內容有三:「大會是團結的」七大路線「得到了全黨擁護」;「大會一致擁護毛澤東和劉少奇作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1070凡此種種,顯示出毛澤東縱橫捭闔之術已達化境。
  毛澤東為了避免斯大林的猜忌,在〈歷史決議〉中對原先已準備徹底否定的幾個中央歷史問題在評價方而作了改動。
  其一,關于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是周恩來進入中央核心、成為中共事實上最高負責人的開端。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上,周恩來遭到與會者嚴厲指責,與此相聯系,大多數與會者都主張否認中共六大。一段時間內,毛澤東放任這種對中共六大的指責——六大是在布哈林指導下召開的,而布哈林早已被斯大林處決,否認六大不致于得罪斯大林(將中共「機會主義」的思想淵源歸之于所謂德波林學派——與布哈林關系密切的蘇聯理論家——成為延安一種流行的說辭)。但是,否定中共六大,遭到周恩來的抵制,周恩來搬出當年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一些觀點,強調六大開始注意紅軍和武裝革命功不可沒。毛澤東經過考慮,決定對六大基本予以肯定。畢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間,多次接見周恩來,對中共六大極為關注,貿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將引起斯大林的懷疑。于是,毛澤東為了顯示自己的黨內歷史老資格,教訓王明、博古等人,在許多場合多次宣稱,自己是迄今僅有的六大選出的幾名中央委員之一。
  其二,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是否合法問題。在1943年秋以后,隨著毛澤東、劉少奇、康生等對王明、博古、周恩來批判的調子愈來愈高,在中共領導層內,已出現王明、博古是內奸,是專門來破壞中共的論調,王明、博古似乎馬上面臨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期間,毛澤東盡性地斥罵王明、博古及其后臺——1938年已被斯大林槍斃的原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在這種氣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劃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及由博古、周恩來在江西蘇區召開的五中全會,就開始被認為是非法篡權會議。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后,毛澤東經周密思考,最后決定,將王明、博古仍視為黨內問題(不再認為是內奸),承認四中、五中全會均為合法會議。米夫雖被斯大林處死,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借溝出水,將被共產國際批準的六屆四中及五中全會乘機指為非法。如果把長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對之較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為敵人,則又走得太遠,特別是在眼下中共還需斯大林支持的時刻。
  在毛澤東的精心指導下,〈歷史決議〉圓滿完成。從此,它成為毛澤東手中掌握的一個對付黨內同僚的「緊箍咒」,在1949年后為毛的每一個政治斗爭服務,一直到1966年劉少奇倒臺,才從《毛澤東選集》中撤出〈歷史決議〉。
  〈歷史決議〉的完成是毛澤東勝利大進軍的一個路標,毛無驚無險,就將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化為新黨史的樣本。
  毛澤東在加緊修訂〈歷史決議〉的同時,重建中央機構的工程也在抓緊進行。
  重建中央領導機構的中心任務之一是調整中央書記處的格局,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采用非常手段,凍結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部分權力。1943年3月,在周恩來等缺席的情況下,又對中央書記處實行重大改組,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六屆六中全會的書記處成員只有毛澤東一人繼續保留書記職務,加上新任書記劉少奇、任弼時,中央書記處只有三人。對這種情況,盡管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口不敢言,但長期以往,畢竟難以服眾。尤其在周恩來等已返回延安、對以往過錯作了全面檢討并表態全力擁護毛澤東后,再將周恩來排斥于最高領導層之外,似多有不妥。
  調整中央書記處也和整風、審干已進入后期掃尾階段有關。現在一度代行政治局、書記處功能的中央總學委已完成使命,隨看甄別階段的到來,客觀上也要求恢復黨的日常領導機構的正常運作。
  最后,抗戰即將勝利,中共將面臨新的復雜形勢,也迫使毛澤東不得不考慮建全黨中央領導機構的問題。隨著抗戰期間中共力量的急劇增長和即將到來的抗戰勝利,中共馬上要迎來一個新的時期。新的環境和新的形勢需要全黨上下一心,一致對外,顯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適應目前黨所面臨的形勢和新的任務。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年5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開幕之時宣布,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人組成主席團,代行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職權,此五人主席團實際就是延安整風后新產生的中共最高領導核心,也是未來中共七大新組成的中央書記處組成人員。
  在這五人領導層中:
  毛澤東是主宰全局的領袖,
  劉少奇是僅次于毛的黨內第二號人物,
  周恩來位居第三,
  朱德作為紅軍和八路軍總司令,其中央書記的職務在根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義,
  任弼時自1940年進入核心層,全力支持毛,1943年成為三人書記處成員,現在繼續保留中央書記的職務。
  至此,延安整風運動所要達到的改組中共最高核心層的目標已經完成大半,下一步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選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
  五   中共七大召開及博古、張聞天等人的公開檢討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嚴格保密下進行的,所有代表的筆記本在當天會議結束后,都須編號上交中央辦公廳保管。全程參加會議的外國人只有蘇聯駐延安觀察員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即野坂參三)僅參加了部分會議。
  中共七大以毛澤東的勝利而載入史冊,毛澤東昔日的政治對手及一批黨和軍隊的重要領導干部,在大會的講臺上相繼對自己的錯誤向全黨和毛澤東作出檢討。
  毛澤東鼓動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經歷的黨的負責人在全黨面前公開認錯,有極現實的意義:彼等的檢討一則證明毛之正確;二則用他們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黨內之廣泛影響,樹立毛的領袖地位的絕對權威;第三,毛從此手握批評之主動權,可隨時給「犯錯誤」的干部念「緊箍咒」,使其絕對服從自己的領導;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悅誠服,毛是當之無愧的中共領袖。
  王明本屬應予檢討的頭號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參加全程的會議。王明本來要向大會請假,毛澤東親自上門勸說,請王明務必參加大會的開幕式。于是,王明被抬著担架送入會場,以顯示全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的空前團結。1071
  在七大召開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的「幫助」,王明向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交出長篇書面檢討,他表示接受〈歷史決議〉對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聲稱,將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服從毛澤東的領導。
  王明以后宣稱,當年他的檢討是被迫的。他說,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勸他作出檢討,并列舉理由: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再也沒有什么組織可以申訴自己的意見了……如果你拒絕承認七中全會的決議。反正七大也能通過類似的決議,如果那時你再不服從,就會把你開除出黨,那時要進行斗爭,就更加困難了……。1072顯然,王明是抱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心理被迫承認「錯誤」的。
  博古是在大會上作公開檢討的「教條宗派集團」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日,博古向大會做長篇檢討,他流看眼淚對自己作了全盤否定和鞭撻(在前不久的六屆七中全會上,博古的「思想還搞不通」)。博古在大會發言中,以自己的錯誤、荒謬和對革命帶來的危害來證明毛澤東的偉大與正確。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張聞天也在大會作公開檢討。張聞天作為「教條宗派集團」的骨干,自然是罪責難逃。張聞天的檢討采用對比法,以自己為錯誤的一方,以毛澤東為正確的一方,全盤否定白己,在對比中幾乎用盡所有貶義詞匯,痛責自己的愚蠢、狂妄、膚淺和食洋不化。張聞天表示從此要「以鄭重與謹慎的態度來在實際行動中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與作風」。
  張聞天的檢討堪稱「新我」戰勝「舊我」,是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一個樣本,也是將自我譴責與歌頌毛澤東相結合的一個范例。他首先將自己形容成一個對革命成事不足,敗事有馀,一貫給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本沒有資格担任領導,只是被「超級的提拔」,才進入中央領導機構。張聞天說:
  在這次整風運動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覺到的,就是我過去自高自大,自以為是的驕傲態度,曾經妨礙了我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與作風,……關于我過去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的尖銳與深刻的批評,使我的驕病有了轉機。這里,我首先應該感謝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對于我的幫助。……為了真理,我曾經必須從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虛假的「面子」與「威信」所織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經必須打倒把我高懸在半空中的「地位」與「頭銜」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從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無產階級的靈魂,就是這樣,悄悄地在斗爭中占了上風。
  張聞天繼續說:
  (毛澤東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與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與情感,他的痛苦、歡喜與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歡喜與憤怒,……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這是真正偉大的人格!……在這偉大的人格面前,我們感覺到真正的驕傲與光榮……而同時我們又感覺到我們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張聞天表示,他是一個壞思想、壞作風根深蒂固的人,「你們如果輕易相信我,你們可能犯錯誤」。張聞天懇求毛澤東繼續「幫助」「改造」他,他自己則要「贖罪于萬一」!1073
  在博古、張聞天之后,楊尚昆、朱瑞等被劃入「教條宗派」的領導干部,在大會發言中,也都對自己以往所犯錯誤表示懺悔。
  周恩來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開幕式的演說和4月30日向大會所作的〈論統一戰線〉的發言中,都對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也分別就自己所負責的工作中的錯誤,各自作了檢討。彭德懷在4月30日的大會發言中,還像其它高級領導人那樣,將自我檢討與歌頌毛澤東結合起來。他說:華北抗戰八年所取得的成績,與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和中央的許多具體指示規定是分不開的,與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開的,同時也有賴于華北黨的長期斗爭歷史和劉少奇對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確領導。1074
  中共領導干部在七大上做公開檢討是被精心安排的。做檢討的人無非是兩類人,一類為留蘇干部,即「教條宗派」分子,另一類為中共老干部,即「經驗宗派」分子。毛澤東的親信均不在做檢討之列。
  康生在七大期間是一個備受代表們矚目的人物,與會代表中一些人曾在審干、搶救運動中蒙受打擊,現在他們都得到甄別,黨也承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過偏差,因此他們都迫切希望康生能在大會上對此問題作出檢討。然而這些干部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為康生的所作所為皆為毛澤東所批準,他不認為自己有何過錯,毛澤東也不愿看到康生在七大會議上受到指責。
  大會本來計劃安排康生做審干、反特斗爭的報告,后毛澤東、劉少奇等以七大應解決黨在當前斗爭中的任務為由,取消了康生的報告,改由他在大會作發言。5月2日,康生在七大第六次會議上作對毛澤東政治報告的認識和兩年多反奸工作經驗教訓的發言,康生在發言中,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評,引起與會者的強烈不滿。毛、劉于是專門安排曾積極參與領導中央黨校審干的原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在大會作專題發言。5月11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會議上作廣東黨在開展武裝斗爭的經驗教訓的發言,他在發言中就勢大談審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強調,審干十分重要,有缺點錯誤在所難免,而這些錯誤是在正確路線上,并且已經改正,因此不必死抓住這點去做口實。古大存稱,在搶救運動中,邊區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國民黨的特務政策破產了,這就是說黨得到了根大的勝利。古大存在發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粵北省委被國民黨破壞的教訓(1944年被國民黨破獲,南委副書記張文彬遭國民黨逮捕并被殺害,南委負責人涂振農被捕叛變),強調必須加強對國民黨特務政策的警惕。他批評從大后方撤退來延安的同志不能正確地對待黨的審查,他說,有些同志因審干受到沖擊而對審干表現的那樣憤慨。古大存指責道,這些人拉拢對審干不滿的同志,袒護嫌疑分子,這里罵,那里罵,操他娘×你媽,他們為什么不痛恨國民黨的特務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犧牲的同志,卻因個人情緒受一點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粵北省委被破壞,我們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聽過大后方提起過這個沉痛的教訓?使我們的同志們以后從這個教訓里面去警惕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呢?沒有!1075——此時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這番話已經傷害到周恩來,因為大后方的黨受周恩來領導,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南委)作為南方局的下屬機構更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批評大后方的黨不重視反奸斗爭就是批評周恩來,且這種說法根本不符合事實。在搶救高潮中,周恩來曾主動為那些受到打擊和懷疑的從大后方撤退來延安的同志作出證明和辯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邏輯,周恩來的行為也稱的上是「袒護嫌疑分子」和「拉拢對審干不滿的同志」了。古大存雖是一位老黨員,卻不懂「黨的高級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發言說出了毛澤東、劉少奇、康生、彭真想說又不便說的話,全面地表達了毛、劉、康、彭在搶救問題上的觀點,客觀上為康生等作了掩護。于是,大會期間,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賞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領導人,在全黨面前自我羞辱,與會者雖然對康生強烈不滿,但大家對他卻無可奈何。
  屬于劉少奇系統的干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護。彭真在中央黨校領導整風審干,曾傷害過許多干部,同樣引起黨內的不滿,但是彭真等皆被劃入劉少奇白區正確路線的大旗之下,他們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條宗派」分子和「經驗宗派」分子那樣受到打擊。
  
  六  毛澤東的勝利與中共新的領導核心
  中共七大是毛澤東將其經過多年的努力與斗爭而獲得的勝利,以組織的形式予以體現和確認的會議。
  在中共七大上全黨正式接受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方針,毛成為無可爭議的中共最高領袖,毛昔日的政治對手在全黨面前向毛繳械投降,毛以自己的意志徹底改造了中共,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和七屆一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具體體現了毛澤東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條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盡管自三十年代后期就積極靠拢毛澤東,甚至在延安整風初期還十分活躍,但終因在遵義會議上反毛澤東的歷史舊帳,而未能進入中央委員會。
  原「經驗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補委員,瑞金時代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因在江西時期負責肅反,結怨甚多,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漸失勢,鄧發在1936年去蘇聯后,與王明的關系又頗為密切。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時,對毛澤東略有微辭,此次也在中央委員選舉中落選。
  抗戰前期地位顯赫,一度担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與博古等關系密切的前中央候補委員朱瑞,和前中央候補委員、原北方局書記楊尚昆,未能和一般大區負責人一樣,被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
  原「教條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只因毛澤東親手點燃的反「教條宗派」的大火,差點燒到失控的地步,竟需要毛出面為王稼祥說幾句好話,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王明、博古作為「錯誤路線」的象征人物,被保留在中央委員會,但名列中央委員三十三人中的倒數第一和第二。
  由毛澤東掛帥的新政治局也兼顧了歷史與現實。七屆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條宗派分子張聞天,這也是對張聞天較早從王明集團中分化出來,長期配合、服從毛澤東的犒勞。
  前政治局委員周恩來、陳云保留了他們原先的職務。在1935年末瓦窯堡會議補選為政治局委員的彭德懷,作為軍隊代表,繼續担任政治局委員,以顯示毛澤東公正、寬大,「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將任弼時選為政治局委員是順理成章,現在任弼時名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之后,成為中央書記處第五號人物。
  新政治局的組成安排也反映了劉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劉少奇的老部下彭真跳過中央委員的臺階,一躍進入政治局。劉少奇在中共七大這次黨內權力再分配的過程中,大大加強了自己在中共組織系統中支配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為,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劉少奇的一批老部下,突破了因歷史上曾被國民黨關押于監獄和反省院而造成的干部使用方面的限制,順利地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1943年11月,一批原從北平、天津等地國民黨監獄和反省院出獄的中共干部相繼來到延安。盡管1937年他們出獄曾經毛澤東、張聞天批準,但是在審干和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中,這批人當年出獄的問題又被重新提起。早先,由陳云主持的中央組織部曾傾向于將彼等的出獄視為政治歷史問題,在干部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1940年就開始了對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現在,官司打到毛澤東那里,毛親自接見薄一波等,詢問有關情況,最后作出有利于薄一波等的安排,陳云原先担任的中央組織部長一職也由彭真正式接替。毛澤東此舉固然與其當年知曉薄一波等出獄經過有關,更因薄一波、安子文、林楓等人皆屬劉少奇的得力部下,且在抗戰爆發后。從事領導華北敵后武裝工作,在招兵買馬方面功勞卓著。毛澤東不囿成規,對劉少奇系統的干部表示充分信任,并在組織安排上予以重用,以此作為對劉少奇支持自己的回報。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開期間,陳賡等部分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獄問題不宜担任中央候補委員的意見(在醞釀名單中,薄一波被列入候補中委),陳賡向劉少奇、周恩來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發話,將反對意見擋了回去。毛并說,將薄一波安排為候補中委本來就不妥,其意是薄一波有資格担任正式中央委員。1076結果,在七大中委選舉中,薄一波、安子文等皆當選為中央委員。
  高崗作為西北地方黨和軍隊的代表,與彭真一樣,也一步躍過中央委員的臺階,直接進入政治局,這個時期,高崗受到毛澤東的青睞,被認為是毛的親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員,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繼續蟬連,隨著形勢巨變,中共急需一致對外,而對內整肅的任務已經完成,康生長期担任的中央社會部部長一職由李克農接任,康生成為掛名政治局委員,馬上陷入「失業」的境地。此時毛澤東已暫時用不著康生,于是他只得主動請求去山西,以后又去山東渤海區,在兩地搞了一場極左的土改。
  中共七大召開及新的中央領導核心的建立,標志著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團結,毛聲稱,「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已被打碎,不復存在了。經全黨奮斗,幾年努力,1949年中共革命終于成功。但是,曾經一度失去蹤影的「帽子」,數年后又忽隱忽顯,飄浮在毛澤東那些同僚的頭頂之上,康生又重新被從籠子里放出。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始,毛澤東重又頻念緊箍咒:1958年周恩來被批評,1959年廬山會議上,再掀歷史老帳,斗爭彭德懷、張聞天,指責朱德,延安整風時期的兩頂帽子重新飛舞。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毛更將他在整風期間提拔的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劉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斃,連招架之力也沒有——怨怪毛澤東也不全對,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才直接、間接造成了這一切!當年不正是劉少奇等將毛澤東捧為至尊至圣,使毛獲得了予取于奪、凌駕于全黨、無人能予制衡的絕對權力!現在劉少奇等意識到這一點已太晚,這正印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2013-08-22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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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革命先行者民國之父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本名孫文,字載之,號日新、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是醫師、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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