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時代作品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字體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參考文獻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參考文獻
高華 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參考文獻
  一  檔案文件集
  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1986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內部本),第1—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1987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2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
  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14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1991年)。
  二  年譜、文集、資料匯編
  《丁玲集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山東大學編寫組編:《中國革命史論文輯要》(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1920.8——1987.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合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1919——193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褊:《劉少奇年譜(1898——196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北京:人民出版社、湖南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4年匯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5年匯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印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一6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共中央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增刊》(盧森堡專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一4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5一8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9一28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1988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29一36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1990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一60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1996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61一67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1998年)。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褊:《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共天津市委組織部、中共天津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天津市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天津組織史資椰(1920——1987(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1年)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吳玉章傳》編寫組編:《吳玉章文集》(重慶:重慶出版杜,1987年)
  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1——11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79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2——14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褊:《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5——17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印行,1989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選》(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1年)。
  中國杜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新聞研究資料》,第17、18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編:《延安文萃》(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中國現代史學會編:《中國現代史論文摘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米夫關于中國革命言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王明言論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王洪模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9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
  王建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
  王朝美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90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稼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毛澤東選集》,第1卷(無出版地點,蘇中出版社,1945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1一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1960年)
  《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毛澤東文集》,第1一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6年)
  《毛澤東文選·毛澤東思想萬歲》(無印行單位、地點,1967年)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杜,1995年)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毛澤東論黨的歷史》(南京:南京大學印行,無出版日期)
  《毛澤東思想萬歲》(無印行單位、地點,1967年)
  《毛澤東思想萬歲》(據日本小倉編集企畫版重印,無印行單位、地點,1967年)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三輯)(無印行單位、地點,1967年)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四輯)(無印行單位、地點,1967年)
  《毛澤東思想萬歲》(無印行單位、地點,1969年)
  《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
  《毛澤東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毛澤東詩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
  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黨的建設》,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公安保衛工作》,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1一5卷(東京:汲古書院,1971——1975年)
  《生活全國總書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書店印行,1935年)
  《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任弼時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共青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共青團陜西省委青運史研究室編:《安吳古堡的鐘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1—10卷(東京:北望社;1970—1972年)
  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江青同志講話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
  江蘇省社科院《惲逸群文集》編選組編:《惲逸群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伯釗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李伯釗文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
  李烈主編:《賀龍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維漢選集》編輯組編:《李維漢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李富春選集》編輯組編:《李富春選集》(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2年)。
  《抗戰初期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編輯委員會編:《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工業學院出版社,1986年)。
  延安整風運動編寫組編:《延安整風運動紀事》(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年)。
  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3輯(臺北:文星書店,1962年)。
  《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年)。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周國全、郭德宏編:《王明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杜,1991年)。
  《周揚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武衡主編:《徐特立文存》(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
  《胡喬木文集》,1一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994年)。
  《革命史資料》,第3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
  《革命史資料》,第15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革命史資料》,第1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
  《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設》(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
  淮南抗日根據地編審委員會編:《淮南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
  《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漢口:中國出版社,1938年)。
  《陳云文選》(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張聞天文集》,第1一4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1995年)。
  《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在1935——1958》(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
  《習仲勛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陶鑄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雪峰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
  「國防部新聞局」編印:《共匪反動文件匯編》(文化教育)(無出版時期、地點)。
  「國防部新聞局」編印:《共匪反動文件匯編》(社會運動)(無出版時期、地點)。
  《董必武年譜》編輯組編:《董必武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華東水利學院《革聯》編:《毛主席論教育》(南京:南京大學八二七兵團教改辦公室材料俎,1967年)。
  彭真:《關于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
  《彭真文選》(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編:《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解放社編:《整風文獻》(訂正本)(上海:新華書店,1950年)。
  《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葉劍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7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新聞工作文集》(北京:解放軍報社,1979年)
  《廣東文史資料》,第33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
  翟作君、鄔正洪主編:《中國革命史研究菅萃(1911—1949)》(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
  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事變檔案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蔡尚思主編、姜義華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3、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4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5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6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
  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7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
  《鄧小平文選》(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鄧力群:《延安整風以后》(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
  《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86年)
  劉增杰、趙明等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史料》,上、中、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韓勁草主編:《安子文組織工作文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
  邊區總學委編:《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延安:1942年)
  《薄一波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蘇維埃中國》第1集(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1933年),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年翻印。
  《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三  著作、論文、傳記、回憶親歷資料
  三畫
  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于光遠:〈初識陳伯達〉,載《讀書》,1998年第6期。
  四畫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若干問題說明》(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編寫組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說明》(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5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3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金立人、李華、李小蘇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上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江蘇地方史》(1919——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共河南省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懷念危拱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現形》(無出版地點,愛國出版社,1946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85年)。
  中央檔案館黨史資料研究室:〈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7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新聞事業史》(杭州:杭州大學新聞系翻印,1962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蘇井觀傳》編寫組:《蘇井觀傳》(北京: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1年)
  《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回憶與評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
  《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尹均生主編:《中外名記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區》(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
  尹駢:《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
  尹駢:《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王必勝:《鄧拓評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年)
  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王克之編:《延安內幕》(上海:經緯書店,1946年)
  王良:〈羅烽、白朗蒙冤散記〉,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2期。
  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
  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印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王培元:《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桂林:廣西師范大學,1999年)
  王首道:《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王首道:《懷念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王秀鑫:〈對1949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信的評述〉,載黃修榮主編:《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王超北口述、師寧編寫:《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
  王琳:《狂飆詩人柯仲平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2年)
  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輔一:《項英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王實味等著,沉默編:《野百合花》(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
  王德芬:〈蕭軍在延安〉,載《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4期。
  王德芬:〈安息吧,蕭軍老伴!〉,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蘇)瓦·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
  方長明:〈試述共產國際與我黨對閩變的策略〉,載《黨史資料與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文化靈苗播種人——姜椿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
  五畫
  甘棠壽、王致中、郭維儀主編:《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史鋒:《反對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斗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俄)尼·費德林著,周愛琦譯:《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
  (美)尼姆·威爾斯著,陶宜、徐復譯:《續西行漫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
  (蘇)弗拉基米洛夫著,周新譯:《延安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
  (美)白修德著,馬清槐、方生證:《探索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
  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臺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
  (美)D·包瑞德著,萬高潮、衛大匡等譯:《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的年)。
  本書編輯組編:《回憶潘漢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
  石志夫、周文琪編:《李德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六畫
  《回憶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回憶鄧子恢》編輯委員會編:《回憶鄧子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回憶雪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仲侃:《康生評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2年)。
  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向青:烘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朱仲麗:《黎明與晚霞》(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朱鏡明:《李達傳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司馬璐:《斗爭十八年》(全本)(香港:亞洲出版社,1952年)。
  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香港:自聯出版社,1967年)。
  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陳裕年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
  江華:《追憶與思考——江華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伍修權:《我的歷程(1908—1949)》(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伊·愛潑斯坦:《突破封鎖訪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
  (美)伊羅生著,劉海生譯:《中國革命的悲劇》,東亞叢書第11種(香港:和記印刷有限公司,1973年)。
  曲士培:《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匡亞明紀念文集》編委會褊:《匡亞明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俄)安·麥·列多夫斯基:〈在中國的外交生涯(1942——1952)〉,載俄《近代史和現代史》雜志,1996年第6期。
  (俄)安·麥·列多夫斯基:(外交官筆記(1942——1952)〉,載俄《近代史和現代史》雜志,1996年第6期。
  (蘇)托洛茨基著,王家華、張海濱譯:《論列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
  (蘇)米·伊·巴斯馬諾夫著,苗為振、陳永秀、閻志民譯:《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七畫
  呂正操:《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抗戰初期的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天民:《林彪評傳》(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
  李天民著,鄧錦輝等譯:《劉少奇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李志民:《革命熔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
  李志英:《博古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李南央:〈六十年恩怨情仇:記我的父親李銳和母親范元甄〉,載《開放》(香港),1997年12月號。
  李雪峰:《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
  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
  李輝:《李輝文集·往事蒼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
  李銳:《懷念廿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銳:《李銳往事瑣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李銳:《直言》(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
  李樵:《徐以新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
  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志平編:《歷史不容歪曲——評〈項英傳〉(南京:無出版單位,1997年)。
  沙汀:《沙河自傳》(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8年)。
  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杜重石:《風雨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
  宋金壽:〈關于王實味問題〉,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宋曉夢:〈李銳與延安「輕騎隊」〉,載廣州《嶺南文化時報》,1998年9月10日。
  宋曉夢:《李銳其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言行:〈高長虹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4期
  言行:〈高長虹晚年的「萎縮」〉,載《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4期。
  何滿子口述,吳仲華整理:《跋涉者——何滿子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八畫
  金東平:《延安見聞錄》(重慶:民族書店,1945年)
  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
  金觀濤、劉青峰著:《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杜,1993年)
  范青:《陳昌浩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
  《林渠傳》編寫組編:《林渠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年)
  周良沛:《丁玲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
  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周森:《馬海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周揚關于現代文學的一次談話〉,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
  周維仁:《賈拓夫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
  周鯨文:《風暴十年》(香港:時代批評社,1962年)
  《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8年)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武衡:《無悔——武衡回憶錄》(北京:專利文獻出版社,1997年)
  九畫
  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逄先知(1950——1966年曾負責管理毛澤東圖書):〈關于黨的文獻編輯工作的幾個問題〉,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3期。
  胡風:《胡風晚年作品選》(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年)
  胡風:〈再返重慶〉(之二),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期。
  胡風:《胡風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姚艮:《一個朝圣者的囚徒經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施巨流:《王明問題研究》(成都:無出版單位,1998年)
  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
  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陜甘寧邊區法制史話》(訴訟獄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
  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十畫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馬洪武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馬員生:《旅蘇紀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7年)
  馬齊彬、陳紹疇:〈劉少奇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5期。
  (蘇)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著,朱希渝譯:《不合時宜的思想——關于革命與文化的思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年)。
  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
  唐天然:〈有關延安文藝運動的「黨務廣播」稿〉,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
  唐有章口述,劉普慶整理:《革命與流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唐瑜編:《零落成泥香如故——憶念潘漢年、董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
  〈秦邦憲與《無錫評論》〉,載《江蘇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徐中遠:《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年)。
  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陜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徐復觀雜文續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
  徐懋庸:《徐懋庸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孫志遠:《感謝苦難:彥涵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孫春山:《無悔人生·楊獻珍》(濟南:山東晝報出版社,1997年)。
  孫新元、尚德全編:《延安歲月——延安時期革命美術回憶錄》(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高華:〈毛澤東與1937年的劉、洛之爭〉;載《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
  高華:〈在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3年秋季號。
  高陶:《天涯萍蹤——記蕭三》(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
  (美)莫里斯·邁斯納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蘇)索波列夫等著,吳道弘等譯:《共產國際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俄)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
  (美)埃德加·斯諾著,奚博銓譯:《紅色中華散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
  十一畫
  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年)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193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年)
  陳丕顯:《蘇中解放區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陳永發:〈延安的整風、審干與肅反〉,載《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陳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2期。
  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
  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
  陳荷夫編:《張友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陳恭懷:(陳企霞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
  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陳紹疇:《劉少奇在白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
  陳紹疇主編:《劉少奇研究述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陳復生(陳湖生):《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
  陳翰笙:《四個時代的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3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許紀霖:《智者的尊嚴——知識分子與近代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
  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黃平:《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黃炎培:《八十年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
  黃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
  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張勁夫:《懷念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華藝出版社,1989年)。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張貽玖:《毛澤東和詩》(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年)。
  張貽玖:《毛澤東讀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
  張毓茂:《蕭軍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年)。
  張毓茂:〈我所知道的蕭軍先生〉,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張靜如、唐曼珍主編:《中共黨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
  張積玉、王鉅春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張仲實》(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郭化若:《郭化若回憶錄》(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
  郭華倫:《中共史論》(臺北:國際關系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1年)
  郭晨:《巾幗列傳——紅一方面軍三十位長征女紅軍生平事跡》(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6年)
  郭影秋:《往事漫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
  畢興、賀安華:《閻紅彥傳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年)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陶坊資:〈回憶父親〉;陶瀛孫、陶乃煌:〈〉陶晶孫小傳〉,載《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4期。
  十二畫
  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程中原:《張聞天論稿》(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
  (蘇)奧·鮑里索夫等:《蘇中關系(1945——198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德)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強曉初等:《延安整風回憶錄》(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
  強曉初、李力安、姬也力等主編:《馬明方傳略》(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魯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華社,1938年)。
  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記錄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開誠:《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6年)。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一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揚帆:《揚帆自述》(北京:群眾出版社,1989年)。
  溫濟澤:《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
  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西班牙)費南德·克勞丁著,方光明、商亞南等譯:《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費云東、余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
  費云東主編:《中共保密工作簡史(1921——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
  十三畫
  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
  董邊、壇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原名《往事如煙》)(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年)。
  楊中美:《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香港:奔馬出版社,1989年)。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年)。
  楊尚昆:〈在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84年7月9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
  楊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物,1997年)。
  楊放之:〈《解放日報》改版與延安整風〉,載《新聞研究資料》,第18輯。
  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后〉,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楊復沛、吳一虹主編:《從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機要人員的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
  楊萬青、齊春元:《劉亞褸將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
  (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稿》編寫組編:《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蘇)M·C·賈比才等著,張靜譯:《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1920——193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新四軍第五師抗日戰爭史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雷云峰等編:《陜甘寧邊區大事記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俄)愛德華·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斯大林秘聞——原蘇聯秘密檔案最新披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
  十四畫
  趙生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日)對馬忠行著,大洪澤:《托洛茨基主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鄭建英:《朱瑞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鄭異凡:《天鵝之歌》(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裴淑英:〈關于《六大以來》一書的若干情況〉,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1期。
  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報》文藝欄〉,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4期。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風·《再批判》〉,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4期。
  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載《炎黃春秋》,1993年第1期。
  十五畫
  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
  劉茂林、葉桂生:《呂振羽評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
  劉家棟:《陳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歐陽植梁、陳芳國主編:《武漢抗戰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德里特里·安東諾維奇·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
  蔡孝干:《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臺北:中共研究雜志社,1970年)
  《緬懷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蔣介石:《蘇俄在中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蔣祖林(丁玲之子):〈胭脂河畔〉,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4期。
  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載《黨的文獻》,1998年第2期。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
  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鄧言實編:《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主義的斗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十六畫
  盧弘:《李伯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杜,1989年)。
  蕭克、陳毅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蘇平著:《蔡暢傳》(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年)。
  薛里:〈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穆欣:《林楓傳略》(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穆欣:《劫后長憶》(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
  穆欣:〈秦城監獄里的6813號〉,載《中華兒女》(國內版),1998年第10期。
  《憶錢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十七畫
  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漢、陳衍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戴向青、羅惠蘭:《A8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
  (英)戴維·麥克萊倫著,余其銓、趙常林等譯:《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謝燕:《張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1995年)。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謝覺哉傳》編寫組編:《謝覺哉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中央審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1951年)。
  (蘇)謝·列·齊赫文斯基,程驊之等譯:《我的一生與中國(30—90年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
  十八畫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韓厲觀、陳立平:《華克之傳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
  韓辛茹:《新華日報史1938——1947》,上(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
  沈陽軍區《賴傳珠日記》整理編輯領導小組編:《賴傳珠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十九畫
  《譚震林傳》編纂委員會編:《譚震林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懷念林伯渠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懷念劉少奇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嚴慰冰:《魂歸江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蘇)羅·亞·麥德維杰夫著,趙洵、林英譯:《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后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蘇)羅·亞·麥德維杰夫著,李援朝、黃元等譯:《讓歷史來審判》(續篇)(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蘇)羅·亞·麥德維杰夫著,彭卓吾等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北京:中國杜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羅貴波:《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
  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關于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的經驗介紹〉(1943年4月22日黨務廣播),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
  二十畫以上
  顧行、成美:《鄧拓傳》(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龔明德:〈《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版本變遷〉,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
  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
  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
  四  報紙、期刊
  《二十一世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共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
  《中國現代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文獻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共產黨人》,1939—1941年。
  《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
  《炎黃春秋》(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
  《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亞互代史研究)編輯部)
  《解放日報》,1941—1945年。
  《解放周刊》,1937—1941年。
  《新華日報》,1938—1945年。
  《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新華文摘》(北京:人民出版社)
  《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所)
  《黨的文獻》(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
  《黨史通訊》(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黨史研究資料》(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
  
  五  英文論著
  (作者手稿中此部分為亂碼,故略去)
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書60萬字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 169。以下稱《周恩來年譜》。
  2〈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 136。
  3 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82。
  4 〈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4。
  5  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79。
  6 〈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6。
  7 〈中央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第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48、253、256、250、252。
  8 杜修經:〈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頁20。
  9 〈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 132、136。
  10 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171、205-207、348、357。
  11 劉克猶:〈回憶寧岡縣的黨組織〉,載余怕流、夏道漢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頁308。
  12 朱開卷:〈寧岡區鄉政權和黨的建設情況〉,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頁307。
  13 〈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1930年4月4日),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褊》,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76-77。
  14 〈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2月16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173。
  15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34-35。
  16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46、648-49。
  17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26、631。
  18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110。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19。以下稱《毛澤東年譜》。另參見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90。
  20 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21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 100-101
  22〈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23  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 353;但據 1987年中共吉水縣黨史辦的調查報告稱,李文林的父親只是富裕中農,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參閱〈關于李文林被錯殺情況的調查〉,載中共江西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第1輯,頁326。
  24 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98。
  25 〈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1930年12月15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
  26 〈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27  曾山:〈為「富田事變」宣言〉(1931年1月14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106。
  28 劉敵:〈給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 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107-108。 
  29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斗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30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11。
  31 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斗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39 《周恩來年譜》,頁192。
  32 見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2。
  33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66。
  34 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35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36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85。
  37 《周恩來年譜》,頁183。
  38 《周恩來年譜》,頁185。
  39 《周恩來年譜》,頁192。
  40 〈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 1931年1月16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頁 639-42。
  41 毛澤東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強調:「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
  42 轉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漢、陳衍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43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86。
  44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84。
  45 《周恩來年譜》,頁203-204
  46 《周恩來年譜》,頁205。
  47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141;另見《周恩來年譜》,頁205。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09。
  49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26;另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08。
  50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90年第6期。
  51〈蘇區中央局致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1931年10月11日),轉引自《任弼時傳》,頁212。
  52 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斗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53〈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54〈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
  55〈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
  56 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載中共中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黨的文獻》1989 年第3期。
  57《周恩來年譜》,頁212。
  58 參見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8-59。
  59〈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60〈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閩粵贛省委并轉省代表大會的信〉(1932年2月19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96。
  61《周恩來年譜》,頁209。
  62〈中央給閩粵贛特委的信——閩粵贛目前形勢和任務〉(1931年4月4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3。
  63〈中央致閩粵贛蘇區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349。
  64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65杭武縣蘇肅反委員會:〈革命法庭〉(1931年6月1 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  194。
  66〈共青團閩西特委對肅清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決議〉(1931年4月6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1、193。
  67傅伯翠脫離中共后,曾接受國民黨委任的(上)杭、(龍)巖、連(城)邊界保安總隊隊長職務。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出蘇區后,傅伯翠曾接濟過在贛、粵、閩堅持游擊戰爭的共產黨游擊武裝。1949年5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余人歸順中共。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發出通知,為傅伯翠平反,宣布其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的不實之詞。
  68〈中共閩粵贛省委關于杭武第三區事變決議〉(1931年5月29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7。
  69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7。
  70〈閩西蘇維埃政府通告第二十號〉(裁字第二號)(1931年2月21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8。
  71 〈閩西蘇維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號(裁字第四號)〉(1931年3月18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1。
  72 參見〈中共閩粵贛特委常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1931年2月27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286。
  73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74〈鄧發同志在閩西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2月23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9。
  75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若干問題說明》(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121。
  76〈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77伍豪自中區來信〉(1931年12月 18日),載《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76-77。
  78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一1933)第8冊,頁18。
  79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鄧發被任命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但正式組建機關是在周恩來抵達江西瑞金之后,時間約在1932年1至2月間。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制度是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建立的。
  801933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為汀州連城分區司令員,之后,李韶九被調往贛東北,担任職務及最后結局不詳。
  81〈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81。
  82《紅色中華》,1932年11月7 日。
  83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59。
  84鄧穎超:〈火力向著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與對它的腐朽的自由主義〉,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褊:《黨的建設》,第5期,1932年10月25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一193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年),頁438-41。
  85〈中央局關于開除郭化玉危拱之羅欣然等黨籍與處分左權張愛萍同志的決議案〉(1932年12月11 日),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編:《黨的建設》,第6期,1932年12 月30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1934)》,頁442。
  86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64。
  87〈富農問題——1930年6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398-99、400、402、404、410、413 。
  88〈蘇區中央局關于士地問題的決議案〉(1931年8月21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445、448。
  89〈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于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的中心任務〉(1931年 8月30),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 361、357。
  90參見蔡孝干:《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臺北:中共研究雜志社。1970年),頁103。
  91毛澤東:〈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載《斗爭》,第24期,1933年8月29 日。
  92王觀瀾:〈繼續開展查田運動與無情的鎮壓地主富農的反攻〉,載《紅色中華》,1934年3月20日。
  93高自立:〈繼續查田運動的初步檢查〉,載《紅色中華》,1934年5月7 日。
  94 〈人民委員會為萬太群眾逃跑問題給萬太縣蘇主席團的指示信〉,載《紅色中華》,1934年4月10日。
  95 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杜,1993年),頁178-79 。
  96《龔楚將軍回憶錄》,頁 207、357 ;另參見《黃克誠自述》,頁 100-101。
  97《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59。
  98《周恩來年譜》,頁 216-17。
  99《彭德懷自述》,頁175-76;另見《周恩來年譜》,頁218。
  100《周恩來年譜》,頁223。
  101《周恩來年譜》,頁223-24。
  102 102 《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216。
  103 103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一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   290。
  104《周恩來年譜》,頁219。
  105《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79。
  106 《毛澤東年譜》,頁375;另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20。
  107 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電最早收于1932年7月1 日蘇區中央局出版的《為實現一省數省革命首先勝利與反機會主義的動搖而斗爭》小冊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編輯出版的《六大以來》也收錄了此文,1991年復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沒有批評毛澤東的文字。據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開出版小冊子,此電文中有關涉及毛澤東的內容已被蘇區中央局所刪節,上述有關批評毛的電文轉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頁305。該書引用的這段電文沒有標明原始出處。
  108《周恩來年譜》,頁223。
  109《周恩來年譜》,頁228。
  110《周恩來年譜》,頁 230。
  111〈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530。
  112《周恩來年譜》,頁231。
  113〈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530。
  114《周恩來年譜》,頁 233-34 ;另參見《任弼時傳》,頁 245。
  115《周恩來年譜》,頁 233  ;另參見《任弼時傳》,頁 244。
  116《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91。
  117 《周恩來年譜》,頁234。
  118 《周恩來年譜》,頁234。
  119《周恩來年譜》,頁245。
  120〈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1933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98。
  121《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03。
  122參見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頁236。
  123《紅色中華》,1934年8月1 日。
  124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頁364。關于龔楚和他的回憶錄《我與紅軍》一書的史料價值問題,楊尚昆在1984年7月9日的一次內部談話中曾說:「有一個叫龔楚的,在井岡山時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蘇區時是作戰處長。此人在三年游擊戰爭中被捕叛變,還帶敵人去抓陳毅。后來,龔楚寫了《我與紅軍》一書,在臺灣、香港廣為流傳,書中寫了他是怎樣參加紅軍和在紅軍中做了些甚么工作。建國后我看了這本書,曾問過陳老總(指陳毅——引者注),他說龔楚的歷史就是那個樣子,叛變前的那一段歷史基本上是確實的。」見楊尚昆:〈在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84年7月9日),此講話稿經楊尚昆修訂,并征得楊本人同意后發表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 《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
  125龔楚在1978年出版的《龔楚將軍回憶錄》中修正了他在《我與紅軍》一書中有關蘇區核心層對福建事變爭論的敘述。龔楚稱他前書有誤,「是因當時記憶錯誤所致」。在《龔楚將軍回憶錄》中,毛澤東被改為「主張立即派大員到福州舉行正式談判」。筆者認為,龔楚的更正應予以重視,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與紅軍》中的有關敘述,的確可從另外的資料得到證實,故本書傾向于接受前一書的論斷,并認為此一問題的徹底澄清還有賴于新資料的發現。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513、515 。
  126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一1939)》(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84、85 ;另參見龔楚:《我與紅軍》,頁364。
  127《周恩來年譜》,頁254。
  128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一1939)》,頁85。
  129引自方長明:〈試述共產國際與我黨對閩變的策略〉,載《黨史資料與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130 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一1939)》,頁  85-86。
  131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事變檔案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 120-21、133。
  132據當時任中共駐十九路軍聯絡員張云逸的回憶,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設法爭取拉點隊伍過來」,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戰。參見張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載《福建事變檔案資料》,頁226。
  133 《周恩來年譜》,頁245。
  134 《周恩來年譜》,頁245-46、249-51。
  135 王觀瀾1931年自蘇聯返國進入中央蘇區,長期在毛澤束的領導下工作,與毛私交其篤,毛稱其為「真正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參見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136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頁356-57。
  137《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33。
  138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550。
  139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年),頁319。
  140《毛澤東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日本社會黨人士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南京:南京大學印行,無出版日期),頁4。
  141《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0。
  142張聞天:〈我的思想檢討〉(1969年6月28日、〈關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點材料〉(1972年3月28日,轉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
  143《周恩來年譜》,頁277。
  144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9。
  145《彭德懷自述》,頁198。
  146《彭德懷自述》,頁198。
  147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
  148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1。
  149《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5。
  150《彭德懷自述》,頁199。
  151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2。
  152《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3。
  153毛澤東固執己見,認定張聞天在會理會議前夕唆使彭德懷、林彪反對自己,1941年后多次在核心層會議上就此事指責張。被毛無端指責的張聞天一直忍辱負重,不予辯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時,張才在呈毛閱讀的《整風筆記》中作了自我辯解。張寫道,「現在大致可以判明,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XXX同志的造謠!(林、彭二同志關于此事有正式聲明)」。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3。張在此處提到的XXX同志極大可能是指劉少奇。從三十年代初開始,劉少奇就與張聞天長期處于對立狀態,有許多資料證明,劉少奇利用一切機會散布對張的不滿。1966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胡喬木揭發劉少奇在延安時曾在私下談話中影射攻擊毛澤東,劉少奇當即加以澄清,說自己當時只是針對張聞天,而非毛澤東。
  154參見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2。
  1551935年9月下旬,鄧發改任由原中央機關和紅軍總政治部機關組成的陜甘支隊第三縱隊政委,11月,紅一方面軍番號恢復后,鄧發主要負責紅軍的籌糧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派往蘇聯。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93、306。
  156長征開始,國家政治保衛局除少數負責人隨首腦機關行動外,其它工作人員均被并入各軍團,國家政治保衛局只留下名義,工作權限已大大縮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為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原執行部長李克農被調作聯絡西北軍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該年年底,國家政治保衛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軍政治保衛局接替。
  157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秘書處,軍委秘書處均被裁撤,其遺留工作由中央軍委機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遷到陜北瓦案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書機構漸次恢復,原來僅有的機要機構——中央軍委機要科一分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其實當時尚無中央社會部這個機構,此處所講的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實際上就是原國家政治保衛局管理的機要系統——筆者注),上述三個單位統歸王首道領導。參見費云東、余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一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86-87、204;另參見《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97。
  158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45;另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一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203。
  159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32。毛澤東對洛甫的輕蔑態度在五十年代后期完全公開,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給張聞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還不斷數落洛甫。
  160張聞天在1943年整風期間寫的筆記中指出,「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曾成為不可能。」參見〈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61參見劉少奇:《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02。
  162參見劉少奇:〈關于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0日),載中固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
  163參見劉少奇:《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05-17。
  1641937年3月4日,劉少奇致張聞天的信寫于北平,3月18日前劉仍在北平。周恩來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兩次致函劉少奇,并轉河北省委,要劉少奇等負起對留平、津地區的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58—59。
  16527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一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160、169、163。以下簡稱《劉少奇年譜》。
  166劉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駐北方局代表時握有與陜北聯絡的無線電密碼本。據當時担任劉少奇譯電員的郭明秋回憶,她經手翻譯的劉少奇給陜北的電報,上款大都是洛甫(聞天)、恩來,「有時也直接接發給毛主席」,署名則是胡服(這是劉少奇在黨內長期使用的化名)。參見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載《懷念劉少奇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85。
  1671936年3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達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書記,著力糾正北方局「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劉少奇領導的糾偏工作,除了思想糾偏之外,還包括糾北方局領導機構的改組,因而引起北方局內部的爭論。劉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1928年彭真與劉同在天津的中共順直省委工作)取代柯慶施担任北方局組織部長,任命陳伯達為宣傅部長。劉的這些措施激起柯慶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領導人的不滿,劉在黨內頻頻發表文章,不指名批評柯慶施等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從而埋下柯慶施與劉少奇長期不和的種子。
  168劉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給張聞天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澤東,劉且寫道:「我國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劃(畫)虎不成。」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17。由此可見,安時毛的權威并未得到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的一致承認。
  16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75。
  170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臺北:國際關系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1年),頁189;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258—59。
  171楊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懷念少奇同志〉一文中,雖末點出柯慶施名。但他所稱的「那個堅持『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人」明齟指柯慶施。參見《緬懷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5。
  172出席白區工作會議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東、綏遠等地黨組織的負責人及廣東代表約三十人。彭真作為華北代表團團長,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的助手。華北代表團的代表有柯慶施、高文華(原河北省委書記,兼原北方局書記職能)、吳德、李昌、李雪峰、黎玉、烏蘭夫等。據參加過這次會議、1936年5月被任命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的黎玉回憶,劉少奇的報告「對『左』的錯誤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關「白區損失百分之百」的說法「有點過頭」,因為參加會議的「北方黨組織的代表這幺多,就說明白區的損失不能說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當時參加會議部分代表的觀點。參見黎玉:〈抗戰前夕在延安召開的白區工作代表會議〉,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2—43;另參見陳紹疇:〈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述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95。
  173中共山西省黨史研究室編:《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頁8。
  174《劉少奇傳》,上,頁26。
  175《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3;另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72。
  176 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頁371。
  177張聞天:〈白區黨目前中心任務〉(1937年6月6日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報告之一部分),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234-36、238-39、261、263。
  178參見陳紹疇:〈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述略〉,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頁298;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3。
  179據1931年秋至1932年底與劉少奇同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一度與劉少奇夫婦同住的張瓊的回憶,劉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區工作的策略問題寫信給毛澤東,批評中共中央的左傾錯誤。不久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來一封很長的回信」,表示贊成劉少奇提出的穩健主張。參見張瓊:〈劉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載《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8、47。
  180三十年代初,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蘇聯著名間諜佐爾格主持,1932——1933年佐爾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動,佐爾格去日本后,遠東情報局由華爾敦主持。遠東情報局于1935年春被國民黨破獲。參見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頁279;另見于生:〈轟動一時的神秘「西人案」〉,載《革命史資料》,第3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頁156——64。
  181參見莊東曉:〈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載《廣東文史資料》,第33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里的斗爭〉,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澤民:〈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載《革命史資料》,第1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有關反映中國留蘇學生在蘇聯流放、勞改的資料有馬員生的《旅蘇紀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的《革命與流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姚艮:《一個朝圣者的囚徒經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182莫斯科廣播電臺,1993年1月3日23:2O華語廣播。
  183參見姚艮:《一個朝圣者的囚徒經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315。
  184參見孔原:〈懷念敬愛的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8;另見蹇先任:〈38年留蘇紀事〉,載《革命史資料》,第15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139。
  185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42—43。
  186參見王明:〈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國當前的主要任務〉,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12。
  187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里的斗爭〉,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頁56。
  188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61、364。
  189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61、364。
  190王明:〈中國蘇維埃區域的經濟政策〉,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2—23。
  191程中原:《張聞天傳》,頁168-70。
  192據1934至19SS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的盛岳(盛忠亮)回憶,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共產國際多次來電,要求為王明進入中央蘇區加緊準備香港——汕頭——閩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為此曾兩次派人前往香港進行布置,但最終因上海地下電臺臺長被國民黨逮捕,王明返國計劃被迫取消。參見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杜,1980年),頁269。
  193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4月20日),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226-17。
  194〈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8月3目),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255-57。
  195〈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轉引自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84。
  196《周恩來年譜》,頁262。
  197參見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15。
  198參見王明:《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1935年8月7日,載《王明言論選輯》,頁449。1937年王明返國后,對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才」的中共領導人中,刪去了張國燾的名字,增補了董必武、徐特立兩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參見《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漢口:中國出版社,1938年)。
  199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19-20、243;221。
  200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19-20、243;221。
  201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頁244。黃文杰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担任組織部長,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黃文杰接替叛變國民黨的原中央局書記盛忠亮担任中央局書記兼組織部長,1935年2月19日黃文杰被捕,1937年「七七事變」后獲釋,參加中共長江局工作。
  202《中央關于兩廣出兵北上抗日給二四方面軍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載中央檔案館編:內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0冊,頁25。
  203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3日發出的黨內文件〈關于當前政治形勢〉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處引文轉引自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K·庫庫什金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載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32。此段引文的真實性可以從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朱德名義發表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確定,該宣言激烈抨擊蔣介石「處處替日本帝國主義為虎作倀」,表示中共愿「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只是這份對外發表的公告沒有像黨內文件那樣,直接表明抗日應以中共為「中心」。參見中央檔案館編:內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0冊,頁30、31。
  204 A·康托洛維奇:《是煙霧還是挑釁》,載蘇聯《消息報》,1936年6月10日,轉引自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91。
  205參見A·季托夫:〈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兩條路線斗爭〉;K·庫庫其金:《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載《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70-72、334-35。
  206王明:〈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斗〉(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紀念和中共新政策實行一周年而作)(又題為〈新中國論〉),見《共產國際》(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207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中共「必須保持同張學良的接觸」,但明確表示反對中共關于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打算。參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8月15日)〉,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變發生后,共產國際于1936年12月16日致電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須「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一沖突」,并提出「張學良的發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客觀上只會有害于中國人民的各種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只會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批評中共以前對蔣介石采取的錯誤方針,敦促中共必須「徹底擺脫這種錯誤方針」,并且認為中共直至1937年1月還在「執行分裂國民黨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針」。參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08Edgar Snow:Rcd Star  Over China(London:RandomHouse;1979),P505.
  209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現在可見的毛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是收人《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為中央宣傳部寫的宣傳鼓動提綱。該提綱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據《毛澤東年譜》和《張聞天傳》稱,1937年8月9日,毛澤東對原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綱領」加上了補充意見,擴充為十條。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2;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86。但是李德卻說〈十大綱領〉系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經過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批準而頒布的。本處引用的毛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出自李德:《中國紀事》,頁288-89。李德聲稱,有關洛川會議上的爭論情況,是參加會議的博古告訴他的。毛澤東起草的宣傳大綱除了包含〈十大綱領〉的內容外,還加上了由他撰寫的「甲、乙、丁」部分,這一部分構成了毛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導言和結語。毛在導言和結語中融人了他對〈十大綱領〉的補充,這就是對國民黨「單純政府抗戰的方針」的批評。另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第330頁的注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87。
  210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89;另參見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1939)〉。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0。
  211《毛澤東年譜》,中卷,頁8。
  212《毛澤東年譜》,中卷,頁9。
  213《毛澤東年譜》,中卷,頁9。
  214轉引自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2。
  215《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5;另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87。
  216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78;另參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2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一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71。
  217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90;另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1939)〉,原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0。
  218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290。
  219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一1939)》,頁290;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90。
  220在張聞天的調和下,洛川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沒有提及八路軍應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作為自己的軍事戰略方針,這反映了在洛川會議上圍繞軍事戰略問題而發生的爭論尚未最后解決。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325-26。
  221 (原書無注)
  222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09。
  223《周恩來年譜》,頁381。
  224根據對《周恩來年譜》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電報采取兩種方法處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軍增援國民黨軍的電報,毛一般不予回復;周建議組織游擊戰爭,向山地轉移的電報,毛均立即覆電表示同意。
  225〈1937年9月1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37。
  226〈1937年9月16日毛澤東致林彪等〉,載中央檔案館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38。
  227〈1937年9月17日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等〉,載《毛澤東軍事文選》(北京:戰士出版社,1981年),頁83。
  228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339。
  229〈關于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原則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339-40。
  230〈關于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楷示〉(193年9月25日毛澤東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53。
  231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351。
  232長久以來,國共雙方都激烈指責對方消極抗戰,強調自己獨力支撐抗戰,取得打敗日帝的勝利。國民黨方面宣稱,1937年9月26日毛澤東曾對八路軍發出下列指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參見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11分冊(臺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頁117。前蘇聯方面的論著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前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高級官員羅滿寧以奧·鮑里索夫的筆名出版的《蘇中關系(1945一1980)》披露,毛在抗戰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軍「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來和國民黨斗,用七分力量來發展自己」,參見《蘇中關系(1945一198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頁100。對臺灣和蘇聯方面的這類言論,大陸方面既不承認,也未正式否認。1976年4月,「四人幫」在上海的寫作組為了影射周恩來,化名「史鋒」出版了《反封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斗爭》的小冊于,在刪去了毛澤東最鮮明的幾段話后,首次不加引號地公布了毛澤東在1937年9月21日電報的精神。參見史鋒:《反封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斗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頁24。由于史鋒的小冊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電報,很快引起蘇聯方面的重視,他們認為毛的電報證明了蘇聯方面六十年代以來對毛消極抗戰的批評。參見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一1939)〉,原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1。
  2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07-408。
  234毛澤東在1937年9月24日沒有就周恩來報告的有關八路軍參與平型關戰斗的軍力布置的電報作出答復,但是在同一天毛給周恩來、朱德的電報中卻強調山西地方黨目前應將工作重點放在五臺山脈,立即組織地方支隊和群眾組織,一切工作應在敵占太原的設想下作布置的出發點。顯然,當時毛與周恩來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83;《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3。
  235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另參見《任弼時傳》,第410。
  2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澤東這份電文在《毛澤東年譜》中卷被略去。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5-26。
  237《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7。
  238周恩來年譜》,頁385-86。
  239《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4。
  240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73;另參見《彭德懷自述》,頁222-23。
  241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242《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1。
  243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65、372。
  244《周恩來年譜》,頁387。
  245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246《毛澤東年譜》,中卷,頁78。
  247《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9。
  248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92、193。
  249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89。
  250劉少奇:〈為發給各地指示信給中央的報告〉(1937年8月3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1;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3。
  25143〈劉少奇致洛甫電〉(1937年9月25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42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0。
  252《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0。
  253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254〈劉少奇、楊尚昆致毛澤東、洛甫電〉(1937年11月17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8;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9。
  255參見馬齊彬等:〈劉少奇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291;但是在《劉少奇年譜》中,這個數字被籠統為「數千人」,頁196。
  256《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6、191。
  257《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6、191。
  258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1、197。在《劉少奇年譜》中,對劉這句話予以刪節,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9。
  259何松:〈當王明回到延安時〉,載魯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華社,1938年),頁57。
  260劉家棟(陳云在延安時期的秘書):《陳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1
  261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28。
  262〈毛澤東致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1937年11月5日),載《周恩來傳(1898—1949)》,頁391。
  263參見〈毛澤東致周恩來等電〉(11月15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94。
  264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至今仍沒有完全公開。《六大以來》收有他在12月9日會議上所作報告提綱〈如何進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但是王明在會上另有口頭報告。這個口頭報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12月9日),近年來在少數權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內容,詳見《周恩來年譜》,頁3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1949)》,頁392;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一1949)》,頁506-507。
  265參見王稼祥:〈我的履歷〉(1968年5月),轉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對六屆六中全會的貢獻〉,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435。
  266《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5。
  267瓦·崔可夫(1940年任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和蔣介石的蘇聯總軍事顧問):《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頁34-36。
  268〈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8月10日),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69據1937年11月29日隨王明飛抵延安的王明的警衛員李光燦回憶(陳光燦原為西路軍戰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軍駐迪化辦事指派為王明的警衛員,在迪化登機護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澤東等在陜北公學主持召開歡迎大會,毛在講話時「很熱烈,很興奮……好象喝了點酒」。參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287。
  270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71《周恩來年譜》,頁393。
  272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73《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7。
  274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的全文。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發言的少量片斷散見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權威論著中,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此處資料來源于馬齊彬(前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抗戰初期的王明投降主義路線錯誤〉,載《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8。
  275參見〈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朱德、任弼時、鄧小平等電〉(1937年12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400-401。
  276參見王建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頁296。
  277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24-25。
  278張聞天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聲明,說明自己從1937年12月后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之職。這個聲明實際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張聞天的名義在武漢發表的,此亦說明王明回國后張聞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漢「鬧獨立性」時,卻沒有就此事特別指責王明,蓋因剝奪張聞天「總負責」的名義亦符合毛澤東的心愿。
  279有關周恩來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被免除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事,可從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過的準備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得到證實。該決議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組成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周恩來雖被列名在內,但是在準備委員會下設立的組織秘書處成員只有中央書記處的五名書記,周被排除在外。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6-407。
  280參見〈中央政治局關于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7年12月13日通過),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5、406。
  281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2。此決議如同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所通過的其它決議一樣,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長期被隱瞞,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陸續予以公開。
  282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86。
  283《周恩來年譜》,頁318。
  284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18、420。
  285王明在1937年12月10日下午的會議上作關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王明在會議快結束時說:「我們現在估計黨中央的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要估計到較大的錯誤便是五中全會的決議。」參見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303。
  286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117-18。
  287 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共產國際,匯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經過及人事安排事項,并要求共產國際派曾在巴黎辦中共報紙《救國時報》的吳玉章、蕭三、廖煥星回國辦《新華日報》。
  288《周恩來年譜》,頁398、402。幾年后此封電報被當作「王明投降主義」的罪證受到嚴厲批判,建國后在略去周恩來等名字后,反復受到批判。
  289《周恩來年譜》,頁399。
  290《周恩來年譜》,頁399、401、406
  291《周恩來年譜》,頁401-403。
  292《周恩來年譜》,頁404。
  293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94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95長江局時期,王明、周恩來等對運動戰、陣地戰的強調乃是作為一種建議向國民黨提出的。并非像中共黨史編纂學有意曲解的那樣,是企圖把此方針強加給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毛澤東也提出過類似意見。1938年1月13日,毛曾說,「為什幺說游擊戰為輔呢?因為游擊戰不能最后消滅敵人。所以,現在要以運動戰為主,陣地戰、游擊戰為輔。」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5;另參見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296參見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兼談王明是怎樣當上書記的〉,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85。
  297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發言中談到他當時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參見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340。
  298參見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兼談王明是怎樣當上書記的〉,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85。
  299參見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兼談王明是怎樣當上書記的〉,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85。
  300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01《周恩來年譜》,頁414、416。
  302 1938年上半年,凡發往北方局和八路軍的電報,毛澤東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發往長江局的電報排名順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后一位。
  303參見彭德懷:〈目前抗戰形勢與爭取抗戰勝利的方針——中央政治局12月會議總結與精神〉(1938年春),載《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916、919-20。
  304《彭德懷自述》,頁226。
  305《謝覺哉日記》,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04。
  306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477。
  307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頁365。
  308〈毛澤東、肅勁光、譚政致邊區各軍政首長電〉(1937年12月2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8-409。
  309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原是為延安解放社編印的《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一書所寫的第七章。最早刊載于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時,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310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頁192。
  311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75-80。
  312《彭德懷自述》,頁229。
  313劉亞樓赴蘇后,曾參加了1939年共產國際討論李德問題的委員會,「并認真穩妥地完成了毛澤東交給的任務」。參見楊萬青、齊春元:《劉亞褸將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頁175-76。
  314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經中共長江局集體討論通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在武漢發出〈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毛澤東當時并未加以反對,以后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責是王明等背看中央發出,集中體現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主張,受到長期批判。參見史鋒:《反對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斗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頁34。
  315任弼時給共產國際的上述兩份報告,因對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多有贊譽之詞,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鵬等編輯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褊》。參見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頁104-105、110-111、113;122。
  316任弼時給共產國際的上述兩份報告,因對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多有贊譽之詞,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鵬等編輯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褊》。參見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頁104-105、110-111、113;122。
  317〈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1938年6月),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頁863。
  3181978年11月,師哲的回憶,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6。
  319〈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1938年6月),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頁863。
  320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1938年9月),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70-71。
  321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蘇,于1937年春抵達的說法是錯誤的。參見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論文集》,頁389;另參見鄭育之:〈王稼祥在上海養傷的日子里〉,載《回憶王稼祥》,頁78-81。鄭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婦均為中共地下黨員,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滬等候蘇聯輪船的三個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322胡耀邦:〈深切地紀念王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頁2。
  323師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憶王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頁83。
  32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29。
  325王稼祥(遺作):〈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載《人民日報》,1979年12月27日。
  326 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1939)〉,原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6-57。
  327參見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論文集》,頁391-92。
  328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大會上的講話(1945年6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20-21。
  329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1938年9月),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70-71。
  330參見朱仲麗(王稼祥遺孀):《黎明與晚霞》(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頁287-88。
  331朱仲麗:《黎明與晚霞》,頁286;另參見蕭勁光:〈服從真理,堅持真理——回憶王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頁12。
  332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19。
  333收入《毛選》第2卷的部分內容易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且這一部分也作了大量刪改,有關「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等有關內容已被盡行刪去。
  334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595;560、595-96、606;629。
  335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595;560、595-96、606;629。
  336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595;560、595-96、606;629。
  337毛澤東1938年9月29日致蔣介石親筆函,載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1985年)頁694-95。
  338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一書披露,周恩來于1938年10月4日見蔣介石時,除了轉交毛澤東信件外,還送交了王明給蔣介石的信件。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0。
  339蔣介石:《蘇俄在中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頁71;另見《蔣總統秘錄》,第12冊,頁74。
  340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7、420。
  341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7、420。
  342《毛澤東年譜》,中卷,頁94。
  343〈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193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755、753-54、758。
  344毛澤東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稱「遵義會議糾正了在五次『圍剿』斗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但又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并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
  345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658-59。
  346參見白修德著,馬清槐、方生譯:《探索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頁177。
  347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144-45;138、147-48;154。
  348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144-45;138、147-48;154。
  349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144-45;138、147-48;154。
  350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317-19。
  351王明:〈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后勝利〉(1938年10月20日);載《王明言論選輯》,頁637-38。
  352轉引自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頁325。
  353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該書收錄經毛澤東批注的哲學讀本共十一種,其中抗戰初期閱讀的達九種。
  354參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卷,頁48;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36。
  355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載《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回憶與評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頁157。
  356毛澤東1941年5月19日的演講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公開發表時,已作了修改和補充。1953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時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年版本將毛發表演講的時間模糊為1941年5月,把《聯共黨史》改為《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并刪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為輔助材料」一段話。參見《整風文獻》(訂正本)(上海:新華書店,1950年),頁56。
  357延安《新中華報》,1939年5月26日。
  358前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德里·特里安東諾維奇·沃爾里戈諾夫在其所著《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書中,利用蘇共中央檔案,詳細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寫《聯共黨史》的背景及其經過。參見《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頁576。
  359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載《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回憶與評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頁576。
  360參見王建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頁331-34。
  361參見吳黎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的前前后后〉,載《懷念劉少奇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291。從《毛澤東書信選集》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已形成這種制度,1939年初,張聞天為發表陳伯達的〈論孔子的哲學思想〉致信毛,請毛審閱陳文。2月20日和22日,毛在審閱了陳伯達文后,兩次寫信給張聞天,談對陳伯達文章的修改意見。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杜,1984年),頁144-51。
  362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363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36413  1936年9月10日,陳伯達在上海左翼刊物《讀書生活》四卷九期發表〈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于新啟蒙運動的建議〉,10月1日,又在《新世紀》一卷二期發表〈論新啟蒙運動〉;陳伯達的這兩篇文章正式掀起了新啟蒙運動的討論。
  365參見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參見何干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載《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01-402。
  366參見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參見何干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載《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01-402。
  367參見〈毛澤東致陳伯達〉(1939年2月1日),載《毛澤東書信選集》。頁140-42。
  368陳伯達在1940年延安有關「民族形式」的討論中,對與己觀點不同的王實味無限上綱,暗指王實味是異己分子。陳伯達在與朋友相談時,提到「最要緊的是跟人,跟準一個人」。參見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69-19;另參見于光遠:〈初識陳伯達〉,載《讀書》,1998年第6期。
  369由西北青年救國會出面創辦,實則由中共中央青年部(中央青委)領導的青年干部訓練班,原設陜西涇陽縣云陽鎮,1938年1月遷到云陽北的安吳堡,史稱「安吳堡青訓班」。有關胡喬木在安吳堡青訓班的活動,參閱共青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共青團陜西省委青運史研究室編:《安吳古堡的鐘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2、28、240、247。
  370中共中央青委由陳云、馮文彬、李昌、劉光、喬木、高朗山、黃華、宋一平組成。參見〈馮文彬給黃華、宋一平的信〉(1938年5月16日),載《安吳古堡的鐘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頁23-24。
  371胡喬木自述,他是1938年8月返回延安的,但根據依檔案編寫的《安吳古堡的鐘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一書記載,胡喬木返回延安的時間應是1939年7月,胡記憶有誤。另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7。
  372參見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載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121。
  373參見成仿吾:〈何干之文集序〉,載《何干之文集》,頁3。
  374胡華、劉煉(何干之遺孀):〈何干之〉,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1卷,頁266。
  37524據劉雪葦回憶,王學文在馬列學院用蘇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做課本,「講得很拘謹,論點、要義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照原書念」。雖然劉雪葦聽王學文課「津津有味」,但同學中卻有人「打瞌睡」。參見劉雪葦:〈在延安馬列學院三班聽課的回憶〉,載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124。
  376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35-36。
  377王明:〈論馬列主義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原則〉,原載延安《共產黨人》,1940年第12期,引自蔡尚思主編、姜義華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88。
  378王明:〈學習毛澤東〉,延安《新中華報》,1940年5月7日。
  379《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選集本兩種,選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組成,均分為上、下兩冊,十六開本,由延安新華印刷廠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來》全集本僅印了五百套,發行到幾個中共中央局、軍委等少數單位,不對個人發放。選集本逐一編號、登記、分發給黨的高級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國民黨軍隊進攻下,撤離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辦公廳保留幾部,其馀全部銷毀。1952、198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對該書作若干調整、補充后,兩次予以重印,由內部控制發行。參見裴淑英:〈關于《六大以來》一書的若于情況〉,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1期。
  380《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129。1931年3月18日至21日,項英以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身分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來,沒有形成會議決議就宣布暫停會議。4月17日,任弼時等到達寧都縣與項英、毛澤東等會合,蘇區中央局再舉行一天的會議,作為前一月擴大會議的繼續。此次會議形成五個文件:—、(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二、〈土地問題決議〉;三、〈關于一、三軍團工作總結的決議〉;四、〈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五、〈共青團工作的決議〉——沒有〈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召開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此次會議的政治決議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編輯《六大以來》時,毛對這份決議案也作了剪裁,毛只將該文件的第一部分收入《六大以來》,而略去了第二、三部分,因為該決議案第二部分「中央蘇區過去工作的檢閱」明確提到「蘇區黨代表大會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將這些內容收入《六大以來》,就不能把該文件的日期寫成1931年3月。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451。
  381《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76。
  382王明:《中共五十年》,頁54。
  383逄先知(1950—1966年曾負責管理毛澤東的圖書):〈關于黨的文獻編輯工作的幾個問題〉,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3期。
  384《中央關于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1941年3月26日),載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頁539。
  385據《謝覺哉日記》稱:1938年9月他詢問延安市市長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學生、干部、部隊有二萬多。查1939年仍有許多外來青年進入延安,1939年末后,外來青年來延安人數急劇減少,這樣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學生、干部人數就達到三萬人左右。另據胡喬木稱,抗戰爆發后來延安的同志共四萬人。筆者認為,這四萬人包括在邊區各縣工作的外來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計在三萬左右。參見《謝覺哉日奇》,上,頁273—27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9。
  386在1938年,延安各機關、學校的生活條件總的情況還不錯,中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頓大米,兩頓白面,其馀都是小米,每周還能吃二、三次肉。參見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71。
  387《謝覺哉日記》,下,頁734;另參見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頁111、155-56;另參見周維仁:《賈拓夫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頁77。
  388參見王惠德:〈憶昔日〉,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76。
  389李銳:〈憶丁玲〉,載李銳:《直言》(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頁368。
  390參見1943年11月1日唐縱日記,載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頁389。
  391 1939年后國共沖突加劇,毛澤東密切注意國民黨可能發動的反共進攻,經常提醒中共負責干部作好國共關系破裂的最壞打算。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72、474。
  392抗戰時期,中共的情報工作分為三個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系的系統:一、以康生為核心的中央社會部;二、以周恩來、李克農、吳克堅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敵后委員會(吳克堅情報系統);三、以潘漢年為核心的滬、港情報系統(華南情報局)。康生具體協調這三個情報系統,然而周恩來因長期在國統區担負黨的最高領導,他也對全黨的情報工作負重要責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敵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敵后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負總責,康生副之。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67-68。周恩來、李克農在國民黨各重要機構、各地方實力派中建立和發展了許多極其重要的戰略情報關系,周恩來、董必武于1938年初派遣熊向暉打人胡宗南部。熊逐步獲得胡的信任,担任了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將許多絕密情報報送延安。參見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22-23、25。中共黨員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后也一直在西安從事情報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軍事情報。參見王超北口述、師寧編寫:《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年以「內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監獄,文革后獲釋。屬于吳克堅系統的沈安娜從1938年就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以其速記特長搜集大量情報,國民黨在此階段召開的歷屆中央全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所有秘密都經沈安娜報送延安。參見薛鈺:〈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93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35年2月21日),載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3輯(臺北:文星書店,1962年),頁1;另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冊,頁260。
  394《社會新聞》的創辦者為原中共自首人員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蘇聯接受「格伯烏」的訓練,返國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迅速轉向,成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上海區直屬情報員。不久奉陳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興書局編輯《社會新聞》。《現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后主持者也是調查科。
  395徐復觀:〈劉少奇平反與人類的良知良識〉1980年3月4日),載《徐復觀雜文續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頁218。
  396參見1943年11月1日唐縱日記,載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頁388、386注釋1。
  397羅果夫約在抗戰初來華,以上海為中心進行情報工作,1941年8月在滬創辦《時代》,次年11月創辦《蘇聯文藝》,吸納部分中共地下黨員參加編輯工作,計有姜椿芳等。羅果夫于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駐華記者的身分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398參見伍修權(時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回憶與紀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68。
  399裴桐(前中央檔案館副館長):〈一九五六年赴蘇聯接收檔案追憶〉,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
  400 1944年12月19日唐縱與盛世才的談話,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頁478。
  401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55、72;另參見《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13-15。
  402 1941年4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就〈蘇日中立條的〉發表聲明,宣稱東北三省及外蒙古為中國領土,決不承認第三國之間妨害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協定。沈鈞儒、王造時等知名人士欲在報刊公開發文,對〈蘇日中立條約〉表示遺憾,后在周恩來的勸說下作罷,但知識界對蘇聯的懷疑并未真正化解。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頁203。
  403閻寶航五十年代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其子閻明復長期担任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的俄文翻譯,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統戰部部長,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職,現任中華全國慈善總會負責人。文革期間閻寶航父子均以「蘇修特務」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監獄,閻寶航病死于獄中。參見《周恩來年譜》,頁507。
  404參見薛鈺:〈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05據崔可夫回憶,自他于1940年底赴重慶履任后,即與周恩來、葉劍英有密切的接觸。參見瓦·伊·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頁49-50;《周恩來年譜》,頁473、485。另參見安·麥·列多夫斯基:〈在中國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筆記〉,載俄國《近代史和現代史》雜志,1993年第6期。
  406參見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20。
  407王首道對劉少奇的這段描述可能有點言過其實,雖然劉少奇對王明不滿,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概念當時還沒有發明。參見王首道:〈堅定地站在正確路線一邊〉,載《懷念劉少奇同志》,頁6。
  408〈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1938年11月6日通過),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763。
  409參見《王首道回憶錄》,頁216。
  410參見馬齊彬、陳紹疇:〈劉少奇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5期。
  411《劉少奇年譜》,上卷,頁385。馮少白(馮龍)當時在新四軍參謀處担任科長,因馮的姑父邵式軍(盛宣懷外孫)任汪偽政府稅務署署長,與汪政權高層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劉少奇選派執行此重要戰略任務。從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馮少白多次進入上海、南京,除了爭取物資、錢款資助外,還與汪政權高層人物秘密接觸,試圖爭取周佛海、陳公博起義。1943年3月10日,陳公博會見馮少白,給了馮一本電報密碼,責成邵式軍建立與新四軍聯絡的電臺。由于周怫海早與戴笠系統掛鉤,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動最終失敗。1945年8月,邵式軍被中共地下人員接到淮陰,其部分財產(黃金數百條)被安全轉給中共地下黨。參見馮少白:〈抗戰時期四進敵占區進行偵察和策反等工作的回憶〉,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頁54-63。另見施巖:〈關于馮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經過及其結果〉,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3輯,頁133-38。
  412《周恩來年譜》,頁446-48。
  413《劉少奇年譜》,上,頁321、324。
  414《劉少奇年譜》,上,頁321、324。
  415吳黎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的前前后后〉,載《懷念劉少奇同志》,頁291-92。
  416劉少奇的這句話見于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共華中局內部刊物《真》第2期。六十年代初劉少奇對此文作了修改,將這句話刪去。參見〈答宋亮同志〉,載《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8-20。
  417〈答宋亮同志〉,載《劉少奇選集》,上卷,頁218-20。
  418《劉少奇年譜》,上,頁362。
  419參見仲侃:《康生評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2年),頁47-51。5、57-60。
  420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香港:自聯出版社,1967年),頁72。
  421司馬璐:《斗爭十八年》(全本)(香港:亞洲出版社,1952年),頁69、74。
  422 1950年6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王明同志的決定〉,責成王明必須對所犯歷史錯誤作出書面檢討,王明在同年8月17日給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寫信,要求查閱舊時筆記本和有關報刊。王明提出,1937年12月會議散會時,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筆記本都收下,不準帶出去。我的筆記本也被收下去了,以后并沒有歸還。參見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56。
  423參見劉順元:〈關于八路軍駐京辦事處的點滴回憶〉,載《抗戰初期的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69。
  424劉寧一:〈1937年八路軍辦事處向國民黨交涉釋放政治犯的情況〉,載《抗戰初期的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頁71、78。
  425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頁433。
  426司馬璐早年參加中共,1939年6月因「托派」嫌疑被送出延安,第二年被恢復黨籍,1942脫離中共并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49年前往香港創辦《展望》半月刊,逐漸成為香港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編著有《中共黨史暨文獻精萃》。司馬璐于八十年代遷往美國,現居紐的。
  427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香港:自聯出版社,1967年),頁69。
  428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頁435-36。 
  429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記錄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95-99。
  430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頁441-42。
  431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澤〉,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46-47;另參見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原名《往事如煙》)(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年),頁344-45。
  432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47。該書經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審核,國家安全部情報史研究處原任處長賀若淵、規任處長謝建華等作了大量的審定工作,全書經國家安全部審定。
  433周維仁:《賈拓夫傳》,頁72。
  434據師哲回憶,為了滿足江青要穿用寧夏灘羊皮制作皮衣、皮褲的要求,中央辦公廳運用保安處的外勤,冒看危險,去馬鴻逵統治的寧夏去采買。江青要吃阿膠,中央辦公廳通過關系去山東采購,經香港和中共駐重慶辦事處才輾轉送到延安。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69。
  435雷云峰等:《陜甘寧邊區大事記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頁50-51。
  436臨真鎮位于延長縣西南的八十里處,是一個山區小鎮。為執行陜西省委攻打韓城的命令,1932年6月3日,劉志丹領導的陜甘游擊三支隊向臨真鎮發起進攻,担任三支隊二大隊政委的高崗在戰斗危急中,帶領十馀人,臨陣脫逃,使戰斗「前功盡棄,轉勝為敗」。戰后。隊黨委決定開除高崗的黨籍,并下令通緝高崗,后高崗返隊,受到劉志丹的批評和「留黨察看」的處分。參見畢興、賀安華:《閻紅彥傳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9-60、110;112-13。
  437參見畢興、賀安華:《閻紅彥傳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9-60、110;112-13。
  438《謝覺哉日記》,上,頁335。
  439參見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66。
  440《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日。
  441參見《朱德年譜》,頁198。
  442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頁511。
  
  443 參見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444 參見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170;另參見《王明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38-39。
  445 參見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澤〉,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48。
  446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46。
  447參見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頁88。
  448參見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158。
  449參見《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12;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130;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頁73。
  450鄧穎超在1984年的一次談話中,從另一個角度承認了上述事實。她說:「當時長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劃線,個人管個人的工作」,換言之,長江局沒有任何領導人可以統掌一切。參見《抗戰初期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473。
  451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25、136-37。
  452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19、179。
  453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19、179。
  454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頁126。
  455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480-81。
  456江圍:(難忘的歲月),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02。
  457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65。
  458有資料顯示,凱豐在1938年武漢工作期間不同意王明與延安對立,盡管在長江局與延安的電報中,均有凱豐的署名。
  459參見朱仲麗:《黎明與晚霞》,頁326。
  460張聞天在延安整風筆記上寫道,六屆五中全會以后,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對于博古等人來說,是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中排擠出去。」參見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載《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1期。
  461 參見《抗戰初期的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頁29。
  462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41。
  463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52;周恩來:〈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載《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78-79。
  464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一1939)》,頁359-60。
  465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8。
  466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47、465。
  467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72-475、479。
  468參見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華藝出版社,1989年)頁18-20。
  469在《毛澤東年譜》中沒有記載毛澤東1938年3月18日致項英電,該電報和項英1938年5月13日致中共中央信,載《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頁181、236。
  470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長期宣稱這次政治局會議是由毛澤東作會議總結,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周恩來傳(1898一1949)》和《周恩來年譜(1898—1949)》出版,才恢復了歷史真相。
  471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57-58。
  472參見王輔一:《項英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的年),頁435-39。
  473《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載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設》(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頁3。
  474《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02-103。
  475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48。
  476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48。
  477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331-32。
  478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54。
  479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154。
  480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雖由內部出版,控制發行,但該書內容仍有所擴散。
  481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72-75。
  482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72-75。
  483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9;另參見《任弼時傳》,頁470-71;中央檔案館黨史資料研究室:〈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7期。
  484莫斯科當代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333;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后〉,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頁14-15。
  485莫斯科當代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333;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后〉,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頁14-15。
  486參見《胡喬木回憶延安整風》(上),載《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
  487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72-75。
  488莫斯科當代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333;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后〉,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頁14-15。
  489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5;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481-83。
  490參見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頁361;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6。
  491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0;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7。
  49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7。
  493參見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后〉,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頁15;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8。
  494《王稼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326。
  495參見徐則浩:《王稼祥傳》,頁361。
  496參見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6。
  497《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8。
  498《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0。
  499王明:《中共五十年》,頁37;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2。
  50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99-200。
  501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00;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0-31;《王明年譜》,頁142;(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7期。
  50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00-201。
  50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4。
  50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4。
  505《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1。
  506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和「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與國民黨軍事合作的方針,即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
  507《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01-202。
  50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75。
  509參見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50。
  510經筆者查閱《毛澤東年譜》等黨史資料,10月9日,政治局或書記處均未召開會議。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實性。因為《毛澤東年諾》的編輯是有選擇性的,例如毛澤東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就沒有在《年譜》中反映,《年譜》中1941年10月22日的欄目空缺。
  511王明:《中共五十年》,頁39、38。
  512《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2。
  513《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3。
  514《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33。
  51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214。
  516《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214。
  517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另參見《任弼時傳》,頁477。
  518《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
  51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49-51。
  52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214-15、215。
  521《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214-15、215。
  52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214-15、215。
  523《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52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52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526《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527毛澤東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把教「十七、八歲的娃娃啃《資本論》、《反杜林論》」列為教條主義最惡劣的表現之一。毛的這句名言在延安不脛而走,再也沒人敢鉆研《資本論》一類的經典著作。1949年后,毛的這段話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被刪除。原文見邊區總學委編:《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延安:1942年),頁4-5;另見王惠德:《憶昔日》,《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79-81。
  528上述內容在收入《毛選》時已被刪去,題目也被改為《整頓黨的作風》,原文見《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
  529《解放日報》,1942年2月22日。
  530《解放日報》,1942年6月11日。
  531《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32凱豐在1942年上半年整風運動的初期還十分活躍,他甚至是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要組織者,但是毛澤東不放手讓凱豐負責文藝界整風,而是親自掛帥,同時指派胡喬木協助自己主持文藝界的整風運動。6月2日,毛在中央總學委成立會議上宣布,「因凱豐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負責中央總學委機關刊物《學習報》的編委工作」。不久,胡喬木即奉毛澤東之命正式代理了凱豐的中宣部代部長一職。參見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載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121。
  533羅瑞卿在瑞金時代担任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屬于軍中高級干部,當時連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參見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85。
  534李維漢:《回憶中央黨校》,載《回憶與研究》,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頁391。
  535《毛澤東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函電》,《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
  536《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37「四學校」指魯迅藝術學院等黨校以外的學校,「文抗」指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
  538即王稼祥。
  539《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0《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1《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2《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3《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4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5-26、246。
  545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5-26、246。
  546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38。
  547《中共中央關于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8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6。陳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馬列學院學習。他在回憶中提到馬列學院曾被一些人指責為「教條主義大本營」。參見陳明:《回憶與懷念》,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314-15。
  549江圍:《難忘的歲月》,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03。
  550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2月2日社論《整頓學風、黨風、文風》,這是配合前一天毛澤東在中央黨校所作同名報告而發表的重要社論,文章極有可能經過毛澤東的親自修改。
  551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社論《教條與褲子》,此篇社論由胡喬木起草,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可視為毛澤東、胡喬木的共同作品,已收人199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文集》第1卷。胡喬木在該卷序言中特別說明,他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寫的評論,絕大多數經過毛澤東的親筆修改。
  552《教條與褲子》,載《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另參見《胡喬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8。
  553參見中央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王思華的《二十年來我的教條主義》,載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編:《延安文萃》,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頁152。
  554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陳永發在其《延安的陰影》一書中稱,「目前文獻中,可以看到,最早使用(『脫褲子,割尾巴』)這個說法的是1943年4月的陜甘寧邊區整風總結」,此說有誤。「脫褲子,割尾巴」的說法,最早出現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報》刊載的(教條與褲子》的社論;隨即迅速傳播開來;成為整風運動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組詞匯。這組詞匯的發明人,現在也可以確定,他們不是別人,正是胡喬木和毛澤東。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317注釋1
  555《教條與褲子》,載《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另參見《胡喬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8。
  556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557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2月2日社論《整頓學風、黨風、文風》,這是配合前一天毛澤東在中央黨校所作同名報告而發表的重要社論,文章極有可能經過毛澤東的親自修改。
  558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員的關系》的決定,僅是一紙文字,在當時及以后數十年間一直沒有發表,求實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內部讀物《延安整風運動紀事》第87頁雖提及此決定后來沒有發出,但未作任何解釋。上述引文引自《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頁94。1993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2卷也收人了此文。
  559王德芬(蕭軍夫人):《蕭軍在延安》,載《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4期;另參見張毓茂:《蕭軍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年),頁233-34。
  560據當時在《解放日報》文藝欄任編輯的黎辛回憶,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是經丁玲看過,簽過「可以用」意見才見報的。博古因工作繁忙,沒有事先審閱,文章見報后的次日,博古特來到編輯室詢問王實味何許人也,并打聽此文發表的經過,博古并叮囑該文的下一部分「以后不要發表了」。3月23日,《野百合花》下半部分又在《解放日報》刊出,博古又到編輯室詢問此事,編輯陳企霞說明此文曾送博古審查,博古解釋他因事忙,稿子沒看,并表示他對此事負責。參見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風《再批判》〉,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4期。頁69-70。另參見王德芬:《安息吧,蕭軍老伴!》,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頁114。王德芬自1938年與蕭軍結婚后,于1940年6月與蕭軍同赴延安,蕭軍夫婦當時并不知道,毛澤東其實并不真正欣賞蕭軍。毛澤東雖然親筆為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作了修改和潤色,但蕭軍文章滲透的人性論并不合毛的口味。1942年4月8日,延安已轉入對王實味的批判,只是由于簫軍的文章具有外人不了解的特殊背景,《解放日報》才破例予以刊載。毛澤東出于其個人的政治目的,本來有意利用蕭軍的豪爽性格,但毛很快就發現蕭軍個性倔強,難以駕馭,遂對蕭軍產生了反感。1958年,《文藝報》第2期將蕭軍經由毛修改潤色的〈論同志的「愛」與「耐」〉,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等文章,匯編成《再批判專輯》,作為供批判右派的「大毒草」重新公布。毛親自主持此事,并親筆加了「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很長一段編者按語。
  561文白:《金色年華——馬列學院的八小時之外》,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89。
  562宋振庭:《真理是樸素的,歷史是無清的——為長詩〈于立鶴〉再版說幾句話》,載嚴慰冰:《魂歸江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3。另「打游擊」是喻指戀愛對象的轉換猶如戰無固定限制的游擊戰一樣,經常處于變動之中,此種風尚一度流行于1937—1938年的延安。
  563王實味:《野百合花》,載《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
  564毛澤東不喜稱劉伯承從蘇聯紅軍條例中引進的「炊事員」「飼養員」這兩個洋名詞,而習慣使用具有「中國特色」的「伙夫」、「馬夫」的稱謂。
  565黃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頁124。另據抗戰初期代表四川地方實力派楊森前往延安的杜重石回憶,當他在1938年初夏前往見毛澤東時,在毛的住處附近不僅見到哨兵,他更受到哨兵的「人身檢查」。參見杜重石:《風雨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頁38-39。
  566王實味對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已有一定的認識,他曾在私下對一些人說過,「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蘇聯對于季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蘇聯在清黨時,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參見溫濟澤:《斗爭日記》,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頁188、192。在公開場合,他借毛抨擊「言必稱希臘」之話,回擊那些援引蘇聯也有特供制度而為延安特供制度辯護的人,要這些人「閉嘴」。
  567王實味:《野百合花》,載《解放日報》,1942年3月23日。
  568「學生療養院」為干部療養院的代號,即如中央黨校的代號曾為「中山圖書館」,機要通訊局的代號為「中央農委」。
  569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83。
  570李維漢:《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載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頁485。
  571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89。
  572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449。
  573這次由毛澤東主持的高干會議召開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藝界參加的只有周揚和丁玲兩人。會議的議題是批判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曹軼歐(康生妻子)、賀龍等在發言中都嚴厲指責了丁玲。毛在會議總結中將丁玲與王實味區分了開來,聲稱丁玲同王實味不一樣,丁玲的文章有建議,雖說也有批評,而王實味則是托派。參見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載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62;另據戴晴稱,1943年賀龍曾在大會上「把《三八節有感》的作者罵為『臭婊子』」,參見戴睛:《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頁102。
  574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頁91。
  575 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報》刊登羅邁影射攻擊張聞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3月17日又刊登張如心不指名攻擊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義,開展反主觀主義的斗爭》一文。
  576李維漢語,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頁486。
  577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一1942),第13冊,頁364-66。
  578《整頓三風必須正確進行》,《解放日報》社論,1942年4月5日。載《胡喬木文集》,第1卷。頁57。
  579《輕騎隊》編委會:《我們的自我批評》,載《延安文萃》,上,頁57。 
  580據當年參加《輕騎隊》壁報的李銳稱,《輕騎隊》沒有編委會,在聞知胡喬木對《輕騎隊》的意見后(胡責成《輕騎隊》成員童大林對編輯方針的錯誤作出檢查),許立群對《輕騎隊》的「錯誤」作了長篇檢查,胡喬木讓童大林對原文作了壓縮,將《輕騎隊》的檢查送給毛澤東過目,毛給文章加上《我們的自我批評》的標題,發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報》。參見宋曉夢:〈李銳與延安《輕騎隊》〉,載廣州《嶺南文化時報》,1998年9月10日。雖然《輕騎隊》檢討文章稱,「我們決心把第二年的《輕騎隊》來一個徹底的改造」,但事實上《輕騎隊》已壽終正寢,再沒復刊。
  581羅邁在1942年4月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高級組會議上發言,將中央研究院整風中出現的「偏向」歸咎于「過去教條主義的教育」,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頁486。一年后,張聞天對王實味問題也作了檢討,他在《整風筆記》中寫道:由于「放松了對各種錯誤思想的斗爭,以致如王實味一類的反動思想在整風開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絕大多數人的同情」,「我曾經想在馬列學院內創造一種新的學風,新的黨風,而結果卻發展了教條主義,自由主義與黨八股。這種學風,黨風與文風,正是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特務分子所歡迎的」。引自唐天然:《有關延安文藝運動的「黨務廣播」稿》,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頁187。
  582參見溫濟澤:《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頁7。溫濟澤是當時中央研究院黨總支工作人員,寫過一篇記述中研院斗爭王實味大會的《斗爭日記》,發表于《解放日報》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后,溫濟澤為平反于實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訴工作,在溫濟澤和其它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實味冤案得到徹底平反。
  583凌云(中社部當時的工作人員,曾參與審訊王實味,八十年代曾任國家安全部部長):《王實味的最后五十個月》(1993年5月),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頁74。據凌云稱,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要周提供有關王實味等是「托匪」的資料,「但周的覆電沒有提供任何對康生有用的材料」。
  584《新民報》記者趙超構在1944年5至7月參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記者參觀團,返回重慶后,寫了《延安一月記》,記述了他見到王實味的情景。趙超構寫道,王實味對中外記者說,他「在休養中」,王實味「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的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參見趙超構:《延安一月記》,載王克之編:《延安內幕》(上海:經緯書店,1946年),頁52、51;另據凌云稱,讓王實味見中外記者是黨中央的指示。王實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他去見記者的,當時「王實味還是顧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王實味「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說當眾承認是托派『是自我犧牲,是被迫的』」。參見凌云:《王實味的最后五十個月》,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頁78。
  585蕭軍對張毓茂的談話,參見張毓茂:《我所知道的蕭軍先生》,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頁139-40。
  586胡風:《一點回憶》,載《胡風晚年作品選》(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年),頁81-82。
  587艾克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延安文藝運動〉,載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頁408-409。
  588艾克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延安文藝運動〉,載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頁408-409。
  589張毓茂:《蕭軍傳》,頁230-31。
  590參見周揚:《與趙浩生談歷史功過》,載《延安文藝回憶錄》,頁35、38。
  591碧野:《人生的花與果》,載《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2期,頁54-63。
  592參見周揚:《與趙浩生談歷史功過》,載《延安文藝回憶錄》,頁36。
  593參見王琳:《狂飄詩人柯仲平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2年)頁416。
  594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5-6
  595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67;華君武:《延安的漫畫活動》,載孫新元、尚德全編:《延安歲月——延安時期革命美術回憶錄》(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頁137-38。
  596仇視和亂殺知識分子最嚴重的是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及鄂豫皖、川北根據地。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紅四方面軍的干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偽裝成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算,參見《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頁111;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還有一個輕蔑的稱謂,叫作「白腳桿」。參見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126。
  597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37。
  598張聞天:《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與今后任務》,載《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2-54。
  599引自程中原:《張聞天論稿》(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46-47、349。
  600《張聞天選集》,頁290-93。
  601據在延安《解放日報》與博古同過事的丁玲、舒群等人的回憶,博古對待下屬親切隨和,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遭到來自楊家嶺方面的指責時,博古一般都率先承担責任,從不對下屬橫加指責。1942年4月初,當丁玲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批判王實味的高干座談會上,遭到賀龍、曹軼歐等人猛烈攻擊時,博古悄悄坐到了丁玲身旁,寬語安慰了丁玲。事隔四十年后,當丁玲回憶起當時情景時,還禁不住寫下她對博古深深的感激。博古也保護過《解放日報》副刊編輯陳企霞。參見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載艾克思編:《延安文藝回憶錄》,頁62。另參見陳恭懷:《陳企霞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頁181。
  602言行:《高長虹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4期,頁198。
  603《關于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的經驗介紹》(1943年4月22日黨務廣播),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頁188、138。
  604馮夏熊(馮雪峰之子):《馮雪峰——一位堅韌不拔的作家》,載《回憶雪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12-13。
  605有關這段歷史事實有兩項已得到互相證實的資料來源,一是馮雪峰在文革期間所寫的「交待材料」:《有關1936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另一為張聞天的《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參見《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506-507;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論稿》,頁492-93。
  606對于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銜中共中央命來滬,沒有先找周揚接頭,而是住進魯迅家一事,周揚其至在1979年還為此耿耿于懷。參見《周揚關于現代文學的一次談話》。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頁125。上海中共臨時文委另一領導人夏衍在事隔五十年后也仍對馮雪峰當年的這一行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參見夏衍:《懶尋舊夢錄》,頁313-15。
  607例如周揚在1938年6月8日《解放》周刊上發表的《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一文,較早提出作家的創作必須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應重視文藝的通俗化和大眾化的問題,周揚的上述看法與毛澤東的看法完全合拍。參見《周揚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246-47、251。
  608周揚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論著《生活與美學》于1942年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周揚選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的部分內容自1942年始陸續刊載,1945年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
  609參見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觸》,載《徐懋庸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103-104。
  610《周揚關于現代文學的一次談話》,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頁124。
  611張毓茂:《蕭軍傳》,頁241-46。
  612延安「創作之家」名義上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西北局宣傳部具體主管,但周揚作為西北局成員,實際上負責「創作之家」。
  613在「搶救運動」中,高長虹因直接向中共中央提意見,甚至要向斯大林提意見,被康生誣為青年黨,幸而得到張聞天、博古的保護,才未入獄,但高長虹很快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了。參見言行:《高長虹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4期,頁198。
  614 1943年,胡風從桂林回到重慶,為續辦《七月》重新登記事,向周恩來求援,周一口答應,開給胡風一張三萬元保證金的支票,1945年春胡風主編的《希望》正式出版。參見胡風:《再返重慶》(之二),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期,頁34;另參見胡風:〈關于《七月》和《希望》的答問〉,載《胡風晚年作品選》,頁122。
  615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頁89。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在〈關于檢查《新華日報》、《群眾》、《中原》刊物錯誤的問題致周恩來中宣部電〉中表示已「依據中宣部指示對于懷(即喬冠華)觀點作進一步檢查」,見《中華兒女》,1992年第2期;另參見《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頁139-40。
  616 1944年3月18—19日,胡風參加了由馮乃超主持召開的重慶左翼文藝界人士學習毛澤東(講話)的座談會,胡風在發言中強調左翼作家在國統區的任務是與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反動文藝」作斗爭,而不是「培養工農兵作家」,胡風也未談思想改造的問題。不久,何其芳又向重慶左翼作家介紹延安思想改造運動,引起與會者的強烈反感。「會后就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了,就跑來改造我們!連馮雪峰后來都氣憤地說:『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里?』」參見胡風:《再返重慶》(之二),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期,頁35;另參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頁50-52。
  617何其芳等回延安后,向毛澤東匯報了去重慶傳達《講話》的情況。胡風寫于1945年初的論文《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胡風反對毛澤東《講話》的「罪證」,胡風在這篇文章里不指名地批評了將「思想改造」庸俗化為「善男信女式的懺悔」的傾向。1948年中共果然在香港組織了對胡風的第一次大規模批判。馮雪峰則在1945一1946年發表了《論藝術力及其它》、《論民主革命的文藝活動》、《題外的話》等一系列文章,系統地抨擊了正甚囂塵上的文藝機械論和公式主義,馮雪峰尖銳指出:「研究或評價具體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藝術性』的代數學式的說法,也說是甚么都弄糟了。如果這樣地去指導創作,則更壞」。馮雪峰的上述看法,在當時就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的」。參見陳涌:《關于雪峰文藝思想的幾件事》,載《回憶雪峰》,頁216。1946年6月10日至1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報》連載《關于現實主義》一文,抨擊畫室(即馮雪峰)對毛《講話》的態度。馮雪峰對毛澤東的《講話》的態度直接影響到1949年后他的政治前途,1954年12月31日。毛澤東將馮雪峰的詩和政治寓言《火》和《火獄》批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胡喬木等人傳閱,明顯表明對馮雪峰的嚴重不滿。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頁644。1957年8月27日,馮雪峰被正式宣布是「三十年一貫的反黨分子」,并被冠以「右派」帽子。
  618丁玲:《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1942年6月11日)載《丁玲集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134-37。
  619參見王德芬:《安息吧,蕭軍老伴!》,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頁108。
  620《丁玲日記》,1978年10月8日,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3期,頁15。
  621例如丁玲寫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喬木的直接「指導」。1948年6月,丁玲將剛剛完稿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滕抄復寫件面交已遷居于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的胡喬木,請胡審讀。1948年7月,胡喬木、蕭三、艾思奇等在傳閱小說稿后一致認定,「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現了中國農村階級斗爭的書」。胡喬木立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認為寫得好,個別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發表。胡喬木隨即打電報給已在大連準備赴蘇聯、匈牙利訪問的丁玲,傳達修改意見。丁玲隨即奉命對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黨中央的直接關心下」趕印出來。丁玲終于帶上這部小說于1948年11月9日離開哈爾濱出國。參見龔明德:〈《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版本變遷〉,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頁121-22。
  622〈中共中央關于黨報問題給地方黨的指示〉(1938年4月2日),載《群眾》,第1卷,第22期。
  6231939年5月3日至4日,重慶遭日本飛機輪番轟炸,十多家報館均遭破壞,國民黨當局以疏散為借口,下令重慶各報停刊,共出一張《聯合版》。為了維持統一戰線的大局,周恩來說服《新華日報》社內部持反對意見的同事,接受了重慶當局出版《聯合版》的指令,但周恩來向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傖申明,一俟將有定所,即恢復出刊《新華日報》,然而此事卻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參見《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頁89;另參見韓辛茹:《新華日報史  1938一1947》,上(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頁92-94。
  6241938年12月12日,王明在由重慶返回延安途中抵達西安,12月19日給《新華日報》主編潘梓年以及吳克堅、華崗寫信,表達他對報社工作的關心,而代表南方局領導《新華日報》的凱豐也曾于1938年12月15日、1939年2月14日給王明寫信,向他匯報《新華日報》情況。1939年9月至10月,王明赴渝參加國民參政會期間,多次在《新華日報》社作報告,9月29日,王明在重慶南方局,作〈目前國內外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在發表時改為〈目前國內外形勢與參政會第四次大會的成績〉,并注為「9月20日在《新華日報》工作人員會上的報告」,發表于《解放》周刊總89期(1939年11月7日),其中把「黨的任務」部分全部刪除(王明作報告的時間是《解放》周刊有意變動的,其目的是為了迷惑國民黨)。以上情況一方面說明1938年后王明對南方局和《新華日報》仍有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表明延安并不樂意看到王明就全黨范圍的問題發表看法。
  625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決定《中國婦女》、《中國青年》、《中國工人》自1941年4月起暫時停刊,四個月后恢復。1941年6月15日,復宣布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解放》周刊停刊,1941年8月,《共產黨人》停刊,以上刊物以后均未復刊。
  626毛澤東:〈關于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工作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載《毛澤東新聞文選》,頁54。
  627參見〈《解放日報史》大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新聞研究資料》,第17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2。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449。
  628杜青(楊松遺孀):〈回憶楊松同志〉,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5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92。 
  629參見〈《解放日報史》大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新聞研究資料》,第17期,頁13。
  630李范五:〈回憶楊松同志〉,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5卷,頁187。
  631丁玲回憶道,博古主持《解放日報》給她的印象是「極為審慎」,博古曾告誡她,不能把《解放日報》文藝欄辦成「報屁股」、「甜點心」,也不能搞成《輕騎隊》。黎辛說,博古強調「自由主義不能在報紙上存在」,「報紙不能鬧獨立性,一個字也不能鬧獨立性」。參見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載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頁57;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報》文藝欄〉,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4期,頁59。
  632毛澤東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演說后,楊松就已預感到自己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他對昔日的同事張仲實說,「我對于外國的事情,還可談幾句。對于本國情形,的確一點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定決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對黨實在沒什幺用處」。參見張仲實:〈悼楊松同志〉,載《解放日報》,1942年11月27日。
  633楊放之又名吳敏,1937年抗戰爆發從國民黨監獄釋放后,即參加創辦《新華日報》的工作,是《新華日報》最早的編委會成員之一。他完全清楚《新華日報》自創辦至1941年初每天必發社論的傳統,只是因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國共關系嚴重惡化,《新華日報》才改而決定不再每天發表社論。但是楊放之在1941年調入延安《解放日報》后,迅速站到了陸定一一邊,成了反對《解放日報》每天發表社論的主要人物。參見楊放之:〈《解放日報》改版與延安整風〉,載《新聞研究資料》,第18期,頁3。
  634胡喬木:〈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載《解放日報》,1943年1月26日。九十年代初,胡喬木將此篇文章改名為〈報紙是教科書〉,收入《胡喬木文集》,對為何改名,胡未作任何說明。參見《胡喬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03。
  635〈致讀者〉,載《解放日報》,1942年4月1日。
  636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載《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637參見〈給黨報的記者和通訊員〉,載《解放日報》,1942年11月17日。
  638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3月31日),載《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頁90。
  639參見〈秦邦憲與《無錫評論》〉,載《江蘇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640陸定一在〈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中稱邊區的特務分于常常寫不真實的新聞,企圖降低《解放日報》的信用,已經被「查出來」了。參見《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641  1942年9月5日,陸定一在《解放日報》、新華社第二十二次編委會上,傳達毛澤東對改版后的《解放日報》的上述批評意見。參見〈延安《解放日報》史大綱〉,載〈新聞研究資料〉,第17期,頁18。
  642宋平:〈張聞天同志對于干部理論教育的貢獻——重讀《中央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38。
  643雪葦:〈在延安馬列學院三班的聽課回憶〉,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23。
  644〈中央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頁212。
  645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26、255。
  646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26、255。
  6471942年2月1日,鄧發主持了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作了有名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說,在毛報告前,鄧發在會上作的開場白里提出將以克服教條主義與主觀主義作為黨校教育的新方針。整風運動開始后,鄧發經常在一些場合以自己經歷講述「工農分于與知識分子結合的必要」。參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363。
  648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2月28日作出的〈關于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明確規定,中央黨校「停止過去所定課程,在本年內教育與學習黨的路線」,參見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一1947)》,頁255。
  649《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卷,頁364。鄧發、項英、彭德懷是中共局面改善后,少數幾個仍保留有早期共產主義者清教徒式工作和生活習慣的高級領導人。1939年底鄧發自新疆返回延安后,發現一些人已開始追逐生活享受。對此,鄧發十分氣憤,他感嘆道:「我們黨是一個勞動階級的黨,但是現在,一小部分人已經忘本了」。參見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頁74。
  650〈中共中央關于中央黨校學生人學與調動問題的規定〉(1942年3月11日),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一1947)》,頁260。
  651彭真:〈中央黨校計劃〉(1941年),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24。
  652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65、127。
  653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65、127。
  654《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一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310-11;另參見《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頁112。
  655司馬璐:《斗爭十八年》(節本),頁77。
  656〈中共中央關于中央黨校學生入學與調動問題的規定〉(1942年3月11日),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一1947)》,頁256-57。
  657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158。
  658參見盧弘:《李伯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417。
  659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頁77-78;另參見《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頁92。
  660 1943年冬,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江華返回延安,遵劉少奇命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毛澤東在彭真的住處接見了他,參見江華:《追憶與思考——江華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04。
  
  661參見〈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1942年4月3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364-65。
  662《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07、111-12。
  663《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07、111-12。
  664閱讀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為王首道首先提出,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11。
  665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一1947),頁78、77。
  666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一1947),頁78、77。
  667《吳玉章文集》,上(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頁240。
  668《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07。
  669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670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671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672《解放日報》,1942年6月27日。
  673《解放日報》,1942年6月27日。
  674《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675《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676《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677《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678《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679《解放日報》,1942年6月1日。
  680《解放日報》,1942年6月1日。
  681參見《生活全國總書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書店編印,1935年),頁72。
  682參見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7。
  683 《謝覺哉日記》,下,頁791。
  684《解放日報》,1942年7月13日。
  685《解放日報》,1942年7月13日。
  686吳玉章:〈以思想革命來紀念抗戰五周年〉(1942年7月7日),載《吳玉章文集》。上,頁241。
  687《謝覺哉日記》,上,頁456。
  688煥南(謝覺哉):〈感性與理性〉,載《解放日報》,1942年8月10日。
  689〈中央總學委會關于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468-70。
  690〈中央總學委會關于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468-70。
  691〈中央總學委會關于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冊,頁468-70。
  69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一1942),第13冊,頁470。
  693《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37、338。
  694《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37、338。
  695參見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9。
  696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王秀鑫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開的毛澤東在1942年的講話。
  697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王秀鑫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開的毛澤東在1942年的講話。
  698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王秀鑫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開的毛澤東在1942年的講話。
  699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700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701毛澤東:〈關于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702匡亞明:〈論調查研究工作的性質和作用〉,載《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9日。匡亞明1926年加人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紅隊誤認為是叛徒而遭槍擊,子彈從口中射入,穿過脖頸險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會部(情報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參見羅青長:〈深切緬懷隱蔽戰線的老前輩匡亞明同志〉;丁瑩如(匡亞明夫人):〈永遠的懷念〉,載《匡亞明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0-11、97。另據師哲稱,匡亞明此時雖是康生的政治秘書,卻不被康生信任,康生不允許匡亞明接觸重要文件。參見《峰與谷——師哲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年),頁216-17。
  703宋金壽:〈關于王實味問題〉,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704宋金壽:〈關于王實味問題〉,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70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頁492。
  706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王秀鑫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開的毛澤東在1942年的講話。
  707成全于1942年2月曾給任弼時上書,提議不僅要整頓三風,而且要「整頓人風」,「信的內容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中內容類似」。
  708宋金壽:〈關于王實味問題〉,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709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川《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另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298。
  710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川《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另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298。
  711毛澤東:〈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1942年11月21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頁116-17。
  712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川《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另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298。
  713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頁66;另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60。
  714《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46;另參見《謝覺哉日記》,上,頁377。
  715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60。
  716《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07。
  717見毛澤東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懷電,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
  718煥南(謝覺翮:〈此心光光地〉,載《解放日報》,1942年7月3日。
  719煥南(謝覺覬:〈拂拭與蒸煮〉,載《解放日報》,1942年6月23日。
  720抗戰期間駐陜甘寧邊區八路軍各部隊皆有代號,如「團結」部,「澳洲」部等。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52。
  721《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101。
  722〈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78-79。
  723〈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78-79。
  724 《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頁140。
  725〈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78-79。 
  726劉白羽:〈我的人生轉折點〉,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134-36。
  727劉白羽:〈我的人生轉折點〉,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134-36。
  728丁玲的這兩本整風筆記以后佚失,參見陳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2期,頁35-36。
  729見毛澤東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懷電,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
  730 朱明:〈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255-81。
  731朱明在1945年5月與林伯渠結婚,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殺身亡。
  732 劉白羽:〈我的人生轉折點〉,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136。
  733 伴隨看毛澤東新權威的確立,根據地內的等級制度也基本形成,在這個過程中,根據地內的人際關系發生了靜悄悄的改變,請人情,談私交開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年,曾三對此就有過議論,他認為,「除同志關系外,不許有私人感情,這話不盡對。只能說私人朋友感情是次要,不允許超過或并重于黨的利益,而不能說私人感情須一筆抹殺,這是違反人情的。這一趨向的發展,可能走到人間的冷酷。」參見《謝覺哉日記》,上,頁284-85。對于根據地內的反「人性論」的氣氛,初入延安的從事白區地下斗爭的黨員和外來知識分子都覺得不甚習慣。因為在白區,同志之間的關系都十分親密,到了「家」,情況反而不一樣了,所以一時間,「延安缺少同志間的友愛」成了許多人的共同感受(丁玲、王實味、蕭軍、朱明)。王世英作為黨的高級干部在進入延安后,感觸最深的就是「人際關系越來越難處」。他對劉少奇銳:回到延安,我感覺學了一些壞東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說的,也得去做去說感覺沒有在秘密工作時期那樣純潔。劉少奇認為,王世英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他告訴王世英:「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參見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244-45。這種革命的「吹牛拍馬」,以后伴隨著等級森嚴的干部級別制度,逐漸發揚光大,成為某種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長期從事國統區工作、從未去過根據地的夏衍在1949年聽到別人稱他「高干」,看到革命文藝家馬寒冰向他敬禮報告時,還很不習慣。參見夏衍:《懶尋舊夢錄》,頁62-22、640。
  
  734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發生在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該年的10月5日,通過周恩來起草的〈中央關于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分子反對派的決議〉,警告陳獨秀等必須主動服從中央決議,停止一切托派主張的宣傳,11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開除陳獨秀等四入黨籍。
  735《謝覺哉日記》,上,頁575。
  736陳復生(陳湖生):《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頁21-28。按照共產黨內一個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敵人逮捕,不論是否變節,都說明此人有疑點,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查。是故,康生從未承認自己曾被捕過,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軼歐仍堅持此說。但據叛變國民黨的1931年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盧福坦的說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滬被捕,并出賣過同志。建國后盧福坦被長期關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處死。
  737司馬璐:《斗爭十八年》(全本),頁52、56、60-62。
  738陶晶孫在三十年代曾參加「左聯」,1937年后,奉潘漢年之命加入南京汪精衛政權組織的「中國文化協會」。
  739陶坊資:〈回憶父親〉;陶瀛孫、陶乃煌:〈陶晶孫小傳〉,載《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4期,頁167、162。
  740〈廣西部分老同志座談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載中共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合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82年),頁133。
  741陳復生(陳湖生):《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產黨內一個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敵人逮捕,不論是否變節,都說明此人有疑點,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查。是故,康生從未承認自己曾被捕過,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軼歐仍堅持此說。但據叛變國民黨的1931年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盧福坦的說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滬被捕,并出賣過同志。建國后盧福坦被長期關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處死。頁35、28。
  742陳復生(陳湖生):《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產黨內一個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敵人逮捕,不論是否變節,都說明此人有疑點,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查。是故,康生從未承認自己曾被捕過,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軼歐仍堅持此說。但據叛變國民黨的1931年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盧福坦的說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滬被捕,并出賣過同志。建國后盧福坦被長期關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處死。
  743李先念在「文革」后仍不愿談有關西路軍的歷史,直至九十年代初,他才向其傳記寫作組人員談了西路軍的若干情況。徐向前逝世后,《炎黃春秋》雜志公布了他在1982年與廖蓋隆等人的談話,澄清了一些有關西路軍歷史的真相。徐向前坦承過去他為了與中央口徑保持一致,寫的一些文章并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但是已公布的徐向前與廖蓋隆的談話仍未涉及延安處決西路軍干部事。參見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載《炎黃春秋》,1993年第1期。
  744據李一氓回憶,1932至1934年,江西瑞金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情況比較平穩」,「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等事件均已過去。參見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泯回憶錄》,頁159。
  745師秋朗(師哲之女):〈《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被刪部分補正〉,載《炎黃春秋》,1992年第6期。師哲所寫的(我所知道的康生)刊載于《炎黃春秋》也92年第5期,但該文曾被《炎黃春秋》大量刪節,且所刪某些內容又恰是康生最陰暗的部分。師秋朗為此向《炎黃春秋》表示意見,《炎黃春秋》在同年第6期補發了師哲被刪文章的部分內容。另參見師哲:〈我所了解的的康生〉,載《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15。
  746《陜甘寧邊區法制史話》(訴訟獄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頁247-48。
  747仲侃:《康生評傳》,頁77-78;另參見《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16。
  748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111-12。
  749〈湖西「肅托事件」〉(中共濟寧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調查報告),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2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頁212-24;另參見郭影秋:《往事漫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101-105。
  750〈湖西「肅托事件」〉(中共濟寧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調查報告),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2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頁212-24;另參見郭影秋:《往事漫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101-105。
  751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115-17。
  752郭影秋:《往事漫憶》,頁109-15。
  7531983年12月,中共中央轉發山東省委(關于湖西「肅托事件」遺留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指出湖西「肅托」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不是擴大化的錯誤,應予徹底平反。
  754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30、94。
  755參見1940年8月14日,中組部對審查干部經驗的總結,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說明》(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頁100-101。
  756費云東主編:《中共保密工作簡史(1921一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頁100。
  757司馬璐:《斗爭十八年》(全本),頁68。
  758馬洪:〈馬列學院審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經驗〉,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47。
  759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92。
  760參見謝燕:《張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1995年),頁184-86。建國后,林納在齊齊哈爾特殊鋼廠工作,文革期間,康生、葉群公開點林納的名,最后林納慘遭迫害而死。
  761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762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763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764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765參見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113-14、95、117-18、97、97-98。
  766《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286。
  767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49。
  768 參見〈延安整風與審干運動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運動〉,載《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6)》(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頁337-38。
  769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770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771參見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60-11。
  772參見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24。
  7731955年8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宣稱「延安審干運動,中央訂出了九條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審干運動把許多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清查了出來,純潔了革命隊伍,在組織上保證了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這個成績是很大的,應該加以充分的估計的」。對于搶救運動,則僅指出「是有偏向的,其結果是犯了逼供信的錯誤」,但強調此錯誤在甄別時得到了糾正。參見賀晉:〈對延安搶救運動的初步探討〉,引自中國現代史學會編:《中國現代史論文摘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58。
  774〈林楓同志在分局高干會關于整風審干的結論)(1944年7月7日),轉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4冊,頁414。
  775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后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二七」會議后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階段「打AB團」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據初步統計,在這一階段,僅紅一方面軍被殺官兵就達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已消滅「AB團」份子1,000馀人,這一數目尚不包括在這之后根據地內黨政機構被殺黨員的人數。主持江西蘇區「AB團」第二階段的是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被殺對象主要是參加富田事變的贛西南紅軍的干部,以及贛西南地方政權的的干部,具體的死亡人數,說法不一。若加上閩西「肅社黨」中被殺人數,在中央蘇區的肅反慘禍中被殺害的紅軍官兵和共產黨員、普通群眾超過一萬人。資料來源:—、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頁634-37;二、〈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年5月),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四、〈贛西南會議記錄——關于組織問題〉,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31;五、廖蓋隆1981年9月23日說:「紅一方面軍當時在蘇區不過三、四萬人;前后兩次肅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殺掉了,就是說,十個紅軍中有一個被殺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廖蓋隆在1980年12月10日也引用毛澤東的話:「毛主席說:我們殺了四千五百人,但我們保存了四萬紅軍。」引自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合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頁89、144;六、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冊,頁262;七、〈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776 1932年秋李一氓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李克農則被調往前方任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參見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頁147。
  777參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6。
  778中央書記處:〈中央關于成立中央機要局的通知〉,引自費云東、余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一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06、209。此書作者系中央檔案館副研究館員,該書引用了許多珍貴的檔案資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該書在出版前曾征求過中共機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鵬的意見。
  779中央書記處:〈中央關于成立中央機要局的通知〉,引自費云東、余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一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06、209。此書作者系中央檔案館副研究館員,該書引用了許多珍貴的檔案資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該書在出版前曾征求過中共機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鵬的意見。
  780《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12-15。
  781《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12-15。
  782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02-203。
  783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02-203。
  784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210。
  78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6;《毛澤東年譜》中卷對毛這段話未予反映。
  786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787據胡喬木稱,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中有關書記處會議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決定全權」,乃是指書記處處理日常工作的決定之權。政治局決定大政方針,并無哪一個人有最后決定之權的規定。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3。但事實上,毛澤東根本不管這些區別,而是利用他的雙主席的地位,當仁不讓地執掌起「最后決定權」。
  788王秀鑫在〈延安「搶救運動」述評〉一文中提到劉少奇給陳毅、饒漱石的這份電報于1943年3月20日發出,但《劉少奇年譜》中卻提及此電系6月29日發出。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頁72;《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25。查劉樹發主編的《陳毅年譜》上卷在1943年6月29、30日均無收到此電文的記載,而在1943年3月21日記載中則提到「接中央數電」,其中有對釋放韓德勤的意見,至于中央電文的其它內容,則未予反映。經筆者查證,《陳毅年譜》中有關1943年3月21日的記載來源于《賴傳珠日記》,(賴傳珠當時任新四軍參謀長,負責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的機要電訊系統),其措詞、用語完全一樣。在《賴傳珠日記》的1943年6月29、30日欄中,均無收到延安來電的記載。參見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05;另參見沈陽軍區《賴傳珠日記》整理編輯領導小組:《賴傳珠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41。
  789〈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1943年3月),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獻和研究》雜志在公布這份文件時說明:此文件「沒有寫明時間,沒有發文機關,也不知是否已作為正式文件發出,現有時間是《中共中央文件匯集》的編者判定的」,但說明此文件中「內有毛澤東同志的修改字樣」。
  790〈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1943年3月),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獻和研究》雜志在公布這份文件時說明:此文件「沒有寫明時間,沒有發文機關,也不知是否已作為正式文件發出,現有時間是《中共中央文件匯集》的編者判定的」,但說明此文件中「內有毛澤東同志的修改字樣」。
  791 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6。毛澤東在1942年4月28日政治局會議上也說到:今年以來拘捕的特務共有四百人。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6。
  792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196。
  793《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33、434。
  794《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33、434。
  79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6。《毛澤東年譜》中卷對這一天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有關「肅奸」的言論未予反映。
  79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上,頁495。
  797參見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22-25。
  798《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19、420、421。
  799《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19、420、421。
  800《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19、420、421。
  801在《劉少奇年譜》中無這次報告具體日期、作報告地點和聽報告對象的記載,對報告內容只作了少量反映。
  802《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29。另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419。
  803劉少奇:〈對反特政策與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印行,1989年),第17冊,頁379。此電文與劉少奇3月20日電恐非同一電報。也許因該電極機密,《賴傳珠日記》中才無記載。
  804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劉少奇、康生果然配合默契,猛攻王明、博古、周恩來。
  805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劉少奇傳》記載,劉少奇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期間,曾向會議作自我批評,其中對「1943年審干期間發生的一些問題」,作了檢討和說明,但該書并沒有提供劉檢討的具體內容。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下,頁755。
  806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頁69。
  807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02。
  808張鼎丞:〈整風在延安中央黨校〉,載《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8。
  809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參見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10韋君宜:《思痛錄》,頁12、13。
  811韋君宜:《思痛錄》,頁12、13。
  812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8。
  813劉曉:〈最美好的時光〉,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257。
  814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5。
  815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00-201。
  816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817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5。
  818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5-46、46。
  819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5-46、46。
  820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821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822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頁53。
  823張文杰:〈河南黨組織被康生誣陷為「紅旗黨」的歷史真相〉,載《河南黨史通訊》第1期,引自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料344-45。
  824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35。
  825康生:〈搶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0-84;另參見師哲:〈我所了解的康生〉,載《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197。
  826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8;師哲:《峰與谷》,頁2-3。
  827楊尚昆等認為,僅憑一條標語就判定柯慶施有問題,證據不足,參見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113。
  828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8-49。
  829參見薄一波:《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上卷,頁463。
  830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參見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31《李逸民回憶錄》,頁117;《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6。
  832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頁9-10。
  833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參見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34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頁9-10。
  835參見修來榮:《陳龍傳》,頁194、128;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頁219。
  836參見修來榮:《陳龍傳》,頁194、128;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頁219。
  837《百年潮》,1997年第1期,頁33;另參見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憂與思》,頁44-45;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頁161、175-77。
  838李銳:〈清涼山的文宇生捱〉,載《李銳往事瑣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6。另參見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頁44。
  839周森:《馬海德》(北京:三聯出版社,1982年),頁25-26。
  840李逸民:〈參加延安「搶救運動」的片斷回憶〉,載《革命史資料》,第3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頁37。
  841《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71。 
  842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95-96。
  843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30、241-42。
  844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30、241-42。
  845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37、240-41。
  846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41。
  847李志民:《革命熔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頁241。
  848《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頁399。
  849《徐向前傳》,頁346;另參見李志民:《革命熔爐》,頁130-31。
  850《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頁400。
  851韋君宜:《思痛錄》,頁18。
  852《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頁399-400。
  853郭化若:〈我軍第一所炮兵學校的組建〉,載《中共黨史資料》,第41輯,頁134-35。
  854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855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頁48。 
  856董純方等:〈嘔心嚦血抓建設——關于林伯渠同志在陜甘寧邊區的片斷回憶〉,載《懷念林伯渠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25。
  857《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年),頁286。
  858陳永清:〈紀念林伯渠同志誕生一百周年〉,載《懷念林伯渠同志》,頁136。
  8591947年受康生在晉綏推行極左土改的影響,陜甘寧邊區土改也發生了亂批亂斗的現象,引起百姓恐慌。林伯渠為保護下屬,主動承担責任,自稱是「好好先生」,對犯錯誤同志幫助不夠。參見劉景范:〈回憶林伯渠同志在陜甘寧邊區〉,載《懷念林伯渠同志》,頁118。
  860《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年),頁137。
  861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862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82-83。
  863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79。
  864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79。
  865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88。
  866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52。
  867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52。
  868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87-288。
  869韋君宜:《思痛錄》,頁18。
  870韋君宜:《思痛錄》,頁8。
  871韋君宜:《思痛錄》,頁8。
  872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參見蔣南翔:〈關于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73劉曉:〈最美好的時光〉,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257-58。
  874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875劉曉:〈最美好的時光〉,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257。
  876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15-18。
  877《李伯釗文集》(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頁120-21。
  878鄭建英:《朱瑞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296、298。
  879鄒鳳平當時的妻子甘棠,原名闞思穎,1928年參加中央特科工作,其兄闞俊民,后改名劉鼎,中共黨內著名軍工專家。1949年后甘棠任重慶市婦委書記,四川省高級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甘棠1935年長征至遵義時被疏散在地方,并與其它被疏散的紅軍組成游擊隊,1936年一度被俘,延安整風期間受到嚴重沖擊,晚年生活凄涼,1971年因疾病不得醫治而逝世。參見郭晨:《巾幗列傳——紅一方面軍三十位長征女紅軍生平事跡》(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6年),頁157。 
  880張平化:〈滿懷熱情地參加整風學習〉見《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頁47。
  881孔原:《一位杰出的革命女性——憶戰友錢瑛同志》,載《憶錢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頁21。
  882張文杰:〈河南黨組織被康生誣陷為「紅旗黨」的歷史真相〉,載《河南黨史通訊》第1期,引自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料344-45。
  883郭晨:《巾幗列傳——紅一方面軍三十位長征女紅軍生平事跡》,頁148。
  884參見薄一波:《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上卷,頁362。
  885劉茂林、葉桂生:《呂振羽評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頁125。
  886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年),頁51、31。
  887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年),頁51、31。
  888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6。
  889王良:〈羅烽、白朗蒙冤散記〉,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2期,頁176。
  890韋君宜:《思痛錄》,頁19;另見《解放日報》,1944年7月3日。
  8911945年8月,毛澤東曾約見高長虹,征求他對今后工作去向的意見,高長虹說他想去美國考察經濟,毛聞之勃然大怒,立刻把他轟出去,談話「鬧了個不歡而散」。參見言行:〈高長虹晚年的「萎縮」〉,載《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4期。
  892參見陳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2期。
  893金東平:《延安見聞錄》(重慶:民族書店,1945年),頁120。
  894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260-76、163-64。
  895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260-76、163-64。
  896陳伯村在1954年被宣布為「高饒反黨聯盟」成員,文革后得到解脫。
  897江圍:〈難忘的歲月〉,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103。
  898徐干:〈歷久長新的回憶——永遠銘記父親徐老的言傳身教〉,載《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陜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18。
  899蔣祖林:〈胭脂河畔〉,《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4期,頁78-79。
  900彭而寧在離休前任西北林學院院長、黨委副書記,他在1987年撰文紀念徐特立,回憶延安自然科學院,僅泛泛談論「延安精神」,和自然科學院的科研、教學活動,只字未提當年自己的遭遇,可能是不忍再觸及心靈上彌久的傷痛。
  901《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編輯委員會:《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工業學院出版社,1986年),頁119。
  902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94。
  903〈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關于延大、自然科學院等精簡問題的決議〉(會議記錄),載《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頁28-29。
  904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96、201、204-205。
  905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96、201、204-205。
  906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96、201、204-205。
  907《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編輯委員會:《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工業學院出版社,1986年),頁179。
  908韋君宜:《思痛錄》;頁15。
  909孫志遠:《感謝苦難:彥涵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頁242。
  910駱文:〈延安時代,他總是在思考探索〉,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66-67。
  911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223-224。
  912〈延安大學概況〉(1944年6月),載《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頁179
  913王必勝:《鄧拓評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年),頁107、95。
  914《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頁498。
  915《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80、101、157。
  916《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80、101、157。
  917《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80、101、157。
  918《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1、231。
  919《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1、231。
  920〈林楓同志在分局高干會關于整風審干的結論〉,1944年7月(黨內文件——這一文件請與康生同志的報告配合研究,并應以那一文件為依據而又是聯合實際的研究),轉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4冊,頁414。
  921張稼夫(時任中共晉綏分局副書記):〈庚申憶逝〉(之二),載《黨史資料》,第8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251-52。
  922穆欣:〈秦城監獄里的6813號〉,《中華兒女》1998年第10期。
  923穆欣:《劫后長憶》(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頁132。
  924國統區當時雖對「搶救」運動不甚清楚,但坊間偶爾亦有少量有關延安的敘述,對「搶救」略有涉及,以今天的眼光觀之,其記載大體符合事實。例如:1944年夏訪問延安的中外記者團成員之一的金東平在他的《延安見聞錄》中就描述過所謂「車輪戰術」。金東平將「車輪戰」稱之為「疲勞檢查」,其方法是對「他們認為有『有問題』的人加以輪流的審問,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永不停止……」。參見金東平:《延安見聞錄》,頁128。
  925在「搶救」運動中,蔣南翔發現抗戰后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大多被「搶救」或被懷疑,工農干部普遍看不起知識分子干部,因而產生看法,認為在黨內「只有一些沒有接觸過其它別的思想學說的工農同志,才是保險和可靠的同志」。蔣南翔的看法事實上與張鑒的看法不謀而合。二十多年后,有更多的人具有和張鑒同樣的想法。文革中,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被批斗時,就后悔當初不該念書。見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100。
  926參見《中共現形》(愛國出版社,1946年),頁25-33。該書無出版地點。
  927羅貴波:《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頁184、235。
  928羅貴波:《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頁184、235。
  929《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頁359-60。
  930《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01。另參見李雪峰:《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204;〈中央關于反對反奸斗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9;毛澤東1943年11月5日致北方局并轉太行、太岳、冀南各區黨委電,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頁7-8。
  931 1938—1939年,中共安徽工委曾派出共產黨員,參加蘇皖部分地區由國民黨地方勢力與共產黨合作的地方政權。
  932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見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300-301、299。
  933中央書記處:〈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1943年1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5;另見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300-301、299。
  934淮北區委在〈關于淮北中學第二次反特案件的錯誤及善后處理辦法的決定〉中指出,「學校的主要任務,是用新民主主義教育精神去教育青年,改造青年,使團結在黨的周圍」,「決不能把學校變成法庭,嚴刑逼供,捆綁,吊打的行為是絕對不允許的」。見《鄧子恢傳》編委會:《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95。
  935鄧子恢:〈我的自傳〉,載《革命史資料》(8)(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頁13-14;另見《鄧子恢傳》編委會:《鄧子恢傳》,頁297。
  936《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1949)》,頁487-88、504、481;另見《新四軍第五師抗日戰爭史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13。
  937 1981年中組部復查,確認「戴季康托派案」為錯案,予以平反昭雪。
  938張勁夫:《懷念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頁221。
  939《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261。
  940《劉少奇年譜》,上卷,頁392。
  941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8;另參閱蕭華:〈難忘的四個月——憶少奇同志在山東〉,載中共山東省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頁246-59。
  942熟悉山東現代史的讀者不會忘記,幾年以后,在康生直接領導下的山東渤海地區的土改,就是打著「自己解放自己」的旗號,而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后果。
  943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8。
  944《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285。
  945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8。王力在整風期間是山東分局總學委秘書,1961年初,劉少奇在湖南與王力談了上述一段話。
  946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947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4。
  948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949《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349。
  950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2。
  951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3。
  952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3。該書未點王若望的名,也未提及黎玉的名字,但實際上指的就是王若望批評黎玉一事。參閱《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頁351。該書提到黎玉被批評一事,但略去了王若望的名字。
  953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33。
  954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2。
  955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4。 
  956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7、308-309。
  957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7、308-309。
  958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8。
  959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8。
  960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4。
  961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93。據王力回憶,1963年12月,毛對康生、王力說,凡是我倒霉的時候,羅榮桓都是和我一起倒霉的。
  962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94。
  963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干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94。
  964毛澤東:〈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1943年7月1日),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4期。
  965《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頁286-87。
  966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114。
  967《謝覺哉日記》,上,頁543。
  968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頁187。
  96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3一1944),第14冊,頁89-96。
  970在師哲的回憶中,對毛澤東的精細有很生動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寫道:當胡宗南軍隊攻占延安前夕,毛澤東親自監督師哲銷毀與莫斯科來往的文電密碼及記錄,毛最后還用小棍翻播灰燼,待確定已燃盡后,才放心離開。參見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01-202。在延安時代與毛交往較多的蕭三也認為毛做事很細。參見《謝覺哉日記》,下,頁681。
  97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3一1944),第14冊,頁89-96。
  97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3一1944),第14冊,頁89-96。
  973在「搶救」運動中,毛澤東和王世英說過類似的話,當時王世英已被人誣陷為「特務」,參見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193。
  974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8。
  975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08、164。據弗拉基米洛夫說,他是在得到毛澤東的許可后,才派奧洛夫醫生于1943年10月28日前去為王明治病的,就是在這一天,王明在蘇聯醫生面前哭了出來。
  976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37。
  977《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頁138。
  978《徐特立在延安》,頁45、118、139。
  979《徐特立在延安》,頁45、118、139。
  980《徐特立在延安》,頁45、118、139。
  981《謝覺哉日記》,上,頁521、603、694。
  982《謝覺哉日記》,上,頁521、603、694。
  983《謝覺哉日記》,上,頁521、603、694。
  984《謝覺哉傳》編寫組:《謝覺哉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92-93。
  985《謝覺哉日記》,上,頁708。
  986吳玉章:〈我的思想自傳〉(1943年),載《吳玉章文集》,下,頁1338。
  987《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頁137。
  988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30、112、114。
  989劉家棟:《陳云在延安》,頁114。
  990任質斌:〈紀念黨的好女兒——危拱之同志〉,載《懷念危拱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0。
  991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186-87。
  992《聶榮臻回憶錄》(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頁562。
  993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頁127-28。
  994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157。
  995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191-92、192、193。
  996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191-92、192、193。
  997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191-92、192、193。
  998陳龍等的上報材料估計反映的是運動初期——1943年7至8月的情況,因為在此之后,幾乎所有外來知識分子干部都程度不同地被搶救。
  999修來榮:《陳龍傳》,頁148-49
  1000原載《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件資料集)》。頁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3輯,鄭厚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2-3。
  1001接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來電后,毛一時情緒激動,他在1944年1月2日通過蘇聯駐延安觀察員給季米特洛夫發出一份覆電。毛聲明中共沒有削弱對日本的斗爭,與國民黨合作的方針也沒有改變。針對季氏對周恩來、王明的關心,毛答復道:「我們與周恩來的關系是好的,我們毫無把他開除出黨的打算。周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至于王明,毛掩飾不住心中的憤恨,在電文中說「王明一直從事各種反黨活動」,「在我看來,王明是不可靠的」。毛舉出兩個例子予以說明:—、王明過去被國民黨逮捕過,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黨員身分,后來才被釋放出來(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強烈感受到毛對王明的痛恨,在1943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寫道,針對王明的新指控是「國民黨同謀,反革命」,證據之一是王明曾被國民黨逮捕,又給放了出來。參見《延安日記》,頁190、185-86);二、王明與米夫的關系可疑。毛對康生則表現出完全信賴的態度,他告訴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一天以后,毛又后悔日前發出的電報可能會造成遠方的誤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詢問昨天的電報是否發出,他告訪蘇聯觀察員,前電可能不妥。緊接著,毛開展對蘇聯人的熱情公關,據弗拉基米洛夫記載,1月4日,毛澤東夫婦單獨邀弗氏同觀京劇,毛向弗氏大談他如何尊敬蘇聯,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過去在蘇聯學習過的中國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參見《延安日記》,頁199-200。1月6日,毛、劉、周邀請弗氏等蘇聯人暢敘友情。1月7日,毛單獨訪問弗氏,再一次談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參見《延安日記》,頁203。在談話中,毛完全改變了原先對王明的強烈敵對態度,其態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驚,毛請弗拉基米洛夫再給季米特洛夫發一電報,并告訴弗氏,團結的方針同樣適用于王明。參見〈弗拉基米洛夫轉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4年1月3日),〈弗拉基米洛夫轉毛澤克給季米特洛夫電及情況說明〉,引自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后〉,載《近代史研究》,1998第4期,頁51-54。另參見《延安日記》,頁190、185-86、199-200、202-205。
  100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8-80。
  1003《謝覺哉日記》,上,頁580。
  1004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頁186。
  100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80。
  1006參見〈中央關于坦白分子的六種分析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頁387;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35;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末〉。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5。
  1007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5-26、226。
  1008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5-26、226。
  1009鄭建英:《朱瑞傳》,頁294。
  1010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末〉,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8。1943至1945年,延安有三萬黨員及非黨員干部,受搶救沖擊的大多為抗戰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干部,也有相當數量的老干部,主要為國統區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人,以及從蘇聯返回的原留蘇干部,據胡喬木提供的數字,被搶救的干部達一萬五千人。
  1011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8、221。
  1012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8、221。
  1013參見仲侃:《康生評傳》,頁95。
  1014參見王素園:〈陜甘寧邊區「搶救」始未〉,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頁223。
  1015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17、216。
  1016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17、216。
  
  1017和培元:〈論哲學的特性與新哲學的中國化〉。《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論中國的特殊性〉,《中國文化》創刊號。
  1018《劉少奇年譜》,上卷,頁357-58。
  1019《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34-35。
  1020劉少奇:〈肅清黨內盂什維主義思想〉,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蘇中出版社,1945年),頁1。
  1021朱德:〈「七一」二十二周年感言〉,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
  1022彭德懷:〈民主政治與三三制政權〉,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4-15。
  1023陳毅:〈偉大的二十一年〉,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8、12、11。
  1024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22;另見《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5期,頁321。
  1025《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9。
  1026陸定一:〈為什么整風是黨的思想革命〉,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3。
  1027王稼祥:〈中共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5。
  1028博古:〈在毛澤東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20。
  1029鄧發:〈誰愛護青年?誰戕害青年?〉,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7。
  1030艾思奇:〈《中國之命運》的愚民哲學〉,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請毛澤東思想〉,頁21。
  1031徐特立:〈毛主席的實際精神〉,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5。
  1032吳玉章:〈我的思想自傳〉,載《吳玉章文集》,下,頁1337-38。
  1033周恩來:〈在延安歡迎會的演講〉,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頁17-18。
  1034白修德著,馬清槐、方生譯:《探索歷史》,頁163。
  1035《謝覺哉日記》,上,頁550。
  1036《謝覺哉日記》,上,頁550。
  1037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6-47。
  1038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頁128。
  1039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8。
  104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89、290。
  1041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頁128。
  1042博古雖然在1943年9月后的政治局整風會議上作了檢討,但仍未被毛澤東放過,毛在1943年12月28日發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電報中,將王明、博古捆在一起鞭打,該電報對王、博均不稱「同志」,并說「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領導同志都是團結一致的」。由此也可看出博古當時境況的險惡。參見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49。另參見李志英:《博古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頁453。
  1043《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30、433。
  1044《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30、433。
  104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86。
  1046〈中央關于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編(1943—1944),第14冊,頁142-43。
  1047《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48《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49《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50《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51《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52《彭德懷年譜》,頁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53《彭德懷自述》,頁238。
  1054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百團大戰歷史文獻資料選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頁14。
  1055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507。另參見薄一波:〈回憶陳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載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頁139-40。
  1056參見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頁368-69。
  1057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69-70。
  10581945年彭德懷對薄一波說,他這個人是「高山上倒馬桶,臭氣出了名的」,參見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頁367。
  1059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560-64。另參見薄一波:〈回憶陳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載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頁139-40。
  1060《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323。
  1061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頁141。
  1062高崗:〈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1942年11月17、18日),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頁96。
  1063毛澤東:(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頁36-37
  1064任弼時:〈關于中央重新審查陜北「肅反」問題決定的兩點解釋和檢討歷史的教訓〉,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炮校政教室翻印,1980年10月。
  1065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頁120。
  1066在1945年通過的〈歷史決議〉中沒有點王明、博古的名,1950年8月19日,毛澤東指示對〈歷史決議〉再作修改。點出王明、博古名字,作為附錄收人《毛澤東選集》第2卷,以至人們長期以為王明、博古在1945年〈歷史決議中就被公開點名批判。
  1067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200。
  1068數十年后的1968年,王世英因「劉少奇叛徒案」,被康生、江青等折磨死于秦城監獄。
  1069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頁201。
  1070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20-22。
  1071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70-71、157。
  1072王明:《中共五十年》,頁170-71、157。
  1073張聞天:〈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共黨史資料》第53輯,頁15-16、8-9。
  1074《彭德懷年譜》,頁297。
  1075參閱楊立:《帶刺的紅玫瑰花——古大存沉冤錄》,頁32-34。
  1076參見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頁375。

2013-08-22 12:27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學貫中西品讀東西文化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現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