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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言論自由 第二章 言論自由的力量與實現過程
論言論自由 第二章 言論自由的力量與實現過程
胡 平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二章 言論自由的力量與實現過程

1 各國實現言論自由無不經歷曲折過程

 黑格爾說得好:同一句格言,從年輕人(即使他對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確)的口中說出 來時,總是沒有那種在飽經風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義和廣泛性。后者能夠表現出這 句格言所包含的內容的全部力量。

 應該承認,最初人們對言論自由的認識是很膚淺的。在不少人看來,這個原則既抽象又 空洞;有些人壓根不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相當多的人則把等同于封建時代的進諫納諫;從 來不承認真正的反對意見也有發表的自由;即使在理解其含義的少數人當中,也往往低估了它 的價值。今天就不大相同了。人民成熟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重又提出這個原則,就已經表

達了它所包含的內容的全部力量。從歷史上看,言論自由在其他一些國家扎下根來,也無不經 歷了一番曲折。英國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后,民主才開始站住腳。資產階級民主最典型的美國 也是如此。含有肯定“言論自由高于一切”的憲法修正案,是在革命勝利后十五年才得到通過 的。民主政治的實際推行,并不是在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任內,而是在第三任總統杰斐遜任內才 真正開始的,也許,一個民族只有通過自己的直接經驗才能真正領會一種原則。尤其是對于我 們這樣一個歷來以“中央王國”自居,不善于學習他人長處,以古老文明自傲,不樂意承認他 人智慧的民族。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中國人對因言治罪的苦頭吃得還少,恰恰相反,中國人這方 面的苦頭是吃得太多了。然而人們卻錯誤地接受了教訓。連綿不斷的“思想罪”、“文字 獄”,不僅沒有促使人們追求言論自由,反而使得不少人相信言論自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言 論是必須控制的,全部問題不過是在于誰來控制。換言之,很多人相信,只有專制的方法才是 唯一行得通的統治方法,區別只在于壞人專制還是好人專制而已。

2 從評法反儒看封建余毒的影響

 人們自然不會忘懷前些年喧囂一時的評法反儒,那確實從某一個側面揭示了三千年封建 專制的舊觀念勢力的承續性。把毫無人性的法家思想披上“階級斗爭”的革命外衣,把加強集 權的專制主義說成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從韓非的“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 言,其次禁其行”那里學會了“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全面專政”,居然還會有人相信這就是馬 克思主義!另外還有相當一批人,雖然在理論上也厭惡這一套殺氣騰騰的王霸之道,但可悲的 是,他們又竭力說服自己那是“必要的”。自命為最新的人卻有著最舊的思想。正因為這種思 想是最舊的,所以它很容易獲得習慣勢力的有力支持;正因為這些人以最新的面貌出現,所以 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近代文明的優秀成果(諸如言論自由)當作早已過時的玩藝兒丟在一 邊。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法家的名譽隨著秦王朝的覆滅而一蹶不振,但法家的思想卻在 帝國儒家中取得了越來越大的優勢,尤其是在治國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原始儒家中的人道主義 思想由于政治權宜的考慮,被視為迂腐之談,在事實上被否定。這種持續兩千年之久“儒表法 里”的狀態留下了一筆極惡劣的遺產,那就是在政治上說一套做一套,這筆遺產直到現在仍在 生息。言論自由問題可謂突出一例。并沒有幾個人公開地出來反對言論自由,他們也并不詳細 地向人民闡明他們所以要實行言論不自由的種種理由和規定,他們自己也從來不對這一問題進 行稍微深刻一些的思考。然而,他們從內心深處則始終認為言論自由不過是在臺前說的,在臺 后則應該是另外一套。這些人的思想方法,從本質上講,仍然處于封建時代的政治思想公式之 內。只是通過這十多年的動亂,這份遺產才開始受到了真正的批判。因為這套口是心非的理論 受到了自食其果的懲罚,這柄兩面出鋒的寶劍,本來以為是對付別人的,結果卻大大傷害了自 己。這時,人們才意識到言論自由是多麼具體,意識到真正的建立起一套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 規是多麼重要!一個國家要鞏固、強盛,有賴于堅定不移地執行富于遠見的、有魄力的方針。 就連資本主義世界的情況也毫無例外地證明了,那些實行言論自由的國家比起不實行言論自由 的國家要更穩定、更長命些。難道我們還允許讓一種目光短淺、為了一時權宜而犧牲長遠目標 的慢性自殺政策繼續下去嗎?

3 法律與權力

 在一個長期缺乏法治傳統的社會里,人們通常看不到法律的意義和力量。一些當權者們通 常不愿意讓權力受到法律的制約,一些人們則通常不相信法律能夠制約住權力。今天,不少領 導者,尤其是自己身受無限權力之害而又重新担任要職的領導者,大都從自己的切膚之痛中感 到了用法律制約權力的必要。他們重新掌握權力后便著手進行限制權力的工作,這是真正的英 明。但是,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我們還沒有理由認為所有的領導者們今后就都知道謹慎地 使用權力,也沒有理由認為只要當權者自覺地防止不濫用權力,民主便算是有了保障。因而我 們必須論及事物的另一方面,也許是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法律能不能制約住權力,以及怎樣

才能制約住權力的問題。

“四人幫”任意踐踏法律的暴行使人們深感我們法律存在的種種缺陷,但它卻更使人懷疑 法律究竟有沒有力量。比起“無法可依”來,“有法不依”乃是更嚴重、更本質的事實。如果 “有法不依”的現象不能有力地制止,解決了“無法可依”也是枉然。更完善的條文畢竟只是 條文,如果沒有強制力就一文不值。因此,我們必須嚴肅地考察法律的作用和力量。

 眾所周知,強權并非公理。然而,遺憾的是,公理也并非強權。人們不能單憑公理,不要 力量便會克敵致勝。憲法中有關公民權利的條文不是神符,它不能自動地起保佑人們的功用。 歸根結底,這些條款的力量在于人民對它的一致領悟和實行它的堅定決心。因此,要健全民主 和法治,我們必須認識到下面幾點:

 一、民主和法治是可以實現的;

 二、理解民主原則的確切含義;

 三、養成用法律眼光觀察問題的習慣;

 四、具備捍衛民主和法治的意義和勇氣。

4 當代專制主義的奧秘

 首先,我們必須堅信,民主和法治是一定可以實現的。長期的專制統治容易使一些人民喪 失對自己力量的信心,這種消極悲觀心理反過來又成了實現民主的極大障礙。要消除這種悲觀 的心理,關鍵在于指出專制統治的秘密所在。當代專制主義最重要的特點是,它不是象古代那 樣,公開作為人民的敵對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達民意作為自己存在的理 由。它的統治的奧秘,與其說基于暴力,不如說基于欺騙。因為它的暴力工具,歸根結底,也 是依靠對組成這種暴力工具的人民進行欺騙的結果。過去的專制主義者則有所不同,沙皇治下 用以對付內部的暴力工具,一是靠由特權階級子弟組成的近衛軍,一是靠野蠻兇殘的哥薩克騎 兵;拿破侖三世的暴力工具成分則主要是流氓無產階級。用這類槍桿子去鎮壓人民是不大需要 編造“保衛人民民主”之類的藉口的。

 所謂欺騙,有兩層意思,其一是說,在專制怪物最初崛起之時,它騙取了一個占多數的人 民的真心支持。讀過《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人大概都不會懷疑,當初的德國人,尤其是青少 年,確實是非常狂熱地擁護希特勒的。回顧林彪、“四人幫”發跡之初,中國人也犯過類似的 錯誤。這一小撮專制魔王把自己打扮成“最高舉”的“旗手”,利用人們的幼稚、輕信和不清 醒的熱情,一時間確實很有力量。由此應該看到,“權力”從來就不是什么超自然的東西,它 不是一種異于我們自己力量的敵對之物。近代大部分政治學理論承認,權力的來源只有一個, 那便是一個相當多數的人們的自覺支持。既然如此,那麼為什么當這伙專制魔王的反動面目越 來越暴露時,他們還是顯得很有力量呢?為什么當絕大多數人民從心里都反對他們時,還是拿 他們毫無辦法呢?這就是第二層欺騙:那便是通過禁止言論自由的手段隔斷了人們交流經驗的 途徑,從而造成一種他們繼續為多數人所擁護的虛假外貌。認識事物總是需要一個過程,真理 最初總是在少數人手里,當最先覺悟的人們起來反對專制主義時,由于大多數人民的不覺悟, 反而會把他們看成“反革命”,于是,專制主義者便利用因言治罪的手段成功地扼殺了最早起 來反抗的人。由于專制主義者壟斷著一切言論陣地,他們很容易做到歪曲事實真相,在被鎮壓 的勇士頭上潑污水,不僅迫害這些先知先覺,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真理的傳播,從而大大推遲了 廣大人民覺醒的過程。根據同樣的道理,專制主義者還可以借人民之手鎮壓第二批、第三批覺 醒者。隨著事態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不得不逐漸有所懷疑。但 是,他們之中不少人會猶豫,因為一個人(除了特別堅強,特別有見識的少數人外)在沒有和 其他人交換認識前,是很難對自己的某一觀點有多大信心的,而在言論不自由的氣氛下,這種 交換認識又是不可能,所以就決定了不少人雖然從心底懷疑、反感,但未必敢于正式表明自己 的觀點。專制主義者長期以來推行愚民政策,宣布一種理論,在抽象地肯定“人民神圣”的動 聽詞句下,動搖每個個別人的自信心,力圖使他們每個人都感到自己的判斷是靠不住的。另外 一些人,雖然識破了他們,但由于看到前面那批反叛者的命運而不得不感到畏縮,他們摸不清

力量對比而不敢有所表示。除了上述幾種人外,社會上畢竟還有一批善良而愚蠢的人們繼續蒙 在鼓里,每當受騙者的行列里站出來幾個覺醒者,就總會又有一些新的更年青的上當者加入進 去。此外,每個民族當中都有一批只求自己茍安,根本不關心國家命運的糊涂蟲。并且,在強 力壓制思想的前提下,隨著懷疑思潮的蔓延,社會上還會流行一種“看破紅塵”、玩世不恭的 遁世主義或犬儒主義。所有上述人等,盡管差別很大,有些事實還構成對專制主義消極怠工, 但是他們都仍然不得不按照當初他們真正擁護專制主義者時無形中訂下來的賣身契行事,即是 說,他們必須按照那批專制主義者的命令去斗爭、去鎮壓那些敢于公開站出來反抗的人。因為 當代專制主義的邏輯之一便是不容許中立、所謂“不站在革命一邊就必然是站在反革命一 邊”,無情地強使人們成為其統治的全部行動與罪惡的幫兇。這樣,即使在專制主義者實際上 已經失去了大部分人心的時候,他們仍然可以在表面上成功地控制住局面。而就是在這種情況 下,那個用以鎮壓和威脅人民的暴力工具卻也還是由人民自己組成的。

 當代專制主義這套統治術的登峰造極的杰作就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八日全國各地出現 游行集會,在當時“四人幫”丑態畢露。兇相畢露,黨心、軍心、人心都不在他們一邊,然而 他們仍舊導演了一場“舉國上下億萬軍民憤怒聲討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大鬧劇。是“四人 幫”手中有法力無邊的魔杖嗎?是那個印把子能抵擋千軍萬馬嗎?不是,說穿了,那全是一種 自我威脅、自我恫嚇,權力的異化莫過于此了。由人民自己組成的力量反過來成了壓制人民自 己的對立物。在這種異化過程中,壟斷言論是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認識到這一點,就是 認識到了當代專制主義的奧秘。

杰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潘恩說過一段富于哲理的話:“愚昧的性質是很特別的,一旦被掃 除之后便無法再起。……雖然可以使人保持愚昧,但卻沒法使不愚昧的人變得愚昧。”只要我 們從親身體驗中,懂得了專制主義的根源,我們就再也不怕專制主義這個怪物了。

5民主是我們時代的本能

粉碎“四人幫”后,越來越多的人們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光明的標 志。民主是可以實現的;因為大多數人民身受了不民主之苦;法治是能夠實現的,因為大多數 人都迫切地感到了它的必要。民主仍然是我們時代的主流,而且它比過去的時代還更深遠、更 廣泛。現代專制主義的興亡史揭示了一個具有諷刺意義的事實,當成千上萬的人民為專制主義 的磨上加水時,他們還以為是在準備“真正的”民主呢。這件事實既說明了民主在當代世界是 無人敢于正面挑戰的強大勢力,又說明了專制主義百足之蟲的死而未僵。它提醒我們從理論上 闡明民主的確切含義,對于實現民主是何等重要,同時它也告訴人們,民主畢竟是整個時代的 呼聲。也許,我們頂好把民主比作我們時代的本能。它有著永不衰竭的力量,它可能由于缺乏 經驗而找錯了實現自己的對象,但它很快就會發現這種錯誤,從而迅速地轉向另外的對象,一 直到它在正確的目標中獲得了滿足為止。民主的原動力就是人民要求主宰自己命運的愿望。但 這愿望只會隨著物質財富的增加精神交往的頻繁而日益加強。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幾十年內 就會使專制主義者們的一大法寶――隔斷全人類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變得無從施展。新的 一代比老的一代總是表現出更多的自主意志,幾乎每一代人都能夠在比自己小十歲的那一代人 身上發現不少自己所不熟悉的傾向。綜觀二十世紀世界政局,有兩個顯著之處,一曰變,二曰 快,多少王冠滾滾落地,人類幾度絕處逢生。很多事物,在昨天還是不可想象,到今天就成了 不可避免。人民在迅速成熟,進步畢竟比災難跑得更快。這一切都使人們有理由對民主和法治 的前途懷抱更大的信心。

6 憲法的作用

 憲法的作用何在?就在于為一切愛好民主的人們提供一個集合點。比如說言論自由,一旦 更多的人們理解了它的確切含義,那就等于為他們的統一行動確立了共同綱領。只要發生了權 力侵犯言論的事情,一切愛好民主的人們就不約而同地,在禁止權力壓制言論一事上采取共同

的立場,盡管他們對面臨取締的言論本身可能持有極不相同的看法。如果一個人只有在自己的 言論受到壓制,才想起言論自由;而當別的言論,特別是那種剛好為他所反對的言論遭到壓 制,他就不去抗議,甚至推波助瀾,那當然是不能保障言論自由的,言論自由的要求恰恰是: 無論你同意或反對某種見解,你都應當承認那種見解有發表的權利,你都應當捍衛發表那種觀 點的人,離開了這一點就無法做到保證少數,就無法阻止權力鎮壓真理。伏爾泰以其特有的鋒 利寫過這么一句話,應當引起一切真正熱愛民主的人們的思索:“我堅決反對你的意見,但我 誓死捍衛你說這話的權利。”只有這樣,權力鎮壓言論才能被有力地制止。憲法規定的各項公 民權利條款,妙就妙在它是一些不可歪曲的簡單原則,人們一旦理解它的含義,就能夠完全準 確的地實行它。文化革命中提出的要用毛澤東思想衡量一切,但那仍是每個人按照他所理解的 毛澤東思想去衡量一切,因此不但不能有統一的認識與行動,反而必然引起彼此都誠心信仰毛 澤東思想的人們的自相殘殺,反而讓“四人幫”之流借機爬上高位。世界上的好人多壞人少, 然而好人卻常常讓壞人欺負,原因就在于好人們不善于找到一個集會點,一個共同點,致使他 們彼此相殘,壞人坐收漁人之利。實行法治正是為了克服這一悲劇。實行法治要求人們用法律 眼光衡量一切,由于法律條款的明晰性,保證了一切誠心擁護法律的人們獲得共同認識,保證 了人們在重大問題上采取比較一致的立場,而使他們之間的分歧放在一種更符合理性的基礎上 去逐步解決。

比如說,根據法治精神來對待李一哲事件,問題有什么不好解決的呢?首先根據言論自 由,無罪釋放,至于大字報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人們盡可爭論。如果有些同志確實認為那 是“反革命言論”也可以的,只是他們無權根據這一點而對李一哲判罪,須知,在一切判斷之 上,還有最高的權威――法律,那些逮捕李一哲的人才是真正地犯了法,才應當受到法律的制 裁。這就是法治。

7 必須從法律觀點觀察問題

 應該承認,養成法律眼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與其說是改變觀點的問題,不如說是改 變態度的問題。乍一看去,法律似乎是不偏不倚,它與人們出于是非之心而形成的好惡之感似 乎顯得很不協調。那些熱情有余、冷靜不足、缺乏閱歷、沒有遠見的人,很容易把法律看成是 壞人的避難所,是虛偽的中立區,是束手束腳的障礙物。至少,也是一種大可不必象書呆子一 樣信守不渝的糾察線。比如說言論自由,既允許發表革命言論,又允許發表反革命言論,照這 些人看來不是太豈有此理了嗎?當然,他們也會說,對于發表反動言論的人確實也沒有必要非 抓不可,但是就是抓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這就是他們的想法。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道理恐怕比 言論自由更容易領會,但在“文化革命”中,它卻從來沒有被嚴格地執行過。在那“一句頂一 萬句”的時代,這句話連半點也不靈,你說怪不怪?原因就在于,當時不少人認為打壞人有什 么不可以?就算是不合政策也無損于大方向;相反,你批評我們打壞人才是虛偽,骨子里是反 動。在這種思潮之下,老奸巨猾者(如林彪、“四人幫”)故意火上加油,投機取巧者存心做 得過火,意志薄弱者寧“左”勿右,致使武斗之風愈演愈烈,幾乎不可收拾。相形之下,言論 自由的原則本來就更復雜些,當然更難以實行了。且不說一些幼稚的人根本不知言論自由為何 物,且不說不少似懂非懂的人總是固執地認為言論自由,不包含反動言論在內,就連那些明白 言論自由原則含義的人當中又有多少人認為必須嚴格執行不打折扣呢?這倒不一定都歸因于人 們誠心漠視法律,事實上,他們不了解法律的重要意義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則。之所以人們不 去堅持不折不扣的執行言論自由,是因為他們未曾意識到它的全部意義。“四人幫”利用大多 數人的這種幼稚,通過踐踏法律把自己造成無限權力,干盡了傷天害理的罪惡,為人民提供了 大量的反面經驗。這使得今天的中國人民有了最好的機會來認識法律的價值。是的,一個民族 只有通過自己直接的痛苦經驗才會獲得教訓。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單憑痛苦經驗本身就一定能 担保大家都汲取教益,那恐怕就失當了。如果單憑多災多難的經歷就確保了民族的聰明成熟, 我們中華民族早就該位于世界最前列了。這里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我們必須善于 總結這些歷史教訓,從理論上給予深刻的分析與概括,并且堅持不懈地把這些教訓傳播下去。

8 不重視讓言論自由深入人心是過去民主運動的重要缺陷

 這里,我們不得不又一次回顧歷史。回顧百年來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進行的英勇斗爭。后 人指責前輩是不恰當的,但后人既然站在前輩的肩膀上,理應看得更遠一些。從康有為、梁啟 超起先進的中國人,在為了使祖國強盛的努力中沒有一人不曾考慮過民主。百年來的革命斗 爭,包括那些不徹底的妥協或改良,無一不包含有爭取民主的內容。這些爭取民主的斗爭曾經 取得了那么巨大的勝利,我國人民在享受民主方面曾經走了那么遠。然而,一九七六年的清明 節卻迫使中國人民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已經完全失去了民主!人們不得不苦苦思索,這是為什 么?

 一座大廈,既經建成,一般來說就是很難摧毀的。但是如果它的地基本來就十分不穩固, 那么只要不費多大力氣破壞了地基,大廈就會完全倒塌。民主也是如此,對于整個民主而言, 言論自由就是它的基石。如果大多數人對言論自由的含義和價值都缺乏認識,整個民主結構就 無異于建在沙灘上的大廈。

事實正是如此。我們的前輩們在為民主而斗爭的時候,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沒有 能讓民主的最基本原則――言論自由,深入人心。既然大多數人們都不懂得言論自由的完整含 義和重要作用,包括一些很有知識很有能力的人都是如此,這就為專制主義者提供了最有利的 突破口。從我們在前面幾節的分析中,人們很容易發現:如果人們始終享有真正的言論自由, 那么專制主義者就一定不能干下那么多的罪惡;然而,如果人們一開始就懂得言論自由的全部 內容,他們就決不會放棄這種最起碼的防衛權利;只要他們開始時不去主動參與對他人言論自 由的剝奪,他們自己也就不會受到那個由他們之手所造成的無限權力的威脅。言論自由既是民 主的第一個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線。當人們能夠公開地為民主而戰時,差不多都有了某 種程度的言論機會,于是他們就很容易忽視鞏固這項原則并使之深入人心的工作,結果卻遭到 了釜底抽薪的致命一擊而全軍覆沒。也許,他們以為言論自由的原則太起碼了,但唯有最起碼 的東西才有最重要的意義;也許,他們以為言論自由的原則太呆板了,但唯有最呆板的東西才 是最牢固的東西;也許,他們以為言論自由的原則太簡單了,但唯有最簡單的東西才容易被大 多數人領會。民主的力量源泉只有一個,那就是人們的覺悟。最嚴峻的事實在于:我們已經為 民主斗爭了一百年了,但就是在今天又有多少人懂得了言論自由的真正的含義和價值呢?無怪 乎封建主義可以幾度復辟了!結論是:正是由于言論自由原則最起碼、最呆板、最簡單,我們 就最急需讓它深入人心,最急需讓人們了解它的全部內容,全部根據,全部價值。理論只要徹 底就能說服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為物質力量。請想一想:假如大多數人都真正懂得 了言論自由原則,那么不管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認識有多大差別,但是在反對權力鎮壓言論上將 會采取共同的護憲立場,這就可以給權力施加一種最必要而又最重要的限制,給理性的進步提 供一個最基本而又最關鍵的途徑,給人民的權利賦予一個最起碼而又最根本的保證。有了言論 自由這個眼,民主這盤棋就全活了,民主化的過程就會保持不可逆行的趨勢。這就要求我們在 當前,不厭其詳地、堅持不懈地向人民闡明言論自由原則。難道這是條件不許可的嗎?難道這 是辦不到的嗎?難道這是一件可有可無的工作嗎?僅管我國目前的政治民主還不十分完整,但 無論如何,我們畢竟有條件進行這種闡明言論自由的理論工作。

9 過程與歧途

 民主既是一個過程,我們當然就不能指望它一開始就抓住最基本的東西。有經驗的教練在 培養初學的新手時,他并不要求運動員每場必勝,因為那不現實:但他必須對運動員的擊球姿 勢及對技術要領的領會,從嚴要求,否則便難避免走歪路。這就是說,當前我們必須充分重視 對民主與法制的基本原則的研究與討論,其中言論自由又是這一系列基本原則中最基本的,所 以必須置于更先的地位。

 被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熱情稱贊過的美國人權宣言,提出了一種值得借鑒的觀點,它指出,

為了保護民主所賜予的幸福,就絕對必須“經常回到基本原則去”。這意味著民主的保存在某 種程度上要取決于人們對民主的存在根據具有領悟并取得一致見解。所謂“經常回到基本原則 去”就是指批判地認識我們賦予民主的基本原則的意義。正是如此,言論自由的原則的前途在 某種程度上的確要依靠我們澄清這一名詞的確切含義。這基本上是一種理論任務,也許比起其 他的眾多理論任務來,它是更為基本的。在這項任務尚未完成前,人們幾乎不可能完善地解決 好任何一個其他理論任務。事實上,這項任務的解決就意味著為其他任務鋪平道路。歷史已經 懲罚過我們一次了,因為我們的前輩忽視了這項最基本的任務,如果今天我們不吸取教訓,不 去詳盡地闡明言論自由原則的意義,讓它真正地深入到更多的人們心中,歷史必將再一次懲罚 我們。

 也許有人會嘲笑我們的議論是空談,“言論自由誠然好,但要是當權者不實行又怎么辦 呢?”我們說,如果有誰發出這種責難,那表明他還完全沒有了解我們的思想。我們特意指 出:一個國家有沒有言論自由,不在于那里的當權者愿意不愿意實行,而在于那里的人們會不 會堅持。眾所周知,在許多不發達國家,政變簡直是家常便飯;然而在真正具有民主傳統的國 家,發生政變甚至是不可想象的。這一對比有力地表明了決定一個國家能否采用民主的關鍵, 不在于當權者的信念或素質,而在于人民對民主的意識程度。有些人對我國目前民主化的程度 不很滿意,另外一些人反駁道:假若換上別的一些人掌權,情況難道不會更糟嗎?我們不能認 為這種反駁是很好的,但平心而論它也含有部分真理。換句話說,我們目前在民主化方面取得 的種種成就,是和領導者執行一種較為正確的路線分不開的。假如這條路線變了,從目前狀況 看,再發生倒退并非不可能,依目前人們的民主覺悟程度,恐怕還不足以抵御這種倒退(如果 它是自上而下的話)。這種假想也許更有助于促使我們認識到:進一步提高人們的民主意識, 首先是讓更多的人確實領悟言論自由等原則的含義與價值,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任務。這既是防 止倒退的根本措施,又是保證繼續進取的必要前提。一切關心我國政治民主化前途的人們,恐 怕都要注意到這一點。

10 新興國家“有法不依”現象的歷史原因

 差不多每個新興國家都自稱為民主的、共和的,他們都有一部大體完備的憲法。然而,如 果查閱他們憲法實施的記錄,大部分國家恐怕只有不及格。那些具有較深的民主傳統的國家則 不同,那里,任何人,直至總統、總理,也不敢公開破壞法律。為什么法律條文在一些地方形 同廢紙,而在另一些地方卻勝似神符,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原因之一是:新興國家一般都沒有經歷那種相應的發現經驗的過程。好比一群熱衷于踢足 球的人,在別處看到了正式足球場地的各種界線,回來自己也照樣畫了一個,但是他們(至少 是大多數)卻并不懂得那些界線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踢起球來自然還是照老樣子。那些界線的 存在意義不是給完全忘卻,就是按照勢力大的一方加以任意解釋。別人那里則不一樣,那里的 人們本來就是嘗夠了沒有規則亂踢一氣的苦頭才相約要定個規矩的。在那里每一條線的作用和 意義都是經過爭論后由多數意見決定下來的,不僅是運動員,包括大部分觀眾都很懂得這些界 限的意義。因而在那里,人們踢球時都不得不注意不去違反有關章程,一旦誰違反了勢必受到 相應的處罚,甚至連自己方面的運動員都不敢包庇伙伴的犯規行為,這不僅與自己方面大部分 人的正義感有關,更重要的是受著深明規則的觀眾的制約而不得不如此。

 以言論自由為例,美國憲法最初并未規定人們有言論自由,在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執政期 間,甚至還通過這樣的法令:凡發表反對國會議員之類官吏的言論者應該判罚。當時,以杰弗 遜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提出言論自由的主張,因此人們自然都明白,所謂言論自由就是包括 批評攻擊國家領導人的自由。經過長期激烈爭論,言論自由的意見獲得了勝利,并于不久之后 寫進了憲法修正案。由于美國人民經歷了這樣一種發現言論自由原則的經驗過程,所以言論自 由原則在大部分美國人心目中就是含義分明的,他們自然就能夠在權力侵犯言論時采取共同立 場,這就使得任何當權者也不敢公然地實行因言治罪。

新興國家一般就沒有這種發現言論自由原則的經驗過程,他們只是簡單地把言論自由的條

文抄過來了事,致使大部分人對這一原則的確切含義和重大價值都不明白,既然如此,那又怎 么能保證它不受忽略,不受歪曲,不受踐踏呢?當吳晗寫作《海瑞罷官》而慘遭迫害時,全中 國有幾個人意識到這是踐踏言論自由,這是侵犯公民權利,這是違反憲法,從而是一個民主共 和國的領導者可能犯的最大錯誤,必須堅決反對?大部分人的反應恰恰相反,很多人壓根就沒 有從這個朗如白晝的權力鎮壓言論的事件中聯想到憲法上還寫著一條叫做言論自由的公民權 利;不少人咬定鎮壓這個反動言論非但不是違反言論自由,倒是最好的保衛和運用真正的人民 言論自由;一部分好心腸的人雖然看不慣這種殘酷,但他們總是竭力說服自己“不要書生氣十 足”,在嚴酷的階級斗爭面前,怎么還想到那些溫良恭儉讓的規則如言論自由之類的迂腐空談 呢?大多數人想法既是如此,我們怎么能反過來抱怨言論自由原則沒有用呢?

11 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后遺癥

 新興國家的民主革命大都煮成了夾生飯,由此帶來不少后遺癥。最大的麻煩莫過于,人們 擬定了法規,但并不理解那些法規的確切含義與重大作用。這樣造成的危害是多重的:

 一、由于大部分人不懂法規,所以在實際事務中還是不循章法。

 二、但是由于形式上有法規存在,因而造成了詞句與現實的巨大差距,引起不少有頭腦的 人們的幻滅之感,產生“有法無用”的失敗主義情緒。這些聰明人本來可以成為推進法治的積 極因素,但是由于自暴自棄,甚至常常扮演那種向積極努力者潑冷水的消極角色。

三、這種尷尬的情勢也往往使得愿意奮斗者找不出適當的方式。不錯,要使紙上的東西變 為現實,必須經過斗爭。但是,如何斗爭呢?我們并不缺少敢于大膽發表不同意見的勇士,過 去的事實是,他們差不多都為其所堅持的觀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遺憾的是這些犧牲所換得的 進步并不十分顯著,其中原因并不復雜,當多少人還認為因言可以治罪,當權者在壟斷全部言 論陣地時,發表大膽的不同意見會不會遭受懲罚,顯然就是幾乎完全取決于當權者信念與素質 的問題。多少杖義執言的人們就是由于忽視了這一點而嘗盡了苦頭。即使后來錯案得到糾正, 被糾正的往往只是其幾個具體的觀點,同時并不妨礙他們在對待新的不同意見時積極搞因言治 罪。至于群眾,由于他們永遠只有在案子翻過來后才可能知道事情始末真相(這是權力壟斷輿 論的結果),所以總是很難判明被指控的“反動言論”究竟是什么性質,他們的注意力總是集 中考慮那種觀點是否反動,而對于問題的要害――可不可以因言治罪――卻常常不去注意。簡 言之,這種以大膽發表不同意見的方式去爭取言論自由,事實上是以運用言論權利爭取言論權 利,無形中假定了大家已經懂得了言論自由的意義,把尚未解決的問題當成了已經解決完畢的 問題。因此,不能把廣大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真正關鍵的問題上,這就起不到應有的提高人民 群眾覺悟的作用。

12 推進言論自由的根本途徑

 一旦深刻地把握住了我們的現實所具有的這種由歷史造成的、或許是獨一無二的特點,那 么我們就不難尋找出相應的解決辦法了。

 既然悲劇根源之一在于我們沒有經歷發現言論自由原則的經驗過程,那么我們就應該補上 它;既然多數人不懂得這一原則的含義與價值,那么我們就必須闡明它;既然連我們自己也不 過是在這十年浩劫中嘗到了木匠戴枷的滋味后才懂得關于言論自由的種種道理,那么我們就應 當現身說法,用一種充分講理的態度說服那些不明此理的人們。言論自由是需要繼續爭取的, 所謂“爭取”,它的真正意義就是讓更多的人民理解它、掌握它。

 夾生飯也并非全無好處。至少,恐怕沒有幾個人,不論其掌握多大權力,敢于公然否認言 論自由。同時,僅僅憑著別人討論一下什么叫言論自由,就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確實也不容 易辦得到。即使有人硬是這么做了,那只會引起更多的人們對言論自由問題的關切與研究,引 起相當多的正直人士的強烈不滿,使得一意孤行的當權者處于十分為難的境地。最后,一朝冤 獄平反,言論自由原則就會真正深入人心,廣大人民獲得的教益將不再是掌握某一個具體觀點

而已,而是掌握了言論自由本身,那或許倒會加速言論自由實現的進程也未可知。

 這就是推進言論自由的根本途徑。

 言論自由權是公民的第一項權利。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懂得什么叫言論自由。一個公民, 可以不懂外語,不一定精通哲學,沒有必要非理解什么叫形象思維,但他必須清楚地知道什么 叫言論自由。人們大可以在諸如思維與存在有無同一性之類問題上爭論不休、各持己見,但是 他們必須對言論自由原則有著共同的領悟。一旦發生了權力侵犯言論的事情,人們就會在反對 因言治罪這一立場上表現出不約而同的一致。權力存在于何處?權力存在于共同行動著的人們 之中。退一步講,即令大部分人的反對沒能通過一致行動充分表示出來(那必須依賴建立某些 機構),僅僅是表現在他們內心信念的改變,換言之,即使當權者鎮壓言論的行為未能引起公 開的一致的反對,只是造成了當權者在廣大人們心中道義上的破產,那也是一個相當大的轉變 了。其實在這種情況下,稍微明智一點的當權者都會發現運用手中強權鎮壓不同意見的確是下 策了,如果我們還能進一步完善各種機構,那么法律條文就更能表現出它們的作用和力量來 了。人類歷史已經證明用法律治理社會是可以得到的,一切悲觀主義都是既無理論根據又經不 起實踐檢驗的。

13 續前 民主的悖論

 上節我們指出,推進言論自由的根本途徑,就是讓更多的人理解它掌握它。所以我們認定 它是根本途徑,那是基于我們對民主本身得以實現的因素進行研究的結果。

 我們知道,民主的一個原則是多數決定,民主的另一個原則是保護少數。可是,這兩條原 則有時會產生一種矛盾,可能出現一種極為令人窘迫的情況:假若多數人通過決議,把不同意 見的少數人定為反動派而加以取締,那該如何是好呢?

這可稱之為民主的悖論。經驗告訴我們,那些主觀上以為堅持民主、實際上背離民主的地 方,常常是以這種方式誤入歧途的。如果說一個可靠的民主制不應當依賴于當權者是否具有民 主意識,但是,的的確確,它要依賴于大多數人民有無民主意識。所以,除非多數人能夠理智 地對待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否則民主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令人不安的是,至今還有那么 一些人,在對待他們認為是反動、有害的言論時,表現出和過去一樣的極左態度,務必置對方 于死地而后快。這從另外一個方面提醒我們,必須有力地推進言論自由原則。千萬不可忘記, 我國政治民主的基地還必須有待進一步加固。魯迅先生說得好:“戰斗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 一沖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勇也。”這個營壘就是言論自由。如果大多數人對于他 們所贊成的觀點、作品,尚不知加以保護,自然表明這個營壘根本沒有筑成。可是,如果大多 數人僅僅會保護他們贊同的觀點、作品,而不去保護那些他們反對的觀點、作品,同樣表明這 個營壘尚未筑成。因此,筑成一座真正守得住的營壘確實是“首先”當做之事,萬萬不可掉以 輕心。也許,在廣大人民中間深入不斷地進行闡明言論自由的工作并不是很富于刺激性的事 情,但是,我們必須踏踏實實地去做,這才是治本之道。

14 勇敢與明智

 普希金在談到俄皇葉卡德琳娜二世時說:如果說政治就是利用人們的弱點加以管理的藝 術,那么她可以算得上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這句話從某種意義上揭穿了專制統治的奧妙。人們 的弱點是什么?高爾基有句名言:人類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的意志薄弱和愚蠢。反過來,我 們也就懂得實現民主的秘密了,那就是勇敢和明智。

 人類為了進取,勇敢是第一個品質要求。實行言論自由,就是要抵抗強權對言論的壓制, 這本身就是一種意志上的較量。不論法律條文多么明晰,不論政治機構如何完善,它們本身畢 竟是不能行動的,它們唯一的動力就是人們的決心。既然誰也不能担保當權者永遠個個懂得正 確地運用權力,那么要保護言論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使那些企圖濫用權力的當權者從親身經 歷中知道,一旦他們侵犯了言論權利,一定會遭到堅決的抵抗。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其他保

障。法律條文不過是為一切珍視民主的人們提供一個集合點,促使人們提高警惕、引起重視而 已。民主是件麻煩事,它不能一勞永逸。它時時需要爭取,歷來有待爭取,并永遠需要保衛。 如果我們面臨侵犯言論權利時只是沉默而不公開表示反對,等于默認失敗。即使在多數人不懂 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少數懂得這一原則的人也應該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雖然,這種反對可能 總被多數票所否定,但這種反對本身就是有價值,這種促人感奮,促人思索,從而推動了言論 自由原則的深入,或多或少對權力形成一種有益的牽制。由于這種反對,主要關系到權力應否 鎮壓言論,而與那種面臨取締的言論本身并無直接聯系,所以它比較容易守住自己的立場。不 用說,這也是需要勇氣的。我們應該想到:那些專制主義者們為了實現其奴役人民的惡毒意 愿,表現出一種亡命之徒的冒險精神;難道我們熱愛民主的人民就不能在更美好更正當的信念 鼓舞下,表現出比對方更強的意志力量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勝利,中國人民的兩次解 放,無一不是通過英勇頑強的斗爭換來的。魯迅說得好:要求絕對安全,監獄里最合適。愛因 斯坦說得好,如果德國的知識分子都寧肯坐牢也不宣誓忠于希特勒,那么德國的悲劇就不會重 演。歷史一再證明,忍讓決非萬能,茍且未必能偷生。這種教訓切切不能忘記。

 民主需要勇氣,但它又不能完全依賴于勇氣。恰恰相反,只有在實現民主而無需拋頭灑血 的情況下,民主才算是有了更廣泛的基礎。民主制的價值本來就在于通過和平的途徑,不付出 或盡量少付出血的代價,去贏得必要的社會改革。因此在實現民主的過程中,明智同樣至關重 要。實際上,嚴格意義上的勇敢本來就與明智分不開。我們不僅要敢于堅持真理,還要善于堅 持真理。這對于民主進程的最初階段,意義格外重大。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能不能善于堅持 真理,堅持民主,乃是民主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

 要明智,就意味著必須尋找出這樣一種原則,人們無需乎多少深奧的知識就能領會它,無 需乎多少勇氣也敢于堅持它,這個原則是那么簡明、正確,以至于絕大部分人,不論他們其他 見解有多少差異,都很容易一致表示贊同,并且不害怕公開表明這一點。同時,這一原則還必 須具有穩步推進的特性,能夠為以后的發展開拓道路。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我不能說出所有我相信的東西,但是我不去說那些我不相信的東 西。”這當然不是一種英雄氣概,不過它卻表明了一個雖然缺乏勇敢,但畢竟不失正直的人所 可以采取的立場。通常人們總認為在強權面前只可能有兩種選擇:要么舍命反對,要么任隨擺 布。事實是并非如此。那正象強權本身一樣,并不是只存在著要么絕對正確要么絕對錯誤這兩 種性質的強權。我們應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必須,為相當一部分正直、善良、具有常識, 但不一定思想深刻、懷有正義卻未必甘為一種信念獻身的人們,提供一個原則立場,使他們能 夠成為維護民主的長城,而不是成為專制的幫兇,也不僅僅滿足于做臺下的看客。如果找不到 這么一種原則,少數優秀人物的孤軍奮戰不過是一曲曲壯烈的悲劇,民主的實現只能靠偶然的 契機,而且勢必經受不起真正的風浪。

 如果說專制在于利用人們的弱點,那么民主就必須發揚人們的優點。關鍵在于要為具有一 般智力與勇氣的常人提供一個他們既容易領悟,有不害怕公開堅持的原則,一個最基本的原 則,這個原則能夠維護人們的基本權利,又能夠為民主的發展開辟廣闊的前景;它應該是整個 民主的基礎,并永遠不會崩塌。依我們看,這個原則就是言論自由。

理論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它的意義有二:一是揭示真理,唯有真理才能鼓起最多的人們的 最大勇氣;二是揭示事物的內在邏輯,喚起更多的人們的更大注意。人們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重于感情、輕于理智,只顧當時,缺乏遠見,這些是他們陷于悲劇的重要原因,一旦他們 懂得了言論自由的真義,看清了實行因言治罪的必然后果,他們就不會去充當“螳螂捕蟬,黃 雀在后”中的螳螂,決不愿意扮演木匠戴枷中的木匠;他們決不會在強權的最初進攻時麻木不 仁、消極順從,更不會推波助瀾,充當工具。他們就會在最容易挫敗專制的時候挫敗專制,在 最容易保全民主的時候保全民主。在這一進程中,那種堅定、自信、理智和踏實的情緒會越來 越占上風,我們就可以蔑視絕望的心情,鼓勵進行嘗試與努力,并哺養希望。

15 選 擇

當專制主義的堅冰被打破,人民從普遍的歡欣之感中冷靜下來以后,他們發現了,他們面 前竟有著那麼多的分歧和麻煩。如果說人們當初曾經過高的估計了“四人幫”的實力的話,那 么他們后來又總是過低的估計了“四人幫”留下的苦難。思想上的紛亂是顯而易見的,這正是 專制主義饋贈的最大遺產。誠然,專制主義的罪惡引起了絕大多數人對民主的憧憬,但是,專 制主義畢竟不是民主的預科班,在實現民主的道路上,依然是障礙重重,荊棘叢生。有些人抱 怨車子走得太慢,有些人則抱怨太快,有些人担心誤入歧途,有些人則力主拉回倒轉。現實向 人們提出的問題比人們能夠即時解決的要多得多。一切有識之士都不懷疑,我國目前正處在一 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歷史有如人生,其關鍵處,往往只有幾步。

 回顧過去,在某些重大問題上,我們曾經做過不正確的選擇,其結果有時是災難性的,所 謂災難性,不僅在于隨著時間的流逝,錯誤選擇所造成的損失會越來越嚴重,而且還在于那種 被誤選上的結構本身,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越來越牢固。換言之,過去的錯誤選擇常常有這樣 一種奇怪的性質,即錯誤犯得越嚴重,那個導致錯誤的原因就越難糾正。結果差不多總是非等 到錯誤犯到頂不可。歷史有時候是不容轉身的窄巷子,你只要開頭選擇時不小心而誤入歧途, 那么途中你就幾乎沒有改正的機會,只有沿著那條錯誤的胡同走到底,直到新的岔口才容你重 新選擇。例如三年前結束掉的那場浩劫,其原因早在二十三年即已露端倪,在這一過程中,多 少志士仁人的努力都未能扭轉。由此我們應當總結兩條經驗教訓:一是要在選擇關頭盡量集思 廣益,二是力爭在選定后仍留有日后改進的余地,恐怕歷史已經不會再給我們以機會又去犯那 種災難性的大錯誤了。

這兩條經驗,說到底,仍是一個民主問題。這并不奇怪,民主的優越性就在于,它使一個 社會富于彈性,善于變化,易于適應各種挑戰,便于進行自我調節,恰恰能夠避免那種一旦走 錯路,必須走到底的僵化頑癥。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更容易看清楚在當前的選擇中,應該把 民主置于何種地位了。

16 民主與現代化的關系

 民主與現代化究竟是什么關系?目前不少同志認為是“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我們非 常樂意這個論斷是真確的。從實踐中粗淺地考查,這個口號確實起到了良好作用,它促使那些 僅僅想過好日子的人也注意到健全民主的必要。然而,我們倘從理論上嚴格推敲,這種提法便 顯現出種種值得商榷之處。不澄清這一點也許會留下某些隱患。事實上,我們知道,有些人對 人民中要求進一步民主的呼聲是有看法的。譬如說,他們就未必贊同真的搞言論自由,然而他 們確實希圖國家富強。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一問題略作討論。

 誠然,在“四人幫”那套封建專制下,現代化是絕對實現不了的。但是應該看到,“四人 幫”型號的專制主義不僅屬于最極端的一種專制主義,而且也屬于最粗糙最低能的一種。歷史 告訴我們,還存在一些不那麼極端而較有效率的專制類型,甚至還有一種同樣極端、然而仍具 有效率的專制。在這些型號的專制下,實現現代化并非不可能,而且,還曾經一度被不少人認 為是更簡捷、更有效。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鐵血宰相俾斯麥治下的德國,在作為發達國家崛 起的過程中,并沒有依靠一種富于民主的制度。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無疑是歷史上最極端的專制 政權之一,但它卻迅速地造成了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當代的蘇聯,從很多方面衡量都應該認 為是現代化了,但它的政治就很難稱得上民主。盡管蘇聯的思想文化界狀況,較之“四人幫” 禁錮下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確實要開明得多。然而,就以言論自由作一個標尺吧,那里的情況 顯然也是很不妙的,另一方面,印度的民主至少比納粹德國多得多,可是它卻從未把自己的經 濟力量發展到那么可觀的地步。這些事例雖然不一定普遍,但確實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其實,一直有人公開或暗地里認為專制比民主更為可取,尤其是在使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 迅速發達的起飛過程中,一小批堅強有力、富有遠見、緊握大權的領導者,通過“強迫把羊群 趕進牧場”的專制手段,較之于聽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實利益所在的蕓蕓眾生漫無節制的要 求、變化無常的意見,更能夠取得直截了當的成功。這種見解曾經是很流行的,。我國長期以 來對民主建設的輕視,無疑與這種見解大有關系,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來中國人

民的民主革命過程中,要求民主自由的呼聲總是被要求富國強兵的呼聲所淹沒。造成這種情況 的原因很多,然而,這種情況所帶來的后果卻幾乎只有一種:既沒有達到民主自由,也沒有實 現富國強兵。對于這種情況的原因及后果進行一番考查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在中國,改革的思想所以席卷全國,朝野響應,大都是基于國力衰敗這一眼前人人 不容躲避的直接現實。一套專制的統治方法只是在它把經濟搞到一團糟的地步時才無力拒絕改 革。因而在改革勢力中,共同點僅在于力圖國家富強,其中總有一部分人并沒抱有民主的理 想。

 其次,盡管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政治上的不民主是導致經濟貧弱的原因,強烈要求革 新政治,但是在如何革新方面卻沒有一個富于戰略眼光的比較一致的意見。這一點也許是致命 的。改革之風最初能沖破那么嚴重的障礙而獲得大勢,本來表明它是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成功 的,但是這些改革卻要么夭折流產,要么搞成虎頭蛇尾,從而失去了前進的勢頭,那顯然跟人 們采取的計劃、步驟大有關系。到后來,連許多喜歡民主的改革派都認為,應把富國置于民主 之先,把民主的鞏固與發展寄希望于經濟發達之后,因而造成了民主的停滯。

 可見,要真正明確民主與現代化的關系是非常重要又非常復雜的課題。

 我們并不否認歷史上曾有過不民主而現代化的事例,但是對于這種現象,我們要提出以下 兩個方面的批評。

 一、專制造成的經濟發展是痛苦的,因為它勢必伴以殘酷的迫害;是畸形的,因為它總是 傾向于為了虛榮而犧牲繁榮;是短暫的,因為它不利于調動人們的首創精神;它缺乏有效的自 我調節,因而到頭來總是日益加強了那個越來越異化的專制機器。這種發展形式的最高成就就 是造成了一個軍事強國。而人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卻是處于遠遠不相稱的水平。它必然導致日 復一日的停滯與腐化,或者通過一場對外冒險,或者是勉強維持一個外強中干的架子,最終仍 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歷史上一切靠專制手段發達起來的國家,倘若它成功了的話,都無法擺脫 這最終的命運!今天,這個規律仍然在起作用,甚至還縮短了它的運行周期。依靠專制而獲得 經濟起飛的令人迷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專制能夠創造效率的神話已經破產了。無怪乎今天欣 賞這一套辦法的人比過去少得多了。

 二、還有一個必須澄清的問題:人類是否僅僅追求經濟的發展?抑或還有其他的、甚至更 高的要求?民主不但有促進生產的好處,而且它本身自有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性的 全面和諧的自由發展并不是一句空話。因此,放棄民主去換取經濟進步,必將貽害無窮。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不少人習慣于低估以至否認民主本身的價值,僅僅當作是在某些情況 下可以用來刺激經濟的手段,這就導致了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奇怪現象:每當經濟處于困難 時期,民主就講得多一些,一旦經濟恢復了,“左”的思潮就會喧囂起來,民主就又遭冷遇或 厄運。不少人只是把民主視為權宜之計,視為對過分惡劣的專制加以有限的矯正。回顧從建國 到“四人幫”垮臺的二十余年,專制的色彩竟然是越來越濃,這恐怕就不僅僅是民主講多了或 講少了的問題,難道它不表明我們不少同志對民主的估計是多么的不當嗎?

 民主是一個過程。民主的實現程度與生產力發展程度有著急密切的關系。這些都是不可否 認的。但是我們應當避免一種機械論,似乎在一定的經濟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種唯一的政治形 式與其相對應。不少聰明人告訴我們,鑒于我國目前的生產力水平,現有的民主已經是非常之 完美了,因而進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時宜的,當務之急是安心搞四化,等等,我們感到這 個結論未免太輕率了些。

 從歷史上看,那些最早奠定民主制形式的國家,當初的生產力水平都并不發達,那里的工 業革命都發生在民主制建立之后而并非之前。相反,很多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卻依然保留著一 種專制形式,那里的專制形式非但沒有因工業化而有所削弱,反而借著工業化的力量變得更為 牢固。單以社會主義類型的國家為例,屬于發展中國家的南斯拉夫就比超級大國蘇聯更為民 主。就以蘇聯自身為例,列寧領導下的,經濟還很落后的早期蘇聯,比起今天的蘇聯也要民主 得多。因此,我們既沒有充分的根據認定:目前我們的民主就已經達到了現實生產力水平所能 允許的最大極限,也沒有充分的根據相信: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就注定會更民主些 而不是更專制些。

一定的經濟水平,決定了政治變化的上限與下限。在給定的區間之內,選擇仍是非常重要 的。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不一定總是能通過經濟增長而自行克服,相反,經濟成功有時反而會掩 蓋住它們,甚至悄悄地強化著它們。考慮到這兩層,我們有必要把句點改為逗點,再繼續一番 思考。

17 續 前 關于步驟問題

 那么,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文化狀況下,應當如何處理好現代化與民主的關系呢?怎樣保證 我們既實行必要的社會控制,又鼓勵充分的個人主動呢?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課題。須知,一 個無能的民主制并不比一個開明的專制好一些,無政府狀態和法西斯獨裁差不多一樣壞。一位 研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狀況的學者說:二十世紀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處理好社會主義與 民主的關系問題。這種說法或許值得考慮。尤其是,當前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改革,那恐 怕就比在平時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集中權力。加上整個國家如大病初愈,難以承受太大的顛 簸。這一切都使得我們在如何推進民主時不得不進行更周密的考慮。

 但,盡管如此,民主還是一定要搞的。否則,我們就是舊病復發,忘記了全部歷史教訓。 為了不重蹈前人覆轍,出路在于切實地加強民主。我們不應該操之過切、求之過全,但我們必 須為民主奠定一個立于不敗之地的基礎,保證民主大勢能與日俱增,永不失其前進的勢頭。這 就要求讓人民真正享有一種任何權力也無法剝奪的政治權利――首先,就是言論自由。這是最 起碼最基本的權利。無論某些人多么喜歡嚴格的紀律,多么愛好行為的一致,多么不愿意給地 方或個人以稍多一點自由行事的機會,他都沒有理由反對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由本身并不與 任何一種有正當理由的(即使這種理由還不全面)集中、計劃、紀律、法制相矛盾。無論如 何,在言論上的百無禁忌和在行為的強化法紀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正如在“四人幫”治下的中 國,言論上的毫無自由與實際事務中的無政府狀態可以同時存在一樣。所以,沒有任何根據可 以否認言論自由。換言之,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不論在其他方面有多少意見分歧,在言 論自由問題上則應該有統一的認識。

過去,我們在逐步推進民主方面是做得不大成功的。好幾次以擴大民主為宗旨的運動,到 頭來竟以縮小民主為結局,終點居然落到起點之后的。其間原因頗堪玩味。依我們看,首先是 事先對擴大民主后引起的麻煩估計不足。由于我們每一次擴大民主,都是鑒于前一段時期民主 太少而造成了種種弊端,正像一個久病的人僅僅是深感體弱多病之后才決意鍛煉身體,因而乍 一鍛煉,必然產生許多難堪的反應。雖說事先有所估計,一旦反應紛至沓來,難免不動搖畏 卻。出于應付臨時事變的權宜之計,常常把民主置之一旁。這里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步 驟方面:由于事先難以判斷究竟可以采取哪些“放”的措施,面臨突然實行民主而產生的大量 反應,人們很難搞清楚哪些是正常的反應,哪些是反常的反應,于是不能確定哪些措施應當硬 著頭皮堅持,哪些措施應當適當修正以致撤回。正像那個參加鍛煉的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該繼 續堅持下去呢,還是該減少運動量?說不定他甚至還會懷疑:由于他天賦體質弱,也許不去鍛 煉而在家中靜養才是最好的辦法呢。這樣,原來強大的民主潮流就可能發生分裂,一些人把麻 煩歸于民主還太少造成的,另一些人則認為是民主已經太多。本來就不喜歡民主的那派意見自 然又會喧鬧起來,在這種局面下,傳統的思想便往往占了上風。道理很簡單:繼續以致更進一 步地“放”下去,許多人心里沒有底;誰知道會引出什么樣的局面;而退回原來軌道或者是大 部分退回原來軌道,雖然不是理想的途徑,但畢竟有過去的經驗在,至少有一種可以預料可以 控制的穩妥之感。如果說一部分同志不顧已經取得的勝利還不鞏固,仍一味向前沖的話,那么 更多的同志則是在現實的麻煩面前大踏步后退,以致于把應該并可以守住的陣地也丟掉了。其 結果自然是民主的勢頭被沖斷,舊的傳統力量重又站穩了腳根,人們又一次品嘗到希望破滅的 沮喪。正是鑒于過去的教訓,我們才不得不意識到:在確定了方向之后,步驟就成了決定成敗 的關鍵。照我們看來,言論自由就是整個進程的第一步。只要更多的同志致力于落實第一步的 工作,那么我們才能有足夠的把握,沖出原地兜圈子的歷史徊流,穩步駛向寬闊的未來。

18 改革與限制權力

 一場深刻的改革要得以進行,必須握有權力;但如果它要獲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卻又必須 獲得獨立的活力,使其在失去權力時仍舊能發展,至少也要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積累力量 再行創造權力。特別是在一個舊傳統過分悠長,保守力量過分頑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若不具 有無需權力庇護,而仍然能生存發展的獨立自主力量,幾乎注定要失敗的。因此,立志改革者 當然要盡力維護那個將大規模改革付諸現實的權力,同時也一定要注意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可靠 的根據地。應該在加強權力的有效職能的同時,為防止權力的濫用而設以必要的限制。從某種 意義上我們甚至必須說:改革成功的標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夠不托庇于權力而存在和發展。那 些不贊同改革、不贊同現代化的人,即使掌握了大權,他們也不能扼殺改革的生力;相反,改 革的力量卻能夠通過正常的程序而不必采取非常的手段重新獲得前進。

 這就要求人們在進行改革時,必須時時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假如掌權者背離了正確路 線怎么辦?沒有權力不一定就沒有辦法,正如有權力并不一定有辦法一樣。如果我們把這樣一 種深刻的、決非一蹴而就的改革的成功系于領導者的正確無誤和權力的理想傳遞上,那便是系 千鈞于一發,把一切建筑于偶然性之上。

韓非子說:“夫圣人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有術之君不隨適 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把這些話從君主本位立場轉到人民本位的立場上來看,還是頗有價 值的。梁啟超指出:“言仁政(指人治---引者)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使之必如 是。”這種批評很深刻。如果我們只能說領導者應當如何應當如何,卻沒有實際的措施以保證 領導者必須如此而不能如彼,那當然就很靠不住了。

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也許要算英國一六八八年的所謂“光榮革命”了,如果說法國 大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那么英國一六八八年的妥協卻是一次成功的妥協,根據當時英國資 產階級并不十分強大的實力來看,那場改革所取得的恐怕達到了資產階級力所能及的最大限 度。這一成就從表面上看并不顯赫,但非常扎實。以后英國政治經濟的直線式發展以及國內長 達三百年之久的穩定,都顯示了這場變革的成功,比起大革命后長期動蕩起伏的法國,比起彼 得一世改革后的俄國、明治維新的日本、俾斯麥之后的德國,都具有一些很明顯的優越性。這 場改革與眾不同的特點就在于它具有強烈的的民主色彩,沒有依賴,也沒有導致獨裁專制。其 中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它始終注意了給權力以必要的限制。一六八九年的“權利法案”和一七O 一年的“王位繼承法”明確肯定了臣民的某些看來很平常、實則最基本的不可剝奪的政治權 利,包括言論自由。那以后,英國固然也有過一些無能或貪權的君主,保守以致反動的黨派也 曾統治過國會,但他們畢竟都沒能改變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當然,隨著 資本主義走向壟斷即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全面反動,這是另一個問題了。)

 沒有遠見的地方,其國家必滅亡。由進行改革的人們自己對那個推進改革的權力給予必要 的限制,這是一個需要遠見卓識的舉動。對于一個我們真誠擁護的權力,需不需要監督?可不 可以批評?應不應該防止其濫用權力?這確實是對我們政治遠見的鑒定,也是對我們政治品質 的考驗。左傾思潮所以能長期風行,那是和不少人的投機心理分不開的。有些人故意采取一種 過頭的,超出原則的左的立場。不超出原則不足以出人頭地、引人注目,不過頭不足以顯示立 場堅定、愛憎分明。以這種廉價的、故作姿態的手段去嚇唬老實的人,打擊誠實的人,誣陷正 直的人。歷史事實毫無例外的證明:當一個政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后,它最危險的敵人必然是 來自上面那一類。一個公開的、守法的政治上的反對派都比那種人有用得多。在這種大奸若忠 的攻勢面前卻步,放棄對原則的恪守,放棄對法制的貫徹,是一種自食其果的政策。列寧有句 著名的論斷: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一點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有些同志習慣于認為限制權力就是削弱權力,民主多了集中就會少。這是一種片面的形而 上學的見解。須知,人世間不可能有萬能的權力,任何權力都有其鞭長莫及之處,顧于此者必 失于彼。限制權力,嚴格地說,明確權力的行使范圍,當然會減少權力對那個范圍之外的影 響,但是它卻可能加強權力對其范圍之內的效能。換言之,一個明智的有限的權力,常常是更 有效的權力。

這層道理并不復雜,然而十分重要。以刑罚為例,刑罚過于苛刻,人們對于它只有恐懼之 心而更無羞恥之感,那么這套刑罚就再不能維持幾天了。濫扣“反革命”帽子,尤其是給很多 好人扣上“反革命”帽子,到頭來真正的反革命就不那么臭了。如果權力忘記了自己本身是有 限的,如果它只根據自己的好惡,對那些不應該或沒有必要壓制的事物施用威權,必然導致當 壓制那些應當壓制的事物時,也得不到下面的自覺支持而陷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地步。然 而,糟糕的是,這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局面又常常使某些當權者得出錯誤的結論,以為這 是法紀松弛、民主太多造成的,于是變本加厲地濫用權力,形成一種真正的惡性循環。應當看 到,如果權力在真正必要的場合出現,人們會擁護它,配合它,從而使權力有效地發揮職能; 但是如果它在人們都感到多余甚至有害的地方出現,人們就會抵制它,至少,他們會敷衍它、 欺騙它,用各種消極手段磨耗它。問題在于,如果權力總是堅持要在不受歡迎的地方出現,那 么,人們就會把那套軟辦法應用于它出現的一切場合,包括那些真正必要的場合,其結果,權 力在表面控制一切,實際上誰也沒真正控制住。輪子似乎在正常轉動,但汽車卻根本沒有前 進,輪子不過在原地打滑而已,全部能量都變成“內耗”了。

 斯賓諾莎早就指出:實行因言治罪,對壞蛋和蠢才的心理并無影響,對心地寬厚的人, 對正直認真的人才有影響。這確是一個事實。那些假公濟私、投機取巧、怠惰消沉、狡猾世故 以及愚昧麻木者們,才不會去發表那些不合領導者口味的意見呢。他們有以不變應萬變的萬全 之策,任你上邊什么觀點來了,他口頭上一概支持,在行動則是能撈一把就撈一把,能鉆一下 就鉆一下,能躲得掉就躲掉,實在沒辦法的就敷衍;企圖用因言治罪來整治這些人的法紀效率 是十足的無效。只有正直認真的人們才會受因言治罪的打擊,只有心地寬厚的人們才會因此而 憤懣不平。一旦好人遭了整,人們就會越來越蔑視法紀,以對抗法紀為勇敢,以躲避法紀約束 為機智,把鉆空子視為樂事,把守紀律視作無能。這都是亂用權力所必然導致的后果。不對權 力加以必要的限制只能造成惡性的職能衰退。

結論是很清楚的。為了防止權力濫用,防止權力變質,同時也為了更加有效地發揮其應有 職能,我們必須明確權力的行使范圍。其中最起碼的一條就是確認言論權利不容侵犯。有些 人,一提起加強法紀治安,首先就想到鎮壓不同意見,用放棄“信”的辦法去增加“威”,縱 使見效一時,也必貽患無窮。除非我們認識到給權力以必要的限制和讓權力能有效的發揮功用 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否則我們必然成為形而上學的犧牲品。

19 一定要讓言論自由原則深入人心

 我們在這里千言萬語,只是要表明一個意思:一定要實現真正的言論自由。一定要讓言論 自由的原則深入人心。無論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還有多大分歧,無論人們對實行民主有多少審慎 的顧慮,無論人們在其他方面有些什么不同的觀點,在實現言論自由的這一點上,大家總是可 以沒有什么疑義的吧。讀者不必贊同我們的每一個論據,但是希望他能支持言論自由這個總的 論點。當前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深入不懈地闡明言論自由,真正讓它在中國人民心中扎下根 來。

 回顧這些年來,中國的禁錮言論,無論就深度、廣度,還是烈度,都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 步。不論是政治還是科學,不論是公開會議還是私人生活,凡是人們言論可能涉及到的一切內 容,有哪種不曾當作審查與懲罚的對象?從白發蒼蒼的老年人到幼稚的小孩子,從馳名中外的 學者到目不識丁的老農,凡是有嘴能說話的一切人們,有哪一類能逃脫因言治罪的魔掌?從五 花八門,層出不窮的變相專政,到法院公開宣判的死刑判決,凡是能用來摧殘人們肉體與精神 的一切手段,有哪一種沒有向那些無非是說了幾句話的人們施行過?誰要是統計一下這些年來 因言獲罪的總人次,那一定是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愚蠢已經到達了頂點,災難已經達到了 高峰。受難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橫糟壓迫。普遍的迫害帶來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軟弱形 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觀產生了新的樂觀,普遍的絕望喚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歷史倒退為 真正的歷史進步提供了空前的機會。以致我們可以這樣說:因言治罪、思想罪、文字獄,這一 套血腥專制主義政策,已經演完了它的最后一幕,它已經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尤其是在年青的

一代中徹底破了產!普列漢諾夫根據辯證法,提出了歷史的對立原理,給我們觀察人民的社會 心理、揣度群眾的共同情緒指出了一條科學的線索。今天的中國人剛剛擺脫了那場浩劫,傷痕 尚在,血跡猶存,對專制有深切的痛恨,對民主有熱烈的追求,對因言治罪這一套法西斯手段 懷有極大的義憤與敏感。值得慶幸的是,人們并沒有盲目樂觀,以為今后就必定是千年盛世, 這就足以使他們保持警惕。

是的,不應該盲目樂觀。周密的理論思考必須慮及最壞的可能。歷史并不缺乏機會,但是 現實中卻常常缺乏認識機會的人。沒有什么事情是注定要實現的,除非人們為之奮斗。進步不 一定能戰勝倒退,除非我們抓住了事物根本一環。如果我們希圖做的事情太多,很可能導致力 量分散而一事無成;另外,如果我們不堅持全力去不懈地努力,那么本來可以得到的事情也不 一定辦得到。深入闡明言論自由,它既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簡單,似乎值不得再花大力氣去 做;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復雜,似乎根本就無實現的可能。我們希望一切關心國家前途命 運的有識之士,對言論自由這個問題都能給予更大的關切。

20 “這里就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

 長期以來,我們在痛苦中思索著。我們思索著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問題,特別思考了“言 論自由”的問題。我們懷著進行任何科學研究所必需的嚴肅精神,努力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切方 面。在思考中,我們清算了自己的種種幼稚與偏見。在研究中,我們決不回避那些令人不快的 反面論據。我們得出了上述結論。我們深信:實行言論自由是實行民主的最基本的標志。在健 全與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時,必須把言論自由置于首要的地位。實行言論自由的根本途徑 就在于深刻全面地闡明它的含義與價值,堅持不懈,使之真正深入人心,舍此別無第二條道 路。盡管形勢可能發生種種變化,盡管客觀現實有許多復雜困難之處,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其 他許多方面采取更穩健、更審慎的措施,但一定不要動搖對言論自由的信念。

 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近三十年后,重又提出了言論自由的老問題。這并沒有什么可奇怪之 處。無產階級革命,正像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樣:“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 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 自己的初次企圖的不徹底、弱點和不適當的地方;它們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讓敵 人從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們面前挺立起來一樣;它們在自己無限雄偉的 目標面前,再三往后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

‘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

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吧!’”

2013-08-22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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