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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發現另一個中國——《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序
李慎之文集 發現另一個中國——《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序
李慎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發現另一個中國——《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序
  注:這是李慎之為王學泰的《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寫的序言。
  
  中國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中國文化是什么樣的文化?中國人的思想、心理是什么樣的思想、心理?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然而對開放、改革以來又熱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學者來說,可能還不會離開所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遠,認為中國大體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為體,以禮為用”的禮儀之邦,是“亞洲價值”的搖籃與基地。……這些當然都不是錯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學泰先生的這本書,可能會有一番新的思考。原來中國還有一個歷來被文人學士忽視的游民社會,他們的意識形態不但與官方的、正統的意識形態對立,而且還支配著半個中國,半部歷史,還時時冒出頭來一統天下。要如實地了解中國與中國社會,了解中國人的心理與思想,不看到這一些,不能認為是完整的。
  學泰把這樣的中國社會稱作隱性社會,以與大家熟悉的顯性社會相區別。我以為能把這樣一個隱性社會發掘出來,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們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們無可回避的責任。這項工作無異乎“發現另一個中國”。
  雖然學泰用力甚勤,搜羅極廣,但正如任何一門學科開始建立時一樣,還只是開了一個頭,對中國游民社會的起源歷史,特征與作用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發掘與發揮。當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質,它所傳世的文獻,與歷朝的官書不一樣,是極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難也是極大的。正如學泰所考證的那樣,雖然游民的歷史很悠久,活動很廣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國》、《水滸》、《說唐》這幾部書才能成為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進行各種活動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經歷、志趣、情懷往這幾部書上堆。其他如關于瓦崗寨、薛仁貴、劉知遠、趙匡胤……等的著作雖然也屬于類似的套路,價值卻低得多。要了解游民,要研究他們,就非得像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那樣一磚一石、一點一滴去搜羅,去組織材料不可。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義的工作,因為它蘊藏著中國兩三千年歷史所謂一治一亂的謎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還指向中國未來歷史走向的謎底。
  近幾十年來,出土文物之多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代,與游民問題有關的,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個墓穴中發現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間刊印的《花關索出身傳四種》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價值(正統的文史學家或許會稱之為“負面價值”)實在并不亞于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花關索出身傳》講的是,漢末劉關張聚義之初,關羽、張飛各自到對方家里殺光了全家老小幾十口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只是張飛還是手軟放走了關羽的已經懷孕的妻子胡金定,后來生下了小英雄關索。關索長大后到荊州找到關羽要認父歸宗,但是關羽不認,關索大怒便翻了臉威脅父親,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來捉拿關羽等五虎上將。這個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學泰,因為這是完全違背中國人古往今來一體稟遵的“孝”的道德觀念的。過去歷來認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無例外都不敢公開聲言違背的,而游民意識之強烈竟能達到與正統意識完全對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驚。但是后來與一些老同志說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舉事之初,也曾有過許多完全可以與之相比的“大義滅親”的事例,目的也就是為的“絕了回心”。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后強迫他們革命。這些使我懂得了與所謂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與行為,實際上就存在于我們身邊,我們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憐了。
  不能排除今后還會在什么地方發現《花關索出身傳》這樣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進我們對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認識。然而,守株待兔總不是積極的辦法,我看今后要深入廣泛地開展對中國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獻以外,恐怕還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訪。我知道學泰最重視的是“游民意識”,我相信這樣的意識還肯定地存在于我們的民族心理中。過去的學者沒有足夠重視,因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現在學泰已經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參考系,也就已經有了一個耳聰目明的優勢,再進行發掘與研究,應該可以容易許多了。
  學泰起了一個新名詞叫做“游民知識分子”,有無數無名作家都可以歸進這一類。只不知到現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羅貫中、施耐庵、關漢卿這些人與之關涉到什么程度。總之其中的品類是很不齊的,有的更多傾向于正統文人,也有充滿游民心態,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場那樣,掄起板斧排頭向圍觀的老百姓頭上砍去的。不知為什么,這個名詞使我想起現在已名滿天下的敝同鄉瞎子阿炳。從現在的電影上看,他已經是被套進了“革命加戀愛”的框框的進步人士了。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學生的時候還能在無錫的崇安寺(相當于開封的相國寺和北京的隆福寺這樣的地方)經常見到他,穿著極其破爛的衣服(無錫人叫做“拖爿掛塊”),由一個爛眼邊的老婆陪同,拉著二胡說唱故事。我倒沒有聽他講過什么“樸刀桿棒”,聽到的全是通奸亂倫之類的新聞,形容入微,辭旨淫穢。因此,家里大人是不讓聽的,怕孩子壞了心術。但是他則因為聽眾多,當時物價又便宜,半天作場下來,不難得一醉飽。看了學泰的書,我幾乎認為他就是一個游民知識分子。我總覺得這樣的人現在還有,倘能細心訪求,也許對研究古代的和現在的游民文化會大有裨益。
  學泰把中國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為他認為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產生。他當然要根據材料說話(即胡適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而且他對唐文化與宋文化的差異,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為唐文化是貴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總覺得,既然《禮記》首著“游民”之稱,《管子》又有“游食”之說,商鞅都慨嘆“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眾”,中國游民的出現,其來源是否還能追溯得更遠一些?陳勝吳廣、黃巾赤眉到底只是純粹的農民起義,還是也夾雜得有廣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國而論,其開國之君幾乎都是游民(簡直不妨稱之為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們造就了一個被歐陽修稱之為“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再往前一點的黃巢,殺人如麻,也是一個游民之雄。雖然這些人就個人而論,都是“其興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們的社會基礎與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應該是“其來有自”。也許通過持續的研究,我們竟能開發出一部源遠流長的中國游民譜系來,那對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意義就更大了。
  我為什么對游民問題這么感興趣?大約十年以前,“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時候,有一股海外來的思潮,說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激進主義(我們稱做“極左思潮”)即導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但是我總覺得不會是如此。中國的老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幾個主流社會出身的知識分子能出頭造反,領導革命已經很不容易了,難道還有能量把這種激進主義思潮推進到遠遠佚出一般社會常態之外,推進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嗎?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更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僅僅根據常識推論,中國革命的主體本來是農民戰爭,但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識分子為其領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會黨”的力量,這是人所共知的,而會黨不過是有組織的游民而已。當代的中國農民革命在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斗爭過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識的侵蝕與影響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溫都爾罕墜機殞命以后,毛主席親自出來批判。毛主席過去一再講自己超過秦始皇百倍,這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了。這一次他老人家卻講到:“林彪說像我這樣的人,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怎么能這樣說呢?不是有陳勝、吳廣嗎?不是有洪秀全、楊秀清嗎?……”毛主席在中國歷史上,只肯定陳、吳、洪、楊,許為同志,給我的印象極深,而且因此認為極左思潮的來源只能到中國社會的深處去找根子,單把眼光盯住幾個知識分子,或者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思想影響上都是遠遠不夠的。
  要研究游民問題,實際上不能不研究整個中國社會與全盤中國歷史,學泰在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農民、流民與游民的區別。然而因為游民實際上來自農民,而農民歷來在中國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觸到在完成現代化以前中國社會變化一個不能逃避的問題,即人口增加與耕地不足的矛盾。這是中國歷史所以脫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亂的大循環的根本原因。雖然學泰力圖分清游民不是作為人口的主體的農民,而是完全被社會拋棄的“脫序”農民,然而游民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也許竟不在圣人賢人以下,因為按照五十年來流行的“農民戰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觀點看,作為農民運動的先鋒與渠帥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與領導人。他們當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后不是一樣要上“圣文神武”的尊號嗎?
  學泰對所謂農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革命的精義在于進步,因此只有經濟是否發展和社會是否進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檢驗革命的試金石”。因此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如李自成、張獻忠那樣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帶勤勞致富和追求發展的農民。這樣他就不但解釋了杜亞泉所說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所在。這些都是極其精辟的論點。
  學泰還研究了中國農業社會中的城市與市民同西方農業社會中城市與市民的差別,認為中國中古城市的存在與發展主要是由于存在著能夠維持高消費的政治統治者,是以剝削和犧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為代價的,因此,中國的“城里人”與歐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業維持生存,享有特別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并論。“這種城市的發展必將迅速地拖垮整個的社會,并帶來經濟的崩潰”。因此,決不能“像某些歷史學家那樣一廂情愿地認為:它將使中國‘緩慢地走進資本主義社會’”。
  這些都是學泰的重要結論,有助于澄清近年來流行的“中國在明末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糊涂觀念。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進行更廣泛深入的比較研究,從游民問題入手將可以大大地拓寬研究的視野。
  學泰在本書中做了許多極有意思,也極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托命的空間稱做江湖。不過這個“江湖”與文人學士“處江湖則憂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風波險惡,一飽難求。他們朝不保夕,因此輕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發跡變泰”。“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是他們的美好愿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們的最高理想。他們沒有原則,“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則。他們與法制完全是對立的,更不用說法治了。他們一方面顯得很英雄豪邁,一方面也魚肉良善,全不覺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們醉心的是無法無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組織起來,忠義堂上交椅卻不容有絲毫差池。其紀律不但嚴格而且殘酷,所謂“欺師滅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發重誓:“五雷轟頂”、“萬刀砍殺”。他們的最高規則,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義氣”,有時也叫“忠義”或“仁義”。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夠不夠義氣了。代表義氣的尊神就是“義氣千秋”的關羽。這個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將因為被歷代游民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斷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來越高,雖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趙匡胤與朱元璋兩度貶黜,還是最后在順治九年被皇上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后歷代加封,名號越來越顯赫,簡直可以凌駕大成至圣先師孔夫子而上之。這在正統士大夫看來完全是荒唐無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學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論證。
  十來年前,我初聞大傳統與小傳統之說于臺灣李亦園院士。我同他說,中國大傳統的代表是孔夫子,小傳統的代表是關王爺,他也很贊同。但是讀了學泰的書,我自己卻有些疑惑了。我們這個大傳統底有多大,小傳統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國人今天得聞孔孟之教的真是鳳毛麟角,但是崇拜關公的卻不知凡幾。倘到海外看,只要有華人處就不能沒有關公。我到過澳大利亞的悉尼。華工開采過的金礦早已廢棄無人了,唯一中國文化遺跡只有一座關帝廟。開放改革二十年來,中國人移居海外的越來越多,他們帶向世界的,我懷疑也是關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國,了解中國人的社會與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這個還活著的傳統,能了解真正的中國嗎?
  學泰分析《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認為這兩部書是游民的經典,從社會理想、人際關系、組織形式,以及一部分禮俗而言,兩者都是他們模仿的對象。魯迅曾經說過“中國也還流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是這是因為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滸氣的緣故”。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三國氣和水滸氣是多了呢,還是少了呢?
  
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說宇宙用幾百億年的時間進化出人類來,不是為了毀滅他。
  我相信:既然連最低級的細胞都有自組織的能力,人類社會也一定有自組織的能力。
  我相信:科學技術還會繼續發展,最后仍然能給人以力量來解決它自己造成的問題。
  
  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
  自從1492年哥倫布遠航美洲使東西兩半球會合之時起,全球化過程已經開始了,為什么現在才說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呢?這是因為在過去500年中,我們看到的還主要是國家力量的伸張,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傳播,文化的滲透……總之,還只是局部力量的會合而引起的沖突和融和。而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國家的、超國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動,全球性的問題在蔓延。
  從1989年柏林墻的坍塌到1991年蘇聯的瓦解,到1993年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議的紛紛出臺,可以說是這樣一種轉折的分界線。
  世界上人口最多、領土最廣的國家——中國、印度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幾乎同時卷入了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大潮,至少在經濟上,主動地開始“照國際慣例辦事,與國際慣例接軌”了。
  經濟也許應該算作物質層次的現象,而在思想的領域,就在這幾年,信息的傳播已經可以以無間隔的速度到達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幾乎可以不留下任何死角。1989年到1991年所發生的事情,事實上可以解釋為信息的力量沖破了封閉的壁壘。而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又提出了要在下世紀初建成信息高速公路的計劃,到那時,世界上千千萬萬的普通人幾乎都可以隨時取得他們所需要知道的任何信息。叫了二三十年的從工業化時代向信息化時代的轉變,看來就要在公元二三千年之交實現了。
  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傳播的全球化應該說是全球化時代最重要的標志,還有許多其他的標志:環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來的移民問題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所造成的對全人類的威脅,惡性傳染病、毒品買賣與犯罪活動的全球化……甚至垃圾處理都成了全球性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在1992年聯合國日致辭時說:“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時代已經到來了。”時間正好離1492年500年。
  全球性的時代已經到來,全球化的過程方興未艾。
  從進化論(不但是生物進化論而且是宇宙進化論)的立場來看,全球化是值得歡迎的。而且毋寧應該說,不論你歡迎不歡迎,它都是必然要到來的,既無可反對,也無法回避。然而,只有未來的(比如說,200年后)的人類才能簡單地作這樣“價值中立”的判斷,對于我們這些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而且被“裹脅”進入“加速全球化”(以區別于過去500年間慢吞吞地全球化)時代的人來說,全球化過程帶來的決不僅僅是愉快歡樂,而且還要帶來許多的煩惱痛苦,因為它不但會帶來融合與和諧,還會帶來摩擦與沖突,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血與火的斗爭,是生與死的抉擇,雖然世界大戰的慘禍也許可以避免。
  “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話,也是中國多數人信奉的歷史哲學。用這話來觀察全人類的歷史,同觀察中國歷史一樣貼切。自從幾百萬年以前地球上出現了人類以來,總的說來是分的趨勢。出于求生的需要,人們越走越開,越走越遠。然而地球是圓的,到了距今500年前,這種趨勢倒轉過來了,人類又走到一起來了。不過正如從漢的“分”到晉的“合”一樣,中間不知經歷了多少殘酷的場景: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是其中最突出的幾場而已。因此全球化過程決不會是太太平平的,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第一點。
  我們必須看到的第二點是,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動力從來就是市場經濟。就其本質來說,市場的力量是決不承認任何界限的。只要有利可圖,它就會像水銀瀉地那樣無孔不入。它在過去已經沖破了許多部落的、民族的藩籬,今后它還要沖破更多國家的、地區的、種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對于那些比較適應了市場經濟的國家,困難當然可能小一些;而對于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場經濟的國家來說,痛苦就會很多,抵制也不難想見。正因為如此,西方才有一些憂時兼自憂、警世兼自警的理論家預測:我們這個星球上會發生所謂“文明的沖突”。這種沖突范圍的廣度與激烈的程度還要走著瞧。總之,全球化的過程將沖破文明的界限是沒有問題的。它將證明人類社會不是一個拼盤,而是一個系統。
  還要看到第三點。市場經濟就其積極面講,它的偉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個人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因而大大促進了財富的增值;而就其消極面講,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對物質享受似乎永遠不會滿足的貪欲。正因為如此,它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個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它也把牛仔褲和可口可樂、迪斯科和搖滾樂……同海洛因和艾滋病一起傳播到世界。它打破了自古以來多數人已經習慣而且視為當然的生活方式,卻還來不及給他們帶來應有的新秩序。
  就這樣,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價值觀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亂之中。
  在所謂的西方(也就是發達國家),新思潮層出不窮。現代主義沒有熱鬧夠,就出現了后現代主義。曾幾何時,后現代主義又像已不時行,恨不得再玩玩后后現代主義了。思想的模糊和語言的貧乏使人們只能訴之于后X、后Y、后Z,可是這既解救不了世界,也解救不了自己。
  這個世界上一方面固然并不缺少各色各樣的后X、Y、Z,一方面卻又出現了原教旨主義的勃興,不但有廣為人知的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也有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以至東正教的、天主教的、耶穌教的、儒教的原教旨主義……雖然人們大多只注意到這種現象存在于發展中世界,但事實上它也以各種極端主義的形式、還有亞宗教的形式在發達國家中蔓延。
  人的靈魂在過去與未來,在前進與后退之間彷徨、掙扎、煎熬。
  這就是人們現在都已看到而且感到的全球文化大危機。這個危機之所以是大危機,是因為它不僅表現在諸如教育事業的衰敗、出版行業的不景氣、文學水平的低落、畫家畫不出好畫、音樂家作不出好曲子、科學碰到了邏輯的和實驗的界限等等,而且表現為所謂“文化”的核心之核心——道德水準的持續下降上。傳統的價值失落了,能夠維系人心、安定社會的新的價值標準還不知在哪里。
  世界上不少先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僅以美國而論,保羅·肯尼迪是一個,小阿瑟·施萊辛格又是一個,預言“文明的沖突”的塞繆爾·亨廷頓也算一個。不過他們大多不肯明言問題的癥結,也開不出救治的藥方來。大膽的狂人當然也并不缺少,歐洲的新法西斯分子和新納粹分子就是,然而聽了他們的話,世界只會更快地墮入更深的災難。
  歷來重視自己的文化的中國人,從上個世紀起就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國家的文化危機了。這是因為大體上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碰到了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指的是傳承了3000多年的中國文化——包括經濟、政治與生活習慣在內的廣義的文化——要向一種全新的文化轉變,本來還只要向工業化時代的文化轉變,現在還要加上向信息時代的文化轉變。中國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多么激烈而痛苦的過程,真的是交織著光明與黑暗,前進與后退,成功與失敗……
  可以使我們欣慰的是,我們現在可以有把握地預言,中國的轉型期將在鴉片戰爭大約200周年的時候底于完成。因為中國已經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而且已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
  這是了不起的成就——用200年的時間走完人家走了四五百年的道路。
  但是,不能忘記200年間多少仁人志士以至廣大民眾所經歷過的希望與失望;不能忘記我們所付出的代價,而且還有困難在前面,還有代價要付出。
  回過頭去看,許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論是維新還是救亡,不論是三民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也不論是搞世界革命還是與國際接軌,統統都為的是走上全人類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我們相信中國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即將完成,只是好比說,我們在打通一座大山的時候,知道我們離出口已經不遠了。但是隧道盡頭的光明不但不能使我們歇腳停手,更不能使我們忘記前面還有塌方的危險,流沙的危險,洪水的危險……“行百里者半九十”是中國先哲有益的告誡。事實上現代化僅僅靠市場經濟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建立現代化的道德秩序,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禮崩樂壞,上無道控,下無法守的情況。人們可以把這認為是轉型期的自然現象,但是如果不加救治,后果只能是“不堪設想”。
  人類的價值觀念歷來是有變化的,但是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總是普遍而永恒的。中國人歷來追求的政治都要求“淳風俗,正人心”,可是現在的普遍心理是“向錢看”,為了錢什么都可以不顧,什么都可以不管。中國古人歷來鄙視為機會主義者的“弄潮兒”,現在居然成了時代英雄。所謂痞子文學,其精義無非是鼓吹“何不游戲人間”,“何不瀟灑走一回”?“什么價值標準,什么仁義禮智信,什么艱苦樸素,統統見鬼去吧!”“什么立誠推仁,什么居敬主靜,什么希圣希賢,你算老幾?”然而難道中國人在失去了所有這些傳統的價值觀念之后,真的就能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么?難道12億中國人能就這樣稀里嘩啦地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么?
  “不能”,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如果中國人不能繼往開來,建立上承舊統而下啟新運的道德秩序,我們就將既不能實現現代化,也沒有資格在全球化的未來世界上占有一個尊嚴的位置。
  尤其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在中國即將完成自己的轉型期的時候,世界也正進入一個更大的轉型期——由工業化時代轉入信息化時代的轉型期。換言之也就是中國的價值觀念大混亂的時期剛好與世界的價值觀念大混亂的時期重合。有道是:“過了一關又一關,山外還有山連山!”
  幸乎,不幸乎?我們以兩點論來看問題:它既是壞事,也是好事。可是我們致力的方向只有一個:盡力盡快把壞事變成好事。
  全球價值觀念大失落、大混亂的原因,從最根本處說,其實是跟中國價值觀念的大失落、大混亂的原因是一樣的,它同樣出現在歷史大轉彎的關頭。遠的不說,即將過去的20世紀雖然給人類帶來了兩場慘痛酷烈的世界大戰,它畢竟把全球工業化的時代推向最后階段,把市場經濟普及到了全球,把科學技術推廣到全球,把人類財富的總積累提高到只要使用得當就可以迅速改變一個或者幾個國家面貌的程度,把生產力發展到確有可能滿足全人類基本需要的程度,把個人的自由度提高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但是它也給世界留下了文化墮落、道德敗壞,貧富差距擴大,霸權主義與民族利己主義同時存在,種族主義以及文化摩擦在世界范圍內和各個國家內部同時凸現,人口膨脹與環境破壞的矛盾看來竟像是一個打不開的死結……面對這種新的局面,人類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們既不知如何解決現實中的問題,也不知道如何正確地利用新開辟的可能性。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國大陸引起強烈關注的“三信危機”,現在遍及全世界。首先突出地表現在歷來自以為富裕繁榮、文明先進的西方:社會渙散,家庭破裂,兒童失教,青年放縱……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統計數字表明,犯罪率、自殺率、精神病發生率與失業率一起持續上升,人們(首先是世界前途所系的青年人)失去了信仰,對政府和社會權威缺乏信任,對前途沒有信心。
  正因為如此,最近去世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他生前發表的文章中說:“今天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也是最強大和富裕的國家。……然而,雖然我們在物質上是富有的,但是我們在精神上是貧窮的。”(美國《新選擇》月刊1994年5月號)
  發達的國家是如此,不發達的國家呢?在最貧窮的非洲大陸,一位當地的學者哈桑·巴認為,當前非洲戰亂不止的一個原因是:“這些社會已經在殖民化和現代化期間喪失了他們原有的傳統價值標準,它們已經不再擁有本國本土能調節各種沖突的機制,已不再有精英人物來考慮教化對立的各方。……人們忘記了人文的準則首先是由一個社會在其歷史過程中的民族價值觀念形成的濃縮物。”(法國《解放報》1994年4月25日)
  再聽聽聯合國前秘書長德奎利亞爾的話:“發展決不能理解為僅僅限于物質享受方面的補充。”“我們現在的以不斷擴大物質消費為主的發展方式,既不是行得通的,也不是可以無限延伸的,它們不僅在破壞文化的結構,而且還對生物圈構成了威脅,因而也就是對人類的生存構成了威脅。”(法國《世界報)1994年2月25日)。
  一切跡象都指陳,發生了文化危機,或者(就其本質來說是)價值危機。舊的道德秩序崩潰了,新的道德秩序還沒有能建立起來。
  危機是全球性的,這種認識使我仍感到沉重,因為在八面來風的情況下,要解決中國自己的文化危機會更加困難。但是也可以給我們以希望,因為在著手解決我們自己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得到全球大趨勢的助力。
  上面引證的德奎利亞爾的話,是他在1992年年底才成立的世界文化發展委員會在1994年年初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上講的。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重新考慮文化的概念本身,應當深化文化和發展之間的聯系”。據他說:“以前從來沒有在世界范圍內做過一件事。”他問道:“為什么不可以設想在全球范圍內搞一個文化發展方面的馬歇爾計劃呢?”
  把現在的西方社會稱做“病態社會”的美國《未來學家》雜志說:“西方現代文化正在危害我們的精神健康。這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建立一整套新的價值標準和信仰體系。西方現代文化與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其他嚴重問題之間的關系,使得這件事情顯得更加迫切。”(《未來學家》1993年11—12月號)。
  我們中國人應當歡迎,應當支持這種努力,但是,我們不應當等待或者單純依賴他人而不首先自己從事這種努力。中國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后興”的人。
  在這方面,我們中國人是有優越的條件的。
  孔孟之道歷來被認為是一種政治——倫理哲學,它可以成為我們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國人就羨慕地說“要是俄羅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新時代》1993年第39期])。中國的多數哲學流派——不論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都要求個人把社會責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它們都可以幫助我們從今天的各種各樣的矛盾與混亂中自拔自立。
  康德這樣的思想家認為自己畢生的奮斗目標就在于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國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經》上說:“天地之性人為責”;《禮記》上說:“人者天地之心也。”這就是說,人是宇宙的自我認識、自我覺悟、自我發展。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來自于天地;來自于宇宙;人當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1993年夏天,我在美國看到一本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雜志,上面有一篇文章說:“在中國面臨的各種危機中,核心的危機(THECORE CRISIS)是自性危機(IDENTITY CRISIS)”,“中國人正在失去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中國性(CHINESENESS)。”我為這種觀察的深刻與批評的尖銳所折服。然而我相信,“我們中國不會永遠這樣下去的”。①我們一定會找回我們迷失的“自性”的。
  不可否認,這是一個極其偉大的也極其艱巨的工程,我們甚至不敢說是不是已經有人在著手了。外國人看到了我們的問題,然而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呢?四顧茫茫,曠野里偶然傳來幾聲微弱的呼喊,卻聽不到多少回聲。“物極必反”是古訓,是天道,難道事物還沒有到“極”,因此也不會“反”么?我懷疑……
  奇怪的是,雖然重建中國文化的事業還說不上什么成就,我們的社會風氣和道德水準還在繼續滑坡,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振興,雖然還只有少數幾個人手里有幾個錢,一種虛驕之氣就已經在冒頭了:“中國《易經》天下第一”,“中國氣功舉世無雙”,“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以后是咱們的天下”。
  今年春節電視臺迎春晚會的節目中,有一位剛剛裝上了電話的農村老大娘喜滋滋地跟她在大洋彼岸求學的孩子打電話。做娘的心疼孩子為籌措學費而不得不打工,憐惜地說:“等你學好了,把咱國家建設好了,讓他們也給咱們洗盤子洗碗來。”
  這是極其粗鄙的民族主義,是完全違反全球化的趨勢與精神的,也是違反中國的傳統的。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才是咱們中國的精神!
  去年年底(11月23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華商會議上說:“海外華人在取得成功的時候,必須提防華人沙文主義……在中國趨向繁榮和強大的時候,這一點更為重要。”李光耀告誡的是海外華人,難道在大陸上的本土中國人就不該加倍警惕嗎?
  同年早一個星期(11月16日),美國前總統布什也在香港發表演說,題目叫《大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沖擊》,最后一段說:“我知道我們美國人經常會強調你們可以向我們學習什么。我們經常大談我們的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因為我們相信它們的作用。但是事實上,世界在變,當力量和財富擴散以后,我們可以也必須向你們學習,而這可能是我們的時代最有希望的一點。”“在西方世界,我們一直只談權利,但是你們在亞洲、在香港這里以及其他地方,提醒我們繁榮與和平都有賴個人的責任。”
  西方人現在也要向中國人學習了,這些話聽起來確實可以使人飄飄然。但是,我們也該捫心自問:難道我們真的已經把市場經濟正確運行的規則和民主法治的真話學到了嗎?學到可以從心所欲進行再創造的地步了嗎?難道我們真的已經把列圣先賢教導我們的把社會責任置于個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規范踐履躬行,“無絲毫虧欠”了嗎?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為使中國擺脫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壓迫而提出的偉大目標。但是中國傳統的理想卻是“天下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所以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后人如顧炎武、王夫之特別區分“國”與“天下”的差別,置天下于國之上,以為國不過是指政權,而天下是指文化。所以美國漢學家列文森認為中國人的“天下主義就是文化主義,因為中國人古來并不重視異民族的膚色容貌,而只重視它的政教禮樂,所謂“進于夷狄則夷狄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到19世紀末在列強環伺欺壓下才產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義,而不能是民族擴張主義。在這個加速全球化的時代,在中國復興而取得與世界列國平等的地位以后,中國的文化應該還是回復到文化主義與天下主義——在今天來說也就是全球主義。
  當然,在今天這個世界上,雖然科學、技術、經濟以至某些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的全球化已經灼然可見。但是文化是僅次于體質形貌而區分人類各個族群的最后標志。哪怕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先識之士相信物質生活的全球化必然要導致精神生活的全球化,例如1983年在蒙特利爾召開的第十七屆世界哲學大會就十分強調“人類統一和世界文化統一的最高價值”。但是我們畢竟離這個階段還相當遙遠,這正是《文明的沖突》這樣的文章得以在今天這個時候出籠的原因(雖然可以合理地希望不用再花上500年的時間了)。如果我們不以虛幻的愿望來代替切實的行動,那么當務之急就是要振興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并且從中發掘其最本質的,也必然是與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價值觀念,并且加速和加深使漢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交流融和,從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類文化的普遍性之中。
  在這個加速全球化的時代,這本來是各民族都要做的工作。但是對中國人來說,這個事情特別緊迫,特別重要。道理是再簡單不過了,就因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世界綿延最久而又輻射甚廣的文化。如果中華民族不能促進全球由混亂走向有序這個偉大的歷史過程,它就必然要延遲甚至促退這個過程。是非利害,洞若觀火。事實上,上面提到過的美國前總統布什在其演說中就曾提到:“人們想要知道……對世界其他地區而言,亞洲的興起是禍是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在這些問題中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布什對這個問題作了十分干脆的回答。他說:“有些人在聽到我上面說到亞洲的經濟增長,并且舉出了許多驚人的數據以后,會問這樣的增長會使美國受害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亞洲伸張和中國的發展反而會使美國蒙利。”對外界的各種疑懼與期待,我們也可以作一斷語,中國經濟和文化的振興,如果走的是沙文主義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國之禍;如果走的是全球主義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國之福。還可以再加上一句:“中國之禍肯定是世界之禍;中國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
  在歷史上,在亞洲的范圍內,中國文化對比起周邊國家來曾是一種強勢文化,因而曾長時期博得它們“向風慕化”。但是,不容諱言,從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對比起西方文化來,變成了一種弱勢文化,因而中國人曾有過一百幾十年向西方人(包括俄國人)學習的經歷。這期間曾由于胡適說過一句“全盤西化”的話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即所謂“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文化”之論戰,后來,胡適承認“全盤西化”一詞有語病:“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應當改為“充分世界化”,這場論戰才告停息。在60年以后的我們看來,“充分世界化”應當進一步發展為“全球化”。這不是一個咬文嚼字的問題,而是因為在提充分世界化的時候,人們心目中的世界實際上仍然是西方的強勢文化統治的世界,所謂“徹底世界化”還是逃不了向所謂“先進的西方”學習的實質。而今天則不但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事實上出現了超國家、超國界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的問題,人們已經可以看到超乎東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球性的要求。根據這種新的共同的要求,提出新的解決辦法,這不是哪一個國家的任務,而這樣的一種形勢與要求實際上是所有國家的任務,也就是要由全球性文化來解決的任務。
  這樣的一種形勢與要求實際上已經被當代世界各國所意識到了。上面引證的布什所謂向亞洲、向中國學習的話以及蒙特利爾哲學大會所謂建立全球統一文化的話就是證明。我們的鄰國日本近20年來一直以“國際化”作為“貿易立國”與“技術立國”的出發點與歸宿點,離我們更近的韓國近年來也大力倡導“國際化”。日本《產經新聞》今年3月底就韓國總統金泳三訪華發表的報道就明確標出“韓國正在朝著‘全球’轉換思路”。《產經新聞》指出韓國已經認識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一個國家的外交僅僅著眼于這樣那樣的雙邊關系是遠遠不夠的。多邊關系已經越來越重要,而多邊關系就是一種全球機制。
  中國人只要回想20多年前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給我們帶來的欣喜與因此而來的巨大變化,就不能不更加感到恢復我們在關貿總協定(馬上就要變成國際貿易組織)席位的迫切性。不過也許很多人沒有理會到,參加這樣的國際經濟組織,事實上也就是參加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文化的創建。
  上面說了許許多多的話,目的只是為了要說明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必須以傳統為基礎,以全球化為目的。不以傳統為基礎,12億中國人將失其統緒而又成為一盤散沙,那樣也就無法參加已經開始的加速全球化的進程;不以全球化為目標,那么中國文化的建設又會走到我們剛剛在10多年來批判過的“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老路上去。
  這樣一來,討論了100多年的體用之爭也可以解決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規律為“體”,以中國特色為“用”。中國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自己的長處,參加為全球化的過程明道立法,制禮作樂,也就是確立規范的大業,也應當可以算是明體達用了。
  我們上面提到日本和韓國都已提出以“國際化”為民族目標,而許多西方大國卻似乎還未見有這種提法。看來它們也許自以為主宰世界多年,已經夠“國際化”的了,然而就今天世界形勢發展的速度與規模來看,實際上還是大大不夠的,誰不能順應歷史的潮流,誰就要受到歷史的懲罚。哪個民族能“先天下之憂而憂”,才是真正的“先進民族”。
  中國在這方面有比較好的條件。一部上下5000年的中國文化史事實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為核心與中國大地上各種各樣文化通過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達到協調融合,終于形成今天的中華民族的歷史。世界上的其他大國如印度、美國、俄羅斯以至德、英、法、西、意……大體上也都經過類似的形成過程,即使是比較小的國家,也無不經過類似的部族、民族協調融合的過程,不過范圍大小不一,歷史長短不一,結果生熟不一而已。可以設想開始于500年之前,必將完成于500年之內的全球化也會重復類似的經歷,不過由于成分更雜、范圍更大,因而在一體化之中,必然會具有更多的多元化的特征。
  中國文化由于上述特別豐富的經驗而應當對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貢獻,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不過我們也要明白,我們的經驗主要屬于近代以前,也就是工業化以前的時代。對近代的國際社會我們還是一個后來者。就以聯合國組織和關貿總協定而論,中國雖然都是創始國之一,然而其創意主要還不是來自中國。因此為了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我們一方面要努力總結繼承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的精華,一方面還要加倍學習外域文化傳統中的精華,也就是兩者之中有利于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所謂文化,固然可以作廣義的理解,把人所創造的一切,從飲食服飾到音樂圖畫統統包括進來,但是必須明確,其核心還在于規范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最基本的準則,而要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前提又是必須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因此文化的核心之核心就是要確立人類社會的道德規范。就這方面而論,中國文化是有其優長之處的。因為中國文化歷來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中國文化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以至融合這樣的最高境界(即所謂“同天境界”)來實現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這正是同當前的全球化的大趨勢完全一致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原則上相信,作為中國文化的核心的中國哲學,能夠給當今中國的文化危機和全球的文化危機開出一條最好的解救的道路來。但是回到現實生活中,我們又不能不看到我們自己還正在危機中掙扎,我們還遠遠不能說已經看到了通向彼岸的橋梁,我們甚至不能說我們已經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們又如何能在全人類面前夸口呢?是好樣的,只有自已做出榜樣來。
  面對堆積如山的問題,我們有時候真會感到不知從何著手 ,如果還是拿山來做比方,那就是要開鑿打通大山的隧道,還不知從哪里下第一鏟(這里是指建立全球道德秩序,而不是上面所說的與全球經濟秩序接軌了)。然而中國哲學教導我們,只有從自己本身先下手。《大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天下平”就是指的全球化的經濟、政治、法律、道德秩序的確立。
  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人人都來樹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外,別的捷徑是沒有的。
  “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是100多年前尼采提出來的口號。其影響不可謂不廣,后果不可謂不深。但是,時移世易,現在又到了重新估定這100多年來所重新估定的一切價值的時候了。
  在我們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時候,中國不會是孤獨的,因為這正是全世界又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候。我們只希望中國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夠建立得比較早一點,能夠對人類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類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較大的貢獻。
  不管任務多么困難,我有三點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說宇宙用幾百億年的時間進化出人類來,不是為了要毀滅他。二,我相信:既然連最低級的細胞都有自組織的能力,人類社會也一定有自組織的能力。孟子說:“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顧炎武總結了中國歷史上風俗由敝壞而轉為淳厚的經驗,得出結論:“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實際上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一點了。三,雖然追根究底起來,人類發展出的科學與技術是產生今天的文化危機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學技術還會繼續發展,最后能給人以力量來解決它自己造成的問題。
  因此,還是一句老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地球只有一個,人類本是一家。“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日子總是要到來的。
  到了那個時候,人類還有真正偉大的任務要去完成呢!
  
  1994年6月
  本文來源: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1

2013-08-22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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