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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不能忘記的新啟蒙──“革命壓倒民主”的補充
李慎之文集 不能忘記的新啟蒙──“革命壓倒民主”的補充
李慎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不能忘記的新啟蒙──“革命壓倒民主”的補充
  一年多以前,我以“革命壓倒民主”為題給《歷史的先聲》寫序的時候,自以為已經想清楚了許多問題,但是反復再思考的結果,覺得至少還有一個關鍵的概念,或者歷史事實,沒有交代清楚,這就是在那篇一萬多字的文章中只提到一次的“新啟蒙”。
  現在,翻檢中央黨史部門一級出版的黨史中,根本沒有提到新啟蒙這回事的。理由可能是因為新啟蒙不是黨中央,不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運動,也從來沒有成為什么“路線斗爭”的議題。然而它實實在在是起源于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之際,而一直影響到它以后發展壯大終成大業的一件頭等大事。
  現在我能找到的提到新啟蒙運動的書只有一本,就是《中國近代社會思潮1840-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吳雁南、馮祖貽、蘇中立、郭漢民主編)。在該書的第十一編《文化領域中的思潮與斗爭》中有一章(第七章《新啟蒙思潮的興起》)專門談這個問題,然而談得也很簡單,一共不過一萬多字。不過總算是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資料。再就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啟蒙思潮》由左玉河主編的第四章《新啟蒙思潮的涌現》,給我們提供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幾位新啟蒙運動發起者倡導這一運動的八篇文獻。其他的史料,我宥于見聞,實在所知不多了。
  據《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說法,“新啟蒙思想的倡導者是時任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的陳伯達”。他首先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讀書生活》第四卷第九期上發表了《哲學的國防動員》,副題為《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于新啟蒙運動的建議》,開了頭一炮。接著起來響應的是《讀書生活》雜志的主編艾思奇,自稱受了陳伯達的啟發而在十月份的《生活》周刊上發表《中國目前的文化運動》一文,認為“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沒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務,因此在“九一八”以后民族敵人的政治、軍事、文化的猛烈進攻下,必須開展“以愛國主義為直接的主要內容”的文化運動,“這個運動完全是民主主義的性質”。
  進入一九三七年,在五四運動十八周年之際,北平一些文化團體和救亡團體提出了一個鮮明的口號:“紀念五四,要展開新啟蒙運動。”五月十九日,張友漁(共產黨員)、張申府(其時已脫離共產黨)與吳承仕(其時尚未加入共產黨)等九名教授在北平正式發起成立了“啟蒙學會”,發表了《啟蒙學會宣言》,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熱烈響應(其中也包括當時在上海的艾思奇、何干之等人)。
  各種報刊紛紛發表評論、擁護的文章。新啟蒙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開場了。
  為什么這次的啟蒙運動要冠以一個“新”字?其實從上面的引文中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陳伯達說自己是“新哲學者”,意思就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這還應該算是一種新的思潮(請注意: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都是把馬克思和列寧聯稱的。)艾思奇明確指出“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沒有完成任務,實際上是說“五四”的所謂啟蒙是以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啟”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所加于人民之“蒙”,而新啟蒙則是以無產階級的新哲學、新思想不但“啟”傳統文化之“蒙”而且“啟”五四時代資產階級舊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這個定義愈后而愈顯。
  總而言之,新啟蒙是由九一八事變日軍侵占東北以后國難深重的局面所刺激出來的。用陳伯達的話說,“這是目前救亡運動的一部分”;用張申府的話說,“這種新啟蒙運動,對于五四的啟蒙運動,應該不僅僅是一種繼承,更應該是一種揚棄”。所有新啟蒙運動的發起者都強調新啟蒙是愛國主義的運動,是民主主義的運動,是理性的運動,是建立現代新文化的運動。而陳伯達則明確指出:“新哲學者(按:即馬列主義思想家)乃是目前新啟蒙運動的主力”。
  一九八六年,李澤厚同志發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提出了“救亡壓到啟蒙”的著名論點。這話好像也頗能聳動一世之聽聞。但是,仔細推敲起來,也許還不夠確切。且不提漢代的太學生運動與明代的東林、復社等運動,近代的啟蒙運動從戊戌算起就無不都是民族危機刺激起來的。李澤厚的文章一上來就說,世人往往籠統地看待而不區分“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其實,兩者本來就難分難解,可以說是火借風力,風助火勢,才能形成一場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運動。新啟蒙運動照其發起人的說法,早在三十年代初就有人提起了,但是如果不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侵占東北,也許發展不了這么快,這么大,最后甚至極其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因此,比較準確的說法毋寧是:
  還是救亡推動啟蒙
  只是啟蒙本身轉向
  為什么說轉向?因為七八十年前的中國學術界和今天的中國學術界總是把啟蒙認為是與西方的啟蒙大同小異的提倡人權、自由、平等、法治、理性的啟蒙運動,而新啟蒙運動都偏偏以馬列主義作為真理來宣傳,這就是新啟蒙之“新”,而且決定了中國今后幾十年的命運。它與一八四年以來中國實際上的民族要求不一樣,而且也與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要求的重新啟蒙不一樣。學者在中國的政治大環境中稍有疏忽,就很容易看不到概念的不同。事實上,今天要求的啟蒙是直接上承“五四”的舊啟蒙,而與新啟蒙沒有多少共同之處的。
  我自以為是新啟蒙典型的受眾之一。“九一八”的時候,我叫名九歲(虛歲),正在上小學三年級。老師在課堂上譴責日本侵略者的時候都是捶胸頓足,義憤填膺。還有一名老師居然留書告別學校,投筆從戎去了,第二天大家奔走相告,這對我們幼小的心靈的震撼是很強烈的。我家的報紙訂得比較多,不但看無錫本地的兩張大報,還有上海的“老申報”,我雖然還不大看得懂,但是從“九一八”以后就每天都要仔細閱讀。因此“九一八”可以說是第一次喚醒了我的政治意識。不料不過幾個月,一九三二年的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又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抗戰,我們小學生也都上街游行示威,宣傳抗日,抵制并查抄日貨。十九路軍的宣傳隊還沿京滬線西上,而且就住在我們學校里;市民擁護抗戰,奮起慰勞,十分熱烈,有些場景到今日還記憶猶新。這樣,我們的心田已準備好迎接新啟蒙的種子了。
  到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做我們的級任老師并且教我們國文的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陳迅易先生(原名陳鳳威,是無錫有名的烈士),我大概是他看得上的一個學生。那年暑假開始,本來已經準備要離校回家了。他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屋里,從抽屜里拿出兩本書來,還有點神秘地把其中一本的封面撕掉了,又仔細地包好,叮囑我暑假里好好讀。又在我們那個時候流行的贈言紀念簿上寫下了一頁:“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偉大的導師列寧昭示我們的。”我回家一看,原來一本是艾思奇的《哲學講話》(幾年后改名《大眾哲學》),另外被撕掉封面的一本是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我沒有花多長的時間就看完了。雖然也不能說看懂了多少,但是至少打破了我對哲學的神秘感,也啟發了我對哲學的好奇心,隨即把我父親藏書中的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看了一遍,雖然也是似懂非懂,但是倒也兼收并蓄,奠定了我以后對“理論”的興趣。至于《八月的鄉村》則打開了我生活中從來沒有過的眼界,知道在淪陷的東北還有一支游擊隊在對日本鬼子進行著殊死的斗爭,大大激發了我對革命的向往。
  大概這段歷史就可以算是我接受“新啟蒙”的開始了。
  我是一個秉性靦腆而不善交游的人。從此以后,我多年沒有碰到過真正的共產黨員,但是我始終在心里懷著結交有“正義感”的“進步青年”的愿望。如果說實現這個愿望比較困難,讀“進步書刊”就容易得多了。三十年代的書店里的左派書籍越來越多。我記得給我特別深刻印象的是一個叫佐野袈裟美的日本人寫的一本書,叫做《中國歷史教程》,雖然也只是薄薄一本不到二十萬字的小冊子,但是題目就教人覺著新鮮,內容更使我驚訝。我本來以為自己上到中學,多少讀過一些古文,對中國歷史的知識也大概有一些了,不料這本書一上來根本不談三皇五帝,就討論中國原始公社是什么時候轉變到奴隸社會的,又討論中國的青銅器是什么時候被鐵器取代的……這些問題都是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甚至想像所不能到的。書中還常引用一些《詩經》、《尚書》、《左傳》里的文字,如“雨我公田,乃及我私”,說明當時的中國實行的是井田制,是奴隸制等等。這些話,我原來也讀過或者見過,卻從來沒有料到背后還有這么大的學問,覺得馬列主義真的是“人類智慧的最高結晶”。總而言之,從那時起,也不知道讀了多少進步小冊子。錢亦石、潘梓年、沈志遠、鄧初民、李平心、華崗、曹伯韓、張仲實……都是我心目中崇拜的青年導師,名字少說也有好幾十個。
  新啟蒙的中堅力量當然是理論家,但是就我所知,當時的“進步青年”大抵都在二十歲前后做過一段“文學青年”的夢,像我這樣沒有多少才情的人也做了有兩三年這樣的夢,因此文學界也是新啟蒙的一大力量。其無與倫比的大宗師當然是魯迅,而魯迅則剛好在二十年代末遷居上海以后,政治思想急劇向左轉,成為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名震一時的“左聯”的旗手。他所器重的蕭軍、胡風,我們當時不但不知道他們并不是共產黨員,而且以為他們特別左,這當然是我們的幼稚與誤解,但是我可以說它確實是存在于一般進步青年心目中的“事實”。
  附帶還可以說一句,當時上海福州路上書店林立,但是也許除商務、中華、世界,這幾家大書店外,都大量出版“進步書籍”,現在組成三聯書店的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就是其中的最著名者。還有如南強書局、神州國光社等,都出版這類書。甚至如水沫書店、辛墾書店,我們后來才知道是共產黨的叛徒葉青辦的,也因為它們出的書總是談卡爾和伊里奇,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也被我們這些無知的進步青年認為是左翼的。連屬于基督教會的廣學會也出版了許多宣揚蘇聯社會主義的書。
  除開以上兩界,新聞界也對新啟蒙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斯諾的《西行漫記》(原名《中國上空的紅星》),雖然斯諾在幾十年后還被毛澤東定性為資產階級,但是他的書的影響力對于推動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四海歸心”的作用,可能超過許許多多的理論著作。另外,上海租界上英文的《密勒氏評論報》,中文的《大美晚報》都起了不小的為共產黨宣傳的作用。一直到抗戰時期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美國記者如福爾曼,中國記者如趙超構都對延安備致贊美,也都是我們這樣的左派學生向其他同學進行啟蒙的材料。
  隨著讀的書越來越多,馬列主義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來越崇高。例如有的書一上來就宣布“哲學是有黨性的,新哲學恥于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們的哲學就是與剝削階級的哲學對立的”,這種直率的氣魄一下就把我鎮住了。再讀下去,我知道了人類的歷史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又決定生產關系。自從脫離原始共產主義以來,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人類社會發展要經過五個階段,而我們今天斗爭的目的就是要消滅剝削階級,建立沒有戰爭、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我們的斗爭一定會勝利,因為這是規律,是科學,是對任何社會都適用的,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這是最后的斗爭。至于說“無產者在這場斗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而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更是使我熱血沸騰。
  這些在解放后已經盡人皆知的道理,在當時卻如同驚雷迅電一樣打開了我的腦筋。當然,我也還讀別的書,但是越讀越覺得它們無法與馬列主義的真理相比。
  不過幾年,到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我已經可以說醉心于馬列主義了。考慮上大學選什么系的時候,很快就決定了經濟系,不過動機與今天的青年大有不同,我是過于簡單地相信了馬列主義的所謂“經濟決定論”,覺得自己在知識方面最大的缺憾就是完全不懂經濟學,因此一定要補這個缺門。不料一進大學的門,老師首先講的竟是供給與需求的曲線,邊際效用遞減率,使我大失所望,只好硬著頭皮學到畢業。提這件事,只是為了說明我癡迷的程度。
  總而言之,新啟蒙運動造成了馬列主義在中國強有力的傳播。照《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說法:“新啟蒙思潮以唯物一元論、辯證唯物論為其哲學底蘊就決定了在終極目標上,它要求達到社會運動的根本解決。正如何干之指出的,‘從救亡這一點說來,我們不只是要舉起我們的鐵錘,粉碎了敵騎,使他們絕跡于太平洋沿岸,解放了一切束縛著我們的不合理壓力,并且要在這一偉大的運動中解決社會問題,使中國不再走著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也就是說,要在這一歷史行程中完成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雙重任務。”按中國共產黨人的既定目標而言,這個任務已在一九四九年人民大革命勝利之日完成了。
  但是,奇怪的是,照《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說法,新啟蒙運動到抗日戰爭開始就結束了。而且,“由于新啟蒙思潮存在的時間短暫,影響的社會層面也極為有限,所以在中國新文化史上的地位根本無法與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潮相比”。不,不是這樣的。我可以以過來人的身份證明,事實恰恰相反:在抗戰開始以后,新啟蒙運動是大大擴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論自由空間的擴展,無數共產黨員和左翼文化人參加到啟蒙的行列中來,千千萬萬青年知識分子(照當時延安的標準,從正式的大學畢業生到好歹念過幾年書的小青年統統叫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自愿地接受這樣的新啟蒙,跨度大到現在七十歲以上到九十歲以下長達二十歲的這個年齡段。其中許多人最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大大壯大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新啟蒙的成就表現為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以至被毛主席稱為是“第二條戰線”。
  新啟蒙運動的最后完成應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一九四九年的勝利,在那以后,新啟蒙終于徹底否定了“五四”的“舊啟蒙”。
  我自己雖然自以為啟蒙較早,但是在抗戰開始以后還是更加積極地接受啟蒙,縱然許多問題始終弄不清楚(比如說形式邏輯是低級的、甚至反動的,辯證邏輯才是高級的、革命的。在中國,民主革命就是農民革命……等等),還是本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精神,先后也啟蒙了幾十個年齡小于我的有“正義感”的青年。這段時期,“新啟蒙”這個概念是一直存在的,不過一般只說“啟蒙”而已。兩個進步青年熟識了以后,很可能會相互問起“你是什么時候啟蒙的?”至于參加了共產黨的人倒因為要嚴守黨的紀律和秘密的緣故,很少有這樣相互詢問的。
  事例多到不勝枚舉,隨手抓一個來說罷,今年八月九日的《光明日報》上就刊載有當代中國著名的馬列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的文章《啟蒙助我成為學者》,他就是抗戰開始以后啟蒙的,還以抗戰勝利以后抵制過反蘇大游行而自豪。他的啟蒙當然是完全不同于舊啟蒙的新啟蒙,他自己說讀的也都是左翼作家和蘇聯人的著作。
  所以說新啟蒙結束于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是因為在那以后,馬列主義成了官學,政治學習成為政府要求。愿意學得學,不愿意學也得學,形勢從根本上改變了。這點大體上相似于在此以前解放區與國統區的差別。因此可以說新啟蒙運動實際上是在國統區的一種運動。事實上,全國解放以前,左翼文化人與左翼出版物也大體上集中于國統區。
  應該說,毛澤東也是新啟蒙運動的受益者。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他戎馬倥傯,難得有靜下心來好好讀馬列的機會,據他同斯諾講他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主要是讀了馬恩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三本書(見斯諾:《西行漫記》)。紅軍到了延安,建立了陜甘寧邊區以后,他可以有時間認真學習,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了。根據現在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他不但讀陳伯達、艾思奇、何干之這些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的書,還常寫信向他們“請教”,當然,毛澤東是聰明絕頂的人,常常能從對方的論點中發現問題,然后別立新義,毛澤東之所以為毛澤東真是良有以也。
  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寫成并出版《新民主主義論》,這應該被認為是新啟蒙運動的高潮。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的毛澤東已經完成了馬列主義的中國化,不但在以農民為主力軍,依托農村包圍城市逐步取得勝利的軍事戰略上,而且在建國后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上都有了(在我們看來是)完整的、成熟的一整套主義與方略。從此以后,新啟蒙就有了標準的、權威的教科書。不但是見識幼稚而感情易于沖動的青年學生愈來愈大規模地左傾而且連許多過去一貫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也由于日寇侵略的深入,對蔣介石政權腐敗與無能的失望與反感,自身生活的貧困化與對下層人民生活的苦難的認識加深,越來越感到是毛澤東給他們指出了一條解放的道路而越來越“進步”起來。共產黨的統一戰線不但擴大到了聞一多、馬寅初……這樣的知識分子身上,而且擴大到了黃炎培、張瀾……這樣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代表人物身上,甚至擴大到龍云、劉文輝這樣的地方實力派軍閥身上。
  在因毛澤東逝世而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四分之一世紀里,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議論,就是有不少的老同志慨嘆:“毛主席要是在革命勝利以后認真地實行新民主主義就好了。”但是我們如果打開這篇文章再看,不用細讀就可以發現毛主席的理論正是在說明,在蘇聯革命勝利以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不再屬于資產階級革命范疇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由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
  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就是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政體就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亦即共產黨領導的……。毛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做的就是他在那以前所說的,并無二致。
  把“救亡與啟蒙”的命題擴大來看,也可以說是外敵(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化,這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簡單的回答是不可能的,用新啟蒙提供的理論尤其無法解釋。它牽涉到中國兩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大傳統,也牽涉到時伏時起的農民造反的小傳統。它也牽涉到整個世界形勢的發展。在“五四”以前以及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人看來,好像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幾百年來都是世界的主流思潮。其實在我們青年時期看,馬列主義大概確實是當時最強勁的單個世界性大思潮,尤其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美國發生經濟危機而蘇聯的五年計劃又提前完成以后,好像實踐已經檢驗證明了馬列主義的真理性。中國要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非要依靠它指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不可。雖然全球化是二十世紀末葉才出現的概念,實際上國際間相互影響早就開始了。新啟蒙不但不能忘記而且不能低估,因為它不但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章,也是二十世紀一段重要的歷史在中國的反映。對比起五四的啟蒙來,新啟蒙可以說是勝利了,因為他不但依靠了強大的世界性思潮,而且植根于中國自己的傳統中。它的勝利是各種合力的結果。而五四運動的反傳統的啟蒙雖然現在看確實應該進行到底。但是當時實際上只是觸及了傳統的一層表皮。中國要趕上和融入世界發展的主流,任務還是同五四時期一樣的艱巨。
  
  2002年9月于北京,2003年1月訂正。
  
  注:本文引語凡未注明出處的均見《中國近代社會思潮1840—1949·第十一編第七章》及《中國近代啟蒙思潮·第四章》
  
  (2/6/20031:27) 來源:新世紀www.ncn.org

2013-08-22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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