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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做學問首先要做人——匡亞明先生印象
李慎之文集 做學問首先要做人——匡亞明先生印象
李慎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做學問首先要做人——匡亞明先生印象
  1996年9月25日,南京大學紀念與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合辦的中美文化中心成立十周年,要我去參加慶祝會議。這是中外教育合作中的一個創舉,一件盛事,幾乎是匡老(亞明)以其魄力和毅力一手完成的。此事與我也有一點因緣,自然不能不去。但是此時已91歲的匡老,剛開過刀,身體衰弱,所以即使是他一手擘劃的事業,也決定不參加了。雖然如此,第二天一早,他還是派車接我們夫婦到他家敘舊。出我意外的是,他精神極好,毫無病容,雖然始終是躺在藤躺椅上,卻還時時欠身而起,執意要我吃完幾角月餅。在我們告辭的時候,他還同夫人一起送到大門口。只是我恐怕他傾跌,堅決不讓他下臺階。我笑著說:“你起碼可以活到一百歲,做個跨世紀人才。”這話當時也是真的,但是沒有料到,回到北京后不到三個月,從電視臺的新聞聯播里傳來了他的噩耗,九月份的一面竟成永決。
  那天的談話,匡老一上來就說:“我想來想想去,中國學問的精髓就是‘人學’,做學問就是‘做人’。”這一點,在匡老晚年真是念茲在茲,天下推為知言,我本人也聽他講過多次。這決不是老生常談,而是一個九十老人歷盡滄桑之后最深刻的體悟,已經浹骨淪髓,溶入他的靈魂了。當然有人以為中國學問不如西洋學問之處正在于中國人不重求知,然而反過來也可以說這正是中國學問的優長這處。事實上,宋儒說過“學問之道在變化氣質”,看看今天社會上的浮躁、虛夸、輕薄、詐偽……之風日甚一日,雖然提出“精神文明”的要求,卻甚難落到實處。什么時候才能使中國人的氣質來個大變化呢?
  匡老是20年代的老黨員,大我近廿歲。我十年前才有緣和他相識。一見投緣,主要是因為我們共同關心中國傳統道德的繼承與發揚問題。我還記得他第一次見我時說:“我們共產黨在全國解放以后,很長時間只講斗爭,不講道德建設,斗來斗去把社會風氣斗得這樣壞。”我聽得出他的憂心是很深的。從那時起,他以八十高齡主持《中國思想家評傳》這部二百冊的煌煌巨制,經過他和他的同事們的努力,現在已經完成了五十多冊,它完全不同于近年來社會上好大好虛的浮夸之作,以卷帙、以裝幀、以派頭、以價錢欺人壓人,而是確實羅致各方專家,深鉆精研,一字一句,一章一節寫出來的,務使每一本書都確有內容,確有精神,可以成為我們時代的繼往開來之作。尤其值得驚嘆的是,他親自動手完成了他自己所謂“四十多年前的一個小小的愿望”,寫出了其中的第一部著作——三十五萬多字的《孔子評傳》,從印在卷首的手稿復制件來看,真是反復修改,至再至三。僅此一點,比之于當代以至古代的一些“大老”冒領虛銜,浪逐聲名,看起來像是總持風雅,實際上是導人以偽,傷風敗德者,真是天淵之別了。
  匡老關心的是優秀成果的中國傳統文化全體,但他個人致力的是儒學。他自稱從小上私塾,讀的是孔孟之書,以后參加革命,對儒學別有看法,晚年又很推崇孔子,其間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是許多革命者共有的經歷,“三折肱然后為良醫”,恐怕也自有客觀規律性在。匡老在其著作中一再提到一些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卓越領導人惲代英、蕭楚女、鄧中夏等同志對他的影響,這些人一方面給了他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一方面也給了他中國傳統道德的的影響。這一點證實了我久有的一個猜測。我一向以為中國共產黨所以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除了客觀環境與政治路線的原因不說,有一點是因為老一輩的共產黨人大多是頂天立地的漢子。他們的骨子里都秉承著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他們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抱負;“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的襟懷;“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氣節;立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樣,才能使他們前仆后繼,再接再厲,不達目的,決不休止。我似乎早就在給我以馬克思主義啟蒙的共產黨員老師身上看到了這一點,匡老也屬于那一輩人。就我現在所知,單就他的交道、敦風義這一點而言,他在《孔子評傳后記》最末了的一段就鄭重提到與他生平關系最密切的四個人:1924年介紹他參加國民黨的中楚傖先生和朱季恂(旬下加子),1926年介紹他參加共產黨的羅霖同志和蔡泰同志。后三人或成烈士,或久已不在人世,至于葉楚傖先生身為國民黨的元老,解放以后,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光這條社會關系,就任憑什么罪名、頭銜都可以加得上去的,匡老則飲水思源、不忘舊恩如此。奇怪的是,這本來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道德,可是在二十年的極“左”錯誤,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是欺師滅祖,賣友求榮;吹牛拍馬,吠影吠聲;落井下石,臨難茍免……用葉淺予先生悟道有得之后所作的概括就是:所謂“思想改造”的目標,就是要改到人人能自覺說假話,結果當然是人心大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再提出“要使社會風氣有一個根本的好轉”,然而迄今垂二十年矣,也還是不能說有根本的成功。推原禍始,全在我們自己傷了自己的元氣。
  匡老在《孔子評傳》的結論中曾提到“惲代英同志說:‘我對于孔子的道德學問,向來便很佩服’”。我告訴匡老,1952年下半年,我參加過中國政府第一個派到東歐六國考察文化教育的代表團。一共七八個人,相處六七個月,彼此十分親密。同團有一位是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惲子強同志,是代英同志的胞弟,當然他是老革命了,可是比起代英同志來參加革命卻晚了好多年。我問他為什么,他回答說:“代英是個孝子,總覺得自己已經以身許國,再也不能讓我這些弟妹置父母與不顧了”。誰都知道,代英同志最后是慷慨就義,壯烈成仁的,但是他的這種思想當時就使我十分感動。道德總是會有矛盾的。中國人自古就知道“忠孝不能兩全”,然后又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就因為孔子說過:“孝悌者,其仁之本歟!”。在矛盾中從容中道,這是中國文化的極致,所以孔子說:“中庸其至矣乎”!
  匡老一貫強調孔子思想“提出了有獨立人格、獨立個性和獨立志氣的人的自覺”。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在于圍繞個人、人際關系和社會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如何做人、個人修養和處理好人際關系”。他的思想是真正繼承了中國古來“治國平天下”的第一大事——“正人心,淳風俗”。中國要振興,世界真要得救,是離不開這一條路的。
  那天上午,在長者面前,我放言無忌,自陳依我的觀察,中國文化有三大悖論:第一,有些中國人自以為重歷史,一開口就是上下五千年,然而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最不重視自己的歷史,天天在毀滅真古董,又天天在制造假古董,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造起了不少紅紅綠綠、俗不可耐的“名勝古跡”,其用意只在一個錢字,而全無求真好古之意,全無從歷史中培養民族感情,涵容人文精神之意。第二,有些中國人號稱最愛自然,看看中國的傳統典籍詩畫,似乎也確是如此,有人甚至以此來解“天人合一”之說,但是事實上,這些中國人最愛破壞自然,只要人為的一加開發,立刻名山失色,碧水遭殃,可謂百試不爽。凡出過國門的,無不會認識到中國人在這一點上簡直稱世界第一。第三,古老中國的最高哲學概念是仁,強調的是“以仁存心”,是“萬物一體之仁”,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則可以說是“以仁為體,以禮為用”,所以中國自詡為“禮義之邦”。但是有些中國人的公德心(姑置私德不論,也不說其他可能有的悖論)卻又幾乎可稱世界倒數第一。匡老莞爾稱是。然后談到他第一次赴美,在一個地方看一群孩子玩耍,有一個孩子把吃剩下的糧紙拋在地上,久久沒有人注意,他也耐心觀察,終于孩子的媽媽看到了,叫孩子撿起來放在口袋里,這樣的事實在小到不能再小了。在某些中國人看來,簡直是“犯傻”,然而匡老注意到了。而從大范圍講,這確實不是一個小問題。
  匡老那天興致很好,對我的話也不以為忤。總的來說,匡老生性曠達樂觀,不像我卞急狹隘,看世事常帶灰色。先輩儀型在,這一點就值得我學習終生。一席談話,真是置我于風光霽月之中,臨別互道珍重,我還期待他能以國家古籍整理小組組長的身份明年再到北京主持會議,可以再次向他請益,不料不出三月,遽歸道山,衷哉!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這是我不免有的感情,但是匡老如有知,一定不以我為然。“長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孔子說:“后生可畏,焉知后來者之不如今乎!”想必這也是匡老的襟懷。倘能如此,匡老雖去,也可以無憾了。
  《炎黃春秋》1997年第6期

2013-08-22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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