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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送別錢鐘書先生
李慎之文集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送別錢鐘書先生
李慎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送別錢鐘書先生
  錢鐘書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經整整四年又三個月了,不但入院后就沒有出來,而且也沒有下過床。上個月剛過88歲的生日,如此高齡而又久病,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卻總覺得想不到。
  我自從一年半以前中風后,不良于行,這期間一共也只去看過他兩次。他人實在是消瘦得厲害,但是眼光卻還像以前一樣明亮,看我只是眨眨眼睛,并不說話,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長期的折磨,連開口的氣力也沒有了。眼看年關將到,我正尋思再去探望一回,不料竟傳來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沒有想到。
  沒有能趕上見最后一面,總算趕上了第三天在八寶山舉行的火化儀式。我不知道這能不能叫做儀式,因為遺體只是在八寶山的第二告別室停放了20多分鐘,在場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輩子的楊絳先生和幾個親屬,社科院的一兩個領導和幾個辦事人員,一共只有十來個人。偌大的告別室,空蕩蕩的,沒有松柏,沒有鮮花,更沒有花圈和挽聯,甚至沒有照片。楊絳先生領著大家鞠了三個躬,遺體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遺體一直蓋著白布,上面灑著玫瑰花瓣,連頭都蒙著,我還是沒有能見到最后一面。
  事情來得匆忙,我什么都沒有準備,一直到了八寶山,才買了一個裝著白菊花的花籃。想寫一副挽聯別在上面,臨時想不出詞兒來,湊了兩句"萬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師",可能是陳三立詩里的句子,雖然文字拙直,但是錢先生是當得起的。
  第二天一早,又因為《胡繩全書》出版,我應邀參加發行式,那可真是冠蓋云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車給塞滿了。而且因為有中央領導同志出席,從大門、二門到三門,都設了崗衛,我不知怎么忽然對昨天的告別有一種凄涼的感覺,但是馬上又覺得我的想法實在有點褻瀆錢先生。錢先生一生寂寞,現在"質本潔來還潔去"。最后連骨灰都不留,任憑火葬場去處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選擇是他一生邏輯發展的自然結論。何況錢先生本來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
  錢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從小就能聽到夸他讀書如何穎悟,小小年紀就能代父親司筆札、做應酬詩這些話。子泉先生是我們家鄉的文豪,我們上初中時就讀過他的《無錫公園記》。因此每當聽父親說"你們應當學鐘書"的時候,心里充滿了驚異欽羨之感。但是我真正認識他,已在抗戰時期的孤島上海了。那時他同他的雙胞胎叔父孫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鐘漢、鐘毅、鐘魯、鐘彭,或是我的中學老師,或是我的中學同學,關系十分親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時往往可以在客廳里看到一位戴黑邊眼鏡,穿著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望之儼然的人,他們告訴我這就是大哥鐘書,我當然是不敢通問的。30年后在北京熟識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個十分隨和而且極富于幽默感的人。不過,如果說"學習",那么,以我之魯鈍,不但辦不到,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
  1946年,我從重慶到上海,參與始終沒有能開張的新華日報總社的籌備工作,這時從《清明》雜志上讀到《圍城》,說實在的,并沒有給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給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書名起得十分謙虛的《管錐編》。如此一部百萬言的巨著,開始寫的時候,錢先生夫婦雖然已經從干校回來了,但是還沒有住處,只好住在學部的辦公室里,白天寫作的桌子,晚上打開鋪蓋就是床。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寫這樣博學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難得的是,這書是在仍然險惡的政治空氣下寫的。當時,文革還未結束,錢先生就敢寫那些與"三忠于,四無限"毫無關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寫得出來的書。不但膽識驚人,而且遠見洞察實非常人可及。雖然還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他已經算定嚴冬即將過去,春天不久就要來了。
  因此,1979年我看完四卷《管錐編》后,就去向他祝賀,特別欽佩他"自說自話",無一趨時語,一個字都不理30年來統治全中國的意識形態,他只是淡淡一笑,搖搖手說"天機不可泄漏"。
  錢先生在為楊絳的《干校六記》寫的小引里自稱是個"懦怯鬼",但是世人現在欽佩《管錐編》是含英咀華的經典之作之余,也不應該忘了它曾是一朵預告寒盡春來的報春花。多少封筆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紙濡筆,重理舊業的。
  《管錐編》出版以后,錢先生這才"聲名從茲大,汩沒一朝伸"。但是他還是守素抱樸,閉門著述。在80年代又增補了他40年代的舊作《談藝錄》。同青年時期一樣旁征博引,闡幽發微,使篇幅擴大了一倍。
  據為《管錐編》和《談藝錄》查對材料的同志們告訴我,該書征引書籍多達2000余種,還不包括許多現在中國無處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內,引文幾乎沒有什么錯誤。錢先生的記憶力真是不可思議。我有幸熟識他的好幾位清華同學,都是當代中國的一時之選,對錢先生的才氣都是交口稱譽無異辭。喬冠華就不止一次對我說過:"鐘書的腦袋也不知怎么生的,過目不忘,真是photographicmemory。"胡喬木則說,"同鐘書談話是一大樂趣,但是他一忽兒法文,一忽兒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實在聽不懂。"其實,我也是一樣,可是他還時不時說"你當然知道……",愚陋如我,哪里懂得他說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狀。費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還曾跟我說他父親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母親是中國第一個幼稚園的園長,但是自己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的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傳統古籍,就像打開自來水龍頭一樣自然流出來。而他這一代,要引一句詩云子曰,就要翻半天書,還找不著。我說你們這一代還有一個錢鐘書,他說那是特例,不能算是我們這代人的代表。事實上,記誦廣博如錢先生,家里卻幾乎沒有藏書。他看過的書盈千累萬,都是記在腦子里的。
  我曾問過錢先生,我也讀過不少詩,可是除了《長恨歌》、《琵琶行》這樣的能記得住題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滾瓜爛熟,題目也總是記不住。他怎么能把那些奧僻冗長的題目都記住呢?他告訴我,他在牛津讀書的時候,有一個老師,就是教過宣統皇帝的莊士敦,曾對他的論文提出過批評,說是引據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他說"我以前那里懂得這個,以后就注意了"。但是,說實在話,像我這樣的人就是注意了,也無論怎么樣都學不會的。
  從八寶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國,甚至世界,又要過多少年才能出這么一個博聞強記的頭腦,這么一個聰明智慧的頭腦呢?
  錢先生性格開朗,有時也是口沒遮攔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論,出版在60年代的《宋詩選注》,就可以說是一個特出的例子。當時,我是頭上戴著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語里偶爾爆發的"奇談怪論",真是有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據喬冠華告訴我,他認為那是那年頭唯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我也一直懷疑50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論"在社會上流傳的鐘書,何以竟能躲過1957年的大劫。有一次,我問他,他又不信佛教,為何對宗門語錄如此熟悉。他說,那是為了破執,破我執,破人執,破法執。他后來又說:"I never commit myself "我想也許這就是對我心中的問題的答復了。
  錢先生的詩,我最愛的是"凋疏親故添情重,落寞聲名免謗增"一聯。據在清華低他一班的同學施谷告訴我,鐘書當年在清華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如此少年高名,出國回來就破格當上了西南聯大的教授,但是解放以后,就深自謙抑,遠避名利。30年間,在中國大陸幾乎無人知道錢鐘書的名字。同學少年當了大官的,他從來不去串門,到了晚年都是別人去看他,他則只是到別人彌留之際才去醫院探望一下,以盡年輕時的交情。
  改革開放以后,他的書能夠出版了,收入自然多了一些,然而在此以前光憑他一級研究員的工資實在也談不上富裕,他卻總是暗地里資助一些生活困難的同事或者學生。不但施不望報,而且力避人知。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但是,和陳寅恪先生一樣,錢先生雖然躲過了1957年這一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關卻無論如何是躲不過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頂帽子是不能不戴的。汝信同志屢次告訴我,有一次,學部猛斗牛鬼蛇神,別的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唯獨錢先生卻頂著活無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掛著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闊步,從貢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既不畏縮,也不惶悚。這只有"有恃于內,無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時也有過被斗的經驗,然而卻決沒有這樣的氣度。錢先生為楊絳的《干校六記》寫小引,說其實還漏了一記——"運動記愧"。我想這篇文章其實是應該由全中國人來做的,中國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國這一段的國恥的。
  鐘書先生典籍精熟,許多人都以為他非三墳五典不觀,這又是一大誤會。其實他十分關心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學,而且及于哲學,甚至史學。倫敦《泰晤士報》的每周文學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細,所以什么時新玩意兒,都逃不過他的視線。
  80年代初,中國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經,實踐學派正在走紅,我去請教錢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問題,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前幾年中國興起了解釋學。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學大百科全書,竟然沒有hermaneu tics這個辭條。他又告訴我"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這就是解釋學",使我茅塞頓開。
  關于后現代主義,我看他知道的也不會比別人少,不過他總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說的地方看出其實前賢早有成說,花樣翻新,未必尖新可喜,有的還甚至窒礙不通。
  順便說一句,現在的時髦青年老愛掛在嘴邊的"解構"(deconstruct)一辭原來還是錢先生應別人之請翻譯的。他的知識之新鮮一如其淵博。
  我這個人是思想懶,筆頭更懶。與錢先生對話,雖然他咳吐珠玉,我卻未能追記,一任其隨風飄落,現在已追悔無及了。自從海通以還,中國知識分子就以學貫中西競高爭勝,確也出了一批大師。但是三個月前,杜維明先生就同我慨嘆,真正學貫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經沒有了。有之,錢先生是最后的一人。錢先生有一次曾對我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環顧域中,今日還有誰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20年來,學術界有一股奇怪的風氣,就是貶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漢之天聲而后快。在這中間,錢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靜的一個。他的名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與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里關于世界文化的話后先輝映,實際上是未來的文化全球化的先聲。
  因為錢先生歷來認為朝市之學必成俗學,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但是對人民的關懷與對祖國的關懷,一直在熬煎著他的心。
  九年前的夏天,長安街上的鮮血大概還沒有沖洗干凈,我去看他,他給我看了新寫的一首七律,寫的是: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難燃溺后灰。
  對癥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們相對黯然。這就是他后來收在《槐聚詩存》中1989年唯一的一首,題目就叫《閱世》。
  我相信海內外無論什么樣的有識之士,對中國的命運無論作什么樣的推測與分析,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卓見以外——"對癥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抗戰勝利以后50多年的知識分子,論數量是幾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們的教育總是缺了一點什么,因此,從總的知識結構與思想水平而論,似乎總不如30年代和那時以前的幾代。也許是世運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總有趕上來的一天。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錢先生是達人,該想到的當然都想到了,不過他唯一的女兒阿元,錢先生初進醫院的時候還常來侍奉湯藥的,卻竟因為骨癌而先他兩年去世,還不到60歲。錢先生心里應該不能無傷痛。然而修短壽夭,終期于盡。誰又能逃得脫這條規律呢?
  寫到這里,有人打電話告訴我,清華大學的學生在聽到錢先生的噩耗后,紛紛折紙鶴來追悼他們的老學長,給鐘書先生送行。石在,火是不會滅的。知識的生命不熄,錢先生也就可以無憾了。
  1998年12月24日(錢先生逝后第五日)
  (轉自《東方文化》

2013-08-22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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