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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通才博識鐵骨冰心——評《老圃遺文輯》
李慎之文集 通才博識鐵骨冰心——評《老圃遺文輯》
李慎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通才博識鐵骨冰心——評《老圃遺文輯》
  楊絳先生答應要把她尊人楊蔭杭先生(一九七八——一九四五,字補塘,筆名老圃)的遺著送給我,已經有兩三年了。原因很簡單,近年來,每去拜訪錢鐘書先生夫婦時,閑談中老有一個話題,就是捉摸無錫話。我們用家鄉話交談,談著談著就發現無錫話里有一些特有的詞和音,文字寫不出來,發音也不知是怎么轉出來的。這時候,錢先生就常說,“她老娘沽(無錫話‘老人家’的音轉,即‘父親’)都有考證,你將來看他的書就明白了。”因此在我的印象里,補塘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楊絳先生當時在用心編輯的大概是一本語言學的專著。
  三個月以前,這本《老圃遺文輯》終于到了我手上。出乎我意料的是,它并不是什么語言學,而是七十多年前逐日在上海老《申報》上發表的評論,當時叫《常評》、《時評》、《常說》或者《社語》。篇幅都很短,大多是四五百字一篇,最長不過千把字,甚至有短到二三百字的,因此全書少說也有六七百篇文章,所涉及的范圍也不僅是文字訓詁,而主要是評論時事政治,由此而旁及法律、歷史、經濟、社會、文化以至古代地理、民族源流……幾乎無所不包。總而言之,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小小百科全書”。
  讀古人的書,我歷來容易產生一種“登高自卑”的感覺,老覺得如果不能說中國人的遺傳基因出了問題,至少也是文化基因出了問題,不然為什么我們這一代人的讀書能力會退化到這種程度呢?讀《老圃遺文輯》,這種感覺分外強烈。補塘先生之博學多聞,往往使我撟舌不能下。無論什么材料,都是信手拈來皆成妙諦。尤其難得的是,它們并不是專門著作,而是排日作文,觸事生感,隨寫隨刊的東西,然而文章詩詞,中外故實都準確得就像從電腦信息庫中調出來的一樣,無怪乎楊絳先生要對我說“我爺的書都是嚼爛了吃到肚皮里的”。博雅如錢鐘書先生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舉“決不會記錯”。
  補塘先生自稱“吾愛中國文字”。事實上,他的文章也愛從解字說文入手。舉一個例子,他在《說國》中說:
  古“國”字本作“或”,從“囗”,從“一”,從“戈”。,“一”者,地也,“口”者一定之疆域,“戈者”,以武力守之,不為外力所侵入也。此與近世國家學原理合。游牧無定之部落不能稱之為國家,以其無“口”也。無強制力之主權以對內對外,不能稱之為國家,以其無“戈”也。故國字不必外加囗,加囗則與其內之口重復,不啻一疆域之中更包獨立之小疆域如今日之割據自主而主權不統一。且其中小疆域有戈自守而其外大疆域則無;以戈對內而不能以戈對外,不啻今日粵、桂、直、陜相攻而置外蒙于不顧也。……
  那個時代是軍閥割據的時代,所以老先生的時評從解字說文開始,不過百把字就刺到了那些擁兵自雄的軍閥身上。接著筆鋒一轉,講到武則天時代有人建議改國字為(“玉”換為“武”)字,洪秀全時代索性以國字代國字,但是后來都有人指出“武”或“王”入囗不啻人入囗中,與囚字相同,實為“不祥之甚”。最后筆鋒又一轉說,當時的學生喜歡以(玉換為民)字代國字,而他則以為(玉換為民)字不如(玉換為武)字,“蓋以民為囚不如以武人為囚也”。
  據楊繹先生在憶父文中說,老先生在每寫完這樣一篇文章以后往往會對夫人說“我今天又放了一個大臭屁”。補塘先生放言高論,敢怒、敢笑、敢罵,大抵類此。不過“說國”還算不得是“一個惡毒毒的大臭屁”,因為比這激烈的言論還有的是。他這個學法律的人是相信“多數之國民應為政爭之裁判官”的。
  補塘先生是上海律師公會的創始人,屬于中國最早的法學家之列,因此,他以西方的法理來批評當時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行為尤其是司法行為的文章是很多的。他的分析常常有我這個比他晚生了四十五年的人所不知道甚至不懂的東西。不過我卻注意到他十分重視道德與法治的關系。比如在《共和國以道德為立國之本》這篇評論中說:“孟德斯鳩謂專制之國以威權為立國之本;君主之國以榮譽為立國之本;共和國以道德為立國之本。又嘗推希臘、羅馬之盛衰,凡古代共和國之盛時,其國民道德皆極高尚,其后道德墮落,國亦與之俱亡,此歷史上之成例也。”又如他在《共和自修身齊家始》中說:“孟德斯鳩有言,共和政治之元氣在道德,此《萬法精理》中之警句也。世界不論何事固皆賴道德以維持,而共和政治則專賴道德以維持,此共和之所以可危也……”
  在這方面,補塘先生不是一個說空話的人,一輩子都是一個敢作敢為的硬骨頭。他青年時代就是我們江蘇最早從事反清革命的人。到了民國初年出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依法判決了一個有省長、督軍為后臺的惡霸死刑,結果弄到省長告狀告到袁世凱面前,說他“頑固不靈,難與共事”。袁世凱只好把他調任京師高等審判廳長。兩年以后,他又在京師高等檢察廳長任上以受賄罪傳訊扣押了當時炙手可熱的交通總長許世英。結果弄到國務會議出來為許世英開脫,反而追究起檢察廳長的責任來。這種“直頭硬”(蘇州方言,猶言“實在硬”)的行為,使他那翻譯《堂·吉訶德》的女兒把他說成是一個自以為在“衛護民主法治的瘋騎士”。
  經過現實的教訓,老先生的覺悟后來大概提高了一些。幾年以后,他在《申報》上寫的文章中說,“自來言法治者不尚人治;然茍無人治,亦徒法不行。……有至平之法,有執法之人,而無強制執行力,雖有法如無法也。強制執行力為法之要素,茍無此力,則法律無異于倫理,無異于學說。故‘法’字從‘去’,謂不公不平之事,在所必去,所謂強制執行力也。”補塘先生確乎是“執法之人”了,然而無強制執行力為之后盾,甚至還有社會惡勢力與之對立,也就只有“徒法不行”了。
  魯迅曾經贊美過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亦即民國初年的“老新黨”:三四十歲的人了,為了維新,為了排滿,為了革命,還要學外文,學西學。這種人我小時候也依稀在父輩中見到過,心里有一種說不明白的崇敬。而且我一向猜測魯迅自己就是一個“老新黨”,因為他正是那個年齡段的人,現在我覺得補塘先生更加典型些,他比魯迅長三歲,光緒朝終于一九○八年,他剛好三十歲。
  魯迅說:“老新黨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魯迅的贊譽完全適用于補塘先生,但是“見識淺陋”的評論卻不能施之于補塘先生。老先生之博學多識,并世罕見。在他面前,倒是我們這些后生不能不自慚淺陋的。
  補塘先生早年留學日本、美國,都得到過學位,深通日文、英文與西方語言自不必說。但是他特別好小學,為了考證名物,溯流探源,不但精研中國南北各種方言,以及少數民族語言,而且兼通朝鮮、越南、緬甸、泰國、馬來、印度、錫蘭語言,甚至中亞西亞許多已經死掉的語言。其種類之多,使我這樣的人讀了他的書以后也無法遍舉。他晚年心力瘁于《詩騷體韻》一書,從現在留下的許多小文章,還有一九三六年《東方雜志》第二十四期上的萬言長文《五十六聲勢(vowel)辨》看,大概他的想法是要把漢語音韻從源到流的演變整理出一個系統來。其體大思精,實非淺學之輩夢想所能到。按楊絳先生的回憶,初稿大概是已經寫出來了的,但是到了末末了兒,老先生還是認為不夠完美而自己把稿子毀了。
  我總以為,追求完美固然是一種極高的品德,但是也給人間留下了許多遺憾。在補塘先生自己看來,也許認為有一字一義一音立論不安,即足以貽誤后學,但是在我看來,音韻在中國自古稱為絕學,要徹底弄清楚本不是補塘先生一人可以竟其功的。他的書稿如果能留下來,至少可以給后來者許多的提示,省卻后來者許多的精力。現在《詩騷體韻》既已成為廣陵散,真不知道又要過多少年才能有天賦和學力如他者出,才能理清這筆帳。我担心也許永遠也不會再有這樣的人了。
  不管怎么說,我卻仿佛在今天滿坑滿谷、五光十色的所謂出版物背后看到了一幅“補塘毀稿圖”。補塘先生的學問雖然不傳,他的人格卻是傳下來了。
  補塘先生談政治,談道德,還一再提到節儉。他說:“昔孟德斯鳩論共和國民之道德,三致意于儉,非故作老生常談也,誠以共和國之精神在平等,有不可以示奢者。奢則力求超越于眾,乃君主政體、貴族政體之精神,非共和之精神也。”他兩次作《生活程度說》,主張“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當先求人格之增高。與其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不如生活程度卑而人格高”。又說:“中華人與西方人接觸以來,凡西方人堅苦忍耐之美德,皆熟視而無睹。獨羨其生活程度之高,不恤沐猴而冠以效之。”據楊絳先生在憶父文中說,“生活程度不能高”是老先生常掛在口頭的話,他對鼎鼎大名的章宗祥就是這樣評論的。
  補塘先生說過:“只有咱們中國的文明,才有‘清貧’之稱。外國人不懂什么叫‘清貧’,窮人就是下等人……”。我的知識不足以進行比較文化的研究,雖然我知道,貧賤自甘而志向高遠的人,外國也是有的,如斯賓挪莎就是一個。但是我相信補塘先生的話,中國文化是有“憂道不憂貧”的傳統的。孔子稱贊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給中國人立下了一個永恒的價值標準,一個人要在道德上始終站得直,就必須能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貧。
  中國現在開放了。近年來,外國人來中國的,中國人去外國的,比過去不知多了多少倍。青年學子到外國留學,拿了博士頭銜回來的,也不知有多少。但是不知為什么,我總覺得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外國的了解似乎還比不上五六十年前。盡管牛仔褲與漢堡包遍于中國,中國人所得自于西方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卻似乎還不如戊戌與五四前后的年代。我總以為這是近幾十年來中國文化傳統、或曰中國文化自性(Culturalidentity)失落的結果。一個對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缺乏了解的人是很難了解外族文化的精髓的。現在,在物質的層次上說,中西交融似乎已快成為事實了,但是在精神的層次上,情況卻似乎相反。我不知道這種反差會導致什么后果。我懷疑,我憂慮,但愿我的觀察并不合乎事實。
  上海公園到底有沒有過“狗與華人不許入內”的告示,近年來居然發生了一場爭論。經過大量的考證,現在大概可以算有了結論了吧!這是一個根本不應該發生的問題,只要看看補塘先生一九二○年六月十八日在《申報》上主張華人自建公園“為華人吐氣”的文章,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老先生立論高明之處在于他不但對此表示憤慨,而且主張中國人首先要自己爭氣。他說:“但華人自設公園須競勝于外國公園,至少亦當與外國最優美之公園相等。若咳唾生風,溲溺交作,則不如不設之為愈也。又若飯館林立,妓女云集,亦不如不設之為愈也。外人榜其公園曰‘華人不許入,狗不許入’,愿我華人一雪此恥也。”不論哪個國家,愛國總是從抵御外侮開始的,但是卻不能到此止步。真正的目標應當是自勝自強,不但能躋身于文明國家之林,而且應力爭能成為他國的表率,這才是真正的愛國。
  近幾年來,由于加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我也常常考慮,未來的世界文化如何發展,世界各民族如何相處,這是一個無法索解的難題,然而補塘先生居然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他在一九二○年的《鄉曲主義與大一統主義》中說:
  鄉豈不當愛?然當推其愛鄉之心以愛國。鄉人豈不當愛?然當推其愛鄉人之心以愛國人,并當推其愛國人之心以愛異族。所謂大國民之氣魄固當如是也。有大國民之氣魄而后能建設強有力之大國,為世所尊重;并能統一異風教之人民而不致于分裂;且能容納異種族之人類而不至于沖突。若是者謂之大一統主義。
  “大一統”三個字為中國所習用,是對軍閥割據與鄉曲主義而發。我以為除了這三個字不宜施之于未來全球化的世界而外,其精神實足以救當今中國民族心理在自卑與自大之間左右搖擺之弊。中國人如能有這樣的氣魄,應當是不難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的。
  
  (《老圃遺文輯》,楊蔭杭著,楊絳整理,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月版,32.50元)

2013-08-22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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