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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融貫中西通釋古今——懷念馮友蘭
李慎之文集 融貫中西通釋古今——懷念馮友蘭
李慎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融貫中西通釋古今——懷念馮友蘭
  想到要寫馮友蘭先生,就有些躊躇。
  首先,我很難說是認識馮先生的。生平只見過他老人家一面,那是在一九五六年底,我隨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而他當時正在那里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專門來看總理。我也隨著見了一下這位聞名已久的哲學家。事隔三十五年,縱然竭力回憶,也沒有多少印象了。只記得他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的眼鏡,留著一部大胡子。這時我已讀過他的著作,知道他是講究“氣象”的,因此心里想,也許這就是“圣賢氣象”吧。其他的,包括當時講了些什么話,已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其次,我不是一個學哲學的人,可以說是直到近幾年才有志于在這方面努力,為的也只是自己的安身立命,因此自問于馮先生所學知之甚少。看法當然是有的,但是也實在怕是以外行看內行,以淺議深,以小論大,難免于馮先生所常舉的“瞎子摸象”之譏。
  但是,我確實是受到了馮先生極大的教益。可以套孟子的一句話:“予未得為先生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說起來,也有好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四十年代初。我在成都看到馮先生在抗戰前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和當時正在陸續出版的貞元六書,可以說一下子就被引進了中國哲學的殿堂而震驚于其宏深廣大。不過,我當時是一個以革命者自居的少年氣盛的左派青年,正醉心于米丁的《新哲學大綱》一類的書,一面看馮先生的著作,一面也看報刊上對他的批駁,因此除了佩服馮先生知識之豐富與文筆之流暢而外,還談不上對他的哲學有什么體會。
  第二個階段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遭到了一場飛來橫禍,有大痛苦,生大困惑,只有擠勞動之余不多的時間拚命讀書以求解脫。當時,人家告訴我我的一切思想都是錯誤的,而我卻既不能自非其非,也不能自是其是,無論怎樣努力學習也不能澄清心里的混亂。有一天讀到馮先生的書,里頭有一句話說:“人們大多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卻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忽然有悟,然后再讀書,再聯系實際,思前想后,漸漸感到心里恢復了平衡和自主。我把這看成我在哲學上的第二次啟蒙(第一次啟蒙是一九三五年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
  第三個階段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當時,在我看來,是非很分明,背景的來龍去脈也不難看清楚,不料發現馮先生也加入了批林批孔的行列,于詫異惋惜之余,也趁當時號召大家讀書“堅持數年,必有好處”的機會,又認真讀了一些馮先生的書與中國哲學的典籍。雖然馮先生對之作了一些自我批判與批判,我卻仍然非我所非,是我所是。恰恰是這個時候,我進一步體會到中國哲學的偉大力量。
  第四個階段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的八十年代。這時,許多人的興趣已由破四舊而漸漸轉向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了,議論之熱烈,意見之分歧,為幾十年來所未有。我原有的興趣當然也因之更加強加濃了一些。這時,我又一次感到馮先生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貢獻之巨大。
  許多朋友(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發覺,要對中國的傳統經典有所鉆研,首先還是要向馮先生請教。他的知識最廣博,鑒別最精當,介紹最系統,解釋最明白。這些,都增強了我早就有的一個看法:把四書五經作為基本教材的中國傳統教育制度在清末解體以后,中國人要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一般來說,必須通過馮先生為后來者架設的橋梁。我常說,馮先生可超而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應當勝過馮先生,但是卻不能繞過馮先生。繞過馮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費力氣,而且容易走彎路而難于深入堂奧。
  馮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談到,中國人在上世紀開始接觸西方之初,曾不得不以中國的傳統觀念去解釋西方思想,有似乎魏晉時代以佛學比附老莊之所謂“格義”。馮先生還認為,在西學東漸之時,譚嗣同是以中學比附西學,因為他懂中學多而懂西學少;嚴復是以西學比附中學,因為他先學西學而后學中學。兩個人都是格義,而后者勝于前者,因為馮先生一向主張,中國近代史上的所謂中西之分實際上是古今之異。西方先東方近代化,因此是今;東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譚嗣同以古釋今當然不如嚴復以今釋古。在我看來,馮先生是中國第一個對中國哲學做到了融貫中西、通釋古今的人。當然,所謂格義本來是人類認識的通例,馮先生的工作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萬事開頭難”,這個“第一個”是十分重要的。
  據說,迄今為止,在西方的大學中,凡開中國哲學課程的,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是第一本必讀書。我相信這是真的。因此,如果說中國人因為有嚴復而知有西方學術,外國人因為有馮友蘭而知有中國哲學,這大概不會是夸張。
  近年來,漸漸有些青年人意識到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所知太少和自己的中文寫作能力之不足了。當有人問我有什么辦法補救的時候,我的回答首先總是:讀馮著《中國哲學史》。理由很簡單,從馮先生的書里,他可以花最少的時間得到最多的信息。而且馮先生是一個運用語言的大師,在以白話文寫哲理文章方面,其才能可以說是冠絕一時。馮先生的書特別好讀,已是學者的公論。因此,讀馮先生的書不但可以了解中國哲學的精華,而且可以學會做文章的本領。
  平心而論,與馮先生并世諸賢,對中國哲學鉆研之深,考證之細,析理之精,已罕與馮先生比肩者,而能開廣大法門為后學接引者,更無人能代替馮先生。尤其是因為這是一個中西交會,古今轉變,中國人對西學所知甚少而對中學又幾乎忘掉了的時代。
  感謝馮先生給了我哲學上的第二次啟蒙。但是我在遵照馮先生的指引,閉門造車的結果卻得出了許多與馮先生不同的結論。
  首先,馮先生以證明“理世界”的存在作為其哲學體系的基礎。而我卻無論怎樣也無法想像這么一個理世界怎么能存在,反而同意馮先生不大同意的陸象山的話:在太極上加無極是“疊床架屋”。馮先生的理世界是通過分析共相得來的。在馮先生看來,只有共相是真的;而在我看來,只有具體的單個的事物才是真實不虛,共相無非是人運用思維能力抽象出來的。道學家所謂“一片天理流行”,在我看來,只是一片人理——人所賦予自然之理,而不是馮先生所說人之所以為人之理。馮先生愛說的方必有方之理,圓必有圓之理,飛機必有飛機之理,我也都只認為是人的思想對宇宙中萬事萬物的某種近似的模寫、影像、猜測、甚至臆斷。至于人之所以能思,我只能歸之于孟子所謂“天之所以與我者”。人與天本來是一體,不過天有其全,人得其偏。人心通于天心,天假人以立心,人因心而知天。不過人之所知乃是從部分窺全體,所以永遠是片段的、淺層的。我甚至不能同意馮先生所謂“一般與特殊的問題乃是中國哲學的根本問題”的說法。我以為中國哲學的主流正脈是宇宙論和與之貫通的心性論,而不是馮先生以西方邏輯方法推出來的那種本體論。
  馮先生說天地境界,對我啟發最大。據說,先生認為自己生平立說,其他什么都可丟,唯有天地境界說不能丟。先生叫世人要認識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確乎是究竟至極之論,將永遠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且能推動科學思維的發展。但是,每讀馮先生所論,又總是感到不滿足,總覺得馮先生在這方面采佛道之說多了一些,而闡孔孟之旨則尚有未盡。同于大化,同于大通,同于大全……這確實是極高明的境界,足以破流俗而勵清操。但是在“直到先天未劃前”之后,仍然要“不離日用常行內,”在這方面,無論從邏輯上推論,還是在實踐中觀察,仍然可以有迥乎不同的兩個傾向:一個是消極的,一個是積極的。而馮先生實在是太消極了些,他只是重復宋儒的話,在禪宗所謂“担水砍柴,無非妙道”以外又加了一句“事父事君,亦是妙道”。照馮先生所說,天地境界中人的所作所為與道德境界中人并無多大差別,差別只在其“覺解”高了一個檔次。不但如此,馮先生還依宋儒之說,以天地境界來貶低道德境界中人之所為。他一面引孟子論浩然之氣的話,“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承認這是天地境界中人語;一面又引朱熹的話說,“孟子所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足以語此。”而我的看法是,天地境界中人正因為其覺解更高,其所作所為也應更高于道德境界中人。“千古艱難唯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為過不了生死關而失德敗行。而天地境界中人是不但勘破夢覺關而且勘破了生死關的,當然可以從根本上大大加強人知善的能力與行善的意志。可惜馮先生在這方面竟沒有多少發揮,我一直納悶,馮先生為什么不把“參天地,贊化育”作為天地境界的定義與目標。
  所幸,馮先生承認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是天地境界。既然如此,我想我們不妨說,如果道德境界中人的行善只是出于社會責任感的話,則天地境界中人行善就應當出于“為天地立心”的自覺。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他的思想行動都要能推動人類歷史合乎規律的發展,以順應宇宙進化的大勢。這個境界太高、事業太大,是一定不能如馮先生所說的那樣“為無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也一定不是“只能順受,不能斗底”。馮先生在其著作中所沒有提到,而我以為最接近于天地境界中人之所為的,是《周易》所說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里一個“窮”字,一個“盡”字,一個“以至于”,都不是“大段著力不得”,而是要花大力氣,下大工夫的,要如孔子所說“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直到死而后已的。正因為如此,才著得一個“命”字。這個命字,無論解作生命、命運、還是使命,都是天之所賦予者。我以為,只有如此認識才能說透天地境界的意蘊。
  這樣的天地境界才可以不被參禪談玄、說油了嘴的和尚道士們拉虎皮作大旗。而且也只有如此,天地境界才能不但貫通作為中國哲學精華的道德哲學,而且包羅為中國之所短而為西方之所長的科學精神。總不能把牛頓和愛因斯坦這樣窮究宇宙奧秘的大科學家排除在天地境界之外吧!立天地境界就應當真正在道德與理智兩方面“立人極”。對天地境界中人來說,做道德的事與做理智的事都應當是馮先生所說的“替天行道”,在根本上是完全相通的,并不是兩碼事,不過如馮先生在論“才命”時所說,一個人為主客觀條件所限,總是難以(或者竟不可能)得其全而已。
  另外,如果天地要通過人來立心的話,也只有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的個別的人。這與個人要“依照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來生活”的思路也是不相容的,個人必須從“共相”中解放出來。馮先生的人生哲學把共性置于個性之上,不能不說是繼承了宋儒之陋說。
  我讀書少,見道淺,如此立論,馮先生地下有知,不知能否首肯。不能忘記的是,即使我能補馮先生千慮之一失,也是受了馮先生啟發的結果。
  除了在一些哲學見解上不一樣而外,我對馮先生處理人生問題的態度也有不同。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馮先生也跟著“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走了一陣。以馮先生平生陳義之高、任道之重,海內外不能無微辭。雖然如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風暴雨挾排山倒海之勢以來的歲月里,舉神州八億之眾,能不盲從茍同而孤明獨照者,屈指有幾人?不少行輩年齡小于馮先生,精神體力強于馮先生,政治經驗深于馮先生的共產黨員,因為忍受不了而訴諸一死,其遺書遺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析其真意,我們又何能求全責備于一個氣血已衰的八十老翁。何況先生在此以前的二十年來一貫勉力于自我改造,一貫誠心地接受批判,也一貫努力想“闡舊邦以輔新命”。對橫逆之來,除了“物來而順應”外,實在也很難有別的選擇。更何況馮先生后來處境之特殊,已特殊到“中國一人”的地步,可謂“蒲輪安車在其左,刀鋦鼎鑊在其右”。馮先生的選擇不是不可理解的。
  上面已經提到,我本來以為馮先生立天地境界采佛道之說多了一點。當此之際,馮先生想到的,是“與物冥而循大變”呢,還是“曲則全,枉則直”呢,還是“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呢?我想。也許,先生一生以繼往開來自勵。在當時的情況下,先生一定也看到中國傳統哲學與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到了近乎滅絕的地步。斯文將喪,傳燈何人?先生也許是想起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申論的“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的那番道理,于是下定決心,寧為伏生而不為轅固生了。一九八二年,他八十七年的時候不是還賦詩明志:“智山慧海傳真火,愿隨前薪作后薪”嗎?當然,這也只是我的猜想。
  最后,我寧愿把先生個人的遭遇,他的痛苦和悲哀,看成是全體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人民的痛苦和悲哀。大家都是過來人,誰又能說不是呢?
  我認為,天之所以厄馮先生者或不為不酷,而天之所以福馮先生者亦不為不厚,錫以大年,使他能在否極泰來之后,還能以九十高齡寫完那一百五十萬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這真是學術史上的奇跡。
  尤其可以引為幸運的是,馮先生竟然有機會在歷劫重生以后寫出了一生的自傳《三松堂自序》,并且表示自己在批林批孔中沒有做到“修辭立其誠”。還有機會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的自序中表示:“經過這兩次折騰,我得到了一些教訓……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認識的。學術上的結論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來的。……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我決定在繼續寫《新編》的時候,只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
  三折肱然后為良醫。好一句“不依傍別人”!這才不愧是“男兒到此是豪雄”!
  我還沒有全部讀完《中國哲學史新編》,但是瀏覽所及,已經可以看到馮先生有許多對自己的突破。如修訂自己過去“理在事上”之說為“理在事中”;又如引橫渠之說將流行的把辯證法解釋為“仇必仇到底”糾正為“仇必和而解”,不過是兩個突出的例子而已。尤其可以令人稱羨的是,先生在“耳目失其聰明”以后,依然“神明不衰”,保持著他歷來那種曉暢明白,一下子就能把讀者引進他的思維世界的文筆。也許有人會以為相對來說這并不那么重要,然而我卻要說,“夫子循然善誘人”正是馮先生之所以能在中國文化存亡續絕之際成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一大特點。
  《新編》中還有一些因為評介哲學而不能不涉及歷史的議論,雖然在流俗看來近乎離經叛道,其實也只不過是糾偏反正而已,而馮先生自己居然也稱之為“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從這里,也許可以讓后人理解那個時代對歷史的扭曲和對人們的心靈的傷害大到什么程度。多年來人們以訛傳訛的“封建”二字,馮先生過去是不用的,而現在則滿目皆是,甚至按姚文元之邪說,把中國正軌的“封建”概念改為“分封”。從這里,人們也可以認識到,早年博學明辨,晚年強立自反如馮先生,也難于完全洗掉那個時代給人們的思想所造成的污染。
  所有這些,都不足為馮先生病。倒是可以使人明白,要達到馮先生所提出的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孔子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大概就是指這一點吧!這里也許可以使人悟到,道學家歷來為之爭論不休的尊德性與道問學其實是一回事。最后,恕我冒叫一聲,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中心概念的“仁”,與被認為是從屬的一些概念如“誠”、“智”、“信”都是相通的,需要后人在發展馮先生標舉的“天地境界”說的時候加以圓通的疏解與詮釋。
  我手頭有一份馮先生的年表(未定稿)。出于我意外而又對編者極其欽佩的是,其中包羅了馮先生一生可以被稱為是“正面”和“反面”的各種活動。現在,《三松堂全集》正在出版,我衷心地希望編者能把馮先生一生的文章全都搜集進去,不論是他“自家體貼出來的”還是跟著別人批判自己、批判別人的文章。孔子說“觀過知仁”,這些文章對后人的啟發將是極大的。馮先生在中國出現“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以后生活了將近一個世紀。如果說,這個轉變如我們現在所假設的那樣,要花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話,那么馮先生所經歷的大概剛好是中間最艱難也最復雜的一段。就思想經歷(不一定是生活經歷)而言,也許不會有比馮先生閱歷更豐富的人了。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勤于著作的馮先生留下的不僅是他自己對真理的探索,還是歷史的記錄。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今天在世的和將要出生的中國人都可以從馮先生的遺書中知所取則,知所取鏡。
  記得馮先生在某個地方引用楊椒山的就義詩:“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與后人補。”以為這是天地境界的一個范例。現在馮先生既逝,就他自己來說,不過是返歸太虛,渾然與物同體,既無所謂生死得喪,亦無所謂哀樂榮辱。照橫渠“生吾順事,沒吾寧也”的說法,馮先生勞碌一生,著書滿架,現在已得到了永遠的休息。但是,對于作為后人的我輩來說,確實還有繼續他的事業的責任。從馮先生的哲學看,對人來說,最重要的事情無過于“為天地立心”。當然,從總體上說,凡人的思想言行無不是“為天地立心”,但是無論如何,哲學總是最重要的。科學、文學、藝術……都要通過哲學才能表示出對宇宙的覺解。因此,后死者的責任就是要使中國先圣先賢所不斷創造繼承的哲學傳下去,并且使之不斷得到凈化與充實,發展和光大。
  我相信經過馮先生和后來的哲人解釋和發揮的中國哲學一定可以成為“最哲學的哲學”。我這話是“接著”馮先生對“經虛涉曠”和“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解釋而說的。后人的解釋也可能會同馮先生所說有很大的不同,不過大概都會從馮先生的探索過的路子得到正面的或者反面的啟發。
  我相信中國哲學一定可以成為“最科學的哲學”。這種說法可能會引起爭議,因為自五四以來,已經有過很多有價值的探討,論證中國哲學是非常不利于科學發展的哲學,馮先生本人就寫過這樣的文章。但是我認為這些論證只能說明中國傳統哲學在過去曾起到化解科學思維的作用,而并不是說中國哲學在將來也會阻礙科學發展。恰恰相反,中國哲學把宇宙看成一個生生不息的有機體,最能與最新的科學把宇宙看成是處于進化過程中的觀點互相發明。
  我相信中國哲學一定會成為最普遍的哲學。當然,歷來的哲學都自以為是能范圍天地、彌綸宇宙的理論,但是事實上各民族、各時代的哲學都互有長短。這不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哲學都帶著本民族文明初起時留下的胎記,也是由于以有限的人窺測無限的天所不可避免的“偏至”。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大概也還會如此。但是在經過整整一個世紀的沖激而蕩滌掉附著在自己身上的污垢以后,中國哲學將是最能幫助人們去認識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的哲學。
  所以說“最”,是因為這無非是一種比較。拿宇宙的尺度來看,人類還只是在幼年時期。中國先賢所盼望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將來大概是會出現的吧,但是拿人的尺度來看,這卻還是相當的遙遠。因此,是否會由于一個統一的人類社會的出現而出現一個統一的普遍的哲學,還是以不忙作預斷為好。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到了那一天,也會是馮先生所論證的一個“和而不同”的局面,各種學說爭鳴齊放,也許比現在更加熱鬧,決不會是“一道同風”“萬喙息響”的局面。不過中國哲學,就其最根本處說,實際上代表著中國人的原始觀念與思想習慣,也就是中國文化的遺傳基因,中國要現代化,要趕上世界先進地區前進的步伐,不在中國哲學中開發出其繩繩相繼而又可以日新又新的精華來,是極難推動或者引導十二億之眾前進的。西方曾有哲人說過,“沒有歷史的民族是幸福的”;毛主席則說過,“一張白紙,沒有負担,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道理也許是一樣的。無奈,中國不是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而是一個有著極大的歷史負担的民族,因此也就不可能“從零開始”。唯一的辦法是把負担化為財富,“化腐朽為神奇”。馮先生是深深懂得這個道理的,他一生孜孜兀兀力求繼舊統而創新統,正是為了這一點。而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們不妨套一個現代的名詞,說馮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雖然馮先生所樹立的最高目標,并不是屬于他所謂盡倫盡職的道德境界的“愛國主義”,而是知天事天同天的“天地境界”。但是他知道這兩者是互通的。
  為了全人類的提升,首先為了居住在一千萬平方公里上的十二億中國人的進步,同時也為了個人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我們有義務繼承馮先生的遺志,開發中國哲學的寶庫。
  嗚呼!哲人其萎,泰山安仰?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悲傷。既薪盡而火傳,將斯文之未喪!
  

2013-08-22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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