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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智慧與良心的實錄——《顧準日記》序
李慎之文集 智慧與良心的實錄——《顧準日記》序
李慎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智慧與良心的實錄——《顧準日記》序
  這不是一本"好看"的書,因為它本來不是讓別人看的。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真的被人看到,那對作者來說,只能是“罪上加罪”。但是,它卻是一個時代的實錄,一個受難的靈魂的實錄。
  當然,在那高唱"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日子里,決不會只有一個顧準,然而卻只有他留下了這樣一份斷斷續續的日記,而且正如有人所說,“只因為他的思想變成了鉛字”,他給整個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挽回了榮譽。
  本來沒有什么人的日記能有什么主題,但是時代卻逼迫顧準的日記有十分突出的主題。
  首先是要解決填飽肚子的問題,請看:
  刨紅薯,民工過路,歆慕不已,都到地頭撿殘屑,驅之不去。一個新發明,紅薯藤磨粉。(1959年11月13日)
  在冀魯豫時不能下咽的,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飯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飯,加一盆紅薯葉,居然吃完。饑餓是可怕的(1959年11月21日)
  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楊陸何三人中的好對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湯。想如何搞一點紅薯與胡蘿卜吃。(1959年12月15日)
  勞動隊的腫病一下子在一個月內從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1959年12月17日)
  (跟公社比起來)勞動隊還是天堂。(1959年12月27日)
  (蔡璋)說,南山糧多,現在農村流竄犯比城市流竄犯多。人們都往南山跑。青年婦女,分不清是姑娘還是媳婦,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當媳婦。饑餓是可怕的,饑餓推動人們做出看來做不到的事情來。(1960年1月15日)
  死人已知柳之弟、楊之女、劉之父。(1959年11月27日)
  附近路倒尸二起。黃渤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個。(1959年12月17日)
  夠了。"饑餓----浮腫----死亡"這是一條規律,今天四、五十歲上下的人應該都還能記得的。
  正因為這樣,顧準花了不少筆墨來記自己如何想辦法搞東西吃。一條胡蘿卜,成了“寶中之寶”(讀者要知道,這是斯大林對糧食的稱呼)。有幾次他吃飽了,就高興得大寫“痛快之至”。其實那個時候,不少人都已到了生物本能的極限,按照生物本能活著。然而顧準卻還沒有停止思考。
  日記的又一個主題是改造。本來右派分子下放到農村,唯一的目標就是“改造資產階級思想”,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顧準的日記中經常可以看到“寫筆記”的字樣,就是寫所謂思想改造筆記。但是那是寫了給人看的,被顧準稱為“苦刑”。真正的思想改造筆記就是僥幸留下來的這幾本日記和后來收在《顧準文集》中的那些筆記、信件和論文。從這份日記中間,后人可以看到改造是怎么回事。
  改造右派的方法是全國統一的,就是“右派斗右派”,正式的名詞是“自我改造”,或曰“自我教育”。讓你拋妻別子,到農村中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根據毛主席著作,“狠斗私字一閃念”(不錯,這話是十年以后才由林彪提出來的,然而實際上他不過是把早在勞改隊實行的那一套推而廣之而已)。不要怕斗不起來:在每一個人面前都虛懸著一個“摘帽子”、“回到人民內部”的目標;對本來是學員的人來說,還有一個“早日回到黨的懷抱”的目標,因此改造不愁沒有積極分子。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左、中、右三種人。在人斗人的過程中,誰斗人最狠,上綱最高,誰就是改造得最好,可以被評為“一類”。當然,你也可以埋頭干活,緘口不言,然而那樣問題更大,叫做“抗拒改造”,得到的反應首先就是“打你的態度”。總之,非要你開口不可,不開口是辦不到的,而只要一開口,那一定又有岔子可抓。這樣連續不已的斗爭就叫做思想改造。從改造本身的邏輯講,可以說是沒有改好的一天的。但是畢竟又每過兩年總有一部分人“摘帽子”,“回到人民內部”。這個秘密就是管理右派改造的當地領導的心意。在顧準所在那地方的術語,這就叫做"接上頭",從日記中,可以看出顧準是很下了一點功夫研究如何能“接上頭”的。請看1959年12月8日的日記:
  沈(場長)說我"接上頭"了。這其實是笑魘迎人的政策的結果。
  我近來每次看到沈必打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但是顧準也未免天真了些。他不但是北京來的知識分子,還是一個曾經當過"首長"的人,要想真的同農村管改造的基層干部"接上頭",談何容易!只靠笑魘迎人地打招呼頂多只能使改造者一時心理上滿足一下而已,至于摘帽子,沒有上邊的點頭,莫說屬于敵我矛盾的右派分子的改造,就是四清運動時挨批挨斗的村干部要"下樓",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資派要"解放",都是辦不到的,這就叫做"黨的一元化領導"。所以顧準雖然自以為"接上了頭",可是到回北京還是沒有摘了帽子。不過,千千萬萬的右派,又有幾人能免于這樣的誘惑呢?當然顧準后來也明白了,摘帽子只是一種"政治需要"。
  要應付天天晚上的改造會,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顧準不能不想出一些可以供批判又沒有太大危險的"話把兒",以免"冷場"反而招致"斗態度"。他給自己選定了兩個"話把兒":一條是"架子",一條是"人道主義",說實在的,這也是當年許多右派分子在同樣的情況下所作的無可奈何的選擇。這樣,"大致可以過去,前后也能一貫"(見顧準59年11月10日日記)。
  照常理推想,顧準這樣出身貧寒,做過地下工作,又曾在解放區長期工作的老黨員、老干部,一旦成為人下之人,應該是沒有多大的架子了。事實上,他早就明白自己的地位,下放之初就說過"我根本不鄙視"其他右派分子,"因為我也不過與他們處在相同的地位而已"。但是他現在是"北京來的干部",歷史上還當過幾年"首長",這個"架子"就像他鼻子上的眼鏡一樣是永遠脫不下來的,哪怕他下定決心始終"笑魘迎人"也罷。但是這總比"抗拒改造"、"腹非時政"——反對三面紅旗的罪行要好多了。
  顧準給自己留給人家批判的另一個"話把兒"是"人道主義"。從日記中看不出顧準是怎么檢討自己的人道主義的,然而不難想象無非說自己心腸軟,斗人不夠狠,站不穩無產階級立場而已。比如說,明明餓死不少人了,但是還是要肯定"糧食問題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見顧準1959年1月14日日記)。如果倒過來說,那就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了。
  這樣的改造給予顧準的是時時襲來的"心頭一陣陣絞痛"。請看:
  我基本上學會了唾面自干、笑魘迎人的一套。(59年11月10日)
  精神折磨現象現在開始了。下午栽菜上糞時,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這個人、明天那個人來訓一通,卑躬屈節,笑魘迎人已達極度。困苦、嫌惡之感,痛烈之至。(59年11月23日)
  在這種情況下,道德敗壞,不能不成為普遍現象。(60年1月15日)
  何(祥福)學好了,還是學壞了,上帝明鑒,他學壞了啊!(59年1月15日)
  水庫六個月,趙淑仁學好了還是學壞了?學壞了啊!她現在感激勞動隊為她脫帽。但是從脫帽得到了什么經驗教訓?鉆空子,拍馬屁,說謊話。
  下放干部是有許多人學好了,這是他套社會責任感的宗教儀式的效果,其背后也有客觀的物質基礎。他們是外來者,他們來此是朝圣式的消除肉欲。城市式的生活方式在等待他們。否則,饑餓也會促使他人相食,賣×,說謊,拍馬屁,害人自肥的。真是心頭一陣陣的絞痛。若說這是歷史的必然,付出的代價也夠重大的,后一個歷史時期,為了消除這些惡毒的影響,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質的補償。(59年1月15日)
  小組通過思想總結,六個右派中,彭楚南和李寶仁二人未通過。彭楚南是不暴露思想,李寶仁是頑固。李寶仁的頑固是不相信豐收。這個姑娘很愚蠢,然而是可欽敬的愚蠢。(59年1月16日)
  我是否變得卑鄙了?我偷東西,我偷東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獻身精神等等?不,沒有。如法捷耶夫描寫兩個人在遠東森林里打游擊一樣,我以后也要如實描寫自己。(59年1月16日)
  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有過與顧準相似的經歷。然而,許多人甚至不敢如實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筆直書,經歷史留下一點記錄。這是中國的恥辱,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恥辱。早在1959年在商城的日記里,顧準已經下定決心要下十年功夫,研究世界的和中國的歷史,弄明白人類的命運是怎么回事。這個計劃當然過于龐大而不能完成,然而我們還是有了現在的《顧準文集》,它使人們在問起20世紀下半期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地回答:"我們有顧準"。
  顧準的弟弟陳敏之在把顧準和他的通信結集出版的時候加了一個題目:《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當然是正確的,顧準通過痛苦的改造放棄了對他曾經是神圣的"終極目標"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面對的是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他說:"我面對它所需要的勇氣說得再少,也不亞于我年輕時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氣。"他又說:"我還發現,甚至理想主義也可歸到經驗主義里面去。"但是正如許多同志所指出的,顧準實際上是一個上下求索,雖九死而無悔的理想主義者。因此說他放棄的專制主義,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毋寧切合他思想實際。他在1960年1月17日的日記中已經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結論:苛政猛于虎。"
  在已經到世紀末的今天,反觀世紀初從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終是自由主義,雖然它在一定時期為激進主義所掩蓋。中國的近代史,其實是一部自由主義的理想屢遭挫折的歷史。然而九曲黃河終歸大海,顧準的覺悟已經預示了這一點。
  顧準是孤獨的,因為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就是要"孤立"他。即使到臨死,他想與同在北京城里相距咫尺的九十老母見一面而不可能。在顧準的日記里唯一引為同道的是宋慶齡。他在1959年12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宋慶齡的和平、進步、正義是正宗的,目前的妖魔邪氣何能持久?"
  顧準可謂"時窮節乃見"的典型,但我更希望什么時候,中國能甩掉"時窮節乃見"這個被視為可貴可敬,其實卻是可怕可憐的民族傳統,讓人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的時代早早到來。1960年以后的調整時期,1978年以后的農村改革,都已經證明,只要稍稍多給人一點說真話的自由,中國雖然人多,吃飽飯還不是辦不到的。希望中國今后不要老是以"時窮"來考驗她的子女的智慧和良心。
  總之,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記,它不屬于顧準這一個人,而是屬于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那一段痛史。
  
  1997年7月10日
  本文為《顧準日記》序二,原載于《顧準日記》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9月版10至16頁

2013-08-22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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