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時代作品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字體    

李慎之文集 毛主席是什么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李慎之文集 毛主席是什么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李慎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毛主席是什么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孔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被稱為解放后中國的大逆轉,但是這個“逆轉”的轉折點到底在哪里呢?
  從表面上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么?》,同日,毛主席在共產黨內部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使一場開始了才一個多月的“鳴放”頓時夭折。緊接,討伐右派分子的運動就一步緊似一步地開展,運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到1956年底才算基本結束,到1958年底才最后封刀。真是“血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6月8日可以算是轉折點了,對這一點,史家是不會有異議的。但是,引人尋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說是幾十上百次地號召人家鳴放,鼓勵人家鳴放,而且一再批評黨內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為什么會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這是“簡在帝心、乾綱獨斷”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許不會有第二個人能確切地知道這個最高機密。
  當代史家對此多有探討,甚至有人說,這是毛主席4月30日請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以后,沒有料到鳴放如此放肆,忍無可忍,才在5月15日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通訊,這才是形勢真正的轉折點。然而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樣人物!平生軍事的、政治的,大戰場、小戰場經歷過不知其數。就以我所知的蘇共二十大以后,他單是從《內部參考》和《參考消息》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國內外批判共產黨的話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為羅隆基的一句“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就沉不住氣而龍顏大怒呢?毋寧說為大魚游入網內而高興的可能性還更大些。毛主席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正如陳毅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的詩里所說“從來能兵觀遠略,于今籌劃賴雄才”,他就是這樣一位罕見的善于籌劃遠略的雄才。

  《人民日報》的六八社論和中共中央的六八指示都是執行了毛主席將近半年以前的既定決策。這個決策才是從鳴放到反右真正的轉折點,才是中國命運大轉折的轉折點。
  這里指的是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8日、27日兩次講話,和共兩萬字,可以說已經十分清楚地闡明了他關于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以及如何對付的理論了。這兩萬字中,可圈可點可摘的東西實在太多。但是至少下面這一段比較最充分地說明了鳴放的意圖以及它與以后反右派斗爭的關系: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不錯的可以彌補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斗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5頁)
  就在這篇講話的上下文毛主席還說:“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他們老于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于對它進行鑒別和斗爭。”“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這不是已經把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說得清清楚楚了嗎?難道還有什么地方不明白,還有什么疑問嗎?
  大概就是由于這一點,毛主席自稱:“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當然,“有人”又會說,“你那是在內部會議上講的呀?”但是,毛主席在6月8日以前近半年時間里,每次講話的時候,確實都沒有忘了說“毒草鋤了可以當肥料”這樣的話,你沒有參透其中奧妙,你只好自認晦氣。
  看了這些話,對于《事情正在起變化》、《這是為什么?》、《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本來是不應該驚訝的了。但是事實并非如此,絕大多數的人都感到始料不及(其中一些人是大感痛快和解氣的)。這里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這一次會議是黨內高干會議,與早兩個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那一次是引蛇出洞的方針初見端倪而尚未最后決策的會議)相同,傳達的范圍有限,就我本人來說,就因為隨周恩來出訪亞歐11國,兩次傳達都沒有聽到(前一次略知一二)。第二個重要得多的原因是,1956年2月蘇共二十次大會上,赫魯曉夫揭發了斯大林的錯誤,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震動極大。在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都引起了一種社會主義、共產黨必須改弦更張,更加寬容、民主的看法。毛主席本人以及中國共產黨全黨在1956年全年都有這方面的言論。因此,直到反右以前,大家的思想準備都是(用中國流行的不太嚴格的話來說)中國今后只能越來越“民主”。
  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決策,應該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開始考慮的,而一旦形成,他就親自執行,全力以赴地做“引蛇”的工作。其第一個標志就是一個月以后,也就是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毛主席以及其開放的口吻,甚至極有風趣的口吻,鼓勵大家學哥白尼、布魯諾,做“志士仁人”。接著,他又在3月12日邀請許多黨外人士參加的黨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內容更加開放,提出“不要圍剿王蒙”、“中央就沒有官僚主義了嗎?”“魯訊不但反右而且也反左”。“現在不是放得過多,而是放得不夠,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也不要怕毒草”。三天以后,他老人家又風塵仆仆一路南下。3月16日起程,3月18日在天津,3月19日在南京,3月20日在上海,4月份又到杭州,自己說自己“變成了一個游說先生”(南京講話),游說大家鳴放,這樣一直到4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懇切地請民主黨派幫助共產黨整風。毛主席不但是一位運籌帷幄的最高統帥,也是一位制敵機先的前線總指揮。5月1日整風正式開始。因此《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作為一種不和諧音夾在一年多鼓勵人“解放思想”的言論甚至指示中間,不但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從現在出版的許多的回憶錄看,好像連后來成為反右積極分子的黨員干部也沒有怎么注意。所以毛主席才一再說黨內干部有百分之九十想不通他號召鳴放的主張。
  關于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報告既然是秘密報告,中共當然也不會公開宣傳,但是事實上中國人知道的范圍很廣。因為中央決定把朱德從莫斯科帶回來的譯文印成小36開的小冊子,封面上題目都沒有,只印有“內部刊物,注意保存”八個字,隨《參考資料》發放。《參考資料》雖然只發到高級干部,但是并不算是機密刊物,也只是在刊頭上印有“內部刊物,注意保存”兩行字。因此這個報告的內容實際上傳播相當廣。另外外文書店還發售美共的《工人日報》,上面也載有報告的英譯文全文,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競相購買,竟致把《工人日報》買光。尤其是毛主席當時一再發出要打防疫針,種牛痘的主張,《參考消息》由于他的旨意而由2000份擴大發行到40萬份,每個大學生都可以訂閱。看來他并不反對讓這個報告的內容從各種渠道泄漏出去。因此,這個報告已算不得什么秘密了。(按《參考消息》不能登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但是可以登各國的反應。也就間接地透露了一些內容。)
  不過,有一點不能不說的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即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公開發表時已在6月19日,反右派斗爭已經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了,而且其中刪掉了許多開明的話,卻增加了本來沒有的六條政治標準。至于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發表時已到1964年,不但上面提到的話完全不見,而且平添了許多強調敵我矛盾的話,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中大起作用。正因為如此,許多人怎么也不能信服這是“陽謀”。

  對于毛主席來說,雖然前面已經說過,他身經百戰,經歷過無數的挫折與屈辱,但是蘇共二十大給他的刺激也許是最大的刺激。因為這是他已經達到權力巔峰后的刺激。這個刺激看來支配了他晚年整整20年的生命。
  1956年本來是毛主席認為“大勝利”的一年。這一年開頭就讓他高興。1月15日,北京公私合營的工人、店員、資本家、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還有農民和各屆人士共20萬人集合在天安門廣場上,鑼鼓喧天,鞭炮震耳。毛主席在城樓上接受了北京市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喜報。北京市市長彭真宣布“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用毛主席后來的話說,“自1840年以來116年”的奮斗目標已經達到了。
  毛主席是永遠的革命家,他的思想是決不肯到此止步的。一個目標的完成在他只是第二個目標的開始,這年剛開年,他就指示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話只有一句,新華社的同志因為參不透他老人家的心思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違抗毛主席指示”的批判,但是深信毛主席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圖大略則是沒有疑問的。一月份,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宣布中國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在會議的最后一天,即1月29日,毛主席講了話,他一方面說到中國在各方面很落后,一方面提出中國“要在一二十年內趕上國際先進水平”,“最多一百年……應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文化、科學、技術、工業發達的國家”,并且一再提出共產黨就是“社會主義促進會”。可以看出,毛主席心氣有多么高,也可以看出,后來的大躍進的思想已經開始在他腦子里醞釀了。
  但是,照毛主席自己的說法,1956年又是“多事之秋”,大大掃了他快快建設社會主義的興頭。他在1958年3月19日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的說明中說:
  “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由此得到教訓: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應當準備對付國際國內可能發生的許多重大困難。無論就國際方面說來,或者就國內方面說來,總的形勢是有利的,這點是肯定的;但是一定會有許多重大困難發生,我們必須準備去對付。”(《毛澤東選集》第五卷226頁。)
  毛主席說的國際方面的風浪就是指那年春天2月14日至25日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實際上是閉幕以后)赫魯曉夫發表的揭露斯大林的問題的秘密報告以及由此在東歐以至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引發的一系列事件。他說的國內方面的事情是指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根據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意圖起草的反冒進的社論,據吳冷西在《憶毛主席》中說:毛主席在社論最后送他審閱的時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劃了圈,并且寫了“我不看了”這四個字。到1958年1月他在專門為此召開的南寧會議上說:“罵我的東西我為什么要看。”這件事他隱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斗爭大獲全勝以后,才找到機會出了這口氣。
  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凡聽到或看到的無不毛骨悚然。連毛主席也第一次發明了一個詞,說這是社會主義的“陰暗面”。但是毛主席是以中國的斯大林自居的人物,要他承認他以為“無比美妙”的社會主義社會中能有這樣的陰暗面無疑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他對赫魯曉夫的報告作了兩點評議:“揭了蓋子,捅了漏子”,當時任新華社副社長,今春以84歲高齡逝世的陳適五就跟我說:“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說毛主席“一則以喜”,是指斯大林的錯誤公開了。中共和蘇共歷史上爭論的是非也可以公開了。中共受蘇共的委屈可以一舒憤懣了。現在世界上再也沒有人可以壓在中共頭上指手劃腳、說三道四了。毛主席現在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了。
  說毛主席“一則以懼”,是指過去歷來被認為完全正確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竟是如此陰森可怖。中國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是不是也會受到同樣的懷疑與指責呢?雖然毛主席本人當時威望如日中天,但是是不是身后也會遭到赫魯曉夫式的攻擊呢?可以說,從此以后毛主席心里就形成了一個“二十大情結”,赫魯曉夫成了“萬惡之源”。這塊心病越往后越清楚。

  毛主席對蘇共二十大的最初反應是力主對斯大林要“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成績,并且以此思想指導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寫作。同時,看來也確實在探索一條比蘇聯較為寬松,因而可以建設得更快的道路。
  這一點,其實在蘇共二十大開始以前就著手了。毛主席在1956年1月初召集了34個部門的負責人匯報情況研究問題,最后在4月2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個講話按當時人們的“覺悟”來看,可以說是充滿了新意,可是并未公開發表。現在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發表的是1975年7月鄧小平為了要糾正文革中左的錯誤而由眾位秀才根據1965年底的整理稿再作修正后,請毛主席審閱批示“同意”后的定稿,然而鄧小平隨即下臺,講話竟延至1976年12月26日才得以發表,其時距毛主席逝世已3個多月了。當時的政治氣氛與二十年前可稱截然相反,因此文字也已與當初大不相同。不過仍然可以看得出許多十分寬松的提法,例如“你對發展重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這樣的話,現在的正式文本上還保存得有一些。我自己手頭上還有一個聽了第一次傳達的記錄,里面很有一些在反右派以后絕對聽不到的話,抄不勝抄,就舉幾條作為例子吧:“也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人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要有紀律性,也要有無紀律;要有集體主義,也要有自由主義。”“中央成立一個體制小組,專門研究如何劃分權力。”“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只反對它的帝國主義。”“蘇聯只有一個黨,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對犯錯誤的人要看他是否改,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不要學習斯大林,斯大林對犯錯誤的人不讓改正,這是不好的。”
  類似這樣的許多話再加上一個多月以后(5月26日)通過宣傳部長陸定一之口發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都可以使人認為毛主席在1956年上半年的思想主要是在研究如何在中國走出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路來。至于當時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雖然還不大敢想,更不大敢說,但是在外力的影響下,在領袖的啟發下,腦筋也已經開始在“動”了,或者用當時蘇聯流行的話說,開始“解凍”了。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傳出后不久,就聽到胡喬木講述毛主席心情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于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這話,我們聽了都很感動,看來情況大致也確實如此。
  但是到1956年下半年,在毛主席心目中,形勢就發生了變化。
  1956年9月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這是七大以后11年才開的大會。中間經過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又碰上了蘇共二十大這樣的懊惱事,全黨與全國人民理所當然地希望聽到毛主席的聲音,但是他卻并沒有做什么大報告,只致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據說還是田家英起草的,其中的兩句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一直是耐人尋味而又捉摸不透的。
  但是,大致可以肯定,毛主席對八大是不會高興的,當時國際輿論的大背景是反對個人崇拜的。不論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實際思想如何,也都不能不反對個人崇拜,不能不把在七大提出的與馬列主義并列的“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對此,重視權位的毛主席看來是難以滿意的,卻又處于完全無法反對的狀態。此中滋味,外人無法妄測,但是有一點卻可以看出來,即對于從法理上說是八大最權威、最重要的文件的大會決議,他不甚關心,更不贊成。對于其中最重要的結論:“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句話,竟視而不見,要到一年多以后才提出異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5頁)

  這年十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波、匈事件。其中波蘭因為黨的第一把手奧哈布自動讓步而完成了和平過渡。匈牙利則釀成了武力改變政權的暴亂。
  據每天列席中央常委會會議的吳冷西回憶,為對付波匈事件而討論如何寫《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時候,毛主席又發展出了赫魯曉夫“丟了兩把刀子”的思想,說得最完全的還是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關于蘇共二十大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的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了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規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奪取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21頁)
  匈牙利事件對毛主席的震驚之大是可以想見的。推原其始,他不能不歸罪于赫魯曉夫丟掉了斯大林這把刀子,也及于列寧這把刀子。他當然會考慮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命運,作為一個63歲的老人,也應該考慮到自己身后的遭遇。也許可以想像,10年之后林彪說的“毛主席百年后,誰要發表赫魯曉夫那樣的報告,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思想也已開始在他腦海里浮現。但是現在,他日思夜想的是:中國決不能出匈牙利問題,決不能出赫魯曉夫。他開始為“打防疫針”而運籌了。這就是后來說的“引蛇出洞”,或“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5頁)。
  他在經過半年的部署以后,發出總攻擊令的時候說: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即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對派存在,中間分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1957年6月8日《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3頁)。
  就在波、匈事件緊張的時候,毛主席派林克來征求王飛和我對于波匈事件的看法。我竟不識相地提出了實行“大民主”的建議,殊不知卻正好給了他老人家一個得心應手的武器(當然,以毛主席超速運轉的腦袋也并不難創造出別的一個名詞來)。他在幾天以后(11月15日)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批判了我的“大民主”。但是又告訴吳冷西說:“回去不要批評他們,他們是好同志”,又說“這不是幾個人的問題,是一個思潮”。我當時渾渾噩噩,不以為意,后來當了右派再回想起來,卻覺得其中大有文章。大家現在都已知道,整風和反右實際上是一回事,毛主席決定在1957年整風,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宣布的,并且說“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預先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6頁、328頁)。這些,都別有深意。所以我的體會和判斷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起意于八屆二中全會而決策于省市委書記會議。前后過了一個年關,跨度近兩個月。這也符合毛主席歷來作重大決策的習慣,所謂“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在此以后到6月8日近5個月干的事就是“安排香餌釣金鰲”了。其實,毛主席自己倒也并不諱言這一點,他在反右大體告一段落以后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就說:
  去年下半年,階級斗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就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所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臺風,那么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5──476頁)。
  說實在的,最早提醒我這一點的是王飛。他在和我一起受到批評后,就一再對我說:“我們闖禍了,犯錯誤了”,叫我少說話,多注意,無奈我冥頑不靈,覺悟太低。現在王飛已經是82歲的老人,患老年癡呆癥有年,寫好此文,再要向他請教已不可能了。

  1957年6月8日一聲令下,全國形勢就一變而為到處抓右派。毛主席一改三個月以前的到處游說,而以統帥的身份坐鎮中央,指揮若定。《人民日報》社論與黨內指示一篇接一篇,要求深挖黨內右派、文藝界的右派、新聞界的右派、司法界的右派……。有人比作“十二道金牌”,有人比作“五日一小批,十日一大批”,戰斗一年,挖出了55萬右派分子,比毛主席最初估計的4000人多了百倍還不止。許多運動初期的積極分子,到后來竟也一樣成為右派分子。有人說,毛主席性格中本來有浪漫主義的一面,打得順手了,不斷擴大戰果也是很自然的。
  其實,反右派斗爭一開始就可以說是大獲全勝。用毛主席自己的話說“基本群眾在我們手里,軍隊在我們手里”,幾個知識分子豈止不是對手,而且一上來就只有求饒的份兒,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饒,非要他們“繳械投降”不可。可憐他們根本沒有什么“械”又如何“繳”,只好搜索枯腸,挖自己的反動思想,這就是聶紺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推心坦白難”的由來。許多自殺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實在熬不過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絕于人民”的。我在自己成為右派以前還聽到傳達說,章伯鈞“叩頭如搗蒜”。其實,章伯鈞的頭腦要比許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儲安平被批斗以后,還說過“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是要成為歷史人物”。無奈他是處在一個完全封閉的體系之中,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除非自殺,也只好“繳械投降”了。
  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鐵打的江山。反右派斗爭開始不到兩個月,毛主席就給它作了結論: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一個思想戰線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黨在民主黨派、知識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當然不可能有領導權,因為他是敵人……第一個決定性的戰斗,在過去幾個月,主要是在最近兩個月內我們已經勝利了。但還需要幾個月深入挖掘的時間,取得全勝,決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這一仗不打勝,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61──462頁)。
  甕中捉鱉,雖勝不武!但是毛主席不管這一套,他的自我感覺又回復到兩年以前了。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在反右運動中不知是由于誰的發明創造,又加上了“絕對”兩個字。“絕對領導”的說法從此風行了二十多年。還有一句“第一書記說了算”也是起源于這個時候。總之,他現在又是無可爭議的、萬眾膜拜的偉大領袖了。年初是他自己宣布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到年中他就發動了一場規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一切都按他的神機妙算進行。
  毛主席雖然一再自稱“不懂經濟”,但是他有一個不變的信念:階級斗爭的勝利還可以大大促進人民戰天斗地的積極性,后來的“抓革命,促生產”就是從此而來的。他現在可以來對付一年半以前針對他本人的、反“冒進”的傾向了。1958年元旦剛過就發出通知,1月11日就開始在南寧開會,著重批判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毛主席說它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并沒有反右,而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吳冷西《憶毛主席》第49頁)
  有了反右派斗爭的勝利打底,南寧會議當然是勢如破竹。毛主席批評“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被批評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主要是周恩來)連檢討都不知道該怎么做。真是好一派“一鞭在手矜天下,萬眾歸心吻地皮”的氣象。
  反右派斗爭的勝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壯志,直接孕育了大躍進。以后就是農業大放衛星,工業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紅遍全國。大躍進的失敗給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懼,不但直接導致了反右傾的斗爭,而且促使他到處搜索“躺在身邊的赫魯曉夫”,終于在1966年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過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下一章了。
  總之,從1957年的反右派開始,中國開始了20年的極左路線。一直到毛主席在1976年逝世才大體結束。
  大躍進的出現是同反右派斗爭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毛主席到底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增加了什么東西呢?恐怕還是只有“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個新名詞,所以林彪才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稱作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

  “人民內部矛盾”是毛主席在1956年發明的新名詞,是引蛇出洞最重要的誘餌。它的錄音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大學里反復廣播。
  被毛主席認為“一萬年都會有”的“人民內部矛盾”,曾經牽動過許多人的心(其中不少人后來“墮落”為右派分子),甚至許多外國人的心。在他們看來,正是因為對抗性的階級斗爭過去了,在馬列主義哲學中永遠不會消失的社會矛盾的性質發生了變化,變成了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因此也有必要與可能用民主的方式來解決新質的矛盾。就因為這個命題的提出,毛主席的威望提高到了空前的程度。所謂“兩黨制”、“兩院制”、“文官制度”、“同人辦報”、“司法獨立”、“無罪推定論”……這些“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實際上都是在對毛主席無限信任的前提下放出來的。中國人民中最有頭腦、最有理想的一部分,也就是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志士仁人”,內心想的是:革命政權可以改變為法治政權了,中國從此可以走上民主化、現代化的長治久安的道路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天真到希望毛主席可以利用他的威望與經驗帶領赫魯曉夫、鐵托、哥穆爾卡……走上一條正常化、民主化的道路,使馬克思的理想進一步實現。
  但是這些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了。毛主席在1957年7月1日給《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說的明明白白: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螭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得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丑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6頁)
  反右斗爭是怎么回事,已載入歷史。但是“人民內部矛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這個“第三個里程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底增加了哪些新東西呢?
  “人民內部矛盾”并沒有擺脫階級斗爭,毋寧說是強化了階級斗爭。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以后,人們的普遍感慨是“過了一關又一關,關外還是山連山。”
  唯一有點新意的是,通過提出“人民內部矛盾”,毛主席發明了不以人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劃階級,而以思想劃階級的理論。到后來實際上以附和還是不附和毛澤東思想作劃分階級的標準,前者就是無產階級,后者就是資產階級。這就是文革中出現許多“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的原因,雖然敢于“反對”的人是幾乎沒有的。這一點可以算是毛主席區別于“斯大林的教條主義”的地方。
  原來,自從蘇聯在30年代在城市消滅資本主義,在農村實現集體化以后,社會上就又有工人階級、集體農莊莊員、勞動知識分子三個社會集團,在理論上已不能再說還有階級斗爭了。但是對斯大林的反對還是層出不窮(作為中國人,實在無法判斷是真的“反對”還是只是斯大林自以為的“反對”)。因此,斯大林只能把這些“敵人”一概定為外國間諜或其同謀。一旦定罪,往往處于極刑。
  毛主席則別立新意,認為知識分子在世界觀上是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是對立的,因此可以成為敵對分子。當然批判、斗爭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一再聲明這些人“不是特務”,因此“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些就是我們經歷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實際的人唯一能捉摸出來的特點了。然而這一點,照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里說,起源于延安時代,也算不得有多么新鮮。
  基于這樣的理論,右派分子雖然是人民的敵人,戴上帽子即成為不可接觸的賤民(或者如毛主席所說的“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但是在原則上倒是沒有被槍斃的。這點真是要感謝毛主席的如天之仁。后來的反右傾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也大體如此。稍微有點區別的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竟被戴上了“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這大概是因為有“特殊需要”的緣故。其他如彭德懷、賀龍……等無數的人雖然都是被迫害致死,到底沒有像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那樣“明正典刑”。張志新那樣的人則屬于魯迅所謂的“暗暗的死去”。這些要算是沐“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的深恩厚澤了。
  1956年,毛主席也曾跟著赫魯曉夫批評過斯大林“在階級斗爭消滅以后仍然強調階級斗爭尖銳化”的錯誤(《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但是看來他后來也沒有逃脫斯大林走過的路子。
  至于斯大林與毛主席關于斗爭的理論與實踐對于兩國實際的破壞性影響到底孰大孰小,那只好由后人去細細比較研究了。
  應當說,在一個民主和法制國家里,司法獨立的國家里,本來就用不著什么“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樣的理論。它純粹是多此一舉,無益而有害。一個在正常的法治國家里談不上有什么罪過的人,只要一旦被劃為敵我矛盾,立刻就成了罪人;反之,一個按常識被公認為有罪的人,只要算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內,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就是毛主席對斯諾說自己是“無法無天”的奧妙。

  說反右派運動是“中國的大逆轉”是極有道理的,但是這只是一般人,或者是右派分子的的看法,而不是毛主席本人的觀點,恰恰相反,在他看來,他晚年的理論與實踐毋寧是他畢生革命理論與實踐的直線發展。
  怎樣看待1949年到1957年近8年的中國?
  毛主席以武功取天下,又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治天下。建國伊始就宣布不能行仁政。自批判電影武訓傳以后,即運動不斷: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土改合作化……。但是如果對這段時期有一個大體平衡的看法,那就應該說這是中國近百年來最平穩安定的時期,一切內亂外患都結束了。人民的生活絕大多數可說是溫飽無虞。“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政策,雖然種下了后來吃“大鍋飯”,養成“懶漢刁民”的根子。但是比之中國大地上百年未能平息戰亂來,卻好的不能比。普遍享受的公費醫療與勞保待遇使無數舊社會過來的工人職員感激涕零,說“以后不怕老了,不怕病了”。有人以親身對比當時中國人民的生活要比戰后日本人為強。在朝鮮戰場上,志愿軍打退了美國兵,這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事。一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使飽受屈辱的中國人熱血沸騰,矢志效忠新中國,許多人從海外奔赴祖國。確實,農村與城市運動不斷,也有不少人受到傷害,但是每次運動到末了,都有甄別平反(從反右以后就再也沒有甄別平反了)。總的來說,在人口有六億之眾的中國,實際無故受到傷害的還不能算多,而且按全國人民剛開始學習的新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新鮮理論,至少許多與自己無關的人也還可以以“難免論”來譬解。當然,這期間,還有兩大冤案,即都是毛主席親自定的潘漢年案與胡風案,但是前一案件基本不為社會所知,后一案件雖然牽涉較廣,但是在全國人民中,即使在知識分子中,也畢竟只占極少數,而且既然是偉大領袖親自定的“反革命小集團”,群眾基本上也只有信服的份兒而沒有懷疑的余地。還有一個高饒反黨案件,不過那是發生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中的,連高級干部都沒有多少牽涉,更不用說老百姓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雖然在做經濟工作的同志眼中看到有不少問題,但是在毛主席看來卻純粹是偉大的勝利,在中國歷史上,哪里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水庫鐵路的建設,鋼鐵棉布的增產都是沒有聽說過的,應該說廣大群眾的估計和偉大領袖的估計相差也并不遠。我們這樣三十多歲的青年人都在等待及親身見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現了。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報告使聽到的人感到像掉進了冰窟窿里一樣。不過,人們一方面慶幸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還沒發生這樣的事情;一方面還慶幸蘇共給中共以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敲起了警鐘,我們可以避免這樣的禍害了。如果毛主席真的能接受右派分子的意見開始改革,那么前八年的錯誤都可以被原諒,甚至會被認為是“矯枉過正,在所難免”,正如后來也成為右派分子的八十老人葉恭綽所說,“春溫秋肅本同功”。
  但是,反右派運動改變了善良的人們的所有這些愿望。從1957年的6月8日開始,在“人民內部矛盾“的名義下,中國的階級斗爭綿延20年不絕,一批又一批的人,越來越多的人,直到黨的副主席、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都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的身份被迫害至死,毛主席聲言可以避免的“全國性的、長期的、嚴重的錯誤”竟還是避免不了。到他離開人世,亦即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受文革直接間接傷害的人竟上了“億”。中國經濟瀕臨崩潰,遠遠落在了三十年前被中國打敗的日本的后面,甚至落后于所謂亞洲“四小龍”(其中還包括作為毛主席手下敗將的蔣介石統治下的臺灣)。
  解放初期,毛主席向外國人介紹中國經驗的時候曾不無得意地說:我們是“似慢而實快”,后來的二十多年實際時成了“欲速則不達”了。
  這個“大逆轉”已成為歷史的事實,是1978年以來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共同承認的事實。
  也許,毛主席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還推遲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向前發展,它打擊了赫魯曉夫開始的對斯大林的批判,也阻礙甚至扭轉了他開始的改革。毛主席還以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及他超英趕美的豪言壯語刺激了蘇共二十一大提出要建設共產主義的口號,結果當然不可能成功,又反而引起了毛主席的訕笑,《九評》的最后一篇就是批評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的。
  但是,在毛主席心目中,他是不會承認有這樣的逆轉的。他大概還為自己力挽狂瀾,回天有術而沾沾自喜。反右以后,他的心氣越來越高,他的平生大愿逐步實現,而且處于大發展,大躍進之中。從三面紅旗到三個世界,從不斷革命到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也許只有到生命終了的時候,他老人家才感覺到有點不大對勁,這一方面表現在他對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估計越來越長上(從幾十年到幾百年);另一方面表現在他的最后講話上“我平生干了兩件事……一件事贊成的不少,反對的不多;一件事贊成的不多,反對的不少。”只不知道他老人家有沒有意識到造成這樣變化的關鍵就在他1957年的“引蛇出洞”上。
  這個歷史的逆轉一直持續了20多年。到80年代中國又開始要走現代化的道路的時候,莫說社會風氣的衰敗和人民道德水平的下降都已不是1957年可比,尤其可惜的是:我們永遠失去了中國上百年來用血汗和淚水培育起來的一批明達之士。這個損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彌補上。
  

  回頭來看,毛主席的悲劇在許多前現代國家其實并不少見。一種沒有任何制約的權力在完全封閉的環境中無限膨脹,只有“死而后已”。這實在是“理出固然,勢所必至”。即使在當今的世界上,這樣的國家也還有,只是沒有中國、蘇聯這樣的大國,因此造成的災禍至少在規模上總還比不上毛主席而已。據胡喬木說,毛主席曾“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頁)毛主席晚年的命運也確實最近似于斯大林,他們都曾領導過億萬人民,受到過億萬人民的愛戴,他們統治下都不乏聰明智慧的人材而且后者都曾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都對他們“進盡忠言”。但是他們自認為、甚至被認為天才蓋世,然而卻甚至不能理解比較自由的環境中一個普通公民的常識,而一概打擊之為毒草,為牛鬼蛇神,為人民公敵,制造了無數的人間悲劇。究其原因,拋開他自己好像洞若觀火的空話大話,其實只是對一個“權”字迷戀上。至少在延安整風確立了毛主席一貫正確的地位以后,尤其在1945年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以后,他的權威和威權就是絕對不容懷疑、不容挑戰的了。
  有不少事實足以證明他對權力的敏感:1948年,吳晗到平山請毛主席對他寫的《朱元璋傳》提意見,毛主席就把中國知識分子歷來公認的朱元璋殘酷暴虐的一面說成是為鞏固其權力之所必需。1957年,毛主席在自己的臥室里批評《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沒有積極組織鳴放為“死人辦報”。同時又說“我看你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這些都證明了毛主席確實是像林彪所說的念念不忘一個“權”字,他自己知道這個權得來不易,因此抓住了就決不放手。如果也有松懈的時候,那是有意的,為的是好更牢牢地抓回來。其結果,不但害了國家、社會、人民,也害了自己,當然在他這樣一個唯物主義者來說,那已經是“身后是非誰管得”了。
  1956年蘇共二十大剛結束,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傳入中國以后不久,后來被定為“右派報紙”的上海《文匯報》就急忙組織人翻譯了久居蘇聯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寫的《斯大林時代》,在報上連載發表,一時反應強烈。據吳冷西傳達,它也引起了“中央”的興趣,“大家”特別注意她引用的英國阿克頓勛爵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地使人腐化,”遺憾當代的是,他老人家自己最終也沒能逃脫阿克頓的論斷。
  在阿克頓的故鄉與許多國家中,專制統治的毒害經過反復的反思已經建立起一套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了。無奈我們中國離這個標準還太遠,至于毛主席本人雖然總是說“權力是人民的”,但是實際上他就是“人民”。至于別的想法,與其說他不可能懂,還不如說他不愿意懂。連劉邦都能聽得進去的“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這樣披肝瀝膽的忠言,他都視之為右派的“猖狂”。他的理論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刀槍不入的體系。
  這篇文章大體上也還是按照中國式的也就是毛澤東式的思路來寫的,譬如“人民內部矛盾”本來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理論,唯一可以講得通的就是如有些右派分子以為的那樣,它是由革命政權轉變為民主政權的標志。然而這卻正好是毛主席反對的。我們也不得不為此而費了不少筆墨。要真正理解和解決毛主席的問題,必須跳出他那自我循環的理論,但是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務了。
  文章寫到這里,應該可以結束了,但是遺憾的是,“引蛇出洞”這四個字,我竟至今還沒有找到出處。我的印象是:反右開始以后不久這個說法就已流行了,而且好像并沒有什么忌諱。有人說這話是毛主席自己說的,所以大家才敢說。也有人說,蛇并不是什么好東西,引蛇出洞是好事,毛主席根本不會諱言。最近,早我七年進燕京大學的老學長朱啟明告訴我,他在1957年反右前夕,聽到彭真在北京市委極小的范圍內傳達中央的戰略部署時,分明有毛主席說“這叫引蛇出洞”這句話,他還與同時聽傳達的其他干部核對無誤。不過從文獻學的觀點看,還能不能算是“第一手材料”呢?但是既然是彭真說的,則不論是檔案是筆記,必有痕跡留存。事實上省委書記一級人物同類說法倒不難找到,不過這就算不得“第一手材料”了。看來只有等將來檔案解密以后,未來的史家再去努力,義山詩不云乎:“武皇內傳分明在,莫謂人間總不知”。
  1997年9月,被劃為右派40周年初稿
  1998年8月,最后修改定稿

2013-08-22 14:49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新與古典文化研究大家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從國務總理到修道士
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