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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徐友漁:后極權研究文選 后極權主義及其反抗
李慎之徐友漁:后極權研究文選 后極權主義及其反抗
崔衛平     阅读简体中文版

后極權主義及其反抗

崔衛平

按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的說法,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這個詞1925 年才出現,并且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明。 “totalitarianism”其詞根“total”,即“總體的”、“全面的” 意思,墨索里尼曾用“總體國家”(totalitarian state)來表達他 的藍圖。1941年弗羅姆出版《逃避自由》,于其中分析了現代自由 所伴隨的孤獨,如何驅使人們站到一面極度權威的旗幟之下,從而滋 生出極權主義怪物。卡爾·波普爾于1943年寫成并隨后出版的《開 放社會及其敵人》,解剖了極權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的根源和脈絡: 從“本質主義”(“整體論”)——“歷史主義”——“烏托邦社會 工程”,完成了一個類似柏拉圖的理念及其展開封閉循環,剪除了人 類真實生活的所有偶然性及其未知的開放性質。1944 年哈耶克《通 往奴役之路》,揭示了所謂“國家干預”、“計劃經濟”所存在的巨 大危險——經濟活動中的壟斷控制,會導致所有領域的控制包括私人 生活;喪失經濟活動中的自主性,是一個社會進入全面奴役的起點。

戰爭結束之前這些人們的著述,主要涉及人們的思維方式、行 為方式,尤其是對于某種理想主義或唯理主義的模式進行清算,而不 是針對暴力極權主義現象,實際上并沒有將極權主義和任何一種實際 存在的政權形式聯系起來,甚至沒有將法西斯主義看作極權主義。波

普爾和哈耶克鋒芒所向,是社會組織過分的人為設計,是過分信任所 謂人類理性能力,他們本人都比較推崇在長期人類實踐中形成的自發 秩序。1948 年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描述了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如 何通過種種技術比如修辭術、認罪術,實現對于全部日常生活中人們 思想行為的嚴密控制。盡管這部小說后來更多地被認為是預言或者影 射了蘇式共產主義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但至少在當時人們并不具有這 樣的聯想。

漢娜·阿倫特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被公認為 是極權主義研究的開山之作,主要是研究納粹主義的成因。1958 年 的修訂版,增加了《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章,在認定“極權主義政權” 時,將斯大林主義的國家也算在內,由此奠定了極權主義研究與批判 的具體對象,也開始有了“右的”極權主義和“左的”極權主義之分。 有關極權主義的起源,阿倫特的分析最具特色之點在于:全面恐怖的 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它所針對的是切斷了與他人聯系的原 子化的個人,“恐怖只有對那些互相隔離的人才能實施絕對統治。” 這種“孤獨”帶來一系列的后果:不能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經驗, 從而喪失判斷事物的基本常識,將反常視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 吸在同一個天地之中,于是造成對于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這個 世界正在聯合起來反對自己,同時也把自己放到反對一切人的位置 上。在感到自身無根、缺少意義的焦慮時,一方面,喪失了對于自己 的信心,失去對于自身行動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某種

虛無所造成的真空,十分容易被他人乘虛而入,灌輸進“假大空”的 意義,以某種反常的、不可思議的舉動來證明自己。一個惡性循環就 是這樣形成了:極權政權想盡一切辦法造成這種孤獨和虛無;而孤獨 和虛無又在滋生極權因素和強化極權政府。在阿倫特的表述中,包含 了極權政權和這種政權之下的人們互相之間不可分割的看法。

 1953年一次會議之后,由弗里德利克編輯會議錄《極權主義》 一書,1954 年出版。其中對于“極權主義”這個概念是適用于包括 古代在內的所有時代,還是僅僅留給我們這個時代;是不同國家-社 會中國有的某種特征,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有自己一組特征的政治 制度,抑或僅僅是一種極權主義精神,做了辨析。弗里德利克本人認 為極權主義是一種制度,它有這樣六個特征: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 態;2、一個受寡頭控制的群眾政黨;3、政府壟斷軍隊;4、政府壟 斷大眾傳播工具;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6、集中管理的經濟。

 1956年,弗里德利克和布熱津斯基出版《極權主義獨裁和獨裁》 一書。如果說阿倫特那本開山之作的主要對象是納粹主義,那么,這 兩位作者其主要特色在于成功地論述了斯大林的極權主義。由于納粹 主義已成為過去,而斯大林主義仍然在這個世界上活著,所以,關于 極權主義的批判的重點便轉移至斯大林主義政權。五十年代是極權主

義研究的鼎盛時期,當然主要在西方。它的研究成果并不反映在蘇聯 和蘇式共產主義陣營國家之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如果說出“極 權主義”這個詞,就表明與蘇式共產主義制度的決裂,是取得了一個 制度之外的某種起點。而在中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這個詞基本上 沒有出現,很可能唯一使用這個概念的是那位年輕的女受難者林昭。 從這個角度看,林昭與那些被“冤枉”的右派不可同日而語。

 區別極權主義和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又譯“獨裁主 義”),是不可缺少的。當然,它們之間也有一些重疊,比如說,一 個由警察力量和軍隊來保障的政府;意識形態控制(或者神權統治), 以及殘酷、拷打、殺戮等。就殘酷性而言,一個權威制度的獨裁者可 能比極權主義暴君更為過分。因此問題并不在于比較它們之間誰好誰 壞,而是它們各自的性質。“極權主義”正如其字面意義(total) 所表明的,它是一種全面的、無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圍、領 域是權威主義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將人們經濟活動的權力牢牢掌握在 一個中心之內。就這一點而言,甚至納粹主義都沒有做到。納粹德國 和意大利都不存在中央調控的經濟制度。許多完成民主轉型或有待完 成的地區或國家,比如當年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諾切克的智 利,老百姓做生意還是自由自便的。

其次是對于民間社會的空前壓制。尤其是蘇式共產主義極權制 度,斷然取消了所有自發的民間團體:行業聯盟、宗教組織、研究學 會、工人和農民協會、青年或婦女聯合會,首當其沖的當然是民間黨 派。如果這些組織存在的話,肯定是在接受一個核心領導的前提下, 名存實亡而已,并且實際上為核心服務而不是為各種民眾服務。甚至 一個年輕人的閱讀討論小組,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這種將人們置于 分而治之的黑暗當中的極端做法,恐怕是任何一個專制獨裁政府乃至 外族入侵者所不可比擬的。取消各種自發的社會聯結,切斷所有人們 之間的自發聯系,最終導致一個沙漠化的、枯萎的、從底部被抽空, 從而十分容易失去平衡的社會。

第三是對于私人生活的極度控制。從一個人的衣食住行,吃什 么樣的飯、穿什么樣的衣服、與什么人來往、是否撕壞了一張畫像或 者想要出國;到他的思想、日記、與朋友之間的通訊、戀愛婚姻家庭 生活等等,無一不在嚴密的監視、監控之中。“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在這方面,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于私人生活的極度侵犯,達到 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即使是《一九八四》的作者,也沒有想到一個人 發辨的長短、褲管的大小,都會成為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實際上, 在壓制了私人生活之后,所謂公共生活僅僅是徒具外表而已;它與自 由無關,而是一種高度強制的體現。

依筆者拙見,最好把“極權主義”這個詞限制在蘇式極權主義 制度這個范圍之內。目前中文翻譯的“極權主義”,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在字面上帶出了“極端”這個含義,它在權力的控制方面是非常 極端的。但是這并不是說極權主義是程度上最壞的,薩達姆政權也是 惡劣透頂、殘暴之至,但是在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及其手段方面, 比如群眾性告密和互相揭發(稱之為“群眾專政”),和蘇式極權主 義還是有區別的。在當今世界上還有極為殘酷的種族戰爭和恐怖主 義,但是不能說它們是“極權主義的”。

 進入60年代之后,除了中國,包括蘇聯在內的蘇式極權制度都 起了比較大的變化,極權主義理論也隨之作出相應的調整。據徐賁先 生介紹,卡索夫(Allen Kassof ) 于1964 年提出了“無恐怖的極權”。 林茲(Juan Linz)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極權主義”的說法,他 建議用“極權主義”專指希特勒的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以示區別日 后蘇聯的“后極權主義”。華爾澤(Michael Walzer)在80 年代則 提出“失敗的極權”一說,他指出,“極權主義是寄生在敗死了的革 命之上的”。李慎之先生曾經引用蘇聯作家阿爾馬克里的話來說,是 革命的“總發條已經松了”的時期。在下面討論“后極權主義”之前,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修正性的和描述性的概 念,指明一種延續之后的演變,并不是十分嚴格和統一。比如捷克的 哈維爾十分經常地運用“后極權主義”的概念,而波蘭的米奇尼克卻

沒有用“后”這個綴詞,他仍然沿用的是“極權主義”、“極權制度” 這樣的表達,雖然他也非常清楚地指向比較晚近的蘇式極權制度。可 以說,米奇尼克的用法更為接近李慎之先生對于哈維爾“后極權主義” 提法的辯駁,李先生的意思是,用“后期極權制度” (late-totalitarian system) 比“后極權制度”(post-totalitarian system)更為妥當。因為雖然在后期,極權主義的基本“道統”仍然 沒有改變。同樣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松動的六十年代及其之后,在 東歐爭取民主的陣營里,用不用這個“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也是一個 分水嶺。比如意欲賦予社會主義以人性面貌的“修正主義者”,基本 上不用這個詞,他們仍然在體制的框架之內,寄希望于體制本身的改 革和制度的領袖。而七十年代起來走向反對前臺的人們,才重新啟用 這個詞,表明他們在制度之外的不同起點。在這一點上,運用“后極 權主義”這個概念的李慎之先生,和前面說的林昭一樣,走得比他的 同代人遠得多。

 哈維爾描述捷克蘇式極權主義之后的社會(“后極權”社會), 關鍵詞有“恐懼”、“謊言”、“消費品”。他指出支撐著社會穩定 外表的,是人們普遍的恐懼心理。不同于五十年代行刑室里的拷打叫 喊聲,從前排除異己的殘酷做法已經轉化為對于每一個人生存的壓 力,人們担心現有的東西因為不服從而隨時被拿走——生計、地位、 前程以及受教育的權利等。在這種壓力的背景之下,謊言盛行。為了 向上級部門有所交代,人們隨時隨地準備撒謊,不僅不臉紅甚至還會

理直氣壯:“我想要聯合全世界無產者有什么過錯?”意識形態已經 完全墮落為不同的人謀取自身利益的借口,但不是沒有意義:維持著 一個極權社會的外表而不去捅破它。大多數人厭惡和當權者的爭論而 把興趣轉移到私人生活方面,表現出對于消費品空前高漲的熱情,人 們忙于建立自己的安樂窩,知道如何不給自己和他人添加麻煩,而在 這看似擴大了的私人空間背后,是能量并非完全恰當的輸出:人們是 被一只看不見的手牽引到消費品面前,而從別的領域比如政治領域中 被趕走。他們擁有的僅僅是選擇什么牌子電冰箱和電視機的自由。在 哈維爾的表述中,繼承了阿倫特關于極權制度和這個制度下的人們互 相依存的觀點。即所謂“合謀”或“共謀”。

但是與此相伴隨,還有可以稱之為“后極權社會中反抗策略” 的許多東西。匈牙利作家康諾德1982年寫過一本書叫做《反政治》, 其中包含了許多被后來的人們追蹤的議題。哈維爾經常用的概念有 “反政治的政治”和“無權者的權力”、“公民的首創精神”等。既 然極權的權力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它全面撲滅來自生活的任何 自發性和自主性,是對于廣大豐富的生活領域的全面攻擊和扼殺,那 么,從生活的任何一個面向、起點、領域開始,都可能造成對于極權 制度的抵制和反抗。這就造成了與傳統的反抗議題之間重大區別。

“反 政治的政治”不去追逐政治權力,不制定一種綱領反對另外一種綱領, 不試圖以政治手段(更替領導人乃至改朝換代)解決問題。相反,“反

政治”提倡在日常生活的領域中隨時隨地展開工作。哈維爾反復指出 的一個領域是“良心”的領域,在靠謊言維持的制度中,每一個人所 擁有的說真話的良心,擁有一個不僅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維度,即 有可能成為一個反抗的起點。諸如此類的起點和發端就和生活本身一 樣豐富多彩,所謂“公民的首創精神”,即任何人可以從任何地方開 始,這就是所謂“無權者的權力”。實際上,后極權批判在東歐知識 分子那里,遠遠不是政治學者的工作,而是包括廣大的作家、電影導 演、詩人在內的豐富復雜的表述,不同的藝術家擁有自己不同的與極 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對話的方式和側重之點。比如捷克小說家的米 蘭·昆德拉、伊萬·克里瑪、博·赫拉巴爾、約瑟夫·斯可沃倫斯基 (68 年之后流亡加拿大,代表作有《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詩人赫 魯伯等、文學評論家瓦蘇里克;波蘭有電影導演瓦依達、基斯洛夫斯 基、詩人巴蘭察克、赫伯特、辛姆波斯卡,以及那位流亡多年仍然心 系波蘭、最終死在故鄉的切·米沃什。

這一套后極權批判的表述,最為可貴的地方在于把反抗與價值 及生活的重建聯系在一起,而不是先來一套“推翻”,然后再進行“建 設”,而是將兩個過程并作同一個過程,更加具有后座力。反抗之后 的社會-政治制度包括價值理念如何建設?實際上包含在反抗的理 念、方法當中,而不是事后再來設計和彌補。以暴力推翻的方式,所 產生的只能是新的暴力;以奪取權力為目標,所導致的是對于權力的

極度崇拜和死死抓住權力不放。而將政治返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 返回生活領域,有可能提供一個更為妥當的政治基礎。這是因為說到 底,是先有了人類蓬勃開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這種人類活動的 形式;先有了人類生活這個深廣的基礎及其需要,才產生了政治活動 的要求和機制。人們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生活,他們就在什么情況下開 展他們的政治活動;人類生活擁有什么樣的性質,與此相適應,他們 的政治生活就擁有什么樣的性質。說到底,政治的活動不應該凌駕于 人類生活之上,更不應該與人類生活為敵,而是符合人類生活的性質、 條件和要求。這套并非來自書本、學院式的表述,其現實意義非常明 顯、直接:它針對極權主義的全面控制所造成生活的窒息,包括人心 中的虛無、道德力量的萎縮,想要從恢復生活、恢復個人的道德感、 尊嚴感開始(起點當然不是終點),展開一場全面(total)抵制極權 主義的斗爭。

如果說,捷克的哈維爾更多地運用道德的維度,提倡個人生活 在真實中和將道德的尺度放回到政治活動中去,那么波蘭民主運動的 核心人物亞當·米奇尼克(最早的獨立組織KOR的創始人、團結工會 的顧問)則把重心放到了社會的自我建設方面,“獨立的社會運動” 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們致力奔赴的。1988 年被問及當時的波蘭擁 有一個強有力的獨立教會、農業方面是私有制并且還有大量的文化自 由(地下出版、飛行大學等),為什么還要把波蘭稱之為“極權主義” 的?米奇尼克回答道:國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極權主義的權

力,但是它已經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無論如何,它強調極權主義的 一個基本規則:“黨的領導作用”。米奇尼克認為當時的波蘭可以稱 之為“暗啞的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而不是“有著人性面孔的社會主 義”,是“一個分崩離析的極權主義制度”,“由一個極權主義國家 伴隨著一個不能以極權主義方式來控制的社會所合成”,而且“極權 主義的教條并沒有改變。”這就十分接近李慎之先生所說的“在道統 和法統上并沒有改變”的看法。

 完全可以說,對于蘇式極權主義來說,尤其是這種制度的后期, “社會的自我組織”是它最為担心、最為防范的。在這之前,全能的 權力已經不得不放松對于經濟活動和私人領域的嚴密控制,否則它自 己也無法延續,計劃經濟的弊端已經把國家拖入滅頂之災,對私人生 活的壓抑既阻礙經濟,同時制造了國家和個人之間無端和無窮的對 立,影響了統治的基礎。而任何統治都需要有統治的“基礎”,否則 “統治”只是一句空話。盡管是十分不情愿也是十分不徹底地——經 濟活動和私人生活的自主性仍然隨時隨地面臨干預的危險,在許多時 刻面臨許多困境和尷尬,但是這兩個領域人們活動方式的性質,基本 上限制在個人之內,是個人行為而非團體的,就整個社會而言,仍然 保持著“分而治之”的格局。阿倫特的分析在這里仍然有效:極權恐 怖的訴諸對象是隔絕的、原子化的個人。對一個發動群眾造反起家、 并且聲稱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權來說,看得見的人民群眾的社會 力量和要求,是它必然十分顧忌的。這不僅使它落入自相矛盾之中,

而且它從自身的經驗中,深知這種力量的危險。

必須考慮到“社會”和“政治”之間的距離。“社會的自我組 織”并不等于要求組織社會,更不等于奪取權力。即使用“辯證唯物 主義”的觀點,也不難得出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無處不在的看法。雇 主和被雇傭者之間、征用土地者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之間、房 屋拆遷者和住戶之間、房屋管理者和住家之間、買家和賣家之間、法 院和打官司的人之間、退休人員和前雇主之間、開發商和環境受害者 之間、醫院和病人之間、校方和學生之間等等,沒有辦法列出人們互 相之間可能發生矛盾的那些領域,不同的被雇傭者和同一個雇主之間 的矛盾也不盡相同。除非社會不開放,不開放也有不開放的矛盾。所 有這些矛盾,不可能全部由政府部門出面解決,很可能,與政府的矛 盾也是主要的社會矛盾之一。那么,誰來保護勞動者自己?誰替那些 較少掌握資源的人們說話?替那些不能及時得到勞動報酬的人們說 話?凡事要等到中央領導來操心,必定是矛盾積累很深或者已經鬧出 人命來。于是,社會的自我組織,即人民的自我保護必然會被提到議 事日程上來。1976 年波蘭的庫隆、里普斯基和米奇尼克做成的KOR 即“保衛工人委員會”,便是這樣一個保護勞動者利益的聯盟,他們 的主要工作和興趣完全不是奪取權力,而是在經濟、法律、醫療等方 面,給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們給予幫助。但是, 對于全能的權力來說,任何一個民間自發的組織,人和人之間的互相

聯合和團結,都被潛在或公開地視為對于政府的一種挑戰,是富有敵 意的,是要通過各種嚴格的審查,確保沒有危險比如一個足球協會, 才能夠成立。同樣是一個貧困家庭急需的200塊錢,由政府部分來發 放,可以;但是由一個工人自發的工會來發放,卻不行。波蘭KOR 的成員不斷遇到騷擾、跟蹤和逮捕。但是,矛盾的存在,必定打開了 通向解決矛盾道路的空間和前景。 ( 燕南,http://www.yannan.cn )

如果說,社會的自我組織的確給當局帶來了某種壓力,那么, 這樣的壓力正好有助于產生一個公民社會。一個全權的權力可以專斷 任意地從一切方面給社會施加壓力,制定僅僅對它有利的規則,它認 為必要的話,可以運用暴力手段,因而它是一種壓倒性的力量,而社 會卻沒有一點還手和討價還價的能力。而獨立的社會組織,旨在反對 任何單方面施加壓力,不管這壓力是來自政府、還是來自任何享有權 力或者資源的部門和人們。簡單地說,組織起來的社會是一個對手, 是談判桌上的另一端,是可以看得見對方的眼睛和鼻子,于是就有了 談判協商、討價還價和斤斤計較的空間,有了在談判中建立雙方認可 的游戲規則的可能性,有了在對方的壓力之下不得不遵守游戲規則的 局面。所謂“公民社會”并非理想社會,也并非知識分子頭腦中構想 出來的美妙圖景,米奇尼克說他們獨立的社會運動給歐洲民主文化帶 來的新鮮之點在于,他們是“為了一個不完美的社會而奮斗”。“不 完美”是指矛盾依舊存在,不同利益、興趣人們之間對抗、沖突不可 避免,與極權社會的根本區別在于不是運用強制性手段來解決問題,

而是在討論協商基礎上,通過制定游戲規則來裁決。在游戲規則面前, 在民主的機構和程序面前,持不同意見爭論的各方都平等的,“每個 人享有和雅魯澤爾斯基一樣的權利,受到法律的保護”。按照這個邏 輯,即使在民主轉型完成之后,對于前極權社會中的掌權者,也要給 予平等的地位。米奇尼克的表達是“生活在我們共同的家園。”

這套與所謂后極權社會相適應的表述,已經從根本上清除了共 產主義意識形態中,有關“黑暗”與“光明”、“進步”與“反動”、 “正義”和“不義”等二元對立的摩尼教式的表達,對極權主義制度 和思維做了剔骨還肉式的徹底處理。

 2004年9月17日

2013-08-22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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