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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徐友漁:后極權研究文選 分享哈維爾,分享共同的底線
李慎之徐友漁:后極權研究文選 分享哈維爾,分享共同的底線
崔衛平      阅读简体中文版

分享哈維爾,分享共同的底線

崔衛平

[內容提要]:哈維爾從一開始就在全球語境中建立自己的思考,分 享著西方知識界現代性批判的成果。這不僅體現在他的荒誕派戲劇創 作中,而且體現在他始終沒有放棄過的站在"悲慘蒙羞人們"一邊的" 偏左"立場。但比所有理論上的劃分更重要的,是他始終面對和承担 自己所處的現實,不因為某些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西方就轉移了自己 主要的批判對象。他最終以自己堅強的意志和行動承担了所處黯淡、 晦澀的社會現實;他可以看作在后現代情境下"理想"和"反抗"的一個 榜樣。?

難道我們自身的苦難還不足以教育我們、担保我們,讓我們明白 自己到底要什么和忠直地說出它們?難道要讓我們這些爬過十八道 坎越過十九道溝的人,跟著一天也沒有受過這種罪的外國人亦步亦

趨、看他們的臉色行事?難道那些"老外"真的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真 正關心和有這個能力判斷中國的問題,就像我們當中真的有一個人去 關心和有能力判斷尼加拉瓜的問題?他們真的比我們更加知道我們 社會的癥結所在或者對此知道得更為清楚?這怎么可能和說得過 去? --題記

 一

哈維爾從一開始就分享著西方知識界現代性批判的成果。換句話 說,他始終是在"全球語境"中建立起自己的思考。

他早年作為荒誕派劇作家直接繼承的便是批判的現代主義精神。 這種批判所反思的主要對象是在一個由技術理性所主宰的失去上帝 的世界中,人的個性、自身一致性(indentity) 所面臨的危機。這遠遠 不是哪一個社會中突出的和特有的現象,而是分享著他的西方藝術家 同行們共同的視野。他是這樣一再表達自己創作的前提和動力的:

"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問題居于我所思考的人類事務的中 心。我用'自身同一性'這個詞,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釋有關人的存在 的任何秘密;當我開始寫劇本時及至后來我都在用這個詞,因為它幫 助了我梳理最吸引我的這個主題:人類'自身同一性的危機'。所有我

的劇本事實上都是這個題目的不同形式,即人與他自身關系的解體, 和失去任何給予人的存在一種意義秩序、一種持續性和其獨特框架的 東西。"①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是20 世紀最重要的一種戲劇現象(指荒誕 派戲劇--引者),因為它展示了'處在危機狀態中的'現代人--失去了對 先驗的把握、失去了絕對的經驗、失去了和永恒的聯系、失去了對意 義的感知。換句話說就是失去了根本。"②

這個立場是被稱之為存在主義的思潮和藝術所代表和傳播開來 的。哈維爾并不隱晦這一點。"我從年輕時所讀過的所有哲學中,存 在主義,當然也包括現象學,對我總是最富有刺激性和最能吸引我。 我喜歡這些作家的作品,但我這方面的知識一直十分膚淺。我受他們 思想氛圍的影響遠遠超出對他們具體的論點、概念和結論的興趣。"

③他提到的這些作家有:卡夫卡、貝克特、尤乃斯庫、品特、海德格 爾等。他說閱讀布洛德寫的卡夫卡傳記是他生活中發生的一件大事, 他甚至曾經私心里認為沒有比他本人更理解卡夫卡的了。至于貝克 特,哈維爾多次分析他的作品傾向來解釋有關"荒誕劇"的概念,乃至 在他最后一次坐牢期間,這位英國"老師"特地為他的這位未曾注冊的 捷克"學生"寫了一個劇本:《災變》("Catastrophe")④。 當然,哈維爾絕非從書本到書本跟著西方先鋒派同行亦步亦趨。

他解釋自己為什么和這種現代主義藝術一拍即合的原因,首先在于因 為自己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從而獲得了"從下面"("frombelow") 看問題的眼光--"從下面最能看到這個世界荒誕和喜劇的方面"。同樣 重要的還在于他親身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他形容自己20 歲那年 (1956),正是一個著名的"解密"時期,周圍人們第一次經受普遍的、 空前的大崩潰:"第一次地,那種奇特的關于真理和謊言的辯證說辭, 被謊言掩蓋的真相及希望的被篡改歪曲(即今天的人們才如此熟悉的 東西),深深地擊中了我們;并以這樣一種原發性的形式,向我們展 示了現代藝術的基本主題:有關人的自身同一性及存在論意義上的精 神分裂。"正處于接受世界印象最強烈的時期和試圖取得對世界總體 看法的年齡,遇到的卻是處處分崩離析的現象,聽到的是一個龐然大 廈坍塌的聲響,這種經驗對一個人太重要了。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也經 歷過非常類似的情況:比如1976 年正處于20 歲左右年齡的人,同樣 也趕上一個歷史關鍵性的"解密"時期--"撥亂反正",面對大量首次被 揭開的聞所未聞的事件,聽到那些至今還難以相信的悲慘故事,他有 一種雙腳邁不動了的感覺。在歷史的"最強音"背后,原來是如此的殘 酷、盲目、不合理及惡。他還沒有來得及"進入"歷史,就先行分享了 這樣一種混亂和痛苦不堪的歷史"地平線"。對哈維爾來說,能夠找到 一種形式(哪怕是被稱之為"荒誕的")來表達自己(也是所處時代的 氛圍)對生活的真切感受是幸運的,在這種情況下,"形式"本身所擁 有的對于經驗的整合力量,可以使人有效地避免因外部世界的潰散而 導致個人內心破碎、凋零和瓦解,甚至因為無力應付這種外部的混亂,

無力穿透和整合它們,從而逐漸導致另外一些形式的僵硬、蠻橫。

 這樣一種"反省的批判"不是從某個外部的起點開始,涉及一個與 己無關的外部對象,比如像在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之間進行的那樣, 互相指責和攻擊。"反省的批判"產生于一個社會或一個人的內部(腹 腔),是對自身事務的檢點和清算,是對包含自身之內、與自身有牽 連、意識到自身無法解脫的周圍環境的反思。實際上,盡管稱之為" 內部",但是一個社會"反省的批判"的產生,卻是需要在一定的外部 條件下才出現的,是歷史走到了某一個點上才浮現的某種思想景觀。 這個時刻,可以稱之為"神話的破滅"的時刻。有人試圖在破滅的廢墟 中建立起他們艱難的思考。存在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可以說屬于這 一類。不同于無產階級的批判在于,它代表了一個社會自身神話的破 產,批判者聽到了資本主義大廈內部碎裂的聲音,而這同時也意味著 在這個屋頂下的任何人都是無法解脫的,包括批判者本人。這時候, 反省社會的黑暗便和反省自身的黑暗聯系在一起。誰也不能說只有他 的鞋子是不濕的。所以在存在主義的作品中,具有大量的對于人性自 身惡的反思。這遠遠不能簡單地歸置于抽象的人性論或人道主義的缺 陷,恰恰是在這些作品中,我們讀到了一種活生生的"歷史意識",讀 到了活生生的歷史災難和黑暗,讀到了在這樣一個破滅的時刻清醒的 人們所擁有的清醒的痛苦。這種批判特別有力在于:它不販賣任何廉 價的也是虛幻的方案或出路。

如果說,在法國,這樣一種批判是由1910 年左右出身的人所代 表的(薩特生于1905 年,加繆生于1913 年),在他們的作品中生動 地體現了那個社會整體神話的破滅;那么,在捷克,"反省的批判"則 要往后推遲一段時期,因為這個年齡上的人在戰后立即陷入了另外一 種幻覺之中。更深的危機要等到再過一個階段才暴露出來,需要由另 外一些人來承担。這就是生于30 年代的這批人。哈維爾和他的朋友 們有一個"36 年生人"的表達,其中包括后來到美國成大名的電影導演 福爾曼(影片《莫扎特》的導演)。在中國,時間要更往后推,這種" 反省的批判"的出現是在某種理想釋放了它的全部能量之后。所以, 比較起來,在捷克1930 年人身上出現的東西,于中國50 年代和60 年代出身的人可能更容易接近。這樣一種人就好像是從歷史的隧道中 被輸送出來的,是從歷史的腹腔中被釋放出來的,因為還沒有來得及 加入任何一方所以變得與歷史的幾乎所有方面有牽連而不止是和其 中的某一方面。他繼承了多重災難同時也繼承了不止一種社會實踐所 包含的理想主義。這也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么哈維爾的文體在我們有 些人眼中顯得那么纏繞晦澀,因為他所面對的問題是復雜、纏繞、糾 結的。他的哲學的表達方式和他的荒誕派戲劇一樣,是他與歷史及其 任何一方保持足夠距離的一種方式,當然也包括與他自身保持足夠的 距離。歷史的黑暗并不在人自身的黑暗之外。

順便地說,從歷史的腹腔中"反芻"出來的東西,它要承担和直接 對此負責的是歷史和生活本身,而不是滿足任何一種學院化的生存機

制。它不參加任何一種學術政治的分配。它帶著歷史和生活的"血跡", 也可能帶著它的缺陷和"淺薄"。今天在中國閱讀哈維爾的人,看起來 也不像是要從他那里獲取任何學院政治分配的份額。

以下這個問題進一步表明:在目前中國的語境中,按說哈維爾似 乎更容易為被稱之為"新左派"的人們所認同,他的現代性批判的立 場,他始終沒有放棄的"左派"的精神。但實際上他卻更為被稱之為" 自由主義"的人們所認同。事情為什么會是這樣?這是耐人尋味的。

從歷史上看,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傳統深厚悠久的 國家。1948 年是這個國家的人民自由選舉,將政權和平地交到共產 黨手中。處于時代的氣氛之中并從中汲取成長所需要的營養,是每個 年輕人的必修課,哪怕他本人處于某種被排斥的邊緣狀態。這種情況 和我們當中許多人經歷的何其相似:背叛資產階級父母作為自己的成 年禮。"我一直是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人,而且無疑在我父母最困 難的時期(50 年代)深深地傷害了他們(好在只是從言詞上)。""看 起來很奇怪,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不信--我的資產階級背景在我心 中喚醒了(或更確切地說,加強了)一種社會情感和反抗情緒--對于 不應得的優越條件、不公平的社會藩籬、由于出身或其他原因造成的 高于他人的地位以及任何有辱人類尊嚴的東西。"⑤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對于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也是難以想象的), 即使到了后來,到了歷史把哈維爾置于直接面對所處社會極權主義制 度的斗爭中,與這個極權主義發生正面沖突時,他仍然十分尊重自己 從自己的歷史傳統中繼承來的社會主義精神成果。在有關社會主義的 任何一次表達時,他都顯示了足夠的保留和敬意,就像同時側著身保 護它們一樣。更準確地說,在他批判所處后期極權主義社會時,始終 是把它放在歐洲資本主義的語境當中,他所站立的那個批判的精神立 場,不僅適合于后期極權社會,同樣與當時的西方社會相關聯--他立 足于、分享著對于這兩者同時批判的共同底線。

1975 年,哈維爾寫給胡薩克的那封長信,是繼68 年風起云涌的 社會運動之后,所表達的與那個政權公開的和最重要的決裂。在信寄 出兩個星期后,他在自己鄉間的居所回答記者伊希·列戴萊爾采訪時, 仍然自詡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當然,同時他也把"社會主義"和"共產 主義"的概念做了清晰的區分,尤其是指出共產主義實踐如何令某種 理想走了樣。他說:"我把自己看作一個社會主義者。我甚至認為我 從共產主義中學到了一些東西。但是我從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因 此,自然地,我從來沒有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我從來沒有接受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甚至改革的意識形態,這也許是這個世界對我來 說,顯得比對共產主義來說復雜和神秘一千倍。關于已經完全了解了 這個世界的情感--除了他們馬上要掌握的--對我來說是陌生、異在的。

他們也許正確地認識了一些事情,但是他們又十分夸大了這種認識。 更進一步,他們在實踐中令這種認識走了樣,因而變成從他們自身異 化。"⑥

也正是在這封長信中,哈維爾描述了后期極權社會中,當權者如 何制造和利用恐懼,將人們的注意力導向僅僅是對于消費品的興趣, 生活陷入了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一方面是人們消費熱情的 高漲,另一方面是人們屈服于自己道德水平的下降,屈服于精神上的 被動壓抑和屈服于自己的屈服。這樣的批評不能不說是同樣適合于資 本主義的某些方面:"希望他沒有能力意識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 道德上日益增長的被侵害的程度,將他縮減成一個初級消費品社會的 各種觀念的簡單容器,是打算將他變成復雜操縱的順從工具。"⑦其 中提到的"消費品社會"、"復雜操縱的順從工具"正是批判所謂"資本主 義"的用語。

 他1978 年寫下的重要長文《無權者的權力》中,進一步將當時 捷克社會所發生的情況,放到屈服于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全球性語 境中去,將后期極權社會與現代西方正在發生的情況聯系起來和進行 類比。其中暗含的一個前提是:在捷克發生的事情是得到捷克之外的 世界范圍內的、同樣也是消費品世界某種潛在的鼓勵的,它甚至像是 對于西方鄰居的"諷刺模仿",由它所暴露的危機是西方社會同樣面臨 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對西方社會提出的某種警告。"更為概括地說,

后極權社會建立在獨裁專制和消費社會之間歷史性遭遇所提供的基 礎之上。對于謊言的普遍適應和社會自動總體輕而易舉的滲透,難道 不是和著眼于消費的人們普遍不愿為了精神和道德的完整而犧牲物 質實惠相聯系?和他們面臨世俗誘惑而放棄更高的價值相聯系?和 他們易于受大眾的冷漠所影響有關?說到底,在后極權制度中,這種 灰色空間的生活難道不正是現代生活一幅夸張的諷刺漫畫?而我們 不正是處于一種警告西方的立場上,揭露著它的一種潛在的趨勢(盡 管以文明的外在尺度來衡量,我們遠在它之后?)"⑧

將消費犬儒主義的捷克社會和西方社會進行對比對照,表明哈維 爾始終保持和來自西方的批判精神進行對話,比較起來,處于中歐那 么一個位置,哈維爾他們更容易和西方活生生的思想(包括各種馬克 思主義者)面對面地切磋。但明顯可以看出,漸漸地,哈維爾對某些 糾纏于概念的東西感到不耐煩,感到西方的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包 括它們的媒體,總不免將他們正在做的事情簡單地納入一種現成的范 疇。"深陷于自己那套政治上的陳詞濫調中的西方媒體,或許會將方 法說成是太過拘泥法規、太過冒險、修正主義、反革命、資產階級、 共產主義、或太左太右。然而我們對此不感興趣。"⑨1985 年他寫下 兩個重要的文本《政治與良心》、《對沉默的解剖》,由于考慮到概念 的東西太不能說明問題,他準備正式放棄"社會主義"這個稱呼,同時 放棄的還有它的對立面"資本主義"。"我從來沒有說過或寫過我向往 資本主義或我想在我們國家引進資本主義。"⑩("復辟資本主義"僅

僅是當時的官方批判他的用語。)他不無感嘆地說:"在我的一生中, 我參加過許多政治爭論,并已習慣如此。但我承認,當我看見如此眾 多的西方人沉迷于意識形態,比我們生活于徹底意識形態制度中的人 遠為甚烈,我就不免倒抽一口涼氣。某種觀點立場或某個人是極左還 是極右,是偏左還是偏右,是左派中的右派還是右派中的左派,好像 某種恰當的分類比觀點本身還重要。..但是根據我們經驗的背景, 在意識形態完全驅逐真理的環境中,所有這些沒完沒了的爭論顯得無 聊、錯誤百出和遠離事實。"{11}" 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 "他大聲叫道:"我得承認這個問題給我一種上個世紀深淵的感覺。對 我來說,這些完全是意識形態的和在語義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變 味了。"{12}

羅永生先生在《哈維爾的"政治"》一文中寫道:"冷戰的語言、 冷戰的思維的確很難把哈維爾定位。"{13}此言甚當。在他提出他所 處的極權社會由不露面的匿名權力所操縱的時候,他同時認為這種" 匿名游戲"(非個人化的權力游戲)也發生在西方:就極權主義本身 而言,"它是全部現代文明的凸透鏡,是需要對這種文明應當如何理 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聲尖銳的、也許是最后的呼喚。"他甚至用了"全 球極權主義"這個詞(globaltotalitarianism){14}。正是在這個語境中, 他說出他的那句名言:一個東方的官僚和一個西方的經理差不多。原 話是這樣的:"在這場反對非個人化的權力擴張的起碼的但卻是全球 化的嚴峻斗爭中,是面對一個西方的經理還是一個東方的官僚,只是

偶然的地點上的區別,這完全是不重要的。"{15} 在他提出"后極權社 會" 的同時,他又提出一個相應的"' 后民主' 制度" ("post democratic"system) 的概念,同樣用來說明整個現代文明所缺少的那個 維度--生活和人道的精神。

事情還沒有完。愛好概念是人類難以改變的思維惰性。哈維爾還 得一次又一次地解釋放棄這些概念的原因和即使放棄這個概念也決 不放棄的某些實質性的東西。1986 年,在同卡雷爾·赫維茲達拉進 行的自傳性談話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談到這個問題,包括對他本人 所創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這段話對理解了解他整個的思 想、立場有很大的意義。

"我摒棄'社會主義'這個詞完全是因為我向來反感那些過分固定 的、因而從語義上講也就失去意義的范疇,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識形態 術語和咒語。它們把思想僵化在固定概念的封閉結構里,而且越封閉 就離生活越遠。我在文章中不時地使用我自己的創造的概念,如'后 極權主義'、'反政治的政治'等,但這些只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 個具體的上下文或特定的氣氛中,為了某個具體的表達對象或某篇文 章;我從未感到必須要重復使用它們。它們服務于具體情境中的語義 目的,并不是固定的概念。簡言之,我不再稱呼自己為'社會主義者' 并不意味著我改變了我的政治觀點。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我仍然把自 己稱為'社會主義者',我也沒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經濟

原則、理論或意識形態,或定位在改造世界體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對 我來說,'社會主義'是一個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念。 在某種程度上,我曾是一個佩勞特卡、切爾尼那樣的社會主義者,他 們也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說到底,歷史上有這樣一些時期--一個站 在受壓迫和受屈辱人們(即不是站在統治階級一邊的人)都把自己稱 作社會主義者,每一個反對不應得的優先條件和世襲特權、反對榨取 無權者的勞動、反對社會不公正以及貶損人、令其服務于他人的人們, 都把自己稱作為社會主義者。我也曾經是這樣一個'富有感情的'和'符 合道德'的社會主義者,今天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區別是我不再使用 這個詞來表述我的立場。"{16}

從這段話中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哈維爾實際上仍然是個"社會主 義者"這個結論?錯了!那么是否得出他"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結 論?也錯了!那么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嗎?說這話的人肯定是瘋 了!那么他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請問"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什么 意思?這么說,他是一個"新左派"?哪來的這個詞!在起碼的自由民 主的平臺沒有搭建起來之前,在由人人共享的政治平等、經濟自主、 言論自由的底線沒有完全建立之前,"新左派"這個詞提供的東西與它 所丟失的東西一樣多,甚至還要多。因為那樣基本的"平臺"和"底線" 是為人人所分享的,包括任何"左派"、"右派"、"中左"、"中右"、"偏 左"、"偏右"、瘋子藝術家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磨剪刀的和鏘菜 刀的,當然也是需要他們所有人合力共建和共同維護的。在這個意義

上,所謂的"自由主義者"的提法也不充分。比如一個認同哈維爾的人 怎么會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只是更表明他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罷 了。)天哪,什么時候我們才能擺脫這種完全是單向度的思維!擺脫 這種喜歡"歸結"而不是將問題進一步向前發展、生發的習慣。如果是 以人劃線、以個人關系的親疏做出理論立場的選擇,那就更糟糕,還 叫什么批判的、思想開放的知識分子?!我曾經表達過,在中-東歐這 個地區,由于處境的復雜和悖謬,所有能夠提出的話題都不能不是脆 弱的和易受攻擊的,因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所有不同時期積累起來 的問題堆積到一塊,它們互相纏繞、自相纏繞,立足難穩,真偽莫辨。 然而盡管這樣,還是有一些基本線索可以追尋,有一些基本界限足夠 可以劃分。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哈維爾處于所有這些"主義"之 內,分享它們的某一部分,因為他分享了所有這些主義共同需要的那 個底線或平臺。比這更進一步,他與這個底線的關系體現在本人甚至 以生命為代價來致力于這個底線的建立,你不做出貢獻怎么可以來享 用它們?

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哈維爾不忘記把問題限制在自己主要 的批判對象上面,決不因為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西方,或發生在全球 范圍之內,就回避了自己社會的主要問題,或以全球性問題的某個側 面來取代本國的問題--在哈維爾所處后極權社會的消費主義背后,是 人們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恐懼,是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是一手遮 天、專橫任意的胡薩克政權。在批判共產主義面孔下的極權主義時,

哈維爾不止一次地用了"預支未來"這樣的字樣,即目前不具備某個條 件而提前享用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某些討論也象是對于尚未到 來的起碼的自由民主的"預支":還沒有登上自由的列車,或在想象中 順便搭上了實際上并不存在的這輛列車(套用那個著名的句式即"讓 少數人先自由起來"),就可以把問題調換掉,將中國目前最大的障礙 變成一個更和全球性相關而不是和這片土地相關,誤認他鄉做故鄉。 這就不難理解當哈維爾剛剛談到"后民主"這個概念時,還沒來得及發 揮,他就馬上加以限制:"無可置疑,這個概念不可以進一步發展。 這種發揮乃是愚蠢之舉,因為這樣一來,這個概念就慢慢地與自身異 化和脫節。"{17}

后來的事情完全在情理之中。在他當總統之后,他的某種"偏左" 立場才進一步顯示出來。他與克勞斯的爭論已是廣為人知的事情。在 寫于1991 年的那篇《我相信什么》一文中他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觀 點:"我曾經說過我自以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樣說,并不意味著 我認同什么特殊的經濟理念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屬于國家和由國家 來計劃這樣的概念);我僅僅是想暗示--如人們所說--我的心長得偏左 了點。與其說我在表達任何具體的信念,毋寧說我試圖描繪一種性情, 一種不落俗套的精神狀態,一種反對定勢的傾向,以及對于庸俗市儈 的反感和對于悲慘蒙羞的人們的關注。"{18}當然,同時他又不忘了 說:"盡管我的心偏左了一些,但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是市場經 濟..這是一種于法律的框架之內,使得經濟實體完全獨立和多樣化

的制度,它的運轉主要是受著市場規律的引導。這是唯一自然的、有 意義的、可能導向繁榮的經濟,因為只有它體現了生活自身的性質。 就其豐富和易變性而言,生活本質上擁有著無限的和神秘的多樣性, 它不可能被計劃和控制。"{19}

茲澤克的文章中寫到這回為哈維爾做傳的約翰·多恩提供了一個 "真實的哈維爾",這個人有著一些完全是不可靠的習慣:嗜好法國妝 飾、睡得很晚、愛聽搖滾樂,以及他的"生活作風"也不嚴謹,最后一 次出獄后的前幾個星期,他是和一個情人度過的。但所有這些"遠不 會使哈維爾的英雄形象受到玷污,反而在某種程度上使他的功績顯得 具體可感",因為對今天的讀者來說,這些看似可惡的缺點也許正是 他閃光的優點和令人感到可信的原因。不管我們當中不同的人們怎么 看待這些事,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哈維爾遠非圣徒。他從來也沒拿 圣徒的標準要求自己(我敢說他根本沒有想過這件事!),也沒有拿這 個口是心非地要求別人。在一次回答"你和奧爾嘉的關系到底怎么樣" 時,他坦率地承認:上帝寬恕我的罪行肯定不止一種。撇開這些個人 生活的細節不談,作為一個后來成為一國之首的公眾人物,他的面貌 如何?他的思想如何?許多情況同樣超出了國內不管是贊同還是力 圖貶低哈維爾的人的想象。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曾經向捷克人問起: "哈維爾給他的前任胡薩克寫那封長信時,看上去是一個充滿愚蠢的、

不著邊際的、完全不懂實際生活的知識分子,完全是堂·吉珂德式的。 是否有許多人認為他不是一個討厭的家伙便是一個傻瓜?"這種大運 是怎么叫他撞上的?而這樣的一個人在美國,比一個企圖競選的歌星 球星更不可能當選。羅斯說得有道理。包括哈維爾其他的那些文章, 按任何一種專業政治學的觀點看,都可能是外行的、難以歸類的、不 著邊際和不值得加以認真對待的。他自己也經常聲稱自己缺少很多東 西,包括一些專業的知識(政治學或經濟學方面的)。那么他對于我 們到底有沒有意義?有什么樣的意義?

首先需要拎清的是哈維爾不屬于任何一種特殊利益的集團,連知 識分子精英團體都不是。他的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那篇文章是 1995 年的一次演說詞,其中也只是談到知識分子是一些"有遠見的人 "。在1989 年"天鵝絨革命"以前的文章中,他很少用"知識分子" (intellectual)這個詞,他不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出于一個知識分 子的身份和由這個身份而產生的什么什么。看起來他對這個身份滿不 在乎。他不以此自居。當然不止是哈維爾,和他一起做事情的朋友們 也都持這種態度。克里瑪在《布拉格精神》一文中談到這個城市所具 有的悖謬時說:她為自己擁有中歐最古老的大學和相當有數量的文化 名人而驕傲,而同時很少有地方像這里的人們這樣輕視學問的,在別 處她直接將此表達為"厭惡精英"。這完全不難理解:如果這個城市的 某些街道在一個世紀內就被改了好幾次名稱,她再三處于被蹂躪、被 踐踏的悲慘狀態之中,她所蒙受的恥辱也是生活在這個城市的所有人

蒙受的,她所遭受傷害也是任何在這個城市生活的人所遭受的,那么, 個人本領再大、學問再深,也沒有什么特別可夸耀的,他沒有任何東 西可以使得他能夠高居于他的其他民族同胞之上。怎么可能全民族是 蒙羞的而他個人是光榮的?全民族是災難深重的而唯獨他像一顆閃 亮的明星一樣高掛在天上?那些落在他鄰居頭上的不幸難道不同樣 落在他的頭上?那些打在老百姓屁股上的板子難道不碰到他的臀 部?子彈或坦克不打穿他的頭腦和壓碎他的身體?程映虹文章《自由 的不能承受之輕》{20}中提到的那部年輕的電影學院學生拍攝的短片 中的情況所言正是:一對夫婦正在做愛,忽然來了一個陌生人,趕也 趕不走,于是敲開鄰居的門求救,發現所有的人家都來了這樣討厭的、 趕不走的陌生人。這部"影射"蘇軍入侵的影片當時遭到禁演,這是自 然的。人們感到傷害自己的東西也正在傷害他的鄰居,同樣,傷害他 的鄰居的東西也正在傷害著他本人,于其中無人能夠幸免。在這樣的 社會中,何來這個"著名"、那個"知名"地迎來送往!何來一個特殊的 知識分子階層的特殊風貌及其使命!當然,這并不是否認有人在自己 的專業領域中的確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更不否認專業領域中工作的重 要性,這里僅僅是說,這樣的"積分"并不帶到這個人在公共事務的活 動中去,他在那里所從事的工作和身份僅僅同所有人一樣,對劇作家 哈維爾來說是重要的或難以忍受的,對一個看大門的普通人同樣地重 要或難以忍受。順便地說,事情會不會是這樣:在自己的專業上越踏 實、越沉得住氣的人,在進入公共事務活動時,也越踏實和沉得住氣。 因為他在自己專業領域的活動中,在面對和處理專業工作的全部細節

時,建立起了基本的工作倫理和做人的倫理。有評論家說,即使哈維 爾沒有做后來的那些事,作為一個劇作家他也仍然完全成立和享譽世 界。而當哈維爾跳出自己劇作家的專業范圍來談問題和做事情時,他 便把自己放回到一個普通人的身份中去,取的是和所有其他人、包括 各行各業的人都能普遍分享的立場。哈維爾本人在文章中也愛用那位 年輕捷克人電影鏡頭中所取的一個小詞:"鄰居"(neighbours),這指的 是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的活生生的人們。

"生活在真實中"當然不可從字面上來理解,尤其不可把它放到私 人生活中當作一個僵硬的尺度。哈維爾絕無那種意思。米蘭·昆德拉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關于托馬斯不給兒子和編輯帶來的請 愿書上簽名那一段,是對于消極自由的捍衛因而是有著非同尋常的積 極意義的;但當他用薩賓娜的嘴說出"保守著那么多戀愛的秘密但一 點也不感到難受的原因,相反,這樣做才使得她生活在真實之中"時, 即使是黑色幽默,也顯得輕佻了一些。他當然知道自己留在國內堅持 抗爭的同胞哈維爾說的什么意思。這句話實際上指向人們普遍的一種 生存狀態:與后極權制度之間的"心照不宣"的共謀關系。這種制度到 后來完全喪失了它早先具有的任何理想色彩,它之所以得到維持,除 了依靠赤裸裸的專橫、蠻橫,靠的是表面上一層薄薄的面紗,即那些 意識形態的口號及種種儀式。誰也不去主動揭穿它們,甚至誰也不去 認真對待(政權也決不希望人們認真對待),人們在各種公開場合嘴 巴上講的是一套,實際上做的是另外一套。每個成年人的生活都在這

兩個層面同時開展:一方面口是心非地做著那種意識形態的游戲,另 一方面接受來自政權的公開的賄賂(完全是有條件的)--種種實惠即 既得利益。每個人自己那么去做,他實際上也在要求大家都這么做, 都來配合這種虛假的游戲,共同造就那種"普遍的常規"。不同階層的 人只是卷入了不同的層次。從表面上看,這樣的生活還可以捱下去, 人們專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但他們同時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人人都得 忍受他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閹割,忍受自己的種種虛偽、偽善像個活 生生的小丑和小人,忍受自己的忍受和接受實際上是如履薄冰的脆弱 的生存處境。由此個人被編織進一個哈維爾稱之為"自動的社會總體 ",成為它的工具,每個人既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支持者。而如 果事情反過來:水果商不再懸掛那種莫名其妙的標語,人們不再參與 那些虛假的儀式(如選舉之類),幕后的真相就暴露了出來,他們個 人所面臨的威脅暴露了這個政權缺乏合法性這樣一個非常脆弱的根 基。因此,"生活在真實中"在后極權社會里,它同時提供了這樣幾個 方面的維度:一、存在論方面的維度,使人返回到他自己的內在真實 之中;二、認識的維度,如其所是地揭示現實;三、道德的維度,給 他人樹起一個榜樣四、政治的維度。哈維爾尤其強調最后一點的重要 性,"生活在真實中"這個命題完全具有潛在的政治含義--道德的也是 政治的。"假如這個社會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謊言之中,那么生活在 真實之中是對它的根本威脅。"{21}

稍微考察哈維爾這個思想的來源,不難看出其中有著存在論的深

深痕跡,也可以看作他本人藝術家背景的一個結果。也許有人不贊同 這樣看問題的視角,認為將這些東西用在社會、政治領域中,有點風 馬牛不相及。但從他的出發點開始,后來卻完全通向實際生活、通向 對于社會現實和個人現實整體的、富有穿透力的描述,對此我們不能 說他的思想僅僅是"外行"和"淺薄"的。任何人從任何理論出發,只要 是達到了對于所處社會富有洞見因而是富有原創性的揭示,都是極為 可貴和值得歡迎的。怕就怕那些聲稱是在揭示社會本質的某個方面, 但卻在這種"揭示"中,更深地將人們所處現實掩埋(用存在論的話說 即"遮蔽")起來的高論。出于學術上的抱負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要 談論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僅僅是"二手"的理論上,完 全忽視自己周圍有名有姓"鄰居"們的存在和他們對于生活的實際感 受。

這樣,被稱之為"社會對抗"的就不是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樣,在代 表不同的經濟力量或政治利益的人們之間展開,而是在謊言/真實之 間、權力/良心之間、人的尊嚴/忍受屈辱之間、生活的多元、多樣化 目標/壓制力量的專橫意志之間進行。反抗的力量就不是傳統政治中 的以奪取權力為目標,而是來自于"生活"本身的多元、多樣化的要求, 和實現這些要求的基本權利。"從最初,這種沖突就不是在實際權力 工具的組織化層面上開始,而是產生于人的意識和人的良知,人的存 在的層面。..因此,它的力量不在于某個特定的社會政治團體,而 是遍布于整個社會,包括官方權力結構的潛在力量。因此這種力量并

不依靠自己的一兵一卒,反而是靠敵人供養的百萬雄師--有那些生活 在謊言中的人,終于在某一刻(至少在理論上有這樣的可能)出于真 實的力量而揭竿而起"。{22} 并非出于政治目的和直接發生在政治層 面,哈維爾又起用了一個"暫時的"概念:"政治之前"(pre-political) 的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凡是對于生活有真誠愿望的人,哪怕是對自 己的工作有著真正的熱情和積極性的人,都有可能和這個體制發生沖 突。哈維爾談到的一個例子是當他失去了劇作家的工作在一個啤酒廠 打工,他的頂頭上司S 君是個釀啤酒的高手,一心一意想把啤酒釀好, 而對啤酒一竅不通的該廠領導卻不想這么干,結果這個人因為自己的 工作熱情得罪了某些人的"自尊心",最終他也成了一個"持不同政見 者"(dissident),被推向體制的反面。針對主要是由西方媒體上體現出 來的誤解,哈維爾指出,"反對派"(opposition )包括"持不同政見者" (dissident)這樣的概念都是來自西方,并不能說明當時捷克社會中 那些試圖說出自己真話和周圍環境真相的人。"反對派"起碼得要有一 個自己的綱領吧,但比如聚集在"77 憲章"旗幟下的人,他們根本的目 標僅僅想維護憲法,讓已有的憲法得到落實。(因此他們的行為也被 說成是"低調的"、"臨時的"和"負面的"。)"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 是個怎樣的情況呢?這個詞"通常被看作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就像其 他正常的職業那樣,也存在這么一種特別的怨天尤人的職業。實際上, '持不同政見者'僅僅是一個物理學家,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工人,一 個詩人,他們是一些做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情的個人,結果發現自己 處于與政權的公開沖突之中。這個沖突不是他們自己有意引起的,而

是他們思想、行為或工作的內在邏輯導致的(這種沖突或多或少是在 他們的控制之外發生的)。換句話說,他們并沒有刻意去做一個職業 性的不滿分子,他們不過想做一個裁縫或鐵匠罷了。"{23}這些人甚 至在做了很久"持不同政見者"之后很長時間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別人 眼中這樣的人。因為他們沒有決心成為這樣的人。甚至"哪怕他們為 之獻出一天二十四小時去做這樣的事情,這也不是當作一種職業。" 因而哈維爾的另一個表達是:"反政治的政治",即不以政治權力為目 標的而僅僅是尋求真正有意義的生活。"政治不再是權力的伎倆和操 縱,不再是高出于人們的控制和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一個人尋找和 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途徑,是保護和服務于人們的途徑。我贊同政治 作為對人類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關懷。"{24}這是超越任何一種傳統 政治框架的思路。你可以說它完全不切實際,或者簡直是一些"胡言 亂語",真的不值得認真對待,但其背后隱藏的前提、它所揭示的人 們對于生活和人的尊嚴及對于政治的要求,卻是十分中肯的。這個可 以目之為"書呆子"的人(你要跟他理論,意味著跟一個"呆子"理論) , 不過是大聲說出鄰居們頭腦中盤旋的想法罷了。換個立場來看,這也 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理想主義是被逼出來的:如果你看不出一點可以 突破的縫隙,看不出一點現實的可能性,反而會僅僅從純粹的理想出 發,無所顧忌地說出實情。哈維爾對于他們這些人的處境說過的一句 話值得深思:只有先沉到井底,然后才能看見星星。他的這些理想主 義的"胡話"可以看作是一個陷入井底的人被迫說出來的。

努力嘗試將一種人性的尺度、將人類精神和道德的維度帶到生活 中去,繼而帶到政治中去,無論如何,哈維爾給這個世界帶來了新的 地平線--它不僅為更多的政治家所分享,而且為更多的普通人所分 享。直到他當總統之后,他仍然一以貫之地說出這樣的瘋話,信不信 由你:"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這個名稱、也是我愿意致力于的唯一 的政治--就是為你周圍的人們服務:為具體的共同體服務,為我們身 后的人們服務。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為它是一種責任,對全 體人民和為了全體人民通過行動來體現的責任,這是一個可稱之為' 更高的'的責任的東西,它擁有一個形而上的出發點:產生于意識或無 意識之中的一個信念,即我們的死亡并不意味著結束,因為每一件事 情都在別的某處被永遠地記錄了下來,永遠地給予評價,這是'高于 我們'的某處,我將稱之為'神的記憶'--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神秘 秩序中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信徒們將之稱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 接受其裁判。說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責任感,只有被解釋為一種沉默 的假設,假設上面(fromabove)有人在觀看我們,每一件事情都不 會遺漏,沒有東西被遺忘,因此塵世歲月并不能抹去人間失敗招致的 尖銳痛苦:我們的靈魂意識到并非只有自己才知道這些失敗。"{25}

繼續談論哈維爾就像譜寫一首像巴赫或亨德爾那樣古典的曲子, 因為他自己就是以這種方式思考和寫作:某些主題不斷地重復出現, 繞來繞去,在經過了一系列察覺不出的變化之后重又返回,"水磨式 地前進"。當然每次再出現時,會加進一點新的東西,那是由不同時 期的實踐的要求帶來的。總的來說,哈維爾的思想、精神傾向是一致 的。比如人們為他1990 年2 月在美國國會的講話感到吃驚,他并沒 有因為站在那么一個地方,為自己多年的事業得到至少是輿論上的某 種支持而感謝西方,相反,他說出了另外一番話:"民主"是一個遠未 達致的目標。"你們美國也只是站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我們從中 所來(指極權主義)的經驗和知識也可以給你們提供一些什么。"{26} 類似的意思他在寫于1985 年的那批文章中就已經表達過:站在后極 權社會的這個角度,可以將現今人類社會的危機看得更加清楚;這不 是誰幫助誰的問題--像西方人通常問的:我們能給你們什么幫助--而 是從這種處境中找出那些共同面臨的更為普遍的問題,同時對西方人 也有意義:"我不認為我們這些在自己的環境中尋求和表明真理的人, 只能處于呼吁和接受幫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來自援助的方 向上送去幫助。""難道事情不是和我們所有的人都相關?難道我們的 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過來說不也是他們的黯淡前景和希望?.. 關鍵是持不同政見者徒勞的努力和他的命運告訴了人們什么,關于環 境、命運、機遇和這個世界的問題,他們的行動證實了什么?他們擁 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為其他人思想養料的東西?他們怎樣解釋 自己的命運并且使之成為與人們共享的命運?并到底是以什么樣的

方式,他們成為前來訪問的人們的一個警告、挑戰、危險和教訓?

"{27}

從中順便引申出的一個問題是:哈維爾這樣對待西方人的態度也 許非常值得我們借鑒:他不乞求于他們,也不把他們妖魔化,當然更 不會以西方人的"是非"為"是非",以他們的"熱點"為"熱點"。在解釋 為什么布拉格人不在來自西方的反對北約潘興導彈的請愿書上簽名 時,哈維爾說出了他們那個地區的人對于"和平"的理解:首先聽到這 個詞人們就要打瞌睡,這是因為政府已經把這個詞用濫了;再比如說 在英格蘭人們做這樣的事情,最大的危險是坐上十四天牢,并且可以 有來訪者和包裹;而在捷克試試瞧,那要在捷克的新新監獄(Valdice) 服上差不多十四年徒刑;于是他最可能的做法是把這個前來要求簽名 的外國人帶到一個秘密警察那里,當著他的面把這名給簽了算是對這 樁事情的最好了結和最終擺脫干系;再有就是天生傾向于懷疑的人們 頭腦中在想:"當我還不知道我的上司明天將提出什么新的倒霉的詭 計(來制我),當然也是以更好的世界的名義,我為什么要為拯救世 界的某些嘗試而頭腦發熱?就好像我沒事似的!為什么我要以歐洲其 他自由民族的和平、裁軍、民主的白日夢來制造麻煩?這種東西一下 子便能把我下半生搞垮--而戈爾巴喬夫仍然在打他的高爾夫球?"{28} 哈維爾的正面的思考包括這樣一個結論:"沒有內部的和平,即公民 之間、公民和他們的國家之間的和平,便沒有外部和平的保證。一個 政府忽視其本國公民的意愿和權利,便不可能保證和尊重其他人民、

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權利。一個政府拒絕其公民監督公共權力的運 用,這將變成為對其鄰國的一個威脅:內部的獨裁統治將反映到專橫 的外部關系中來。對公共意見的壓制,對權力的公共競爭和公共行使 的完全取消,導致了政府對其軍隊的任意支配。一個被操縱的大眾可 能被濫用于任何軍事冒險。在某些領域中事出有因的恐懼造成了對每 一件事情的恐懼。"{29}這里,對于國際事務的分析最終提供的是對 自己所處境地進一步深化的認識。這樣做最容易造成的結果是:西方 人對你們的這一套聽膩歪了,不再繼續聽下去和真正理睬你們說什 么,對此哈維爾有自己清醒的認識:"我們每次將人的權利引進關于 和平的討論,指出情況的復雜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態度,出于顯而易見 的原因,我們被認為是無可救藥的,那些人根本不想聽聲援之外的話。 "{30}即使這樣,也沒什么!所付出的代價已經足夠地多和足夠地昂 貴,還在乎這點老外的看法?

由此聯想到我們當中某些人一廂情愿的做法。說句地道的話,難 道我們自身的苦難還不足以教育我們、担保我們,讓我們明白到底要 什么和忠直地說出它們?難道要讓我們這些爬過十八道坎越過十九 道溝的人,跟著一天也沒有受過這種罪的外國人亦步亦趨、看他們的 臉色行事?難道那些"老外"真的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真正關心和有這 個能力判斷中國的問題,就像我們當中真的有一個人去關心和有能力 判斷尼加拉瓜的問題?他們真的比我們自己更加知道我們的結癥所 在或者對此知道得更加清楚?這怎么可能和說得過去?

最為重要的是哈維爾不是用來思辨和談論的對象。他是這樣的一 個人:他所思考的和寫下來的東西,始終與直接的現實相關聯和關照, 與這種也許要用牙來咬的鐵一般的現實相匹配;閱讀他的東西,感到 那是從他自身和民族的血肉中生長起來的,是從灰暗和陰影的大地中 走出來的;不僅是思考和寫作,他以他堅強的意志和行動承担了這個 黯淡、晦澀的現實,承担了這個誰都不想要但實際上都無一例外處于 其中的"骯臟"的東西。他在私人領域中的放任行為一點也沒有影響他 在公共領域中全部的忠誠和忠直,他和他的小圈子親密無間的關系與 他在公共領域中凜然正義的態度區分得清清楚楚。當他從戰后藝術家 那里學到了與自身及自身的惡保持距離時,他也牢記著來自外部的極 權制度對人可能造成的種種傷害和帶來的自身黑暗,把它們限制在不 失掉自己尊嚴、不讓自己變得走形的范圍之內。它們往往是看不見的, 比如永遠地處于一種意志癱瘓狀態、難以描述的自卑和自大、不知從 何而來的怨恨、仇恨、逼仄、心理不平衡,以及同樣地任性、蠻橫、 為所欲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忍受這些東西,也是在忍受極權制 度對自己的傷害,甚至是接受這種傷害,把它轉而再去傷害別人。當 然,所面臨的某種現實的確可能使人失掉了信心,周圍種種自相矛盾 的、分裂的做法也會引起人自身頭腦和精神的分裂,但這仍然不是一 個人最終垮掉的原因。哈維爾在獄中給妻子寫道:"使得一個人看到 處于道德衰敗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敗本身,而毋寧說是一個人失 去了自身確定性和生活的意義。就像我自己說過的:世界的迷失僅僅

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圍之內。"{31}他和昆德拉的爭論并不是發生在簽 名與否的問題上(那只是事后他們分別談到這件事),而是對1968 年 蘇軍入侵的看法。哈維爾反對昆德拉將入侵的行為看做是捷克民族古 老的命運使然,如果是這樣,那么因而從中得出唯一的結論是聽任命 運的擺布;哈維爾把這看做是自己幻想破滅的"極力外推"。昆德拉則 認為哈維爾的立場和行為是"愚蠢"、"冒險"和"自殺性"性的。當然, 從人們一直的習慣來自"從上面"眼光來看問題,即從權力斗爭勝負的 格局來看,有不少人會站在昆德拉一邊,正如哈維爾指出的,習慣于 "從上面"看問題的人往往是沒有耐心的。但哈維爾的不同尋常在于: 既然不是"上面"(統治階級)的一員,就沒有必要把自己的頭腦置換 成"上面"的頭腦,只能從"上面"的眼光來得出自己的結論:"接受現實 權力的視角而沒有任何現實的權力..站在權力斗爭之外而推測權 力或考慮怎樣去組織權力。"{32}與處于權力斗爭的格局中周旋并利 用其中的"不平衡"不一樣的是,哈維爾和他周圍的人們這次只是站在 自己受削弱的立場上,感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能再繼續下去 了。不能再像這樣忍受著自己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閹割,不能讓事情就 這樣繼續、無窮地滑坡下去,現在需要的是從改變自己的生活開始做 點什么。盡管這樣做看上去前途遙遙無期,某種荒誕這回不是發生在 舞臺上,而是直接產生在自己的行為中,但只有那么去做,才能逐步 地乃至全部地贏回自己,挺直腰桿,恢復自己做人的尊嚴。最初他們 只是從聲援一個搖滾樂手這樣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開始,剝奪了這些 人歌唱的自由也是對其他人自由和存在的共同威脅。雖然這件事由少

部分人發起,但聲援了被壓迫者,會加速社會意識的進一步覺醒,消 除人們之間因恐懼等造成的種種隔閡,促成一種廣泛團結的氣氛。它 是從一個單數的人、并且是保護性質的活動開始,這也許比一般的" 批判"更能夠觸動當局,于是引發了后來一系列的事件,"77 憲章"的 誕生和一個叫做"保護受不公正起訴的人委員會"(VONS)的產生。 對哈維爾來說,投身于這樣的活動則是幾度"牢獄之災",這當然需要 經受非同一般的意志的考驗,在這個意義上,說他選擇了"受難"亦無 妨。他不止一次地引用他們當中另一個靈魂人物揚·帕托切克的話: "為某些事情做犧牲是值得的。"但說到底,這個人不是圣人,他更像 一個普通人,做了一個普通人應該或可以去做的事情,并且實際上只 要有人這樣去做,就會帶動了周圍的其他人們。他既是一個理想主義 者,又是一個堅定的、和平的行動主義者。秦暉先生在私下交談時說 過一句話,對理解哈維爾于我們的意義非常貼切:哈維爾的故事比他 的思想更值得關注。是的,哈維爾以他實實在在的舉動、業績成為這 個世界"善"的財富而不止是思想的財富,成為被稱之為在后現代情境 下"理想"和"反抗"的榜樣。歸根結蒂,沒有整個行為做支柱的言詞會 失去它們應有的份量。最重要的底線是行為的底線。

注釋:

①、③VaclavHavel 《LetterstoOlga》,HenryHoltCompanyandYork,1989 年,第145 頁、第119 頁。

②、⑤、{16}VaclavHavel 《DistuerbingthePeace 》,FaberandFaber,1990 年,第53 頁、第7 頁、第9-10 頁。 ⑥、⑦、⑧、⑨、{11} 、{12}、{14}、{15} 、{17}、{21}、{22} 、{23}、 {24}、{27}、{28}、{29}、{30}、{31}、{32}VaclavHavel 《OpenLetters 》 , FaberandFaber,1991 年,第97 頁、第59 頁、第145 頁、第163 頁、第 305--306 頁、第263 頁、第264 頁,第263 頁、第211--212 頁、第 148 頁、第149 頁、第169 頁、第269 頁、第262--263 頁、第304--305 頁、第314--315 頁、第316 頁、第233 頁、第322 頁。其中第{22} 注譯文參見羅永生譯《無權勢者的力量》,《哈維爾選集》,基進出版 社,1992 年。 ④VanclavHavel 《LivinginTruth 》,FaberandFaber,1986 年,第199 頁。

{10} 、{18} 、{19} 、{25} 見VaclavHavel 《SummerMeditations 》 , VintageBooks,1993 年,第61 頁、第62 頁、第6 頁。 {13}《哈維爾選集》,基進出版社,第20 頁。 {26}VaclavHavel 《TowardaCivilSociety 》 ,

lidoveNovinyPublishingHouse,1994 年,第41 頁。

{20}《思想的境界》網站,2000 年10 月10 日更新。 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北京100088)

2013-08-22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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