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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徐友漁:后極權研究文選 哈維爾的發現
李慎之徐友漁:后極權研究文選 哈維爾的發現
黨治國      阅读简体中文版

哈維爾的發現

黨治國

彩虹橋原是重慶市綦江縣的一座鋼結構拱橋,前幾年的一天突然 瞬時坍塌。在橋上行走的四十個人,非死即傷。對于彩虹橋的隱患, 雖也有過微弱的警告聲音,但沒有人會相信。“哪會呢?剛才還有車 輛行人從橋上走過呢。”于是彩虹橋終于沒有任何預警地坍塌了,使

它成為壽命最短的橋梁。決定的因素是,彩虹橋的內部結構坍塌前已 不為人知地達到了破壞極限,即使沒有四十個行人走過,一陣從天空 落下的風也會使它坍塌。

當彩虹橋坍塌時,瓦茨拉夫.哈維爾先生正担任捷克總統。他并 不知道什么彩虹橋,自然也與彩虹橋的坍塌沒有任何關系。但他在担 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之前十四年,即已預見到那座社會主義捷克的 “彩虹橋”終有一天要坍塌,而這個結論卻是通過他對當時捷克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結構進行了精辟分析之后得出的。歷史的演進證明了 他的分析是正確的,他的發現堪稱20 世紀社會科學的一項偉大成就。

 哈維爾稱1968 年“布拉格之春”被蘇聯坦克碾碎后的捷克為“后 極權社會”。但捷克不過是當時蘇聯集團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并不是 一個有著獨立地位的國家,而是一切聽命于“蘇聯老大哥”并為其控 制,因此這個“后極權社會”并不是捷克的獨立存在,而是當時整個 蘇聯集團的狀況。就是說,哈維爾關于“后極權社會”的發現,不僅 適用于捷克,適用于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而且也適用于控 制著這些衛星國的寵然大物蘇聯,后來整個蘇東集團在短短的時間內 發生的演變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后極權社會的涵義是“后期極權社會”,在前面與它相區別的是 前期極權社會,在后面與它相對的則是一個民主的、多元的和開放的 社會,例如今天的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

20 世紀前期極權社會的創立者是列寧。前期極權社會的特點一 是全面而嚴格地控制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這種控制遠

遠超過資本主義以前的君權專制制度;二是它有著遠大的越出一國范 圍的世界性的目標,要發動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類,要實現共產主 義的美妙理想;三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高居于全社會之上,作 為自己行動和目標的指導,認為自己已掌握了歷史的規律,有能力控 制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能制定出完善而正確的經濟計劃,戰勝 一切困難后實現自己的最終目標,因此這個社會的領導集團也理應始 終高居于社會之上。特別是,在整個過程中,偉大的領袖和英明的黨 是不會犯任何重大錯誤的,因而不容許任何越界的批評甚至懷疑。它 只容許一種批評,即專制得還不夠,統治得還不嚴密,謙虛得有些過 份等等。

前極權社會比之后極權社會是意氣高昂充滿了信心的,它敢于公 開自己的主張,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它敢于公布 事情的真相,敢于在報刊上和不同的意見公開論戰,把論敵的文章公 開發表或出版。不僅像列寧這樣的最高領袖堅信其目的的正當性,他 的同事、干部和黨員們大多也都有這類堅定的信心和意志,而且相當 數量的群眾也都接受其意識形態的真理性,相信領袖和黨為他們描述 的目標,并把一切不擇手段、不計代價的行為理解為實現偉大目標的 必須,而所有的挫折則反映了道路是曲折的必然。另外,前期極權社 會是富于進取精神和創造活力的,而且其中不乏個性鮮明的人物。

從前期極權主義到后期極權主義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這種演 變首先從上層開始,甚至首先是從最高統治者開始的。前極權主義之 所以演變為后極權主義,除了它在世界觀和理論體系上的缺陷,突出

的問題是過分強調手段(如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從而使手段轉化成了他們自私、近視和猥瑣的目的。斯大林先生在上 世紀30 年代的大屠殺大迫害,連他自己也不相信那許多受迫害的對 象真的是什么要復辟資本主義。他的鷹犬們對像加米涅夫、季諾維也 夫、布哈林這一批黨的第一代領袖人物做工作說:為了黨的事業和共 產主義目標,黨需要你們承認自己反對黨和企圖暗殺斯大林同志,以 便更好地和資產階級敵人作斗爭。手段是為目標服務的,但斯大林的 目標卻絕不是什么共產主義,而是為了獨攬一切權力。布哈林這些人 把自己的冤死同共產主義目標聯系起來則只能看做那些昔日的共產 主義者精神崩潰的表現。從大鎮壓開始,蘇聯上層已開始進入后極權 狀態,他們不再相信自己擁有偉大而光明的目標了。

捷克這些衛星社會主義國家的遺傳基因來自蘇聯。盡管當1948 年捷共開始掌權時蘇聯上層早已不再相信什么共產主義,但初生的社 會主義國家捷克的領導人和革命者仍然要經歷從前期極權主義到后 期極權主義的生命歷程。哈維爾在《故事與極權主義》一文中寫道 (1987 年):

“195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裝滿好幾萬無辜人們的巨大集中營。 與此同時,建設工地充滿著好幾萬青年積極分子,他們具有新的信仰, 唱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歌。那時有拷打,槍決,穿越邊境戲劇性的追逐, 密謀。與此同時,頌詞正在寫給首席獨裁者。共和國的總統為他的親 朋友好簽署死亡許可證,但是你有時仍然可以在街上看到他。”

 但是經過了1968 年蘇聯和華沙條約成員國對“布拉格之春”的

鎮壓,前極權主義的面紗被撕破了,于是很快地,情況發生了根本的 轉變。這種轉變使捷克從原初的極權社會迅速進入后極權社會。

 過去的20 年,捷克斯洛伐克幾乎可以作為圖解一種發達的、后 期的極權主義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書。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經由沉悶 的惰性,受托詞支配的小心謹慎,官僚主義的不負責任,和無意識的、 照章行事的行為方式所取代,所有這些的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將社會逐 漸變成現在的模樣。

狂熱者的歌聲和受拷打者的呼叫聲不再被聽到,無法無天已經裝 出溫文爾雅的樣子,并且從拷打室搬到沒有個性的官僚們裝潢一新的 辦公室。如果共和國總理終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嘯著 開往機場的轎車防彈玻璃后,去會見卡扎菲上校。

 二

對后極權主義的否定通常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用民主、人權、市場經濟的理想和理論批判后極權主義的 專制、肆意侵犯人權和權力控制下的計劃經濟模式。于是替極權主義 辯護的先生們說:歷史是有規律的。皇權專制固然不符合關于民主、 人權的理想,但是它存在了兩千多年。這恰好證明了歷史發展的規律 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于是借口理想來否定極權主義的企圖便輕 易地遭到失敗,政府對他們的壓制和打擊也常常得到許多民眾的理解 而暢行無阻。

第二種否定前進了一步,不是用一種思想、理論來批判現實,而 是用一種事實和另一種事實做比較。通常是用西方的民主、人權等現

實成就來否定后極權主義的種種制度弊端。這種否定從兩方面受到辯 護者的消解:一是西方制度也是有缺陷的,這可以舉出大量的個案來 證明,而我們的目標則是要徹底消除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病,建立一個 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形態。我們社會的種種弊端恰是舊社會的遺留 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產物,因此我們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二是我們有自 己的民族特點,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根據自己的民族特點,我們定 會創造出超過西方的社會制度。當共產主義的實驗失敗后,民族主義 就上升為后極權主義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之一。

哈維爾的發現與上面兩種思路相反。他不是通過高尚的理想和另 一類事實從外部去否定后極權社會,而是深入到極權社會的內部結構 中,觀察它、研究它、解剖它,分析它的矛盾,指陳它的演變,最后 得出這種社會由于自身生命之不可抗拒的邏輯,必然要走向崩潰、解 體或者安樂死的結論,后者在捷克、波蘭等國發生時,被稱之為“天 鵝絨革命”。

 在1968 年華沙條約國對“布拉格之春”進行鎮壓后,如同歷史 上每次社會振蕩之后一樣,人們又回到他們日常的勞作中,因為他們 要活著,為了他們自己。“他們投身于巨大的生產定額,完成或超額 完成它們;他們像一個人那樣投票,一致地選舉某個推薦給他們的侯 選人;他們在各種政治組織中活動,參加會議和游行;他們宣稱支持 他們應該支持的每一件事情。沒有地方可以看到對于政府所做的任何 事情持異議者的跡象。”

但是哈維爾在《給胡薩克總統的公開信》中問道:“所有這些是

否進一步鞏固了您的成功,完成了您的小集團所制定的任務――它們 贏得了社會的支持和穩定了這個國家的形勢?”

從官方的統計數字和表面上看,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一個全都聯 合起來的社會給予其政府以全部支持。”但對不帶偏見的觀察者來說, 其回答則是:“他們被恐懼所驅趕。”

“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并不相信的東西; 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學生跟在老師后面重復他;因為恐懼不被允許 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并參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 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恐懼他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了必要的 入學總分,使得父母采用所有義務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 要求的事。因為恐懼拒絕的結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 選人投票,并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 于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 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懼使得他們經歷自我批評、贖罪、不光彩地填寫 一大串丟臉問題的令人羞辱的行為。”“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 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于他們事實上并不接受的觀 念,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 們認為是幾無價值的工作,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

但這種恐懼并不是針對個別人的特殊案件才發生的,而是“對于 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是一 種對外部環境的適應,一種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

“恐懼并不是當前社會結構中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

要的、基本的材料,沒有恐懼甚至連表面的統一、紀律和一致亦不復 存在,斷言我們國家可以獲得穩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前期極權主義威脅人們的主要形式是逮捕、審判、拷打、沒收財 產、流放、死刑等等。后極權主義的壓制采取的卻是更微妙更精致的 形式,“轉向生存壓力的領域”。盡管如此,“問題的核心并沒有改變”。

后極權社會使得任何個人“本質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個人都 有東西要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担憂。一個人可能失去的東西的 范圍是廣泛的,包括處于統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種各樣的特權。”最 恭順的勞動者,“可能因為在一個會上或酒吧里說出他頭腦中所想的 而遭到殘酷的懲罚。”

之所以每個人都處在生存的恐怖中,因為政府已經壟斷了一切社 會資源,沒有一個人在生活上可以免除匱乏,因而也就沒有一個人的 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生存基礎是有保障的,從而也就沒有一個人能 夠充分享有免除恐懼的自由,包括那些當權者。

這種籠罩著一切人的生存壓力,來源于對一切人產生生存壓力的 制度,這種制度則得到“這種權力結構的腹地的支持”,國家警察全 面地、粗暴地、無所不在地控制著整個社會,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 這種國家權力像蛛網一樣覆蓋著全社會,以致沒有任何人可以向其挑 戰,同時頭腦最簡單的公民又都能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感受到它 “每時每刻沉默的在場”,并把自己的行為、言語最后是思想調整到 這張蛛網容許的范圍。“十分突出的事實是,國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時 候干涉一個人的生活,沒有他反抗的任何機會;可以充分地剝奪一個

人的生活中本來的和可靠的方面,將其轉變為沒完沒了的偽飾。”

因為每個人,不管是普通老百姓還是政權機器上的齒輪和杠桿都 不得不生活在恐怖和虛假中,結果使偽善上升。“那些忠誠地相信官 方廣播所說的一切和無私地支持政府權威的人比以前更少。”在這種 制度下,自私成為生活的唯一動力。“在近代很少有像這樣一個社會 制度如此公開和厚臉皮地給這些人提供領域:什么能給他們帶來好處 便支持什么事情;在追逐權力和個人目的的時候準備做任何事情,沒 有原則,沒有脊梁骨;樂于接受任何羞辱,隨時打算為了一個巴結當 權者的機會而犧牲他們的鄰居和他們自身的忠誠”。而腐敗則存在于 所有形式的公務員中,“他們公開地愿意為任何事情接受賄賂”,比歷 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蔓延開來。

從某種意義上,人們都公開地被賄賂,用他們被剝奪的權利來賄 賂他們自己。“如果你在工作中接受這樣或那樣官方的位置――當然, 不是作為為同胞服務的一種方式,而是為領導服務――你將得到這樣 那樣的好處。如果你入團,你將被授予某種權力和接近這樣那樣的招 待會。作為一個創造的藝術家,如果你參加官方機構,你將得到這樣 那樣的創作機會。想想你在私下的情況,而一旦你和別人取得一致, 克制住不要去制造麻煩,壓抑你對真實的興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 大門就會為你敞開。”

其結果是人心的普遍冷漠,不僅對超出個人生活之上的真理、正 義失去信心,而且對這種制度的支持也持冷漠態度,僅僅成為一種例 行公事。“絕望導致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例行公事的表演。”

所謂“群眾性參與”的實質不過如此而已。“所有這些制造‘正常’ 行為的概念是一個本質上深深悲觀厭世的概念。”

一個人越是(對社會)徹底放棄任何全面轉變的希望,放棄任 何超越個人的目標和價值,或任何對一種“外在”方面發揮影響的機 會,他的能量就轉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內在”。今天的人們一心 一意想著他們的家庭和房子,他們在那兒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 和自由地體驗他們的創造性才華。他們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滿各種用具 和可愛的東西,他們試圖改善他們的住宿,他們為使自己的生活變得 愉快,修小別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車,將更多的興趣放在食物、穿著 和家庭舒適上。簡言之,他們將興趣轉向他們私人生活的物質方面。

而當權者則“歡迎和支持這種轉向私人領域的能量的溢出。”“為 了平穩地操縱社會,社會的注意力被故意轉向自身,即脫離對社會的 關懷。通過將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僅僅對消費品的興趣上,是希 望使他沒有能力意識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長的被侵 犯的程度。將他縮減成一個初級消費品社會的各種觀念的簡單容器, 是打算將他變成復雜操縱的順從的材料。”政治參與的自由和精神發 展的自由被代之以隨意地選擇某一種洗衣機和電冰箱的自由。于是在 一種深度的道德腐敗中,生活必然地陷入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

但是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是人之作為人所能跌落的谷底。因為 人不是蔬菜,人之區別于其他動物在于人有思想。西方的哲人說:“我 思故我在”;中國隋朝的思想家王通先生說,人是宇宙間認識的主體, 而非以“圓顱方趾”的外部特征與其他動物相區別。于是后極權主義

壓制的重點必然導向對文化的壓制,用中國文革期間的語言,就是“在 各種文化領域實行全面的專政”。

“在全面控制社會、壓制不同精神發展的地方,通常首先要壓制 的是它的文化”,“因為文化是一種固有的對抗‘精神’操縱的現象。” 而對于當權者來說,僅僅認同他們在特定時刻“需要”的“真理”, 他們也只認同宣傳這種“真理”的自由。

但真理只有在一種真誠的求知氣氛中才能繁榮發展,而在一個權 力控制的利害關系氣氛中,文化只能蟄居于“精神不育的,原則僵化 的世界中,其刻板不變的信條必然導致無信條的專制主義。”而這個 “

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個文化政策首先意味著文化警察 力量操作的世界。”

關于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書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肅清的期刊;關 于刪掉的出版計劃和劇場節目及切斷所有知識分子團體的聯絡;關于 對展覽廳的掠奪;關于在這個領域中實行迫害和歧視的荒誕不經的做 法;關于解散所有原先的聯盟和無數的學術機構及它們被一些傀儡所 替代,而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熱者、聲名狼藉的野心家、不可救藥的 懦夫們,在普遍的空虛感中急切地抓住機會的不夠格的暴發戶所操 縱。

文化的本質,它的靈魂是“人的因而也是社會的自我意識”。但 在警察力量操縱下,文化的本質在總體上被閹割了。只有那尚未意識 到人自身和社會處于奴役狀況的表面文化才會被當權者容忍。“有許

多這樣的例子,一個好的演員被禁止,主要是因為他太好了。”

人之所以為人,并不僅僅因為他“活著”,靈魂、精神被閹割使 人不再成為人。人類社會也是具有自身生命的有機體,也有自己的精 神和靈魂,這使它區別于動物界。對文化進行壓制、取締和閹割的后 果卻是人們無法預知的。

這樣一種雜志強迫性的取消--譬如說,一個有關劇場的理論性 評論刊物--并不僅僅是它的特定讀者的衰竭。甚至不僅僅是對戲劇 文化的嚴厲打擊,它同時并從根本上,是對于一個特殊器官的取消, 在多種營養(這種營養將生活維持在多層次有機體的水平之上)的循 環、交換和轉換的意義上,這是一種難以準確描述的干涉。這是對有 機體內部進行的動力過程的一種打擊,對它的許多功能平衡地相互作 用過程的一種干擾。正像長期缺少一種維生素(在數量上僅僅是人類 食物中可以忽視的一小部分)可能使一個人生病,從長遠的觀點來看, 失去這個刊物對社會有機體的影響遠甚于粗粗的一瞥。更何況失去的 不只是一本期刊,而是全部。

這樣的文化閹割不僅使人的心靈殘缺,也使社會殘缺。但問題還 不只在于這種文化閹割造成的整個民族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軟弱無能, 而是它一天天地制造著潛伏的危機和未來的沖突。這種危機和沖突的 最深刻根源來自生命本身與壓制生命的對立,來自從人的生命和萬物 的生命匯集而成的社會和世界的生命動力與這種壓抑一切生命活力 的僵化制度的不共戴天的關系。

正像熵的不斷增長是宇宙的基本規律一樣,建立更高的結構和與

熵進行斗爭是生活的基本規律。生活反抗所有的整齊劃一與平均標 準;它的目標不是弄成一模一樣,而是多樣化、永不滿足的超越、對 于新奇的冒險和反抗現狀。提高生活質量的基本條件是使其隱蔽的秘 密不斷明朗化。

而后極權社會權威的本質卻盡量限制個人和社會的生存范圍,通 過強制的整齊劃一來保護自己的永久性,對多樣化和獨特性一概否 定,對超越現存秩序絕對不寬容,對一切未知的不能控制的事物十分 厭惡,對千人一面、一致性和墨守成規癖好成性,對保持現狀則執著 而又堅決。“在那里,呆板的精神勝過生命。”總之,追隨熵不斷增大 的趨勢,“走向反對生活的方向。”

在個人生活中,如我們知道的那種,總有這樣時刻,復雜的結構 突然開始下傾,其道路轉向熵的方向。這時他也屈服于宇宙的普遍規 律:死亡的瞬間。在每一個選擇通往熵的道路的政治權威(總是喜歡 將個人視做可以輸入任何程序)的底部,存在著這種隱蔽的死亡原則。 甚至在“秩序”這個概念中便存在著一種死亡的氣味,這樣一種權威 將每一種真正的生活現象,每一個意外的行動、個人的表達、思想、 每個不同尋常的概念和希望,都視做打上了混亂、嘈雜和無政府狀態 標志的紅燈。

后極權社會最大的目標是秩序和穩定,但它要的是沒有生命的秩 序,沒有個性張揚和激情創造的穩定。不管是個人的生命或社會的生 命,都是高度有序化的過程。人為的秩序只有符合自然秩序時才能使 社會保持在和諧和發展的狀態。極權主義者盡管自我標榜為“唯物主

義者”,實際上卻是無信仰的唯意志論即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他們以 為只要憑借權力,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設計并建立符合他們利益的人為 秩序。但這樣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條件下維持表面的秩序,而在表面的 秩序下卻孕育著最大的無序和危機。直到1989 年12 月“天鵝絨革命” 之前的捷克,都是“安定”的,但哈維爾向胡薩克總統問道:“你不 想說安定得像一個陳尸所或一座墳墓?”

 三

生命的過程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特別是對具有精神活動的人 來說,其精神生命依附于精神領域的新陳代謝。對身體和精神都在迅 速成長的少年來說,一年前的事情他們覺得已相隔了很長時間,而對 許多老年人來說,十年前的事情好像昨天才發生。只因為老年人和少 年人身體和精神方面新陳代謝的速度大相徑庭。人的成長總是伴隨著 對一些事情的記憶,而“事情”就是生命的里程碑。

一個有活力的社會中也總是有一些事情發生,標志著社會的變化 發展。這些事情和故事就構成歷史的鏈條。“一個有生氣的社會是一 個有歷史的社會”,充滿了有趣的引人入勝的甚至是驚險的故事。但 在后極權社會,“真實歷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條不紊的偽歷史所取代, 它的作者不是社會生活,而是一個官方的設計者。取代事件的結果是, 我們被弄得沒有事件;我們生活在從周年紀念到周年紀念,從慶祝到 慶祝,從游行到游行,從全體一致同意到全體一致選舉及再來一遍; 從一個無聊的節日到另一個無聊的節日之中。”

在使世界僵止不動的努力中,它也令自己僵止不動,瓦解了自 己對任何新生事物妥善處理或阻擋自然的生活之流的能力。因此,這 種“熵”的制度注定地變成它自身致命原則的犧牲品而且是最脆弱的 犧牲品,由于在它自身結構之內缺乏任何動力,將轉向自己的反面。 與此相反,生活以她壓抑不了的渴望反對熵,她越來越有能力成功地 富有創造性地抵制被強暴,強暴的權威將更快地受制于其自身。

“由于試圖使生活癱瘓,當權者也會自己癱瘓”,并使他們喪失 了繼續令生活癱瘓的能力。而生活,“不管怎樣被粗暴地蹂躪,她最 終要比蹂躪她的力量活得更長久。”極權主義“為了它自己生存它要 依賴生活,而生活不以任何方式依賴它。”

在沒有故事的地方必定會發生事故,而且往往是突如其來的重大 的事故。這類事故一次次地沖擊著后極權主義者單向思維的僵硬模 式,事故使他們雖然會發生某些變化,但他們改變的速度受制于自身 根深柢固的偏見,始終趕不上生活本身前進的速度。

1939 年8 月23 日,斯大林的蘇聯和希特勒的德國簽訂了“蘇德 互不侵犯條約”。在斯大林看來,既然是“他”決定簽訂這個條約, 這個條約就無比正確而且一定會得到確實遵守。于是1941 年6 月22 日德國向蘇聯的突然進攻就成為一個天大的事故。在進攻之前幾個 月,就有德國將要進攻蘇聯的情報不斷傳來,但斯大林先生如何會相 信呢?“他”早就掌握了歷史規律和社會發展的方向。如果德國可能 進攻,他就不會簽訂這個條約;既然他簽定了這個條約,德國就一定 不會進攻。歷史學家、塔斯社的宣傳一再告訴人們,“歷史是按照斯

大林同志的預言發展的”,連斯大林同志最后對這種宣傳也堅信不疑。 總之,在德國發動進攻后,斯大林先生竟然一個星期沒有露面,他在 突發的事故面前既失去了現實感,更失去了應變能力。

第二個大事故是1986 年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核泄 漏。這怎么可能呢?當時蘇聯的官僚們既難以相信會發生了核電站泄 漏的事故,更不能想像要向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公布事故真相。結果 由于隱瞞事故加劇了核泄漏造成的災難。最后在國際輿論的強烈抗議 和譴責下才不得已公布了事故真相,并以此為契機將“公開性”作為 蘇共一條重大的改革措施確定下來。

當時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先生銳意改革,但由于體制已過分 僵化,改革的速度怎么也趕不上生活變化的節奏。1988 年蘇聯實行 多黨制后,出人意料地在1991 年8 月19 日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奇特 的一次軍事政變。執政的蘇共黨內的保守派發動政變,推翻由本黨執 政的政府。他們的腦筋怎么也轉不過彎來,共產黨怎么會從領導黨變 成了一個“執政黨”,他們固執地想要重演27 年前勃烈日涅夫等人發 動宮廷政變把赫魯曉夫趕下臺的故事,再也不會想到這是一件違犯憲 法和法律的犯罪行為,最后導致了蘇聯共產黨的解體。

在沒有故事的地方一定有事故發生。生命本身是富于創造性和進 取精神的。希特勒雖是大獨裁者,但他屬于早期極權主義,正處在他 惡魔生命歷程如日中天的上升階段,因此他能打斯大林一個措手不 及。當然與后極權主義從本質上長久對立的則是千百萬普通人民那廣 闊的日常生活。

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毀滅,那么,歷史也不可能全部進入一 種止步不前。秘密的小溪涓涓流淌于慣性和偽事件沉重的覆蓋之下, 漸漸地并難以覺察地從底部呈現出來。這或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 是有一天它必然發生:這種覆蓋將不再有約束并將要揭開。

它是這種時刻,是可以看得見的某些事情開始發生,他們是真正 新的和獨一無二的,從未列入官方“發生”的日歷上,并使得我們不 再對什么時候發生了什么事無動于衷,它們是真正歷史的,在歷史要 求再次被聽到的意義上。

官方之所以不能相信更不能應對生活中必定要發生的沖開束縛 的事件,是因為這類事件前所未有和獨一無二的性質(歷史雖然有驚 人的相似之處,但是所有的歷史事件都具有獨一無二的特點),從未 列入官方的“日歷”上,也從未出現在官方用來抑制生活的“文件” 上。斯大林曾經嘲笑過一位艦長突然看到海平面上出現了敵艦時,驚 惶失措,趕緊翻閱馬克思的《資本論》以求應敵之策。而當希特勒來 犯時,斯大林的表現更在這位艦長之下,他的腦子只剩下一片空白。 他們從來不相信,事情會出現在他們的計劃之外,他們也從不打算從 不考慮一旦事情出現在他們的計劃、方針、政策、文件之外,他們將 怎么辦;他們除了把它看做自己隊伍的錯誤和敵對勢力的搗亂而照例 懲罚鎮壓外,其余的則一點也不知道該當如何應對。

在那些沒有這種(公開的權力)競爭和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必 然存在壓抑。――像在每一個“熵”制度中發生的那樣--當權者, 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試圖令生活和自己一致。不是公開地和

持續地處理真正的沖突、要求和爭端,而是簡單地用一個面紗將它們 掩蓋起來。但是,在這層掩蓋之下的某些地方,這些沖突和要求在繼 續生長和增多,反而造成這種掩蓋不再發生作用時刻的到來。它意味 著這樣的時刻,死亡的慣性壓迫遭到崩潰和歷史重又迅速地進入這個 地區。

在這種情況之后發生什么?當權者仍有足夠的力量阻止這些致 命沖突以公開討論或公開的權力競爭的形式出現。但他們不再有力量 全部抵制這種壓力。因此生活有可能破土而出--在權力的秘密通道 中,可能有著具有生活氣息的秘密討論和最終是秘密競爭。當然,當 權者對此是沒有準備的:任何與生活實質性的對話都超出他們的能力 之外。因此他們恐慌。生活以個人的爭吵、陰謀、陷阱及對抗的方式 散布混亂于他們的會議室中,甚至連自己的親信代理也不可信了。

哈維爾指出:“這樣一種颶風穿過僵化的權力大廈的時刻,遠遠 不是我們這些處于權力堡壘之外的人感到有趣的一個來源。”但是幾 乎所有的人事先都不自覺地會卷入這個歷史事件。“多年來為了表面 上的完善、無懈可擊、不出一個故障而運轉的機器,在一夜之間土崩 瓦解”。其原因在于當權者動用解決矛盾所需十倍的力量去掩蓋和壓 制矛盾,從而“制造”出一個在某一刻必定要爆炸的定時炸彈。長期 起作用的是社會本身不可抗拒的需要和利益。“除了生活長期而平靜 的壓力、持續的抵抗之外,最終也是整個社會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和利 益,它們的沖突和張力,時時地瓦解著這個權力基礎。”

人們為了外在的安寧和平靜,他們的人類尊嚴付出了長期羞辱的

代價。“而一個人如能長時間地忍受,也必將長時間地記住。”“所有 這些將在我們社會意識深層的某個地方安家和積累,它們正在平靜地 發酵。”

而后極權社會的當政者已失去早期極權主義者的“創見性”和自 信心。“今天的制度僅僅建立在少數統治者自我保存的本性和被統治 的大多數人的恐懼之上。”他們不但較之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 前期極權社會缺乏合法性,其合法性甚至還趕不上以“奉天子民”自 詡的古代皇權專制主義。特別是“一個吹噓自己是有史以來最科學的 政府,不可能抓住自身運作的基本規則,向自己的過去學習,這是令 人驚愕的。”恩格斯在說到他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時, 只有一句話:“它是可以討論的。”而蘇聯集團的“科學社會主義”, 除了最高領袖邏輯混亂的胡編亂造,最大的特點就是斷然不允許討 論。最具反科學性質的理論偏偏貼上了“科學”的標簽。而在這種情 況下,“預見任何一個關于未來的‘真實的時刻’的可行性方案都是 不容易的。”改變的前提只能是承認“科學”的本質“是可以討論的”。 “顛撲不破的真理”,前提必定是可以任意顛撲。

詩人曾經發出過“我們不是石頭,不是木頭”的呼喊。然而恰恰 是后極權社會的權力階層把群眾看做石頭和木頭。哈維爾說:“人類 靈魂遠遠不是一個任何東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但官方卻一直認 為可以把他們隨心所欲炮制的任何思想通過高強度的反復宣傳“灌 輸”到人民的頭腦里去,而一旦某一處的人民發出了自己聲音,則一 定是“少數別有用心的分子”在迷惑利用群眾。他們從來不想一想,

政府動用其壟斷了的一切宣傳工具向人民灌輸不進去官方的真理,而 極少數不能指明其阿誰的“別有用心分子”卻能輕易地右左群眾的思 想,除非人們相信他們掌握著某種魔咒,否則就應該尋找隱身在這些 宣傳聒噪下的真正原因。

 四

壓制、恐怖、偽善和謊言,是后極權主義的支柱。其結果不僅使 社會喪失活力,也使當權者喪失對外界的感知能力和應對能力。而在 一個沒有故事的社會里,事故,而且是重大的事故就是必不可免的, 最后導致不知回頭的后極權社會無可逃遁的命運:崩潰、解體或者安 樂死。

此外,腐敗也是促使它死亡的重要原因。腐敗是后極權社會權力 的生存方式。因為這個政權除了統治集團自私的狹隘的利益,他們再 也沒有什么遠大目標和崇高理想了。但腐敗必將迅速激化它與人民的 矛盾,即使把壓制、恐怖和謊言再增加多少倍也無濟于事。腐敗從來 不被當權者視為政治問題,相反卻把徹底反腐敗的行為看做政治問 題。

上面兩節中我們引用的話出自哈維爾《給胡薩克總統的公開信》。 他的另一篇有影響的文章是寫于1978 年的《無權者的權力》。如果每 一個無權的個人全都甘心于無權的地位和奴隸的命運,把自己改造成 奴隸機器人,后極權主義就會“萬壽無疆”以至無窮,天下也會永遠 太平。但生命和社會本身都不可能凝固不動,發展變化是生命的本質,

而這就是他們不可戰勝的邏輯。歸根結底,后極權社會最后就敗在了 這些無權者的手下。

哈維爾對后極權社會之所以區別于傳統的專制社會做了充分的 精辟的分析,結論是適合于反對傳統專制主義的斗爭武器和斗爭形式 在這里都失效了。

后極權制度在每一個方面觸及人們,但是,帶著意識形態棉中藏 針的手套。這就是為什么在這種制度中如此徹底地滲透著偽善和謊 言:由官僚掌握的政府被稱作人民政府;在勞動階級的名義下奴役勞 動階級;對個人徹底的貶抑被描述成他的完全的自由;剝奪人民的產 權和自由被說成使之成為有效的;權力的操縱運用被稱作權力的公共 行使,任意濫用權力被稱之為遵守合法法規;對文化的壓制被稱作它 的發展;霸權權力的擴展被表述為支持被壓迫者;缺少自由表達變成 自由的最高形式;滑稽的選舉變成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獨立思想變 成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這個制度被它自 己的謊言所控制,它必然篡改每一件事情。它篡改過去。它篡改現在 篡改未來。它篡改統計數字。它裝成并沒擁有一個全能和無法無天的 警察機構。它裝成尊重人權。它裝成沒有迫害任何人。它裝成無所畏 懼。它裝成沒有裝過任何事情。

意識形態是這個制度維護其外在穩定性的最重要支柱,但這根支 柱卻是建立在一種非常不穩定的結構之上:建立在謊言之上,只有人 們愿意和謊言生活在一起時才能有效運作。

但這種無所不在、觸及一切人的制度并不是歷史誤會的產物,“也

不是某些惡魔似的更高的意志出于無從知曉的原因以這種方式懲罚 一部分人類。”這種制度歸根結底是人性中消極因素被充分激發和集 合的結果。一方面是制度異化了人性,使人性中消極、自私、偽詐、 丑惡的東西有機會得到充分的表現;另一方面,人性中上述那些負面 的東西也在支持這種制度。后極權制度不僅收買每一個人,而且嗾使 每一個人成為他人權利的侵犯者,通過侵犯他人權利的犯罪活動使他 獲得了入伙這個極權社會的“投名狀”。人性的普遍墮落成為這種制 度的另一個重要支柱。

但人不能長期處在被他人用謊言催眠或依靠謊言茍活的不正常 狀態。生活的基本目標固然要以當下的生存為出發點,但每個人的意 識中又都存在著對人性的公正尊嚴、道德完善的向往和對自由表達的 渴望。一個人很難長期屈服于世俗的淺薄無聊和功利主義,混跡于沒 有人性的群體之中,漂流在偽生活的骯臟河道中。

如果這個制度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謊言之中,那么對它的威脅就 是生活在真實之中,這是不足為怪的。這就是為什么生活在真實之中 必須比其他任何事情受到更嚴厲壓制的原因。

后極權制度就像那個赤裸著身子的皇帝,只有像兒童那樣的真實 才能戳破這一切自欺欺人的把戲。于是在這種制度中,真實就成為一 種權力因素,一種政治力量,比之其他的反抗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生活在真實中具有獨一無二的不可估量的爆炸性的政治力量,它 來源于這樣的事實,公開地生活在真實中有一個雖然看不見但卻無所 不在的同盟,即隱藏的領域(即民間的私下的場合)。在這個領域中,

真實的生活得到發展,言論得以公開并得到理解。在這里存在著互相 溝通的潛能。這個領域是隱藏的,對于權勢來說也是十分危險的。其 中孕育的風暴一直在暗處發展,一旦最終沖破黑暗,對社會制度產生 沖擊時,再來按常規加以規處,已為時太晚。造成這樣的局面,就使 當局十分恐懼,陷入挫敗,乃至做出不明智的反應。

哈維爾由此得出結論,生活在真實中就是后極權社會中最廣泛的 反對派的溫床。它與政權之間的沖突,不是在現實的權力層面上展開, 而是在人類意識和良知的層面。“它存在于生活的隱藏目標中(即政 府權力無法控制的地方),根植于受壓抑的人們對尊嚴和基本人權的 追求和向往中,以及實現真正的社會和政治利益中。”它不是一種可 以估量的確定勢力,而是社會的一種隱藏力量,這種力量也存在于官 方的權力結構之中。“這股力量不依賴自己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 隊,也就是每一個生活在謊言中的人。這些人可能在任何時候受真實 力量的推動。”

個人一旦被消費價值體系所誘惑,就會喪失對社會對他人的責任 感而成為一個非道德的人。“后極權制度依靠這個非道德化,深化這 個過程,并在事實上將非道德化輻射到整個社會中去。”而生活在真 實中就是對這種非道德化的反抗,企圖重新獲得自己的責任感,這種 道德化的行為不是利己的,而且要求個人為之付出代價。

 胡薩克集團1969 年上臺后,發生的最重要事件就是“七七憲章” 的出現。事情的起因是官方對“宇宙塑料人”搖滾樂隊的逮捕審判。 這不是兩種不同的政治觀點之間的沖突,而是后極權主義制度對生活

本身的侵犯。政府打擊的對象不但不是歷次政治斗爭的老手,而且沒 有任何政治斗爭經歷,甚至連明確的政治立場也沒有。他們不過是一 批想要生活在真實中的年輕人,想要演奏自己喜歡的音樂,唱與自己 生活有關的歌,擁有尊嚴和友誼,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已。他們的案子 對社會產生了特殊的沖擊,以致在審判時,一種新的情緒悄悄浮出了 水面,使得厭倦到極點的人們再也無法繼續忍受消極無為觀望等待的 生活。原來傾向各異的團體,突然有力地意識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攻擊捷克地下音樂就是攻擊“生活在真實中”這個基本理念,攻擊生 活的真實目標。各行各業的人都很快認識到有必要對這些年輕人加以 堅決保護。一封營救“宇宙塑料人”的公開信發展成由70 多人簽名 的請愿書。1986 年哈維爾曾經說起:“如果執政者對文化界人士的打 擊發生在兩年前,(這件事)也許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時間在無聲 無息地完成著一切,時間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變數。把堅硬的土地掘松 的土撥鼠正是后極權制度本身,是它對人們真實的生活連續不斷的干 預、壓制和迫害。正是通過“塑料人”案件,反對派的各主要組織和 團體非正式地走到一起來了,成了“七七憲章”的核心。

“七七憲章”幾十年來第一次打破了“排異性”這個原則,使憲 章的成員們成了平等的合作者。它不僅是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的聯 盟,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不具有“革命性”意義,而是一個以向全民 開放為前提的組織,其中任何人都不會置身于次人一等的地位,任何 派別無論多么強大,都不能在“憲章”上打上自己的印記,從而充分 體現了憲章組織多元化的本質。

誰也不會預見到,一個籍籍無名的搖滾樂隊受審案會產生如此深 遠的結果。

在極權制度之內,那些日后逐漸演變為富有政治含義的運動背 景,通常并不是由公開的政治事件和不同的政治觀點和力量的公開沖 突所造成的。這些運動大部分來自非政治的更加廣泛的領域,是生活 在謊言中與生活在真實中之間發生了沖突,也就是說,在后極權制度 的要求與生活的真實目的之間發生了沖突。..這種沖突之所以帶上 政治色彩,并不是因為這些表達的要求其本身是具有政治性的,而是 因為后極權制度得以生存的復雜操縱使得每一個人類的自由言行,每 一個生活在真實中的企圖,必然呈現為對于制度的威脅,因此就成了 百分之百的政治行為。

這就是非政治的政治,是在后極權制度下能夠推動政治進步的有 效的政治。它從非政治事件開始,通過廣泛的社會動員和體制內外的 互動合作,推動社會政治前進一步或者拓寬民間維權和民間參與的空 間。

許多痛苦的經歷告訴我們,不論是革新還是改革,本身都不能保 障什么。我們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無論根據何種信條,它看起來是被 “革新了”還是“改革了”,對我們來說差別不大。我們所關心的, 在于是否在這種社會里能夠尊嚴地生活,是制度服務于人們,還是人 們為它服務。我們正在為這個目標奮斗,運用的是現有的有效的手段。

以“七七憲章”而言,其最初宣言里強調,它不是一個反對派, 因為它無意提出另一種政治綱領。

但捷克政府一開始就把“七七憲章”視為公然的反對派團體,只 因為“七七憲章”主張擺脫全面控制,否認制度對個人具有絕對的權 威,它被看做對后極權權力的嚴重挑戰。

這樣的“持異議者”并沒有否定和背叛什么,他們只不過肯定自 身的人性,不愿生活在謊言中而已。

事實上,一個“持異議者”不過是一個物理學家、一個社會學家、 一個工人、一個詩人;他們只是一些覺得做該做的事情的人,因而不 得不處在與當局公開沖突的境遇。這個沖突,不是他們刻意引起的, 而是他們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內在邏輯所致(沖突來自他們多少不 能控制的外部環境)。換句話說,他們并沒有刻意做一個職業性的不 滿分子,正如其他人立志做一個裁縫或鐵匠那樣。

這樣的“持異議者”以他人的利益,以沉默無聲的人的利益為指 歸。他們不過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們,關心普普通通的事情,大聲說 出別人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罷了。他們所持的“異議”建立在平等原 則、人權和自由不可分割的概念之上。說到底,他們不是和波蘭工人 自治委員會共同攜手,捍衛默默無聞的工人嗎?不是因為保護那些無 名搖滾樂手們才走到一起來的嗎?

“早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屬于奧匈帝國的時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 不可能在帝國范圍之外尋求歷史、政治、心理方面的自我認同。那時 候T•G• 馬薩里克就已基于‘從小事做起’的立場, 制定了一個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綱領。”即在不超出現存的社會秩序 之內,在廣泛的不同的領域中誠實盡職地工作,來促進民族的創造力

和自信心。一個有尊嚴的民族,其命運唯一可能的起點,在于人性本 身。而在對“宇宙塑料人”的態度上,只有同情和支持他們才是符合 人性的;相反逮捕和審判他們則是不符合人性的。

一個人成為“持異議者”并不是因為他為自己選擇了這個不尋常 的角色,而只是他的正直品格、責任感及外在的復雜因素把他趕出了 現有結構,排斥到對立面的位置上。從奉公守法、做好本職工作的良 好動機開始,到被打成社會的敵人告終。久而久之,每個街角都能找 到“持異議者”。

 非議“持異議者”“從小事做起”是荒謬的。“從小事做起”常常 是真實的生活唯一可能的選擇,而他最后的命運必定是成為一名“持 異議者”。“他們可能是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其他所有 從事獨立學術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過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他們就通 過地下方式來散布他們的著作,或者組織秘密的討論會、演講和研討 班;他們可能也就是老師,私下里把官方學校不允許的知識傳授給年 輕人;他們可能是牧師,不論是否担任神職,或被剝奪了傳教的權利, 也努力堅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們可能是畫家、音樂家或歌唱家,可 以是分享和幫助傳播獨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來代表 和捍衛工人利益的人,促使工會名副其實或組織獨立的工會;他們可 能是大膽向官方呼吁要他們關注不公正的現象,將它們置于法律準繩 之內的人;他們也可能是各種青年團體,努力擺脫控制并按照自己的 價值觀自由地生活。這樣的名單還可以列下去。”

由于后極權主義不斷向人性發動全面的進攻,而被分裂為孤獨的

個人的人們又只能孤軍奮戰,因此一切“持異議者”都以自衛的形式 出現,“以捍衛人類生活的真正目標來反抗極權主義制度的目標”。后 極權主義制度早已不是一個理論、路線和綱領的問題(后極權主義者 可以炮制出任何“新”的理論和綱領,而仍保持極權主義的實質不變), 而是一個生活本身的問題。因此,生活在真實中,從小事做起,非政 治的政治,這個低調的、即時的甚至負面的“綱領”,這個僅僅保衛 人們正常生活的“綱領”,就是現實中最理想最積極的綱領。它首先 使自己回到生活的起點,從而迫使政治也回到生活的起點―――關心 每一個作為個體的人,即組成“人民”這一宏偉概念的每一個有名有 姓的個人。

“持異議者”頗懷疑不擇手段來改變制度和更換政府,也懷疑為 了這些“根本的”變革來犧牲“不重要的”東西即人的生命。那樣的 話,尊重理念就超過了尊重生命,是人類又一次面臨奴役的危險所在。

他們把注意力轉向具體的人們,保衛他們當下的利益,并深信“用 暴力制造的未來只會比現行制度更加糟糕”,即“暴力換得的未來只 會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

 五

后極權社會對人民的壓迫、審判、關押和殺害都是通過法律進行 的,并借此對全體人民威懾恐嚇,使整個社會或明顯或暗昧地維持在 恐怖的氣氛之中。前期極權主義者公然宣稱“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 志”,但他們心中的“統治階級”卻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的知識分子;

后極權社會中愚妄的當權者卻把“統治階級的意志”偷換成“統治者” 即他們自己的意志。但他們的這種意圖卻只能作為一種陰暗的思想深 藏在他們空洞的頭腦中,從而與正常思維理解的某些法律條文屹然相 對。于是在一定條件下,非法的成為合法的,而合法的成為非法的。

“壓迫性工具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越重要,同樣按規章制度辦事 就越重要。”如果沒有法官、檢察官,沒有辯護律師和法庭速記員, 特別是沒有某些法律條文和對法律的極權主義解釋,“那末怎么會輕 而易舉地把復制了幾本禁書的人關進監獄?”“假如沒有法典,這一 切不僅無法想像,在技術上也完全不可能。”后極權制度也根本無法 存在。

重要的不僅在于法律條文規定了政府能夠做什么和人民不能做 什么,尤其在于人們對這些法律條文的理解。和早期極權主義比較, 后極權主義更要依靠歪曲法律來維持權力。

我經常看到,警察、檢察官和法官與經驗豐富的憲章分子及勇敢 的律師打交道時,如果他們受到人們的注意(這時候個人都是具名的, 他們沒法再受到機器的匿名保護),他們會突然變得十分焦慮和謹慎 起來,小心不讓儀式出現漏洞。這當然并不改變在儀式后面的專橫事 實,然而官員們的緊張焦慮必然造成對于專橫的制約和削弱。

他們之所以焦慮,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迫害制度中無 名的螺絲釘面對具體的被迫害者時,他們心靈中未能被全部消滅的人 性為他們故意歪曲法律的惡行感到心虛膽怯、尷尬和羞愧。法律絕不 僅僅是他們胡作非為的工具,它本身還有另外的性質。

“因此那些認為法律只是裝潢門面、缺乏可信性、毫無用處的想 法,正好強化了法律裝潢門面和制造儀式的作用。”這就等于肯定法 律只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從而聽任那些主要靠武斷和曲解濫用法律 的人從容地享到最廉價同時也是最虛偽無恥的借口。當法律被看做一 紙空文時,它確實就是一紙空文。當人們轉而追問法律條文的原旨和 普遍理解的真實性時,它就可能成為公民維權的武器。

在《來自遠方的拷問》(又名《哈維爾自傳》)一書中,哈維爾說 道:“章程的起草人恐怕連做夢也沒想到有人真的按照這一條去做。 這也許正是他們還保留這一條的原因。也許在其他法律和章程包括 《憲法》中保留許多類似的民主條款的原因,就是要裝點門面,并且 相信不會有人敢于真正那么地做。”這種說法對于后極權社會的愚妄 分子無疑是適合的。但后極權社會的權力機構中,并不都由那些愚妄 分子組成,還有完全不同的人在,例如在哈維爾的著作中稱之為“反 教條主義者”,“開明的共產黨員”的那些人。“1960 年代,開明的共 產黨員開始‘發現’尚未認可的文化價值和現象,這是具有積極意義 的一步。”因為它為改革開辟了新的空間。只有走出第一步,才可能 走出第二步;而只要走出第一步,就有希望走出第二步。

哈維爾寫道:“(官方)順應潮流的更高階段,是官方結構內部分 化的過程。”他說到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情況:

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極權制度并未像今天這樣僵化、停滯不前 和死氣沉沉,迫使人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建立組織。由于歷史 和社會的原因,1968 年的政權要開放得多。它當時已被斯大林專制

主義弄得疲憊不堪,不得不在絕望中摸索無痛的改革道路,但其內部 腐爛已經無法挽回,不能作出理智的回應,來面對社會情緒的變化, 面對年輕一代的世界觀,面對在非政治領域中捍衛生活的真誠表達 -這些表達在官方與非官方之間的廣闊范圍之內,如雨后春筍般遍地 出現。

有重要意義的不是1968 年捷克改革的局限性和改良性質,而是 已經出現了民間和官方的某些合作互動局面。我們必須正視并弄清這 些事情的意義,并思考“如果不是蘇聯的坦克把‘布拉克之春’又擠 回到極權政治的嚴冬,歷史有沒有另一種可能性?”

不管是當時的捷克還是蘇聯,規章、法律和憲法中有利于人民的 有關民主和人權的條文,并非完全是裝潢門面而沒有實行的誠意。馬 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20 世紀共產黨人的原教旨,特別是早期的蘇 聯、東歐共產黨人在掌握政權之前就已諳熟馬克思的學說。在馬克思、 恩格斯那里,民主、人權、個人自由的觀念全都是題中應有之義;他 們的著作中所以不再詳述這些理論,是因為這都是18 世紀的歐洲和 北美早已解決了的問題;對于每一個懂得馬克思主義ABC 的真實的 共產黨人,民主、人權這些屬于人類的先進觀念也都是無庸置疑的。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應該建立的“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 的占有”也和后來蘇聯東歐由國家政權壟斷的所有制大相徑庭。尤其 是他們闡明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更和 極權主義者僅僅把自由當做手段或“資產階級的欺騙”的說法水火不 容。對于這些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人(而不是像

如今的許多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的共產黨人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 為何物),他們把民主、自由和許多有利于人民的條文寫入規章、法 律和憲法就不是裝點門面而是要認真執行的,這些條文既符合現實的 狀況和需要,也是他們的理想和價值觀的產物。如果不是這樣,就不 會出現蘇聯和東歐一輪又一輪的改革。不僅在政權內部存在著開明和 頑固、改革和保守,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 或明或暗的派別,就是在每一單個人的思想中,也可以同時兼容善與 惡、真理與謬誤、民主與極權這些對立的成分,因而在一定條件下都 是可以轉化的而非鐵板一塊,頑石一堆。如果蘇聯在赫魯曉夫之后不 是勃烈日涅夫執政,采取停滯倒退的路線,而是(例如)安德羅波夫 或者其他更真實的人物執政,進一步深化改革,蘇聯未必就會在1991 年解體。但勃烈日涅夫執政的18 年,使“彩虹橋”的幾乎每一個構 件都接近了破壞的極限,沒有回天之力的戈爾巴喬夫又如何能挽狂瀾 于既倒呢?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這句歷史主義的淺薄之見被鸚鵡學舌般 地不斷重復著,其實毫無道理。任何科學研究都離不開假設,歷史科 學更是如此,因為在歷史過程中的變數比自然過程更多。在民主、人 權已成為世界大潮的時代,蘇聯集團卻自我封閉于厚厚的鐵幕之中, 竟然維持了73 年,歷史的耐心和人民的等待均已達到極限。深入到 這個極權社會內部,人們不由感喟:留給改革的時間何其短暫,改革 的步履又何其蹣跚踟躕!蘇東的解體僅僅對極權主義的既得利益者是 一場悲劇。對歷史而言,它的長期存在和謝幕方式,都是不可思議的

荒誕劇。

對執政的共產黨人來說,最根深柢固的偏見莫過于認為自己掌握 了科學的世界觀因而應高居于社會之上這種蟄伏在內心深處,表現在 一切言行上的自大狂了。當他們振振有詞地自吹“我們掌握了馬克思 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時,他們沒有想到,即使馬克思主義全部是真理, 它卻不是什么在密室中傳授的秘籍咒語,只能像皇帝的玉璽一樣傳給 特定的接班人;它們寫在書本上,在一切國家公開發行,別人為什么 就不能比你們更準確更全面地掌握它呢?更何況馬克思主義和任何 學說一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20 世紀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自命為唯物主義者,但他們一貫奉 行的卻是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的那種唯物主義。 他寫道:

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 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 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 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會之上(例 如在羅伯特•歐文那里就是如此)。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 的實踐。

行使“改變了的教育”的教育者本身也是改變前的教育的產物, 他們如何能對人們實行“改變了的教育”呢?結論只能是:他們生下 來就是超越于教育之上的天才和超人,理應高居于社會之上,永遠担

任教育者的角色。可惜馬克思所批判的“這種”唯物主義并沒有被從 列寧到戈爾巴喬夫這些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理解,他們不自覺地陷 入其中,養成了一種致命的自負,認為真理永遠掌握在共產黨人的手 中,認為“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不管他們的領袖是如何地 胡思亂想和作秀,也不管他們犯了多少令人瞠目的錯誤。

真正的改革應源于思想上和理論上的反思,批判和糾正思想理論 上特別是世界觀方面的根本性錯誤(例如“這種”高居于社會之上的 “唯物主義”)。可惜蘇聯東歐的歷屆領導人都沒能做到這一點。戈爾 巴喬夫的《新思維》橫空出世,只是未能立足于反思歷史錯誤特別是 基本理論錯誤的堅實地基上,因而只能像劃過北方天空的流星一樣很 快消失了。

哈維爾是一個有信仰的人,這使他時時都很謙卑,曾自稱自己只 是一個“捷克的鄉下佬”。信仰是人的精神和靈魂對無限、未來和絕 對的把握方式。基督教是一種信仰,真正的唯物主義(而不是唯物質 利益主義)也是一種信仰。有信仰的人仰望星空,遙想無限的過去和 未來,感受到在至高的存在(上帝、真主、道、由物質構成的宇宙等 等)面前,自己和人類居住的地球不過是一粒塵埃。我們不管有多少 知識,在無限面前連滄海一粟也談不上。我們憑自己十分有限的知識, 有時候不過言談偶中,或在知識海洋的沙岸上撿到幾枚貝珠罷了,但 作為一個人,我們所犯的錯誤,所不知道的事情,較我們掌握的知識 和真理要多得不可比擬。無所不知的領袖和天才是神話,“從勝利走 向更大的勝利”是自欺欺人。如果世界上真有什么最可笑幼稚的人,

“這種”唯物主義世界觀造就的一批認為有權就有真理的活寶,就是 這樣一批可笑而又屢犯低級錯誤的人。

哈維爾雖然在“社會主義的捷克”被官方認為是一個“不同政見 者”,但他實際上卻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蘇東社會主義解體之前特 別是哈維爾當選為總統后,他被那些自由主義者指責為“左派”和“社 會主義者”。但他的社會主義理念更接近19 世紀的原旨社會主義而和 胡薩克之流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他說:

在我看來,社會主義更是一個人道的、道德的和感情的范疇。在 歷史上的許多時期,每個站在被壓迫和受屈辱的人們一邊(也就是說, 不是站在統治者一邊)的人都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每個反對不應得 的優先條件和承襲特權,反對榨取無權者的勞動,反對社會不公的人, 以及那些貶低一個人的地位并使他為他人服役的缺乏道德的人也都 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我也同樣曾是這樣一個“有感情的”和“有道 義感的”社會主義者,而且我今天依然如故,唯一的區別就是我已經 不再使用這個詞來描述我的觀點。

哈維爾不但是一個劇作家,而且成就為一個世界級的思想家和令 人尊敬的政治家。他對人類的貢獻是獨特的而且十分豐富,值得我們 下功夫去挖掘和汲取。

我們高興地看到,2003 年的中國發生了一些幾十年來罕見的變 化,雖然都很具體,但縱觀卻具有深遠的意義。收容制度的取消,強 制拆遷的叫停,社會保障方面的逐步推進,甚至政府為欠薪民工討工 資,民營企業家孫大午的出獄,“不銹鋼老鼠”劉荻的獲釋,這些都

夠不上什么“宏大敘事”的政治改革,但其結果卻通過一件又一件的 “小事”推動了我們社會的政治文明和民主制度的進步。這也可以稱 之為“非政治的政治”,它是社會的廣泛參預和官方積極行動的結果, 是體制內外合作互動的成就。而我們未來的希望很可能就在這里!

 2003 年12 月8 日-15 日

2013-08-22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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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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