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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壞脾氣 “五四”傳統與軍閥余蔭
歷史的壞脾氣 “五四”傳統與軍閥余蔭
張鳴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五四”傳統與軍閥余蔭(1)    
  然而,每當提起“五四”,我總要想到軍閥,因為“五四”恰好發生在軍閥統治時期,大總統是徐世昌,實際掌權的則是皖系軍閥段祺瑞。那些看起來烏煙瘴氣的軍閥表演,和后世同樣的烏煙瘴氣讓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地是一種精神象征。我們的民族,按美籍華人學者林毓生的說法,多少有點思想文化決定論的傾向,興亡更替,人們總是把板子打在學風和士風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說是學風空疏,士大夫袖手談心性所致;晚清勢危,人們又埋怨乾嘉以來的樸學考據。“五四”和“五四”以后,盡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實驗主義,但這種思想文化決定論卻依然故我。  
  軍閥是個壞東西,這沒問題。其實,近代以來,凡帶上個“閥”字的名詞,就有點罵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閥閱”好像還是挺中性的,只是“門閥”才有點貶義),軍閥、學閥、財閥、黨閥,細排下去,大概還有十幾個。其中軍閥是最為人鄙夷的,因為這些人手里有槍,屬于千余年來為國人所不齒的軍漢武夫,行為粗魯,不講道理,看上哪個女學生,就要拉去當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壇上的主角卻只能是軍閥,有槍的,說話聲音就大。聲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壞事。“五四”上街抗議的時候,學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學院都改了監獄,好像當局依然心如鐵石,就是不理會。后來的轉機,我們的教科書上說是上海工人一聲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趕緊命令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實,當時聲援的不僅有工人,還有軍閥,鬧得最兇的當屬號稱善戰的北洋軍閥第三師的師長吳佩孚,此公時在湖南前線(南北軍閥混戰的前線),總是在報上抨擊賣國賊,今天一篇新式的《驅鱷魚文》,明日一通仿《討武檄》;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其實也在幫腔,所謂上海的罷工的嚴重后果云云,其實就是他拿來嚇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誰最后起了作用?我說不清,但至少不能說軍閥的起哄沒有用。  
  在這里,我所要說的并不只是聲音大小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聲音大的人所作所為對后來歷史的影響。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軍閥的政治舉措未必就沒有影響。《新青年》風靡海內,銷量最多時不過萬余,下層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軍閥的政治操作,動輒波及數十萬的士兵或者成百萬的老百姓,讓他們過了多少年還記憶猶新。“五四”以后的軍閥,還真是喜歡弄出點動靜。直系軍閥吳佩孚一直在想轍讓部下崇拜自己,一邊動作夸張地做秀,一邊作“精神講話”,告誡部下,上下級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講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則堅持“五不主義”,其中“不借外債”和“不進租界”還真是做到了。膠東的軍閥劉珍年也想讓人家崇拜他,辦法是讓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像章是瓷質的,語錄也有一本。那個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沒有語錄,更不能作“精神講話”,但人家搞起了一個教門——廟會道,自己就是道首,所帶的幾萬官兵都是道徒,軍隊編制和教里的組織相互重疊;他身上還有一張經常會神靈附體的“口”,孫殿英發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諭,難怪人家的士兵掘墳的時候膽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們利用宗教的儀式和精神來進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讓部下官兵崇拜他們自己,但效果卻更好。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上了一個顧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傳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講成忠義和愛國,講還不算,干脆領著法師一個營一個營地給全體官兵受戒,官兵受戒后,每人發給受戒證章一個,竟然讓他練成一支佛軍。相比起來,馮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氣一點,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當然,解釋出來的基督教教義倒也差不太多,也是愛國、愛群和忠義。馮玉祥的軍隊,全軍領洗(有外國記者說他是用水龍頭洗的,其實不確),每營配有隨營牧師,開辦基督學校,按時講道做彌撒。自然,人們都叫他“基督將軍”。  
  動靜更大,不僅在軍隊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自己割據地方的老百姓頭上的,也有幾位。比如山西的閻錫山,這個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組織搬到了山西農村,將山西農村重新編村,整個組織起來,一套是村、閭、鄰的行政網絡,一套是各種社會組織像“息訟會”、“監察會”等等。村閭長都是省里登記在案的官員,由政府發給補貼,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閻錫山管他們叫“村干部”(這大概是“干部”這個日本詞的首次引進。對于從前政權不下鄉的農村來說,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大了,用當時山西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滅門的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村干部和社會組織首領,將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個個項目,定期檢查,每個農民都要接受檢查。有思想或行為不端者,馬上進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則送到縣上的“莠民工廠”去勞動改造。武力監督執行這些措施的,則是由現役軍人派回農村組織的保衛團。凡農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衛團,保衛團既是正規軍的預備隊,同時也是農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動武的時候,靠的就是保衛團。  
“五四”傳統與軍閥余蔭(2)    
  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類似的表現,只是他們吸取了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農村組織實行政、學、軍三位一體化:縣、鄉、村三級,既是三級行政組織,也是三級國民學校體制,又是三級民團。每級的行政首腦,也兼任民團的團長和國民學校的校長,在改革的同時,實現干部年輕化、知識化。  
  思想家和知識界創造著歷史,而軍閥、土匪、馬賊、幫會龍頭、兵痞,以及各色鄉村能人,也在創造歷史。在一個處于動蕩的前現代國家里,后者的能量從來就不比前者小,影響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為動蕩和變化,使得這些人格外地活躍。可惜的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卻很少注意過這一點。中國政治的資源,其來源其實不盡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國二道倒的,還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盡來源于典籍和先賢,還有不少其實真有點下三濫。  
 

2013-08-22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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