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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炎才:清末民初的革命人格與國民人格
趙炎才:清末民初的革命人格與國民人格
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劉師培與陳獨秀的近代人格思想可謂當時中國傳統社會近代轉型在思想領域的反映,體現了革命派重塑近代理想人格的積極努力。他們依據國情對近代人格思想的系統闡釋,適應了中國新舊體制轉型過程對社會主體人的近代化的客觀需要。
東南大學學報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劉師培與陳獨秀的近代人格思想可謂當時中國傳統社會近代轉型在思想領域的反映,體現了革命派重塑近代理想人格的積極努力。他們依據國情對近代人格思想的系統闡釋,適應了中國新舊體制轉型過程對社會主體人的近代化的客觀需要。就其本身而言,具有明顯的理論特征:

1 學術與政治結合。劉師培與陳獨秀均為革命派中文化底蘊深厚的突出代表。此一近代人格思想展示出他們擁有較深的倫理道德素養。事實上,劉氏之人格思想實為其所撰《倫理教科書。》所詮釋的主要內涵之一。而陳氏的“新人格”在《吾人最后之覺悟》、《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論著中均有相當深入系統的理論闡發。他們的近代人格思想不僅具有較強學術性,而且帶有濃厚致用性,將培育革命人格與培育社會人格有機結合在一起,以實現真正意義上民主共和政治理想。如此結合體現了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

2 傳統與近代貫通。在劉師培與陳獨秀的人格思想里,他們用以闡述的諸多用語既來源于傳統文化之中,也引進了一些西方近代倫理學概念。如劉氏所言清、和、鄙夫、鄉愿、自強不息等無不源自傳統,而人格、公德、自由、平等、博愛、社會倫理、國家倫理、國家思想則取自西方。從整體來看,新舊簡單雜糅痕跡依晰可見。比較而言,陳氏思想里雖同樣具有中西合璧韻味,但融合程度更高。其思想中包含的中西概念主要有忠、孝、公德、私德、獨立、自由等等。在文化思想上,他們強調道德為“人為之法,皆只行之一國土一時期,絕非普遍永久必然者。”認為道德之為物,必隨社會為變遷,隨時代為新舊,非所謂一成而萬世不易。他們對傳統忠孝、修身及公私統一、人格與財產統一思想的理論闡釋,體現了他們積極融合中西文化并有所創新的積極努力。

3 革命與建設并舉。劉師培與陳獨秀的人格思想,從橫向上看,均包含兩層深刻歷史內涵:側重于近代國民的培育和立足于學理建設;從縱向上看,破壞與建設并舉。他們欲塑造完美理想人格,首先對傳統封建人格予以猛烈批判。而如此批判最后落實為具體的理論構建,體現了中國近代思想發展的歷史必然。而他們對近代人格思想分別所作的闡述,比較全面地展示了革命派近代人格思想的邏輯發展,表明革命派將革命與建設較好地統一起來了。

4 實踐與理論互動。作為追求中國近代化的實踐者,劉師培與陳獨秀積極投身于革命。這一具體實踐激發了他們動員廣大民眾投身于資產階級革命的熱情。可以說,他們的近代人格思想源自當時社會實際需要,是實踐衍生的思想產物,順應了時代發展潮流。同時其近代人格思想形成后又反過來作用于當時社會,他們的身體力行即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此一互動有力地促進了清末革命思想的勃興和推動了民國初期思想的建設。

5 具體與目標統一。劉師培與陳獨秀人格思想的側重點雖明顯有別,前者立足于政治革命,后者著眼于社會建設,但均適應了時代需要,具有其具體合理性。同時,他們無不將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理想融鑄其中,體現其內在的價值目標合理性。如此統一實際上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現實追求與理想追求相結合的具體化。

總體而言,上述理論特征是劉師培與陳獨秀人格思想內在本質的必然反映,展示了他們對中國資產階級新型國民的無限憧憬和對政治理想的執著追求。他們富于理論的闡述和身體力行,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積極時代意義。

1 推動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與建設的發展。從本質上而言,他們的人格思想立足并服務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1903—1907年間,劉師培是革命派中反滿共和宣傳的著名人物。其大力呼喚資產階級理想人格,強調人格尊嚴,追求實現自我價值;崇尚獨立、入世、自強、奮進,為國家民族的崇高利益而奮斗的人格思想,無不展示他那憂國憂民的內在思想特質。而民國的建立客觀上推進了此一近代理想人格重塑的歷史進程,陳獨秀的理論詮釋體現了民國建設的實際深度。他們人格思想的最大共性在于理論上雖積極向往西方近代人格模式,但在實際上卻與以個人為本位,以自我為中心,以個人的利益至上為核心的西方資產階級人格思想存在一定差異,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有利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與建設的開展。

2 豐富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近代思想文化。劉師培與陳獨秀的人格思想各具特色,前者著眼于提倡革命人格,而后者旨在塑造新型國民人格。它們的內涵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獨特性與傾向性,體現革命派不同時期的客觀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革命派的理想價值追求。二者的珠聯璧合使革命派的人格思想自成體系且趨于完備,并與其他革命志士的類似思想彼此激蕩,同近代政治理想交相輝映,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近代思想文化的內涵,推動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進步。

3 昭示了中國傳統人格近代化的必然趨勢。從倫理史角度而言,此一思想既是傳統理想人格的延伸,又是它的升華。在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設計的理想人格為圣賢,其主要特征是“內圣外王”,包涵“仁愛”理想、“中庸”準則、“經世”胸懷、獻身精神等積極合理內核。從劉師培與陳獨秀的人格思想中所表露的救國情懷中可以看出,他們立足于近代中國國情,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人格思想的合理因子,力圖融合西方近代人格思想以塑造中國資產階級理想人格。他們集批判,繼承,創新于一體使構建中國近代倫理道德的初步嘗試更具特色,與當時保守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激進主義的人格觀有別,成為中國近代人格發展的重要一翼,昭示了中國近代人格的未來趨勢。

4 深化了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的主題。國民性改造是當時志士仁人在思想領域總體清算封建專制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到清末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人格受到無情踐踏。劉師培與陳獨秀主張用合乎時代需要的新型人格取代封建畸形人格,實際蘊涵一定的民族反思特色,體現了追求人的近代化的內在實質,具有明顯的反封建性,并與梁啟超的“新民”,章太炎的“人的解放”、蔡鍔的“為四萬萬人爭人格”、鄒容的“進人格”、蔡元培的“養成完全之人格”、孫中山的“人格救國”等彼此互動,形成一股強大的傳統思想近代化潮流,深化了中國近代以來國民性改造的主題。

5 加速了中國近代倫理學建立的實際進程。從嚴格意義上講,人格思想是倫理學的核心內涵之一。劉師培與陳獨秀的近代人格思想雖只是中國近代倫理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近代意義難與此一新學科的真正建立直接劃上等號,但它們的思想內涵客觀上對中國近代倫理學的早日形成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陳獨秀說他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聯系劉之《倫理教科書》與陳之《吾人最后之覺悟》等戰斗檄文,可以看到,他們大膽的宣傳、決斷的態度無疑有助于中國近代倫理學的早日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囿于時代、階級及個人稟性等因素的制約,劉師培與陳獨秀的近代人格思想難免存在一定不足之處。如道德救國色彩甚濃、對人格的學理界定尚未達到成熟的理論高度、對中國傳統人格思的批判與繼承存在一定武斷傾向、重政治人格而非完全近代人格、理論與實踐背離等。在清末民初,劉師培與陳獨秀二者復雜的人生結局給人留下的余響意味深長。前者最終并未“守義”,而是滑向他曾批判過的“和而不清”那一類,走上了變節投敵,助袁復辟的歧路上去了,思想趨于保守甚至反動。但其在清末思想上所作出的積極理論貢獻不可磨滅,需要給以恰如其分的評價,不能因其后來落伍而貶低其人格思想的積極價值。后者則是言行一致,堅守了自己的人格追求,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文化革命的旗手。即使在后來政治落伍之際,他仍能秉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實屬難能可貴。對其人格思想,同樣不能因其后來政治退步而全盤否定。他們的近代理想人格及其實踐昭示:中國近代理想人格的重塑難以一蹴而就,其間充滿復雜性,需要作長期而艱巨不懈的努力。  

2010-07-20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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