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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的陷阱 第八章 人口.就業與犯罪
中國現代化的陷阱 第八章 人口.就業與犯罪
何清漣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八章 人口.就業與犯罪 
  ※ 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農村城市化
  中國除了城鄉經濟差距過大的“二元經濟結構”之外,還因現有城市擴張能力和基礎設施承載能力有限等客觀因素,被迫維持著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中國的農村城市化道路,因受制于“二元社會結構”,因而產生了種種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道路的特點。
  
  ※ 農村勞動力大轉移-----民工潮
  本節對延續十多年的民工潮進行了歷史回顧,特別指出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下,中國社會的根本性難題:如何消化天文數字般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 就業與犯罪
  中國現在突出的兩大問題就是就業與犯罪,而在人口、就業與犯罪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往城市,成為城市的邊緣人物,許多社會次生集團由此興起。而源源不斷涌往城市的流民,就成為黑社會的組織基礎。犯罪浪潮導致社會緊張程度加深,在外來人口最多的廣東省發生“杜潤瓊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人口問題為中國敲響的警鐘。
  
  ※ 人口問題:古老的祭壇
  大多數農民如不改變多生多育的落后生育習慣,我國社會的發展與安定,以及文明與進步的積累,總是作為祭品擺在人口問題這個古老的祭壇上。因為與任何其它的危機相比,人口問題才是人類社會一種內生的危機。在人口和環境這個方程式中,不能期望單靠技術上的進步就能擺脫這種危機。對中國來說,當前和今后的全部問題,不僅僅只是民族的生存,而是要避免在毫無價值的狀態中生存。
  
  在制約中國未來發展的諸種因素中,有許多因素在短期內人們也許看不到它潛在的危險,但它們卻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起著長期的制約作用,如人口問題。本章專門分析人口、就業與犯罪的關系。
  
  二元經濟結構中的農村城市化
  龐大的人口再生產能力與狹窄的就業渠道
  我國和所有不發達國家一樣,存在著較高的人口增長率。在勞動力市場上,又缺乏熟練勞動力。勞動力供給大大超過需求,結果是大量的失業----公開的、隱蔽的失業和不充分就業。
  
  中國人口在 1995年2月15日就已達到12億(不包括臺灣和港澳地區,也不包括那些在戶籍上沒登記的人口)之多,占全世界人口總數的22%,而我國的耕地卻只占世界總耕地面積的7%,人均耕地已降到預計下世紀中葉才達到的1.2畝,已達到嚴重超負荷承載的極限。而更危急的是這個龐大的人口基數增長慣性,將一直延續到下一世紀中葉。據人口專家們測算,假如總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總人口高峰可以控制在15億。而如果按目前這種趨勢發展,到下個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將達到17~18億,這個數字,無論如何都使人感到不安。因為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公布的資料,中國的整個自然環境最多能容納15-16億人口,許多短缺性資源能容納的人口低于10億。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口規模在下一世紀的中葉將達到環境的最大容量值。據粗略統計,中國每年財政收入的1/ 3要用于新增人口和安排就業及退休人員。中國現時的經濟問題,如就業、新生貧困人口、社會治安等一些社會難題,無一不和人口過多有關。
  
  人口問題的實質,是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矛盾,是人口無限增長的趨勢與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空間、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人口的膨脹,給整個環境帶來壓力,影響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人口壓力已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約因素。
  
  據測算,“九五”期間,中國勞動力資源將持續增加,國民經濟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將難以滿足需要。如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城鄉失業和不充分就業人口將達到1億5300萬人,超過80年代以來歷次就業高峰水平。(1)50年代中國通過“低工資, 高就業”那種“一個人的飯三個人吃”的方式在現在的中國已喪失了存在基礎,因為市場經濟體制和非國有化企業拒絕這種非效益的用人機制。
  
  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必將成為中國最為嚴峻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問題。
  
  “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下的農村城市化
  在分析我國城鄉關系、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轉移等問題的時候,必須要借用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所謂“二元經濟模型”有三個特征:一、它包括“現代的”與“傳統的”兩個部門,現代部門通過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動力而獲得發展;二、在提供同等數量與同等質量的勞動條件下,非熟練勞動者在現代部門比在傳統部門得到更多的工資;三、在現行工資水平下,對現代部門的勞動力供給超過這個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有趣的是,據這位經濟學家聲明,為了避免感情上的痛苦,他不用“勞動力過剩”這一個詞來表述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無限供給這一事實,而用“在現行工資下,對現代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彈性是無限的”這一頗學術化的語言來表述同樣的事實。
  
  凡致力于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者,都必須借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來說明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狀況。在近年來中國所有關于改革的論著中,都可以感受到這位經濟學家對中國理論界的深刻影響。
  
  與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中國不但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還存在著“二元社會結構”。戶籍制度把十多億中國人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大類別,維持這種結構的是有關社會福利的13種制度(近兩年來有些制度如糧油供應制度等己廢除)。考察中國農村城市化道路,就會發現其受制于“二元社會結構”而產生的種種特點。
  
  中國農村城市化道路開始于80年代初期。可以說這條道路上有三個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在這一決定中,我國政府第一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了農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發出了一號文件,允許農民進集鎮經營二、三產業,但是國務院發的《關于農民進集鎮問題的通知》中則規定不許進縣城,有些大膽一點的省自行開了口子允許進縣城;1993年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決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鎮的戶籍管理制度,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務工經商。這三個中共中央文件,是推動中國城市化的三個里程碑。經歷過15年的曲折發展,一大批繁華的小城鎮崛起,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小城鎮的發展特別迅速。
  
  必須指出的是,這三個文件中用的“允許”一詞,多少表明了中國農村城市化的被動特點。中共中央制定這三個文件時,不得不考慮中國城鄉經濟差距大,現有城市就業擴張能力和基礎設施承載能力有限等客觀因素,維持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也正因為如此,中國至今還保持著典型的城鄉分立的二元社會結構。
  
  城市化滯后引起的問題
  目前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水平為78%,最高的達92%,中等收入國家為60%。而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有人做了一個估計,認為己達30%。盡管這一估計過高,但仍然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僅與印度、印尼等國相近。由此可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即使就目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來說,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城市結構極不協調:
  
  一是城市規模過大,大城市過多,中小城市發展不夠。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在10萬以上人口城市人口中的比重為43%。而日本、美國等國在城市化處于30%的水平時,百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占10 萬以上人口的城市人口的比重僅為33%;中國10~30 萬人口的小城市在10 萬以上城市總人口中的比重為27%,而英國、法國都在60%以上。這一特點說明,中國的城市化趨勢與世界上的一般趨勢正好相反。
  
  二是地域分布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地區城市發展嚴重滯后。
  
  三是城市產業結構失衡。主要集中在工業,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特別是交通運輸業和市政基礎設施發展不夠。
  
  城市化滯后是中國非典型化的工業化發展的一個嚴重缺陷,它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許多矛盾和問題:
  
  首先,城市化滯后使二元經濟矛盾不斷拉大。改革以前,中國重工業超前發展和城鄉隔絕制度下的城市化進程,造就了十分懸殊的二元經濟結構。
  
  1985年以來,由于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緩慢,使二元經濟矛盾又進一步拉大。特別是近幾年,由于大量勞動力滯留在比重不斷下降的農業上,導致農民收入不斷下降,農民與非農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據國家統計局對29個省、市、自治區6.7萬戶農戶的抽樣調查,1994年前三個季度,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為838.4元,增長33.6%; 而城市職工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38%(據說有瞞報的可能),高出5個百分點。 (2)另外,1994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4731.24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422.1元,收入之比為1.95:1,比上年的1.78:1有所擴大,兩者的差距由上年的1441元增至的2309元。(3)這表明,城鄉二元經濟矛盾不斷拉大。
  城市化滯后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農業勞動力就地分散轉移,既不穩定也不經濟。我國農民一直存在從農業部門向比較利益較高的非農業部門轉移的強烈沖動,然而由于城鄉隔絕體制的限制,基本上是離土不離鄉,實行就地轉移,半徑不大。農民既不將非農產業看作自己的長期生存保障,脆弱的非農業也不給農民提供穩定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發展滯后,農村工業被迫就地發展,形成了十分分散的格局, 致使“聚集效應”十分低下。正是由于存在這些問題,中國的鄉鎮工業長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層次上,難以進入現代化工業層次。到后來,這一問題是造成鄉鎮企業發展勢頭減緩,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城市化滯后帶來的第三個問題是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第三產業要依托于人口、工業相對密集的區域,這樣才能發揮其服務功能的規模效益。由于城市化滯后使人口和工業分布過度分散,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反過來又大大延緩了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從而使中國的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變動,都大大偏離反映世界工業化發展一般規律的標準結構,由此把中國的大多數人口排斥在現代工業文明之外。
  
  農村勞動力大轉移-----民工潮
  目前中國4.2億農村勞動力中,至少有1.6億剩余勞動力,預計90年代中后期鄉村勞動力年平均增長2.07%,而鄉鎮企業自改革以來,平均每年吸納570萬人,即便是在最高的1994年,鄉鎮企業也還只能吸納農村全部剩余勞動力的26.6%。在此情況下,這些剩余勞動力必然要到城市中尋求出路,這就是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原動力。各種傳媒將此現象稱之為“民工潮”。(4)
  
  “民工潮”的涌現是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必然產物。簡言之,中國工業化進程和勞動力轉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使農村出現了勞動生產率低、農產品商品率低、農民收入低的“三低”現象,累積了十分突出的社會矛盾。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農民進城尋求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成為理所當然的事。
  
  “民工潮”的社會效應
  大量農民工進城,給中國的城市管理帶來了空前的困難。關于其社會效應,社會各界討論得很多,基本上都承認有正負兩方面效應。得到社會一致公認的正面效應是:
  
  農村勞動力的流動, 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對輸出地區來說,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消費水平,增加了農村社會購買力。農民將部分收入用于發展第二、三產業,為農村勞動力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所謂“出去一個,脫貧一窩”的說法就是據此而來。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領域后,使另一部分農業勞動力得到更多的農業資源,為發展規模經營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如人口數量為全國之冠的四川省,每年多達600萬的出省打工人員為四川賺回了140多億元的勞務收入,成為該省振興本地經濟的一大資本來源。對輸入地區來說,從外地引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促進了本地第二、三產業的發展, 彌補了本地經濟發展中勞動力的不足。
  
  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不僅活化了生產要素,溝通了城鄉關系,促進了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轉變,還有力地促進了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并帶動了戶籍、就業方面的制度改革。此外,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使農民開闊了視野,接受了許多新事物,這對提高農民素質,推動社會進步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少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直接受到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開闊了視野,學到了本領,他們當中很多人回到鄉下后,成為當地鄉鎮企業的技術骨干,有的還成為農民企業家。
  
  勞動力大規模跨區域流動,是對中國傳統體制的第三次大沖擊。改革以來,中國農民對傳統體制進行了三次大沖擊,第一次沖擊是農民用家庭承包制沖擊人民公社體制,第二次是農民用鄉鎮企業沖擊舊的把農民排除在外的工業化方式,第三次沖擊是農民通過以尋找就業機會為直接目標的自發性大規模跨區域流動,沖擊舊的城鄉分割、區域封閉的社會經濟管理體制。
  
  對農民大量外流在農村產生的負效應,社會各界的看法如下:
  
  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對農業生產帶來了一系列影響。首先,由于走出農村的絕大多數是有一定文化基礎、體魄健壯、智力較高的青年農民,留下的多為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明顯下降,嚴重影響了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新技術的推廣;其次,“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勞動力流動,使多數人在向外流動的過程中,不肯輕易放棄耕地,即使有了穩定的非農產業工作時還是如此。這樣既使新增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獲得土地,造成耕地資源的分配和占有關系日益緊張;另一方面,外出人員無法經營土地,對土地實行粗放式經營,耕地撂荒或變相撂荒現象大量出現,許多地區的農田和其他基礎設施嚴重老化。
  
  無奈的城市詠嘆調-----生活安全感下降
  大多數民工并不知道城里的實際需要,自己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就盲目奔向沿海地區及大中城市,許多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于是在各大中城市,常常游蕩著一些身無分文,又無長技且無事可做的農民工,給城市的治安、衛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帶來了嚴重的困難。近年來城市和交通線上的偷盜、搶劫、賣淫、嫖娼、賭博、販毒等各種犯罪活動,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員作案。國家的許多政策,如計劃生育、衛生防疫、工商稅收、義務教育等政策,在這一批人中根本就無法落實。
  
  由于這些負面作用的存在,城市人對農民工的看法非常不好,認為他們的到來,劣化了城市的生存環境,破壞了社會治安,使城市人的安全感下降;而農民工則認為城市人非常勢利,瞧不起農村人。以深圳經濟特區為例,該地存在大量外來勞務工,使該地的社會治安形勢近幾年越來越嚴峻,據公安局公布的材料,在深圳特區發生的搶劫、殺人、強奸、輪奸、賣淫、販毒等惡性刑事案件,90%以上是這些主要來自各地農村的“三無”人員(無固定工作、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所為。北京市同樣也存在一支龐大的民工隊伍, 在對外地民工既感惱火且又需要的情況下,北京市政府于1995年上半年出臺了一部 《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希望在這部條例的規范和約束下,1000多萬北京人能夠和300 多萬外地民工和平共處。
  
  外地民工到北京、廣州、上海、深圳這樣的地方來打工,無一不是抱著來賺大錢的想法。在他們的想像中,城市就代表錢,城市人都很有錢。在這些城市里,簡直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掙大錢。于是這些民工南下北上,東進西出,到處都涌現“民工潮”。在這些城市中,北京市和外地民工的關系很有代表性,“天子腳下”的新聞部門在這方面作的系統分析因“天子”們住在那里,身有同感,也就大膽一些。這里就以北京為實例,來剖析在“民工潮”沖擊下城市不堪其擾的詠嘆調。
  
  據1994年11月10日北京市的一次定時普查資料顯示,北京的流動人口己達到329.5萬人,這些人己成為北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姆、清潔工、蹬三輪車的、炸油條開餐館的,凡是臟活累活,北京人不干的,外地人都干。有關統計表明,北京市環衛、紡織、礦山、煤炭等臟、重、累行業中,總共雇傭24萬民工。80多萬外地建筑工人,是北京建筑工勞動市場的主力軍。
  
  由于外地民工干的是拾遺補闕的工作,而且這些工作沒人干還真不行,所以北京人最開始還是很感謝這些外地民工,各種輿論為此很叫了一陣好。但好景不長,還在叫好聲余音裊裊之時,北京人就感到事情并非那么美妙,他們發現了民工們許多缺點:他們隨意遺污,破壞市容衛生;刺激消費,拉動物價上漲;商販們缺斤少兩,粗制濫造,所制作的大餅、油條據說極不衛生,讓人不敢吃……等等。最惱火的還是大批外地人進京帶來的治安問題,北京警方公布,在違法犯罪案件中,不少是外地民工所為,以1994年為例,刑事案件中,有46%是外來民工所為。為數眾多的盲流,搶劫偷盜、殺人越貨,簡直無所不為。特別是團伙犯罪相當嚴重。近30個外地人聚居地,如新疆村、浙江村等,成了藏垢納污之所,吸毒販毒的基地。北京人用兩句話來形容這些外來民工:無所不為(指工作),無惡不作(指犯罪違法)。至于廣州,且不談“民工潮”平時的壓力,僅是每年春節前后的疏散工作,就使廣州疲累不堪。(5)
  
  對于老百姓來說,大量民工的進城,直接影響到就業和安居。對于政府來說,這些民工的大量存在,無疑給管理帶來了極大的難度。社會各界要求加強對勞務工管理的呼聲日高。 1995年初,北京市304名人大代表提出提案,要求就此問題立法。國務院總理李鵬也表示外來民工的“問題是太多了一點”,并建議北京市對外來人口加強管理。一部既要保護外地人建設北京的熱情,又要讓北京人滿意的《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就在這種情況下出臺。其它地方也開始采取各種措施限制民工的大批量進入。至此,延續數年的“民工潮”已沒有以往那種驚濤拍岸之勢。
  
  波濤漸弱民工潮
  商品經濟的要素是自由選擇、自由遷居、自由就業、自由發展。和改革前相比,中國公民現在已多多少少有了一點這種權利。但是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要想實現這種夢,畢竟還有點艱苦----這倒還不完全是中國人故土難移的稟性使然,而是中國在目前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狀態下,勞動力呈無限供給趨勢,城市人口也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為了保持社會的安定和發展,中國政府必須對民眾們“瀟灑走一回”的渴望有所限制。
  
  就業形勢嚴峻,其實也不是新鮮話題,早幾年這片烏云就已籠罩在部分城市人的頭上。不過那時城里人還不怎么担憂,因為思維定勢使他們相信:社會主義餓不死人,政府總會安排我們這些人的。部分需要再就業的職工,對重新安排的工作還挑肥揀瘦,嫌好道丑,這不干,那不去。這種現象在北京、上海和深圳這幾個城市中特別突出。一直到1994年下半年,大家才知道失業這一只“狼”這次是真來了。通過新聞傳媒不斷報道,人們終于弄明白,我國現在的就業形勢相當嚴峻:1000多萬的失業人口,1500多萬的企業富余職工,1.6 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三個龐大的勞動力群體,給中國的就業工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有關人士預測,在1995—2000 年這6年間,失業員工總數將達2130 萬人,平均每年355萬人(6),這么多人員的就業問題,使生存空間本就狹窄的城市負累不堪,只好將敞開的大門關緊一點,畢竟先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要緊。
  
  從1995年開始,一些大城市已做了相應的調整限制措施,如北京、上海就出臺了一些對外地流入其管轄范圍的勞務工、經商人員進行管理的法規,在某些行業限制使用外來民工。一向對外來工特別寬容的深圳,從1995年開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對外來勞務工所從事工種采取限制的方法,規定某些行業象金融、郵電、駕駛、餐廚、話務員、打字員、會計員等,一般不再雇傭外地勞務工。這些措施并非出于地方保護主義,它完全符合1994年11月勞動部頒布的《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精神。該規定第五條為:當本地勞動力無法滿足需求,經勞動就業服務機構核準,確屬因本地勞動力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員;用人單位需招收人員的行業、工種,在本地無法招足,或在用人單位規定的范圍和期限內,無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員時,方可跨省招用農村勞動力。這個規定的出臺,意味著對那些盲目進入城市找工作的民工們,城市的大門將不會再被輕易推開。
  
  除了各大、中城市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以外,中央政府也從宏觀上采取了一些引導勞動力流向的措施,試圖解決這一全局性的問題。1996年4月勞動部召開了一個全國就業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提出, 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期間(1996----2000年),要努力拓展就業渠道,將勞動力需求量從預計的3800萬人增加到4150萬人, 使城市失業規模控制在850萬人,失業率控制在4%左右;在農村,則引導大多數剩余勞動力就地消化,將勞動力跨地區流動規模控制在4000萬人。但是,據測算,“九五”期間,中國勞動力資源將持續增加, 國民經濟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將難以滿足需要。如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城鄉失業和不充分就業人口將達到1 億5300萬人,超過80年代以來歷次就業高峰水平(7)-----這個數字是政府提供的,半官方和民間研究機構預測的數字比這個要高。
  
  1996年我國政府著重指出,今后國有企業不再是安排就業的主要渠道,就業結構將發生四大變化:一是城鄉勞動力“雙向流動”的模式正在形成,有更多的城鎮勞動力流動到農村就業。二是私營、個體經濟從業人員迅速增加,就業比例不斷上升,到1995年年末,全國城鄉私營個體從業人員5570萬人,占全社會從業人數的6%。(8)三是城鎮職工中其他經濟類型單位職工所占比例持續上升,國有、集體職工所占比例下降。與以前不同的是,1996年中國政府首次提出,要建立失業預警系統,將失業率、長期失業者比例、不充分就業率作為重要監測指標,定期分析失業形勢。(9)1996年10月中旬,農業部負責人齊景發在“全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交流會”上表示,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問題仍須遵循市場規律,而不是政府包辦。他表示,計劃體制下由政府提供崗位安排就業的做法,在今天不僅不適用于城市,更不適用于農村。全國范圍這么大,勞動力市場情況異常復雜,政府沒有能力了解和創造各種就業機會,以往城鎮勞動力安排的教訓已說明了這一點。將來數以億計的農民就業問題,政府更是包不起,勞動力的供求銜接只能依靠市場來完成。
  
  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狀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統籌城鄉就業,建立城鄉勞動力統一市場,是一種必然趨勢。但由于中國的城市人口的就業壓力已相當嚴重,無法再消化天文數字般龐大的農村勞動力,在這種狀況下對民工進城加以限制,是不得已而為之之舉。從1995年開始、到1996年4 月份開始明確的從嚴控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已說明我國消化天文數字般的農村過剩勞動力,注定要走一條和別的國家不同的道路,不能再依靠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這條世界上不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而必須依靠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以消化過剩勞動力。
  
  在不可能依靠城市吸納剩余勞動力做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主要途徑的情況下,剩下的出路主要就是兩條:一是加強農業經濟的綜合和深層次開發,提高農業效益;二是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以帶動就業的不斷增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鎮企業以每年570萬人的規模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從1978年的2800萬職工增加到1994年的1.2億職工,16年間共吸納了近9200萬人。鄉鎮企業職工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也由 1978年的9.2%提高到1994年的26.6%,鄉鎮企業成為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民工潮的洶涌之勢。不過由于鄉鎮企業人工成本持續攀升,每轉移一個勞動力需要的固定資產投入和支付的工資都較以往大大提高,這就影響了它們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有關專家預測,到本世紀末,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將達2億人,這就意味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將會是一個非常艱巨的社會工程。
  
  對城市來說,民工潮的波濤洶涌之勢確實已經暫時減弱,但對國家來說,卻并不意味著問題已得到實質性的解決,另辟途徑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已成了當務之急。
  
  就業與犯罪
  中國的人口問題給中國帶來的壓力,早已從各方面顯示出來。過去幾十年,中國人實際上生活在兩個隔絕的世界里,一個是都市中國,一個是鄉土中國。同一個中國的這兩部分的差距,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能非常明顯地感覺到的。從社會生產能力來講,80%集中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農村。人口的分布則正好相反,20%分布在城市,80%則集中在農村。這種生產能力的大小和人口數量多少的不相協調,在世界各國中,以中國為最。其直接的結果,就是農村人口的大量多余,而政府統計失業人口時,這些農村的過剩人口并不在統計之列----當時將“人口過剩”視為“資產階級謬論”,根本就不存在“人口過剩”這種認識。日趨激烈的人地矛盾一直存在,只是在強有力的政策約束下,人們無法走出“黃土地”。改革開放以后,政策的松動使人們走出“黃土地”有了可能,無法再在生存空間日趨狹窄的農村里生活下去的農民們,只有往城市里擠,給擁擠的城市帶來了很多問題:城市居民抱怨失去了生活安全感;計劃生育部門抱怨超生游擊隊使人口增長處于失控狀態;勞動部門抱怨他們搶去了城里人本來就不怎么富余的飯碗,使本來就嚴峻的失業問題更為突出;公安部門抱怨流動人口使城市的治安形勢變得相當嚴峻。總之,社會無法再忽視這一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由于其數量往往超過就業崗位的實際需要,結果使城市里常常流動著不少身無分文又無事可做的民工,這無論是對城市的治安管理,還是民工本身的發展都極其不利。
  
  近年一個名叫杰里米.里夫金的美國人寫了一本書,叫做《工作機會的終結:全球勞動大軍的萎縮與后市場時代的來臨》。作者在這本書中說,當今世界上兩大突出問題是就業與犯罪,這兩個問題是交織在一起的。人們失去工作機會會導致“出現一個無法無天的階層”,這個階層以犯罪為最后的手段。如果將我國的人口、就業和犯罪率這幾者聯系起來,會發現其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為安分守已是和安居樂業聯系在一起的,既然連安居樂業都沒有辦法做到,那就只有一途:掠奪別人的財物以維系自己的生存。
  
  大量資料表示,用“犯罪浪潮”這個詞來形容中國目前犯罪逐年上升一點也不為過。根據各地被捕罪犯的身份來分析,犯罪率高發群體就是上述社會邊緣化群體。這些邊緣性群體成員的犯罪動機,不能用西方社會犯罪學中常用概念來說明。西方社會總是用犯罪者的反社會態度來說明其反社會行為的根源,而中國這些邊緣化群體的犯罪現象卻很難用反社會態度來說明他們的犯罪動機。事實上,通過對大量犯罪者素質的綜合分析,這些犯罪者都是半文盲或文盲,對整個社會根本就缺乏一種系統的了解。他們的犯罪目的往往非常直接,主要指向是劫財劫色,尤其是財產型犯罪非常普遍。我國現在有些研究者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認為現在社會分配不公導致財產型犯罪加速增長,是犯罪者反社會態度的一種表現。這種看法是對現在犯罪者素質的一種 “高看”,如女作家戴厚英之死很顯然與這種引伸無關。正由于現代社會中人們犯罪的動機和犯罪的內容已和18世紀有了很大的不同,再用這種人道主義觀點來分析犯罪行為,尤其是分析以貪污腐敗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犯罪與以販毒或財產型犯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犯罪顯然已不合適。這些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往往由于他們的家庭過度生育而處于極度貧苦之中,無法象正常家庭的后代一樣獲得上學、就業及技能訓練的機會,這就使他們幾乎是“先天性”地處于社會邊緣狀態,在現代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這些邊緣性群體成員由于他們本身的素質,只有少部分人能憑借自己的能力抓住機遇,改變自己的邊緣性地位。因之他們比其他社會成員更直接地感到各種社會壓力。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他們都感到自己越來越無法發展自己的能力,開拓那不可知的明天,在感到自己有被文明社會摒棄的可能這種焦慮中,一些人用犯罪手段來達到占有財物的目的自然就成了可能的選擇。在對很多“三無”人員犯罪實例的分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些犯罪者的素質之低下:不少人在搶劫強奸以后,其活動半徑仍不超出原有活動區域,公安人員只要有點耐心守株待兔,不出幾天就能將人捕獲。可以說這些犯罪者對自己的行為后果都缺乏了解。在犯罪者對自己犯罪動機的闡釋中,沒有幾個“三無”人員能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作出除占有他人財物沖動之外的任何解釋。只有幾個人認為自己因看到城里人生活好而強烈不滿,仇視城里人,而萌發要搶劫的念頭。
  
  如果再進行深入分析,就會發現,犯罪浪潮迭起以及社會緊張程度與一個社會的經濟“痛苦指數”有正相關關系。所謂“痛苦指數”由失業率加上通貨膨脹率構成,一個國家的國民往往最容易直接由這兩者感知社會治道,并以此判斷自己的生活狀況在這一社會中居于何種水平。我國近幾年的通脹率一直居高不下,雖經控制,但也已達到承受的邊界,至于失業率的升高在前文已分析過。可以說,將這兩者相加,我國經濟的“痛苦指數”絕對不會很低。
  
  上述這種情況,最終導致了中國社會控制組織形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各種社會邊緣組織即黑社會組織與地方惡勢力勃興。在城市中主要表現為滋生了大量次生社會集團,在農村中則主要為帶黑社會性質的地方惡勢力。它們的存在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最值得社會警醒的是,這些黑社會組織與地方惡勢力的存在竟與“白色世界”的社會正式控制機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一些惡勢力的代表竟在“黑、白”兩道中都有一定地位。
  
  流民:黑社會組織的存在基礎
  城市中出現的黑社會組織,其成員大多是游蕩在各地的大量流民。近幾年頻繁出現在報刊雜志、電臺等傳媒上的“嚴打”一詞,其目標就是針對社會上那些不勞動而又危害社會的刑事犯罪者。以1996年為例,從5 月份在全國開始了百日“嚴打”活動后,每天見諸于報端的就是破案多少,抓住要犯多少,以及還有多少“頂風作案者”落入法網。但是這種聲勢浩大的“嚴打”,卻并沒有使國人感到從此以后可以高枕無憂,因為只要對中國國情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所謂“嚴打”對于中國日益嚴峻的治安形勢來說,根本不是治本之策,因為不斷有新增的流民階層加入這支隊伍。電視里面不斷曝光的那些刑事犯罪分子,無論是殺人搶劫、偷盜還是妓女(因為落網的妓女主要是俗稱“街邊雞”之類的下等妓女,真正的高等妓女以及“媽咪”們很少有落網者),一望而知大多來自農村。各地警方也不斷證實,城市里刑事案件大多數是這些“三無人員”所為。所謂“三無人員”即無職業,無戶口,無固定住所者,從“三無”這個名詞就可看出,一個人只要落到這種“三無”狀態,就意味著基本生存都成問題。
  
  由此觀之,這些“三無人員”犯罪,并非全由于道德原因,而是因為無業可就。只是由于這些人素質低下,一旦生存成為問題,或感到犯罪有經濟上的吸引力時,就很少受道德和倫理考慮的約束。
  
  當今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的邊緣,即城鄉結合部,都是流民聚集之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廣州和深圳。在北京的300 多萬外來人口,由于親緣和地緣關系,自發聚集組合,形成了一些不被當今中國社會體系所認可的“村落”,這些村落被傳媒稱之為“編外村”,既有按“村民”原籍劃分的“新疆村”、“河南村”,也有按職業劃分的“畫家村”。(10)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地區,流民聚合的形式則只有親緣和地緣為紐帶的利益組合,沒有職業的組合,但流民數量卻一點也不比北京遜色。(11)隨著流動人口的增加,社會治安形勢日益嚴峻。近幾年整頓社會治安一直是各地政府的重頭戲,從1994年開始,一些地方已經將“不能保一方平安的官不是好官”這一類口號提出,由此可見社會治安形勢之嚴峻。所謂“車匪”“路霸”到處都是,刑事犯罪案件越來越多,這種形勢迫使政府不停地開展針對社會犯罪的“嚴打”活動,試圖整頓日益失控的社會治安。據政府介紹,當前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問題是:重大搶劫案件明顯增多,接連發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單位、運鈔車、珠寶金行為目標,持槍搶劫巨額財物的惡性案件;車匪路霸行劫;殺人犯罪案件增多;一些地方犯罪團伙活動猖獗,尤其是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和流氓勢力為非作歹、橫行不法、欺壓百姓,成為一些地方治安混亂的主要原因;制販吸食毒品、拐賣婦女兒童、賣淫嫖娼、制黃販黃、賭博等社會丑惡現象在不少地方蔓延;相當數量的槍支彈藥、爆炸物品和管制刀具流入社會,對社會構成極大威脅。(12)據任建新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透露的數據,1995年全國共判處殺人、搶劫、強奸、流氓、爆炸犯罪、涉槍犯罪、帶黑社會性質的集團犯罪、毒品犯罪、拐賣婦女及兒童等犯罪分子共274914人。(13)1996年這類犯罪案件還呈上升趨勢,僅在1~2月份重大刑事案件立案就上升了12.6%。(14)
  
  流動人口增加導致社會治安形勢日益嚴峻,從涉娼兇殺案件的多發就可以看出因果關系。如深圳市1995年發生的36宗涉娼兇殺案,被害者主要包括情婦、暗娼、鴇公、嫖客等四類人。在這些被害人當中,一是無正當職業者多,占被害人總數的71.1%,二是外地人多,占總數的76.3%。作案手段主要是以下幾種,一是劫財劫色。這些暗娼大多手無縛雞之力,且90%以上是外地人,且兼錢財來得容易,往往成為犯罪分子侵害的目標,嫖宿-殺人-擄財是作案者犯罪的三步曲。二是作案者以嫖為名,行劫殺之實。犯罪分子通常是將暗娼引至較偏僻的地方,殺人劫財。三是內外勾結,合謀劫殺。即暗娼或情婦將嫖客或情夫引至某預定的地點,與其他案犯合謀將對方殺死。據公安部門分析,由于色情活動是功利性極強的非法交易行為,只要雙方談妥條件,無需多加了解,便能達成“交易”。所以一旦有一方轉化為犯罪主體時,便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隱蔽性,而這種人的基本情況往往是公安部門平時較難掌握的“邊緣”人物,即外來流竄者。(15)
  
  大量的黑社會組織,就誕生于這些群聚的流民當中。以深圳龍崗在1996年6月抓獲的一個特大販賣人口犯罪集團為例, 這個集團就是一個以四川籍流民為主、以親戚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黑社會組織。由于這一團伙頗具規模,其運轉之“高效”也頗令人吃驚:從1996年1月至4月這一段短時期內,竟經手販賣了300多名婦女。(16)這些黑社會組織控制成員的手段主要是暴力和經濟手段。
  
  指望這類流民將來在數量上減少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不斷增生的過剩人口只會使流民象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
  
  值得警惕的女性犯罪比率上升現象
  一份名為“值得重視的犯罪群體----女性犯罪調查”的文章指出,近年來女性犯罪人數急劇增多,比80年代中期平均增長了30%以上。在販毒、拐賣人口、以及財產型經濟犯罪當中,都有不少女性。這點絕非虛言,以廣東省為例就可知一二。1996年11月14日至15日,廣東省婦聯、省女政法工作者在肇慶開會研討女性犯罪問題時曾指出,當前廣東女性犯罪呈現5大特點:一是女性犯罪的數量和比重在增加,犯罪類型呈多元化發展。1995年廣東抓獲的女性犯罪分子已占抓獲案犯總數的1.9%,而到了1996年1-9月,抓獲的女性犯罪分子已占抓獲案犯總數的4%。過去,男女違法犯罪多為“男盜女娼”,而現在的女性罪犯中,則有殺人、販毒、拐賣人口等多種類型。1996年5月間破獲的以四川梁平縣的犯罪分子為主的特大拐賣婦女團伙,同樣有不少女性參予其中。因為在拐賣人口這類犯罪行為中,由女性尤其是表面上看來清純可喜的少女出面,行騙成功率相當大,不少受騙者根本不會想到和自己年齡一般大甚至還小的女孩子竟有如此蛇蝎心腸。(17)二是犯罪人員呈多元化,案犯的文化程度普遍是初中以下,但高學歷、高層次以及中年婦女犯罪也占相當比例。如原省民政廳副廳長蘇鳳娟巨額貪污、受賄案即其一例。民航系統的劉伊平則貪污人民幣50多萬元,曾麗華索賄受賄700多萬元。三是財產型、暴力型犯罪突出。1996年1~9月,廣東省女性參與盜竊、詐騙等侵犯財產罪人數約占女性罪犯人數的近八成。而暴力型犯罪近八年來,每年以較快速度遞增。四是犯罪情節嚴重,手段兇殘。如在殺人傷害大案中,杜潤瓊一連三個多月投毒致163人中毒,18人喪生。1996年7月6日在從廣州開往深圳的列車上發現一具被切成7塊的女尸,其中頭顱還被油煎過,經查死者是一位風塵女子,殺害她的竟是與其關系密切的另外兩位“三陪女”,目的是劫財。(18)五是犯罪形式團伙化。這類犯罪女性多混 同男性一起作案,女性以色相引誘被害人,并起望風、接應、銷贓等作用。(19)深圳市1995年破獲的張小建殺人集團,均是外來流竄人口,其中就有5名年紀不大的女青年,專門以色相引人入圈套,幫助其團伙殺人劫車、劫財。這類事情可經常見諸傳媒的公開報道。
  
  女性犯罪留給社會的影響較之男性犯罪要深遠得多。這“深遠”說得一點兒也不夸張,因為絕大多數女性最終都要成為母親,而母親則是兒女們的第一位教師,在人格培養上甚至可以說是終身教師,她們的行為和思想方式必將從各方面影響下一代。從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力之大這點出發,可以推想,這些犯罪女性結婚生子以后,她們那種被嚴重扭曲的道德觀和行為方式必然會通過言傳身教,從各方面影響下一代。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有大量調查材料加以證實的事實。國外一項權威調查表明,犯罪者有70%出身于父母有犯罪紀錄的家庭,凡是母親有犯罪紀錄的家庭,其子女有86%以上行為不良。那些從事妓女這一“職業”者,其母親絕大多數從事過這一行業或在性問題上持相當開放的態度。
  
  女性犯罪率上升,應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重視。這重視不是獵奇式的報道,而是要想到我們的下一代將會擁有什么樣的母親群體,因為正如拿破侖所說的那樣,國家的未來在母親們身上。
  
  “杜潤瓊事件”在人口問題上敲響的警鐘
  人口問題帶給中國的負面影響已不容忽視,這方面已有發生于1996年初的“杜潤瓊事件”給中國人敲響警鐘。
  
  1996年1月,廣東高要市金利鎮要西村村婦杜潤瓊連續投毒殺人的特大刑事犯罪案件披露以后,大多數人都覺得杜以一個普通村婦的身份, 竟想整肅社會十分荒謬可笑, 而筆者卻從杜潤瓊殺人所持的理由-----社會問題叢生的根源是人口太多,看到了這一事件所蘊含的社會意義:人口問題必將成為社會危機的潛伏點。多年以前在寫《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時,筆者己預感到會有這種局面的出現,只是它比我預想的來得更快,且萬萬想不到的是,竟然由一個農婦用投毒殺人這種匪夷所思的非人道方式,來執行這種荒謬的“人口自然抑制”。
  
  《嶺南文化時報》登載了一篇題為“杜潤瓊臨刑前的妄語”的采訪,詳細記載了這位普通農婦那邏輯清晰、“理論”充分,顯得很有“道義感”的臨終自白。由于這實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社會學研究資料,筆者將其中主要部分錄之于下:
  記者:你為什么對社會現狀不滿?
  杜:生活不由自己去想。現在社會上許多不正當的東西,都是因為人太多造成。社會治安不好,偷搶殺,民工沒活干。毛澤東時代到哪個城市鋪頭都是食店,現在到處都是“雞店”。毛澤東時代城市很少偷搶殺,現在經常看到。把毛澤東時代與社會現狀對比,覺得現在時代不正確。……社會不正當的,我們需要搞一搞,對吧。
  記者:一個人可以通過許多正當的途徑去關心社會,不需要投毒殺人啊!
  杜:嗨,將別人放毒殺害是不對的,這樣做不對的,但用放毒方法一路去殺,人口就平衡了,自己認為怎樣公道就怎樣為自己做。
  記者:你是否認為現在社會不公平而造成你的生活比別人差?
  杜:為國家著想。樣樣自己有份才去想,那怎么行?……我自己屬于窮的生活,我為大家著想。……我看大局顧大局。
  ……
  記者:你認為文革時期農民比今天富裕嗎?
  杜:富就不富裕,但能長久平衡。
  ……
  記者:你平時總笑著摸小孩的頭,到時又讓他們吃毒藥,這樣很殘忍呀。
  杜:為搞國事,唯有用這樣的治療方法,這不叫殘忍。
  ……
  記者:你懂宗教嗎?道教、佛教是怎么回事你懂嗎?
  杜:這些我都不懂,我想又不用刀又不用槍,殺人應是這種方式。為辦好國家,要用這方法。
  記者:你在村里被人稱“律師”?
  杜:平時在村里我和個個人都談得來,所以人人都說我好,為國家做事一定要和群眾搞好關系,“啟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后要變成惡,才搞得成事,樣樣都隨人,怎么搞得成?
  記者:你的這些思想是不是別人灌輸給你的?
  杜:我讀過三年級,是自己想的,不為名不為利去投毒,為國辦事自己應該的。
  記者:你怎么評價自己的行為?
  杜:社會人多亂,我用投毒治療方法做,為國家大部分,不是為別人說自己“叻”(厲害之意)。
  
  杜潤瓊并非沒有自己思想的普通農婦,她對社會有自己的看法。這段話表明她有幾個“情結”:一是毛澤東時代情結;二是她意識到現在的社會有諸多問題;三是她感到人口壓力太大。她是廣東人,這個地方每年的“民工潮”帶來的諸多問題使她有這種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她自己的兒子高中畢業沒能就業,更使她對人口壓力感到可怕。她有思想但又不深刻,且兼認識有誤,于是便陷入了一種危險的信念之中。在她做著這些滅絕人性的事情所持的那種自以為正當的信念當中,可以看到社會公共價值觀念己被扭曲到了何種可怕的程度。
  
  杜潤瓊事件所發出的危險信號應引起全社會的高度警惕。
  
  筆者認為,通過這一事件,社會應該充分注意到這一問題,即對改革究竟應該怎樣看?這方面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有清醒認識的,沒有人會懷念反右、文革那種被剝奪精神生活,10億人民一個大腦,赤裸裸地鼓勵虛偽和無恥的時代。更何況所謂“腐敗問題”“人口問題”等許多弊端并非改革所帶來的,它有著深刻的體制根源和歷史根源。這一點當然不是杜潤瓊這類農婦所能認識到的。她是一個40來歲的中國農婦,所經歷的無非是“文革”和“改革”兩個時代,在其成長階段所吸取的精神營養都來自于“文革”,這從她在法庭上說的“殺得尸骨成堆,繼續前進”那種文革式政治語言,以及她認為為了自己認可的“崇高”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去“辦好國家”的信念中可以得到證實-----因為這正是文革那種血腥的政治理想所培養出來的信念。杜的生存能力在平均主義盛行的年代里沒有受到挑戰,而在社會轉軌期卻因其生活狀態受到懷疑。她個人自視甚高,卻沒能“發”起來,她對改革后的局勢判斷與其生存狀態有關。個人愿望受挫后的失落,一旦與對時代的錯誤判斷結合起來,就演化成對社會的慘厲報復。這種心態在中國有深厚的歷史土壤,從水滸英雄自以為“替天行道”就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到杜潤瓊自以為“為辦好國家”就可以用毒死別人的方法來控制人口,這兩種思想有一脈相承的關系,似乎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在珍視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與珍視別人的生命與生活這兩者之間,始終沒有建立一種因果鏈。
  
  經過這樣一件事情,至少可以使大家更明白一點:社會改革選擇從上到下有序進行的方式,是中國社會唯一可以避免大的社會震蕩進行社會轉型的機會。對于社會來說,“流氓無產者意識”或曰“暴民意識”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敵。這幾年思想界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經驗總結得已經很有水平,可惜這只是思想界一部分人的認識。據筆者所知,有部分人居然還在設想通過“紅衛兵運動”來達到“均貧富”的目的,我不敢設想有那樣的事情出現,但我肯定那樣做的結果,只是使中國陷入無邊的苦難之中。
  
  人口問題:古老的祭壇
  但是將眼光放長一點,就會認識到人口問題確實是中國社會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在杜潤瓊的法庭辨護詞中,她一再聲稱自己殺人是“為國家,為人民”,是因為這個國家“不正當”,到處充斥著腐敗與犯罪,而罪惡的總根源則是人口太多,常規方式無法控制,她需以殺人方式控制人口,以便活著的人能夠過好生活。這種辨護的危險性在于其似是而非,很容易誘使素質低下的人相信并跟隨。說這種信念錯誤,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任何人都不擁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力;說它“似是”,是因為中國人口確實太多,很多問題都是由此而產生。
  
  在《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中,筆者談的主要是歷史,但其針對的卻是現實,是成書時的中國現實和歷史的對話。思想界的朋友也知道,自寫完那部書以后,我很少再談中國人口問題。這倒也不完全是因為我個人興趣轉換到“國情研究”所致。而是因為我覺得人口問題對中國社會現在及未來的惡劣影響己無須討論,除了那些渾渾噩噩、毫無社會責任感的人們之外,控制人口增長的緊迫性應己達成朝野共識。
  
  但是,不談論并不等于不再關注這個問題。事實上我一直在觀察中國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來消化天文數字般的過剩勞動力,以及作為生育主體的農村人口的總體生育行為。因為我總有種預感:只要我們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不改變落后陳腐的生育習慣,我們最后必將受到大自然非常慘厲的報復。在人口問題這個古老的祭壇上面,中國社會的發展和安定,以及文明和進步的積累,總是作為祭品擺在那里。
  
  人口壓力造成的環境污染已不容忽視。1996年6月5日國家環境保護局發布全國環境公告,從這一公告可以看出,由于我國人口對環境的壓力過大,經濟增長較快,加之技術與管理水平較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現象特別嚴重。與1994年相比,城市的環境污染呈加重趨勢,絕大多數河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相當多的城市地下水超采嚴重。隨著鄉鎮工業的迅猛發展,農村的環境污染呈急劇蔓延之勢,據初步調查,全國2/3的河流和1000多萬公頃農田被污染。僅1995年一年,全國發生工業污染事故1963起,其中廢水污染事故1022起,廢氣污染事故732起,固體廢物污染事故70起,噪聲污染事故40起。在上述污染事故中,特大事故56起,重大事故84起。(20)在保護環境的長遠利益和快速脫貧二者之間,不少農村選擇了后者,對環境開始了掠奪性的使用。以淮河流域為例,該河流全長1000公里,流域面積270000平方公里,流經河南、安徽、山東、江蘇四省。兩岸農村為了發展經濟,開辦了不少用石灰法、堿法和亞銨法制漿等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小型造紙廠。就是這條河流,每年要接納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23億噸,按國家地面水環境標準,干支流總長約3000公里的河段,已喪失使用功能。環保專家警告,如再不采取果斷措施,5年以后,這條河將不再有任何用處。淮河兒女們終于受到了自己短視所造成的懲罚:從1995年9月份以來,由于降水稀少,大量工業廢水滯留于淮河,飽受污染的淮河水質迅速惡化,居住在淮河流域兩岸的人飲用水發生嚴重困難。在一些鄉鎮造紙廠的周圍,農田顆粒無收。數百公里的潁河,早已變成黑水河,兩岸的農村耕牛大量死亡,不少人被硫化氫臭氣熏瞎了眼睛,還有不少人患胃潰瘍致死。(21)貴州西部地區為了脫貧,用最原始的土法煉礦,從赫章到威寧的76公里的路上,就有6000多個煉鉛鋅的爐子,直接威脅到不遠的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土法煉焦、煉硫的結果是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煉爐四周一片赤黃,基巖裸露,土都隨著雨水流走,只剩下慘白的石頭和腐爛的樹根,象原子彈爆炸后的遺跡。另一個結果是產生了大量的有毒氣體,周圍的農民大都患上了呼吸道疾病。(22)這種以污染環境、毀棄自己賴以生存的家園為代價 “脫貧”的事,不獨在貴州發生,全國各地都有。據統計,由于大氣污染,農村地區居民死亡的首位原因是呼吸道疾病,1995年的死亡率為169.38/10萬人,占死亡總數的26.38%;農村惡性腫瘤的死亡率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101.00/10萬人上升到1995年的111.43/10萬人,占死亡總數的比例上升到17.25%,成為農村居民第二位的死因。就這樣,農民生育過多使自己陷入了這樣一個經濟“怪圈”: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為了快速“脫貧”又對環境掠奪性使用,最后使自己喪失基本生存條件。可以預知,照這樣發展下去,到21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將是巨大的環境壓力,而不是別的任何問題。
  
  在消彌人口壓力方面,現任政府以及一些能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的專家不可謂不努力。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針對中國龐大的剩余勞動力的主體:農村人口,政府和理論界方面提出的對策-----也是中國在當前這種二元經濟結構中唯一可以采取的積極決策-----主要是依靠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和鄉鎮企業來消化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這就是綿延了將近十年、席卷全國、有驚濤拍岸之勢的“民工潮”。
  
  但是在中國目前這種二元經濟結構下,城市現代經濟部門對剩余勞動力的吸納非常有限,鄉鎮企業在這方面己盡了最大努力。從下列數字可以窺測到這方面工作的艱巨性:我國現有農村勞動力4.2億,預計90 年代中后期農村勞動力年平均增長2.07%,每年新增勞動力達920萬;如果按1993 年的基數計算,到本世紀末,農村勞動力將達到 51081.6萬, 到2010年預計會達到62696.7萬----這還不包括那些漏統部分,即生活在城市邊緣、數量龐大的“超生游擊隊”每年生育出來的人口。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己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其人數并不因經濟的擴張而有所減少。有數字為證:從80年代改革之初到現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從1.3 億增至現在的1.6億,生產能力的擴張遠遠趕不上人口規模的擴張。據預測,本世紀末農村剩余勞動力將達到2億,幾乎呈無限供給趨勢。天文數字般的龐大人口不管怎樣,都必將成為社會危機的潛伏點。
  
  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障礙點是在農村,而不是在城市。因為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絕大多數城市人口有相當大的約束力,而且己有不少城市人己意識到生育問題和生活質量的密切關系。但在廣大農村,多生多育的古老生育文化還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尤其是近年來各地農村宗法組織的復興,更是使中國那種 “多生多育”的傳統生育文化得到了“實踐”意義上的支持:家庭在家族中的地位依賴于家中男人多,家族在農村中的社會地位更是首先由人口數量(主要是男人數量)來決定。在這種社會背景涵蓋下,即便是家中一貧如洗的農民,其生育積極性也決不比富裕家庭遜色。中國人口的總規模就在這種毫無理智的生育慣性下繼續擴大。那些體現人類關懷弱者精神的“希望工程”,其救助對象絕大多數都生長于貧窮而多育的農村家庭。這些家庭陷在 “越窮越生,越生越窮”那種自封閉生育怪圈里,壓根兒不用考慮生育行為的社會后果和后代的教育費用-----他們計算“生育成本”非常簡單:有口飯吃就行。但社會出于人道主義,又必須救助這些家庭,使他們的后代享有人的基本權利,接受起碼限度的教育。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直到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增長的極限》,人類一切有關人口和資源的憂慮,以及有關人口危機的種種討論,離他們顯得非常遙遠。控制人口在他們看來,只不過是政府的口號和知識分子的大驚小怪罷了。這個群體中不少人對政府的評價更是令所有具憂患意識的人啼笑皆非:政府什么都好,給我們補助,救濟困難都挺好,就是不讓我們生孩子不好。
  
  應對過剩人口的所有對策都不是根本性的治本之策,只能說是聊勝于無的補救措施。如全面發展農業經濟的綜合開發和深層次開發;把農村城鎮化和工業化作為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渠道;注重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開拓國際勞務輸出的渠道,等等。說這些措施聊勝于無,是因為這些措施展拓余地都己不大。我國的農業本來就是高度集約化耕作,再作深層次開發,其“深度”也是有限;第三產業的發展必須依賴于消費力的增長;國際勞務輸出還有待大大提高我國農村勞動力的素質。至于城鎮化和工業化,在高潮時期都還趕不上新增人口的需要,更遑論今后平緩發展時期。
  枯燥的數字所顯示出來的問題,遠遠不如實際情況那般觸目驚心。誰都知道,目前我國勞動者地位低下,其根源就在于勞動力市場的極度傾斜。在勞動者絕對供過于求的今天,即便是《勞動法》的頒布,也無法從根本上改善勞動者的處境。在非國有企業供職的勞動者人身權益受到侵犯的事例經常見諸報端。更可怕的是如前文所述,不少盲目流入大城市而又無法在這些城市里找到棲身之地的盲流,常常鋌而走險,結成一個個以偷盜、搶劫、賣淫、拐賣人口、逼良為娼、販運毒品的次生社會集團。這些集團無所不為,無惡不作,成為威脅城市安全的毒瘤。1995年深圳市判決的張小建犯罪集團特大系列殺人案,就是一伙找不到職業的外地盲流所作的惡性大案。各大中城市的外來人口聚集地,往往是各種犯罪行為的集中發生地。這些處于社會邊緣的人群和他們的后代,附生在城市邊緣,他們和現代文明雖然只有一步之隔,但可能永遠也無法跨越這一步,進入現代文明。他們不能為現代文明創造多少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但他們的墮落,卻還要社會為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必須再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和其它任何危機相比,人口危機才是人類社會一種深刻的內生危機,即令我們沒有通脹、腐敗、收入分配不均等所有令人頭痛的問題,僅僅是解決天文數字般人口的生存,社會也得殫精竭慮,窮于應付。我甚至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充滿流民的社會,一旦失去強有力的社會管理,會陷入一種怎樣可怕的暴戾之中?這個充滿了流氓無產者意識的杜潤瓊,由于能量還不夠大, 其“理論體系”構筑也不完備,故此死在她毒藥下的冤魂還只有18個,倘若她能提高自己的檔次,再利用“巫術”之類去“啟民”,向一班流氓無產者灌輸 “為辦好國家”的人擁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力的“文革式”信念,這個社會將會怎樣?其情景之可怖,己有被杜潤瓊毒殺的18條生命和中毒的160多人,及數千被毒死的牲畜擺在面前,實在令人不敢想象再有這樣的場面出現。
  借用當年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所說的那名著名的話:“雖然人類制度似乎是人類許多不幸的明顯的突出的原因,其實,這些制度與自然法則(即人口增殖)所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罪惡原因相比,只是輕微而且浮飄的東西。”如今中國雖已到了這種人滿為患的地步,卻也不能因此就賤視人的生命。在人口和環境這個方程中,我們更不能期望單靠技術上的解決方法使我們擺脫這種惡性循環,我們還必須依賴教育來提高人的素質。杜潤瓊事件告訴我們,所謂道德教育再也不能依靠單純高唱“利他主義”高調,或者簡單的遵紀守法,應當喚醒每一個人的良知。社會良知已經是我國社會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線,除此之外,我們已沒有別的防線可守。不過必須強調的是,這道防線還必須與強有力的正義制度相結合,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能夠降低社會不滿情緒、能夠體現人類公平正義原則的社會制度,否則前景堪虞。
  
  對中國來說,當前和今后全部問題的關鍵不僅僅只是民族的生存,而是要避免在毫無價值的狀態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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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注釋: 
  1、新華社1995年4月6日電。 
  2、《粵港信息日報》(1994年12月29日)。 
  3、北京市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公布的調查材料。 
  4、《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4月22日)。 
  5、《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5月24日)。
  對流民所造成的治安問題,各類新聞傳媒已有不同程度的關注,但這些人給當地造成的嚴重環境污染,卻還較少有人關注。以深圳為例,深圳不少河流兩岸都聚居著大量“三無人員”。筆者曾乘船從深圳河出發,沿著深圳灣、新洲河、鳳塘河、福田河、皇崗河等數條河流行進,觀看污染情況。船行之處,濁水橫流。水面上到處都是丟棄的垃圾,不時還有死豬等動物漂浮水面,船速稍快時,那臭水就濺人一頭一臉,熏人欲嘔。上岸看了幾個“三無人員”聚居區,這些地方垃圾遍地,糞便等污物隨處可見。大量生活污水根本沒有相應的排放渠道,只能通過各種功能發生改變的各種涵管及私自開挖的臨時管路排入附近河道,僅新洲河一條河兩側,就有這類不合規格的涵管40多個。每當雨季到來之際,橫溢的洪水夾帶大量生活污水、垃圾、“三無”人員飼養的禽糞廢雜物以及流失的泥沙,從每條河的河道上游開始向中下游傾瀉淤積。年復一年,就成了現在這一條條臭水河。這些河水常年處于嚴重缺氧狀態,不僅不能降解有機物質,還會產生更多的還原態毒害物質污染水域。廣州天河一帶及火車站一帶,由于大量流民聚集其間,其環境之差與刑事犯罪率之高,使這一帶的居民飽受其害。 
  6、《中國婦女報》(1995年4月5日)。 
  7、北京新華社1995年4月6日電。 
  8、《中華工商時報》(1995年4月29日)。 
  9、同注6。 
  10、《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5月18日)。 
  11、這些大中城市到底容納了多少流民,恐怕沒人能拿出精確的統計數據來。以1996年5月廣州市在“嚴打”中進行的一次小范圍調查為例,就可見“流民”問題之嚴重。在廣州林立的高樓大廈下面,還有不少被稱為“都市里的村莊”的原農民村落。由于這類房子的租金相對便宜,外來人員多棲息于這里。這些小小的村落里,演繹著當代中國過剩人口大遷徙的人間萬象。在這些地方,幾乎可以看到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的人,除了農民之外,也有不少來自大大小小城市的俊男靚女出沒其間,職業復雜。據說,廣州從改革開放以來,已包容了一百多個這樣的村落。這里摘錄幾段公開見報的文章,相信讀者會從這兩段文章看出當代流民問題之嚴重。
  外來人檔案
  目前,據(廣州)市外來人口綜合辦公室介紹,廣州的外來常住人口總數約在180萬左右,天河一個區就約有20來萬外來人口。他們大多租住民房,集中在天河區、白云區、黃埔區等靠近舊城區的部位及城鄉結合部住。
  ……在今年(1996年)抓獲的刑事罪犯中,廣州市以外人口占了85%左右。在已發生的案件中以盜竊(入室盜竊、偷摩托車、偷單車等)、搶劫為多,在發案率中各占到65%和22%。一些負案在逃、帶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團伙也藏身其中。
  
  “嚴打”清“三無” 初步見成效
  廣東、廣州的治安形勢嚴峻,外來人口太多,魚龍混雜。廣州市綜治委在4─5月開始在全市清拆窩棚、收容遣送了兩萬多名“三無”人員。共清拆窩棚388個,清查出租屋3157間,路邊店282間,發廊252間,工地工棚5401間。
  “嚴打”開始的5月7、8兩日,還抓獲不少在逃案犯。
  5月8日下午,廣園東警區羅干警接到報案,與同事火速出擊,在清水塘一裝修工地抓獲曹 X X 、陳 X X(均佛崗人)等五人,經審訊,該團伙原在佛崗即是當地地方流氓惡勢力,以敲詐勒索為生,去年被當地公安機關打散,“大哥”曹某又為人仇殺,這五人流竄廣州,專尋在廣州的佛崗生意人勒索。
  難管的“死角”
  ……
  農民出租村人員復雜,治安形勢嚴峻。以石牌為例,管片治安案件石牌村占了2/3以上。(石牌派出所)朱副所長說:“我們管區的重點就是石牌村,石牌村管好了,治安也就上去了。”
  據稱,這里采取了一種“懸賞”措施:抓一個白粉仔獎勵500元,抓一個妓女嫖客也是獎500元,抓賭500元;而出一宗案(不包括大案)罚500元。
  隨著外來人員的增多,石牌村發案率一度以每年30%上升。……
  
  天河區主要農民村情況    林和村 冼 村 獵德村 楊箕村 銀河村 龍洞村 
  村里居民 1173人 28026人 6176人 4070人 17367人 14052人  
  農民人數 973人 2035人 4297人 1257人 745人 4842人 
  辦理暫住證的外來人口 1330人 2223人 空缺 4282人 空缺 空缺 
  外來人口估計 約15000左右 約3萬左右 1萬以上 3萬以上 5萬左右 3萬左右 
  
  見《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5月18日)。 
  12、《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4月29日)。 
  13、《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4月29日)。 
  14、新華社北京1996年3月12日電。 
  15、余文東:“致命的欲壑-----對我市涉娼兇殺案件的調查分析”,《深圳法制報》(1996年1月10日)。 
  16、見1996年6月《深圳特區報》、《深圳法制報》及電視臺等傳媒的連續報道。 
  17、《深圳商報》(1996年6月16日)。 
  18、《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8月24日)“風塵女子碎尸案”。 
  19、《深圳特區報》(1996年11月19日)報道:“女性犯罪比例上升案情趨重,粵婦聯女法官共商對策”。 
  20、《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6月5日):“1995環境公告發布:污染從城市流向農村”。 
  21、《法制日報》(1996年4月22日),《南方周末》(1996年4月12日)。 
  22、《南方周末》(1996年8月23日):“脫貧的代價”。 
  23、《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6月5日):“1995環境公告發布:污染從城市流向農村”。 
   
2013-08-22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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