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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女俠龍應臺——走過野火時代
天真女俠龍應臺——走過野火時代
楊澤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文/“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楊澤

龍應臺 / 2005-8 / 文匯出版社 / 25.00元 / 平裝

一九八四年,小紅帽闖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20年前寫《野火集》的那人,并不是野狼,而是小紅帽。

20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出版,在臺灣暢銷大賣,21天內再版24次,盛況空前,讀者反應熱烈,遍及各階層,尤其對學運世代前后的五年級有深刻影響,據說后來儼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學運指南或社運手冊,幾乎每個家庭都可以找到那么一本,反正不是兄姐,就是弟妹中的某個人買回來的,普及程度尤如當年許多家庭必備的“培梅食譜”。

過完年的春天,龍應臺跑來紐約,一心想赴聯合國總部“朝圣”,會會那些她心儀已久的保釣健將——劉大任、郭松棻等人,由當時任人間副刊海外聯絡人的我充當地陪。我已經記不得當時大家都聊了什么,獨獨對龍一面之緣的印象,十分鮮活。記得這個身軀瘦弱的龍應臺,蒼蒼白白,憂憂郁郁的,一副純真無邪模樣的文藝少女,卻滿滿的憂國憂民情懷,相較于那幾位,幾乎也是整整20年之前,在“中央日報”頭版被冠上“匪”字號的左派大哥們,她時而沉思,時而怔忡的神情,似乎不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像個闖了大禍的小女生那般。

那是解嚴前兩年,龍應臺剛剛30出頭。戰后臺灣社會,累積多年對體制不滿的能量,暗潮洶涌的批判聲浪,隨著龍應臺引燃的這把野火,迅速竄燒,這樣的一把野火,這樣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質疑叩問,那扇外強中干的舊體制大門,便這樣應聲倒下。只是,與其說龍應臺英勇,或者,如楊照后來形容她“憨膽”,倒不如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歷史硬生生的把那把火炬,那把屠龍刀,塞到她手中(英文的說法,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她也就上了臺,貼切地演出屠龍勇士的腳色。她其實更像是小紅帽,意外地闖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龍應臺是吃了強身、多吃無害的“正氣散”

龍應臺的野火照亮了什么?哲學家康德說,啟蒙是走出不成熟的狀態,勇于求知。《野火集》,無庸置疑,正是這樣一本,為解嚴作準備,引領整個社會進入全民民主時代的啟蒙書。這本書照亮我們的不成熟、尚待啟蒙的狀態,更重要的是,掀起戰后臺灣新一波的“啟蒙運動”。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是龍應臺?為什么是《野火集》?相較于上一波,從魯迅到賴和,李敖到柏楊的舊啟蒙,這一波又有何不同,可以產生如此強大的效果,如此深廣的回響和共鳴?

今天回頭看來,不論是魯迅的野草風、匕首風雜文,或者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都不脫傳統文人作風。這些早期的啟蒙英雄,我們可以權且稱之為“刺客型”文化批評家,他們對中國歷史有種根深柢固,近乎非理性的迷執;由于對封建體制,所謂“吃人的禮教”,存著“必欲毀之而后快”的怨懟心態,他們是復仇的人,踩踏著哈姆雷特式的獨白步伐,到頭來,空留復仇不成的凄涼和孤獨形象,以悲劇收場。敢冒各種反傳統、反群眾的大不韙小不韙,他們更是“放屁的人”,窮酸惡臭,如一士之諤諤般大鳴大放,最終,卻只讓他們成了自吹自擂,乏人搭理的憂郁白衣小丑(Pierrot)。歷史的冷酷,群眾的無情,可見一斑。

如果說,前人的悲劇(坐牢,書被禁)是“刺客型”文化批評家的宿命,龍應臺乃是一則歷史的童話或牧歌。龍應臺她其實一點也不野,《野火集》的野乃是“禮失求諸野”。作為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自由派作家,龍應臺不可能像傳統文人那樣唱高調,筑起一道與世隔絕的高墻。貧困的出身,加上以勞動階級為主的生長環境,讓她更像是野地的稗子,具有十分務實的性格,立論處處充滿“卑之無甚高論”的合理性與現實感。相較于前人自我放逐,反體制的游擊戰略,龍應臺一開始就站在歷史的亮處,置身群眾中間搖旗吶喊,很自然地融入代表全民心聲的合唱曲中。如果,前人擅長以毒攻毒,如化膿劑般,奮力將癰疽趕盡殺絕,龍應臺則是一帖正直中和的正氣散,吃了強身,多吃也無害。

雖然立意燒掉舊框架,龍應臺對體制的態度乃是溫和的、改良派的。在當年廣受矚目的“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大學生你為什么不鬧事”系列文章里,她的筆調,一點也不辛辣刻薄,反而娓娓道來,輕易地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取得平衡,展現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說服力與來自民間的浩然正氣。龍應臺是一個新時代的文化批評家,但,她也自期、自許是一個具有高度倫理反省力的自由人與現代公民,在她的字典里,公與私,男與女,上一代與下一代,情與理,傳統與現代,文言與白話,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她不怕有人說體制壞話、說傳統壞話,只怕大家不說話;她不怕自己或別人到處煽風點火,就怕“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野火于今看來正是當年的一個部落格

《野火集》現象說明了,小不是重點,以小可以搏大,小紅帽可以棒打大野狼,小市民可以力挑大特權。不少人今天批評龍應臺是大論述(sic,其實是“大敘述”),回到當年,龍不過是,挪用今天的網絡詞匯,一個小小的“個人新聞臺”,一個無權無勢的部落格,因為敢怒敢言、敢罵敢沖,不但有了人間副刊的平臺,而且馬上紅遍臺灣。

仔細思索起來,我們仍感不解,忍不住要再問一遍:一名默默無聞的歸臺學人,一位與主流文壇無涉的新人,一個看似無所掛搭的孤立個體,何以能撼動廣大群眾?歷史的偶然如何變成必然?這位在赤貧的高雄茄萣鄉生長,在純樸的成大校園做夢,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文藝少女,何以能擁有宛如少女漫畫般的“變身”魔力,在一瞬間蘊生巨大能量,把眾人連結在一起?正氣散、運氣散云云,又如何變成眾人借助練功的丹藥?

毫無疑問,龍應臺的成功,時代的風云際會,乃是建立在戰后中產階級的成熟,以及,相對應的,此一階級的渴望在臺灣社會當家做主。然而,真正將她和眾人的生活串連起來的,不如說是,龍應臺的草根性格,激發了當年大小市民的公民意識,也就是說,正氣散的藥效即在于,催化臺灣人潛在的公民精神,讓家國情懷、鄉土情懷以及個體價值和尊嚴,緊密扣合在一起。

龍應臺的《野火集》,借用現代廣告商的詞匯,因此是屬于眾人的。龍應臺一直就是個“說故事的人”,她的文章夾敘夾議,饒富傳統的說理訓示,卻從不見艱澀聱牙的論述援引,有的只是一篇篇,摻雜作者與周遭眾人生活經驗的故事。透過這種說故事的方式,龍應臺將她在歐美社會生活過的公民經驗,拿來和臺灣市井小民的本土經驗作溝通,為民間社會和西方公民社會搭起了一座橋,把那些當年臺灣社會亟需的、嶄新的理念價值和形式,通過她的故事、人物,傳達出來。

龍氏正氣散的成功乃是一個奇妙的啟示:批判體制就一定得反傳統嗎?鄉土情懷、家國情懷之外,如就文體看來,龍應臺的言說策略,其實和傳統民間藝人的敘述技藝相仿,像是行走江湖,落地說唱的說書人,或者,早年扭開AM頻道,一邊講古一邊賣藥的廣播主持人;只是,新式說書人龍應臺,說的是現代警世寓言,賣的是正氣運功散。

盜火的玉嬌龍

這20年下來,龍應臺可以算是中文世界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化奇觀,她所搭建的思想橋梁,讓菁英與大眾、民間社會與文人傳統、東方與西方、古典與現代,有史以來,從未這么大規模地串連在一起。純真如她、天真如她,宛如一名行俠仗義的女俠,在華人世界到處路見不平,“放火”相助。就這樣,一路從上海、新加坡到香港、廣州,俠女龍應臺算得上是某種程度的玉嬌龍,雖然不諳武功,無法輕身一縱、飛天走地,或者刀光劍影,殺得敵人落花流水,但同為女人,她們的天真,教人無從防備,放火絕招一出,往往出其不意,讓人措手不及。

進一步探究,我們發現,其實臺灣就是龍大俠的練功房,她扎馬步的場地,她在這里開創了一個可徑稱之為“野火時代”的東西。

龍女俠放火的絕招究竟出自哪一本秘冊寶典?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盜火給人類,進而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從這角度看來,龍應臺的“野火”,大抵是承繼盜火者的啟蒙角色,將她在西方世界盜來的火種,帶回家鄉。五四以來,這些前前后后到外地游學的人,像龍應臺一樣真正航過海在外闖蕩,然后回到本土,關注自己的使命,企圖將第一手西方生活經驗的視野,和本地傳統做溝通的“水手型”作家學者,大有人在;難得的是龍女俠洞燭機先,匠心獨運,在她的創意研發之下,源自異域“以夷變華”的野火與本鄉本土“禮失求諸野”的野火居然能匯成一爐,照亮了華文世界的廢墟。可惜的是,他們的隊伍當中也混入了不少或許可以稱之為“海盜型”的文化買辦,這些人關注的是別人有什么財寶、有什么秘笈,可以現買現賣,因此常搬來許多炫人耳目的理論,實際上卻對西方文化缺乏內在的理解,更根本的還是,他們喪失了自己的記憶與經驗,也就不可能真正認識西方。但,這也許是長期以來無法破除的宿命,就像過去臺灣被認為是海盜的典型,如今說穿了,大家往往也還只是在做仿冒代工的工作,拿西方世界的財富來當自己的飯碗,并無法進一步提升自己。

再度放火,《面對大海的時候》引發論戰

過去,臺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跡,亞洲四小龍的耀眼地位,一度讓我們感到相當自滿,我們因此可以自豪地說,龍應臺是臺灣文化輸出的驕傲。然而,曾幾何時,跨越千禧年,進入21世紀后的短短四五年間,臺灣的“成功故事”卻如夢幻泡影般迅速地褪了色。曾經,最讓眾人志得意滿的臺灣價值,現在回頭看來,變成一場可疑的歷史大戲;曾經,我們以為掌握最進步的現代和后現代論述,如今紛紛宣告破產,思想像整個被掏空了一般。“野火時代”大力標榜全民民主、全民發聲的年代的到來,強調大破大立,唯有人民得以透過自我與群體的“權力意志”,進行一場翻天覆地,扭轉乾坤的“價值重估”,光是1987到1989年間,就發生了17個社會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反污染自立救濟運動、生態保育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不一而足);然而,若以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環保議題為例,每個家庭今天依然寧愿砸錢買飲水器、濾水器,也不相信當局可以協力改善飲水問題,不相信當局的公共工程,不相信當局會把納稅人的錢花在有意義的事情上。《野火集》所開創的公共空間、公共論述最后幾乎悉數垮臺。我們除了對公共工程失望,對充斥各種callin節目的公共領域更是充滿憤懣之情,藍綠相互責來怪去,以統獨、族群等簡單粗暴的符碼去詮釋別人,整個社會宛如陷入空前的災難,眼下只感到一片幻滅和迷失。

臺灣經驗的無法累積,臺灣價值的失落,如果歸咎起來,首先在于,我們只有蔣勛所說的“減的文化”,而沒有“加的文化”,也就是說,下一個政權往往處心積慮地把上一個政權的文化連根拔起,鏟除殆盡;其次,也許更重要的,過去臺灣經驗或“現代性”被設定的模式,我們不得不承認,讓人往往看到的是一個新的擴大的名利場,深深為它所展現的浮華世界所著迷,而看不見傳統、歷史、文化的價值;也正因為眾人在實際生活中看不見人文價值、古典價值的作用何在,以至于我們一度引以為傲的臺灣經驗,所謂經濟奇跡,所謂民主政治,到頭來都只是金錢游戲與權力斗陣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過去創造經濟奇跡的臺商其實是一種干練的個人主義典型,五湖四海浪跡天涯,擅長單打獨斗,雖然來自土地,卻向往海洋。時至今日,當我們對大自然的破壞已累積超過24個臺灣所能承載的程度,當個人主義、消費主義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流,虛擬的感官體驗充斥于電視、電子資訊的大海,大部分人似乎只能強調“隨機應變,快速反應”的競爭守則,選擇當一個只看得到“利”而見不著“義”的“獨眼龍魯賓遜”。這種“臺灣制造”的魯賓遜,徜徉在個人主義的荒島上,憑藉著一臺手提電腦和互聯網,下載一堆資訊軟件,陶醉于速度帶來的快感,不出門就可以跟全世界打交道,使臺灣變得益發像一座波浪形的海島,一層層波浪迅速涌至,每一波都比前一波更快;速度感更強,淘洗的力量越大,也讓人因為速度的追逐而抗拒更本質性、更根源的種種課題。

面對臺灣經驗的失落,龍應臺選擇在兩年前重出江湖,再度在人間副刊上大規模地放火,集結而成《面對大海的時候》一書,其中尤以《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與《五十年來家國》最引各方的矚目與爭議。只是這回,野火變成了戰火,一波又一波批評和質疑的聲浪,放火的人幾乎差一點就要灼傷了自己。在龍應臺開出的一系列文化藥方里,關于現代公民的格局、素養和夢想,或者是相對于全球化和在地化,臺灣跟世界歷史接軌的國際化問題,其實都是我們所熟悉的正字標記的龍氏正氣散。只是,當眾人迷失于統獨、南北分裂的此刻,當大家犬儒地選擇不表態,或假裝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在特定歷史時空的這點上,龍應臺明確提出她的價值觀,投射出她的意識形態,天真地要大家回歸中國文化,讓臺灣成為“中國文化的燈塔”,不禁讓人有一種迂闊之感。

面對大海的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和桑丘放眼四看,見到了生平未見的大海,浩浩淼淼,一望無際,比他們在拉·曼卻所見的如伊臺拉湖大多了。海邊停著一艘艘海船,正在卸船篷。可以看到上面張掛的許多彩帶和細長三角彩旗在風里抖動,蘸浮著水面。船上喇叭、號角眾音齊奏,遠近軍樂一片悠揚。海船開動,頓時有無數騎兵應戰似的從城里奔馳而來,都制服鮮明,馬匹雄健,船上戰士連連放炮,城上也放炮回敬。城上炮聲震天,驚心動魄,海船的大炮也聲聲相應。大地如笑,海波欲話,天氣清朗,只有炮火的煙霧偶爾渾濁了晴空;這種情形好像使人人都興致勃發。桑丘不明白怎么海上浮動著的龐然巨物會有那么許多腳。”(楊絳譯文)

在《堂吉訶德》第二部的結尾,拉·曼卻的“夢幻騎士”堂吉訶德離開了西班牙的內陸荒原,來到夢寐以求的巴塞羅納城,在那里,他和他的傻子跟班桑丘生平第一次看到海,親眼見證大海時代的來臨,心中的激動震撼自是難以言喻。也就在同年冬天,堂吉訶德幾乎可以說是了無遺憾地死去。話說回來,作為一個中古世紀的破落騎士,他的駑馬、長矛和生銹的盔甲、盾牌畢竟是不屬于大海的,也因此,在塞萬提斯筆下,堂吉訶德只能落得,為一個時代的逝去,望洋興嘆。在我看來,堂吉訶德和龍應臺,一個中古西方騎士,一個現代東方俠女,兩人都為拯救舊有價值而顯得或陳腐或迂闊,卻也都是偉大的武俠騎士理想的化身。甚至可以說,龍應臺接續了堂吉訶德的精神,背負著維護古典價值的使命,在華文世界孤軍奮戰,踽踽獨行。

期許一個有國際觀的新江湖

臺灣的民主政治藍圖,向來都是嘈嘈雜雜,一點也不井然有序的,臺灣人的處境或困境,也往往就像是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所說的,那種揚帆出航以后才被匆匆告知任務的船長和水手。也因此,假如我們能認識自己的漂流狀態,掌握它的真實與不真實,就可以進一步認知,我們過去從哪里漂流而來,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能明白,我們為什么會有龍應臺所說的“文化精神分裂癥”,了解我們的挫敗和迷失,找出突破這些困境的方法。即使臺灣社會過去尚未,最近的未來也不一定能產生一股“決定性的多數”(critical mass),去統合出新的價值秩序,我們也可以朝“決定性的個人”和“決定性的少數”的大方向邁進。說穿了,龍應臺所傳承、傳遞的野火,其實就是一種烏托邦的想像,教導我們在現代的荒原上培養價值的火種,批判的火種,或點燈或放火,在眾多的小天地和大天地、邊緣和中央之間,找到一種新的文化串聯的策略,就等有那么一天,小天地連結大天地,邊緣再一次反攻中央,把國民黨劫、民進黨劫,把當下令人十分難堪的“國民進黨劫”終結掉。

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有一股源遠流長、不容忽視的民間生命力,一個不相信官方的小傳統,當被壓抑的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它往往悖離中央,尋求創造自己的水滸或桃花源。400年臺灣,從鄭成功家族帝國到今天的民主法治社會,見證的就是這樣一股風起云涌、蔚為大觀的民間力量。在我樂觀看來,今天的臺灣民眾已不復是昔日的市井小民,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見過風浪、見過廣大世面的臺灣人,早已共同創造出一種也許可以徑稱之為“江湖臺灣”、“功夫臺灣”的東西,正逐漸加速與“江湖國際”、“功夫國際”的接軌中。這樣一種擴大的江湖感,這樣一種國際性“江湖文化”,正是一個充滿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第三空間”。只有在這樣的制高點上看臺灣社會,我相信我們才不至于重演“小紅帽與大野狼”的加害者與被害者的游戲,掉入任何一種政治版本的本質主義陷阱中。也只有在這樣的制高點上,在這樣的建構式文化空間里,我們才可望從仿冒代工的“海盜臺灣”,成功地轉換為一個深諳東西文化的“水手臺灣”、“游俠臺灣”;我們才可望溝通夷狄與華夏,溝通利與義,創造出一種新的江湖文化與江湖道義。

《野火集》出版至今已有20個年頭,20年的漫長光陰,足以讓整整的一代人凋零,讓新的一代人出生、成長。進步的真理與幻象似乎永遠共存,20年見證了戰后臺灣最重要的一個“時代”(Epoch),20年又何嘗不能算是一個小小的佛家所謂的“劫”。新一代的讀者們哪,不管你們是酷世代、炫世代,還是破世代、孽世代,民主政治只是一種(講究操作熟練度的)技術問題,并不牽涉價值的創造,從龍應臺的部落格,到你們的部落格,也只有一種夢想的距離。如福柯所說,我們一再發現自己處于開始的位置;因為這樣,我們更應當一起思索未來,以新的火焰挑戰者、文化挑戰者為己任,化被動為主動,大力叩問個體生命的意義,將我們共同的困境,化成一場戲劇性的自我追尋,擴張夢想的藍圖和坐標,腳踢東西文明,甚至期待有一天,將龍應臺的野火放回西方去。新一代的讀者啊,讓我們從批判的野火中浴火重生,鍛煉出一種新的文化理念與價值的煉金術——《野火集》本身正是這樣一部新文化的經典——把啟蒙的故事、野火的傳奇,繼續傳述下去。

(本篇略有刪節)

2013-08-22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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