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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野火集》精神崩潰的老鼠
龍應臺《野火集》精神崩潰的老鼠
龍應臺     阅读简体中文版

精神崩潰的老鼠
  李國棟床上堆著書,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讀書讀到清晨一兩點,讀到兩眼充血,像針扎一樣痛苦,才把書放開。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條繩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腳綁在一起,熄了燈睡覺。
  "這樣一來,我一翻身,扯不動腿,就會醒過來;醒過來就馬上爬起來繼續看書--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當兵去了!"
  聯考前,李國棟很平靜地這樣解釋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臉頰浮著一層暗暗的青氣,眼白里一條一條細細的血絲。講話的時候,眼神渙散,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為什么不換個讀書方法?這種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嗎?"
  他搖搖頭:"我不知道有什么別的方式。"
  "為什么不先當了兵再回來考?讓心理休息一下?"
  他搖搖頭:"非考上不可。"
  "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學,讀職校或學技術?"
  他開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爛爛毛毛的:"不行,我非讀大學不可。"
  李國棟后來仍舊落了榜,但是也沒去當兵。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兩個星期之后,有個晚上,偷偷吞了五個大鐵釘,從七樓的陽臺上跳下來,剛好摔在垃圾車旁邊。
  麥爾教授對老鼠很有興趣,曾經作過這樣的實驗:
  把老鼠聚集在一個平臺上,讓它們一個個往下面兩個門跳;跳向左門,它會碰得鼻青臉腫,跳向右門,門卻會打開,門后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當然不笨,訓練幾次之后,就快快樂樂地老往右門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選擇方式固定了的時候,麥爾就把乳酪從右門移到左門;本來以為可以飽食一頓的老鼠現在又碰得鼻青臉腫,不知道客觀情勢已經改變了。幸好,摔了幾次之后,它又漸漸熟悉了新的情況:原來乳酪在左邊!
  問題是,這個時候,麥爾又有了新花樣;他把門的顏色重新漆過,把乳酪一會兒放左,一會兒放右,老鼠在新的習慣形成之后,發覺原來的抉擇方式又行不通,它必須不斷地適應新情況,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習慣行為......
  老鼠變不過來,下一個反應就是"以不變應萬變"。麥爾發覺,在應變不過來的時候,老鼠就搞"擰",開始固執起來,根本就拒絕改變方式。譬如說,如果它已經習慣于跳向左門,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門口,讓它看見,它仍舊狠狠地往左門去碰腫鼻子,愈碰就愈緊張。如果實驗者在這個關口繼續強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擇,老鼠就往往會抽筋、狂奔、東撞西跌或咬傷自己,然后全身顫抖,到昏迷為止。換句話說,這只老鼠已經"精神崩潰"。
  麥爾教授于是歸納出導致老鼠"精神崩潰"的五個階段:首先,對某一個難題(左門或右門),老鼠逐漸培養出一種應對的習慣來(選擇右門;右門有乳酪)。第二個階段,客觀環境改變,老鼠發覺慣有的方式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感到驚駭。下一階段,不斷地焦慮與挫折、失敗之后,它就固執地以舊有的方式面對新的情況,不計后果(就是看見乳酪出現在右邊,仍舊往左邊闖)。第四個階段,根本放棄努力(乳酪也不吃了,干脆餓死!)。最后,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決問題不可,它就又回到它所習慣的舊方式(左門就是左門,非左門不可!)當然又碰得鼻青臉腫,餓得老眼昏花。明明只是換個門徑就解決了一切,它卻檸執在習慣行為中飽受挫折與失敗的煎熬,最后以崩潰結束。[取材自S.I.Haayakawa,"1nsolubleProbleems,"InventionandDesign,N.Y.1981.]
  在垃圾車邊被清潔工人發現了的李國棟是一只弄"擰"了的老鼠,我們的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制造難題的實驗家。從前,大學之門是通往乳酪的門,所有的人都往那個門跳。"士大夫"觀念深深地植根,因為我們發覺成了"士大夫"之后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習慣于這個方式之后,客觀情況卻變了,乳酪換了門;往"士大夫"那個門撞去,卻撞個鼻青臉腫,而且沒有乳酪。
  可是孩子們繼續去撞那一扇門;作父母的繼續鼓勵孩子們去撞那扇沒有乳酪的門。他們說,"有志者,事竟成";說"有恒為成功之本";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說"老天不負苦心人"。門的顏色變了,乳酪的位置換了,可是弄"擰"了的人固執地守著舊有的方式,"以不變應萬變"。
  于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潔工人在垃圾車邊發現一團血肉模糊的--是人還是老鼠?他嚇了一跳。
  一個人,也只不過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潰的老鼠。人生的每個階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難題時時強迫他作抉擇:考試失敗了,愛人變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個難題都需要一個解決的辦法。究竟乳酪在左邊還是右邊?不管在左在右,當一個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來應付"新"的情況,當他不計后果的,根本拒絕改變自己的時候,他就是一只弄"擰"了的老鼠;精神的解體只是自然的結局;
  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個精神可能崩潰的老鼠?!國際局勢的變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見得能解決二十年后的問題。如何能不受制于舊習慣、舊觀念、舊方法,如何不搞"擰"了去老撞一扇沒有乳酪的門而撞得鼻青臉腫,需要的是彈性與智慧。
  智慧,不正是人之所以為人,鼠之所以為鼠的差別嗎?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六日《中國時報?人間》臺灣是誰的家?啊!光復節!
  五顏六色的牌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大人物湊著麥克風講整齊對仗的句子,報紙的頭版有紅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收音機的鈕轉來轉去都是標準又悅耳的女聲......
  啊!又是一個光復節!
  光復節又怎么樣?仍舊是人擠人、車擠車的世界,烏煙瘴氣。
  可是這是四十周年的光復節--四十年哪,人生有幾個四十年?
  四十年又怎么樣?淡水河是條發臭的毒溝,觀音山是長了膿瘡的病狗。嬰兒喂假奶粉,小孩吃餿水油,大人喝用過的寶特瓶,老人把畢生積蓄交給十信......四十年又怎么樣?光復節又怎么樣?
  立法委員向俞國華我們是否有一個"信心危機"。俞院長說,沒有沒有;當然沒有。江南、李亞頻、餿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義。我們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聽到鄰居十歲的小孩丟下書包大聲喊:"媽媽媽媽,臺灣不能住了。我是吃餿油長大的!"我也聽到二十來歲剛結婚的朋友皺著眉頭說:"結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騎機車上班,眼紅瘋狂的人潮與車馬常勾出我心中對整個人類的仇恨來。一輛機車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騰得很愿意當場撞得他頭殼破裂而不覺一點點惋惜。把新生命帶進這樣一個世界來,不,太殘忍了。"
  為什么沒出過國的小孩會下"臺灣不能住"的結論?為什么一向篤信傳宗接代的中國人會覺得臺灣這個地方不可以養兒育女?俞院長的"信心"來自哪里,是哪一種信心,我覺得茫然。不肯承認我們有信心問題,是因為看不見問題或不敢說實話,我實在無從判斷。我只知道,父母千方百計地把幼兒稚女送出國讀書,表示對我們的教育制度沒有信心(是的是的,王贛駿與丁肇中的成功等于我們教育的失敗......)。有錢人把產業化整為零地存到國外銀行,表示對我們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員與大學生管珍惜綠卡,每年氣喘喘地來回,表示對我們的政治前途沒有信心。反對人士必須躲在外國的羽翼下才敢發言批評,表示對我們的民主憲政沒有信心。至于年輕人覺得這片土地已經糟到不適于傳宗接代的地步--這不是缺乏信心,這是絕望。年輕人的話,令我深深的哀痛;而那些不著邊際的高調,令我失望。
  八年前我帶了幾份介紹臺灣的畫報給歐洲的朋友看。這些畫報都有中英對照而且攝影圖片非常精致。朋友翻看之后不經意地說:"這些很像東德或保加利亞的官方刊物。"我很驚訝:臺灣的東西怎么會讓他聯想起兩個共黨國家來?
  原來也只是一句憑直覺的評語,朋友也得思索好一會才分析出原因來:"因為你看得出這個刊物在刻意地表現美好的一面,刻意地把其實任何社會都有的缺陷與難題都隱藏起來。你看,第一頁到末頁全是美麗的森林,純樸的山胞,富庶的農村等等,像人間天堂。相反的,一個開放地區的刊物,通常,在稱頌美麗的森林同時,或許會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脅;介紹純樸的山胞時,也許會說到物質文明的侵略;贊美富庶的農村時,就不免提到農村人口的流失......你拿東德與西德的畫報一比較,就看出很明顯的態度上的區別。"
  他不說,其實我也該知道這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點,更不忌諱承認啟己的丑陋。試圖遮掩粉飾才真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四十年后的臺灣固然已經脫胎換骨,卻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臺問題、燒在眉睫的環境問題、需要急診的經濟轉型問題、影響深遠的教育問題,還有,使每個人不是咬牙切齒就是搖頭嘆息的道德淪喪現象。可是,如果我們有能力,我們就不怕面對這些病痛;如果我們有自信,我們就不怕大聲承認:是的,我們確實有這些病痛。避諱或遮蓋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夠,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我從來不忌諱大聲說臺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也不猶豫地告訴你臺北是我所見過最庸俗最丑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對你說,中國人是個自私短見鄉愿的民族--不怕你覺得刺心。我還可以恨恨地說,臺灣的社會是個道德腐蝕到骨髓里的社會--不怕你罵我數典忘祖。
  因為我對臺灣還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里默默地播種、耕耘;臺灣的"有心人"真多。消費者基金會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成果現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見了。還有許多看不見的:"婦女新知"的一小撮人在一點一點地提高女性的自覺,教導她保護自己的權益。臺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婦女研究中心,引導社會重視婦女問題。扶輪社--你以為有錢人都是腦滿腸肥之流嗎?--正在籌備環保基金會。另外又有幾個人正準備推出《新環境》雜志,為我們病重的大地作記錄。還有一群理想主義者要出版《人間》雜志:沒有穿泳裝的明星,沒有微笑的政客;雜志關心病患孤兒寡婦,幫助這個愛喊光明口號的社會親眼看看陰暗痛苦的一面。
  這些少數人的努力卻要承受很大的壓力,就像小草拼命要突破已經龜裂但仍舊堅硬的水泥板一樣。當年消費者基金會飽受挫折,好不容易加上"文教"兩字才受到教育部的收容而成立,現在扶輪社要建立的環保基金會又在團團轉,尋覓出路。婦女消費團體或自覺行動也受法規制度的百般束縛;任何民眾為自己爭取權益的行動都受到限制與束縛。這些保守而落后的法制就是壓住小草的水泥,但是我的信心就在于這些小草伸向陽光的力量。只要有這么多"有心人",臺灣就有希望。壞的可以變好,腐爛的可以新生,染病的,可以復原。
  可是,你是誰?憑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眾",等這少數人努力了,甚至犧牲了,你再去享受他們的成果?你現在買著消費者團體認可的食品,當初這些人投告無路的時候,你是在一旁觀望?嘲笑?還是漠不關心?現在正開始墾荒的小團體,譬如"新環境",需要人力的支持去研究環境的制度問題、評鑒問題,需要金錢的援助去啟發小學生愛生的觀念,對老農夫解釋濫葬的害處。你關心嗎?你在乎嗎?你應該現在也變成工作的一分子呢?還是做個"沉默的大多數"等著成果從天上掉下來?
  在臺灣革新很難,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許多制度的僵化(一個團體登記之后就不允許第二個性質類似的團體存在--這是什么蠢人訂的蠢法?消費者組織不是愈多愈好嗎?),另外還有保守的執政單位對社會自覺運動的疑懼。一個更大的障礙,卻是民眾本身的缺乏動力。美國有個年輕的母親,因為女兒被醉酒駕車人撞死,組織了"反醉駛運動",到處陳情、抗議、演講,教導駕車道德。現在這個組織有六十萬個母親加入。
  我們之中,多少人有這種楔而不舍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籠罩的海灘上看見卡車盜沙--你視若無睹呢?還是恨恨罵一聲。繼續釣魚?還是打個電話給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會追根究底的,要求政府制止盜沙的行為:通知警察局,無效;再試環保局,無效;再試海防部隊,仍無效;好,那么從頭研究法令,到底海濱的沙地由誰負責。我們有多少人有這種精神?前人種樹,后人納涼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種樹,身后的人又哪里有涼可納呢?那群少數人的努力或許能沖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點草根里的養分嗎?
  我不知道誰視臺灣為家。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顧過去的大陸,有人拿著綠卡飛向未來的大陸,有更多的人不想過去,不想將來,也不知珍惜現在腳下的泥土。我是個要浪跡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著涼鞋的腳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別人問"客從哪里來"時,我只有一個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紐約,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暫時揮別,可以離棄,可以忘懷,但家,永遠還是那么一個。四十年后的臺灣,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這兒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種,只要他把這里當"家"--心甘情愿也罷,迫不得已也罷--只要他把這里當"家",這個地方就會受到關愛、耕耘、培養。怕的是,過了四十年仍舊不把這兒當家,這個家才會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顏六色的脾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人物在演講,報紙的刊頭用紅色......但這是四十周年的光復日,人生有幾個四十年?五顏六色之外、歡呼與口號之外,是不是該有--點新的、誠實的省思?原載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六日《中國時報·人間》野火現象
  菜市場中一地的泥濘。討價還價的喧嚷夾著刀起刀落的剁聲。在菠菜和胡蘿卜旁邊,居然擱著一本攤開的《野火集》。賣菜的婦人蹲在地上剝玉米。
  "歐巴桑,你在看這書嗎?"
  "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后生在看啦!伊在讀大學。"撕掉蒙眼布
  《野火集》在出書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個月后,已經迫近五十版,馬上要破十萬本的大關。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稱奇,說是多年來沒有見到的現象。書店的經銷商說,許多買書人似乎帶著一種"使命感"走進書店,買一本給自己之外,還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讀"野火"的人不夠多。一位醫師告訴我,他買了三百本書四處寄發。學校老師也往往為學生集體訂購,作為指定的課外讀物。海外的留學生也來信,希望這本書能銷到國外。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野火集》破紀錄地、瘋狂似地暢銷不是一個偶發、孤立的事件。從專欄時期讀者反映的洶涌,到成書之后讀者"奔相走告"的熱潮,在在都顯示這是一個深具涵義的臺灣社會現象。很明顯的,我們的社會對"野火"所發出的聲音有一種饑渴的需求。
  需求什么呢?
  "野火"是個強烈的批判聲音;當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時候,就成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個自剖反省的聲音。但是"野火"里頭并沒有任何新鮮的觀念。它指控現代的中國人喪失道德勇氣,它要求學生爭取獨立思考的空間,它要求政治的開放與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吶喊著同樣的話。如一位教授所說:"你的野火精神和當年的文星精神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為什么廿年前叫喊的事情在廿年后還有叫喊的必要?可見我們進步非常有限。"的確,可是這一次的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絕的回聲,"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燒成一小片火海,表示這是個不同的時機。或許人們不只是厭倦窠臼本身,也厭倦一次一次叫喊后的失敗。在上千的讀者來信中,大部分有這么一句話:"啊!你說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說的話",然后加上三個驚嘆號!!!"野火"顯然痛快地供給了情緒的發泄,但是令人心驚的是,在發泄之前,那份情緒有多么堵塞,多么郁悶。
  臺灣在蛻變中。曾經是個一元化、權威分明的社會。子女遵從父母,學生遵從老師,人民遵從政府。可是經濟起飛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質上的獨立,那么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獨立。教育水準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學生青出于藍,人民所擁有的知識比官僚還高。西方民主文化的沖擊更是勇猛直接。里根說卡扎菲計謀暗殺他,臺灣的電視就顯現:美國記者大聲問總統:"你有沒有證據呢?沒有證據就是撒謊。"這種鏡頭對我們膜拜電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影響。頭腦再簡單的人也會問一聲:"哦,民主是這樣的呀?"更何況是已經受了教育,寧可自己思考的人。
  經濟、教育、外來文化等等,構成伊甸園里的知識之果,臺灣的社會大眾,是吃過蘋果的亞當。吃過蘋果,發覺自己的赤裸,于是急切地想看清現實,解決問題,但是亞當的臉上綁著一塊蒙眼布--吃蘋果之前的舊觀念、舊制度、舊作法、舊信仰,遮著亞當睜大的眼睛。多少年來不曾經過審查的教條、口號、神話、謊言,密密地包扎著亞當開始流轉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對"野火"狂熱的反響或許也就傳達了那么一個簡單但迫切、堅決的訊息:我們不要蒙眼布!讓子女、學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頭腦去想。在野之聲
  "野火"暢銷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但是為什么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黨外雜志,卻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回響?其中人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問題;最主要的因素卻在于這些雜志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頌權威、膜拜現狀的書籍刊物對厭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為它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一些黨外刊物,雖然標榜批判,卻無法把讀者完全爭取過去,因為它往往也是以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以某個政治結構為目的地;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傳可以變成宣傳,反教條可以變成教條。如果沒有較開闊的胸襟,較長遠的眼光以及對理性的堅持,蒙眼布換了顏色還是蒙眼布!而吃了蘋果的亞當所急切、不耐、引頸盼望的,不只是換一塊蒙眼布!
  我們不能沒有黨外刊物,因為它是一個制衡的聲音。從"野火"的現象看來,我們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種聲音,一個不以單一意識形態出發、沒有政治野火、真實而純粹的"在野"之聲。這個聲音通常由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所發,可是在今天的臺灣,這個聲音,不是沒有,但微弱喑啞。知識分子或者受制于強權而不敢作聲,或者屈服于作官的私欲而婉轉歌唱,或者受挫于嘗試的失敗而灰心隱退;仍舊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輕,貌似前進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過來說,"野火"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觀念的書都能引起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進,而是這個社會落后;不是"野火"的聲音特別清越,而是這個社會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聲。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聲勢浩大的"野火"其實只是一只猴子;臺灣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聲,許多老虎的吼聲。喜鵲·烏鴉
  因為在粉飾、教條、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里泡了幾十年,我才在極端不耐中開始寫"野火",但是立即招來質問:為什么只寫壞的?光明面為什么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么一面倒?是"別有用心"嗎?
  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后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么只談我壞的半邊肺?怎么不夸--夸那好的一半?"
  那么,為什么要求社會病理家談"光明面"呢?
  再說,歌頌勤奮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會的人還不夠多嗎?何必還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響力呀!讀者相信你。
  這話說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謂的影響力,那純粹是因為他像只烏鴉一樣不說悅耳的話;他怎么可能在贏得"讀者相信"之后轉而加入喜鵲的行列?一個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傳達不同的訊息;烏鴉和喜鵲各有所司。但是,如果報喜不報憂的喜鵲覺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須改變作風,開始說實話,而不是要求有"影響力"的烏鴉換套羽毛,唱喜鵲的歌。
  也有人担心地說:"野火"暴露出那么多臺灣的缺點,被敵人拿去作宣傳怎么辦?
  不怎么辦!只有頭腦簡單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評是一種自省自新的能力。當西德的布朗德與美國的尼克松鬧出舉世皆知的丑聞時,兩國人追究到底的態度贏得的是尊敬,不是輕視,我們的報紙喜歡興高采烈地報導大陸報紙所揭露的壞事,作為"你看他們多糟糕"的宣傳,而事實上,中共愈是容許丑事的揭發,批評的公布,愈表示他們觀念的進步,也就愈值得我們思考。
  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檢討,是優點,不是缺點。"野火"不需要描寫臺灣社會的光明面,因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光明面的表現;表現臺灣的制度能容忍批評,臺灣的人民能自我反省;這是個有更新能力的社會。
  讓別人拿《野火集》去作宣傳吧!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
  對這本書的兩極反應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方面,許多老師以它作教科書外的教科書,鼓勵學生討論并且寫讀后感;另一方面,有學生來信:"我們教官不準我們讀你的書,說龍應臺污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面:某些工商機構成百地訂書,送給員工閱讀;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團體將"野火"明文列為禁書。許多讀者贊美作者為"真正愛民愛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卻也有人說他是共匪。
  白紙黑字一本書,為什么出現兩種水火不容的讀法?
  就讀者來信分析,對"野火"存恐懼之心的以年紀較長、度過軍旅生活的人較多,支持"野火"的則包括各個階層、職業,與教育水準,但仍舊以大學生和三四十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為主流。更年輕的;十來歲的中學生就有點迷惑:"國文老師要我們每個人都熟讀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說你偏激,我應該相信誰呢?你是壞人還是好人?"
  這樣一分,一條清楚的代溝就浮現了出來。由對"野火"的反應,我們也更明確地看出臺灣是怎樣的一個轉型期的社會。
  為了行文的方便,讓我用"上一代"、"這一代"這樣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辭。對于"野火"所鼓吹開放、自由、獨立思考的觀念感覺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種說法。"我們忠心耿耿追隨政府來臺,政府就像父母一樣對我們有恩,"一位退伍軍官寫著,"你的書所傳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這是第一種。把政府當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評視為"反叛",流露出來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我們的民主歷練之淺,由此可見。
  另外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怎么可以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這不是鬧學潮嗎?大陸就是鬧學潮給搞丟了!
  這個簡單的"歷史觀"犯了兩個根本的錯誤:第一,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并不等于鬧學潮;第二,當年大陸上的學潮是果,不是因。學潮不是從石頭里無緣無故突然蹦出來的孫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態,人心不滿郁積到一個程度,爆發出來才有學潮。我們若要避免學潮的發生,就必須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設法鎖住年輕人的頭腦。
  第三種說法:我們這一代拋頭顱、灑熱血、挨餓受凍才贏得今天衣食溫暖的安定局面,你們這無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經有了溫飽還大聲嚷嚷什么自由、什么人權......一個作家被關上一兩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們這一代所受的苦,被關幾年算什么玩意兒?
  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說過這樣的話,帶著很大的說服力。它一則訴諸感情--我為你犧牲過,你要感恩;二則訴諸經驗的權威--我吃過苦,你沒有,所以我是對的,你是錯的。
  就某些層面來說,他當然是對的。這一代應該對上一代充滿感恩之情。這垂垂老去的所謂上一代,曾經在兵荒馬亂之中緊緊摟著懷抱里熟睡的嬰兒,曾經餓著肚子帶孩子去付醫藥費,曾經推著腳踏車沿路喊"機器饅頭"讓孩子繳學費,后來又曾經把薄薄的一疊退休金換取兒女留學的機票。這個上一代,把自己躺下來鋪成磚塊讓我們這一代昂首闊步地踩過去,"衣食溫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緊牙根拼了命才達到的終點,對這一代,那卻是個稀松平常的起點,感恩,當然應該。
  可是,這一代的"大聲嚷嚷"并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經有了衣食溫暖的福,現在大聲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種福,更高層次的福:民主、自由、人權......衣食溫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發點,這一代當然不能以此滿足;上一代如果認為這一代吃飽了、打個嗝,就該在安定中唾個午覺,那就太天真了,食物夠吃了,開始求烹飪的精致。衣服夠穿了,開始求設計的美好。社會安定了,開始要求有所作為。物質的豐富與環境的安定都只是社會要進步的基礎條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這么一個基礎,這一代或許就能建立一個開放自由、公理伸張的社會,作為下一代的基礎,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繼續"大聲嚷嚷",或許我們就有了真正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政治家的出現。
  這一代站在新的起點上準備往前沖刺,要拉也拉不回來的。除非你扭斷他的胳膊。我們的社會若要和諧,這一代必須體諒上一代的經驗,心存感謝;上一代也必須交棒,放手讓這一代奔向一個不同的終點。這樣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兩極,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問題:"我應該相信誰?"幸福沒有止境
  市場里的歐巴桑蹲在濕淋淋的地上剝玉米,為了湊足后生上大學的費用。她所關心的,或許是菠菜的收成與一斤幾毛的價錢,后生所關心的,就可能是如何爭取一個容許他獨立思考的環境。"野火"對歐巴桑沒有意義.對她的后生卻有意義,我們能夠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后生的后生一出世就在一個衣食溫暖、自由開放的環境里,他不需要經過掙扎奮斗就可以盡情盡性地發揮他所有的潛能。
  幸福,沒有止境。《野火集》不過是一個追求幸福的吶喊!
  十萬本,代表一個非常迫切的吶喊。
  原載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四日《中國時報》
2013-08-22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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