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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文匯 1976年的記憶
朱學勤文匯 1976年的記憶
朱學勤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76年的記憶
2005-05-04人物周刊??  朱學勤
  那一年廠礦還在時行部隊編制,好端端的車間不叫車間,要叫“連隊”。我所在的供水車間就有“指導員”姓崔;還有“連長”姓范。老崔有人文氣,甚至文人氣,好琢磨思想,也善做思想工作,屬“造反派”;老范屬典型的技術干部,干巴巴,硬繃繃,強調企業管理、技術規范,屬“保守派”。“指導員”和“連長”有矛盾,我這個小青工是后來才感覺到的。
  老崔安排我出差,去黃河北岸封邱縣調查一位老工人的家庭情況,看看是否要給他困難補助。我插隊落戶出身,對農村困苦不意外,但常師傅家窮得連案板都沒有,是把鍋蓋反過來搟面,我那碗面條捧在手里蹲在地上喝完,一凍二餓,內心震撼不已。回來后把鍋蓋搟面條寫進報告,老崔很欣賞,認為觀察細微調查得力,可以培養。
  老范借我很多技術書籍,還講述50年代初在大別山一帶做地質勘查的探險經歷。他說那時還真有特務活動,有一次舉望遠鏡觀察對岸山林,就發現有一個農婦頭頂食物,推開樹枝,鉆進了一個山洞,忽然不見了。但我認為未必是特務,那洞里也許只是一個相好,農婦帶食物進去幽會?  批林批孔運動還在繼續,工人開會要批判老范的“管、卡、壓”,老崔則回避,不阻止,也不露面。那一次也是如此,臨開會,老范突然要我去他宿舍,說頭一天在屋里烤火取暖,可能中了煤氣,看來只能回開封家里養病。說完讓我打電話,他在電話旁邊等。我在電話里找了一大圈,終于找到老崔,就問:老范病了,要回家,是不是送回開封?老崔被我催得太急,沒有轉圜余地,只能違心同意。等到我送老范回來,老崔見我第一句話就是:“你這個人,政治上不成熟!”
  廠里夜夜開會,造反派“幫助”老干部“轉彎子”,叫“思想交鋒學習班”。老崔一度推薦我參加,作為青年工人代表。我當時滿腦子反官僚反體制的反叛激情,卻體會不到一輪權力再分配正在“思想交鋒”的兩邊悄然出現。新干部的領袖人物叫王世忠,因受過軍代表壓制,很得我們同情。有一天晚上,我帶著一個小本本去找王世忠“談心”,那本子上全是事先擬好的各種民主概念,不著邊際,王世忠聽著聽著就煩了,我自己也覺得無趣,鎩羽而歸。第二天老崔就知道,再一次搖頭嘆息:“你這個人,政治上不成熟。”
  我們從蘭考過去的兩個集體戶,全是重點中學的老三屆,思想過剩,精力過剩,一聚會,滿屋子高談闊論。白天干活,晚上辯論,讀書讀多了,就把廠里發生的運動形勢套進來“發揮”,全是過度分析,放大“闡釋”,茶壺倒進了茶杯,茶杯撐破了,茶壺還不知。比如那個學習班,一位業余思想家想得太多,聽說我參加,就像列寧在十月那樣,拍著我肩膀說:“好,你是我們的議員!”當時有毛澤東“走后門未必全是壞人”這一奇怪指示,我們中間發生激辯:是堅持民主反特權,還是維護大局,不糾纏細節末枝?第二天貼出驚天動地大字報,一邊引德國哲學為依據,旁征博引;另一邊則模仿魯迅式的譏誚冷峻,筆名曰“迅翁”。我們熱火朝天地爭,似乎不這樣爭,明天就會天塌地傾,全不顧工人們讀這些文字如讀天書,干部們冷冷觀察,已經聞著有異味。我因為“政治不成熟”,“議席”荒廢,有另一位業余文學家起而代之,確實比我成熟,逐漸進入核心機密,成為王世忠、老崔離不開的筆桿子。我們的過剩思想就傾瀉在他宿舍里,稱他為權力斗爭放棄了“民主理想”。那位一開始拍肩膀稱我是“議員”的思想家,這時挖苦他不是“議員”,而是“領事館的三等秘書”。“三秘”有一次與我辯論,反唇相譏:“我是詩人,但我只有做詩時是詩人,而你們卻在不該做詩的時候都成了詩人!”
  他有一句詩我今天還記得:“二十六年桐風起,南風北風何依依。”二十六,年齡;桐風,泡桐樹,蘭考特產,泛指河南;南風,上海激進派的文革理想;北風,北京老干部的務實取向。何依依,內心矛盾,難定歸屬。這句詩不僅反映他自己的內心掙扎,也反映了我們這群人的普遍矛盾:文革后期各種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對南風上層懷疑厭棄,同情北風的務實趨向;而青年人特有的反體制、反官僚的民主追求卻還在,又同情基層單位被迫害的失敗者。
  這種滑稽局面到1976年10月戛然而止。北京發生懷仁堂事變,批林批孔突然中止,掉過頭來清查三種人。王世忠、老崔、詩人“三秘”一大群人反過來被請進了學習班,但不是“思想交鋒”,而是找了十幾孔山區窯洞,分別關押,隔離審查。這時我們在外面歡慶南風上層終于被打倒,同時則担心自己的老同學,甚至鳴不平。而窯洞里的“詩人”則夜夜担心,我們在外面揭批四人幫,是否不知輕重,把大家此前的政治辯論也捎帶出來?他的非詩理性在此時還真管用:只交待與王世忠、老崔的工作關系,盡可能不牽扯同學之間的政治辯論。他出來后告訴我,專案組在外面鼓勵我們揭批他們,在里面則夜夜逼問他,這群上海來的中學生私下有什么出格言論?
  文革是必須結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的,這就是我對1976年的總體印象。老崔曾恨我不成器,后來他自己成了散淡之人,成為一個集郵愛好者。我離開化工廠時,去他家道別,他送三句話:“還是做學問好,但不要坐夜,五十歲以后身體不要敗壞”,很實在。詩人“三秘”在窯洞里受寒生病,去鄉村衛生院打吊針,感動了一個干部家庭出身的女護士,竟發生才子佳人的后花園故事。佳人來廠區找落難秀才,不知他被轉移到哪里。我和那位“迅翁”掂著劣質燒酒和自制香腸,陪她去北山口尋找窯洞里的老同學。天寒好大雪,三人走山路,高一腳,低一腳,一步一滑,正好是1976年的最后一天。“革命死了,革命萬歲!”,這是那一年我們說得最多的一句名言。革命只有弄出個萬歲,它才能死,稱心如意地死,而在那一年,它果然死了。因此,順序應該反過來說 :革命萬歲!革命死了。
  革命是青年的嘉華年會,沒有革命,也會弄出個類似革命。那一年我24歲,在這個年齡能目睹一次革命,還算幸運。什么年齡看見什么,人生是有匹配的,一旦錯過,可能會留下一個饑渴,伴隨他一生,不斷發作。我曾不止一次與西方、港臺的左翼人士接觸,可能是這個原因,他們今天還對我們1976年結束的革命抱有浪漫余緒。20年后,我的兒子迷上了搖滾,我耐著性子陪他去體育場聽“紅旗下的蛋”,那歌詞寫得不錯,但我不理解為什么要那樣高分貝叫喊?兒子說:“你們年輕時不也是一樣?這是我們的‘革命’!”這一說法和那些上了年紀但還存有心理饑渴的西方教授以及他們的東方弟子,是一回事。
  應該承認革命有美感。慶典,游行,花如潮,旗如海,歌聲、喊聲義薄云天,正是這些審美外觀,使浪漫文人激動不已。所有這些,法國革命、西班牙內戰、俄國革命,還有德國30年代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都出現過。慶典抖落日常生活中積累的塵埃,游行提供日常生活無法企及的狂歡。因此,和平年代每年提供一次愚人節狂歡,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時的”,僅僅為了滿足集體心理的浪漫需求,讓人們在街上狂擲西紅柿,也比讓他們扔擲這一顏色的其它東西好。
  狂歡過后是恐懼。蘭考有兩類上海知青,一度互不來往,相互貶抑。前一類“思想正統”,埋頭苦干,各級黨報捧紅了這個集體戶;另一類涉及“文革”中的懷疑一切的“異端思潮”,下去時帶有避難性質,但是某大學如復旦,深挖“5·16”涉及外圍中學生,吉普車長驅兩千里深夜來蘭考敲門,帶走其中兩位,還是沒有放過他們。聽農家說,他們白天不干活,晚上讀書,只讀馬列,不讀毛選,這才出事情。這一傳說刺激我的好奇心,一直想過去交流,礙于集體戶阻攔,在蘭考時不能如愿,到工廠后才有正常接觸。但我很快發現,這兩類人內心沉淀的是同一個東西:恐懼,在這一層面上,其實是可以相通的。前一類出身不好者為多,害怕“被革命”,故而“更革命”,一旦招工翻檔案,立刻自卑自棄,內心顫栗。后一類也有這一情況,但更多的是本人受打擊過早,從此落下暗疾,更難治愈。那時反復演播的電影中有《列寧在十月》,其中一個鏡頭是列寧教訓高爾基:“無產階級在革命,你怎么能分清這一拳必要,還是那一拳多余?”此豪言落入受傷害者心坎,成為接受那一拳的自辯,自虐而雄辯。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年接受那一拳者已經赴北美入籍,去年回來宴請,還在說“帝國主義多么險惡,你們不知道”。一個內心恐懼者放聲高論三十年,其他人就只能低聲嘆息。鐵拳落在不同的年齡段,引起的后果是不一樣的。年輕時沒有親睹革命,不好;太幼小時經受那一拳,也不好,兩者都是一輩子不能治愈。
  革命還有性別,呈陽性。大多數女性避之惟恐不及,張愛玲是這樣,我的文盲母親也是這樣,所有哭哭啼啼被動下鄉的小女生都是這樣。也因為如此,少數女性會加倍革命——更深程度地扭曲她們的性別,以適應革命。盧森堡說:當大街上剩下最后一個革命者,這個革命者必定是女性。我舉雙手贊成,因為我從正反兩面看到過兩次:第一次是從正面,從終點,我們集體戶中最為革命的兩位大姐,連集體戶都不肯居住,認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非要搬出去與五保戶住,駭然發現“李紅心的秘密”(詳見前文),就來自這一同吃同住。第二次是從反面,從起點,1966年紅色恐怖的夏天,第一個用開水活活燙死中學校長的,并不是這個學校的男生而是女生,是在北京,一個陽性得不能再陽性的城市。
  革命失敗后,通常是由智識階級來控訴,但“千萬不要忘記”,革命正是他們召喚的。革命本來與阿Q、吳媽無關,是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知識分子“從外面灌輸進去”的。“未莊的消極”有它的自在理由,它自己還沒有說好,就已經被作家攻擊,讀者是可以讀到“五四”優秀小說了,但未莊的真實人群卻因此而失去平靜。有一個畫家畫了這樣一幅畫:1966年或1976年,有一個文化偉人和另一個文化偉人談崩了,滿臉慍容,坐在人們熟悉的那張沙發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另一個走到畫面的左下角,背對前者,也是滿臉的不高興,也抽起人們熟悉的卷煙。我提議,什么都不要改,就這么站著和坐著,只是交換一下他們晚年的衣服:讓另一個偉人把他的竹布長衫換給前者穿,自己則穿上前者的毛式制服,這就能通,一通俱通。前者的文化理想從“五四”到“文革”,何曾改過呢?他內心還是穿著那一身竹布長衫的。至于后者改穿毛式制服,也不過分。君不見偉人曾說“我的心是與他相通的”,一時談不拢,那是誤會。
  1976年,革革命的命,革革命的命的命,革,革命,我是反革命。
 
2013-08-22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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