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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文匯 回首90年代
朱學勤文匯 回首90年代
朱學勤     阅读简体中文版

回首90年代
2005-09-21人物周刊?? 朱學勤
  激進耶?保守耶?兩面都被烤,確實烤焦了。……至于保守與否,只有深入一層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誰家激進。海天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避地難尋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這是90年代余英時驚悉恩師錢穆去世,悼亡七律開頭四句。十幾年前初讀此詩,恰與心境合,如受電擊。近日重讀,如見故人,人與事紛至沓來,先揀可言者說。
  我的博士論文胎動于文革早期。1966年5月,官方文件《五·一六通知》曾將北京市委斥為提倡18世紀啟蒙哲學的“自由平等博愛”,啟人疑竇;文革初期參與奪權的造反派稍有思想者,私底下也喜歡以雅克賓派自喻,以比革命徹底;文革后期令人聯想法國革命,則是“三支兩軍”收拾殘局,全國“軍”起來,到處都是穿軍裝的身影,有點像雅克賓之后出現波拿巴政體。甚至到1976年10月初文革結束,上海方面傳出驚人之語,一位史學家不滿北京懷仁堂事變,憤然作色:“只要打一個星期,上海也能成巴黎公社!”我當時在河南,天天看到運兵車沿隴海線東去,突然聽到文件傳達中有這樣一句“反革命言論”,深感震撼。湯澆蟻穴中,竟也有人能說這樣的話,哪怕是錯話,也讓人刮目相看。更為深入一步的對比,是此類革命失敗后都有一場“熱月反動”:民眾精疲力盡,從廣場重回廚房;革命與人性言和,社會還俗,民間彌漫灰色情緒;舊日貴族一旦返回,大多滿足于恢復舊秩序,只有少數清醒者能看出只有向前走才有出路,等等。1989年5月,我在上海《書林》雜志發表對比文章,引用一個自由派貴族在1815年維也納舞會上喝斷群舞的那句名言:“你們什么都沒有忘記,什么都沒有學會!”《書林》很快停刊,又過了一些年,這家雜志的刊號重新啟用,卻被讓渡給另一家雜志——《買賣世界》。《書林》變臉為《買賣世界》,雖滑稽,卻也準確,活畫出90年代如何劇變,向那一個方向劇變。
  我于1985年做完碩士論文,結尾處流露出對法國革命的“反骨”,不同意學術界主流觀點的僵化說法,引起復旦金重遠先生注意。次年我回上海工作,他開始招收博士生,立刻傳話給我,希望我去念在職博士,把未盡之言說完。1989年5月,法國史年會在復旦舉辦大革命二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我提出文化革命與法國革命的聯系,引起法國同行的興趣與討論,也堅定了金先生和我把這篇文章做下去的信心。
  1990年上半年,所在部隊院校單方面通知復旦,停止這個人在那里的學業。兩校相距一箭之地,師生見面發生困難,本來是想上山讀書,現在連這一點孤愿也難實現了。金先生不服,請復旦派人來聯系,發現并無大不了的問題,遂要求撤銷那一決定。部隊拿復旦學業為籌碼,要挾我在處分決定上簽字,不服從者不得“食”,亦不得“學”。同案者有一位正團職學術處處長,太太有點神秘主義,遂給我卜卦算命,這真應了余英時“占天”一說。一卦下來,說是“剝極而復,否極泰來”。僵持了半年,復旦開始強硬,也來了一個單方面通知:“恢復學業,立刻來校”。這個單方面決定來得很及時,再拖數月,我是否能堅持下來,真成問題。所謂“不得食”者,當時尚未轉業,軍人購糧憑“黃卡”內部供應,這張“黃卡”確曾被停發了。一位至今沒有見過面的雜志主編,聽說我這一困境,曾從海南給我寄來一筆“稿費”500元,幫了很大忙。金先生對我的最大幫助,是鼓勵士氣,逼著我咬緊牙關把論文做完。他是1959年歸國的彼得堡大學畢業生,與普京是同屆校友,俄、法、英、德還有西班牙文,門門俱佳。按照他的學術觀點,未必同意我對法國革命的負面批評,卻鼓勵我暢抒己見。他對弟子把關,不是把在學術觀點上,弟子不必與師同,而是把在史料上,千萬不能出“硬傷”。90年代初,大學師生都還沒有“換筆”用電腦,我用藍墨水寫,他用紅墨水改,一稿來,一稿去,手稿上至今還保存有金先生密密麻麻的紅色筆跡,從法文翻譯到標點符號,一絲不茍。
  那一卦只說對了一半。“剝極而復”沒錯,博士論文可以做,而且做完了。“否極泰來”卻沒有應驗,答辯前出現意外,差一點攔腰折斷。一位老先生看完我博士論文,評語異常嚴厲:資產階級右翼保守史學觀念,違背四項基本原則,不予通過!讀完這一評語,哭笑不得:一年前被停止復旦學業,罪名是“激進”;一年后博士論文受阻,罪名反過來成為“保守”。激進耶?保守耶?兩面都被烤,確實烤焦了。金先生為之失眠,眼睛黑了一圈。后來請出王元化先生壓陣,老先生推辭不出,論文才得以一致通過。我對那位老先生至今保持敬意,他這一點沒說錯,我的學術理念是傾向右翼史學,至于保守與否,只有深入一層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誰家激進。那場答辯有驚無險,應該感謝王先生和金先生,沒有他們及時搶救,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里。但也留有遺憾:一個權威否定了,則有更大的權威來肯定,或一致反對,或一致通過,這在政治生活中見怪不怪,但在90年代的學術生活中居然也出現了。80年代怎么結束,90年代就怎么開始。一個真從井岡山下來的年青人找到我,迫不及待地要走前輩革命家走過的路,我湊了一點路費給他,很庸俗地送他回去侍養父母。1976年被稱為“領事館三等秘書”的那個河南朋友也來上海,說他找到了“燈塔”,找到了思想上的“延安”或也稱“井岡山”,這才吊起我一點胃口。我們找了一筆民間贊助,請他們從武漢來講“井岡山的路”。我當時還有最后一點浪漫,稱這樣的接待是“民間村落的互訪”。結果發現從十六鋪上岸的這群人,是后現代哲學愛好者兼詩人、文學家,正申請“歷史的缺席權”。但是他們的態度比上海會談者認真,來客中一位哲學家說:“我們認認真真地告訴他們,不要認真;他們很不認真地告訴我們,一定要認真。”這話說得確實精準。我為上海這群人羞愧,同時也難以認同武漢朋友的哲學兼文學,似乎不是地面上的“路”,更像空氣中的“霧”?一年后平頂山有個語言-哲學討論會,輪到我沒有路費了,是他們慷慨承諾,請我上山,最后一天非要我發言。應該是我的不對,沒有把沉默保持到最后,更兼想象力貧乏,看不出如何“退出歷史”,如何掙扎在“公共語言與私人語言的交界邊緣”,更難設想名詞與動詞能承担這個世界的罪與惡。一席說完,不歡而散,下山時離別連說一句客套話都覺得艱難。
  這時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創刊,創刊號有余英時千字文。那是我在那一年讀到的最結實的漢字,盡管后來我與他有過學術爭論,卻也無法改變對他的敬重。1996年我曾去普林斯頓,帶去學界前輩對他的口信,希望他能回來看看。不料他突然動了感情,拿出他的一個外甥的照片:一個中學生的遺容,青春燦爛也能夭折,當然令人心慟。他怎么會得到這張照片?說來也是一個有點傳奇的故事,大約是他在東京講學,聽眾千里傳“遺容”,居然從臺下傳上來這張照片。聞言黯然。十年后,《二十一世紀》慶祝創刊十周年,余英時受邀未能出席,一位諾獎得主在這個會議上拿出事先復印好的余的文章,手一揚:“看看,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寫的文字。”這一幕丑陋無比,只能與紅衛兵拿出黑材料得意示眾的神態媲美。臺灣學者錢永祥隔一張桌子緊盯我的臉,事后說你不知道你的臉多難看,那一瞬間他就怕我失控。其實老錢過慮,我那時已染有庸人習氣,不自覺怒容滿面,卻有平頂山前鑒,知道這是學術社交,必須顧忌主人的臉面。
  這個雜志在那幾年有無可取代的價值,是我們惟一能呼吸的窗口。曾先后派編輯來約稿,來人中吳江波給我的印象最深,也最好。見面后他不說約稿,而是問需要什么書可以讓他從香港幫助。那時昆德拉的小說已經在大陸走紅,到處聽人說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輕”。我在某報某版寫了一篇曖昧短評,提到這一年大陸知識界流行時髦口令。其實我與武漢那批朋友的第一場談話就因對昆德拉評價不同而緊繃,我剛說知識界一面倒不是好事,昆德拉必須有哈維爾這一極來平衡;對方立刻打斷:不能因為哈維爾當選總統而過于看重!這就不是分歧,而是過敏,只使我更迫切想看到哈維爾當總統以前的全文全著。江波聞言大喜,沒想到在上海能碰到知己。原來他和另外兩位同學自費翻譯了哈維爾文選,但在香港也無法擺上商務、三聯的大書店。回去后他頑強地從郵局郵寄,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最后一次終成漏網之魚。由此得到的這一本,大概是流進大陸社會最早一個哈氏選本?也是我度過90年代初葉精神危機的最好讀本。我無法設想離開哈維爾以及顧準,那兩年會怎么度過。
  1991年我第一次出境去香港,與江波有機會長談,才知道他畢業于中文大學哲學系,曾崇尚大陸的“文革”理想,寒暑假與那兩個同道去貧民區參與慈善活動,人稱中大三劍客。我后來與留學歐美的左翼同學談不拢,包括最要好的研究生時期朋友,甚至是難友,哪怕十幾年不見,一見就爭,幾乎總有不歡而散的創痛。奇怪的是,與江波交往的那兩年,怎么會想不到與他爭論?這是我失去他以后才想起的納悶。大陸舊友中也有以善良著稱,但沒有一個像江波那樣,有理想而又單純,單純到高貴的程度。他的單純令我自慚形穢,從此知道只有經過那樣的社會才能出善類,沒有經過考驗的道德是侈談,不是道德,沒有經過考驗的權力也不是權力,而是權利。過五年我再去香港,他已經離開雜志去異國他鄉,去了一個更資本主義的地方。從此人海茫茫失了聯系,至今回想,惟余惆悵。
  
2013-08-22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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