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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文匯 五月的陰影
朱學勤文匯 五月的陰影
朱學勤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五月的陰影
2005-06-29人物周刊??朱學勤
  前一篇說“二安今何在”。為二安以及同類朋友的遭遇,寫過兩次,每一次都因形格勢禁,點到為止。此次發表,雖不能盡言,畢竟刻畫得更為具體,細心的讀者可以讀出一些蛛絲馬跡。了此心債,才能續寫下篇。我與徐曉通電話,談論文革年月的地下讀書活動,除了那些令人感懷的高尚一面,還有一些負面教訓,如果當事者不寫,由另一些人來寫,是否會發生一些偏差?她說這一問題已經發生,有博士生去采訪,即以她書中列舉的那些中外文學名著為依據,認為有那么多好書可讀,可見當時并非精神荒原,文化革命不應否定。此番高論,遭徐曉當場駁斥。這就說明,我們這些或深或淺的當事人,再不能回避當年的負面陰影,應選擇的是怎么說,而不是該不該說了。比如當時的具體人事,一些朋友當年已經出現精神病態,但至今還生活在社會陰影中,正常權利都沒有恢復,這就不能談,也不忍談。但在抽象層面,有一些反復出現的周期性現象,確是可以談,也必須談了。
  首先在數量上不能夸大當年地下讀書的閱讀面。我曾問過天南地北那些地下閱讀者,請他們列出當時讀過的書名,核對下來的結果令人震驚:書名大多重復,把所有的書加起來,不超過一百本。此次徐曉在電話中也證實了這一數字。
  其次在質量上,囿于當時的意識形態以及編選者的眼光,這些書籍的精神含金量并不很高,處于世界文明寶庫中偏下、偏左一角,主要由兩部分組成:“文革”前中宣部組織翻譯了一批灰皮書,“文革”中上海市委寫作班又組織翻譯了一批內部出版物。前一部分中有個別例外如《第三帝國的興亡》,對于青年一代對比第三帝國與“文革”中國,客觀上有警醒作用,除此而外,絕大多數是出于中蘇兩黨論戰的需要,為讀者注射反修防修的紅色免疫力。后一部分將視角稍稍外延,但也不超過為配合尼克松訪華、中美建交的外交需要,局限于歐美政壇、領袖傳記以及各國概況。我曾以感激的心情問過當時主持其事的一位史學前輩,當年為何出這些書?他的回答很實在:毛澤東手諭,通過張春橋下達,政治任務,不可違抗;如果他自己夾有什么“私心”,那也是出于對知青同情:那么多年輕人在鄉下,無書可讀啊!這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學界前輩,獄中披閱《二十四史》,此后兜頭反思“文革”深層動因與破壞性后果,其識見已超越當年的理想主義熱情,也超越今天那么多的博導、教授。30年后,如果他能重操“舊業”,還會局限于當年奉命行事的狹窄視野嗎? 不會了。當年坐井觀天,不僅是他作為編選者的限制,也是我們這些久旱而逢“甘霖”一代青年的時代大限。
  這些內部書籍能支持當時的讀者在精神上走出多遠?走不出三家村,跳不出如來佛。即使我們有了一點灰色情緒,如人道主義與個性解放,紅色摻半灰色,那也是粉色,粉紅還是紅色。更為麻煩的是,當年的讀書圈子,大多屬半文學半政治夾生狀態。那樣的夾生知識分子,在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中曾反復出現,甚至成為革命領袖,在本國歷史中投射下既深且長的陰影,至今尚未肅清;而輪到我們這一代出現,又是外部條件最為惡劣的一次:閉關鎖國長達一代人時間,外不知人類文明的普遍價值,內不知先賢前輩的精神遺產,先天不足,后天失調,不僅不能走出這一類知識分子的陰影,很可能重蹈覆轍,而且會陷得更深,更偏執,也更落后。
  被文學涂抹的政治性格,天然帶有左傾偏執的病態特征,上述三國可謂同類,其內部邏輯是“比賽革命”, “無限革命”,直至“不斷革命”,“革革命的命”。1976年我們這一代人出現,也是半文學半政治性質,這里說的文學,當然是大文學,人文之學,首先是文學,也包括史、哲一部分。這群人只是小荷初露尖尖角,剛出現上述邏輯的前一半——具有人文審美價值的前半段,即被專政機關的鐵拳無情打斷。而打斷這一邏輯的那個紅色巨掌,就其觀念史的上游源頭,早年有家族相似,也是從半文學半政治的邏輯中發展過來。“文革”“四人幫”中居然有3位,都是出身于30年代上海灘那個半文學、半政治的左翼文聯,這不是偶然,而是足以讓人心驚的大背景,不知何故,至今未能引起注意。“文革”意識形態,不僅在左翼訴求方面,就其掌控者的知識背景與行為邏輯,也是直接、間接地繼承了左聯文學的政治血脈。當時對地下讀書運動的鎮壓,從人權、人道言,我永遠站在被鎮壓者這一邊;就思想脈絡言,我不能不說一句讓我的很多同代人不痛快的話:鎮壓與被鎮壓的雙方,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共享同一個家族的思想資源。反對者在反對中復制對方的早年歷史,鎮壓者是在鎮壓中提前展示反對者一旦得勢,將會如何走完后半部邏輯。
  什么叫“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老一輩同代相殘,是,老一輩鎮壓新一輩,也是,甚至更是。歷史長蛇在兩代人之間首尾相啄,那才是“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的原生意義啊。
  一離開那個圈子,與北歐普通民眾打交道,才知道自己身上原來還有那么多善!這話多沉痛?經歷過文革精神生活的人,凡有小圈子者無不以高尚追求為至善,我也相信主觀狀態肯定如此,但為何適得其反,至善調動的是惡,而不是善?
  法俄等國家有一個共同點:文學過剩,思想貧弱。近代革命傳統不能說由此決定,卻多半與此有些關聯。19世紀是在法國革命的旗幟下度過,20世紀易幟為俄國革命,但是檢索這些國家的文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你會發現兩條歷史平行線其粗細不成比例,文學思想畸形繁榮,政治思想乏善可陳。這就足以啟人疑竇: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活那樣活躍,影響其上下起伏的精神底蘊,有多少是政治思想,有多少是文學思想?
  “五月的陰影”上篇提到我國“文革”后期各地皆出現半文學、半政治的地下讀書活動,就發生在這一時代脈絡中。它不是第一次出現:康、梁在戊戌變法之前的師生結社,“五四”至“大革命”時期一代人的革命加戀愛,“一·二九”慷慨上街的一代憤青,乃至30年代在上海橫浜橋附近出現的左聯一條街,都潛伏有后來者的基因。只是輪到我們出現時,可讀之書只剩下區區百本,視野猛一收窄,偏執頓生狹隘。但在當時,偏執和狹隘都是美德,前者被理解為堅定,后者被尊奉為純粹。偏執向外,對日常生活充滿敵意;狹隘對內,天天辯論,時時內斗,經常有分裂、決裂出現。
  我們現在才知道,獨立知識分子交往淡靜,最多是朋友而不是戰友,沒有很強的內聚力,但也沒有那么多的內部爭吵;具有革命傾向的那些知識團體,對外同仇敵愾,戰斗力很強,內部以戰友相稱,內聚力也很強,讓你時時覺得溫暖,卻伴隨有同等強度的內部撕咬:不能有分歧,甚至不能有差異,差異一起,立刻把對外征戰的熱忱移植為內部討伐,批判、聲討,非要把昔日戰友搞倒、搞臭。這一對比常使我想起黑白社會的組織學特征,應該是組織社會學這一新興學科很好的課題?卻沒見有哪個社會學家來破題研究。就文章而言,前者較激烈的文字是對統治者叫板,其他則“略輸文采,稍遜風騷”;后者則充滿火藥味,最見文采是內部撕咬,越撕咬越起血性,越血性越見文采斑斕。后一類文字不難尋找,可見左聯30年代內部爭斗,可見60年代中蘇論戰時期康生親自抓的“九評”,也可見文革中期派性一起,相互攻擊的那些大字報,真是批斗走資派的文字,反而空洞無物。
  當時不知道什么是獨立知識分子,只知有高尚趣味者都是革命者,至少要像十二月黨人那樣同仇敵愾。結果能找到的敵人全在內部,外敵太抽象,內敵才具體,看得見,摸得著。我經歷過的那些朦朦朧朧的地下讀書小圈子,幾乎都出現過劇烈的內部紛爭,有一些還沒有等到有關部門介入,就被這種紛爭拖垮。有一個女同學有一些毛病,夸張,虛榮,還有點裝神弄鬼。好端端談一個戀愛,她要把對象從河南帶到上海的吳淞口,說她遇到了危險,公安局便衣正在跟蹤,然后躲藏起來,躲也躲不遠,就貓在附近的樹叢里,看那個倒霉的男人是不是叛徒。類似毛病老不見改,小圈子議論得越來越難聽,說啊說的,就把她說成了叛徒。直至多年后她移民北歐某一個國家,徹底疏離,從此渺無音信。直至某一年間接聽到她對往事的評論,卻很辛酸:說那樣封閉的小圈子只能調動她身上的惡,而不能調動善,一離開那個圈子,與北歐普通民眾打交道,才知道自己身上原來還有那么多善!這話多沉痛?經歷過文革精神生活的人,凡有小圈子者無不以高尚追求為至善,我也相信主觀狀態肯定如此,但為何適得其反,至善調動的是惡,而不是善?
  我不止一次地讀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稱它為19世紀左翼知識分子的百科全書。那部書既可從正面讀,讀出舊俄時代先進知識分子的錚錚硬骨,多年后再讀,還是讀得心潮澎湃。但也可以從負面讀,讀出一部革命流亡史,原來就是內部撕咬史:革命并不是和珍珠瑪瑙聯系在一起,而是和“肅反”聯系在一起。所謂離敵人遠,離戰友近,先是防招安,后是抓叛徒,革命不斷,“肅反”就不斷,首尾相啄,撕咬成一團。20世紀,中國人已經聽膩的那些親痛仇快的故事,在100年前的巴黎、倫敦、羅馬、里斯本,都已經上演,而且演繹得更為離奇,也更為慘烈。去年5月過后,我旅行路過法國南部的小鎮尼斯,就想尋找赫爾岑在那里的墓地。然而問了很多法國人,都不知道有這個俄國人,姓名就像德國人。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默記于心的一首歌詞也飄散了。
  現在只記得那首歌曲的開頭了。它來自我們從小接受的諸多紅色名曲,我們幼時所吟唱的歌曲與五月有關的實在是太多,幾乎融化在血液里,這也是我這篇小文為什么要以“五月的陰影”命名:
  五月的鮮花開滿原野,鮮花掩蓋了志士的鮮血。
  現在則想以當年讀書活動中出現的一段散詩做注解,也是文學,也算是結束:走吧,路啊路,漂滿了紅罌粟。
 
2013-08-22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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