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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文匯 軍中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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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     阅读简体中文版

軍中紀事
2005-08-24人物周刊  朱學勤
  1985年研究生畢業,第一志愿是正在籌建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接待我的所長很熱情,他們正缺少我這個專業的人。后面一句話卻使我打退堂鼓:“6年之內不能提家屬問題”。6年之后只是可以提,何年何月才能解決?由此轉向,回上海去一所能解決夫妻團聚以及住房問題的部隊院校。很多年后我詫異北京有那么多雄心勃勃者,稱野心也行,尤其不解學術生活亦可煥發“野心”?朋友笑答:“那是因為全中國有野心的人,都匯拢到這里。”聞言自慚,一個夫妻分居就把我從北京嚇退兩千里,可見我當時志向,倦鳥歸林,庸碌得可以。
  第二次自慚形穢,是1996年夏天在威斯康辛大學,一位臺灣同行與我年齡相仿,經歷也相仿,于是相互夸示軍旅生活之“豪氣”。他先說:“不談實彈訓練,就說結業時的震撼射擊吧:學生兵匍匐爬行通過鐵絲網,老兵在后面架好機槍,鎖定準星,就在匍匐者上方保持30公分扇面射擊,實彈狂掃,震耳欲聾,頭一抬,立刻擊斃,有些大學生就在這最后一關經受不住,精神崩潰。”再問我總共打過多少發子彈?我趕緊岔開話題,從此只談學術不談軍旅。現在可以說了:6年中射擊一次,五四式手槍,點射,6發,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軍事機密。
  進部隊第一詫異是語言。此前了解全來自“雷鋒日記”或電影電視,說得最露骨的也不過是《南征北戰》,扮演民兵連長的張瑞芳對分手不久即升官的高營長,巧笑嘻嘻:“又進步啦?”即此知道“進步”原來是“升官”的代名詞。“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流水的是官,不是兵。每一級軍階都有很剛性的年齡規定,時間一到,就要考慮提拔新人。同樣時間內,一個處長之位在地方上可能只產生或盤踞一個處長,在部隊卻可能產生兩三個團職干部。3年一過,這個“處長”就要走人,位近“處座”者皆可去干部處“談談心”。
  這一現象很普遍,除部隊干部必須年輕化,另一原因就是封閉。軍營與社會隔離,這也應該,但如此一來,切斷了其他通路體現自我價值,只能天天等“進步”。故而部隊強調等級,而且要把等級穿在身上,這不僅是戰時需要,也是最為重要的激勵機制。兩個陌生軍人在候車室相逢,寒暄不到三句,就會問:“你是哪一年的兵?”這是軍中紀年法,當兵那一年是你生日,由此可推測你升遷快慢,是正常還是委屈。時間一長,我發現有兩種語言居然可以并存:談得不對路,立遭嚴正喝斥:“不能向組織上伸手,當了這么多年兵,還不知道這一點?嗯!”談得入港,可得軟語溫存:“不要這樣說嘛,組織上還是有考慮的。1968年的兵是該到團級位置了,剩下沒解決的已經不多了嘛!”
  升遷另有制度設計,亦讓我嘖嘖稱奇。第一是橫向平衡,無論是軍事主官還是政工人員,一律由政治部而不是司令部提名行文;第二是縱向牽制,每一級單位提升干部,權限只及本級之下第三梯次,以免知遇之恩或袍澤之情。如我所在的那個院校,起初為副軍,本院只能解決副團職任命,再往上,必須報軍區空軍,那就誰也不知道誰。后來提升為正軍級,引起本院團職干部們一陣狂喜。
  西方學者多半幼稚,推斷我們體制改革難以啟動,是缺乏制度設計能力,我曾以上述兩個制度環節,雄辯論證我們并不缺乏制度設計能力,問題并不在這里。我還曾面折一位資深教授,不能以境外模式來推測中國軍人的職業反應。在那樣嚴密的制度設計下,軍人除了聽從“黨指揮槍”,不可能有其他反應。至于文革中部隊支左,并不能用來說明軍人干政,而是早已政治化的軍隊進入同一種政治,只是比文官多穿一身橄欖綠而已,后來不也是諾諾而退?那一年政治風波,我們大院里的主官與地方官員并無二致:有幾天聽不見黨中央的聲音,全都進醫院養病,一旦中央表態,立刻出院,精神抖擻地開大會,念通令。這就讓我恍然大悟:這個制度并不是沒有“check and balance”,用來保障政治忠誠,是很有效的。所謂拉美式或南美式,還有蘇俄式,那都是外國書讀多了,一廂情愿,多想出來的東西。
  當然,在低級范圍內是會發生低級感情的,即不僅“知遇”,而且“知知遇”。我的“知遇之恩”發生在1987年,來了一個老浙大畢業的訓練部部長,圓臉,戴眼鏡。他地主家庭出身,抗美援朝時參軍,經歷那么多運動居然沒刷掉,等到改革開放,正逢干部知識化,枯木逢春,終于“從奴隸到將軍”。也許是知識型干部,一來就抓知識課質量,我因講課較好,被他看中,暫時擺脫霉運。他欣賞地方院校畢業的研究生,兩個博士一大群碩士,與他相處很寬松。即以《渡江偵察記》陳述扮演的反派軍官語,遠遠地喊他一聲“軍座”,他也不惱怒,加夜班嚷著要抽煙,他也讓秘書照辦。有一次臨時出行,我只能從上海站軍調處弄到一張硬座票,他也不嫌棄,很隨便地與民工擠坐在一起。就這樣跟他下部隊,一年中從南走到北,總算知道了部隊基層官兵的實情。
  我遲遲未在組織決定上簽字,一開始有壓力,待轉業令下,反而轉為主動。……后來遇到一個地方上的朋友,那一年他也要簽字,大筆一揮,居然簽出毛式三字:“知道了”。 如此神來之筆,一下子把我比下去,憋悶了許久,恨不得再有一次簽字機會。
  上篇寫到隨“軍座”下部隊了解基層實情,那倒真是軍事機密了,不可妄說。談軍旅生活如何了斷,是我個人“走麥城”,屬凡人小事,則可言。我的麻煩就出在那個“知遇之恩”。“軍座”來了以后,欣賞地方院校研究生思想解放,能給學員換腦子;1980年代軍隊院校也有新興氣象,本人尚未悲觀,干得也不錯,于是提前晉級。不料就是這個團職害了我,樂極生悲,還要從那場大事說起。
  大事來臨之前,“軍座”憑其氣候敏感,感覺我要出事。承他關懷,令兩位副手來寒舍提醒,偏偏那晚我出外與地方上朋友談論事前輿情,說了很多錯誤的話,憂憤忘歸。大校軍官兩道杠四顆星,兩人四道杠、八顆星,齊坐在我那個不滿10平米的小客廳里苦等,交相輝映。我妻子不知輕重,竟然打開電視,讓他們一起收看當晚中央臺,邊看邊嘮叨,他們一言不發,或許是不便批評,或許本身就有共鳴。到半夜等我不歸,留下一句話:明天一早上班前先去訓練部,部長有急事。次日一早去,方進門,即見“軍座”面容不對,也不問我昨晚去了哪里,就坐在辦公桌后一個勁地扇扇子,神色焦灼。目送秘書出門、再關門,他才轉過臉,一字一頓:“你今天聽我三句,多一句沒有:第一,前面的路還很漫長;第二,我不能看著你這一次被犧牲;第三,從現在起不出軍營半步,我還能保住你,如不聽,我將無能為力!”這是何等要緊的三句話?我居然掉以輕心,尤其沒有聽從他的第三句。下半年檢查開始,即以團職劃線。“軍座”先此調離,雖未降職,人隔千里,看著這邊檢查,果然“無能為力”。
  我遲遲未在組織決定上簽字,一開始有壓力,待轉業令下,反而轉為主動。我自己也是事后才回過味:當事人未在處分決定上簽字,屬有案未結,地方可退回檔案,不接;今年不接,明年不接,部隊就會著急;當初安排處分,是上級某部門決定,如今處分影響轉業,那個部門反過來又批評部隊:為什么年年積壓指標,留下這么長尾巴? 部隊有苦難言,“上級”總是“正確”。如此一來,卻出現一個奇怪的妥協局面:部隊反過來找這個被處分者“談心”,屢“談”屢“不通”,就給他聯系一些待遇優厚的地方單位,希望這個“尾巴”盡快走人。而“尾巴”到這時就可以翹起來,可以挑肥揀瘦,還可以提出一些“個人”要求。比如我那一次,第一年給我聯系的單位是職位好:上海市某區武裝部副政委,團級待遇不降,應該滿意?這個職位對別人很合適,對我則顯滑稽,于是很嚴肅地“感謝組織關懷”,不去;第二年聯系的單位是收入好:東方航空公司宣傳科科長,職位低了一格,“金票大大地有”,而且“專業對口”,你不就喜歡舞文弄墨嗎?還是未去。這就到了第三年,地方上有一個很小的大學,大學里有一個很仗義的朋友出來轉圜,三方達成妥協。部隊抽走檔案中不實材料,個人在處分決定上寫“保留意見”,地方則趁火打劫,提出人可以要,房不能給,這個“尾巴”必須留住原來營房里。此時部隊恨不得磕頭作揖,立刻答應打劫者,人走房不收,趕緊送瘟神。
  這就是我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書的起源。后來遇到一個地方上的朋友,那一年他也要簽字,大筆一揮,居然簽出毛式三字:“知道了”。 如此神來之筆,一下子把我比下去,憋悶了許久,恨不得再有一次簽字機會。還有一個憋悶,是當時這個大學確實很小,有弄堂味,星期五下午教師例會,能聽到市聲四起。1990年代初去北京,遇到孫長江——科技日報前總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撰稿人。老前輩問我近況,我悶悶不樂,只說八個字:“上大如寄,淡進淡出”。他說我是“外省人”,有所不知:“當年有領導曾發話,‘這樣的人只能到一個小的大學去!’如果他不小心說成一句——‘大’的‘小學’,你我又當如何?組織上的關懷還是應該感謝的。”聞言開懷,立刻知足了!
  那一年也順便去北京某離休所,看望已經退下來的“軍座”。他再不提那三句話,又送第四句:“到地方上去也好,后半生就在學術上努力吧。”
  我的80年代就是這樣結束的。首先對不起“軍座”,悔不該不聽他三句言,辜負了老首長栽培。其次對不起部隊,擊彈六發,年均一發,但當年每天起床號一響,一骨碌爬起來出操,后改為每周兩次,畢竟鍛煉了身體。20多年前離開工廠,車間指導員老崔告誡我不可坐夜,研究生階段越演越烈以致失眠,軍號一響,革除文人惡習,刀起病除,干凈利索。現在不跑步,只保持早睡早起,這是我惟一的軍人習慣了,大概能到老死。
 
2013-08-22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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