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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文匯 這一千年的革命
朱學勤文匯 這一千年的革命
朱學勤     阅读简体中文版

這一千年的革命
朱學勤
  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類最驚懼而中國最熟悉的一個共同詞匯,也許只有“革命”。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革命能使歷史沸騰,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風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長存的精神遺產,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也都對。但是人們往往遺忘了革命遺留的代價,并且由于遺忘而輕信了許多神話。
  革命確實起源于壓迫,卻往往是在彈簧剛開始放松而不是壓得最緊的那一剎那發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債深重而自己又傾向于開明的時候,大地突然晃動起來。說革命是勢利鬼欺軟怕硬,也許不太合適,但父債子還確實是革命初起時常見的景象。最能證明這一點的,是最近一千年最為著名的那場革命————1789年的法蘭西革命,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承認,路易十六遠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開明。此外,將近一百年前的俄國革命,還有中國的辛亥革命,多少也有這一成分。大多數革命的參與者包括那些在革命中突然開屏的文學孔雀,是在彈簧松動的時候,忽然向前一躍。而在此之前,那些真正掉入地底之人,那些親眼見蛇發惡魔之人,不是不歸,就是從此啞然無言。
  革命之過程,與人們所說的也有距離。通常走到一半的時候,總會聽到許愿說,現在的強制,有諸多不得已,只要跟著我再走過另一半,“面包會有的,自由也會有的”。而就在這一過渡階段,革命中途轉向,成為一片燃燒的迷津。這是因為烏托邦主義者“即使懷著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國,也只能造出一個人間地獄來———一個只有人才會為其同類準備的地獄。”(卡爾—波普)
  革命的終點,因為以暴易暴,往往會出現軍事強人,或稱僭主。法國的拿破侖、中國的袁世凱,都是如此。
  只有在經歷反復拉鋸,革命本身也精疲力盡之后,人們才稍稍有機會喘一口長氣。法國革命后期的熱月現象,其實是革命史的通例:群眾終于厭棄廣場生涯,重新回到廚房去精心雕琢她氣鍋里的火雞。而“熱月”,就是人們從廣場溜回廚房的暗道。只要回想一下在本世紀70年代“繼續革命”的中國,城市里的居民是如何折向私人生活,男人在秘密討論半導體收音機的“電路”,交頭接耳;女人在悄悄交換編織毛衣的“線路”,樂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線”斗爭居然被置換為另一種“線路”分歧,你就會知道我們也經歷過“熱月”,而正是這樣的“熱月”悄悄融化了×革的社會基礎。
  在最近一千年里,以法語和漢語呼喊的革命最為頻繁。法國是革命的地震多發地帶,時不時山呼海嘯。從1793年羅伯斯比爾說“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斷頭臺瘋狂起落;到1968年學生在街頭狂歡,“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一想到革命,我就想做愛”,避孕套成為后現代造反的另一種斷頭臺,迎風招展。我曾經給這個熱愛革命的文學帝國偷偷算過一筆:1789年以來,平均每一代人不是搞一場憲法危機,就是親歷一場起義。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與法蘭西有相似之處,這一點本世紀初陳寅恪就曾哀嘆:“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人相去最遠,境勢歷史使然也。”
  中國人最早的革命概念,起源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禮。他面臨著一道X和Y糾纏在一起的難題:既要解釋商能克夏,又能解釋商何以又被周人所克,還要嚇唬商殷后人必須認命,不再作亂。他終于想出了“天命”與“革命”這一雙面符:“敬天命”與“克天命”。在《大誥》、《康誥》、《少誥》這樣的皇家訓令中,周公說:“惟命不于常”,“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此后,商殷腐化,“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再以后,才有了“成湯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皇恩大詞飛流直下,一口氣貫注了三千年。到最近兩千年即將開始的時候,奴隸們也學會了這些疙里疙瘩的皇家用語。陳勝有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吳廣則玩起了魚腹丹書、夜篝狐鳴的新式把戲。乘亂而起者,劉邦勝項羽,從此開啟中國歷史流氓得天下之先河。此后如有”天下“,那不過是馬蹄下奪來擲去之私物,敬天命與革天命,如川劇變臉,說變就變。最近一千年最好的直白是林彪,以湖廣腔一語道破天機:”政權者,乃鎮壓之權“,此為敬天命;”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此為克天命。這就給”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留下了最好注腳。他們反抗的并不是當時政治結構的不公正,而只是反抗這種結構關系中的某一方,”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由此也就理解,凡是在造反中上臺的英雄,沒有一個不渴望著行登基大禮。近如魯迅筆下的阿Q,要到”秀才娘子的繡花床上去滾一滾“;遠如拿破侖,打得舊大陸一頂頂皇冠落地,但在教皇捧出1812年法蘭西帝國皇冠的最后一剎那,也會急吼吼劈手奪過自己戴上。
  中國人印象中的革命,是要與刀光劍影聯系在一起,似乎沒有暴力沖突,就不是革命。其實還有一種革命,也可以在不經意中發生。這種革命,可以說是從一個人的一次從容赴死開始。蘇格拉底以死成全了城邦政治,但也正是蘇格拉底之死,從更深一個層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制的內在危機。如果沒有蘇格拉底那樣的死法,就沒有柏拉圖對古代民×制的強烈敵視,又由于柏拉圖走得太遠,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才開辟了另一條政治學的路徑。這一對師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兩種社會發展的路徑,以至后來兩千年政治史幾乎是這一對師生分歧的漫長注腳。一條是先驗理性,從天上俯瞰人間,傾盆大雨兜頭澆注,結果是“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另一條是經驗理性,不聲不響地貼著地面步行,得寸進尺,螺旋爬坡,走了好長一段,才發現“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羅馬以前,整個古代世界都有一個視覺盲區,不知道“私人”的存在。即使希臘人的公民資格,也只是從城邦分享什么,而不是在城邦之外擁有什么。后來羅馬人由于面對商品經濟中私人交往的過于活躍,不得已,第一次將整個法律體系區別為“公法”與“私法”。這卻開啟古代世界最有價值的一場革命,當時誰也沒有在意;基督教又提出了一個古代世界聞所未聞的問題,即教會與國家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的革命性含義,大概只有到近代人們想到社會與國家也有類似關系,才逐漸有所意識。但當時提出時,只以為是教俗相爭,并沒有驚天動地;到了1649年英國革命,兩次內戰確實乏善可陳,最有意思的章節是在1688年,趕走了一個國王,卻迎回了這個國王的女兒、女婿,洛克也隨之跟進。此后才有內閣制、分權制,還有托利幫與輝格黨在議會里互詈,一個是“愛爾蘭歹徒”,一個是“蘇格蘭強盜”,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開創了權力不流血更迭的慣例;
  至1775年北美開始獨立革命,中國人愛說八年抗戰趕走英國人統治多么不容易,后面的1787年費城會議制定憲法,反而是粗枝大葉,三言兩語打發。而美國人自己卻認為,如此處理美國歷史,是不理解者強作解人,“腰斬了北美革命”。1775年至1785年動槍動炮是革命,但是1787年憲法制定以及伴隨憲法在全民投票中發生的政治辯論,則更是革命,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
  以后的歷史就是在英美模式與法俄模式的暗中較勁中度過了。自從基督降生以來,到今日,兩千年天旋地轉。事后看這兩千年的方方面面,移步換景,光怪陸離,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都不會有一個整齊的年代劃分,遂人心愿。除非碰巧從上述兩種模式競賽的角度看去,1789至1989,兩百年自成段落,頭尾干凈,少一年沒有,多一年不行!托克維爾那時說,英國與法國的競賽,“這兩大民族好似在陰暗處摸索,在微光下相覷,仿佛是無意中的巧合”,二百年后,世界歷史突然把這一暗部推向前臺,燈亮處,長墻轟然傾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這才找到一個萬籟齊響的地方。這就恰好證明恩格斯一百年前的天才預言:“世界史是最偉大的詩人”,最后的文學家原來是在這里!
  剩下的篇幅,應該按照中國人的良好習慣,談談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了。
  年青時我也曾迷戀過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來才知道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寫得更好。克雷孟梭所言不虛:“一個人三十歲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三十歲以后繼續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里德后來困陷紅都,歷經折磨而不得歸,有一部得奧斯卡金獎的電影《紅幫》(Reds),重點就是描寫里德后期那段經歷。有幸能看到《紅幫》的人已經不多了,但只要耐心讀一遍《舊制度與大革命》,也已經足夠。
  今天,急風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別,也不能隨意鼓噪。但凡是還能螺旋爬坡的地方,當然是慎言革命,盡韋伯所言之責任倫理,而不是意圖倫理。不過,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在革命與改良之間,還有一個沒有翻譯過來的新詞:revolution+reform=refolution,如何將refolution譯成漢語?嚴復已逝,但也可以用老詞將就,暫稱它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革命之所以不能避免,除了革命者的急性子,還有另一方的慢性子,這兩者往往是天生一對,而且總是同時出現,革命成了雙方的共同作品。滿清從1898年鎮壓戊戌變法以后,就面臨著革命與改良賽跑的十年。清末新政已經在執行戊戌變法的遺囑,但它還是不夠快,沒有及時將revolution提速為refolution,終于被revolution從后面撲倒。
  說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后的潰決。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得很直白:改革也是革命;不改革,死路一條。一千年的歷史,證明了這是一個樸素的真理。
             《南方周末》,1999,12,29
2013-08-22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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