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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文匯 從歷史的縱深看官員的變革
朱學勤文匯 從歷史的縱深看官員的變革
朱學勤     阅读简体中文版

從歷史的縱深看官員的變革
——專訪歷史學家朱學勤教授   本刊記者 任武
  人物周刊:據我們搜索資料所知,在大陸,您是第一個提出“技術官僚代替人文官僚”具有歷史合理性的人,您能不能從正面談談這一觀點?
  朱學勤:所謂正面談,最好的辦法是打開歷史的縱深:第一縱深從湘軍起事,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基本是軍事官僚即武人集團掌控政權。在這一縱深里,原有的文官傳統被擠到后臺,只能因勢利導,以意識形態牽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團的極端暴力傾向,民諺曰:“軟繩捆硬柴”,如曾國藩的儒家倫理,孫中山的黨軍體制。到了毛澤東時代,所謂“把支部建在連上”,“黨指揮槍”,也是這一歷史的延續,其內部不是沒有沖突。即使毛澤東本人,也是充滿矛盾,既有堅持“黨指揮槍”,親自指揮八大軍區司令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一面,也有“全民皆兵”、“槍桿子里出政權”這一面。形勢比人強,歷史縱深處的形勢更比人強,即使如毛澤東這樣的強人,也只是歷史的延續。文革災難性局面有一個組成因素——軍事官僚與左翼人文官僚的沖突。
  這一沖突我們若將其放在這一歷史縱深看,也許能多讀出一些歷史信息?文革在打倒劉鄧這一行政文官集團以后,以新起的軍事官僚集團掌控大局,同時扶植激進文人以平衡牽制軍事官僚集團。第二次廬山會議后,雙方形成僵局,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逼對方出牌,終于釀出“九·一三”事件,而文化革命的失敗,其實就是從溫都爾汗草原的一聲爆炸即宣告發生。暫不論林彪一案在黨史編撰學上應該如何評價,從我們這里的歷史縱深看,溫都爾汗的一聲爆炸,是古代中國轉型為現代中國的諸多標志性事件之一:文革大亂,近代史遺留的一大歷史要素,至此已經用盡,剩下的是如何對待人文官僚的問題了。
  第二縱深我們從雅斯貝爾斯的那個“軸心時代”談起。
  雅斯貝爾斯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判斷:從公元前6世紀“哲學的突破”到20世紀,人類處于第一軸心時代,這一時代的動力來自“哲學突破”時期,如蘇格拉底、耶穌、孔子等人提供的哲學觀念;從20世紀開始,人類進入第二軸心時代,這一時代的動力來自科學、技術的突破。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大多數還處在第一軸心時代,故而對這一判斷的前半句反復引用,以致到今天再蹩腳的一個文科大學生都知道有一個“哲學的突破”,但對這一判斷的后半句則諱莫如深,絕少有人正視。
  無獨有偶,新左派在美國的思想領袖人物沃勒斯坦則從反面觸及到了這一問題。他說現代性的沖突,無非是兩個“解放”之間的沖突——技術解放和人性解放之間的沖突,其理論核心,是站在后一個“解放”的立場上,批判、敵視并抵制前一個“解放”。以此為根本訴求,近代政治史上的左派運動自1789年以來,經歷了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的文化革命以及文化革命的在外版——紅色高棉試驗。但是就理論而言,他們比中國大多數人文知識分子對兩個軸心時代的內在沖突,自覺程度高,實踐沖動也更強烈,只是鴕鳥加阿Q,對上述災難性歷史后果拒不認賬而已。如沃勒斯坦認為1989年的世界性轉折不是斯大林主義的失敗,而是“美帝國主義及其附庸的失敗”,這一說法也是附庸,是反帝反修文革理論的附庸,并無新意。
  自1789年以來,有兩股力量在角逐對人類社會生活的領導權,一是人文知識分子的觀念力量,引發“頭腦風暴”,二是科技知識分子手里的科技力量,只是一尺一寸地“貼地步行”。科技工作者基本上是沉默的人群,但他們的歷史功績遠遠超過我們這些人文工作者。今天的社會之所以是平民社會,而不是貴族社會,這一變化確實有啟蒙知識分子的作用,但更多來自社會生活的技術性條件,從衣、食、住、行到通訊聯系。今日平民生活之便捷,能夠和此前數千年皇室相平等,甚至有過之無不及,也只是最近這一個世紀的事。而前一種“頭腦風暴”,既有啟蒙之正當,也有理性之僭妄,以1789、1917、1966為歷史坐標的世紀革命與“理性的僭妄”即密不可分,我們今天走訪文革中遺留的文人集團成員,他們能夠回憶起的理想沖突也與這一歷史傳統密不可分。可惜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身受其害,卻很少人有那樣強的反思力度,將1966年的文革災難上溯至1789年以來的國際范圍內的左翼運動。
  因此,我對1980年代人文知識分子的“異化”論,是有保留的。對1990年代人文知識分子強調的所謂“人文精神”是有保留的,盡管我是那場討論的發起人之一,那場討論到后來已經完全走形。那樣的批判并沒有跳出1789年為坐標的思維體系,是在復制早期為禍社會的那些體制性思維,在批判中復制對方,甚至放大對方。到今天,我甚至對人文知識分子動輒以“社會良心”自居并拉出一條百年譜系,也有保留。那一百年譜系確實有可貴遺產,所謂“往事并不如煙”,但也和近代以來的左翼烏托邦纏夾不清,他們是參與了那場選擇的。
  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大概只有顧準是例外。我們細觀顧準的知識結構,一是外語,二是數學,這兩個支撐缺一不可。他依靠外語,跳出了當時大陸知識分子的思想樊籬,頑強掘通與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如哈耶克等人交接的思想隧道;他依靠數學思維訓練出的邏輯力量,而不是人文激情,一磚一瓦地建立他思想反思的地基,是那樣堅實,以致我們今天都驚訝:他何以那么徹底地跳出了當時大多數人文知識分子的思維局限,將當時的紅色詞語從根部一直撕裂到表象?至今還很少有人注意,顧準身上文人趣味之少,數學邏輯之嚴密,這兩者恰成反比。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樣徹底的反思思路,僅僅靠文人激情是找不到,也走不通的。在這一意義上說,與其說顧準是人文知識分子,毋寧說他是科技知識分子,是經濟學家,我甚至愿意更降一步,說他是“財會知識分子”:他早年在“立信會計學校”打下的數學思維,中年從事的稅務局長這一技術性而非意識形態性管理職位,都在幫助他以數理邏輯、而不是人文激情建立兜頭反思的思想體系。
  那一年代抵制極左政治的人文知識分子并不在少數,他們并不缺少道義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氣,卻沒有一個人像顧準走得那樣遠,挖得那樣深,何以如此?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如果一定要挖掘最后一線人文激情參與了顧準的思想反思,那么這一因素也是以相反形式刺激性參與:1966年前后發生在他身邊的人文災難——北京城里每天每時都在迫害知識分子,以及更為慘烈的1970年代下放河南息縣、商城那一特殊經歷,人相食的曠古慘劇突然暴露在他眼皮子底下,使他憤懣窒息,難以平靜;使他獲得人文知識分子無法比擬的精神動力,上窮碧落下黃泉,一定要追尋到這場世紀“人禍”的歷史上游,而不僅僅是一時的政策性錯誤。“人禍”,不能說是“人文之禍”,但確實與1789年以來人文知識分子的“理性之僭妄”有深刻聯系。
  人物周刊:按你的看法,中國的第一軸心時代向第二軸心時代的轉折,是什么時候開始的?
  朱學勤:現代化是第一軸心讓位于第二軸心的轉變,從社會轉型來說,是這樣,從知識轉型來說,也是這樣。但是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大多停滯于第一時代,看不到或者不愿接受這一轉變。可悲的是,最早看出這一時代秘密的并不是中國人,而是侵略中國的日本侵略者。1895年2月 北洋水師山窮水盡,丁汝昌退守威海,準備自殺殉國之際,收到日方海軍總司令中將伊東亨佑(Ito Sukeyudi )的一封勸降書。書曰:
  “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試,考試必由文藝,于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
  (王蕓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2冊,第197-198頁)
  甲午之敗對中國士紳的刺激,超過鴉片戰爭。但在第一軸心時代的人文視野里,中國士紳最深刻的悲鳴不外是“老師敗于學生”。但在已經開始跳躍第一軸心時代的日本人眼里,他們此前的明治維新,并不僅僅是“脫亞入歐”,而是“脫第一軸心入第二軸心”,中日之成敗,不僅是學生與老師的較量,也是第二軸心時代與第一軸心時代在較量,是第二軸心時代擊敗了第一軸心時代。
  直到戊戌之后的1905年廢科舉、興新學,中國的第二軸心時代才緩慢啟動。電視劇《走向共和》中有一鏡頭:慈禧在太和殿內對留學生舉行“聲光化電”的新式殿試,人文老學子則在殿外廣場上群體抗議,聲聲悲鳴: “太后,太后!”,直至絕食倒地。這是歷史性的悲鳴,直到今天,我們在知識界、思想界的種種爭論之中,還時常能聽到這一悲鳴的伴奏。
  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胡適這一代人有成有敗。失誤在于文化決定論,把少數人應該承担的制度性原因歸咎于全民族人人有份的“文化原因”,由此啟國民性改造、文化改造乃至文化革命之惡肇。胡適這一失誤后來被丁文江一聲斷喝“不要上胡適之等人的當”,逐漸喚醒。成功處在于:英美庚款留學生這一代人,僅僅在一代人時間里,從無到有,建立起現代大學教育與科學研究的體系,創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此外,南京政府“資源委員會”也吸收大量英美歸來的技術型知識分子,這一代技術官僚為中國現代化奠立了基礎地基,與上述教育、科研機構結合在一起,是中國進入“第二軸心時代”的起點,我們至今還深受其惠。差不多與此同時,另一支留學生從日本歸來,逐漸從大學退出,進入報紙副刊,建立起一個左翼文壇。他們吸收邊緣憤青,上承第一軸心時代的文人傳統,旁援蘇俄革命文化,在沿海租界的亭子間里進行“報屁股造反”。后者稱胡適等人的現代教育與科研努力,“只配點綴大學的課堂”。“大學課堂”與“報屁股造反”形成一場歷史性爭逐,不僅貫穿于30年代,甚至延及1966年的文革爆發。不應忘記一個基本史實:1966年文革是從“報屁股造反”開始的,“報屁股造反”升級為“頭版通欄社論”,造反對象是殘留在“大學課堂”以及其他機構里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直至把后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這是30年代開始左右之爭的掃尾, 50年代決出政治勝負,“收官之作”則拖到了60年代。
  人物周刊:文革與人文官僚、技術官僚之間的爭逐也有關?
  朱學勤:文革從上述特定角度看去,是第一軸心時代的革命文人,造“大學課堂”里第二軸心時代現代教育殘余的反。所謂四人幫中有三個出身于上海灘左翼文人,這不是偶然,而是歷史的順延,是30年代“報屁股造反”的順延。前面說到,西方新左派為何對中國文革情有獨鐘,惺惺相惜?在西方,左翼文人至今也還處在類似“報屁股造反”狀態,只是到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才被類似文人捧為上賓。
  從政治角度看去,即所謂“八大路線”與“九大路線”的爭執,也可以看出類似內容。那些“八大路線”的代表者,要么是長期從事白區地下工作,知道現代化城市和生產需求,要么是根據地財務管理者,多少知道一點“柴米油鹽”的“數目字管理”,兩者合流轉化為黨內技術官僚,經毛澤東階級斗爭反復沖擊,不得已,曾把他們的技術型管理自貶為“衣食行”計劃,還是不能過關,最后是在文革洪流中全軍覆滅。毛澤東更多來自第一軸心時代的文人傳統,熱衷的是“紅雨隨心翻作浪”、“六億神州盡舜堯”。 “八大”與“九大”之間的路線分歧,撇除黨內權力斗爭的因素,能看出技術官僚與人文官僚分歧的歷史性內容。政治能扭曲歷史,但不可能取消歷史,歷史縱深處的力量只是轉進,轉進到中共黨內來繼續。
  我不是黨史編撰學家,我只關心中共黨史有哪些轉折,反映了更大范圍內歷史的轉進。比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工作中心轉移,轉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民族的普通百姓從此遠離柏拉圖以來的哲學王譜系,有“柴米油鹽”的安穩日子可過,就值得慶幸;又比如文革變為改革,干部選拔的中心從人文知識分子轉向技術型知識分子,我驚訝歷史的轉進居然以如此詭異的形式死而復生,政治能改竄歷史,但最后戰勝政治的還是歷史。
  這一轉折早在清末民初已經開始,只是被后來的革命洪流所打斷。太和殿外傳統文人的悲鳴“太后,太后”,本來是歷史的尾聲,居然成為“吏部”主流,只是外形稍變,從花翎補服易為灰色中服,又拖拉了一個世紀。順便說一句,毛澤東還真信他的文人治國,以能寫紅旗雜志文章青睞張春橋,在他周圍選拔出一個激進文人集團,他自己也是把女兒送進了大學文科,學傳統的文史課程。而劉、鄧為自己的兒女選擇的是大學理科、甚至工科系別,這是歷史細節,卻也不可忽視。
  人物周刊:文革變為改革,官員從人文官員變為技術官員是同步發生,都反映了歷史長程的合理性呼喚?
  朱學勤:文革與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別。發生改變的不僅是執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還會有“吏部取吏”的擇人標準。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且不管當時執政者的具體考慮,就客觀效果言,這是歷史的必要過渡:
  1. 技術官員是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隔火墻。它能淡化、疏離甚至隔斷文革時代的意識形態狂熱,開啟韋伯所言傳統社會的“祛魅”過程。
  2.技術官員也是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橋梁。它比人文官員較能適應“從數字上管理而不是人頭上管理”的現代化轉型。
  中國的官員階層從只能抄懿旨寫社論,過渡到不恥于修馬路、修廁所,確實犬儒化,卻是百年難得的社會進步,值得肯定。只是這一步毫無美感,沒有美學價值而已。我寧可官員犬儒化,也反對官員的理想狂熱,以意識形態激情擾民、害民,甚至整人,害人。我們追求小政府大社會,政府之小,首先就是讓社會還俗,還俗為正常社會。
  人物周刊:當前法政出身的人員在干部選拔和社會影響力上都顯示了上升的勢頭,這又意味著什么?
  朱學勤: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這一過渡完成后,隨著民主呼聲日益強烈,歷史又會呼喚第二過渡:法政出身的官員開始進入干部選拔的隊伍。中國的改革是經濟改革單兵獨進,政治改革滯后。社會不公之種種弊端,現象在前者,根源在后者。但在行政體系中,司法改革的步伐還沒有止步,法政官員的出現,就是這一背景的產物。我們看發達國家的政治領袖,絕大多數來自于法政專業,包括(臺灣地區)此次當選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人物周刊:這一歷史性轉折對知識分子本身有何影響?
  朱學勤:從歷史縱深發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僅改變在朝者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在野者的知識結構。一方面在朝者從人文官員一變為技術官員,再吸納法政官員;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從詩文型文人清議,過渡為只講數字的經濟學帝國,再過渡為以政治學、法律學為主的法政型知識分子。社會批判所需要的知識結構,越來越多地呼喚法政專業知識,而不僅僅是文人道德化清議。最近兩年來,法政型知識分子如賀衛方、許志永、范亞峰、秋風等人正在發出聲音,盡管是弱小稀疏,對比此前人文類知識分子的批判,他們的批判是不是更具體,更到位,也更為有力?重要的是,他們的批判已經超越了對方,而不是在反對中復制對方、放大對方,這是至關重要的進步。
  雅斯貝爾斯正在我們的背后,第一軸心時代到第二軸心時代的歷史轉折,就在我們的視野背后展開。從知識譜系上說,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傳統對立正在被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三足鼎立所代替,而社會科學是以自然科學的方法重新掃描此前被人文學科處理的社會對象,新視野在形成,新批判在進入,這對包括我在內的傳統人文學者,都是嚴峻的挑戰。離時代過近,看不出進步,只會得出失望甚至絕望的觀點、無所作為的觀點;只有拉開一步,多看幾步歷 史的縱深,才會發現這一百年來中國在補課,一夜之間翻過去的日歷正在一張一張重新來過,誰也跳不過去。
 
2013-08-22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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