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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外的思考者:朱學勤
軌道外的思考者:朱學勤
李永樂     阅读简体中文版

軌道外的思考者:朱學勤
李永樂(上海特派員) (2003-07-13)
  北京好比是個啞鈴,中間小,兩頭大。大院北京和胡同北京很大,但市民北京很小;上海則是個橄欖型,兩頭小,中間大,中間是市民社會。
——朱學勤
  文人在野,技術官僚在朝
  (提問)在那篇文章里,您為什么提出讓理想主義在野,現實主義在朝? 
  朱學勤:在90年代改革以前,中國政治操作層面的人大部分是學文科出身的,文人進入政治層面,把詩意的浪漫的要求帶進政治操作,做得最輝煌的,可能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在位時的政治格局,可以從各方面去反省,一是當文人化的政治家權重一時的時候,這種文學性的政治思維到底是弊大于利還是利大于弊,我的看法是弊大于利。二是文人型的政治思維不能一口抹殺,包括今天講到法國的時候,我處處留神,盡管批判法國,但是文人型的政治思維天然有理想主義的趨向,那么它的位置應該在哪里呢?我思來想后,無論是總結法國革命的教訓,還是總結中國文化革命的教訓,我覺得最好是文人在野,技術官僚在朝,或者是現實主義在朝,理想主義在野。這個態勢可能是比較健康的。這一次轉折真是天翻地覆。 
  中國幾千年都是詩人當縣官,當州牧,當宰相,沒有技術官僚去當縣長,當州牧,當刺史。黃仁宇講中國歷史大問題之一,就是始終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他沒有點出為什么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一個官吏機構的原因,就是中國基本上是文人組成的官吏集團,是詩人管理國家。 
  仔細看中國的傳統,有很多讓我們吃驚的地方,吃驚之一,這么一個龐然大國,幾千年來是詩人統治的。那些縣官,偶爾小民呼冤,他才上堂理事,大量時間在底下吃酒吟詩吟對做畫,確實有很多問題,古代就有人批評,近代更難以施行一種科學性的管理,到了毛澤東那兒,幾乎是大爆發。 
  90年代技術官僚來掌握政治操作社會管理,是中國官吏史上一個史無前例的結構變動。退到一個對自己不習慣的立場上想,我愿意接受這個結構變動的合理性,它避免了中國政治生活當中的文學性色彩。理想之源,實際上是批判之源,應該處于在野位置,毛澤東如果是一個在野的社會批判家,是何等情形?他絕對比馬爾庫塞做的漂亮得多! 
  (摘錄自《書齋里的革命·狐貍當道與刺猬得勢》)
  坐落于上海市北郊的錦秋花園,是滬上較早開發的群落型小區,就在上海大學的附近,打從市區驅車前往,要花約三刻鐘的時間。 
  抵達朱學勤教授的府第,剛好是午后三時。從大門邊的小窗望進去,目光穿越大廳通向的小花園,朱學勤正在給花兒澆水。
  他穿著短褲和短袖上衣,怡然自得于個人的空間,“沉浸歷史,發掘回憶”是他的專業,可一身古銅膚色的朱學勤,無論是外表還是內在,皆浮現實實在在的生活印記。 
  注意他的作品的人一定會同意,朱學勤不是單純的歷史學者,他沒有一頭鉆進五千年的文化窄胡同而拔不出來,相反地,他博古通今,洞察時局,經常發出很有見地的獨立言論。 
  與當今習慣在“主旋律”下思考問題,服從一個共同框架而發表見解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比較,朱學勤從另一個高度和層次,進行高度思考的痕跡,相對而言是突出而明顯的,他甚至直言時政,提出政治改革的意見,心靈自由地站在軌道外,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創作。 
  最好政治模式: 
  左派在野,右派在朝
  1999年出版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書,他在“兩種反思、兩種路徑和兩種知識分子”的對談中,提出“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義在野,現實主義在朝;社會抗議在野,技術操作在朝”的政見。 
  他認為毛澤東的“浪漫政治”,與官僚結構的歷史傳統也有聯系,科舉取士長期以來產生的是詩人政治家,這些詩人官吏,長處是吟詩作畫,老百姓擊鼓喊冤才上堂,理政斷案變成業余行為,這種官吏是不正常的。 
  因而,朱學勤和政治學者一樣,也談論政治體制的改革,議論權力運作的體制性變革。他認為政改一定要推上議事日程,并且要在國家制度層面上,以憲法成文的形式,規定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使民間人文知識分子有“合法的反對權”,處在合法反對位置上。 
  人文知識分子不斷發出批評乃至抗議,這些不同意見的壓力和處于權力崗位上的技術官僚,取向會有中和,中和的結果,才是社會健康的狀態。這兩者的關系,應該通過政治體制改革,用法制形式規定下來,因為“不批評,鴉雀無聲是危險的!” 
  雖然中國的政治氣候,已經逐步走向民主化,言路較過去廣闊和暢通,但朱學勤的政見,如果不能算是越軌,至少也是屬于大膽和超前的。朱學勤的侃侃而談,較之部分小心翼翼的官員和學者,形成極為強烈的對比。 
  可亂“言”但不能暢“論”
  問他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言路,是否達到“暢所欲言”的境地,朱學勤停頓了片刻,才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可以亂“言”,但不能暢“論”,言論自由的進程在緩慢地進行。 
  他說,“作為一個要求改革開放的人,我希望改革開放是有序的,而不是混亂的,是理性的,而不是暴力的,是漸進的,而不是突變的,這樣就是對老百姓有利。我們以百姓蒼生為念,希望中國改革開放走的是這樣一條路子,而不應該圖自己觀念上的滿足,性格上的痛快”。 
  所以,即使是暢所欲言,朱學勤也希望改革的路子是理性、漸進、和平,這是一種慢,這種慢是健康的、是必須的。但另一種慢是來自官員的保守,體制的臃腫,對于這種慢,朱學勤則持批評的態度。 
  從另一個角度看,朱學勤認為現在的官員,不是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者,他們都是務實的技術官僚,考慮問題是把實際功效放在第一位,不是以意識形態為首要。 
  “用中國老百姓的話來說,他們是明白人,不是糊涂人。所以你和他私下交流,會覺得差距非常小,他們在操盤的時候,有一些慢是合理的,是他們的局限性,更正確地說,不是個人的局限性,而是體制的局限性。” 
  兩個條約造就不同城市面貌
  此次受邀參加名城論壇,朱學勤選擇上海與北京的雙城記,作為發言主題。他希望這樣的講演,能夠觸及時弊,不要總是在一些比較玄妙,但也是脫離實際的文化概念上兜圈子。 
  朱學勤的雙城記,通過歷史與現實的結合,將北京和上海,濃縮在一百年的流程與變化中,梳理出這兩座特大城市的性格脈絡。
  1900年北京出現義和團事件,就是狹隘的排外主義的狂潮,然后,和滿清政府最反動、最腐朽的慈禧集團集合在一起,發生了權亂,這樣才會引出后來八國聯軍侵略中國,辛丑條約,這樣一個災難。與此同時,上海的反應模式截然不一樣。 
  這一年上海有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針對北京的中央政府對世界各列強宣戰,縱容義和團進入北京。上海選擇的是和各國締結和平條約,這就是東南互保條約。 
  一個是義和團開始,一個是東南互保開始。這兩個城市后來就走向完全不同的歷史性格。 
  東南互保和義和團宣告的這兩個城市的近代性格的誕生。到了百年以后的1999年恰好也發生類似的事件,由于科索沃危機,北約導彈轟炸中國大使館,北京出現排外狂潮,很多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出租車都不敢坐了,在短暫的幾天內,社會生活出現一些讓人担憂的失控跡象。 
  上海恰恰相反,當時的市長徐匡迪,到浦東拜訪各跨國集團的總裁,安慰他們,希望他們不要離開,然后說,上海是跨國集團、國際資本最好的投資場所,我們會穩定上海,讓你們的投資、生產、營銷,保證有個安定的市場環境。 
  他說,“我的講演會來探究這一百年內,這兩個城市為什么會有不同的反應。這些性格不同,對以后兩個城市的命運昭示了一些什么?” 
  朱學勤把北京好比是個啞鈴,中間小,兩頭大。大院北京和胡同北京很大,但市民北京很小;上海則是個橄欖型,兩頭小,中間大,中間是市民社會。朱學勤在論壇上,也會對這兩個城市今后的發展,提出本身的看法。 
  此次早報名城邀請的主講人,都是敢說敢言的名士,對于其他三位,朱學勤都心儀和期待著。他和龍應臺算是老朋友,龍應臺那次來上海,在《文匯報》談關于地方城市性格的問題。朱學勤認為龍應臺的看法“很有意思,性格也比較強烈。” 
  對于香港的陶杰,朱學勤也“一直想見一下這位朋友”,因為他聽很多朋友提起陶杰,講過他的專欄文章非常有特色,是香港的一個怪杰,朱學勤也是喜歡看專欄文章、寫專欄文章,所以他想交這樣的一個朋友。我國的城市規劃專家劉太格,朱學勤也聽說過,知道他是一位“搞建筑的專家”。 
  名城論壇四張名嘴的火花撞擊,會產生怎樣的思潮洪流?答案就在7月20日的約會,一場豐盛的文化大餐,期待各界的細細品嘗和鑒賞。
  
               另一種記憶
  我的朋友經不住我的固執,兩次到這里,都要驅車開到對面去仔細地看一看。對面確實游客稀少,但紀念性雕塑一樣多,一樣巍峨聳立,也有幾百門銅炮一字排開的炮兵陣地。與北方一樣,南方人也是分各州、各縣、各個小鎮,尋找到他們當年子弟的永息之地,塑像立碑,刻上他們的團隊番號、上校姓名、戰死者名單。在所有的建筑中,果然以李將軍的雕塑最為壯觀。這一次他在這里就不是山體上的浮雕了,而是升一級,是一尊立馬平川揮刀前進的全身銅像。那銅頭怒馬足有二層樓高,李將軍就站在那么高的位置,抽出他那把西點軍校贈予的指揮刀,指向我們剛剛過來的北軍陣地,回頭向他的南軍陣地發出"fire! fire!"的開火命令,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令人沮喪的是,在李將軍坐騎的鐵蹄下,我又看到了一面在書齋里的革命。 
  南方經常看到的那種藍叉白星旗幟,很小,卻很鮮艷,就插在北方的雪地里,說不清是謙遜還是驕傲地飄揚著。從那面旗幟的鮮艷程度,我判斷那個插旗的南方人不會早于三天前,剛剛離開這里。 
  我終于憋不住了。就在南軍的炮兵陣地上,對我的朋友發出一連串的問題: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為什么會有不同的記憶版本? 
  究竟是北方對,南方錯,還是相反,是南方對,北方錯? 
  美國的歷史如何撰寫?難道一團亂麻,不置是非? 
  我的那兩個朋友雖然是小販,但畢竟寫過《近距離看美國》、《總統是靠不住的》,最近又有一本《我也有一個夢想》。他們平靜地回答: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但是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記憶版本? 
  誰有權力來制定記憶版本?是政府嗎?政府沒有這個權力,它沒有教育部,因此也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是歷史學家嗎?他們可以各抒己見,但是同樣沒有權力規定一個統一的記憶版本。 
  誰是誰非也許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記憶版本。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終不同意北方的記憶,卻再也沒有沖動要第二次從北方分裂出去的關鍵的原因。 
  我啞口無言。不幸的是,我恰好是那種以歷史學為職業的人。此前我在中國教過6年中學、12年大學,都是教那門叫作"History"的勞什子。直到這一刻,我才明白為什么把“歷史”叫作“他者的故事”(History),這樣的說法雖然繞口,也許更符合“歷史”的本來意義。 
  (摘錄自《書齋里的革命·訪美五題》) 
  《聯合早報》
 
2013-08-22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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