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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 第十五章 注重政治策略
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 第十五章 注重政治策略
張祖樺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五章 注重政治策略
  治大國,若烹小鮮。
          ——老子
  如果我們想讓自己的頭腦盡量少犯錯誤——我認為這是必要的——我們就要認真考察一下我們的計劃的可行性,目標與手段的一致性,以及什么手段適用于什么目標,怎樣做才適用于目標。近來有關可行性的研究和對手段的考慮在民主理論家中并不十分流行,我希望這樣的工作再度興盛起來。
                               ——[美國] 喬 .薩托利
  何謂“策略”?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比方說,你在一條大河的此岸,有事要過河到彼岸的一個地方去,而河流湍急,附近又沒有橋。你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過河、到達彼岸。怎樣才能過去呢?這就要考慮和選擇過河的手段或方法了。可供選擇的對策有:1.造橋:成本很高,且時間上來不及,因此不可取。2.坐船:附近不一定能找到船;水流湍急,有一定風險。3.游泳:最方便,也最危險。4.繞遠到離此地最近的一座橋,然后過河;最安全,但最費時間。5.分段過河:先設法到達河當中的小島上,然后尋找一段水流相對平緩的水域渡過去 ......。總之,辦法還有不少,因人因地而宜。在這件事上,幫助你實現過河、到達彼岸的目的之手段或方法,就可以稱之為策略。想要成就一番事業的人,決不能不重視手段。借用一句決策學常用的話:就是要重視“可行性研究”或“可操作性”。想法再好,目的再高尚,但卻不具備可行性或可操作性,等于是海市蜃樓,雖然美麗,卻流于虛幻,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筆者也不贊成“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觀點;因為手段的卑劣同時意味著人格的卑劣;而卑劣的人格是會毀掉高尚的事業的。
  策略問題對于實現憲政民主的實踐至關重要。當正確的目標和綱領確定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有效實施?怎樣積極推進?怎樣爭取達一既定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采取適當的策略是成功的保證。歷史上,由于策略失當、應對失誤而導致功敗垂成的事不勝枚舉;所謂“一招不慎,滿盤皆輸”的局面,也屢見不鮮。但是在事變過后,人們卻往往忽視了對策略問題的省思。誠如薩托利所言,在關于民主的理論當中,對策略和可行性的研究,十分的缺乏。在汗牛充棟的關于中國民主的論著中,討論民主運動策略的文獻只有寥寥數篇。這種情況與民主運動的實際需要很不適應,并且嚴重阻礙了中國憲政民主事業的發展。因此,已經到了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
  老資格的民運理論家胡平曾于1992年發表了《中國民運反思》一書,專門對八九民運以及民主墻時期的民運策略進行反思。書中在對八九民運進行反思時得出了下列幾點結論:1.八九民運遭到了失敗;2.八九民運的失敗并非不可避免;3.八九民運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胡平在書中指出,在運動期間,曾經一度,在學生絕食抗議及各界人士同情聲援的強大壓力下,當局事實上已作出了若干讓步。這包括:1.當局雖未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但畢竟已經停止了對學生運動是動亂的指責。2.當局雖然沒有公開地承認北高聯的合法性,但當時并沒有采取實際的取締措施。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應視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3.這些對話是公開進行的。在這種局勢下,學生們應該理性應對,見好就收。這樣做的話,就可能保持有利于已的形勢,就可能保持勝利的成果,然后再相機一步一步向前推進。令人遺憾的是,學生們及其他民運參加者失去了對整個運動的控制,沒能這樣做,因而喪失了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書中還對八九民運為什么未能做到“見好就收”作了探討。胡平認為原因在于:首先,整個運動缺乏堅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其次,廣場上組織太多,山頭林立,誰也不服誰。再者,運動缺乏兼具聲望與謀略的領袖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他還在書中寫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在一篇反思八六年學運的文章中,提到過群眾運動常有不撞南墻不回頭的傾向。當時也計劃著寫一部對民主墻以來大陸民主運動成敗得失以及未來斗爭的目標策略等進行詳細研討的東西。......八九民運興起時,我也只是忙于吶喊助威、廣造聲勢。等到五月二十三日,我匆匆寫下《見壞就上,見好就收——對當前民運策略的緊急建議》一文時,我心中已隱隱感到為時晚矣。”(胡平:《中國民運反思》,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P62)鑒于中國民主運動中存在的忽視策略、感情用事的傾向,胡平在書中呼吁:“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沒有這種強烈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同上,P25)令人感嘆的是:胡平先生煞費苦心提出的注意民運策略的理性主張,竟常常被一些勇敢的民運斗士置之不顧!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的兩部著作,對我們探討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策略是很有啟發的。其中的一本書名叫做《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參見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他在書中著重論述了現代化是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綜合體,而不僅僅意味著經濟的發達繁榮。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自身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才能為改革成功提供保障。針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具體社會狀況,他認為它們應走一條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為此,他在書中用較大篇幅提出了一整套可資借鑒的推進政治改革的戰略和策略。
  亨廷頓認為,鑒于發展中國家復雜的歷史和現狀,在這些國家推行現代化,改革者需要掌握高超的政治技巧。對于在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結構上作重大變革的改革者,他列舉了可資選擇的兩大改革戰略(可以解讀為“改革策略”)——閃電戰略和費邊戰略,前者是指很早就將自己的目標全部公之于眾,并同時為之努力奮斗,以求最大限度地予以實現。后者則是“留一只腳在門里”的辦法,不公開自己的全部目標,把改革項目分開,一段時間只推行一項。他認為,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推進政治改革最有效的方法是費邊戰略與閃電戰略的混合使用。他在書中說道:“對改革者來說,問題不在于用一大套無所不包的要求去壓垮一個單一的對手,而是以非常有限的一套要求將反對自己的人減少到最低限度。企圖一下子就完成一切的改革者,到頭來將一事無成,或者成就極少。”他還以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和中國的光緒皇帝推行的改革為失敗的例子。指出兩人都試圖在多條戰線上同時推行大量的改革,以求全面改變現存的傳統秩序。結果,他們兩人均以失敗而告終,因為他們志向過高,樹敵太多。幾乎所有的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系的社會階層和政治力量都覺得自己受到了威脅,全面出擊,只起到使潛在對手警覺而活躍起來的作用。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全面改革——意即劇烈而迅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從來就沒成功過。這種改革等于在不恰當的時間,就不恰當的問題,動員不恰當的階層參政。(總結得十分精辟、透徹!可惜認真加以體會的人太少!)
  亨廷頓教授的另一本書,書名叫做《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譯本為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本書雖然不是專門討論策略問題的,但是書中卻不乏對于民主力量應該采取的策略的論述。書中寫道:“維納(Myron Weiner)回顧了具有民主政府之變化多端的社會之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解釋民主化,人們應該看一看‘那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采取的策略。’這一建議適當地突顯出,政治的領導統御與政治手腕在實現民主政治中的關鍵角色。”這是因為:
  (1) 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足以解釋在所有國家、或是在一個國家中的民主發展。
  (2) 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對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3) 每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種原因配合的結果。
  (4) 這些造成民主的原因的組合,因國家之不同而異。
  (5) 通常導致一波民主化的諸多原因的組合,不同于導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原因的組合。
  (6) 導致民主化的浪潮中最初政權變化的原因,可能不同于導致在這一波中后來政權變化的原因。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使得每個國家的每次民主化運動都會具有與以往發生在各國各地的歷次民主化運動所不同的特點。所以,各個國家的公民在追求憲政民主的現實斗爭中應該選擇不同的策略,以幫助自身有效地達到最終的戰略目標。
  亨廷頓在《第三波》中還頗費苦心地提出了五項民主派的行動準則,內容為:一、改革威權體制;二、推翻威權政權;三、就政權變革進行談判;四、處理威權政權的罪行;五、節制軍方權力,促進軍隊職業化。對每一項準則,他都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建議。我認為對于從事民主運動的人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我很贊同亨廷頓的意見,即在民主化運動的不同場合應該采取不同的策略,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策略。在具體的實踐中,可供參考的策略方法非常之多,我國古代就有十分豐富的研究成果,如《老子》、《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等等,值得我們深入開掘。其它國家民主化的過程中也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以我的心得,在此提出幾種策略建議,供大家參考,誠望能收拋磚引玉之功效。
  一、審時度勢。這是從事政治活動的第一要義。我們要開展實現憲政民主的活動,就必須注重審時度勢。“時”指的是時世、時局、時機、時效;“勢”指的是形勢、勢力、趨勢、情勢。“審”和“度”則是指審視、思考、研究、分析和把握。審時度勢就是要分析時局、認清形勢、把握時機、正確應對、因勢利導、求得勝利。我國古代的政治家很注重審時度勢,決策的時候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有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例如三國時期的杰出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為了解除北伐時的后顧之憂,保證后方的安定,同時開拓兵源財源,曾多次出兵討伐南中(今川南、貴州、云南等地)。這一地區居住著一些少數民族,漢代統稱為西南夷。南中地區的部族首領經常反叛,使蜀國邊界總是不得安寧。諸葛亮經過深思熟慮,采用了馬謖(后以失街亭、為諸葛亮揮淚斬首聞名于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計策,對南中的一支屢屢反叛的部族首領孟獲“七擒七縱”,直至對方口服心服,表示永不反叛。成為古代“人和”(民族和解)的佳話。但是,諸葛亮為了報答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不顧力量對比的懸殊,一意“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結果損失慘重,大敗而返。“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因此可以說,諸葛亮的成功就在于他(在處理某些事情上)能夠審時度勢;諸葛亮的失敗也在于他(在處理另外一些事情上)不能夠審時度勢。清末民初人趙藩為紀念他,在成都的武侯祠留下了一幅著名的楹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上聯就是指征服孟獲的故事。下聯則是指諸葛亮答復法正“緩刑地禁”、執法從寬、效法漢高祖的建議,指出為政從寬還是從嚴,需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不可機械地施行。這副對聯即高度概括了諸葛亮的成功之處,又充分肯定了審時度勢的重要性,令人回味無窮,真乃千古佳對。對聯中的“審勢”就包含著審時度勢的意思。審時度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析天時、地利、人和;我方、對方、友方;上限、中限、下限(底限);根據實際情況(“時”和“勢”)制定相應的策略和對策(如上策、中策、下策),以盡可能地減少失誤和不必要的損失,力爭取得成功。 
  二、廣結盟友。每個人或每個團體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能夠廣泛團結人,形成一股強大的合力,就會彌補自身的不足,幫助人們走向成功。因此,在政治活動中,必須學會廣結盟友,廣泛團結人,盡量少樹敵,盡可能地化解個人恩怨。否則的話,空有遠大抱負,卻得不到各個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就絕無成功的可能。印度尼西亞的新總統瓦希德就是一個深諳此道的政治家。據印尼國內媒體介紹:瓦希德博學多才,喜歡閱讀《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名著以及現代武俠小說,熟諳謀略之道,善于交結盟友。印尼的國情是多民族、多島嶼、多文化,而且貧窮、落后、腐敗,加上在位30多年的政治強人、前總統蘇哈托剛下臺,還有較大的影響力,政治局勢錯綜復雜。新政府同時面臨清算歷史、懲治腐敗、穩定政局、發展經濟、實現民族和解、抑制軍方勢力等多重任務,搞得不好,隨時可能翻船。瓦希德以年邁之軀、雙目幾近失明,卻毅然挑起國家重担。他首先與最大的政黨結成聯盟,選擇該黨領袖梅嘉雅蒂担任副總統,大大地擴充了新政權的民意基礎。然后,又任命華裔的郭建義担任經濟財政暨工業部長,以安撫華人社會的人心,防止華人資本繼續外流(華人資本在印尼經濟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為了將軍隊置于憲法的制約之下,在新政府組閣中,瓦希德把蘇哈托時期的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總司令維蘭托將軍安排為政治和安全事務統籌部長,先把他架空;同時任命開明的維多多將軍執掌軍權。接著又不動聲色地對軍隊的頭頭大換血,將維蘭托的親信調職,進一步削弱維蘭托的勢力。隨后不久,又宣布由最高檢察院立案調查維蘭托涉嫌參與東帝汶侵犯人權案件,并將維蘭托解職。這樣做,基本上杜絕了軍事政變的可能,又贏得了國內社會各界與國際社會的支持。同時,瓦希德又公開對媒體宣布,無論維蘭托犯了什么罪行,他都曾是武裝部隊最高將領,值得國民尊重,即使他涉及東帝汶暴行被定罪,他也將獲得寬恕和特赦。事后,維蘭托不無佩服地說:“瓦希德是一位高超的騎手,還沒見他的刀出鞘,我就已經落馬了”。對以蘇哈托為代表的舊勢力,瓦希德也不是簡單化地處理。他一方面宣布恢復被前總統哈比比取消的對蘇哈托貪污案的調查;另一方面為避免內部分裂與政治紛爭,減輕改革的阻力,又表示會赦免蘇哈托(后來又說,只要蘇哈托交出被他侵吞的國家財產,就會赦免他)。對待要求獨立的少數民族,瓦希德主張以建立聯邦制和實行高度自治來保持國家統一;同時對少數堅持分離的勢力采取堅定的原則立場和防范措施。在外交方面,瓦希德非常注重近交遠結,廣結善緣。正是由于瓦希德能夠妥善處理各個方面的關系,廣結盟友,化解對立面,爭取廣泛支持,才使得印尼走上了循序漸進的民主道路,開始出現多元和諧團結的新景象。瓦希德總統執政才短短一年時間,已成為深孚眾望的國家領導人。說瓦希德是“策略大師”,我認為是當之無愧的。我國與印尼有許多相似之處,印尼的民主化經驗可以為我國提供不少有益的借鑒。
  三、分段操作。推進政治改革,實現體制轉變,是一件非常復雜和艱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把最終目標精巧細致地分解開,一項一項加以解決。也就是說,在具體操作中,要根據實際情況分階段進行。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舉了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初期,土耳其的國父基馬爾采取費邊主義戰略取得的成功。費邊是古羅馬的一位著名的軍事統帥,以善于迂回漸進的戰術取勝于敵而著稱。費邊主義則是19世紀英國的一種社會改良思潮和政治派別(主要領袖為韋伯夫婦、華萊士和著名作家肖伯納)。奉行這種社會改良思潮的人組成了一個社團,取名為“費邊社”,意為以和平漸進的策略改造英國資本主義社會(1900年,該社團并入英國工黨)。這以后,人們就常常借用費邊主義代稱主張以迂回漸進的方式改造社會的戰略、策略與戰術。土耳其共和國在立國之初,面對著使國家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幾乎全部常見的問題:如民族共同體的確定;現代世俗政治組織的創建;社會和文化改革的發動;經濟發展的推進等等。基馬爾不求同時解決所有這些問題,而是審慎地把一個個問題分開處理,從而贏得人們對某種改革的默許,甚至支持,而這些人對他的其它改革可能是持反對態度的。他的辦法就是先易后難,先從容易得到最大支持的問題入手,然后逐步轉向最困難的問題。據此,他首先著手解決民族共同體(即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本國領土邊界的劃定,對此,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絕大多數都表示支持。下一步是在此基礎上,建立有效的現代政治體制——憲政民主政體,以重建政權的合法性和確立新政權的權威。然后利用這種政治體制推行宗教、社會、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等到傳統的方式和風俗被削弱或取消以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道路才得以暢通。“總之,經濟增長需要文化的現代化;文化現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權威;而有效的政治權威則植根于純一的民族共同體。許多國家處理現代化問題的先后順序都是偶然事件和歷史的產物。但土耳其的變化順序是基馬爾有意識地計劃出來的,這個統一——權威——平等的模式是最最有效的現代化順序。”“基馬爾之所以取得這些改革的成功,全賴他既有能力逐一進行改革,又能在著手一項改革時,有效地表明他無意于其它的改革。他對自己的宏大計劃和最終目標守口如瓶。”當然 ,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各個國家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現狀都不一樣,因此在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所面對的問題和選擇也會有所不同。但是,從策略的角度講,土耳其的改革是一個成功的范例。它告訴我們:在面對諸多的問題時,不要四面出擊、亂了方寸;而應采取冷靜和審慎的態度,分階段操作,分步驟地推進改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四、善于博弈。1999年11月15日,中國與美國簽署了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定。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對外正式使用了“雙贏”概念,意思是簽署這一協定對中美雙方都有好處。而“雙贏”概念正是博弈論中的常用術語。博弈論的原始思想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萌生。我國春秋時期的名著《孫子兵法》中便充滿了博弈的案例。我國戰國時期膾炙人口的“田忌賽馬”的故事,更是典型的博弈。齊國國王與名叫田忌的大將進行賽馬,雙方約定,各出三匹馬,馬分三等,即一等馬、二等馬、三等馬各一匹。每次雙方各自從自己的三匹馬中任選一匹比賽,輸者得付給勝者1000兩黃金,一回賽3次,每匹馬都得參加。在同一等級的馬中,齊王的馬都比田忌的馬要強,齊王自信必勝無疑。比賽的結果卻是田忌獲勝。田忌采用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用自己的三等馬對齊王的一等馬(輸);用自己的二等馬對齊王的三等馬(贏);用自己的一等馬對齊王的二等馬(贏)。從而以二勝一負的總成績贏得比賽的勝利。田忌真是個聰明人,如果機械地與齊王比賽,結果當是 0:3。博弈一詞指的是某些個人或組織做出相互有影響的決策。博弈的結局,不僅取決于某一個人或組織的行動,而且取決于其他個人或組織的相應行動。因此,人類的社會活動(當然包括政治活動)絕大多數都可以算作博弈。正因為如此,博弈論一經問世,就迅速在許多領域擴展開來。在博弈論中,把每一個當事者稱作局中人;每一個局中人在博弈結束時都會得到一筆支付(或正或負);如果在一場博弈中,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總和為零,那么該博弈就稱為零和博弈。此時,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一方所得就是另外一方所失,例如齊王與田忌。凡是不具備這一性質的博弈,統稱為非零和博弈,例如中美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締約,談判結果是雙方均有受益。博弈思想和博弈論的方法對于我們探討策略問題極有幫助。因為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涉及到各階層、各社會集團和每一個中國公民的利益,所以只考慮某個階層、某個集團或某一部分人的意愿是不夠的,必須學會用博弈論的方法來思考問題,通盤考慮各階層、各社會集團和廣大公民的利益、愿望、要求、政治取向、政治策略,并據此制定能獲取較大支持和代價較小的對策(博弈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稱為對策論)。這樣做肯定有助于提高成功的概率。
  五、學會妥協。中國人因深受長期以來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影響、尤其是黨文化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影響,在參與政治活動時,總是習慣于唯我獨尊、排斥異已、互不相讓、勢不兩立、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甚至于你死我活。封建王朝是這樣,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是這樣,民運內部也是這樣。只有臣服、屈從的傳統,而無妥協、讓步的觀念。一提妥協,就與投降、叛變聯系到一起,視為大逆不道。其實,妥協是現代政治的一條重要規則,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內容。正如羅伯特.達爾所說的“民主的基礎是妥協”。可以說,不懂得妥協,就不懂得政治、特別是不懂得現代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內涵。
  我們不妨以北愛爾蘭問題的解決為例。北愛爾蘭由于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教派沖突和(與英國)統一與獨立兩大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在過去的30年間,共有3500多人喪生,社會經濟遭受很大破壞。兩大政治力量之間一直勢不兩立、互不妥協,甚至不惜訴諸武力。結果是兩敗俱傷,也使人民蒙受極大痛苦。后來在國際社會的調停之下,沖突各方均認識到,繼續沖突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是“雙輸”),終于坐到談判桌邊進行談判。經過反復協商,互相作出讓步,最終達成妥協。主張統一的北愛統一黨承認一直與之對立的各黨派的合法性,并宣布接受1998年簽署的北愛和平協議 ;主張獨立的的新芬黨也不再堅持北愛脫離英國,并宣布解除武裝、放棄武裝斗爭。1999年11月29日,北愛爾蘭組成了首屆真正權力共享的政府,被任命的各位部長代表了北愛爾蘭各方(北愛統一黨、新芬黨、社會民主工黨、民主統一黨)的政治見解。新政府由北愛統一黨(大部分成員是新教徒)的領導人、第一部長戴維.特林布爾領銜,他的副手(幾乎與他享有同等權力)是社會民主工黨的********謝默斯.馬倫。11月30日,英國議會通過將執政權力交還給當地官員的法案。12月1日,北愛爾蘭正式重新得到決定自己事務的權力。隨后,愛爾蘭共和軍自動解除武裝。(2000年5月6日,愛爾蘭共和軍發表聲明,宣布該組織已經準備把武器“完全地”、“能核查地”擱置起來不再使用,開始和平進程,并對北愛爾蘭公正和永遠和平作出承諾,愛爾蘭共和軍將不對北愛和平進程構成威脅。)這樣,長期困擾英國、愛爾蘭和整個歐洲的北愛蘭問題總算達成了各方均能接受的政治妥協。我們可以事后來設想,如果北愛沖突各方堅持各自立場、互不妥協的話,將會是一種什么情況呢?可以肯定,北愛和平是根本沒有辦法實現的,沖突也不知到何時才能結束?盡管北愛實現持久和平的道路并不平坦,至今仍然存在不少障礙,但是對其發展前景是可以謹慎樂觀的。 
  回到本章開始時胡平總結八九民運策略方面缺失的話題。我認為在充分肯定八九民運歷史意義的前提下,認真總結它的經驗教訓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策略方面,八九民運值得反思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比如,是否有必要在尚有很大回旋余地的情況下,冒然地發起絕食(在政治實踐中,絕食是在迫不得已、沒有其它辦法的情況下采用的極端舉措)?我看過大量回憶資料,至今也搞不清為什么非要在當時發起絕食(據鮑彤后來回憶,正是在學生開始絕食的同一天,1989年5月13日,鄧小平親口表示同意政治局常委8日會議和政治局10日會議的意見,即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案。見鮑彤著《中國的憂思》,太平洋世紀出版社2000年5月版P109)?又如,絕食期間,適逢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來訪,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領導人一再發出信息,希望絕食學生在此期間撤出廣場,以便使戈爾巴喬夫的來訪取得一定的積極成果。這么簡單的道理,人們只要根據常識即可作出正確的判斷;但在當時卻鮮有幾人響應。結果,使得戈爾巴喬夫來訪不僅未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產生積極效果,反而使中共保守派得以借題發揮,導致主張政治改革的趙紫陽總書記下野,形勢急轉直下。再如,掌控政治權力的中共保守派已經公開下達了戒嚴令,并調集了數十萬軍隊進京,隨時準備施行武力鎮壓;天安門廣場上仍有許多人天真地相信會召開人大會議,改變局面,因而不肯主動撤離;學生領袖們也莫衷一是、形成不了有效的決定,使得天安門廣場和整個運動完全陷入一種失控狀態。八九民運還有一大失誤,就是拒絕與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建立聯盟。學生領袖有一句口頭禪,就是“學運與上層斗爭無關”。這句話咋一聽似乎不錯,好象還很有些道理,其實大謬不然。學生運動與上層政治斗爭歷來關系密切,怎么可能“無關”呢?不同的政治領導人及其對待學運的不同態度、不同對策,直接關系到學運的成敗。不懂得這一點而充當學生領袖是很成問題的。八九民運的失敗,與學生領袖(當然不只是學生領袖)在這方面的幼稚與失誤是有關系的。《孫子兵法》上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謀攻篇》)說得多么好啊!真值得我們反復思考和體會。僅從策略的角度來總結八九民運的教訓,需要反思的地方是很多的。當時的大學生只有十八九歲、二十來歲,不可能有多少政治經驗,因此不應該苛求他們。但是這樣一場規模空前、影響深遠、代價慘重的政治運動,決不能讓它過去就過去了。而應該不斷認識,不斷反思,不斷總結經驗,從中汲取教訓,以使我們在爭取民主的實踐中逐漸成熟起來,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智慧,盡量少犯錯誤、尤其是不要重復歷史上曾經犯過錯誤;這樣才能使為民主理想而犧牲的先烈們的血沒有白流,才能更加有效地推進中國的憲政民主化進程。
 
2013-08-22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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