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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傳 第八章 拗相公
蘇東坡傳 第八章 拗相公
林語堂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場政治風暴現在刮起來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會把宋室焚毀。這場風暴始于國家資本主義者,人稱之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對派之間的一次斗爭。王安石的反對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賢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氣氛中拔耀培養、留做領導國政的一代人才。我們需要了解那次政爭的性質,因為那種朋黨之爭籠罩了蘇東坡的一生。
  中國最早的通俗文學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預示中國小說的來臨,是一個短篇小說,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說集,新近才發現,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學之中,他便以其外號為人所知了。那場政爭的悲劇之發生,就由于一個人個性上的缺點,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認自己犯錯。朋友對王安石的反對,只增強了他貫徹他那政策的決心。有人告訴我們,說個性堅強是一種重要的美德,但是卻需要予以精確的說明:就是說堅強的個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還記得學生時代曾聽見一個平常的格言,說“決心”為成功的秘訣,自己卻把固執當做那種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時,他在文學界是以“三不足”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這是蘇東坡贈與他的標志。
  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對,朋友方面,或是敵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說動皇帝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要把他的計劃進行到底。這就暗示他要壓制一般的反對意見,尤其是諫官的話,諫官的職責本來就是批評朝廷的政策和行動,并充當輿論與朝廷之間的橋梁。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好政府必然是“廣開言路”,而壞政府則不然。所以開始論到新政之后,自然爭論迅即涌向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就是批評與異議的自由。這次交戰,宰相王安石贏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國官員分成了兩個陣營,陷于朋黨之爭,直到宋朝滅亡而后已。幾年之后,變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兩派的裂痕則演變愈甚,其后果亦更加嚴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爭,成了“流俗”與“通變”之爭,這兩個名稱在當代文學里曾多次出現,而王安石亦最喜愛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與王安石持異議者,王安石皆稱之為“流俗”派,而他與其同黨則稱之為“通變”派。王安石攻擊批評者,說惡意阻撓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對派則攻擊他,說他“視民間清論為流俗,視異己者為腐敗。”劉摯則稱:“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王安石這位宰相排斥反對他的御史之時,反對派對他更重要攻擊的,是他欲“鉗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評政府。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個黨治的組織,使之具有大家公認的權力,也有當政黨與反對黨大家公認的責任。沒有計票、舉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確定公眾意見的方法。中國人在集會時,只是討論問題,然后同意某一決定。在原則與實際上,對政府政策之批評,政府不但容許,亦且予以鼓勵。敵方可推翻內閣,或中激而退去。每有朋黨之爭,習慣上是將反對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職。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時,政府頗著盛名的領導人物如范仲淹與歐陽修,都曾貶謫至外地,暫時退居低位,后來又回京得勢。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派當權,則另一派退避。
  朝內的爭論在宋朝演變得越發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組織制度的特殊所致,因為宋朝對宰相的職權沒有明確的規定,內閣很像個國會,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權。政府由復雜拙笨的連鎖機構組成,功能的界限重復,最后決定的大權仍然在皇帝手中。當時所謂宰相,只是個交際上的稱呼而已,實際名稱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許有兩位副宰相。一般組織如下:戶部(財政)完全獨立,直接對皇帝負責。御史臺獨立,其它各機構,只供作贈予空銜之用。通常,宰相兼中書省侍郎與門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樞密院大尉構成知院,稱為“知政”。后來,神宗銳予改變,意在簡化此一組織制度,權責區劃較為分明。門下省司研討命令,中書省(宰相府)司發布,尚書省司執行。但是紛亂與權責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個參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權進行變法計劃,與呂惠卿、曾布私下決定一切。這自然是在神宗駕前和各知政易于發生爭論。主要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青苗貸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論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干練有才之士,人數之眾,幾乎構成了全體;另一方面,只有一個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無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陰險而詭詐。為了便于參考,并免于許多人名的累贅,下一表內列有政爭中較重要之人名,以見雙方之陣容:
  當權派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萬丈的皇帝)
  曾布(活躍的政客)
  呂惠卿(聲名狼藉,后出賣王安石)
  李定(母喪不奔,后彈劾蘇東坡)
  鄧紹(兩面人,先后服侍呂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與鄧紹一同彈劾蘇東坡)
  王霧(王安石之子)
  謝景溫(王安石姻親)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諄(后為蘇東坡敵人)
  呂嘉問(王安石手下的貿易霸主)
  反對派司馬光(反對派之首,大史學家)
  韓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呂晦(第一個發動攻擊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趙護文彥伯(老好人)
  張方平范鎮(元老重臣,蘇家“叔伯”輩好友)
  歐陽修蘇東坡蘇子由(東坡之弟)
  范仲淹(偉人)
  孫覺(高俊,易怒,東坡密友)
  李察(矮壯,東坡密友)
  劉恕(性火爆,東坡至交)
  呂公著(美髯,曾與王安石為友)
  韓維(出自世家,曾為王安石好友)
  王安禮(王安石弟)
  王安國劉摯(獨立批評者,后與東坡為敵)
  蘇頌宋敏求 熙寧中三學士李大臨其他御史鄭俠(負重任之宮廷門吏,王安石因他而敗)
  此一極不平衡的陣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納悶王安石化友為敵的才氣,以及神宗寵用王安石所付代價之大,因為所有對新政持異議者皆遭撤職,罷官議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罷斥王安石、呂惠卿、鄧緒等諸人。他的強國夢破滅了, 只落得統治一群庸才之臣。 倘若說知人善任為“神”圣的降勝,“神”宗這個溢號,他是當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劇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縱,也不腐敗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張的國家資本計劃那么激進、那么極端的制度付諸實施,必得不顧別人的反對。也許這就是他隱退以待時機如此之久的緣故。他有一個幻象,而他的所作所為,都以實現這個光輝燦爛的幻象為依歸,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榮的國家,而是富強具有威力的國家,向南向北,都要開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擴張發展,一如漢唐兩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應天命成此大業之人。但是在后世的歷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應天命的人,無一不動人幾分感傷——永遠是個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為自己夢想的犧牲者,自己的美夢發展擴張,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虛無飄渺之中。
  王安石輕視所有那些“流俗”之輩,不但與那些忠厚長者大臣一等人疏遠起來,就連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韓維、呂公著也斷絕了來往。我們還記得神宗尚身為太子之時,是韓維使太子對王安石傾心器重的。等這些朋友對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異議時, 他毫不遲疑, 立刻把他們貶謫出京。他既陷于孤立無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勝職”之輩,而這些人只是對他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實際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個劣跡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鄧縮。李定隱瞞母喪不報,以免辭官,退而居喪返里,在儒教社會中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為后人所知,是他說了一句名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但是王安石的兩個巨奸大惡的后盾人物,則是兩個極端活躍、富有險謀才干又極具說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呂惠卿,尤以呂惠卿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賣了。王安石八年政權終于崩潰,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呂惠卿出賣了王安石,王安石出賣了皇帝,皇帝出賣了人民。”在呂惠卿以極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離間他和皇帝之時,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寫“福建子”三個字數次,用以發泄心中的憤怒,因為出賣他的這個朋友呂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敗之后,蘇東坡一天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爭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此不足以為藉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寧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用以偵察批評朝政的特務機構成立的。
  此外,相反兩派的領袖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不同,不能相與,但皆系真誠虔敬潔身自好之士。在金錢與私德上從未受人指責,歐陽修則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傳有曖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吳氏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進見時,王安石驚問道:“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說:“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爺。”
  王安石又問:“你是誰?”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軍中主管一船官麥,不幸沉船,官麥盡失。我們家產賣盡,不足以還官債,所以奴家丈夫賣掉奴家好湊足錢數兒。”
  王安石又問:“把你賣了多少錢?”
  “九百緡。”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婦人隨同丈夫回去。告訴她丈夫不必退錢。
  這種情形司馬光也曾遇見過。因為他在勉強之下納了一個妾。他年輕時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兒子。太守夫人贈送他一妾,司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為是自己在跟前的緣故。一天她告訴那個侍姬等她自己離家之后,打扮妥當,夜間到老爺書房去。司馬光看見那一女子在他書房中出現,他驚問道:“夫人不在,你膽敢來此?速去!”隨即讓她離去。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志在執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謀取權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對金錢絕不重視。他做宰相時,一領到俸祿,就交給弟兄們,任憑他們花費。
  司馬光,道德才智,當代罕見其匹,由始至終是光風累月胸懷,爭理不爭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當代一個批評家曾說:“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為相,司馬光必除新政始允為樞密副使。”
  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其為人所崇敬,不僅與范仲淹齊名,他還是包羅萬有的一部中國史《至五代北資治通鑒》的作者。這部書全書二百九十四卷,附錄考異三十卷,學富識高,文筆精練,為史書中之北斗,后世史學著作之規范。初稿《長編》多于成書數倍。他寫作此書時,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寫,積稿十尺,最后全稿裝滿兩間屋子。此空前巨著費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爭論的問題,是青苗貸款法。在制置三司條例司研討數月之后,青苗法終于在神宗熙寧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專使大員,到各省去督導實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顯示官家款項并不能如預先之估計可由人民自行貸出。專使所面臨之問題即是:徑行還京陳明使命未能達成,抑或勉強人民將款貸去而回京稟報新政成功。官家愿將款項借予富戶,以其抵押較為可靠,但富戶并不特別需要借款。貧戶急須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無還債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辦法,按人民之財力,自富至貧,將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貧戶太貧,實在無力借款,只有富戶可借——這正是現代銀行財務事業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貧戶確能歸還貸款,于是使貧戶之富有鄰居為之做保。一個特使向京都的報告中說:官方把貸款交與貧戶時,貧戶“喜極而泣”。另一個特使,不愿強民借貸,回京報告大不相同。御史彈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說他強民借貸,大違朝廷之本意。王安石親自到御史臺對諸御史說:“你們意欲何為?你們彈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卻對辦事不力者默不作聲。”
  韓琦那時駐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撫使,親眼看到了青苗貸款法實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這若與蘇東坡的火爆發作相比,韓琦的奏折可以說是顧慮周詳,措詞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個極具才干、功在國家的退職宰相的手筆。在奏折上他說,甚至赤貧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額,富有之家則要求認捐更多。所謂青苗貸款也分配給城市居民負担,也分配給地主和“壟斷剝削者”,須知這兩種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滅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進一筆錢,短短數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論朝廷如何分辯,說貸款與民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韓琦指出,縱然阻止強迫貸款,要力行自愿貸款,并無實際用處,因為富戶不肯借,窮人愿借,但無抵押;最后仍須保人還債。同時,督察貸款的特使急于取悅于朝中當權者,低級官吏又不敢明言,韓琦說,他自思身為國家老臣,勢不得不將真相奏明皇帝。他請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復故有的常平倉制。
  和王安石討論韓琦的奏折時,皇帝說:“韓琦乃國之忠臣,雖然為官在外,對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為青苗貸款法會有利于百姓,沒料到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貸款只用于鄉村,為何也在城市推銷?”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處?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貸款,為什么不借給他們?”
  于是韓琦和朝廷之間,奏批往返甚久,這位退位的宰相,明確指出漢朝所一度實行的國家資本制度的影響,那樣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國庫而供皇帝窮兵繳武,并不足以言富國之道。
  這就動搖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開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請病假。司馬光在提到王安石請病假時說:“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大臣等討論此一情勢,趙扦當時還擁護王安石,當時主張等王安石銷假再說。那天晚上閣員曾公亮派他兒子把政局有變的情形去告訴王安石,告訴他要趕快銷假。得此密合,王安石立即銷假,又出現在朝廷之上,勸皇帝說反對派仍然是力圖阻撓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兩個太監到外地視察回報。兩個太監也深知利害,回報時說青苗法甚得民心,并無強迫銷售情事。老臣文彥博反對說:“韓琦三朝為相,陛下乃信太監之言而不信韓琦嗎?”但是皇帝竟堅信自己親自派出之使者,決心貫徹新政。幾名愚蠢無知毫不負責的查報人員,不知自己說的幾句話,竟會對國家大事發生了影響,這種情形何時是了!倘若那幾個閹宦還有男子漢的剛強之氣,這時肯向皇帝據實回奏,宋朝的國運還會有所改變。他們只是找皇帝愛聽的話說,等時局變化,談論“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鮮,他們也羞臊的一言不發了。
  司馬光,范鎮,還有蘇東坡三個人并肩作戰。司馬光原對王安石頗為器重,他自己當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問他對王安石的看法。他說:“百姓批評王安石虛偽,也許言之過甚,但他確是不切實際,剛愎自用。”不過,他的確和王安石的親信小人呂惠卿在給皇帝上歷史課時,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辯,甚至需要皇帝來打斷,要他二人平靜下去。司馬光既然反對他的政策,王安石開始厭惡他。王安石請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時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馬光充任副樞密使。司馬光謝絕不就,他說他個人的官位無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廢止新政。司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說:
  “朕曾命卿任樞密使,主管軍事。卿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斷談論與軍事無關之事?”
  司馬光回奏稱:“但臣迄未接此軍職。臣在門下省一日,即當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銷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鞏固,他把司馬光降為制法。范鎮拒發新命,皇帝見范鎮如此抗命,皇帝乃親手把詔命交予司馬光。范鎮因此請辭門下省職位,皇帝允準。
  王安石既復相位,韓琦乃辭河北安撫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準。蘇東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話要說,而且非說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斷然無疑的。那時,他只三十二歲,任職史館,官卑職小,且只限于執筆為文,與行政毫無關系。他給皇帝上奏折兩次,一次是在熙寧三年(一0七0)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兩次奏折都是洋洋灑灑,包羅無限,雄辯滔滔,直言無隱。猶如現代報上偶爾出現的好社論文章一樣,立即喚起了全國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上,一開首就向青苗法攻擊。他告訴皇上全國人已在反對皇上,并說千萬不可憑藉權力壓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話說: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鐵?抑富國鐵?
  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而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茍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茍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茍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壇也。”他又警告皇帝說:
  “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并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賜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臣君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貿然夜行,而仆夫又從后鞭之,豈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轡襪馬,以待東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軌之道,其未晚也。”
  蘇東坡又警告皇帝說,若以為用專斷的威權必能壓制百姓,則誠屬大錯。多少官吏已然降級或革職,甚至有恢復肉刑之說。他接著又說:
  “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者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后,而士猶之。今陛下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洱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爾,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欽,天下幾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眾,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說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逞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 

  蘇軾 上對”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動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臺。最初,王安石的威嚇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極端而廣泛的經濟政策,而是他對膽敢批評他的御史,憑他狂妄的習慣,一律撤職。于是批評朝政之權受到了摧殘,政府組織的基礎受到了破壞,這樣就觸動了政體最敏感部分。官場全體為之大驚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開始背棄他。
  單以排除御史臺的異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對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領袖的紛萌退意。在中國,監察機構是朝廷一個歷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輿論時時對當政的政權予以控制或批評。在一個好政府里,監察機構必須能隨時對皇帝進冷言,向皇帝反映輿論,這種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監察機構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責任,御史如對當權者做強有力的攻擊,可以把一個政權推翻。這種監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變動,不過其方法并未明確予以規定,其作用與現代的新聞輿論大致相似。古代此種制度之異于今日者,就是此等監察機構及其反對權,并無明文規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傳統上認為明主賢君應當寬宏納諫;至于皇帝重視他那明主賢君的名譽與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級、懲處、折磨,甚至全家殺害。有些皇帝確是如此。身為御史者在個人毫無法律保障之下,卻要盡職責向朝廷與皇帝進諫規勸,處境是既難又險。但是像現代,總有對公眾抱有責任感的新聞雜志編輯,不惜冒監禁死亡之險而向極權政權挑戰的,在過去也總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脅,而盡其于人民之職責。尤其在東漢與明朝兩代,當時有御史,寫好彈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無疑,在本章呈遞與皇帝之前,先行自縊身死。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戰場,前仆后繼。好皇帝自己愛惜名譽,對于這等御史的處理頗為慎重,因此甚獲美譽而得人望,但是惡人當政則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現代之專制暴君,總以鉗制報章雜志之口為急務。
  王安石當政之始,元老重臣對他頗寄厚望。現在御史中丞呂晦向王安石發出了第一彈,說他:“執邪見,不通物情。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連司馬光都深感意外。在呂晦同司馬光去給皇帝講解經典之時,呂晦向司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從袖子里把那件彈劾表章給司馬光看。
  司馬光說:“吾等焉能為力?他深得人望。”
  呂晦大驚道:“你也這么說!”
  呂晦遭受革職,于是排除異己開始了。
  現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爭變成了熊熊之勢。有一婦人,企圖謀殺丈夫,但僅僅使她丈夫受傷而未克致命。此一婦人曾承認有謀殺之意,當時有個高官對處治之刑罚表示異議。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馬光要以一種方式判決,王安石要另一種方式,而且堅持己見,皇帝的圣旨對此案的處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劉恕則拒不同意,要求再審,御史如此要求,亦屬常事。另一御史對王安石的意見不服,王安石則令他自己的一個親信彈劾劉恕。這樣一來,一場爭斗,便化暗為明。
  御史臺則群情激動。問題現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盡責呢?還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幾位御史乃聯名上書彈劾王安石,請求罷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將此數人投諸監獄而后快。司馬光與范純仁認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對待御史,最后六個御史遭貶滴至邊遠外縣充任酒監。一見情形如此,范純仁起而應戰。他要求貶滴御史之成命必須撤回,結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個要倒下去的是蘇東坡的弟弟蘇子由。他一直就反對青苗法和市易法。兩個月之后,忠厚長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辭職歸隱,臨去警告說,在任何政治斗爭中,正人君子必敗,而小人必占上風,因為正人君子為道義而爭,而小人則為權力而爭,結果雙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壞人得權。他預言國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國家行將大亂矣。
  朝廷之上,現在是一片騷亂。神宗熙寧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七月實行市易法,九月實行青苗法。數月之后,眾人對當權者的意見,由期待而懷疑,由懷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憤怒恐懼。
  現在情勢變化甚速。熙寧三年(一0七0)三月與四月,御史臺大規模遭受整肅,隨即大規模布置上新人。隨后倒下的兩個御史,都是王安石個人的朋友,都曾助他獲得政權,王安石也是倚為聲援的。身材頎長,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孫覺,他也是蘇東坡畢生的友人,曾經向王安石發動論爭,因為王安石堅稱周朝的錢幣機構,曾經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錢借給人民,他對此說表示反對。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調查為什么當時盛傳朝廷強迫貸款與農人,甚至在京輜一帶也傳聞如此。孫覺回到京師,老老實實報告確有強迫銷售情事。王安石認為他這是出賣朋友——所以孫覺也被革職。更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呂公著的案子。呂公著是宰相之子,學識淵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呂公著在文學上同享盛名,同為儒林所敬佩。呂公著曾幫助王安石位登權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史中丞,作為回報。現在呂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議中,文字未免過于辛辣,使王安石大為不快,在文中他問:“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豈昔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親擬罷斥呂公著的詔書,用字措辭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無常的特性。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說:“呂公著之才將來必為宰相。”而今他把呂公著比做了堯舜時的“四兇”。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與之疏遠的原因,就是在同一個月內,王安石派了兩個劣跡昭彰的小人進入御史臺,去填補他排擠出來的空缺。他之派李定為全權御史,在御史臺引起了群情激憤。李定既沒考中科舉,也沒有為官的其它必要資格。他教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隱瞞父喪不守喪禮一事。在中國人心目中,這簡直是敗德下流至于禽獸。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為自鄉間來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法極受人民歡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薦,好向皇上陳奏。這件事使御史們怒不可遏。同時,王安石又把親戚謝景溫升為御史。謝為求升發,把自己的妹妹嫁與王安石的弟弟。有三個御史反對朝廷的此一任命詔書,三個人一起丟官。其余的御史對此事還照舊堅持。張激請求將三個御史官復原職,并罷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與呂惠卿。在張激到中書省去催辦此一案件時,他發現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聽他敘述,自己則一言不發,用扇子掩著嘴,一味大笑。
  張激說:“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國老百姓笑你的正多著呢。”
  這時另一位遭到犧牲的御史是程瀕,他是宋朝理學家“二程”之中的兄長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經與王安石合作。現在他也到中書省為那同一個案子向王安石爭論。王安石剛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氣難消。這位理學大家以頗有修養的風度對他說:“老朋友,你看,我們討論的不是個人私事或家事;我們討論的是國事。難道不能平心靜氣說話嗎?”從儒家的道德修養看,王安石覺得很丟臉,很難為情。
  一個月的光景,御史臺的清除異己便已告完成。連前年所罷黜的那六個御史在內,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達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臺的人,三名是皇宮中的諫官。司馬光向皇帝曾經痛陳利害。只有三個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呂惠卿,贊成新政,朝廷百官無不反對他們三個人。“難道皇上就只用這三個人組織朝廷?就用這三個人治理國家嗎?”韓琦和張方平已在二月告老還鄉,司馬光對樞密使一職拒而不受,當月也遭貶降,范鎮已經大怒而去。在九月,舉棋不定的趙懷,他這位內閣大臣,一度想討好這群新貴,現在決定辭職。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數月之后,年老信命毫無火氣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勢歸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為由,在極不愉快之下,請求去職,其實多少也是受批評不過而走的。在神宗熙寧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職,在整個政府中其權位凜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歐陽修辭去朝廷一切職位,退隱林泉。
  蘇東坡現在寫他那上神宗皇帝萬言書,準備罷官而去。他和司馬光、范鎮曾經并肩作戰,但是司馬光與范鎮已經在憤怒厭惡之下辭去官職。范鎮后來和蘇東坡有了親戚關系,他曾在前兩朝任職于中書省。其人雖然外貌看來肥胖松軟,個性之強,則不讓鋼鐵。在去職之時,他在辭呈上說:“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在早朝之時,皇帝將此奏折交與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臉立刻煞白。當時在附近的幾個人說曾看見王安石拿著此奏折在手,手氣得發抖。
  在熙寧三年(一0七0)九月,司馬光被派到外地陜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戀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誠懇但有時很嚴肅認真的討論新法,書信來往凡三次之后,才與他完全決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為官,皇帝數次告訴其他大臣說,只要司馬光在身邊,他不會犯什么大錯。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馬光都予謝絕。他的話早已說夠,皇帝若不肯察納忠言而中止騎此剛愎的蠻驢奔赴毀滅之途,則他的本分已盡。在他決定辭去一切官職退隱林下之時,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寫給皇上說:
  “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淚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惠。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后也。伏望圣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或罪重于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從現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駕崩這段期間,司馬光要避門不出,傾其全力繼續九年前即已開始的歷史巨著的寫作。后來,神宗皇帝罷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司馬光回朝主政,司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廢除新法嗎?由此看來,這兩個極端相異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絲毫不變動而且不可能變動的。可是在隨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馬光也臥床病重,那時他以宰相的地位發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為人并不甚壞。其過端在剛愎自用。死后朝廷應以優禮葬之。”
  蘇東坡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甚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學,也表示其個人之氣質與風格,其機智學問與大無畏的精神,都顯然可見。憤怒的爭論與冷靜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現。有時悲傷譏刺,苛酷的批評,坦白直率,逾乎尋常;有時論辯是非,引證經史,以暢其義。為文工巧而真誠,言出足以動人,深情隱憂,因事而現。 在正月蒙皇帝召見之時, 皇帝曾稱贊那篇《議學校貢舉狀》,并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即認真遵辦。那是他最后一次盡其所能求皇帝改變主意,這時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職,一切情勢都呈現不利。蘇東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禍,至少將遭罷黜,是必然無疑之事。
  對現代讀者最重要的兩個論點,一是孟子所說的君權民授,一是為政當容清議。他警告皇帝說,君之為君,非由神權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擁護。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說:
  書日:“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雕,聚散之間,不容毫厘。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已然。
  但是,為人君者若不容許自由表示意見,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蘇東坡進而發揮這一點,我認為是這篇奏議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則,有御史監察制度,便是具體的做法。根據蘇東坡所說,一個好政權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見合理的發揮其功用。民主政治體制,系表現于黨派間政見之歧異。蘇東坡如生于現代,必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全體同意原則,在基本上為反民主。他知道,中國自盤古開天辟地以來,還沒有兩個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徑,唯有暴政制度。我從未發現民主制度的敵人,在家庭,在國內,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蘇東坡接著說:
  孫寶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在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把監察機構存在的理由與其基本原則,說得清楚明白,再無人能比得上蘇東坡這篇奏議了。一個發揮自由功用不懼利害的監察機構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眾意見。
  夫彈劾積威之后,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萎之余,雖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詢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他把當時的輿論狀況與古代相比,說: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啟諫亦擊之……今日物議沸騰,怨磋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
  蘇東坡比較中國歷代政府制度的異同,而發揮監察機構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倡導者出現,其態度博學,其推理有力,其識見卓絕: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圣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樓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圣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綱紀,孰大于此?
  蘇東坡告訴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而使之服從。他又提到有謠傳恢復肉刑之說。數百年以前,有各種砍截人體處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荊,宮四刑。這些殘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紀之后,約在隋朝時期,除去宮刑,已然廢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復,當歸功于蘇東坡上神宗的奏議。當時謠傳之甚,與日俱增。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日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后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蘇東坡指出,當時商業蕭條,物價飛漲,由京師附近各省,遠至四川,謠言漫天飛,黎民怨怒,聲如鼎沸,甚至深遠至山區,酒亦屬于專賣;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沒收其財產,官兵的糧們都遭減低。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余輩,求利之器也。驅鷹大而赴林教,語人日“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習馴。操罔答而入江湖,語人日“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蘇東坡相信皇帝會看得清楚國內的不和與紛爭。他從良臣能吏之掛冠去職,輿論之背向不難判斷。在數度對新政的指責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當權者已不為清議所容。
  蘇東坡上書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書。皇帝已臨時下一詔書,嚴禁強銷青苗貸款,但是卻沒打算廢止此等全部措施。蘇東坡引用孟子的話說,正如一個偷雞賊想改過向善,決定每月只偷一只雞。后來使情形惡化的,是蘇東坡在神宗熙寧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內,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全題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罷;燕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這激怒了王安石。
  蘇東坡立遭罷黜。正如他所預期,雖然皇帝對他的忠言至為嘉許,王安石的群小之輩會捏造藉口,陷他于糾紛之中。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并購買家具瓷器,并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蘇東坡也許真買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違法。官差回去報稱無所搜獲,如有所獲,必然帶回京師了。
  蘇東坡的內弟,那時住在四川,蘇東坡有信給他,信里說:“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無恙……某為權率所嫉久矣。然搶拾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司馬光回洛陽之前在京都時,皇帝對他說:
  “似乎蘇軾人品欠佳,卿對他評價過高。”
  司馬光回答說:“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嗎?我對他知之較深。陛下知道謝景溫為安石親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動而起。再者,雖然蘇東坡并非完美無疵,他不比隱秘母喪不報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嗎?”
  按蘇東坡的政績說,他而今應當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與謝景溫反對,使之任附近一縣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動,任命他為風景秀麗的杭州太守。蘇東坡對御史的彈劾不屑于置理,連修表自辯也不肯,任憑官方調查,自己攜眷徑赴杭州上任去了。

2013-08-23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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