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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傳 第二十一章 謙退之道
蘇東坡傳 第二十一章 謙退之道
林語堂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二十一章 謙退之道

  有登龍之術,也有謙退之道,而蘇東坡不愧為謙退大師。現在蘇東坡的情況是,不追求政治,而為政治所追求,頗為有趣。當年王安石得勢之時,他在政壇坎坷不達,不足詫異;可是如今他的同黨既然當政,他仍然失敗,則確屬可驚了。蘇東坡永遠不夠為一個好黨人,因為他過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現在他的同黨當政,他自己有聲望,受人愛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學問人品,可是他卻一直想擺脫一個頗為人羨慕覬覦的政治地位,卻沒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氣質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會太久的。延緩年老展長青春的第一條規矩,是避免一切情緒上的煩擾,可是蘇東坡現在,在他所謂“奸小之境”的官場,卻有過多的情緒上的煩擾。政治這臺戲,對有此愛好的人,是很好玩;對那些不愛統治別人的人,喪失人性尊嚴而取得那份威權與虛榮,認為并不值得。蘇東坡的心始終沒放在政治游戲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慘的,便是無決心上進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會輕而易舉弄到手的。做為皇帝的翰林學士——其實是屬于太后——他與皇家過從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戲,毫無問題,他有足夠的聰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斷喪天性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釀成用黨之爭,因為大權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豐元年(一0 七八),政府制度改組簡化以后,仍然是宰相無有專責。內閣共同負責也沒清楚劃分的原則,以使宰相及閣員大臣能協力一致。我以前指出過,在當政者及反對者之間,也沒有職權的嚴格劃分。朝廷由多數黨統治的辦法,根本毫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動只不過是私人之間的斗爭,這一點較西方尤有過之。但是政治的規范,則東西毫無二致。所以這種制度是使庸才得勢的最好制度。這種政爭之中也有些規則,不過主要在幕后進行時遵守而已。第一條是,一個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條藝術手法:那就是要多說話,但內容必須空洞。高明的官員永遠不說出什么,但只要否認。高明的官員必須深有修養,長于說“無可奉告”、“閣下所說,誠然不錯!”這樣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條,他必須討好朋友。第三條是,當特別提防開罪于人。守口如瓶,低聲而斯文,使人高興的竊竊私語,全心全意討好于人,此等官員,縱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會投置閑散,早晚會積勞成疾,因公殉職。
  不幸,蘇東坡非此等人也。在隨后數年,他把這些成功秘訣都—一違犯了。朝云產下一個男嬰之時,他寫的詩里有下列的愿望:
  惟愿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但是此嬰兒可憐夭折,無法達到父親的愿望。我們必須要問,一個詩人畫家是否能做一個成功的官吏?可想而知的是,在國家太平時則可。但是太平一詞也是比較而論,而且在政治上從來沒有十年之內沒有激烈之爭的。一個詩人畫家,以其達觀的態度,很不容易卷入政爭,甘心玩此把戲,而甘心接受處罚的惡果的。往往是,小試數次之后,對自己也會染指于此等勾當,不由自己竊笑,就此罷手。
  可是,事情偏有湊巧,蘇東坡若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馬光曾經政見不合,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時之所難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時,司馬光去世,只剩下蘇東坡孤零零一人身居高位,特別惹人妒忌。果然不久,第一個風暴就向他襲來。朝廷的政爭都環繞他而發生。次年正月,幾十份表章都彈劾他。司馬光死后,政治派系逐漸形成——朔黨、洛黨皆以理學家為首,蜀黨則威信蘇東坡為魁。由于當時文字記載,并由于蘇東坡之堅持脫離政壇,蘇東坡不知道“蜀黨”一詞何所謂,當屬可信。可是卻有許多事故發生,使蘇東坡的政敵受到刺激,不得不對他做殊死戰。這次戰斗,說公平話,實在是由蘇東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蘇子由在此一批新人當政之始,自外地來京為右司諫,他心想有責任刷新朝政,清除所有那些騎墻派以及與王安石有過從的殘余政客。他使惡跡昭彰的呂惠卿遭貶謫出京,總算成功,蔡確、蔡京、章淳也暫時降職,但是這幾個降職的官僚,后來卻力謀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彈劾了朔黨的一個領導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罷黜。他曾把朔黨都以“飯袋”稱之。
  兩派之爭在進行中。蛆齲卑劣的政客之爭對誰也乏味,因為不像對王安石變法的爭論,而今這種紛爭連政策原則的問題都沒有。蘇東坡曾經反對恢復征兵制,不過這并不是黨人所力爭的問題,黨人則是藉故生非。蘇東坡為主考官時,出的考題是:“今朝廷欲施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入于刻。”其實漢文帝為政尚寬,并未引起百事廢弛;宣帝尚嚴,也未失之過于苛酷。考生必須申論中庸之道。當時那群小政客則反對這個考題,屢次上表給太后,請求審問蘇東坡。他們控告蘇東坡對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
  也是和往常一樣,每逢大后把這些奏章置諸高閣,群小便繼續彈奏。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份表章彈劾蘇東坡。正月十二日,太后敕令停止彈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書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員竟而違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蘇東坡這段期間并不屑答辯,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請求派任外地官缺,離開京都。到十六日,太后顯然是要支持蘇東坡,因為她對眾臣說,蘇東坡的意思是指國家官員的寬嚴,他并沒有對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彈劾蘇東坡的官員有受懲處之說。
  這時,蘇東坡決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他在正月十七日,給皇后上了兩千字長的一份表章,略敘他本人的職分并對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譴責。他是為“人應當有不同意權”而奮戰。在表章里他指出朝廷官員都表示同一意見,或因怕開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見,皆非國家之福。君臣當表白自己的意見,如此于人于事,方有助益。倘若帝王所贊同的群臣都說對,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說的鄉愿,是足以招致亡國之禍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見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見。而今司馬光已去世,那群人,以為朝廷依舊繼續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順從皇帝的意見。實際上,司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見,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諾諾的恭匝和卑曲酒媚的意見一致而已。他另一點異議是,從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萬貫之中,撥出了西北戰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數,朝廷應當把此款項在城郊購買土地,用以安頓退役的軍人,如此,可以減少服役人數的一半。此錢取之于民,當復用之于民。在這些方面,他一直堅持己見,得罪了不少人。大概在十二日,他寫信給好友楊桂,在信中又非難那些人云亦云毫無主見的人,并頗以自己有真知灼見而自負。那封信上說: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為臺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荊(王荊公)是師;今之君子,惟溫(司馬溫公)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于此。無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
  最后,在二十三日,蘇東坡奉令留任原職,在二十七日,決定把請求審問蘇東坡的官員予以寬恕。
  蘇東坡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敵顯然未能達成目的,也因此丟了臉面。他別無話說,只好照舊留任。他對皇太后非常感激,決定從此之后,毅然決然以更為坦誠的態度,向皇太后說別人所不敢說的話。今天在蘇文忠公全集里還有很多政論文章和奏議,都是此后的兩年內寫的。那些奏議上都清清楚楚寫著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爭持的是哪些問題。
  他所力爭的第一項是“廣開言路”。他若生在今天,一定會為言論自由而戰,為強大有益的輿論而戰。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他指出來,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辦法接近每一個人。比如說,唐太宗在位時(唐太宗可以說是中國四千年來最好的皇帝),他許每一個人到宮廷進言,甚至無官無職的老百姓也在內。若有人說有話要見皇帝,宮門的守衛人員不許阻攔。蘇東坡提醒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許低級官吏謁見,甚至平民亦蒙接待。而今可得見到太后的人只不過十幾個人,那十數人豈能盡知天下所發生的事?倘若那十數人趕巧都是庸碌之輩,或不敢把真實情形奏聞,皇太后必致相信天下百姓安樂無事。天下情形豈不糟糕!誠然,別的官員也可以上表進言,但是那些表章進了皇宮,也就石沉大海了。皇太后若不親自召見,又怎么了解所討論的問題?再者,還有好多事,是不能寫在紙上見于文字的。有的事情有時萬分復雜,一次討論未必弄得清楚,何況只憑一道表章!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說,馬生病,不能以言語表達,“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于馬。”
  但是文人若不能獨立思考,無批評的勇氣,言論自由也終歸無用。就只在這一點上,他贊美歐陽修而非難王安石,因為歐陽修激揚清議,王安石則壓制清議。蘇東坡極其担心當時的暮氣沉沉,讀書人已經忘記用頭腦思索。這段時期,在他給門人張來的一封信里,他說:“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蘇東坡總算把青苗貸款法完全廢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對于這種政治措施勉強改革了一些,常平倉穩定糧價辦法予以恢復,而青苗貸款仍然貸于人民,只是款額則以倉谷價值的半數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這樣,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樣進入農村,召集開會,把官款分配給農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獻。在蘇東坡看來,此種不徹底的措施,還難令人滿意,其流弊也不減于過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給皇帝上表,第一請求將青苗法完全廢止,第二請求將赤貧百姓之欠債,包括本金利息在內,一律寬免。他又將四月份之改革措施比如偷雞賊,此賊自稱將改過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雞一只,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說:“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又官吏無狀,于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娼優,或關于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蘇東坡問,為什么皇帝竟會降尊纖貴借錢與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議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債者分十期歸還,以半年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債務人已付過不少利息,慈悲為懷,凡四等以下貧民的債務,全予豁免。下個月,青苗貸款法才全予廢除,但赤貧者之債務寬免之議,直到六年后,經蘇東坡力請,朝廷方予接受。
  蘇東坡又單槍匹馬,只身獨自向朝廷之腐敗無能進軍。他想從根本上改革國家的吏治。朝廷官吏皆來自科舉,但是科舉制度業已廢弛。他有四五次身為主考官,都特別留心為國家選拔真才,有時把別的考官所棄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閱錄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軍例行監視之下進行考試,御林軍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驚。軍士對考生呼喊,如對一群新兵。有幾個考生被發現挾帶作弊而驅出大殿,警衛軍士大聲喊叫,聲勢逼人。當時混亂不堪,軍士之恢復秩序,猶如平定暴亂。軍士的蠻橫無禮,是對士子斯文的侮辱。蘇東坡立刻連上二表,將兩個軍士斥退。
  當時最使朝廷感到困擾的,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讀書人太多,而朝廷可給的官位太少。這是中國多年的積弊,人竟認為一個優秀的讀書人必然要“學而優則仕”。這個想法如果現在還不改,全國教育普及則國家將亡。我們有多少官位供給四萬萬五千萬人呢?倘若考試制度認真執行,而選人唯才,則合格的考生必然為數有限,而選取的人才的素質也會提高。但是在蘇東坡時代,引用親族之風已經盛行。有好多外省來京的考生,由朋友親戚的推薦,不用在京參加考試,便可以獲得官職。每次考試若選三四百人,總有八九百人不經過考試的。禮部就可以推薦免試生二三百人,其他還有由兵部和皇家關系推薦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時,很多讀書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蘇東坡說:“一官之閾,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壇,廉恥喪盡。中才小官,閾遠食貧,到官之后,求取魚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他又說:“臣等伙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黯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蘇東坡提議廢除此等免試辦法,嚴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親戚,以及皇家所推薦之人。蘇東坡認為自己有責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為這種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幾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啟,請太后閱后自己保存,勿轉交與中書省。
  比如說,西北番族人寇,幾乎有中國農民一萬人慘遭屠殺,當地駐軍官長企圖隱瞞朝廷。甚至消息傳至京師之時,朝廷派一專使前往當地調查。此一專使,本著中國由來已久的“官官相護”的積習,向朝廷報告只有十個農民被殺。而特使更把災情大事化小,先為當地駐軍首長請求赦罪,然后再緩緩進行調查。兩年之后,竟而毫無動靜。被殺的村民,朝廷應予撫恤,結果也一無所得。在蘇東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視民情,勢難收攬民心。
  “官官相護”之惡習必終致“官民對立”。另外,還有廣東守將童政的案件。童政剿平盜匪無功,竟爾在收復的城市里屠殺數千百姓。但是別的同僚對朝廷的報告中竟說他保衛城池有功,把他說成平賊的英雄。還有溫果殺害百姓十九人,僅僅記一小過,便算了事。另外有一個小軍官,打算報稱殺賊立功,竟闖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殺害婦女五六人,帶著砍下的人頭回去,說是斬殺賊匪的人頭。這件事實在慘無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調查時,那個軍官辯稱,在交戰之時,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誤殺。這些都是當時的虐政。蘇東坡對這些事,實在不能默爾而息。
  最重要的案子,惹得眾怨沸騰的,就是周撞一案。對這件案子,蘇東坡實在無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黨暫時失勢,現在都在偏遠的外地為官,竟想卷土重來。那些魁首如呂惠卿、李定、蔡確等人已遭罷黜,但是他們的好多朋友還都在京為官。為了試探朝廷對他們的態度,他們找了一個默默無名的書院教師周穗試上一表,表中提請將王安石的靈牌安置在太廟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祖。如果太后準其所請,那些陰謀小人就可以看做是個分明的信號,他們又可以出來公開活動了。蘇東坡看出他們如此試探的企圖,立即對這些唯功名利祿是求的投機分子大施撻伐。他舉出他們十六個人的名字,責罵他們是“機虱”、“蠅蛆”、“佞奸小人”、“國之巨蠢”。這一次他對王安石不再婉轉其詞,而幾乎公然以詐偽騙子稱之。他向皇太后說,如果富弼、韓琦、司馬光有一人尚在,這些鼠輩決不敢露面。他說,如果對這些陰謀小人不予以當頭棒喝,則“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復哉!”據他自己觀察,他深信此種情形必會出現。實際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說君子如膨鳳,難求而不易留養;小人則“易進如蛆蠅,腥膻所在,瞬息千萬。”其理至明,人若不愿與蠅蛆為伍,只有遠避。
  在兩年之中,蘇東坡以其強烈的名士本色,坦直無畏的言論,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黨、洛黨的人物。當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黨的眼中釘、肉中刺!蘇東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看一看那些彈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為有趣的是蘇東坡起草任用呂大防的圣旨。呂大防為王安石的政敵,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職。圣旨上贊美呂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說在王安石時百姓飽受壓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勞止,匯可小休。”這句話是引自詩經,人人可用,但系諷刺暴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來,說蘇東坡將神宗比周厲王,意在毀謗。御史們氣得股戰心摧,他們忠愛的先王竟為人所毀謗!
  關于蘇東坡的詩,還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聽說朝廷已經允許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時。他經過揚州,在一個寺廟的墻壁上寫了三首詩。三首詩若一齊看,主題為何,不會誤解。其大意是他在尋找安居之地徒然無功之后,欣聞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趕巧這首詩正寫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駕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詩上看,詩人在歌頌自己的歡樂,但是,可是在國喪之間啊!他為什么高興?“聞好語”,什么好語?顯然不是什么別的事,顯然是神宗駕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負義的臣子!這大概是這個時期彈劾蘇東坡最嚴重的理由,當然是很嚴重的控告。我想從文意上看,“好語”即是指那年豐收有望。但是蘇子由為他兄長想出一個更好的辯護語。在哲宗元佑六年(一0 九一),子由為此事做證時,他說蘇東坡那年三月在南都,那時一定已經聽到神宗駕崩的消息,決不能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揚州聽見。他告訴皇太后說,“好語”指的是在蘇東坡下山時,聽到農人談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歡喜。這個說法明確有力。子由做證完畢,從御前退出,讓別的官員去爭論到底吧。
  蘇東坡覺得皇太后所收到彈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還要多,而皇太后始終是擱起來不理。他曾請求將那些本章公開,以便給他機會申辯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應。蘇東坡知道他的政敵是決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擬懲處奸佞小人呂惠卿的圣旨時,他的政敵都認為文字里含有毀謗先王的話。他真是厭倦于驅趕那些蒼蠅臭蟲了。不但是蘇東坡自己,連他的朋友秦觀、黃庭堅、王鞏、孫覺都成了被批評的目標,或直接受到彈劾,或遭到政敵以陰險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這種用陰險的謠言中傷,使人沒有自衛的余地。蘇東坡自己覺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陰潮的山谷,他決心要逃出去。
  在哲宗元祛元年(一0 八六)十二月,敵人第一次向他發動攻擊時,他就想辭職,在次年,他不斷請求擺脫官位。他寫的信里有兩封包括他的自傳資料,歷敘他的官場經歷,還有他因倔強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煩惱麻煩。在元柏三年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事君之時,當以事國為先,欲事其國,則必保其身。”兩年之內,他“四遭毀謗”,由他推薦為官之人,亦遭受無故的污蔑。他曾提醒皇太后,在前一派人當政時,他曾遭受李定的彈劾。他曾寫過諷喻詩, 希望皇帝知道民間的疾苦而改變政策, 而御史卻把他忠直的批評叫“毀謗”,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說得“近似”真實之處。而現在則連一絲毫近似之處也沒有了,像批評他用“民亦勞止”,完全捕風捉影。他對太后說:“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于李定、舒直、何正臣……古今有言日:‘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茍且,雷同眾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圣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在此表章里,他寫了四個附啟,注明“貼黃”、“又貼黃”、“又又貼黃”、“又又貼黃”(表示摘要)。最后一條說,如果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為實,可交宰府相公開調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實無誤,請即密藏。他還要再上正式辭表,請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開。
  表示他堅決求去的表章寫于元佑六年(一0 九一)五月,那時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屆滿,他請求續任一期。這是具有自傳性質最長的一道表章,歷述所有過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審訊。那些黨人對他的“嫌忌”重于對子由。在陳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說:“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從來遠矣。”他怒斥周撞的信,惹惱了敵人,使他們越發痛恨,他們發狠攻擊他。古諺云:“聚蚊成雷,積羽沉舟,寡不勝眾也。”
  他繼續寫下去:
  臣豈敢以哀病之余,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今余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俯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巨?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日,必無安理……所以反復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恥復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未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著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惟不愿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
  在蘇東坡再三懇請之后,在元柏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終于允其所請,任命他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太守,領軍浙西。浙西太守管轄六區,包括現在的江蘇在內。臨行前,皇帝賜予茶葉、銀盒、白馬及鍍金的鞍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帶等禮品。馬對他無用,他轉送給窮門人李膺去賣錢。
  他啟程時,老臣文彥博,年已八十三歲,但仍活躍,為他送行,勸他不要再寫詩。那時蘇東坡已經上馬,他大笑說:“我若寫詩,我知道會有好多人準備做注疏呢。”

2013-08-23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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