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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愛因斯坦:束星北檔案 第二章 東方劍橋
中國的愛因斯坦:束星北檔案 第二章 東方劍橋
劉海林      阅读简体中文版

浙江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最好的大學,緣于兩個人,一個是清廷命官林啟,另一個是氣象學家、教育學家竺可楨。  浙江大學的前身求是學院是變法圖存的產物。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馬關條約后,國外列強在通商、通關、貿易等各個方面獲得的特權越來越多。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卻無能為力,只能以一味退讓來求江山穩定。外患日亟,國勢日衰,深受創痛而不堪其辱的有志之士以挽國家頹勢為己任,紛紛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張。譚嗣同、梁啟超、康有為則認為“非變法不足以圖存;而啟發民智、培養人才,實為根本要圖。”于是譚嗣同、梁啟超在湖南創辦了時務學堂;北京有康有為主持的強學會,上海也出現了強學會分會。深受興學圖強影響的浙江也不甘其后,遂于1897年(清光緒廿年)創立了求是書院。①求是書院是中國四所最早由中國人自辦的新式高等學堂之一。創辦人林啟,字迪臣(1839—1900)早年出任陜西學政時,便以重“學風”著名。后出任京城御史時,曾應詔提出四項改革主張,即:簡文法、汰冗員、崇風尚、開利源。其中第三項主張“崇風尚以挽士風”,要求廢止以制義詞賦小楷取士,主張會考諸史,廷試考時務,以重實學。以后因抗疏諫請停止營造頤和園以蘇民困,觸犯了那拉氏,外放浙江衢州知府,1896年調補杭州知府。他守杭三年,以“勤于治理、勇于赴事著稱”。在政治上他同情載而深惡痛疾那拉氏,曾對學子談話時自稱是屬于“保皇黨”(光緒派)的。……林啟在杭州任內,鑒于當時科舉弊端,認為要振興實學、策勵圖強,必須學習歐美文化和對教育制度有所改革。于是他在這方面推行了三件新政:一是鑒于八股束縛文教,改以策論取士;二是派遣留學生,學習傳播新知識;三是興辦學堂。②求是學院成立之初,正是科舉未廢(戊戌變法曾暫廢,政變后即恢復),林啟親自担任學院的總辦,向學生們頒發《明夷待訪錄》、《天演論》、《求已錄》等必讀書目,其意在激勵志氣,養成民族意識,進而灌輸歐西新思想,以謀自力更生。在他的帶領影響下,一些以科舉求名的舉貢生監及尚未預試的學子,竟“舍此利祿必由之途而入學堂、學西學,顯然為后來接受革命思想之張本”③在林啟的一手締造下,求是學院逐步形成他所主張的“居今日而圖治,以培養人才為第一義”,“講求實學”的風格。④林啟認為培養“講求實學”的人才,就是培養船學、礦務、種植、制造等“切于時用”的人才。求是學院無疑是全國自創辦新式高等學堂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但培養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學家、科學家,如章炳麟、陳獨秀、夏元、陳碕、何碦時等,也使“求是學風”有了根基。林啟時代雖然不長,但開辦新學,樹立求是學風的意義對未來的浙江大學的影響卻不容忽視。人稱浙江大學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浙江大學的第二個黃金時代是由竺可楨一手創造的。自民國以來,中國出了兩個為教育界公認的杰出的教育家,一個是蔡元培先生,另一個便是竺可楨先生。蔡元培創辦北京大學,招收女生,首開風氣,聘請教授,新舊并蓄,在中國教育界具有開山創基之功;而竺可楨高風亮節,廉潔自守,海納百川,特別是在內憂外亂的抗戰期間,率領流亡大學,顛沛流離,而仍弦歌不斷,人才輩出的業績,更是無人可媲。  竺可楨,字藕舫,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省上虞縣,1909年遵從家父之命考入了唐山路礦學堂(唐山鐵道學院的前身)學習土木工程。1910年第二批庚子賠款赴美留學考錄的70人中,竺可楨以第28名的成績入選。初履異國,竺可楨便放棄了土木工程專業,報讀了美國伊利諾大學,改習農業。他說服自己的理由是:“中國以農業立國”。在伊利諾大學畢業后,念及氣象與農業的關系,他又轉入美國哈佛大學地學系攻讀氣象學。在世界著名氣象學家沃德教授、麥坎迪教授的指導下,竺可楨很快就拿下了碩士學位。為了繼續深造,竺可楨申請延長三年研究時間并得到批準后,開始了他的成果收獲期。他的《中國之雨量及風暴說》、《臺風中心之若干新事實》等多篇論文相繼問世,并在美國氣象學界造成影響。1917年竺可楨被接納為美國地理學會會員,同年還獲得了伊麥蓀獎學金。一年后,竺可楨精心研究寫成的論文《遠東臺風的新分類》通過答辯,被哈佛大學授予博士學位。  回國后,竺可楨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創業夢想。他先是在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武漢大學的前身)任教,待條件稍加成熟后,便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即后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和今天的南京大學)創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地學系,并由他親自管理教授。這所由他創立的地學系無疑是中國最早的氣象學家與地理學家的搖籃,中國最初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幾乎全部都是從這個“搖籃”里誕生培育出來的。1927年,竺可楨應蔡元培、楊杏佛的邀請,出任中央研究院觀象臺籌備處籌備員,此后,他以氣象研究所籌備主任、氣象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所長等身份,開始了中國現代氣象事業的奠基與發展工作。  1935年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因在大學強力推行軍事化管理、隨意開除學生、解聘教授、挪用物理系專用資金等劣行,激怒了學校師生而被驅逐。大學校長的位子第一次出現了空缺。也許因為這個位置太顯赫,最初竟沒有敢問津者。早在20年代,大學對所聘人員就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對所聘教師的要求是:學問好,教學方法好,品行好,對教授要求公認的三個標準是:一要品德高尚;二必須是學識淵博的歐美留學生;三在社會上要有公認的威望和相當的活動能力。這樣的標準,使得一些極備才學的人望而生畏,有的即使是最終選上也會因“或兼顧為難,或風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資望較淺”⑤而離去。找到一個各方面條件都具備的教授人選尚且不易,便何況一校之長了。浙江大學校長的位子最終還是由蔣介石親自圈定了竺可楨。    

 

竺可楨無意這個“位子”。一是大學校長事務繁忙又要同官場打交道。他不善人際關系,自覺難伺候好部長或委員長,最主要的是,他放不下他的氣象研究所。他從事地理、氣象教學和研究已有二十多年,針對中國氣象學方面的研究下足了功夫,頗有些國際水平的成果,在氣象建設方面,如氣象廣播、天氣預測、高空探測等都才開始,許多基本建設剛鋪開了攤子,特別是人才的培養還未成熟,這一切都使得他難舍難離。可是親朋好友大都支持他,特別是他的夫人張俠魂也希望他出任校長一職。  最終他雖然決定出任大學校長,卻還有所保留,他只是將自己作為一個“橋梁”,一旦學校走上正規,就自動退出。竺可楨在上任之初,往訪陳布雷告以此意(實際上是通過陳布雷轉達蔣介石),并提出三項條件:“①財政須源源接濟,②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③時間則以半年為限。”⑥在得到委員長的明確承諾后,竺可楨走馬上任了。最初只想為下一任作為“橋梁”的竺可楨,在這個位子上一坐就是十三年,并將浙江大學辦成了全國最好的大學。  一所普通的大學,在戰爭紛仍的環境里,迅速地脫胎換骨,成為中國的第一流大學,不能不說是中國教育史的奇跡。  竺可楨打造浙江大學的形式與手段很多,概括起來可為三點:一、選聘優秀教授;二、增加圖書設備;三、獎勵優秀學生和貧寒子弟。三點當中,選聘教授最為重要。竺可楨認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大學的教育成功與否,系乎學風的優劣,而教授的人選,為教學質量和轉移學風的動力。白鹿書院、鵝湖書院之所以出名,就是因為有朱熹和陸九淵;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有湯姆遜、盧瑟福;哈佛大學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有羅伊斯等。為了讓浙江大學也能夠躋身世界名校之林,竺可楨“竭誠盡力,豁然大公,以禮增聘國內專門的學者,以充實本校的教授”⑦因抗議郭任遠軍事管制和挪用物理設備專款而辭職的教授一一都被請了回來,如陳建功,蘇步青,貝時璋,鄭曉滄、黃翼、蔡堡等,這樣的班底實力已非常雄厚了,但竺可楨仍覺不夠,他專門將他的老朋友、物理學家、原交通大學教授胡剛復請來,并委以文理學院院長重任。化學家王進、農學家盧守耕、機械工程學家周承佑也陸續被請了進來,遠在山東大學任教的王淦昌也是這時候被竺可楨請來的。  教育界素有門戶之見,蔡元培難脫此習,浙江大學也不例外,竺可楨卻打破了這個大學的積習,不問留美、留日、留歐,也不問南方北方,只要有真才實學就委以重任。竺可楨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品格很快在教育界擊出波瀾,當時有一句頗為流行的話:為竺可楨而來。只要你有真才實學,并認為能夠勝任浙江大學的某個位置,盡可以向竺可楨寫信或當面陳述。多數情況下希望是不會落空的。  談家楨(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遺傳學家、前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  我是一個從小就在教會學校求學的學生,但是我只信科學,不信迷信的。在東吳大學畢業以后又進燕京大學研究所。到1936年,我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就想回國。那時想早些參加祖國的科學隊伍,與全國科學家一起為發展中國科學而努力。后來由于我的美國導師不準我走,結果又多讀了一年“博士后”。到1937年,我回國了。在當時,我的母校(東吳大學)要我回去任教,而我又不想回去。因為那里的“洋人味”太濃了。我希望能夠進一所我們國家自己辦的大學,扎扎實實地為國家,把科學搞上去。可是在那個舊社會里,各校派系林立,學術壁壘森嚴。一個教會學校出來的學生,要去國立大學教書,可以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事也湊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學(即朱元正先生)是東南大學的畢業生,他把我的情況寫信給他的老師胡剛復先生。不久竺可楨校長代表浙大給我寄來了聘書,要我去浙大生物系任正教授,并每月給我三百元大洋的工資。我那時才28歲,受到這樣高的職位和這樣優厚的工資,有點意外。為什么竺先生待我這樣優厚?我與他素不相識,既不是親戚,也不是他的學生。從宗派、體系等等各個方面看都掛不上鉤的。從這一點看,在他腦海中,沒有教會學校與國立大學之間這條“鴻溝”,他是一位大公無私、唯才是用的好校長。所以我這個“外來人”也能夠進得國立浙江大學任教了。其實竺可楨先生任用教會大學出身的學生任教授還不止我一個。后來聽說涂長望教授出身于滬江,譚其驤教授出身于燕京等,也都是教會大學來的。以后浙大搬遷到遵義時,竺先生還聘請了遵義地方的一位牧師方豪先生來教中西交通史。方先生在中西關系史方面很有研究(后來去復旦任歷史系主任了)。竺先生就是不管牧師還是神父,只要有才就聘,可見他聘用教會出來的教授決不是我一個人。……⑧  蘇步青(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數學家、前浙江大學理工學院院長、數學系教授):  竺先生是最愛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師,他總是毫不猶豫立刻聘請,而且是千方百計地去聘請。所以許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來浙大任教了。談家楨教授是在1937年從美國回來的。竺先生立刻聘請,他來時才28歲。后來章士釗的兒子章用和曾士炯從德國回來,他知道后也立刻聘請。那時期正在搬遷期中,我們的歡迎會是在警報聲中進行的。因為竺先生愛才,所以他們也十分負責。有一次(在建德時)學生問章先生:“警報都響了,老百姓都已逃警報去了,我們還上課嗎?”“怎么不上課。”“黑板掛在那里?”“就掛在我的胸前”。這種精神,就是我們浙大教師特有的精神。章先生他一生從未有用扁担挑過東西,可是他在浙大隨校西遷時,就是自己挑著行李與學生們一起步行前進的。他當時還患有肺病,最后他病死在西遷的路上,真是太可惜了。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教授,如羅宗洛、梅光迪、王淦昌、盧嘉錫等等,也都是這樣請來的。再以后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教授來浙大參觀,他稱我浙大是“東方劍橋。”這句話,我是親耳聽到的。當時如無竺校長主校,浙大就不會有這樣高的榮譽。⑨    

 

需要說明的是,束星北重回浙大并非一帆風順。不少浙大元老對竺可楨首批圈定召回束星北表示異議。認為此人個性太強,太沖,難以駕馭。束星北當面責難蔣介石的事被重新提出。  束星北遵母命辭聘回國完婚后,經在國民黨藍衣社任社長的大舅哥凱悌介紹來到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任物理教官。他的教學水平和才氣,很快就引起了學校的重視。一天,蔣介石來學校視察,按慣例要召見幾個軍官,束星北有幸給學校點中。在這所由委員長兼任校長的學校,能夠得到提名召見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束星北似乎沒有意識到這點,反而把這次召見變成了“面責”。當時,“一二八”事件發生不久,國人對國民政府對日政策頗不理解,在束星北看來,駐扎上海的十九路軍違抗政府不允抵抗日本人的命令是民族英雄的壯舉,而國民政府卻在十九路軍與日軍血戰上海時,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是屈辱的賣國行為。束星北對此事一直耿耿于懷。“因同愷悌住一幢樓房也知道蔣介石對日寇妥協,對他開起大炮來,把他罵了一頓,但事后出來受到朋友們的抱怨,說我有粗無細,不了解中國情況,后經他們解釋,我已變成了蔣介石的崇拜者。”⑩束星北當著眾人的面一頓“大炮”,弄得蔣介石很是下不來臺,只是說了句,你太年輕,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蔣介石顯然是動怒了。束星北的嫂嫂是宋美齡的秘書,據她透露出消息說,蔣介石回到總統官邸還在喋喋不休地說這事。束星北也正是因為此事知趣地辭去了物理教官一職,以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的兩篇文章:《引力與電磁合論》、《愛因斯坦引力理論的非靜力場解》敲開了浙江大學的校門。  但是束星北的“個性”并沒有成為竺可楨使用人才的障礙。他被第一批聘回浙江大學,并委以重任。束星北離開浙江大學時還是物理系副教授,重新被竺可楨聘回后不久,便晉為正教授。  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的學風、學制顯然與他五年哈佛大學的學習與研究經歷有關。特別是哈佛大學的前校長埃利奧特,以四十年不懈的努力,改進學制,增聘名教授,倡導自由學術研究,將一所普通的學校改造成世界知名學府的經歷,給竺可楨的影響頗深。他在教學、學制、學風等方面進行了改革。他提倡致力于“通才”教育,要求學生既要各有專精,又要文理兼通。他認為學生單學一種技術,并非大學的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大學應該培養的是既有專門知識,又能博學旁通、思想開闊并能担當大任的人才。  他廢除了郭任遠時期諸種不合理的地方。如強調增加一年級大學生的基礎培育,取消了一年級即分別系科、設置專業課程的郭氏“物質主義”的辦學方法;在中國高等學府第一次實行了導師制。竺可楨的導師制的目標是培養“社會上各業的領袖”,因而,導師不僅要担任專業授課,還要負責指導學生的思想品格。導師一般由各系學識與品行兼優秀的教授副教授担任。每個導師帶五六個學生(最多為十幾人),導師和學生不僅是勸業授課,還要經常接觸,包括個別談話、集體座談、共餐或一同外出郊游等。通過種種接觸,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從近處體驗導師為人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為了保證民主辦學,浙江大學除了發揮教授在學術和教育上的主導作用外,還讓教授在校務和行政工作方面參與民主管理。為此規定了大學的最高行政機構為校務會議。會議由校長、教務長、總務科長和訓導長、各院長、各系主任為當然成員,另由全體教授選舉出代表參加。校務會負責決定學校大政方針、方向。另外,學校還專門設立了教授會、學生自治會、各級級會等,都可以參與學校作出的重大決定。在教學方面,學校注重培養學生的自覺求知和獨立思考研究的能力,各院系高年級都有專門的學術討論課,師生可以互換角色、輪流主講,報告新的學術動態或傳遞新的研究信息。  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成功的根基便是“求是”。林啟創辦的“求是學院”的求是倡導,在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已化為:唯事而求其是,即物而窮其理,乃所以求真的精神。有了這個精神,浙江大學就有牢固的底氣,無論社會怎樣動蕩,風云怎樣迭起,都不會讓大學隨風偃伏,失去方向。浙江大學是竺可楨栽種的并精心培育的一棵大樹,科學與民主的根系已牢牢地抓住了土壤與巖石。  1944年10月,劍橋生物化學教授,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和英國駐華文化與科學協作代表團團長李約瑟應竺可楨的邀請,參加了浙江大學召開的第四屆中國物理年會和中國科學年會。期間,在竺可楨的陪同下,他參觀了坐落在遵義湄潭的浙江大學,這個由杭州流亡至此的尚在建設中的大學所透出的精神和品質,讓這位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驚異不已。  這里峰巒起伏,湄江盤繞,到處是堰壩、水碾、水磨和依山而筑的吊腳木樓。如不是山坳中簡陋的籃球場、游泳池和一間間民舍草棚廟宇中傳出的讀書聲,沒人會把它同一個全國著名大學聯系起來。  在李約瑟眼里,這樣一個山寨般的大學天空上竟然飄蕩著只有劍橋、哈佛才有的那種學術氣氛和自由與民主的精神。  李約瑟將這座活躍在“山寨”里的大學親切稱為:東方劍橋,并在其所著《科學的前哨》一書中,專門作了描述:    

 

浙大起初雖有三輛卡車和一輛小汽車維持交通,但已經破舊得無法修理,也無新車補充。年高望重的學者和院長們,往來遵義湄潭之間,須攀上滿載的軍用卡車,途經人煙稀少的郊野,有時竟需歷兩天之久。”“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躍的。生物系正在進行著腔腸動物生殖作用的誘導現象和昆蟲的內分泌素等研究。這時關于甲蟲類瓢蟲所有奇異的色彩因素的遺傳方面的工作,在美國已引起很大興趣。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類藥劑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幾種業經證明具有促進植物生長的功效)。在物理方面,因為限于儀器,工作側重理論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學、幾何光學等,水平顯然是很高的。這里還有一個杰出的數學研究所。”“具有廣大試驗場地的農科研究所,也正進行著很多工作。該所發現本地所產的一種野薔薇的果實(即刺梨)里,含有多量維生素C,并在棗子里找到維生素P。該所又在研究貴州著名的茅臺酒所用的酒曲。這種酒曲除掉酵母之外,還包含特意配入的藥材不下28種之多。這種配方是一種特異的例證,顯示一種方法,根據幾世紀工作的經驗,竟能在沒有消毒設備的鄉村情況下,確實有若干良好的結果。這一點甚至有軍事上的重要性,因為一部分盟國軍用卡車在中國路面上應用的動力酒精,是從傳統方法制成的燒酒送到中央蒸酒廠蒸餾而得的。土壤方面,進行著氫離子濃度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鎳、鋅等的研究。特別注重對茶、豆、蔬菜等作物的關系<的研究>。”  李約瑟在書中描述的科研成果只是一小部分,“東方劍橋”還有許多研究工作都是處于科學前沿的。如理學院蘇步青的微分幾何,陳建功的三角級數,錢寶琮的《金元之際數學的傳授》,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如《中子與反質子》和《五維空間場》(與程開甲等合寫),束星北的相對論,盧鶴紱與王謨顯的量子力學,何增祿的光學,朱福的應力研究,貝時璋的細胞重建研究,羅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談家楨的遺傳學研究,張肇騫的植物分類學,王葆仁的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的研究,張其楷對有機藥物合成的研究等等,其中不少是科學前沿的“力作”。有一些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等,更屬世界性的重大發現。  第四屆物理年會和科學年會上,還進行了學術交流,因時間關系,只宣讀了9篇論文,其中束星北的《加速系統的相對論轉換公式》,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5篇論文給李約瑟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5篇論文被他帶到倫敦,發表在英國的《自然》雜志上。  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之所以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是因為這個期間,無論是人才培養成就還是學術成果都居全國高校之首。根據浙江大學何增祿教授的不完全統計,僅從1945年到1951年,僅浙江大學物理系在國內外最高雜志發表的論文就有51篇。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四人。在國際合作方面,1948年,英國牛津大學函國民黨教育部,承認中國七個大學的優秀畢業生可以直接升入牛津大學研究院,浙江大學的名額又排在七個大學之首。  注釋:  ①據《浙江大學校史稿》1982年版第6頁。  ②同上。  ③同上。1982年版11頁。  ④同上。  ⑤王國松:《浙江公立文工業專門學校史紀要》《浙江大學校史稿》 1982年版第24頁。  ⑥《竺可楨日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卷18頁。  ⑦《竺可楨校訓詞》,《國立浙江大學校刊》248期1936年4月。  ⑧談家楨:《哲人云亡遺風永存-紀念竺可楨先生誕生百周年》,《浙 江大學在遵義》第306頁。  ⑨蘇步青:《懷念竺可楨先生》,《浙江大學在遵義》第302頁。  ⑩束星北檔案資料第一卷第37頁。  紜{1}據《崢嶸歲月流風遺澤——抗戰時期竺可楨主持浙江大學在遵義艱 苦辦學業紀實》,《浙江大學在遵義》第25—26頁。  紝{1}據《浙江大學在遵義》。  紞{1}《崢嶸歲月流風遺澤——抗戰時期竺可楨主持浙江大學在遵義辦學 紀實》,《浙江大學在遵義》第31頁。  紟{1}1937年7月7日,日軍襲擊盧溝橋,抗日戰爭爆發,8月13日,日本調集海陸空三軍進攻上海。8月14日駐扎臺灣的日軍木更津航空大隊開始轟炸杭州。京滬杭沿線皆遭敵機的轟炸,戰火彌漫了東南各省,一些大中學被迫疏散停辦或向內地搬遷。浙江大學在日軍的轟炸中,堅持了三個月后,開始流亡大學的生活。大學在竺可楨的率領下,自浙西天目山、建德、到贛中吉安、泰和,又從贛中吉安到桂北宜山,最后從桂北宜山到黔北遵義,共進行了四次遷徙。遷徙的路程超過7000里路。遷徙時間長達一年之久(最后一批人抵達遵義,已是1939年年底了)。大學在遵義縣城民房草屋廟宇里安家后,又因城內房屋不敷應用,竺可楨便選定了遵義以東75公里的湄潭縣城作為學校分部。稍加修葺,理學院、農學院和師范學院便在“山寨”安家落戶了。  紡{1}《崢嶸歲月流風遺澤——抗戰時期竺可楨主持浙江大學在遵義辦學 紀實》,《浙江大學在遵義》第31頁。    

 

紣{1}據《崢嶸歲月流風遺澤——抗戰時期竺可楨主持浙江大學在遵義辦 學紀實》,《浙江大學在遵義》。  紤{1}據《浙江大學在遵義》。  引  言  山東大學黨委:  近日,我發現有一個帶槍的人,影子一樣,出沒于我的房前房后,顯然對我進行了特殊“保護”,但不知出自何因,不知道黨委領導同志,知不知道這究竟是為什么,請予以關注,并作出解釋。  此致  敬禮  報告人 束星北    1955.10.17    此件抄報青島市委與山東省委①  王炳辰(山東某學院黨委書記,系當年參與束星北反革命案件的成員之一):  在我印象里,對束星北派專人跟蹤監控的時間大致是1952年8月中下旬,此前,山東大學召開的全校肅反運動揭批大會上,他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并當眾宣布他停職反省。現在看來,所謂的歷史反革命,無非是捕風捉影、羅織罪名那一套,束星北自然不認賬,反應很強烈。他在大學無言可辯了,就把自己的聲音喊到全國一些著名大學和研究院所去。他是全國著名教授,在學術界影響很大,他這樣一吆喝,山東大學就有些吃不住勁了,于是星夜向省市肅反小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作了匯報,在得到有關領導對他反革命性質的肯定后,學校和青島市公安局制定出一些相應的措施。如,如果束星北不配合運動,就不能繼續任教,就要解聘,公安局要派人對他進行看管。如果態度仍不老實的話,就給予隔離反省。  與此同時,學校保衛部門和青島市肅反小組一同組織力量深入查對束星北的材料,有關領導明確指示,一旦問題定案,立即呈批法辦。②  李開先(某大學人事處處長,系當年參與束星北反革命案件的肅反8人小組成員之一):  凌晨二時,我們悄悄地溜進青島魚山路26號的山東大學第一公舍,包圍了束教授的家。第一公舍,是山東大學名教授公寓,最初是日本人為其教員們修建的別墅。(那時候的山東大學的物理樓是日本人的子女中學)對山東大學來說,它是最好的住宅,因而,華崗一上任,就作出規定,只有應聘到山大的第一流的教授,才能住到這里。于是生物學家童第周、教育學家吳富恒、文學家陸侃如、馮沅君夫婦等,便陸續搬了進來。束教授來得晚些,住到了最里面的一幢小樓,與化學系教授劉遵憲隔鄰居。  這次行動的人馬本來由市委肅反八人小組、山東大學保衛科的骨干組成。可是行動之前,上面又臨時給我們加派了四個受過專門訓練的公安干警,所有的人都帶上了武器。束教授家的二樓亮著燈,那是他的書房,他還在伏案,從對面的樓洞里,能看到他映在窗上的蓬亂的頭。我們在對面的門洞里等著,等到那盞燈熄了半小時后。我們這次行動的總負責人,肅反小組武組長才說:行,可以行動了。  行動小組對束教授可能做出的反應做了反復的分析,認為有三種可能:第一是他家里有槍。(他五兒子束義新曾告訴同學說,他們家里有槍,同學的母親知道后,便報告了學校保衛科。后來證明那是一把玩具槍。)根據揭發材料和檔案材料,束星北解放前確有一支手槍,至于這支槍是怎么來的,沒有調查清楚,一種說法是1944年,日本鬼子已逼近了貴州的獨山,流亡到貴州及湄潭一帶的浙江大學,已不能再開課讀書,浙江大學領到一批槍支,將部分身強力壯的師生武裝起來,準備上山同日軍打游擊,最終日本人沒有打過來,游擊隊便宣告解散,槍支收回,可是束教授卻將發給他的手槍私自留了下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束教授在國民黨軍令部研究軍工武器時,國民黨發給他的。解放初期,解放軍進駐大學,束星北便將這支槍交了上去,進駐大學的解放軍在他的復雜分子登記表上填的是“繳械”,惹惱了他,他說明明是上繳,為什么要填“繳械”哪。我是人民,又不是敵人。硬是讓那個解放軍給他改過來。這事在他的檔案材料中都寫得清清楚楚。因而,我們都認為他極有可能持槍拒捕;第二,他家藏有電臺,(這一點,武科長一口咬定。他說他多次在凌晨時躲到他的窗下偵察,好幾次都聽到了滴滴答答的發報聲。后來證明那是收音機調頻發出的聲音。)如行動不迅速,他會將情報發送出去;第三,他可能自殺。當時山東大學以束星北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已經確定,上面指示:解決束星北要確保萬無一失。束星北一旦出現好歹,就無法順藤摸瓜了。  束星北大門上貼著他用毛筆書寫的告示:請勿進門。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70條。武科長也許就是看了這個告示,認為束教授已覺察到了風聲,才決定智取的。其實,這個告示很早就貼在門上了,我以前就看見過,我覺得束教授貼這則告示的本意是用來逃避會議和政治學習的,不但大門上有,客房門口,樓梯口都有。武科長遣人找來學校的女會計,讓她佯稱是隔壁劉遵憲教授家的保姆,說先生心臟病犯了,想求點藥,束教授的妻子葛楚華不諳其情,將門打開,這時,埋伏在兩邊的人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沖了進去。③  束義新(束星北五子,青島瑪鋼廠工人,現已退休):    

 

1955年12月10日的這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是我們的噩夢,沒人知道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發生了什么。那個清冷的凌晨,我們全家老小包括兩個保姆全被趕到門外花園的甬道上,兩個腰上別了手槍的警察一頭一個把著。我們甚至連衣服也沒有穿好,那時候秋意已經很深了,我們一個個在清冷潮濕的晨風里凍得直打哆嗦。大約有六七個人在房屋里上上下下翻騰。乒乒乓乓動靜弄得很大。就像電影里的鏡頭,我們的家眨眼間就狼藉一片了。客廳里僅有的一張沙發被用刀子劐開來,父親的房間、我們的房間包括小阿姨的房間全都翻了個底朝天。可顯然他們沒有找到所需的東西。于是樓上樓下的地板就像摟地瓜一樣,摟了個遍。當仍沒有找到他們要的東西時,他們便開始想象東西可能藏在墻壁里或客廳的立柱里,于是樓上樓下的墻壁和客廳的立柱立刻被鑿子鑿得面目全非了。弟弟和妹妹好長時間才從夢里醒過來,驚嚇得哭了起來,母親一邊護著我們,不住問:為什么,為什么。可是沒人跟她搭話。只有父親是平靜的,好像一切早有所知。他從房間被一個人“請”出來時,手里拿著一本書,后來我才知道,他拿的那本書是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誰也不看,不停地搖動著那本書。天空開始發白了,他們才停了下來,他們得到惟一的東西是父親自己安裝的半導體收音機。(他們大概是拿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與電臺有關系)一輛警車停在大院門口,父親在一些人的簇擁下,向那邊走去。臨上車了,好像才想起我們,他回過頭來朝著我們看了一眼。我感覺他在努力地朝我們微笑。④  注釋:  ①束星北檔案資料散裝卷。  ②王炳辰采訪錄,1993年8月26日。  ③李開先采訪錄,1993年8月28日。  ④束義新采訪錄,1995年5月11日。  071    
2013-08-23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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