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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愛因斯坦:束星北檔案 第六章 遭到驅逐
中國的愛因斯坦:束星北檔案 第六章 遭到驅逐
劉海林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54年下半年山東大學決定對束星北展開公開批判。罪名是“公開地反對辯證唯物論,公開叫嚷:自然科學第一,馬列主義第二;公開地反對并抵制‘全面學蘇’”。①  五十年代初到“反右”之前,“知識分子改造”、“院系調整”、“全面學蘇”構成了高等院校和知識分子的生存背景。如果說,“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是一次極為有效的知識分子自我否定的“洗腦運動”,緊跟其后的“院系改造”和“一邊倒”學蘇聯,便是徹底摧毀知識分子賴以存在的基礎——教育體制和舊的生存方式的運動。  首先由于我們的社會,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而在教育上資產階級那一套——理論、制度、內容、方法等,對于我們根本上不適用,只有蘇聯先進的經驗,足以供我們借鏡。中國過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教育,只是毫無計劃地搬用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再加上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若干措施。解放以來,教育上封建的法西斯的遺毒,已經基本上被粉碎了,但資產階級的那一套,直到今年教師改造思想運動以前,還在很多學校中占著實際的統治地位,甚至于在教育行政機關若干工作人員的頭腦中,也有相當影響。由于他們留戀甚至迷戀資產階級那一套,對于我們教育上的革命辦法以至蘇聯的先進經驗,就抱著歧視或對抗的態度。這就障礙著課程改革,障礙著院系調整,障礙著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并因此不能很好地編出新教材,不能很好地運用新的教學方法。資產階級教育上那一套,通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搬運過來,本是理論脫離實際的,并且許多理論是錯誤的,不能適應新中國各項建設的需要。因此,改造教師思想,打破資產階級的一套,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這對於我們今天的教育建設,是有頭等重要意義的……②  從某種意義上說,全面學習是“全面否定”之后的“全面照搬”。在教學組織和教學方法上,教授導師的個體教學制被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蘇聯的組織模式:集體教學;在課程內容上,逐步刪除了歐美資本主義腐朽的內容,大量采用了蘇聯的材料:  如化學系的某些教學小組經常把蘇聯科學小叢書上的化學先進發明吸收到教材中去;普通植物教學小組在集體編寫講義過程中,也批判了過去一本常用的美國教本之后,采取了米丘林的研究路線,在他們的教學過程中,即按照著米邱林的原則來分析生物的變化,又如普通化學教學小組也根據列寧的學說來解釋物質的概念;根據蘇聯學者對于唯能論的批判來講質、能間的關系;根據熱的運動與分子吸引力的矛盾,來解釋氣體液化的現象。動、植物系也根據蘇聯學者勒伯辛斯卡婭的活質學說,來批判舊的細胞學說;根據巴甫洛夫對于生物整體的觀點,來批判歐美學者研究生物現象的破裂分割的觀點。數學系也根據列寧的反映論,來批判“數學是人類理智的創造”的錯誤觀點等等。  ……  為了使高等教育適合于國家大規模計劃建設的需要,逐漸改革過去“通才”教育的舊制度,本校各系現已遵照中央教育部的指示,在校行政的領導下,研究采用蘇聯“專業”設置的經驗,如動物系、海洋系、物理系、水產系、中文系、歷史系、外語系等都準備設置不同的專業和專門化,使學生所學知識逐步專門化,以培養適合于于祖國建設需要的專門人才。  此外醫學院在學習蘇聯先進教學經驗上,也有相當成績,并開始學習巴甫洛夫學說,實行了“重點分科”制,附設醫院吸取蘇聯醫學先進經驗的成績更為顯著:組織療法、無痛分娩法都先后實驗成功和大力推廣。正因為大家要求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迫切,所以學習俄文已成為大家的一致的要求,這學期來全校僅教職員中參加業余俄文學習的就有380多人,就連一些白發蒼蒼的老教授也參加了俄文的學習,早晨晚上在校園內經常聽到讀俄文的聲音,各系教學小組和教研組對每個參加俄文學習的教師也提出了具體要求:要求在一定時間內能讀有關本系的俄文業務書籍和進行翻譯。……③  盡管有些人,對摧枯拉朽、“全面改版”的革命難以接受,心存抵觸,卻無人公開抗拒時代潮流。解放后的歷次運動,特別是“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大致解決了知識分子的“基礎”和“頭腦”,使他們從整體上失去了“聲音”,放棄了“自我”。  在這樣的背景下,束星北意欲對抗潮流或扭轉校正乾坤的企圖,便顯得尤為不合時宜。  束星北反對“一邊倒”學蘇聯的意識,最早可追溯到20年代末的亞歐考察。在那次探索社會出路,尋找救國良方的考察中,社會主義的蘇聯給他留下了很惡劣的印象。在他的意識里,蘇聯是個專制主義國家,科學技術遠遠落后于美國、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二戰德國進攻蘇聯的初期,他們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暈頭轉向就是證明。最初的代價完全可以說明他們的科學技術水平差,當然和斯大林的專制主義也有直接的關系。”④  束星北認為,“院系調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壞:“院系調整”簡直就成了法律。“所有的私立學校取消了,大多數的外國教職人員和行政人員離開了中國。斯大林模式迅速地在清理一空的中國高等學府校園里扎下根來。西方式的文科學院和通才教育取消了。為了適應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為通才的人再變成專家,使本來就很細的系還要再進行劃分。一些大學變成了短訓班或職業職能訓練班,這同大學宗旨體制相悖,是倒退。”⑤    

 

中蘇簽定了中蘇友好互助條約,人們都沉浸在兩國蜜月的喜慶氣氛中,束星北卻憂心忡忡地告誡人們說,沙俄向有侵吞占領的本性,這一點他們和其它帝國主義一樣,“這樣下去,要把我們的礦產給平分了。”⑥  在與華崗科學與哲學之爭時,束星北曾公開地擺出自己對科學有無階級性的觀點。他認為:“科學(數學、物理、化學等)本身沒有階級性,數理化是全人類文化的共同積累,誰都可以使用,如果這些人類共同文化瑰寶只是因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使用了,我們就不能再碰它,豈不是因噎廢食嗎?”⑦顯然這一點也是針對“全面學蘇”所言。他認為:“蘇聯的科學水平是比較差的,像樣的物理雜志一本也沒有,科學全是抄襲德國人的。科學家也大都是二流貨色。”有人反駁說,那么巴甫洛夫、門捷列耶夫算不算第一流的科學家,他說,“據我所知,那是沙俄時代培養出來的。科學也好,技術也好,都應當老老實實、實事求是地去做,不能搞虛的。蘇聯之所以不行,就是會議太多,政治學習太多。”⑧對于科學技術,他認為必須向最先進的國家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是自由的;既不要參加政治學習,開會可以隨便不到;說錯話甚至罵罵人也沒有斗你;以為‘言論自由’是科學發展的保障,是文化勃興的基本因素。”他雖然沒有公開地提出要向最先進的西方國家如美國學習,但所言所指,人人皆知。  本來,束星北的對抗還僅限于物理系或和朋友的小圈子里,當他得知幫助高教部制訂中國教育大綱的蘇聯專家是個副教授時,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站出來用書信直接向高教部提出了質疑:“我聽說高教部幫我們制訂教學大綱的<蘇聯>顧問是個副教授,他本身的教學經驗都很淺薄,我們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轉。我們為什么要這樣,非得讓人家當癟三一樣看。”“我看這是胡弄,這樣下去,有亡黨亡國的危險。”⑨  在運動大潮面前,束星北并非單槍匹馬,他的思想言論,在老一代的知識分子當中,還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只是將一些人埋在心里的所想所思和不滿非常情緒化地表達出來。他也常常因“革命”不能成功,而采取一些過激的形式。  劉洪賓:  束星北的思想顯然不是獨立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比如他對大學的政治化傾向、專科教育(實際上所謂的專科教育也是一種臨時的過渡性的檔次很低的教育)、工農速成班的成立等等看法,我們都有同感。不同的是,我們將想法和不適埋到肚子里,而他一定要講出來,即使引火燒身也在所不惜。  在中國,一個事件一旦成為全面運動了,也就成為災難了。全面學蘇也是如此,比如有英美背景的臭了,英文也就跟著臭了,大家便趕快轉俄文,一些知識結構早已定型,白發蒼蒼的老教授也跟著突擊俄文。教本教科書全部都要使用蘇聯的,都得現翻譯。束先生有一本電磁學本是高教部的約稿,可是“一邊倒”之后,高教部便找人翻譯蘇聯的有關教科書,束先生的書便被擱置起來。束先生的書動用了多年的積累,連一些蘇聯專家也承認是一部充滿獨立思想,水平極高的高等教材,突擊翻譯出來的蘇聯有關教科書根本無法相提并論。他能不有氣。再比如,大學使用的初級物理學課本,沒有磁學光學部分,這等于只有頭尾而沒有肚子。還有更荒唐的,反美連摩爾根和他的基因學也一起反掉了,大家只能跟著蘇聯偽科學家李森科和米丘林后面跑。這樣的事,明白的人自然有氣。  束先生是出了名的“反對派”,早在來山大之前我們就知道了他的一些傳奇經歷,如為了蘇步青而拳打“整改”小組組長;“三反”之初,在食堂門口貼挑戰書,要與那個揭發他囤積大米的教授當眾論戰,嚇得那個教授好長時間不敢見人;知識分子改造時期,他是惟一一個不寫“懺悔書”的人。⑩但束先生畢竟是個學者、科學家,他的“抗拒”形式通常還都是理性的,只是萬不得已了,才采取非常方式。如他對“全面學蘇”的不同看法,最初就是正面接觸:他不斷地向學校領導提出自己的意見,也不斷地用書面的形式向學校領導或高教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希望。只是當正面渠道行不通后,他才以個人的特別方式來進行“抗拒”。他以年事已高,知識結構早巳定型為由拒不學俄文,也不使用蘇聯教材,人家都按照蘇聯模式進行集體教學了,他還我行我素,繼續著師生相承的老路子。如此等等。他與學校的對抗實際上是方向性的對立,因而也就不存在調和,就像他同華崗校長的哲學爭論一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潮流之下,束星北的聲音是微不足道的,他“扭轉乾坤”的企圖只能招致越來越強烈的批判和政治壓力。但他不會認輸,不想被潮流所淹沒,在“聲音”失去空間后,他便退守到自己所管轄的“地盤”上,繼續“抵抗”,他仍用自己獨到的教育方式來同社會主義“爭奪陣地”。  大學在政治萬能的影響下,一個人的進步與好壞,首先要看他的政治熱情和政治水平,學生在這樣的氛圍里,自然對數理化或其它學科的興趣和欲望越來越小。在學校,只要是黨員,無論品行怎樣,學習多么差,也一樣保持著“尊貴”之優。氛圍給人們的感覺是:政治好了,一切也就好了。什么是政治呢?首先是政治學習、馬列理論的學習,再就是向組織和黨靠拢,立場堅定,原則分明,敢于向一切非馬列主義的思想做嚴肅的斗爭,積極參加各項活動,諸如:上街游行、集會、刷標語、貼喜報等等。在這樣政治氣氛的影響下,學生的社會活動、政治活動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大,課堂和業務的學習時間越來越少,范圍也越來越小。很多頭腦正在發育的學生已無心學術和知識的爭拼,而是想方設法地去察言觀色、洞察風向、投機鉆營、牟取政治資本。    

 

束星北對于學校日益升溫的政治學習熱潮,無力抵擋,卻可以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搭臺子唱反調。為了把那些躁動不安的學生拴在課桌前——向不善思想工作的束星北,在華崗和馬列主義教研室的教師大講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時候,不斷地向學生灌輸牛頓、愛因斯坦、海伯森、狄拉克、玻爾等等科學家成才成名故事和經歷,他也不時地用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的學風學制和學子的精神來激勵他們。他早早地就提出“紅與專”的概念,他讓學生們討論兩者的關系,讓他們知道,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靠什么。“如果學生和老師都去做政治家、理論家,那么,社會主義建設靠誰來搞:工廠企業誰來建,大炮坦克誰來造,量子力學,相對論或尖端科學誰來研究?” 為了讓學生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學習中來,分散他們的政治學習和社會活動的熱情與精力,他不斷增加測試、考試,常常是五天一大考,三天一小考,弄得學生疲于奔命,他還不知趣地將學生們分成兩幫,一幫是有心學習沒有很強的政治欲望的學生;一批是政治當頭,積極進步積極靠拢組織的學生。對前一種學生,他想方設法穩住他們,小心地呵護著他們。對后一部分學生他采取拉拉打打的辦法。他的目的是“挽救”他們。對于那些完全做了政治的“俘虜”的學生,他或者不聞不問、一味地冷落或者尋找機會“打擊挖苦”他們。  束星北的思想和行為在一定范圍里“造成混亂”,不但引起了學校的警惕,也遇到了物理系黨支部書記李哲明的抵制和斗爭。也許礙于師生關系,最初斗爭還屬“內部的”“地下的”,當束星北和華崗的因哲學科學孰大孰小,孰先孰后之爭的矛盾公開后,學校的領導和李哲明對束星北的斗爭性質發生了變化,一直在“后臺”對束星北進行監督、抵制的李哲明走上了前臺,開始和束星北展開了面對面的斗爭,部分師生也圍繞束星北和李哲明分化出兩種力量。一方面是學校、是潮流、是絕大多數,一方面是極少數、是代表著反動、落后的東西,因而,勝敗早在硝煙未起之時,已經分出。  如果說束星北與華崗的“恩怨”是兩種意識行態、兩種價值觀念的交鋒,他和李哲明的沖突與斗爭,卻有其它一些心理心態方面的原因,至少矛盾的起因緣于個人恩怨。  李哲明于動蕩的年代(1945年)畢業于北京輔仁大學物理系,1946年,年僅二十歲的李哲明被聘為山東大學物理系助教。1946年正是全國學運頻發,游行示威、罷課罷學的運動如潮如涌。血氣方剛的李哲明深為感動,在山東大學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九個小時的辯論大會上,他勇敢地站到了學生的一邊,并登臺作了極為鼓動人心的演說。在這一次大會上,他出色的口才和堅定的立場受到了學校地下黨的注意。在緊跟其后的由學校自治會組織舉行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中,他和大學學生骨干手挽手地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示威游行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二百多名進步學生遭到毒打,四十多人被捕。這次名為“六·二慘案”的示威游行,轟動了全國。由于成功地配合呼應了中國學運的大潮,這次學運,被譽為反抗國民黨黑暗統治的英勇而悲壯的一役。李哲明在這次運動中,雖沒遭逮捕,也沒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他英勇無畏的精神給進步學生和地下黨留下深刻印象。在以后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六·二慘案”中被捕學生的斗爭中,他又同進步學生一起,爭得了社會名流和一些群眾的支持,成功地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了“六·二慘案”被捕的全部學生。新政權成立后,他理所當然地成為新大學的中堅力量、干部苗子,受到重點培養。  為了彌補新大學教育與師資力量的不足,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自己的教育隊伍,山東大學將一批政治可靠,年輕有為的學生、教師迅速地選拔到教育崗位上來,可是很快發現,匆匆上崗的年輕的教師大多不能勝任他們的職位。大學只好讓大部分年輕教師重新“回爐”。李哲明盡管已有了幾年教齡,仍被下放到這個隊伍里。本來這項師資教育規劃期限定為三年,出于對飛速發展形勢的考慮,山大校委會幾經研究,決定將三年學期壓縮為一年。為了能讓他們盡快地扛起大梁,大學讓最好的教授為他們“掌勺”。  “院系調整”后,剛剛從浙大來到山大的束星北便成了李哲明等青年助教“回爐”班的第一任老師。  方楫明(南方某大學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初為山東大學物理系助教,束星北的學生):  客觀地說,最初李哲明對束先生還是很尊敬的,因為李哲明的啟蒙老師王普 是束先生的好友,兩人一直保持著很深的交往。在做束先生的學生前,李哲明已對束先生耳熟能詳了。我記得李哲明多次給我講束先生,多是在浙江大學時的故事,如數家珍一般。但是束先生對王普的弟子卻一點也不客氣。  在我印象里,束先生,對我們“回爐班”的教育還是很賣力的,他雖然不茍言笑,可回答起問題來卻是很有耐心的。以后想起來,我們有一些問題提得是多么幼稚可笑,盡管如此,他也是不慍不怒,逐一回答。他常說,你們基礎水平低一些,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心,只要用心、心無旁騖,就沒有什么可怕的。    

 

那個時候,運動多,社會活動多,我們大都是“苗子”“骨干”,自然要積極地參與,說不分心是假的。矛盾也就是從這里開始的。他認為我們這些人心浮意躁,沒有責任感,沒將心思擱在學習上,卻只想著當政治家。當他同華崗校長為了哲學和科學誰前誰后的戰火爆發后,我們好像也跟著受到牽連,一些學習不行卻又熱衷政治活動的學員常常被提溜起來發問,回答不出來是自然的事,于是“笨蛋”、“草包”、“狗屁不通”等不雅的語句便如連珠炮一樣發泄到他們身上。  一個學期還未結束,很多學員對他有了反感、惱恨,將他的課堂視為險途,即使一些曾對他崇拜尊敬有加的學員也開始躲避著他。盡管如此,李哲明卻還在有意維護他,常常替他開脫,替他擺好,讓大家以理解寬容的心胸對待他。但是李哲明的好心并沒得到好報,在課堂上,問題答不好,他一樣會當眾“受難”。  一年的學業結束了,好多人都有解脫了的感覺,可是束先生卻不想放過我們,他跑到大學有關領導那里阻止我們畢業。從以后揭發出來的材料來看,他將我們的水平評估得很低,認為我們這些“回爐班”的學員,根本就不是“成品”,甚至連半成品也不是,根本就不能“出爐”。他說我們中間有些人連初等物理的基礎都未打好,若是讓這樣的人去做教員的話,簡直就是視教育為兒戲,不但誤人也會誤己。他執意讓校領導,將壓縮為一年的學期,再改為三年。  那是個急功近利、一日等于一年或幾年的時代,大學極需要有思想覺悟有革命激情的新生力量走上教育崗位,因而,束先生的意見沒有被采納。于是我們這些“非成品”最終還是按著預期的安排走上了課堂,成為社會主義靈魂工程師。  本來,我們以為“解放”了,終于可以松口氣了,沒想到,束先生沒放過我們,他像是索債的債主,一路追討過來,讓一個個剛剛拿起教鞭的年輕教師們個個心驚膽戰,李哲明與束先生的怨隙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  束先生“討債”的方式很獨特,有一段時間,他幾乎什么事也不做,天天在我們上課的幾個教室門廊前溜達,他像個心懷鬼胎的偵探一樣,不時地從窗戶或門縫往里瞅或駐足聽聽,感覺有問題了,就悄悄地進來,在后面找個座坐下來,掏出小本來,將發現的問題一一記下來。然后再“秋后算賬”。他的所謂的“秋后算賬”不外是課后或周末將一些“營養不良的孩子”提溜到教研室,吃些小灶。禮拜天就讓他們到他家里。不過很少有人買他的賬,背地里都管他叫“瘟神”。他讓我們老是緊張心怯,一旦聽到走廊里有動靜,神經便倏地繃起來。有這么一個討債的“瘟神”,我們再小心謹慎,盡職盡責,也難免不出漏洞。挨訓挨批是少不了的。挨批挨訓也沒關系,關鍵是有時他不會顧及到你的臉面,讓你當眾出丑。李哲明就為這事,和他結了怨。  那天,我去聽李哲明的課(學校規定助教們之間相互聽課,相互提出改進意見),他好像講的是物體運動。我相信,他一定是做過精心準備的。李哲明的口才很好,平時發言討論,他總是頭頭是道,有條有理。講課也是這樣,一節課四十五分鐘,他可一口氣就講下來,大家都很佩服他這一點。說實話,那堂課,我聽不出來什么問題,我敢肯定學生更不會發現什么問題。可是中途,束先生闖了進來。顯然,進來之前,他在門外已經觀察了不短的時間。進來時,臉拉得很長。我記得他走上講臺后,二話沒說,摸起一根粉筆頭來就在李哲明寫滿黑板的公式和重點提示上打叉。他先是在一些公式上打出一些小叉,然后又在每一個單元上打上幾個稍大些的叉,最后一個大叉幾乎夠到了黑板的四個角。  束先生也不管李哲明什么表情,會受到多么大的傷害,開始從他第一個打過叉的地方講起。李哲明退到一邊,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漲得通紅的臉,深深埋下。束先生一直講到第二堂課的鈴聲響起,才想起李哲明。他說:我給你們說過多次,任何事情必須首先得自己弄明白了,搞清楚了,才能講得通講得明白,如果連自己都搞不懂,怎么指望讓別人聽明白。  場子是怎么散的,我記不清了,只記得事后,李哲明跑到華崗那放聲大泣,他認為自己當眾讓束先生給出了丑,失了面子,無法再進課堂了,一定要華崗為他主持“公道”。華崗聽了李哲明的哭訴后,并沒馬上表態,而是把聽示范課的幾個老師(其中也包括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詢問。本以為華崗校長至少也要找束先生談談話,可是此后卻沒了下文。我聽別人說,華崗之所以沒有做出處理,是認為束先生除去方法欠妥外,并無大誤。李哲明因此與束先生結了怨,以后李哲明當了物理系黨支部書記,與束星北的矛盾越來越深,不能說與這事沒有關系。  按照學校的旨意,首先要將束星北的反動思想和意識公開示眾,要讓人人都明白他的思想和意識的危害性,以達到分化和孤立他的目的。學校的輿論工具加大了力度,校刊校報等專門辟出走什么道路,選擇什么方向的專欄,讓師生來參與討論。物理系各班級的黨團員骨干,多數成為支部書記和“內應”、“密探”。束星北在課堂上或私下里散布的“謬論”,都會有人向上匯報,并成為落到他自己頭上的“炮彈”。    

 

學生也面臨著選擇。束星北當年的學生王景明曾談及那時的感受,他認為,最初多數學生是有學習欲望的。束星北的才華和教學能力深得學生的敬仰。因而,他的一些“反動言論”很有“市場”。他們崇拜他,相信他,也覺得他的一些落后話說得在理,至于那個不茍言笑滿身“陰氣”的黨支部書記,多數人卻很反感。可是一旦以階級和營壘劃線了,選擇束星北還是選擇李哲明,實際上成為是選擇一個反動教授還是選擇黨的原則問題了,學生們只能拋棄束星北。  一些同情或支持束星北的師生,在斗爭公開化后,有的開始反戈,有的只有沉默。在支部書記的領導組織下,束星北的“隊伍”很快就被瓦解了。可是即使成為孤家寡人的束星北也不輕易言輸,他且退且戰,大部隊抓不住了,就單兵操練,只抓幾個愿意被他蠱惑、蒙騙的“苗子”。在這種勝負早就確定的較量中,他的班很快就與其它班拉開了距離,每每學校會考,他的班成績一定是最差的,成為學校領導時常需要“關照”介入的班。學生們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就像當年鬧學潮對付國民黨的反動教授那樣,不斷地給他出難題,找麻煩,他的課堂已沒有了紀律,遲到早退或曠課時有發生,有時他們干脆在支部書記的默許下集體“罷課”,讓束星北一個人面對空蕩蕩的教室。  即使如此,他也不放棄,不退縮。他仍然靠自己的力量和教育方式來影響學生。對系里的同行,特別是年輕的教師也是如此,他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和方式來影響教育他們。盡管他失去了絕大部分陣地和師生,可從沒有全軍覆沒,無論何時,總有一部分人利用各種方式來追隨他,支持他。甚至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地和他站到一起。王景明就是這樣一個人。  王景明是社會主義新大學中培養出來的優秀的新生力量,可是他卻和束星北這樣的人弄到一起,這讓很多人困惑不解。  王景明是華東大學短期訓練班的第三期學生,兩校合并后,被作為重點培養對象,送進“回爐班”成為束星北帳下的學生。他出身貧困,最初報考華東大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每日有一碗大米飯果腹。三大戰役之前,部隊需要新鮮血液,他曾咬破中指寫下了我要上前線的血書。為此受到華東大學最高領導人的表彰。在山東大學的一些領導眼中,王景明是個謎。他本是上級著意培養的革命中堅和骨干。他的方向本應同李哲明等年輕教師一樣,經過培養和訓練,然后走向教育領導崗位。可是他卻成了束星北的“俘虜”,成了一個跌進資產階級泥坑的“敗類”。王景明成為束星北俘虜的過程很簡單:束星北剛來山東大學時,應大學物理教研組的要求,作了一次有關力學教學的總結性報告,其后又就表面張力、電磁場、以及光在介質中的傳播速度等問題作了幾次報告。王景明折服了。他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時稱:束星北手里拿的是一根魔杖,輕輕一點,就為你的世界打開了一扇天窗,讓他如夢初醒般地發現了一個令人著迷神往的宇宙。王景明不僅在學術上欽服束星北,性情、思想也與他相近。束星北的很多“反動言論”正是他所思所想的,而束星北那些大謬不經的行為,在他看來簡直是英雄壯舉。在束星北一步步走向自己營造的深淵,越來越多的崇拜者都棄他而去后,王景明仍然保護、捍衛著自己的偶像。  1953年,山東大學與蘇聯一家大學結成姐妹學校,并達成互派進修生協議,校領導看出王景明的一些思想苗頭,有意挽救他,決定讓他赴蘇聯進修學習。第一批名額極為有限,能有幸中選,本是年輕教師或助教們夢寐以求的事,可王景明卻違拂了領導的良苦用心。他的理由很簡單:山東大學有了束先生為什么還要去蘇聯?蘇聯有他這樣的物理學家嗎?  在山東大學對束星北的無數斗爭會上,王景明從沒有違心揭發批判過自己的恩師,更不要說造謠生事了。即使面對威逼、恐嚇也是如此。在關鍵時刻,甚至不惜自毀其身也要站到老師的一邊。“文革”初期,他被以莫須有的叛國投敵的罪名判處死刑(后改判無期徒刑),在獄中度過了近二十年。 有人問他,被束星北牽連到如此程度而如何感想時,他仍不悔悟。他警告那些在運動中整他和束星北的人:你們是錯誤的,你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歷史早晚會證明這一點的。  學生們在支部書記的領導下,用各種形式“造反、革命”時,王景明一定會同束星北站到一起。如果那天學生“罷課”,王景明定會來選聽束星北的課。在他的影響下,一些學生竟冒著風險回到教室,回到束星北身邊。  王景明屬于特殊時期的一個現象,而王景明現象讓學校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校方認為必須對束星北采取措施,可又沒有很好的辦法。束星北畢竟是個全國知名的教授,而他的思想言論又多屬于思想言論方面的問題,人盡管反動落后,但還沒有明顯的反革命行為,因而還不能給他定論或定罪。但校方又不能任其發展下去。他們最担心的是,這樣下去,像王景明這樣的變質分子會不斷地冒出來。支部書記李哲明決定和物理系的學生們聯合驅逐束星北:“一個社會主義的新興大學,絕不能再讓一個披名教授、大學者外衣的豺狼為非作歹了。” 讓束星北離開物理系,離開學生,無陣地可守,無流毒可播。校方認為非常時期,這不失為一個純潔校園革命隊伍的好辦法。    

 

山東大學黨委:  我們四年級全體同學忿〈憤〉怒地和堅決地控訴束星北對我們的毒害。控訴束星北反黨反革命行為。束星北你聽著,你必須老老實實低頭認罪,澈〈徹〉底交待一切問題。他公開地謾罵黨行政〈部門〉,挑撥同學與領導的關系,在課堂上宣揚唯能論,散布毒素。  1、三年級第一學期,我班因力學測驗有多半同學不及格,《新山大》上反映了這個情況。束星北就抓住了這個機會惡毒謾罵黨和行政〈部門〉。〈他〉先劃了一條向上彎的曲線說:“我是讓你們學好,盡力拉你們向上彎。”接著他又劃了一條向下彎的曲線說:“偏偏有一些人為了討你們的好,讓你們圖眼前舒服,把你們往下搬。他們高高坐在寶座上,根本不懂科學,是做官的,他們是“狗”;又說,我不忍心讓他們把你們往下搬,我不能再教下去,我不干了。(摔了粉筆就走了)……  2、本學期講到場論中物理與能量的關系時,束星北趁機大肆宣揚反動的唯心論。他說:“能量與物質好比大船和小船,小船可以放在大船上走,小船也可以自己走。能量就是這樣,可以藉物質傳播,也可以離開物質單獨傳播。”束星北就這樣造成了許多同學思想上的混亂,有的甚至吸收了他的唯心論觀點。束星北就是這樣利用以大學教授的名義,以他所謂科學家的態度,利用同學們追求知識的欲望來宣傳唯心論,達到其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目的。  3、除去公開放毒外,還私下里拉拢個別同學。有一次,他對徐某某說,現在有些人盡談哲學,其實哲學是玄學,沒甚意思。還有一次,束對徐說,以后分配工作,主要看業務,政治上表現得馬馬虎虎,不好也不太壞,能敷衍過去就行了,并鼓動徐說,什么事也不要管,好好讀書,先生總是喜歡讀書的學生。他還在班上說,你們的底子太差,大概是以前參加活動太多了,像參干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影響了你們的學習。〈由于他的影響〉我們班上的徐某某甚至向團組織要回了團員〈入團〉申請書,這是對革命事業多么大的打擊,以前我們找不到根本原因,現在我們知道了……  4、束星北不僅散布毒素,在教學上也不負責,消極怠工,破壞教學計劃,打擊同學情緒和信心。表面上他似對同學負責,關心同學學習,實際上,他的教學根本就沒有計劃,上課亂講,從不考慮大多數同學的實際情況,同學聽不懂,他就大罵“笨蛋”、“草包”,對學習較差的同學(郭、劉)甚至都不屑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山東大學黨委:  1.束星北受到批評后〈因在會上公開與華崗唱反調〉,經常與陳成琳〈物理系青年教師〉接觸,陳在思想上成了他的俘虜,有時經其他同志批評,陳有所感悟,束便說他投降了,追問他都是和誰談了話。因而陳的思想總是(反反復復)不能得到扭轉。  2.最近經常拉拢劉洪賓,有時還請劉到其家喝酒,據劉說,是讓幫其接洽高教部,出版他寫的“電磁學”一書。可是因高教部在忙著翻譯蘇聯有關教材,未能接受,束便大罵高教部是混蛋。劉最近表現不好,可能是受了束的影響。  3.周北屏未戴校徽與校警發生沖突后,要提出辭職,束便借機挑撥說,校徽的事是枝節問題,應該找出事情的根源。要查一查是什么人讓他們這樣做的。〈他還說〉學校拿教員不當人,只認校徽不認人,是極端的官僚主義,他華崗進校門戴不戴校徽?現在說是民主了,比法西斯還要厲害。他還說,以后要同周北屏一起走……  4、經常扯郭〈貽誠〉院長的后腿,用的是又打又拉的方法。在會議上他說郭是傀儡,李(哲明)是太上皇,會后又找郭談天,給他灌米湯,希望他不要總是參加政治活動(你終歸還算是科學家,為什么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上上下下構成了一張網,束星北越是掙扎那網收得越緊。他的結局只能是離開物理系,離開講臺,一時間成了一個無人敢要也少有人敢接觸的“游俠”。  注釋:  ①據《揭發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檔案資料第二卷第13—17頁。  ②《進一步學習蘇聯的先進教育經驗》——《人民教育》社論,載于 《新山大》第68期,1952年11月22日第四版。  ③《全校師生逐步樹立科學“一邊倒”思想,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已獲 相當成績目前廣大教職員學生已投入學習俄文的熱潮》,《新山大》 第66期。1952年11月8日第一版。  ④《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檔案資料散裝卷第2頁。  ⑤據《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檔案資料散裝卷第2頁。  ⑥《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檔案資料散裝卷第6頁。  ⑦同上第1頁。  ⑧同上第8頁。  ⑨同上第12頁。  ⑩《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束星北是浙江大學惟一一個抗拒運動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對查三代、揭家底、自我否定、為過關而無中生有、自我污蔑的現象,深惡痛絕,因而拒絕參加這樣的“毀滅尊嚴的運動”,拒不書寫“不堪其辱”“懺悔錄”,也不承認運動小組給他提出的意見。他認為:“‘三反’中認為浙江大學搞錯了,運動初期(尚在浙大)藉口‘三反’有偏差,不肯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并以浙江省沙副主席的名義,到處收集反動意見,避免檢查自己的反動立場,先后經過大組、小組及個別同志的幫助,歷時兩個月,最后還是不同意小組給他提的意見。”(《束星北登記表》中共青島市委統戰部1953年8月4日。束星北檔案資料菜裝卷。)    

 

劉洪賓采訪錄,1995年5月2日。  據《揭發束星北》束星北檔案資料第二卷,第56頁。  王普是中國著名原子核分裂專家,三十年代就任教于山東大學,不久,被派往世界科學中心德國威廉皇家學院學習,學習期間,他參加了原子分裂的早期實驗研究,從而成為中國最早從事原子核分裂研究的學者。他因最早發現鈾和釷原子核分裂時放出的遲發中子,而揚名學界。他的這一發現對以后的核裂變反應堆的物理過程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王普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先是到北京輔仁大學物理系任教,抗戰結束,山東大學在青島復員,王普重返母校。李哲明在輔仁大學有緣成為王普的弟子,并在他的麾下讀完了大學物理(普通物理)。輔仁畢業后,李哲明之所以選擇了山東大學,與他老師的選擇有直接的關系。  方楫明采訪錄,1994年8月14日。  王景明在獄中一直呆到1978年。這一年束星北復出。復出后的束星北第一件事便是營救他的學生王景明。他通過有關領導與關押王景明的山東省第一監獄交涉。因歷史等原因,王景明的“案情”被搞得錯綜復雜,逐一理清洗凈需要過程,為了避免學生在黎明之后的漫長的甄別核查和手續辦理中絕望,束星北托人將大量的物理、數學書籍和國外一些較新研究資料送進監獄。王景明被無罪釋放后,束星北又讓他作為助教陪伴左右。一年之后,束星北認為學生的心身和業務能力都“恢復健康”后,才將他放到海洋大學(時為海洋學院)。此后,王景明担任了海洋大學物理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導師等職。  束星北檔案資料第二卷第9頁。  同上第2至3頁。  同上第74-76頁。  1928年,束星北赴美前夕在中國實業家、教育家張謇公館前與全家人合影留念。  竺可楨時代(1936—1949)的浙江大學,被英國著名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博士稱譽為“東方劍橋”。左圖:著名地理氣象學家、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右圖:竺可楨和夫人與學生們在一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竺可楨率領全校師生輾轉西遷,初遷至江西天目、建德,繼遷江西吉安、泰和,三遷廣西宜山。1940年2月遷至貴州,在遵義、湄潭、永興辦學七年,直至抗戰勝利。西遷歷史被稱為“文軍長征”而載入中國高等教育史冊。圖為浙江大學湄潭分部大門。  李政道的物理生涯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圖為湄潭物理實驗室。  浙江大學龍泉分校物理實驗室,設在龍泉縣坊下村(1940年)  教授是大學的靈魂。竺可楨本著這個宗旨,聘請名師,倡導“求是”校風,一大批國內外名教授紛紛而至。竺可楨時代,無論是科研還是教育皆風光占盡的束星北,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為美好的時光。圖為1948年浙江大學部分教授留影。  這樣的履歷表,你我都曾填寫過。束星北于20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山東大學填寫的履歷表。  一旦打入“另冊”,命運基本就注定了。1951年杭州市公安局為“另類”專門制定的登記表。  1951年,青島市在匯泉廣場召開聲勢浩大的“鎮反”大會。  1952年,“三反”運動中,人民法院在看守所設立的貪污檢舉箱。  猶如火爐上的水壺,政治運動是一步步地燒熱并沸騰的。1952年2月3日,山東大學學生舉著擁護“三反”的標語牌示威游行。  中國教育史上,一次畸形而又無奈的“婚姻”。1953年3月1日,“山大”“華大”合校典禮大會會場。  1951年,華崗校長在“山大”“華大”合校典禮大會上講話。  一篇“小人物”與“祖師爺”不同觀點的學術爭論文章,竟成為一個時代學術政治化的“杠桿”。他們自己也不曾料到。(兩個“小人物”的文章,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為指導思想,批判了《紅樓夢》學術研究權威俞平伯“唯心論”的思想,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圖為合作撰寫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李希凡(中)與藍翎(右)左圖:李希凡此后撰寫的爭鳴、批判文章發表于此。  風起云涌的政治時代,山東大學校刊《文史哲》成為備受關注的“亮點”。圖為1952年《文史哲》雜志工作人員創刊周年合影。  1958年山東省“肅反”展覽會在青島巡回展出一角。  山東省“肅反”展覽會展出的反革命武器。  讓子女幫助父母配合政府、接受改造是那個時代最行之有效的辦法。1955年,山東大學學生在動員父母交待問題接受改造的呼吁書上集體簽名。  “小陽春”帶來的春風。1956年山東大學黨委當眾向束星北道歉。圖為山東大學黨委為束星北“平反”的結論書。  鳥兒在圍剿中紛紛墜落了,天空只剩下我們的叫聲。1957年的“除四害”運動中,少年兒童在轟趕麻雀。  很長一個時期里,結果總是忤著我們的希望。1957年5月23日的山東大學報《新山大》第一版  1949年10月出席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的教育界首席代表。前排左三為成仿吾,1958-1974年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中排右一為晁哲甫。1956-1958年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2013-08-23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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