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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文集 隨筆與時評 “良心”與“常識”基礎上的“學問”                    
秦暉文集 隨筆與時評 “良心”與“常識”基礎上的“學問”                    
秦暉     阅读简体中文版

“良心”與“常識”基礎上的“學問”
吳敬璉先生去年關于“基金黑幕”的談話和今年初對股市泡沫的批評,引出五位經濟學家聯合在媒體上激烈的反彈。連同由“莊股跳水”引發的大跌市,形成了蛇年新春一樁廣受關注的熱點新聞。
這次爭論在我國經濟學界可以說前所未有。這不僅在于大眾傳媒廣泛介入、官民雅俗普遍關心,而且更在于:這次爭論有明顯的社會利益分化背景。用我的話說,它不是“分不分家”之爭,而是典型的“如何分家”之爭。
過去我國思想界的爭論多基于“左”與“右”、“改革”與“保守”、“漸進”與“激進”的歧異,在經濟學領域則是對市場自由和國家統制之間各種程度的偏好之爭。然而,這次爭論的雙方我們卻很難用上述邏輯來評價。指責吳先生的五位學者固然都擺出一副“捍衛市場經濟”的姿態,嫻熟地運用幾十年來我們很熟習的“主流—支流”分析法來為股市這個“嬰兒”做保姆。而吳先生也在國內外久有“吳市場”的盛名,他不僅不是計劃經濟的辯護者,也不是(就我對其著作的理解而言)對市場持保留態度的凱恩斯主義者,我甚至沒有聽到他批評所謂“激進市場改革”——盡管即便市場化的擁護者中如今這種“漸進派的批評”也很時髦。他對市場經濟改革,包括對產權改革、對健康的資本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的支持,可以說并不亞于他這次面對的批評者。
然而在同樣贊成市場經濟、而且也很難說誰更“激進”的雙方之間何以會發生這種尖銳分歧、甚至國外的凱恩斯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這經濟學兩大“主義”之爭也很少以這種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其實說怪也不怪,筆者曾以生活中的常識說明這一點:一個危機中的大家庭不太可能為是否分家的爭論而打架,卻很可能為分家不公而打架或打官司。東歐轉軌成功的典型如波蘭,挫折的典型如俄羅斯,據說都搞了“休克療法”,不僅談不上分不分家之別,就連分得多少快慢之別也難說,那懸殊的結果不就是公正與否造成的嗎?我國以平分土地為起點的農村改革,和很大程度上具有“掌勺者私占大飯鍋”色彩的某些國企改革,成效之別不也明擺著嗎?其實,在轉軌時期“如何分家”之爭比分不分家之爭更尖銳,這本是人之常情、史之常事。
過去方向相反的另一次“轉軌經濟學論戰”很能給人以啟示:
20世紀20年代,從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轉軌”的蘇聯曾經產生過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經濟學》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新經濟學》等名著,這些著作的論證重點都不是計劃經濟如何優越,要不要(與如今的“分家”相反)“歸大家”,而是講的如何“歸大家”之問題,布哈林的“無產階級超經濟強制”論,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都是直奔這個主題的。后來蘇聯發生了迄今為止的歷史上影響最大的轉軌經濟學論戰:布哈林(這時他已放棄了“超經濟強制”主張)的“和平長入”論對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積累”論。布哈林主張相對公平地對待農民,以經濟利益吸引他們自愿“歸大家”,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則主張把農民當成“殖民地”而“剝削”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計劃經濟本身,兩人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分歧,布哈林并不是“市場社會主義”者,他甚至始終不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中還可以存在貨幣和工資,更不承認“價值規律還在一定范圍內起作用”,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也不是“共產狂”,他甚至不主張搞農業集體化!可見在計劃經濟本身的問題上,布哈林并非更“右”,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也非更“左”,他們對計劃經濟本身認識的分歧比“古典自由”和“凱恩斯”對市場經濟本身認識的分歧還要小,但當時那場“轉軌經濟學論戰”的實質意義與尖銳程度絕不亞于今日,原因就在于轉軌經濟學本身并不突出要不要“分家”(或者要不要“歸大家”)的問題,它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分家”(或“歸大家”)。在已經建成了計劃經濟的時代,“市場社會主義”與教條社會主義的區別很重要,正如在已經存在著市場經濟的地方,凱恩斯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很重要一樣,但在轉軌進程中,這兩種區別并不是那么重要的。無論“分家”(“歸大家”也一樣)是分到百分之百還是百分之五十,都有一個分得是否公平的問題,這才是公眾最關注的。布哈林后來因為他對農民的同情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慘重代價,后人懷念他,不少人尊他為當代改革的理論先驅。其實如上所述,他的理論還是很正統的,未見得與“市場社會主義”有多少關系。他得罪于當道,與其說是因為其理論,不如說是因為其良心。(有一本寫布哈林等人的名著,就叫《革命的良心》)而斯大林在那場“轉軌經濟學”之爭中本來是贊成布哈林的,后來他在利用布哈林擊敗普氏所屬的“左翼反對派”后接著便收拾了布哈林,并以比普氏嚴酷得多的方式“解決”了農民問題。“既然割下了腦袋,就不必憐惜頭發了”,對他的這一名言,說什么左啊右啊的已經毫無必要。顯然,主張市場經濟但譴責“基金黑幕”,與主張計劃經濟但反對虐待農民一樣并不需要涉及太高深的經濟學理論,它們出自人的良心!
學者也是人,當然要講良心。不過只有良心是成不了學者的。學者還要講“可行性”。不過有些事情的“可行”與否,似乎也不是非常深奧。我們搞改革圖什么?無非是圖更多的公平、更高的效率,同時在追求這二者的過程中又希望盡可能保持社會穩定。那就讓我們從公正“分家”走向公平競爭吧!公平競爭出效率,公正“分家”保和諧,這不也是常識么?日常經驗告訴我們,公平的“分家”可以形成“親兄弟,明算賬”的局面,不僅保持了和諧,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即提高效率。相反,“分家”不公不但可能導致“兄弟”反目成仇,引起嚴重沖突,那不明不白的資產也很難進入“明算帳”的理性交易程序,從而加大交易成本,造成效率損失。前者一舉而三得,后者一誤而三失,何者“可行”何者否,道理不是明明白白的嗎?由此觀之,是堅持公正而揭露“黑幕”還是捂住“黑幕”任意“圈錢”更有利于保護股市這個“嬰兒”,不也很清楚嗎?如今很多問題,說復雜也復雜,說不復雜其實也簡單。只要心中有良知,腦中有常識,有些問題其實不難弄清楚。當然,還有許多問題是不能光憑良心與常識就能解決的,這就體現了學問的重要。至少在人文領域,我們需要在良心與常識的基礎上發展學問,如果破壞了這一基礎,那“學問”至少就有些可疑了。
 

2013-08-23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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