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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文集 思想文論 心里既有“民”,眼中不惟“俗”——評攝影集《麥客》  
秦暉文集 思想文論 心里既有“民”,眼中不惟“俗”——評攝影集《麥客》  
秦暉     阅读简体中文版

這些年來各種渲染“民俗文化”的產品可謂鋪天蓋地了。為了經濟(旅游業)利益、政治動機(反對“全盤西化”)以及精英階層高雅的審美需求,“開發民俗文化資源”在一些地方已經成了口號。從純粹商業化的各種“民俗村”、“民俗文化風情旅游”和“民俗文化節”,到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曲阜祭孔大典和黃陵祭祖儀式,從文人雅客的民俗采風,到文化人類學家的民俗研究,各種現存的、已死亡的乃至純粹是今人“創作”(如“大紅燈籠高高掛”)出來的“民俗”讓人眼花繚亂。所以當友人推薦一本“民俗攝影集”時,我也是以消閑之心翻閱的。但看到《麥客》之書名,我就有些震撼:如今還有人記得他們?而看完全書后,我被深深打動了:為書中的內容,也為作者的一片心。
作為畢業于“早稻田大學”而又以治農民史為業的筆者,在陜西工作了十多年,對麥客這一群體,我也是關注已久。口述傳說姑且不論,明清時代的關中地方志里就記載著這樣的民情:“麥秋刈獲,必須麥客。其人俱秦隴之民,自西徂東,良莠不一。”那時的地方志作者對他們的態度是復雜的:他們既為當地所“必須”,又被當地官府視為威脅地方治安的盲流,據說就是因為他們,“曩年歧山、千陽,均遭巨案。”(乾隆《寶雞縣志》卷十二)到了土改時期,如何看待雇傭麥客這種現象,在當地曾引起過爭論。因為按當時的政策,雇工被視為“剝削”,是要影響定成份的。然而民國年間關中西部農家請“麥客”收麥的情形十分廣泛,而且往往是由村子出面,集體雇請。由于這種做法幾乎遍及各階層,土改中地方黨委曾專門作出規定:雇用麥客不算“剝削”,“因為算與不算并不影響本戶的階級成分,同時在本地區,請麥客子是普遍的現象。”(寶雞地委政策研究室:《土改簡報》第四期,1950年)
然而担心盲流影響治安也好,認為是當地“必須”也好,為雇主辯明不算“剝削”也好,畢竟都是從當地雇“主”的角度考慮的,有誰設身處地的為“客”、為這些“下苦人”付出關注?作為麥客流出地的甘肅情況如何我不太清楚,至少在接納麥客的關中,這樣的人好象不多。本攝影集的作者侯登科先生,就是這可貴的不多者之一。作為攝影界外行人的我此前不知道他,看本書的“作者簡介”好象他也不是攝影界內的“名人”,但他卻有著許多“名人”所沒有的、或已經淡漠了的一顆平民百姓的古道熱心,和從底層看社會的深刻洞察力。我不敢講這本書在攝影藝術方面的成就如何——那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但它用鏡頭留下了一部歷史,一部發生在號稱中華文明搖籃、周秦輝煌漢唐雄風之基的關中大地并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歷史,一部事關衣食生存等人類生活基礎但卻常常被忽視的歷史。
這本畫冊的鏡頭絕大部分攝于九十年代,反映了當代“麥客”生活的各個層面。但侯先生不滿足于此,他把鏡頭移向歷史縱深,搜集了從1925年《新秦日報》關于“麥客工價”的報道開始的一些珍貴資料。盡管從歷史學專業的眼光看,諸如麥客現象“已經延續了近百年”之類的說法并不準確,——如上所述,麥客的歷史還要久遠得多——然而從攝影家的角度看,侯先生的這種視野包含了深厚的人文關懷。民俗民俗,有民才有俗,關心民俗,歸根結底還是要關心“民”,關心人。然而如今對民俗感興趣的人,包括藝術家與學者中,不少人卻是心里既無“民”,眼中惟有“俗”。一些人把貧困當作牧歌來欣賞,甚至提出應該把某種“文化”當作標本封閉起來,以免外來影響破壞了這種現代人樂于欣賞的“風景”。這樣的“民俗”作品縱然能時髦于一時,終究是沒有真正的生命力的。
而侯先生的作品則充滿強烈的人道主義。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郁,卻并沒有什么牧歌氛圍。這些作品同情“下苦人”的艱難生活,有些畫面,如《被撞傷的麥客和他的妻子》真是催人淚下。但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并沒有把這一切刻意渲染為“現代性的困境”,“全球化的苦難”或“文化的不適應”。盡管90年代以來現代機械收割對麥客生計的影響是侯先生所關注的、當代麥客面臨的嚴重問題。的確,生活在改革開放帶來繁榮的城市中的人們,東部農村的人們,包括如今被視為改革代價承受者的下崗工人、被視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恐怕都難以想象當今世界上還有如此“廉價”的勞動:許多麥客辛苦“轉場”一季下來,扣除路上花費實際并無所得,甚至還“負虧”,他們圖的只是受雇期間“管飯”而已!“‘肘肘’(鐮刀)掙錢難,混個肚子圓”。加之如今“世風日下”,現代的人道、平等觀念在我們這里遠沒有權勢、金錢對人性的腐蝕傳播得快,麥客在關中可能遇到的主顧少了幾分傳統的淳樸和厚道,多了幾分“偽現代”(或者“后現代”?)的勢利,其境遇更可想而知了。
就是這樣的生活,如今也難以為繼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改革后公社束縛的松弛,傳統家庭農業的復興,以及關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甘寧麥客入陜一度出現歷史上的高峰。(侯先生說是“十幾二十萬”,我所知道的還不止此數)然而到90年代末便“好景”不長,日益興起的收割機異地作業使麥客市場不斷縮小。通過《麥客與收割機》等一組照片,侯先生的鏡頭為此留下了歷史上難忘的一頁。為侯先生作序的鄭夢熊先生樂觀地寫道;“我國的改革開放,使農業機械化得到廣泛的推廣,并從90年代起陸續替代了麥客們的手工勞作,麥客的歷史也將結束。隨著經濟生活的進一步發展,西北地區的生存環境不斷得到改善,麥客和他們的后代將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但至少在目前,現實生活好象沒有如此樂觀。貧困的家鄉如今不能為歸來的前麥客提供替代的生路,放下“肘肘”進城打工的前麥客,處境比我們熟知的東部農民工更加艱難。廣東珠三角打工者棲身的工棚之簡陋,曾引起過多少人道主義的譴責。然而在最近一部電視紀實片中我們看到:西安南門外的一家飯館中,打工者羨慕(甚至嫉妒)地向記者說,他們中的某某因是老板親戚,享受了可在并起的餐桌上睡覺的待遇,而沒有這般幸運的他們只能在打烊后的廳堂里圍坐打盹過夜。老板說,沒把他們趕到外邊去就已經很寬厚了,不信你問問別家!廣東式的工棚對他們而言已是夢幻天堂。而他們本身,不也被許多前麥客視為幸運者嗎?在前麥客的主要輸出地之一,寧夏涇源的一個村莊里,村民對調查者說,本村青壯年男人在家沒活干,在外打不到工,大都走上了邪路。某某還算不錯,在西安找到了活。——他不知道某某已經負案在逃,他面對的調查者正是尋蹤而來的公安人員!然而這能怪誰呢?怪收割機?怪體現在收割機上的“現代性”?怪“現代性”帶來的“國際資本”?(在麥客們生活、打工的西北地區,鬼才知道有幾個“國際資本”)怪鼓吹“現代性”的“自由主義”?(麥客們打工難,是因為他們“自由”太多?)還是怪那好象不太講“生存權”的“福利國家”?(由于“福利”太多,把麥客們慣壞了?)
這些問題,好象不是“國際學術前沿”所能解決的,然而它未必是我們的常識(以及18世紀以來別人的探索)所不能解決的,只要你不刻意回避它。 在這方面,侯先生給我們做了個榜樣。他心里既有“民”,眼中不惟“俗”,因而他鏡頭下的“民俗”便顯得十分真實,他的攝影集反映的“文化”也顯得十分真實,而且體現了真正的“人文精神”。相比之下,他在歷史考證上的疏漏,以及攝影藝術上可能有的什么問題,便顯得太不重要了。
(侯登科:《麥客》,浙江攝影出版社,2000年版,)

2013-08-23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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