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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文集 思想文論 民族主義:雙刃劍下的血腥悲劇——南斯拉夫—科索沃問題的由來
秦暉文集 思想文論 民族主義:雙刃劍下的血腥悲劇——南斯拉夫—科索沃問題的由來
秦暉     阅读简体中文版

素有“火藥桶”之稱的巴爾干地區在后冷戰時代又一次成為歐洲乃至全球關注的焦點。隨政治劇變而蔓延于東歐的民族主義幽靈使這一地區舊體制下的所有多民族聯邦國家都發生了解體過程。但捷克與斯洛伐克實現了友好的“協議離婚”;民族、文化組成最復雜、舊仇宿怨也最多的蘇聯基本上和平解體后還留下了“獨聯體”這一協作關系,這在歷史上超大型集權帝國的“善后”中是僅有的一例。而與此相反,前南斯拉夫解體的每一步都充滿暴力,且血腥味還越來越濃:斯洛文尼亞獨立打了十余天,死亡62人;克羅地亞獨立打了9個月,死亡與失蹤逾2萬(還不計后來的克拉伊納沖突);震驚世界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戰爭打了三年零9個月,死亡數十萬人;今年爆發的科索沃沖突更是很快升級為北約與南聯盟間的“南北戰爭”,不僅北約的大規模空襲與塞爾維亞軍隊在科索沃的地面掃蕩都空前殘酷,而且以5月7日北約導彈炸毀我駐南使館這一令中國人民舉國震驚與憤怒的慘劇,一下把戰爭沖擊波擴散到了歐洲以外,造成了冷戰后首次我們不能置身事外的嚴峻局勢。
5·7慘案激起了中國人民強烈抗議北約暴行的浪潮,這一抗議無疑是正義的呼聲。然而正義的激情必須伴之以理性的思考。科索沃危機是怎么回事?南斯拉夫的民族沖突怎么會發展到這步田地?這都是我們需要了解的。
科索沃春秋
科索沃在80年代劇變前原為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8個聯邦主體(6個共和國加2個自治省)之一,其自治地位受聯邦憲法保護。作為聯邦主體她與其他7個成員(包括塞爾維亞)一樣有權向聯邦主席團(8人組成的國家“集體總統”)派代表,并輪充一年一換的主席;有權與其他主體一樣指派議員組成聯邦議會的共和國——省院(每共和國各12名,每自治省各8名,共88名議員組成;有權輪充每年在8主體中更換的聯邦主席一職。南聯邦憲法法院由8個主體派員14人組成:6共和國每國2人,2自治省每省1人,院長由此14人每人輪任一年;作為南聯邦唯一政黨的執政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也按類似原則組成:每共和國三人,每自治省二人,加人民軍代表一人共23人,其中9人即8個主體的共盟主席加軍代表為主席團當然委員,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即黨的領袖也由8個主體派出的當然委員每人輪任一年。在此之前,即鐵托時代自1972年起的南共聯盟最高領導機構為中央執行局,則由8個主體各出一人組成,當然那時鐵托為當然領袖,是沒有輪任一說的。
由這種體制看,科索沃作為聯邦主體在劇變前的南斯拉夫聯邦機構內與包括塞爾維亞在內的各共和國似乎是平起平坐的。區別只在于在憲法法院與共盟主席團內的席位少于共和國,同時按聯邦憲法,共和國有權退出聯邦,自治省則沒有此權利。但另一方面,科索沃這個自治省又隸屬于塞爾維亞共和國,要承担塞爾維亞憲法規定的義務。這種既是聯邦主體又無充分權利,同時又是塞爾維亞之一省的雙重身份,自然會引起塞、科雙方的矛盾。
在塞爾維亞看來,自己的一個省有如此大的自治權,無異于國中之國,它成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或“大塞爾維亞主義”者的一大心病。而在科索沃的主要居民阿爾巴尼亞人看來就更不合理:在前南聯邦解體前按官方統計,阿爾巴尼亞族是第四大民族(按阿族自己統計則為第三大民族),其人口僅次于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與穆斯林(波斯尼亞人),而比斯洛文尼亞人、馬其頓人與黑山人都多。為何斯洛文尼亞、馬其頓與黑山都可以成立共和國,阿爾巴尼人就不行呢?就以聯邦解體后的“小南斯拉夫”即現今的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而論,1991年官方統計阿族人有172.8萬(阿族自稱200余萬),為第二大民族,人口占全聯盟17%,而黑山族僅52萬,只占5%,憑什么黑山人可以作為一個共和國與塞爾維亞平起平坐,人口三倍半于黑山的阿族卻不但不能立國,而且作為塞爾維亞一個省在過去享有的那點自治權還要被米洛舍維奇剝奪了?再則,阿族不但人口多,而且居住非常集中。阿族占科索沃省總人口的90%,而黑山人只占黑山共和國人口的62%,塞爾維亞人也只占塞爾維亞共和國人口的65%,包括前聯邦的全部6個共和國在內,沒有一個共和國主體民族能占到阿族在科索沃所占的人口比重(1991年波黑穆斯林占波黑人口43.66%,克羅地亞人占克國人口77.9%,馬其頓人占馬國人口64.6%,斯洛文尼亞號稱民族成份最單一,斯人也占87%),憑什么波斯尼亞在其只占43%的土地上能立國,阿族人在其占90%的土地上卻連自治權也失去了?
再就前南的兩個自治省而論:與科索沃同為塞爾維亞一自治省的伏伊伏丁那塞族人占56%,自治民族匈牙利族人僅占21.7%。阿族人認為,伏省是塞族占多數的地區,匈牙利人少,只有自治權就可以了,而科索沃怎能與之相比?然而實際上,在南斯拉夫聯邦建國初期,雖同稱自治省而科索沃的自治權還不如伏伊伏丁那:伏省政府結構與共和國相仿,有自己的最高法院與最高立法機構人民議會。而科索沃,那時就沒有最高法院,也不設人民議會,僅有一個只執行中央決定而無決策權的“人民議會"。直到70年代初經過長期的抗爭,科索沃才爭取到與伏省類似的自治權,然而后來又被米洛舍維奇取消了,阿族人怎能不氣大呢?
那么,這樣一種塞、阿兩族都不滿意的狀況是如何形成的?這就要從更早的歷史談起。
“科索沃”(Kosovo)是古伊利里亞語“黑鳥之鄉”之意。阿爾巴尼亞人(古代伊利里亞人后裔)用它指現今科索沃自治省所在的整個地區。但塞爾維亞人則認為地理上所稱的科索沃只是今自治省的東部伊巴爾河流域,其西部即白德林河流域以佩奇為中心的地方(下文所稱的東正教中心所在地)他們稱為梅托西亞,這是一個塞語地名。所以在自治省的命名上就能反映各族矛盾:在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膨脹的時代(如前南聯邦蘭科維奇集團主政塞爾維亞時,以及現今的米洛舍維奇治下),這里叫做科索沃——梅托西亞自治省,簡稱科斯梅特(kocmet),而在阿族地位較高時(如70年代)就叫科索沃。這里總面積10887平方公里(與我國天津市屬縣區總面積相當),人口200多萬。它位于白德林河、伊巴爾河、南摩拉瓦河與瓦爾河等河源頭的高原上,地處塞爾維亞最南部,與阿爾巴尼亞、馬其頓與黑山接壤,貝爾格萊德通往馬其頓與希臘薩洛尼卡港的國際鐵路干線縱貫境內,戰略地位重要。科索沃地勢雖高,與阿爾巴尼亞交界一帶更是山巒崎嶇,但內地倒很平坦,是南聯盟土地最肥沃的地區,在整個巴爾干也以沃土著稱,因而農業發達。礦產資源也很豐富,是南聯盟最重要的有色金屬礦產地,其鉛鋅礦是歐洲最大者之列。因而科索沃雖是前南8個聯邦主體中最窮的一個,卻并不僅僅是個包袱,其經濟對南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
如今我國許多文章說,科索沃歷史上是塞爾維亞文明發祥地,是第一個塞爾維亞王朝的中心,甚至具體說是偉大的斯蒂芬·杜尚大帝的故都,這的確是如今塞爾維亞人的說法。然而前南時期并無此種議論,包括那時的塞爾維亞學術界在內。據1972年貝爾格萊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權威教材、塞爾維亞歷史學家伊萬·博日奇等一批教授主編的《南斯拉夫史》之論,作為南遷斯拉夫人一支的塞爾維亞部落是于公元7世紀前期經拜占廷皇帝許可移居今希臘薩洛尼卡地區的,該地因而得名斯爾比加(srbijia,即塞爾維亞serbia的希臘語讀法),這是塞族見載于史之始。然而塞族先民不喜歡該地,于是北返渡過多瑙河,又改向拜占廷皇帝求新居地,最后定居利姆河與皮瓦河之間。后來就在這里發展為雛形國家“受洗禮的塞爾維亞”。該地位于今塞爾維亞、黑山、波黑交界處,與科索沃無關。以后“受洗禮的塞爾維亞”在東部的拉什卡(今科索沃以北的塞爾維亞本部境內)形成新的中心,出現了第一個塞族王朝奈馬尼亞王朝。到1180年,奈馬尼亞利用拜占廷皇帝曼諾言依各一世去世向南擴地,占領了科索沃——梅托希亞,這是塞人入主科省之始。但此后王朝的中心仍在拉斯(即拉什卡)、克魯舍瓦茨等地,而不在科索沃。到14世紀中葉,杜尚大帝把王朝擴大到空前規模——從多瑙河到愛琴海,今阿爾巴尼亞、希臘的大部均包括在內。但據博日奇等前揭書,“新的國家中心在希臘境內,(杜尚)皇帝本人經常坐鎮馬其頓的城市斯科普里與塞爾,統治全境”。塞本部則由其子代管,他駐克魯舍瓦茨等地,也不在科索沃。杜尚死后帝國解體,后繼的塞爾維亞諸王公各據一方,而以克魯舍瓦茨的拉札爾大公為最強,統治科索沃的是拉札爾的女婿蘭科維奇,直到土耳其基人全部滅亡塞爾維亞國家。
可見,科索沃在中世紀并沒有成為塞爾維亞的古都或王朝中心,更談不上“發祥地”,它只是在1180-1389年間納入塞爾維亞諸王公治下而已。但這當然不能否定科索沃在塞爾維亞人歷史與民族感情中的地位。這一地位主要由科索沃戰役與佩奇大主教區奠定的。
1389年東正教歷6月15日,大舉擴張的奧斯曼土耳其軍隊由蘇丹穆拉特親統,與拉札爾大公率領的塞爾維亞諸公聯軍在科索沃原野展開惡戰。戰爭中塞爾維亞貴族米洛什以詐降計入營賬刺死了穆拉特蘇丹,使土耳其人一度發生混亂。然而蘇丹之子很快繼位,并穩住陣腳后發動反擊,大敗塞軍,拉札爾大公被俘后遭殺害,塞爾維亞人從此淪于土耳其人統治下達近500年。科索沃之戰以其慘烈和雙方統帥均陣亡而震撼人心,米洛什舍身刺蘇丹與拉札爾不屈殉難都成為后世塞爾維亞民歌世代傳頌的民族魂,而教會追認拉札爾為“圣徒”更增添了此事的“神圣性”。科索沃之役激勵了后繼者反抗土耳其的長期斗爭,“為科索沃的失敗報仇雪恥”成為塞爾維亞人反穆斯林斗爭中的宿愿,如今也是米洛舍維奇用以號召塞族的資源。
奧斯曼帝國在其統治區實行一定程度的宗教寬容政策,于1557年在科索沃的佩奇恢復了東正教的大總主教區。佩奇大總主教區與此前希臘人主持的奧赫里德大主教區不同,它由塞爾維亞僧侶主持,轄區幾乎囊括了前南聯邦全境,遠及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之一部。在土耳基人統治時期,佩奇大總主教成了塞爾維亞民族精神的象征,出現了政權歸土耳其而教權仍在塞族手中的局面,佩奇通過大批教士,把散居在奧斯曼帝國廣闊地區的塞族人聯合為一個整體,儼然以塞爾維亞人民代表自居,并且促進關于塞爾維亞民族統一的思想,成為“大塞爾維亞主義”的策源地。以后在1683-1699年土奧戰爭期間,佩奇大總主教號召塞族響應奧地利基督教軍隊,在土耳其人卷土重來后又率領不愿臣服土耳其的塞爾維亞人離開故土,一直遷到匈牙利境內。這一源自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大遷移”對塞人民族精神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科索沃之戰與佩奇大總主教區的歷史使科索沃對塞族具有特殊意義,但科索沃同樣也是阿爾巴尼亞民族精神的發源地。比斯拉夫人更早,阿族先民伊利里亞人在公元前就建起了伊利里亞王國,國王根齊耶建都于斯科德拉(今阿爾巴尼亞的斯庫臺),擴地至科索沃,直至1168年為羅馬所吞并。但在奈馬尼亞王朝后,塞族人在科索沃成為主流,如今包括首府普里什蒂納在內的科索沃絕大多數地名均為塞語來源即可見一斑。然而土耳其人統治后,特別是“塞爾維亞人大遷移”之后,阿爾巴尼亞人大量遷入,又成為主要居民。到19世紀后半葉,科索沃成為阿爾巴尼亞近代民族運動與民族主義組織的發源地。1878年科索沃的普里茲倫城成立“阿爾巴尼亞人同盟”,即史稱普里茲倫同盟,是近代阿爾巴尼亞民族覺醒的標志,1899年又成立了佩奇同盟,科索沃進一步成為阿族反土耳其人斗爭的中心。1909-1912年,巴爾干各民族普遍發動推翻奧斯曼土耳其人統治的斗爭,科索沃又是阿爾巴尼亞人大起義的中心。1912年科索沃阿族人首先宣布了阿爾巴尼亞的獨立,并在夏天的起義中控制了包括科索沃與今阿爾巴尼亞共和國、馬其頓在內的全部阿族地區,一直打進斯科普里(馬其頓首都)。土耳其人這時已意識到塞、阿矛盾可資利用,遂承認阿爾巴尼亞起義者在科索沃、斯庫臺、比托拉與亞尼納四個行省的權力。此四行省不僅包括現今的阿爾巴尼亞共和國與科索沃,還包括馬其頓與希借的一部分,堪稱是典型的“大阿爾巴尼亞”了!
而另一方面,這時歐洲基督教國家又想取消穆斯林阿爾巴尼亞國家的存在,由基督教諸國瓜分阿族居住區。而1878年正式獨立的塞爾維亞在其中起著重大作用。國際上正式承認塞爾維亞獨立的1878年柏林會議同時又是歐洲基督教列強在多次戰爭(包括塞爾維亞參加的1877年俄土戰爭)打敗奧斯曼帝國并迫使這個昔日的老大帝國淪為新興的近代歐洲之附庸和半殖民地之后,著手瓜分這個沒落帝國的分贓協議。新生的塞爾維亞受德、奧之壓制沒有得到她想得到的地方——包括科索沃,從此與奧(包括奧屬的克羅地亞人)結怨而進一步靠拢俄國,埋下了日后由奧塞沖突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伏筆。而阿爾巴尼亞人的普茲倫同盟成立的直接目的就是對付柏林會議,并且也成功地阻止了會議對阿族地區的瓜分。自此阿爾巴尼亞人便與總想突破柏林會議框架的塞爾維亞及其盟友門的內哥羅(黑山)等國發生沖突。1880年,普里茲倫同盟以武力阻止了門的內哥羅兼并北阿爾巴尼亞的企圖,但被迫把烏爾齊尼讓給了黑山人。1912年的阿爾巴尼亞人起義并控制四行省后不久,俄國支持下的巴爾干東正教諸國(以塞爾維亞為首,包括黑山、希臘與保加利亞)便發動了第一次巴爾干戰爭。此戰名義是對土耳其,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為瓜分阿爾巴尼亞。戰前締結的塞、保密約規定塞爾維亞經由阿爾巴尼亞獲得出海口,而全部阿族地區則由塞、黑、希、保四國瓜分,當然,其中塞所得份額最大。
第一次巴爾干戰爭以奧斯曼帝國丟掉除首都君士坦丁堡附近以外的全部歐洲屬地而告終,塞爾維亞不僅從此得到了科索沃,從而使塞、阿兩族共同反抗土耳其求解放的斗爭徹底轉為塞、阿的直接對立,而且戰爭中塞爾維亞與黑山軍還占領了今阿爾巴尼亞的大半國土。但消滅阿族國家的目的并未實現:由于奧地利不能容忍塞爾維亞的強大,施加壓力迫使塞軍撤出了阿爾巴尼亞本部,并且于1912年底的倫敦會議上推動列強達成妥協:確認阿爾巴尼亞獨立,但科索沃等地則歸塞爾維亞,從此阿族1/3以上人口與一半以上的居住地區便與本民族國家分離。此后在第二次巴爾干戰爭(1913年)期間塞爾維亞鎮壓了科索沃阿族起義并再次進占阿國本部,導致奧匈帝國發出最后通牒,強令塞軍退出。到了次年,奧、塞矛盾終于點燃了世界大戰!雖說直接的起因是普林西普刺殺奧皇儲的那一槍,但塞、阿沖突無疑也是誘因之一。
不被承認的民族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包括科索沃與塞爾維亞在內的南斯拉夫地區人民帶來了空前絕后的慘劇。椐統計在大戰中只有1100萬人口的南斯拉夫各國就死亡了190萬人,損失比例不僅超過“一戰”中的其余參戰國,而且也超過如今宣傳得很多的南斯拉夫在“二戰”中的犧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南斯拉夫1300萬人口死去了170萬人。這樣慘重的傷亡中有相當大的部分(用前南聯邦時代的說法)是“自相殘殺”,因為對塞爾維亞作戰的奧匈軍隊有相當部分是奧匈帝國境內的斯拉夫諸族(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等),就連后來的南共領袖鐵托當時作為克羅地亞人也曾參加奧軍對塞作戰。這一點在前南時期曾使一些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耿耿于懷,認為怪不得鐵托領導的南聯邦壓制塞爾維亞。而鐵托的這段經歷也成為當時官方禁言的忌諱話題。可見這種“自相殘殺”留下的后遺癥。
這種后遺癥使戰后建立的新國家南斯拉夫內部各民族問題一開始就十分復雜。這個國家是作為戰勝國的塞爾維亞合并了戰敗并解體了的奧匈帝國境內諸斯拉夫民族居住地而形成的,最初叫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后改稱南斯拉夫王國。在兩次大戰期間即王國的整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聯邦制還是中央集權制,新的各族聯合國家還是一個“擴大的塞爾維亞”這樣一種國體之爭。而中央集權和“擴大的塞爾維亞”始終是主流。因此以主人自居的塞族與其他民族關系相當緊張,它不僅導致了亞歷山大國王被刺殺(1934年)等一系列事件,而且為后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克羅地亞與塞爾維亞人間駭人聽聞的種族屠殺制造了土壤。
然而如果說塞、克之間還可以形成民族斗爭的話,阿爾巴尼亞族人在這個國家的處境便更為悲慘。當時的“兩種國體之爭”雙方只是斯拉夫人之間的沖突,對非斯拉夫人雙方是同樣歧視的。以亞歷山大國王為代表的大塞爾維亞集權派認為南斯拉夫只有一個民族即“塞爾維亞-南斯拉夫”,而以拉迪奇為代表的各族聯邦派則認為南有三個民族即塞、克與斯洛文尼亞,——他同樣不承認有阿爾巴尼亞民族存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塞爾維亞大軍與政府曾退守科索沃與阿爾巴尼亞,戰后南王國仍長期占領北部地區,并遲遲不承認阿國獨立。1921年9月列強在巴黎會議上再次確認阿獨立后,到1926年南才與阿劃定邊界。對科索沃阿族,南王國根本不承認其為民族,并實行強制同化,禁用阿文阿語,強迫阿族改名換姓加上塞語后綴,甚至搞種族清洗,把阿族從故土趕走而把土地撥與塞爾維亞或黑山人。據估計,到二戰前,共有50萬阿族人被迫遷移,同時約4萬塞爾維亞人殖民科索沃。這一時期科索沃不要說自治,甚至不能構成一個行政區。在集權派得勢時全國分設33個州,科索沃被一分為四成為普里什蒂納、采蒂涅、查查克、弗拉涅四州的各一部。在聯邦派活躍時全國改設9個巴昂轄區,科索沃被分劃給其中三個:澤塔、瓦爾達爾與莫拉瓦。
這一時期只有共產黨人反對歧視阿族。1928年南共德列斯登“四大”、1940年薩格勒布“五大”都曾發表聲明,要求允許阿族人回到科索沃與其他阿族區。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席卷南斯拉夫,德意入侵并瓜分南王國。意大利宣稱保護阿族,把科索沃與馬其頓、黑山的阿族區合并于成為它的保護國的阿爾巴尼亞,受南壓迫的一部分阿族人以為實現了“大阿爾巴尼亞”之夢,成立了“第二普里茲倫同盟”與墨索里尼合作,造成科索沃人“通敵”問題。到戰爭末期,鐵托領導的南共武裝在解放國土時便遭到這些科索沃人抵抗。南軍的鎮壓從1944年冬延續到1945年春,使新南斯拉夫的這一部分土地長期處于戒嚴狀態。當時對阿族的鎮壓嚴重擴大化。據說僅在馬其頓西部住有十多萬阿族的泰托沃地區就抓了一萬人,其中1200人被殺。其他地區也發生屠殺阿族人事件,甚至一批由科索沃遠至黑山的南軍中阿族后備役人員也在巴爾港被殺。1945年5月塞爾維亞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公開承認在科索沃事件中犯了鎮壓過火的“嚴重錯誤”。鐵托、蘭科維奇與德熱拉斯等領導人都批評了南軍對阿族人的濫殺。據蘭科維奇稱,一次南軍中一位衛兵挑釁,被一阿族戰士殺死。司令員便下令槍殺40名阿族人以報復,阿族戰士反對這“不合理決定”,塞爾維亞人便開槍鎮壓,打死300多人。又稱在另一事件中,130名阿族人被用毒氣毒死。蘭科維奇后來在南共黨內斗爭中被指責為“大塞爾維亞主義”而倒臺。連他也覺得鎮壓阿族過份,可見事情之嚴重了。
當然,科索沃阿族也有共產黨人,這些人在南、阿兩黨關系中處境微妙。從種種跡象看,身為克羅地亞人、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一直十分警惕的鐵托本人曾經考慮過科索沃回歸問題。1946年7月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曾提到:戰時鐵托曾告訴他,“科索沃與其他阿族地區應歸屬阿爾巴尼亞,我們會交還給你的,但不是現在,因為大塞爾維亞反動派不能接受此舉。”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后來的勞動黨)是1941年11月由南共幫助成立的,在戰時一直接受南共指導。但對科索沃的未來,當時兩黨均無明確態度。南共駐阿共中央代表米拉丁·波波維奇曾提議科索沃黨組織受阿共領導,結果被南共中央否決。但另一方面,南共承認阿爾巴尼亞人自治,戰時南共的科索沃支部與游擊隊都不歸塞爾維亞黨、軍組織管,而是直屬南共中央。在阿爾巴尼亞方面,1943年8月阿共曾與阿爾巴尼亞國內的民族主義組織國民陣線簽訂協定支持科索沃合并于阿。當時在阿的南共中央委員泰波堅決反對,迫使阿共取消此協定。1943年底南共中央曾致函阿共中央稱:社會主義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之間不應該有科索沃問題,未來的新南斯拉夫不會對少數民族阿人進行民族壓迫。
鐵托還曾經考慮過用“巴爾干聯邦”的形式一勞永逸地解決巴爾干半島上的民族問題,根據這一設想,科索沃可與共產黨領導的阿爾巴尼亞合并,然后阿、南與保加利亞(或者再加上羅馬尼亞)再合并為一個聯邦制國家。這樣南、阿成了一家,科索沃自然就不是問題,南、保成了一家,也就無所謂馬其頓問題了,如此等等。前共產國際負責人、保加利亞領袖季米特洛夫對這一設想很感興趣,曾與南方進行過具體商議。但斯大林卻認為鐵托想擴大勢力,以“巴聯”與“蘇聯”分庭抗禮,因而不僅制止了這一計劃,而且這事還成了南斯拉夫不久便被國際共運革除教門的最重要動因。
南、阿既成不了一家,地盤問題便難以相讓。早在戰爭期間兩黨在共同對敵的同時就不斷為此發生磨擦。1943年12月31日,阿黨主導下的第一次科索沃臨時人民會議在阿爾巴尼亞北部的布延召開,號召科索沃與阿合并。但南共中央則于1944年3月28日拒絕阿共武裝在科索沃成立指揮機構。不久南共中央代表泰波致信科索沃黨組織稱:南阿之間兄弟般的協議與合作,要根據民族自決權來解決。至于邊界,則取決于南、阿政治形勢的演變,目前不作決定。以后兩黨兩軍跨邊界合作日益擴大。由于南境內阿族受“第二普里茲倫同盟”影響深,南共力量不易發展,因此希望借助阿共,讓阿共派干部到科索沃與馬其頓阿族區工作。1944年9月南民族解放軍總部又請阿共武裝兩個師進入科索沃,阿黨哈奇·列希指揮該部解放迪巴爾,召開民族解放會議。而泰波卻趕來下令阿軍退回,交出迪巴爾,并宣稱南為此不惜動武。結果在激烈爭吵后阿軍撤走。
隨著阿、南各自建國,特別是斯大林“開除”鐵托后南阿關系急劇惡化,科索沃與阿國的聯系再次中斷,而南境內的塞、阿沖突又在新的條件下延續。
聯邦中的恩怨
在鐵托領導下的南聯邦中,塞、阿沖突雖時起時伏,卻并未失去控制。這除了與舊體制有掩蓋民族矛盾之效外,也與南、阿雙方不同于戰前的內部條件有關。
不同于由傳統塞爾維亞王室統治的南斯拉夫王國,戰后南斯拉夫聯邦的領導力量共產黨不僅其意識形態排斥民族主義,其領袖鐵托是克羅地亞人,而且其建國初期的最高領導層包括鐵托、卡德爾(斯洛文尼亞人)、德熱拉斯(黑山人)、蘭科維奇(塞爾維亞人)與巴卡里奇(克羅地亞人)等,內只有蘭科維奇一人是塞族。這樣的領導結構有利于抑制“大塞爾維亞主義”。整個鐵托時代南黨內斗爭中既打擊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也打擊其他民族主義,但總的來講是重在前者,尤其是1966年對蘭科維奇集團“中央集權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打擊十分嚴厲,有效地緩和了民族關系。同時在制度上,鐵托時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強權的(或用塞民族主義者的話說是“壓塞爾維亞”的)安排。例如在歷史上首次承認“講塞爾維亞語的穆斯林”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稱波斯尼亞人),并據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國,首次承認過去所謂“塞爾維亞語的馬其頓方言”為另一語言(馬其頓語),并據此確認馬其頓民族和建立了馬其頓共和國。這樣,就使聯邦中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大為縮小,不僅小于“南斯拉夫王國”中的塞爾維亞(相當于今之塞爾維亞、波黑、馬其頓之總),而且也小于一戰前未有南斯拉夫時的塞爾維亞王國(相當今之塞、馬之總減去伏伊伏丁那)。同時還在塞爾維亞共和國里設了其他共和國所沒有的“自治省”。除去這兩省之后的“塞爾維亞本部”,就已經與柏林會議確定的1878年塞國獨立之初的版圖相仿了。
對此塞民族主義者是極不滿的。他們認為同種同文同語只是不同教的“穆斯林”居然不算塞爾維亞人,同教(東正教)同文(基里爾字母)而語相近的馬其頓人也不算塞爾維亞人,這已夠不象話了;還要在剩下的塞爾維亞中劃出兩個“國中之國”,這不是欺負人嗎?其實平心論來,這種忽而以教、忽而以語劃“族”的做法的確有“雙重標準”之嫌,而“穆斯林”與馬其頓人當初的“族屬自覺”也并沒有強烈到堅決否認自己為塞族的程度。但對鐵托們而言舍此別無選擇,塞族強權在歷史上給他族造成的傷害太大,不如此不足以遏其勢,這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個民族學問題。而這種做法的確也給聯邦帶來了幾十年的相對穩定。但鐵托們始料不及的是:族屬自覺的發展宛如所羅門魔瓶中的巨人,是不可逆轉的。如今塞爾維亞人仍咽不下當初那口氣,很難平等地對待作為另一民族的“穆斯林”或馬其頓人,但穆、馬人的民族自覺如今已空前發達,再不可能認同塞爾維亞了。于是鐵托的神威一旦逝去,聯邦一旦解體,塞族與穆、馬人的關系反而比歷史時期更難相處。如果說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的相互仇殺有歷史傳統的話,像波黑戰爭中表現的塞族與“穆族”間空前瘋狂的仇殺就是史無前例的,這無疑與當年劃分民族時的遠慮不周有關。
話又說回來,對于異種、異文、異語、又異教的阿爾巴尼亞人來說本不存在什么人為劃分的問題,他們在歷史上就受夠塞族強權之欺,如今鄰邊又有一個本民族國家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民族自覺是當然的。聯邦對塞族強權的抑制有助于減輕其受壓感。而阿族的分離傾向在鐵托時代之受抑制,除了鐵托同樣要打擊塞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外,還由于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南阿兩國交惡后,南聯邦的體制總的說來遠比阿爾巴尼亞的霍查斯大林主義體制更有吸引力。鐵托的南斯拉夫不僅比霍查的阿爾巴尼亞更繁榮更富裕,而且也更自由更人道。鐵托時代南斯拉夫雖也黨爭不斷,清除過德熱拉斯、蘭科維奇、尼克希奇、庫采爾等“集團”,但一般不殺人捕人,對失勢者尚能待之以禮。而霍查時代阿爾巴尼亞連接不斷的大清洗則殺人如麻,株連蔓抄,血腥異常,從科齊、佐治、雅科瓦、貝利紹娃、恩德雷烏、巴盧庫、凱萊齊直到謝胡,死于非命者比比。鐵托時代的科索沃雖為南聯邦最貧困地區,比起阿爾巴尼亞來就似天堂。因此那時科索沃人雖也不滿,真想歸屬阿爾巴尼亞的卻幾乎沒有。科索沃與阿國的邊境上那時不乏由阿逃南的避難者,相反的卻很少。
二是與阿民族的內部狀況有關。原來阿爾巴尼亞人歷史上形成了語言、文化有異的南北兩支:南支托斯克人與北支蓋格人,各有自己的方言與書面語。托斯克人是低地農民,宗教上除伊斯蘭教遜尼派外,還有半數屬比克特西教派;蓋格人是傳統山民,幾乎全為遜尼派。科索沃阿族屬蓋格人,起源于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民民族運動,從普里茲倫同盟直到兩次大戰間的阿爾巴尼亞國家,也由蓋格人主導,二戰前阿國的官方語言文字也是以蓋格方言為基礎的。而二戰后掌權的阿國領導層,從霍查以下幾乎全是南方托斯克人,官方語文也改以托斯克方言為基礎,“托斯克人歧視蓋格人”曾數次成為阿國黨內斗爭的起因。阿黨建國初期的蓋格人領導,如屠克·雅科瓦、金·馬庫與拉馬丹·齊塔庫等人都無例外地很早被清洗,從科索沃回阿工作的蓋格人干部更難幸免,阿黨掌權不久發生的轟動國內外的米爾迪塔山民暴動,也與蓋格人反抗有關。所有這一切,都使身為蓋格人的科索沃阿族對二戰后的阿國不像從前那樣認同。南聯邦當局也有意識地利用這一點,南把蓋格語而不是托斯克語定為法定阿族語言,并把科索沃阿族稱為siptari人,即阿爾巴尼亞人傳統自稱shqiperi(斯奇皮黑人,意為山鷹之子)的塞語拼法,而把阿國人稱為Albanci(阿爾巴尼亞人,這是從羅馬時代以來其他民族對阿人的稱呼),以暗示兩者并非一個民族。南的輿論還宣傳在自治社會主義土壤上“斯奇皮里人”已發展出“新的民族意識”。這種說法現在已被斥為搞分化與同化,但當時,科索沃人與阿國人的確較疏遠。
盡管如此,鐵托時代的科索沃問題仍然存在。鐵托的抑塞政策雖然降低了塞族對克羅地亞等族的優勢,但對更弱小的阿族而言這種優勢還綽綽有余。何況縮小塞共和國版圖也不等于削弱塞爾維亞人在聯邦中的特權。例如在軍權方面,塞爾維亞連同歷來依附于塞的黑山人總共占1972年聯邦總人口的42%,但當年南軍軍官卻有69%來自這兩族。相反阿爾巴尼亞族當年占總人口的6.4%,但在軍官中僅占2%。在政權方面,南共聯盟政治學校是全國領導干部的搖籃,在1979年其學員中有71%是塞族與黑山族,僅有0.7%是阿族。在經濟方面,塞爾維亞雖非聯邦經濟最發達的共和國,但卻控制著聯邦經濟命脈與金融。1972年聯邦經濟總量最大的共和國克羅地亞創聯邦總產值的27%,工業生產的30%,創造外匯的36%,但卻僅掌握全聯邦銀行資本的17%,而前三項指標低于克羅地亞的塞爾維亞,卻控制了63%的銀行資本。
因此隸屬塞爾維亞的科索沃阿族受壓是可以理解的。但壓迫的程度則時有不同。在蘭科維奇“大塞爾維亞主義”時代(1966年前),科索沃阿族受壓最甚。當時按塞族叫法稱科斯梅特(科索沃棗梅托西亞)的這一“自治省”明顯地比塞另一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地位低,除沒有伏省所有的自治議會與最高法院外,伏省在聯邦議會民族院可派6名代表,而科斯梅特只可派4名(40年代末分別為20名與15名)。由于歷史上的所謂“通敵”和當時的南阿交惡,阿族被視為不可靠,阿族區的執政者多是塞爾維亞,馬其頓或黑山人,不許有阿族的標志與民族紀念日,教學中不許講阿的歷史、傳統、文學甚至民歌。蘭科維奇還對阿族大搞特務恐怖統治,在他倒臺時,南報刊曾揭露他濫用“黨之劍”即國家安全部門進行“有種族偏見的虐待行為”,在科斯梅特“使用其他地方已普遍取消了20年的殘暴手段”。秘密檔案中受監視的阿族人達12萬名,占人口的12%。1956年蘭科維奇發動“搜查武器”斗爭,用暴力與恐怖手段侵犯公民。當年7月以秘密審判把一批阿族知名人士以“反人民反國家罪”判刑2-12年,后查明全屬冤案,是特工用偽證人、刑訊逼供、假證據、匿名信等違法手段羅織人罪。蘭科維奇還驅逐阿族,1953-1957年間共有19.5萬科索沃與馬其頓的阿族人被趕出農園。到1966年被迫離開南斯拉夫的阿族人達23萬。當時外論評說:在共產黨國家“如此大規模公開安全警察的暴行”是空前的。象蘇聯也只是指責“貝利亞一伙”,而南卻指責了整個安全機構,“這雖是黨爭的手法(蘭科維奇是安全部門首腦),卻也反映了科索沃的實情”。因為據報刊說,象克羅地亞與斯洛文尼亞等地就好得多,那里的安全部門曾有效抵制了“蘭科維奇派的滲透,避免了不光采的清洗”。
1966年蘭科維奇倒臺,科索沃塞族秘密警察解散,鐵托在南共聯盟九大上公開批評塞爾維亞的科索沃政策。阿族便乘機起來要求民族權利。1967-1968年,阿族發動爭取科索沃升為聯邦第七個共和國、脫離塞爾維亞的運動。1968年4月塞爾維亞社盟會議上,科索沃著名反法西斯戰斗英雄穆罕默德·霍查質問:“為什么37萬黑山人有自己的共和國,而120萬阿族人連完整的自治權都沒有?”9月共盟科索沃省委開會,阿族知識分子代表也提出同樣要求,獲得省檢查官里札克·沙拉的支持。會后全省各地爆發大游行,遭聯邦政府鎮壓,許多阿族人被捕、判刑。1969年2月南共聯盟十二中全會拒絕了科索沃離塞升格的要求,認為這會導致普遍要求重劃邊界,引起民族紛爭。但據研究者認為,鐵托本是同意科省升格的,只是因塞爾維亞反對而取消。
升格雖未成,但科索沃自治權擴大了。1969年科斯梅特之名廢除,改依阿語稱科索沃社會主義自治省,同年在普里什蒂納成立阿族大學,建立省最高法院與議會,實現了與伏伊伏丁那同等的自治權、在聯邦各機構與南共聯盟中央機構與伏省有同樣的席位。1974年聯邦憲法更確立了科省聯邦主體的地位。規定阿語與塞克語平等,阿族有權使用民族標幟,包括山鷹旗,增加阿族干部在政治、經濟、文化機構中的職位。同一時期,由于華約入侵捷克使南、阿同感受到威脅,兩國關系改善,科索沃阿族與阿國的文化交流活躍起來。地拉那大學與普里什蒂納大學互換教師、學者互訪、書籍、廣播、電視用阿語激增。1968年南斯拉夫阿族侵用蓋格語文,改用與阿國接軌的托斯克阿爾巴尼亞語,更促進了這一潮流。
這樣就出現了1968-1974年間的民族關系緩和時期。然而科索沃升格實現,阿族的權利平等也尚未落實。在社會經濟方面,科索沃不但依然是聯邦內最不發達的地區,而且在省內的塞族與阿族之間也遠無平等可言。1971年科索沃阿族人口占全省3/4,塞族與黑山人僅共占20.9%。然而全省公務員中阿族與塞、黑卻幾乎同樣多,而且越是上層職務塞、黑族就越占優勢。1971年科索沃白領工人中54%為塞、黑族而阿族僅占40.1%,而重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卻幾乎都是阿族。塞族人比阿族人普遍職務高、報酬高、生活好。另外,南阿交惡時期地處邊界的科索沃很少得到投資,導致科索沃在全聯邦中的經濟落后狀況越來越甚。1947-1978年間社會總產值增長率,科省比全聯邦平均值低一半以上。1947年科索沃人均產值為南平均值的49.3%,1978年卻降至30%以下。1979年科索沃人均年收入795美元,而全南平均為2635美元。由于投資少,就業難,科省失業率一直為全國最高,80年代南出現持續經濟危機后更嚴重。據報刊透露,1981年科索沃的160多萬人口中就有20萬失業者。
因此阿族的抗議并未因1974年憲法的公布而停止,而塞爾維亞人卻以為對阿族的讓步已經太多。于是從這年起,鎮壓力度兩次加大。1974年普里什蒂納大示威后,省內出現大逮捕,1975年2月19位阿族人被判15年苦役,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德馬齊。據南聯邦內政部公布,1974-1981年間安全部門共拘留618名阿族民族主義者,89人被判刑,各縣法庭還判另外503名阿族人有罪,同期發現了13個“非法組織”。
1980年鐵托逝世,南斯拉夫舊體制的積弊在偉人神圣光環消失后暴露出來,而鐵托生前竭力壓抑的“大塞爾維亞主義”也重新抬頭,于是塞、阿關系更加緊張。1981年3月,5萬科索沃人再次示威要求科省升格,這次官方不再像鐵托時代那樣尋求妥協,而是拒絕對話,出動坦克,第一次造成大規模街頭流血。南官方宣布平民9人死亡,350多人受傷,而傳媒宣稱死者達千人。隨后數千人被捕,約2000人被判罪,300人被處1-15年苦役,其中多是學生及知識分子,有的只有16-17歲。而作家盧斯特米與文學雜志主編哈里提被判刑更激起了國內外的強烈抗議。
隨即鐵托時代處于被動防御狀態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開始主動出擊。五月間塞政府在宣布科索沃戒嚴并斷絕與外界聯系的條件下全面清洗科索沃黨政領導層,其罪名在鐵托時代是聞所未聞的:“聯邦主義”,即自以為是聯邦成員而不把塞爾維亞放在眼里。由鐵托時代大批“民族主義”變成如今大反“聯邦主義”,預示著“后鐵托時代”南民族關系中塞族的全面反攻。
在“聯邦主義”罪名下,科索沃共盟省委主席巴卡爾里、南聯邦主席團科索沃代表尼曼尼、科索沃省政府主席奧普西爾,以及5個縣委書記和普里什蒂納大學校長全部被一鍋端,撤職查辦。隨即對阿族知識界展開整肅,科索沃大學被攻擊為“阿民族主義堡壘”,大學招生削減39%,對外學術交流中止。
從此直到1988年,科索沃幾乎年年鬧事,示威、逮捕、撤職、判罪幾乎成為一種程序化的“流水作業”。但這時社會秩序還能大致維持,聯邦對塞還有一定的制約,塞共和國每次清洗科省領導還用的是“組織程序”,至少給人的印象是“阿族在搞運動而塞族在維持現狀”。然而從1988年起,一陣“米洛舍維奇狂飚”把這一切都掃蕩無余。它以一場優勢民族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首先摧毀了地方秩序,繼而搞垮了聯邦大廈,接著引發了全面內戰,遂使麻煩不斷的塞、阿沖突演變為空前的民族浩劫,從而為外界的干預造成了口實。
“米洛舍維奇狂飚”
“誰是米洛舍維奇?”1985年塞爾維亞共盟中央全會會場外許多人問道。在這次塞共和國與兩自治省領導人發生爭論的會上,上升伊始的共盟貝爾格萊德市委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講博得熱烈掌聲,一顆政壇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他在全聯邦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的轉折出現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眾集會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說,掀起了一場全南范圍內塞族、黑山族人聲援科索沃同胞、聲討“聯邦主義”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并且創造了一種動員數萬塞族群眾在各城市、各共和國間進行大串聯、大“進軍”的運動方式。他還用“內情外泄”、發動場外示威的手法在許多高層會議上發動“突然襲擊”——這是米洛舍維奇的恩師塞爾維亞共和國主席團主席斯坦鮑利奇對米氏的評論。就在這次風潮中過于“溫和”的他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眾運動手段一舉推翻,同時倒臺的還有塞共盟中央主席團委員帕夫洛維奇等。此后的一年內,群眾性大示威、大串聯與逼迫罷官之風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領導人由于反對數萬名外地塞族、黑山群眾“進軍”伏省首府舉行“抗議阿族迫害”的示威并批評米洛舍維奇而倒臺,自治省共盟主席團集體辭職,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的伏省成員克魯尼奇也被罷官。緊接著此風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貝爾格萊德,在導致黑山、科索沃等地黨政議會幾套班子全部大換班之后,又把矛頭指向了全南黨政領導層,包括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舒瓦爾、聯邦政府總理馬爾科維奇、聯邦主席團主席德爾諾夫等。在使聯邦黨政機構癱瘓,從塞共和國、自治省直到市、區各級執行鐵托時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領導幾乎全部換成塞族強硬派之后,米洛舍維奇又想對各共和國下手,組織10萬塞族與黑山人發動“向盧布爾雅那進軍”,宣稱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亞人控訴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舉震驚全南,科索沃與斯洛文尼亞分處南聯邦南北兩端,這次橫貫全南的“大進軍”顯然不僅涉及斯洛文尼亞,途經的克羅地亞、波黑等共和國也會受影響。斯洛文尼亞當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制止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維奇狂飚”。而塞爾維亞當局則抗議斯洛文尼亞的措施“破壞人權與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經濟組織與機構和塞人控制的聯邦企業對斯實行經濟封鎖。
與此同時,塞爾維亞當局在米的主持下,公然撕毀1974年聯邦憲法,不與聯邦機構打招呼便廢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權,強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議會,盡管這屆政府和議會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發動的“群眾運動”中新更換的。這樣對待一個聯邦主體,自然引起了同為聯邦成員的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共和國的抗議,引起了馬爾科維奇總理等聯邦領導人的反對。后來斯、克等共和國走向獨立之路,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國“科索沃化”。的確,如果一個共和國能夠單方撕毀聯邦憲法而剝奪另一個聯邦主體的權利,那誰還敢與它聯合?
于是短短兩年內,鐵托等老一代南共領導建立的南期拉夫聯邦土崩瓦解了。客觀地講,導致聯邦瓦解的原因很多,僅就民族主義而論,也是幾乎每個共和國都有,每個共和國都作過有損于聯邦的事。但直接導致聯邦大廈倒塌的,無疑是米洛舍維奇煽起的“大塞爾維亞主義”群眾運動,是米氏對科索沃自治權的剝奪。平心而說,在東歐當時的大氣候下,南聯邦很難避免解體的命運,就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聯邦也未能避免這種命運一樣。但它解體得那么快,那么殘酷血腥,則無疑與“米洛舍維奇狂飚”有關。
至今還有許多人說,西方國家之所以厭惡米洛舍維奇,是因為他是東歐唯一未垮的“前共產黨人”政權的代表團。其實,如果就出身而論,現東歐的許多領導人都是“前共產黨人”。僅就前南地區而論,斯洛文尼亞的庫昌、馬其頓的格利戈羅夫與黑山的久卡諾維奇也同米氏一樣,不僅是“前共產黨人”,而且目前也是作為前共產黨的后繼黨(社會黨)候選人當選的。但如果說到對原來“主義”的背叛者,只不過他們的背叛朝著兩個方向:葉利欽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維奇走向民族主義。而且兩人都是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走向權力峰巔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說,“已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領袖的米洛舍維奇”提出了“復興塞爾維亞國家的思想”。米氏“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治氣氛”,他把鐵托時代“多年來塞爾維亞民族的冷漠變成了高漲的塞爾維亞熱情。”而鐵托傳統的維護者則對他的行為氣憤萬分。1989年2月南《信使報》刊登了1941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蘇·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開信,信中說:“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你濫用了科索沃塞族人與黑山人的悲慘命運,你抓到政權后就實行個人專制統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險地毒害著各族人民的關系,已把國家推到了內戰的邊緣。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別活動的政策,是反鐵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以革命的名義,你下臺吧!”
當然,“米洛舍維奇狂飚”能夠掀起,決不能僅歸之于米氏的個人魅力。鐵托時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維系了40多年的各族團結的同時,也在塞爾維亞人中積淀了強烈的不滿。塞爾維亞民族與俄羅斯人類似,都從東正教神乞討文化中繼承了一種“救世情結”,塞族歷來以南部斯拉夫各族乃至巴爾干所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他們認為:“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國)是塞爾維亞人先打土耳其、后打奧匈,從這兩個大帝國那里解放了各族的結果;“第二南斯拉夫”(南聯邦)同樣是塞族打下的天下,而德國支持烏斯塔沙搞克羅地亞獨立國、意大利支持“大阿爾巴尼亞”,都使其他民族犯下了原罪。然而聯邦卻長期控制在以鐵托為代表的非塞族人手里,使塞族受盡了氣。而80年代以來南每況愈下的經濟危機,又積累了巨大的積怨要發泄,民族主義正是個發泄口。
80-90年代之交的東歐劇變,體現了舊體制的合法性危機,在傳統意識形態失去凝聚力的情況下,為著鞏固權力就需要導找新的合法性資源。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資源只能在兩個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義。在俄羅斯這兩者的代表是葉利欽與日里諾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則是以舒瓦爾、馬爾科維奇為代表的南聯邦末代黨政領導與米洛舍維奇。不同的是:在南聯邦由于舒、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鐵托體制下又有民族積怨,于是日里諾夫斯基沒有成功而米洛舍維奇成功了。
米洛舍維奇宣稱: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爾維亞具有最悠久的國家傳統。而在聯邦中,塞爾維亞長期受壓抑、受欺侮、受剝削,而南共聯盟卻對它持漠不關心的態度;1974年聯邦憲法賦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國的權利,使塞爾維亞成了唯一一個喪失了必要國家特征的共和國,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民族主義從來是柄雙刃劍,米洛舍維奇越是強調塞爾維亞在聯邦中受壓,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們在塞共和國中受壓。米洛舍維奇在1991年初聲稱: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須生活在一個共同國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則認為所有的阿族人也應當這樣。
前面講過,鐵托時代塞阿關系能夠維持的原因在于聯邦政府招待民族平衡政策,面、阿體制的比較有利于南,以及阿國的托斯克人本位與科索沃阿族的蓋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這三者都不復存在:聯邦已經垮了,南、阿兩國都已發生劇變,鐵托與霍查的體制均已不復存在,內戰與長期制裁中的塞爾維亞如今并不比阿爾巴尼亞繁榮,而瘋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爾巴尼亞自由,同時劇變后的阿國也不再是個托斯克人的國家。米洛舍維奇廢除聯邦憲法條款剝奪了科索沃自治,從而恢復并強化了被鐵托廢止的“蘭科維奇體制”,連省名也恢復了那時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蘭科維奇還受聯邦制約,而米洛舍維奇不受任何人制約,而米洛舍維奇不受任何人制約。米洛舍維奇邁出了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棗盡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樣提出了科索沃升格為共和國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們(至少多數人)是真心希望作為共和國生活在聯邦大家庭中,而現在,他們要求升格只是因為:做為共和國就有權退出聯邦(現在的“南聯盟”),這樣,米氏的行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沒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從,要么就會獨立出去,而很難再有“自治”局面了。
米洛舍維奇用“群眾運動”一連搞垮了科索沃的兩屆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聯邦議會前議長科索沃代表庫爾特希,逮捕了科索沃芝盟省委領導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澤伊努拉呼。然而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三人簡直“傳統”得不能再傳統了,他們從來沒有獨立的念頭。米洛舍維奇搞掉他們,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國”,并選舉作家魯戈瓦為總統。“巴爾干的甘地”魯戈瓦堅決主張獨立,但同樣堅決反對用暴力手段來實現它。但“巴爾干的甘地”卻沒有遇到“巴爾干的蒙巴頓”,在長達8年期間魯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維奇對話,卻一直被置之不理,還數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錮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馬齊為首的“科索沃解放軍”便應運而生,他們想用武裝斗爭來逼迫米洛舍維奇成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這時候米氏縱使愿為“蒙巴頓”也難了。
而科索沃的血腥味也越來越濃。1989年2月,塞爾維亞內務部長宣稱在鎮壓示威中22名示威者被打死,2名軍人犧牲,而阿族說死之數百。1990年2月,流血沖突再次發生,官方宣布27名示威者被擊斃,110人受傷,警察傷83人。而阿族宣稱死之千人。以后人們對這類消息逐漸麻木了,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戰爭:1997年11月,“科索沃解放軍”第一次與塞爾維亞內務部隊發生交火。1998年2月,“米洛舍維奇對科索沃游擊隊發動了野蠻的反攻,在這場沖突中,無數平民和兒童也被殺害”(馬勝索:《科索活:是燃的火藥桶》,新華出版社1999年4月)。1999年2月,塞爾維亞正規機械化部隊大舉掃蕩科索沃,西方所稱的“種族清洗”達到高潮。至4月底,據說已有80萬科索沃人被逐驅,數萬人死亡。這時輿論的注意力已轉向北約對南斯拉夫自3月24日開始的野蠻轟炸,一場瘋狂引發了又一場瘋狂!
在傳媒對轟炸的集中報道中,我們已經不可能相信西方的“造謠”。對科索沃那“正在進行時”的事態,我們只能從忠于職守的我國記者那里窺知一斑:記者在科索沃看到成片的阿族村莊被轟平時曾問南方人員為什么?對方坦誠答道:“是南斯拉夫軍隊用炮轟的,清剿‘科索沃解放軍’不可能沒有損失。“阿族武裝分子躲在老百姓房子里,不用炮轟他們死也不出來。”這種對“沒什么戰斗力的幾個恐怖分子”(人民日報國際部《環球時報》1999年4月23日)向居民區進行焦土轟擊的悲劇,為“黑鳥之鄉”的歷史寫下了血的一筆。
俄羅斯在5月7日之前對科索沃危機所持的反北約立場應當說比我國更強硬。為抗議轟炸他們取消了總理訪美,派出了示威艦隊,開行了援助列車,甚至還討論了結成“俄白南聯盟”的事,民間還出現了組織志愿軍赴南的活動。但他們對南斯拉夫事態的討論也十分熱烈,人們在反對北約行徑的同時也不諱言對南科索沃政策的批評。普里馬科夫總理明言:“米洛舍維奇推行的是我不能認同的政策”,但這不能成為北約違反國際法的理由,“因為只有聯合國才能采取武裝行動來打擊某個不尊重聯合國憲章或人權憲章的成員國。”而北約的非法行為“只能使米洛舍維奇的制度更加鞏固。他們甚至做到了米洛舍維奇本人都未能實現的事:制止了米氏的一切政治反對派。”(俄通社一塔斯社巴黎5月2日俄文電)前蘇共中央委員、8·19事變后最早起來抗議葉利欽禁共令的著名在派議員羅伊·麥德維杰夫在強烈譴責北約的文章中也指出:“沒有人會支持種族清洗。但所有人都知道,外來侵略只能使這種清洗變得更加激烈。”俄羅斯也有大量同胞在高加索等地的種族沖突中成為難民,“但沒有人認為炮彈是將失去的家園還給這些人的最佳方式。”

2013-08-23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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