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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親嘴》第二輯 圣經世界觀與憲政主義 之四:清教徒世界觀與憲政主義
《與神親嘴》第二輯 圣經世界觀與憲政主義 之四:清教徒世界觀與憲政主義
王怡     阅读简体中文版

之四:清教徒世界觀與憲政主義
  
  
  基督徒對永恒問題的回答很簡單,國家和永恒沒有對應關系,或者說永恒不在國家當中。這就引導出政教分離的原則。和永恒沒關系,就是和靈魂沒關系,和精神、和思想都沒有關系。國家不能管靈魂,這就導致出古典的自由主義,人有信仰自由、有思想和表達自由,有出版自由。剛才說自由主義者和清教徒有一個相同點,他們都反對“國家與永恒有關系”,都反對地上的千年王國和地上的歷史目的論。但新教改革中也有一種激進的再洗禮派,盼望地上的千禧年王國,后來引發德國宗教戰爭,要爭取地上的“太平天國”。馬丁·路德嚴厲譴責這些再洗禮派的信徒們,但以后的卡爾·馬克思卻對他們推崇備至。因為千禧年對共產主義的地上烏托邦有著直接影響,這是猶太人的彌賽亞主義的一種遺留。直到基督復活升天之前,他門徒中還有人持這種彌賽亞主義的情結,問他說,“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此時嗎”。他們沒看到天國已經在基督里降臨,教會時代就是千禧年時代,無論洪水泛濫,還是物欲橫流,基督都在和圣徒們一道作王。就像20世紀偉大的基督徒作家和思想家C·S·路易斯,他在二戰時寫的《納尼亞傳奇》,外面的納粹已經攻占了半個地球。但路易斯告訴我們,在那個屬靈的國度里面,愛和公義已經獲勝。從此歷史的目的,就是千年如一日,直到將這種獲勝完全展現出來。另一位基督徒作家托爾金的《魔戒》也是這個主題。托爾金這部巨著從二戰一直寫到冷戰。從納粹的猖獗一直寫到共產主義的猖獗。你可能說,這只是一種值得尊敬的理想主義,或者是一種偉大的精神激勵。但對一個基督徒來說,這就是事實。
  猶太人馬克思的思想,本質上是一種無神論版本的彌賽亞主義。所以前面說,共產主義是對清教徒世界觀的全面模仿。但清教徒和二千年的基督教正統信仰,及奧古斯丁、路德和加爾文等人,都反對末世論上對千禧年的錯誤解經。但某種激進的千禧年立場,在二十世紀后半期共產主義退潮之后,又重新在教會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自由主義對千年王國的反對,是站在一個碎片式的世界觀里的反對。他為什么認為國家與永恒無關呢,因為在他看根本就沒有永恒,歷史也根本沒有目的。而基督徒之所以反對,是因為他知道有永恒,他也知道歷史在永恒當中有目的。這就像一個做妻子的,指著一個男人說那不是我的丈夫,那是因為她自己有丈夫。而一個未婚女子說,那個男人不會是我的丈夫,那就說不定呢。就算你現在賭咒發誓,你也不敢說他一定不會是你的丈夫。有很多冤家到了后來,不都成了親家嗎?所以從邏輯上說,如果你不知道真理、你不相信真理,那么任何一種對真理的宣稱,對你來說都可能是真的。你怎么敢肯定它是假的呢?除非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否則你的世界永遠有一個空位,給各種專制主義和政治上的偶像崇拜留下了余地。因為不相信的人,時刻都準備著相信,時刻準備著修正自己的觀點。所以自由主義的意思就是信仰上的未婚狀態,自由主義的全部含義就是反對強奸,但它本身是一種未婚狀態。你永遠都在經受試探,全世界都在對你拋媚眼,令人迷戀于無窮的可能性。就像一個唐璜迷戀于動情和定情之間,結果終其一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婚姻。
  只有當你在信仰中委身于真理,你才知道除他以外都是偶像。就像只有當你在婚姻中委身于一個女人,你才能肯定除她之外,全世界的女人都不是你的妻子。
  清教徒在他的世界圖景中,把政治國家擺在邊緣地位,國家與永恒無關的意思,就是承認宇宙中存在著兩個國度,有一個靈魂的國度,永恒的國度,是高于一切政治國度之上的。這就是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描述的那個基本的宇宙圖景。羅馬是一個地上的千年王國,從來沒有一個帝國像它那樣,雄霸在人類歷史上800年之久。美國到現在也不過兩百年多一點。但羅馬卻在一瞬間就被閃電一樣的野蠻民族吞沒了。說羅馬被攻占之后的整個歐洲,都處在一種世界末日的幻滅和荒涼當中,也不會顯得夸張。奧古斯丁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寫下他的《上帝之城》,他憑借圣經中對屬世和屬靈的不同國度,基督和亞當的不同國度的啟示,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描繪出一個整全的宇宙世界的圖景。但奧古斯丁還是多少受到希臘二元論哲學的影響,所以在他的圖景中,特別凸現了上帝之城與世界之城的對立,這也和羅馬滅亡的末日氣氛有關。但另一方面這兩個國度同時也是重合的,上帝通過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救贖,使永恒進入這個世界,人類歷史和世俗國家的歷史的確不等于永恒,但卻被包含在永恒當中。換句話說,通過耶穌基督,永恒已經向著世界敞開。如果缺了這一層,這個宇宙圖景仍然不夠整全。這是奧古斯丁的一個缺陷。他的永恒觀又被抽得太空,太希臘化,太形而上學。這個缺陷在后來的羅馬天主教那里,變得越來越僵硬。在奧古斯丁那里,是希臘化的世界觀被基督教化;但在13世紀的阿奎那之后,就反過來,是基督教的世界觀被逐步希臘化,也就是被異教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到了新教改革之后,在加爾文那里,圣經中的那個整全的世界觀得到了恢復,并在奧古斯丁的基礎上得到更完整的修補。這種整全的世界觀,從接受加爾文主義神學的清教徒傳統,到20世紀的一些福音派基督徒那里,得到最清晰的表述和捍衛。因為他們在奧古斯丁的兩個國度的對峙之上,加上了對上帝絕對主權的信靠。就像詩篇中說的,“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于耶和華”。這是指上帝的主權涵蓋一切空間。“洪水泛濫時,耶和華坐著為王”,這是指上帝的主權涵蓋一切處境。就算羅馬被毀滅,就算納粹占領了半個地球,就算共產黨的幽靈滿世界亂跑,上帝的指頭依然托起這個世界。上帝所應許的依然不會落空。這就是清教徒和福音派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不僅僅是相信有一個上帝而已。他們還相信這一位上帝對人類歷史有一個永恒的旨意。換句話說,基督徒相信上帝在永恒中決定了歷史的目的,也決定了人與萬物的開端和結局,并有能力“使萬事相互效力”,讓他自己的旨意在世界歷史和每個人的生命中落實。換句話說,在基督徒的世界觀里面,天上地下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因為偶然的意思,就是落在上帝的旨意之外。一條魚可能從你的手中滑落,萬事萬物卻不可能從上帝的手中滑落。
  這被稱為上帝的護理。近代科學和人文思想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對上帝護理的一種世俗化的解釋。如牛頓發現地心引力,看起來對托起這個世界的力量有了一種“科學”的解答,其實他證明的是一件更為根本的事,那就是原來真的有一種力量在托起這個世界,原來在一切的背后真的都有秩序。如果你對這一點很麻木,你的驚訝就全部放在“科學”解釋本身上去了。但你也知道,科學只是規律和秩序的解釋者,而不是它們的創造者。亞當·斯密發現的市場規律也一樣,在規律的背后,他解釋說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使得每個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合在一起導向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最大化。我們對這個說法都很熟悉。如果我問,你相信市場那一只“看不見的手”嗎?我想自由主義者幾乎都會回答,我相信。但我問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嗎,至少你們可能就會回答NO了。可那只手到底是誰的手啊,難道是亞當·斯密的手嗎。
  上帝托起這個世界,是為了他的永恒的計劃。首先是神的創造,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將他的形象,也就是神的愛和公義,以及他的圣潔、榮耀和智慧,賜給人。然后神容許了人的墮落。然后頒布律法使人知罪。這很有意思,為什么上帝要容許人的墮落,以及頒布律法。你說亞當夏娃為什么吃那個果子,不是神故意下套嗎,你知道亞當一定會忍不住的。那為什么要有行為之約呢,因為上帝如果不頒下約法,人就死不認帳。如果沒有律法,人就沒有罪,沒有法就無所謂犯法。但為什么上帝要立法呢,上帝立法跟我們立法不一樣。上帝立法不是讓人去遵守的,因為神知道人一定守不住,那個標準太高了。他立法的目的是叫你認帳,叫你知罪,叫你承認自己做不到。如果亞當沒有那個吃果子的禁令,上帝對他說,亞當,你將來一定會背叛我。亞當一定不服氣,一定賭咒發誓說我絕對不會。你想你會承認嗎? 我想我是不會的。因為我也做過律師,律師的意思,就是哪怕你鐵證如山,我也死不認帳,對不對?你看亞當犯罪之后,他對上帝提出了兩個抗辯理由,第一他說,是那個女人叫我吃的。第二他說,那個女人是你給我的。你看,亞當不但是人類的祖先,還是在座各位的同行,亞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辯護律師啊。我常常覺得學法律的,最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因為律師有罪啊,我們做律師的不承認自己是罪人,天下哪里還有罪人呢,天下就只剩下檢察官和法官才是罪人了。所以就算你是人權律師,也千萬不要在道德上把自己看得太高,一看得高就入魔了。
  然后上帝立法的目的,也不是為著懲罚,而是為了救贖。上帝在基督里為那些承認自己守不住律法的人受苦。因為罪一定要付出代價,才有公義。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以耶穌基督為無辜的羔羊,去替世人贖罪。基督被稱為上帝的獨生子,他是神,卻“道成肉身”,成為和我們一樣的人。他出生的目的就是去死。這就是替罪羊的意思。在我們的法律里,“替罪羊”一定意味著冤案,而在上帝的計劃里,“替罪羊”的意思就是福音,就是愛。《約翰福音》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上帝的計劃,結果是要利用一樁冤案去拯救罪人,他自己就是冤大頭。
  接下來的歷史,就是救恩的落實。人若相信十字架上的救贖,耶穌基督就甘心作你的冤大頭。人憑著信心就重生,就活在屬靈的國度里,天國就在人心當中開始擴展。上帝的國度就在大地上與地上的國度重合,救贖的歷史就在世界的歷史當中展開。直到末日,進入這個世界的盡頭。上帝也要在末日審判一切死不認帳的人,這對我們學法律的來說又是一種鼓舞,上帝也是我們的同行,上帝才是真正的法學家,真正的立法者,真正的宇宙中的最高大法官。圣經《以賽亞書》中說的一句話,“耶和華是給我們律法的,耶和華是我們的審判者,耶和華是我們的王”。你看地上是三權分立的,但宇宙是三權合一的。因為第一,如果有真理,真理不能自相矛盾。所以上帝一定是至高全能的,是獨一的上帝,是三權合一的。第二,雖然有真理,但沒有一個單獨的人或機構可以在地上代表真理,所以地上必須分權。因為“全能”是神的屬性,體育比賽有“十項全能”,那不是真正的全能。全權主義的政治就是冒充神。你不承認三權分立,就是把國家當偶像,就是國家崇拜。《圣經》中極其嚴厲地咒詛這種行為。
  那什么是世界的盡頭呢,世界的盡頭原來就是一場終審判決。但審判不是為了審判,審判是為了救贖,懲戒不是為了懲戒,懲戒是為了賞賜。這是上帝的宇宙性的審判,與一切人間審判最大的不同。上帝的律法與恩典有關。我們的律法呢,我們長期以來,把法律理解為一種冷冰冰的的東西,把法律理解為恩典和慈愛的反義詞,把審判理解為赦免的反義詞。如果你來了解上帝的審判在基督徒世界觀中的意義,你會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法律。
  這個圖景當然是一個神本主義的圖景,有神論的圖景。因為上帝的實在性,因為上帝大而可畏的主權。所以在這個圖景中靈魂和身體都是真實的,人的概念在上帝面前是完整的,物理世界與邏輯世界也是一致的,永恒和時間也是有關系的。在這樣一個世界觀中,政治國家最多就是個弼馬瘟,沒有太高的位置。國家是什么意思呢,借用莊子的比喻,國家就是兩條魚上了岸,然后“相濡以沫”。莊子說,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道家到最后就舍棄了政治學。而政治學是什么呢,政治學就是“相濡以沫”這四個字。但是歷史和人的生命,在基督徒的這個世界觀里,你會看見又有遠遠超過“相濡以沫”以上的意義。
  對基督徒來說,這一世界觀的存在,才是國家權力為什么必須被約束的前提。而不僅是一種技術主義的憲政觀,因為權力要腐敗,所以要限制。憲政主義不是單單認為政府必須被約束,換言之憲政主義不等于民主主義。那些齊心合力修筑巴別塔的民眾,難道就不需要被約束嗎。基督徒看憲政的實質,乃是人的意志和人的理性,必須在一個政治共同體和道德共同體當中被約束。在一個整全的世界場景中去看憲政,憲政的意思就是人類的政治和強權,包括立法者,包括政治學意義上的“人民”,都必須被那個普遍的、超驗的價值所約束。所以基督徒認為,人民不是主權者,政府也不是主權者,世上的政權都是殘缺的,憲政就是一種殘缺的主權政治。臺灣學者張顥以前提出一個概念,叫“幽黯意識”。他的幽黯意識和基督教的原罪有關,這一意識傾向于認為人性是惡的。人性深處的幽黯,不可能通過政治去化解,更不可能在政治中行出完美的公義,哪怕是民主政治。所以政治就必須以承認人心深處的幽黯為前提。所以政治就一定是殘缺的。然后你想,一個不可能行出完美公義的國家,它又有什么資格要求一個完美的主權呢?因為人間的正義是殘缺的,人間的主權也必須是殘缺的。
  所以人也不能把他的生命理想寄托在任何一種政治或國家哲學之上,哪怕是自由主義的或憲政主義的政治哲學。否則如《圣經》上說,一定“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基督徒認為唯有上帝和他所啟示的道,才是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以及宇宙的真正的主權者。
  如果引入基督徒的末世觀,基督徒把基督誕生、在十字架上受死、復活以后,直到基督再來,施行審判,終結地上的歷史之前,都稱為“末世”。在基督徒眼里,這個被罪所詛咒的大地上是永遠不可能有盛世的。其實這也是自由主義的看法,自由主義認為世上只有“最不壞的制度”,沒有最好的制度。但自由主義者往往把那個“最不壞的制度”又看得太沾沾自喜了。圣經《申命記》中說,“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一句話,就把各種制度決定論、制度進步論和制度崇拜的幻影擊碎了。你可以改革制度,比如我們承認憲政民主是地球上最不壞的制度。但任何制度下都一定有罪惡,一定有不公義。所以這節經文的下半句是,“我吩咐你說,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松開手”。在任何制度下,愛和寬恕都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共產黨說現在是盛世,但是對不起,GDP再高也不是盛世。這樣你就看到兩種世界觀的對立了,就是一個靈魂的國度,一個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對立。如果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是一個拒絕靈魂的世界觀,是一種人定勝天的終末論。那么基督徒非要說這是“末世”的話,你就等于在統治的合法性上給了無神論政府一個耳光。所以在官方的“三自愛國教會”中,你幾乎聽不到牧師們宣講末世論。因為讓隔壁的宗教局聽見就太刺耳了。
  基督徒認為國家之上有普遍的價值,這些普遍的價值形成自然法,自然法來自上帝的啟示,就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律法。從古典的自然法學家到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們,他們把上帝的位格淡化了,然后認為這些價值叫做“天賦人權”,叫做“不言而喻”的。到今天又有一些更經驗主義的政治哲學,他們繼續把這個非位格的“天”也去掉了。但最終,他是一定要承認有普遍價值,而且這個價值高于國家,先于國家。高于國家的意思就是說,人類歷史一定有高于國家的意義。如果連這個都不承認,那就沒有法律,也沒有憲政了。法律就變成“統治階級的意志”了。那不叫法律,那只是強盜邏輯。換句話說,法律的意思,就是不承認國家的強盜邏輯。
  這就是政治學上稱為統治合法性的問題。如果你到梁山去,李逵跳出來拿一把刀,說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過此路,留下買路錢。然后說,我是梁山地方稅務局的局長。那么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到底把刀架在你脖子上問你要錢的那種權力,跟國家稅收的那種權力,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李逵要錢,和宋徽宗收稅,這個合法性的背景和差異到底是如何建立和被區別的呢。也就是說,在你所理解的那個世界里,你一定要在“成王敗寇”之上,劃出一個清晰的界限。這就是一個法律人最基本的信仰。當老子在一邊冷言冷語的說,“竊鉤者死,竊國者諸侯”。你可以有底氣說,我所相信的是值得我相信的,我能分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國家權力,什么是犯罪。我能肯定我服務的對象是法律,而不是強盜。如果你有這個信念,你可以把你的職業放在一個整全的世界圖景當中,去獲得一種正當性。那么律師對你就是一份神圣的職業,而且和你的生命血肉相連。如果你沒有辦法把你的職業放回一個完整的價值世界當中去認識,那么對不起,律師就是這個世界上最無恥的一種職業。你也不可以說,我做一個案子就像人家做一根板凳。你心里很清楚,做案子和做板凳是不一樣的,就像李逵和宋徽宗那么不一樣。
  在清教徒的世界觀里面,是非常看重政治的。基督教甚至比一切的宗教都更看重政治,他的政治哲學是一切宗教里面最發達、最成熟的。為什么呢,因為基督教不是一種“私有化”的信仰,也不是一種精神家園式的信仰。基督教是一種完整的世界觀,上帝是宇宙的主權者,是萬物的立法者和大法官。它要處理那個“相濡以沫”的問題,處理永恒國度與地上國度的關系問題。但是基督徒的看重政治,卻是把政治在整個宇宙世界的圖景當中,擺在非常低的位置。在這樣一個圖景中去看限制政府權力,限權首先不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世界觀問題。如果以基督徒在他的世界圖景中給政治的這個位置為坐標,比這個位置更高的,就是專制。比這個更低的,就相忘于江湖了。可是你忘得了江湖,江湖不會忘記你啊。我就想起臺灣的漫畫家蔡志忠先生,曾經到成都見到老詩人流沙河先生。他們都寫過莊子。蔡志忠就問,為什么大陸知識分子都這么愛談論政治呢,臺灣的知識分子就沒這么愛談政治。沙河先生就講了一個莊子的故事,叫適足忘履。如果你穿的鞋子很合腳,很舒服,你一天在外根本就想不起來自己穿了鞋子。如果你的鞋子里有一粒沙子,那就每時每刻你都知道自己腳上有一雙鞋子,鞋子里有一粒沙子。
  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回到剛才談到的“國度”概念,清教徒的世界觀是一個國度化的世界觀,所謂國度,就是用一個屬靈的眼界去看萬事萬物,然后看到了真正的主權所及。眼睛看得見的叫國家,眼睛看不見的叫國度。宇宙萬物,都在兩個國度里面,一個是亞當的國度,一個是基督的國度。有一位神學家說得好,在上帝眼里其實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亞當,一個是基督。全人類都懸掛在他們的腰間。有人以為基督信仰是一種個人主義精神,這是被世俗化的學術所誤導的看法。基督教的人觀,第一是整全的人觀,就是身體靈魂同在一元的位格中。第二是群體的人觀,地球上只有一個人類,而不是有60億種人類。沒有任何宗教像基督教這樣,能夠賦予人類一個完整的共同感。不錯,在上帝眼里,每一個單獨的人都是那么的獨特。但在上帝眼里,所有人又都是同一個人。所以在圣經中,上帝稱呼雅各為以色列,也稱呼以色列民族為雅各。
  這就是一個國度化的宇宙世界。一切犯罪的,都在亞當里不能自拔。一切基督的門徒都在基督里,成為他的身體。亞當的國度,就是被罪的權勢所束縛的國度,所以也就是撒旦的國度。人類的歷史,就是這兩個國度的爭戰。這個爭戰因為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們死,又為我們活。圣經清楚的告訴我們已經“得勝有余”了。已經把救拔了罪人,把他們從撒旦的國度遷到基督的國度里去了。但這個屬靈國度中的勝利,要落實在我們的個人生命和歷史處境當中,是需要每一個人以信心去回應,去領受,去經歷的。所以對每個人而言,對世界的歷史而言,這個爭戰仍然在繼續當中。于是基督徒看十字架之后人類歷史的意義,就是心靈與處境的對峙。
  這時你看,基督徒對自由的理解就與自由主義者完全不一樣了。自由主義說你必須給我劃定一個個人權利的范圍,就像孫悟空給唐僧畫一個圈。里面的內容就叫做自由,“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進來要先敲門。這叫做消極的自由。但保羅談自由,是在一個靈魂的國度當中去看人的自由。首先他說,我們有犯罪的自由,卻沒有不犯罪的自由。他說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但是保羅嘆息自己沒有這樣的自由。我說明天早上起來戒煙,后天開始我不睡懶覺了,我要早上6點起來下去跑步,大后天開始任何人罵我,我都不記恨他。我要對每一個人微笑。結果第二天起來呢,你第一個就沖著老婆大吼大叫。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人的“自由意志”有能力讓我們自由地犯罪,卻沒有能力讓我們自由地不犯罪。所以路德說,人因為原罪而喪失了自由意志,我們的意志從此被罪所捆綁,想犯罪時我們的意志特別強大,想不犯罪時我們的意志就軟弱無比。
  然后保羅說,我的心里真是苦啊,“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保羅看到,這才是我們生命里頭最根本的一種處境。而這個處境和制度沒有關系。我知道有人被稱為“民主斗士”,但在家里他一樣打老婆。這筆帳你總不能算到共產黨頭上去吧。如果你的靈魂不自由,你的心中有罪孽、苦毒和怨恨,任何制度的轉型也不能給你自由。仿照伯林的說法,想不做的惡,你避免不了,這叫做“消極的不自由”。想做到的善,你做不出來。這叫做“積極的不自由”。因為我們的心靈,無法勝過處境。你自以為自由,其實你的一舉一動跟實驗室里的小白鼠沒什么差別。人家一對你好,你就笑。一對你不好,你就生氣。你什么時候生氣,什么時候笑,就跟條件反射式的,是由處境決定的,是由別人決定的。不是由你的心靈決定的。基督徒把這個叫做不自由。所以他的信仰,就是在耶穌基督里保守他的心,在基督里勝過這個世界,從此不再被處境所決定。基督徒把這個叫做“分別為圣”。分別為圣就是自由。
  接著第四點,就是人在世界中的使命。基督教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呼召(calling)。什么是呼召呢,圣經描寫上帝創造萬物時,說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這個“稱”就是呼召,也是命名。原來萬物都是上帝“呼召”出來的。你可以想到一個成語,叫“呼風喚雨”。人也是上帝“呼”出來的,是“呼召”出來的,不是“忽悠”出來的。上帝吹氣給塵土所造的人,使人成為活人,成為有靈魂的人。所以創造和命名其實是一回事,創造和呼召也是一回事,創造就是為了呼召。所以人的被造,跟人在萬物中的使命直接相關。什么使命呢,就是《創世記》所說的“修理看守”的使命。上帝創造亞當和夏娃之后,“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人是被造物中最高的,神造萬物的目的,是為了把萬物托付給人,治理、管理。這是基督徒世界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托管的原則。基督徒不但不承認政治國家有完整的主權,也不承認人間有完整的所有權。所以你學法律就知道,只有法國、德國這樣驕傲的國家,才設計出“所有權”的概念。英美普通法里面,只有“財產權(property)”,沒有“所有權”這種狂妄的概念。因為普通法是基督徒的法律傳統。在他們眼里,我們不是萬物的所有權人,但我們是萬物的托管者。所以人被創造,就是從上帝那里領有使命,要愛惜這個地球,要治理這個世界。這叫作“管家神學”。人犯罪后,把這個使命搞砸了。但地球存在一天,這個使命就依然存在。救贖的目的不是取消這個使命,而是回到這個使命,在基督里成全這個使命。所以基督信仰是積極入世的信仰,而不是避世的宗教。避世是殘缺的世界觀的產物。
  每個基督徒都是在呼召之下積極入世的。但天主教時代,把神俗之間過分對立起來,你做神職人員,就是領受呼召的,你如果賣豬肉,好像就說不上神圣了。新教改革澄清了這種二元論的世界觀,認為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在世俗生活中把那個屬靈國度中的榮耀彰顯出來。這樣就形成了清教徒的天職觀。前面說到韋伯,他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精神,與清教徒(加爾文主義)視自己從事的工作為圣職的觀念密不可分。這就是近代“職業”觀的產生。“職業”這個詞最早就是呼召的意思。而當我們今天說這個詞,已完全是另外的味道了。比如你說,我做律師只不過把它當作一份職業,你想說的是我做這個不過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而已。我并沒有在這上面寄存我太多的生命的理想和價值。或者用中國文化的概念說,只是“安身”而已,而不是“立命”。但放在兩三百年前,一個清教徒說這是我的職業。他的意思是指向“立命”的,不是指向“安身”的。當你說這是你的職業,說明你是一個懷著很強使命感的人,哪怕你只是一個掃煙囪的,但用《圣經》的話說,就是“或吃或喝,都是為了神的榮耀”。
  不過韋伯是從社會學和宗教學的角度去評價這一切,而不是把清教徒的天職觀放回基督教的那個整全的世界觀中去觀察。他點出了重要的問題,但無法完整的闡釋這一切。因為韋伯一生對基督教大公信仰困惑重重,尤其對加爾文主義所理解的那一位上帝,始終懷著怨恨和距離。而在當時,一個價值多元的世界已經轟轟烈烈的向著新世紀敞開了。于是面對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韋伯開始把價值和事實分開,認為知識和學術可以離開價值立場,而且必須離開價值立場,卻仍然具有客觀性。這是對基督教世界觀的一種背叛,也是對奧古斯丁說“除非相信,否則不能理解”的知識論傳統的一種背叛。但韋伯由此開創了近代學術的傳統。他的兩篇演講“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就是在離棄上帝“呼召”的背景下,對清教徒職業觀的一種繼承。今天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對思想學術的某種準信仰的立場,就是從韋伯這里來的。當然還有一部分是士大夫精神的遺留。
  18世紀英國福音大復興的時期,有一位著名的牧師叫衛斯理。他有一句名言,概括了清教徒商人的職業精神。就是“拼命的賺錢,拼命的省錢,拼命的捐錢”。直到20世紀,你在英美的一大批企業家身上,還能看到這個影子。第一個億萬富翁摩根回答記者時說,我的成功得益于媽媽從小告訴我的三句話,第一是凡事謝恩,第二是有了錢就捐出去。第三是每周星期天早點去教會,坐第一排。韋伯在他的書中,也論證了這種清教徒精神是怎么讓資本主義變得如饑似渴的。但今天,很多人有一種過于實證主義、過于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市場也好,民主也好,都是追逐利益的沖動在妥協下的產物。好像你只要足夠愛錢,就能愛出一個資本主義來。甚至有人說,要“騙出一個體制”來。但是清教徒的歷史,英美兩國的歷史也許可以讓你看到相反的另一面。就是你足夠愛上帝,愛真理,愛公義,你就能愛出一個憲政民主來。
  這是我簡單談的基督徒的世界觀,它的核心就是上帝的主權。它的兩個關鍵詞一是審判,二是救贖。這個完整的世界觀在清教徒時代被表述得最完整。但我說得并不完整。我歸納一下上面的四點。第一,宇宙世界的本質是一場屬靈的爭戰,靈魂世界決定物理世界,上帝之城高于地上之城。第二,歷史是上帝永恒計劃展開的舞臺,上帝不但創造,而且護理著這個世界。這個永恒的計劃就是人的被造,人的墮落,和人的被救贖。救贖的歷史決定世界的歷史。第三,宇宙是一個國度化的宇宙。只有亞當和基督兩個國度,只有毀滅和救贖兩個結果。宇宙沒有第三條道路。第四,人活著就是為了領受上帝創造、拯救和呼召的使命,去托管宇宙,看顧萬物,和彼此相愛。
  最后一點,是末日論和最后審判,是基督教世界觀下對審判權的理解,這和憲政民主學說有更密切的關系。這一點我單獨談,也就是今天的最后第5個部分。

2013-08-23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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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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