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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親嘴》第三輯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與神親嘴》第三輯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王怡     阅读简体中文版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無論是三自的頭面人物,還是獨立教派的殉道士,他們都處在一個比他們個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劇當中。那就是基督教會在中國的荒涼。盡管基要派信徒們以他們的血,為信仰作了美好的見證,也將上帝對這個族群的詛咒,最終轉為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會在共產黨手下的真正悲劇,是在一個把人舉得比巴別塔更高的時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時轄制了現代派和基要派。對現代派來說,就是徹底轉向對國家和民族的膜拜。吳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訓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話,解釋三自的信仰。他說,“我的信仰不是一個圓,只有一個圓點。我的信仰是一個橢圓,有兩個圓點,就是基督和國家”。這段話相信也是吳耀宗及至今為止多數三自領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稱其為“不信派”,確實沒有冤枉他們。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會反對這種心懷二意,將福音與世界折衷妥協的“一個橢圓”。但對吳耀宗來說,王明道的敬虔主義和倪柝聲的屬靈主義的信仰也無法說服他。國家、時代和民族的訴求,對基要派有一種反面的轄制,就是迫使他們成為“分離主義者”,從這個撒旦的世界離開,把信仰與世界的界限劃得干干凈凈,一心傳福音,等候基督再來。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會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會,不管西方教會是不是帝國主義,都早已把界限劃得干干凈凈的。在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國教會就開始了一個與兩千年普世教會的傳承相割裂的傾向。幾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地陷在這種傾向當中。基要派信仰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時代越黑暗的時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穩。但缺陷是時代越不黑暗的時候,就越無法完整地去回應一個時代,不能根據圣經整全性地處理福音與社會、福音與文化、以及福音與政治的關系。當共產黨進了村,一個基督徒要怎么去理解他眼前的這個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棄信仰,但基要派也無力回答這個問題。正是這一缺陷,使大多數基督徒在“三自運動”中,面對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誘惑,難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連王明道的兒子,也對信仰產生懷疑,成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實質就是自閉。然而從現代派到基要派,其實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大公性,自閉在普世教會和教會史的傳承之外。可見在文化上,“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確構成了那個時代最顯赫的世界觀。面對這個世界觀,無論是抗拒還是妥協,教會的信仰都無法提供一個完整的回應。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從傳統的基要派中脫離出來的年代。福音派一樣堅決持守基要信仰,反對現代派。但他們也不滿于基要派將這個世界拱手相讓的分離主義立場。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持守新教的歸正傳統,強調基督徒“在世而不屬世”的社會參與,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關系中,看見一個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個心持二意的橢圓,也不是一個單一的圓,而是一系列圍繞一個圓點的同心圓。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種完整的世界觀去回應時代,促使教會發揮出整體性的見證,成為社會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義力量。
  但在五零年代的中國基督教中,還看不見這樣的信仰傳承。現代派和基要派同受時代的影響,都將基督信仰理解為一種個人主義的,與文化無關的、甚至是一種“私有化”的信仰。不過面對共產主義的兇惡時,基要派信仰仍舊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基督信仰。現代派主動賣主,基要派退而防守,轉入地下。苦難,使中國成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為家庭教會復興的種子。
  
  到了1958年底,中國基督徒的總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參加聚會的多為年老信徒。“三自會”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可悲的尾聲。中國教會史專家趙天恩博士評論說,到1954,“中共透過三自會控制了全國絕大多數教會”。再到1958年,“中共透過三自會徹底摧毀了有組織的中國教會”。許多西方的教會史學者都在這里停下,寫出相似的句子,“從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國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門徒們在那里苦苦等候教會復興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來,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對國家的偶像崇拜。從1950年到1958年,中國基督徒在共產黨的獨裁之下,曾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國家的暴力。在他們中間既有可恥的失敗,也有靈魂的得勝。他們中間無數的圣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會階層的精英一樣,曾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義,構成了中國當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們的苦難,也成為中國的苦難的一部分。乃至他們的信仰,也因此成為中國本土精神的一部分。
  中國基督教在極權主義下的這段歷史,叫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也從中看見兩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敗壞。“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堅忍。從堅忍中看見上帝的恩典。無論有多少人跌倒,總有人靠著這恩典,勝過了這個世界。或者說,我在1957年的片斷中,看見人的兩種無限性。一是人的墮落的無限性,一只狗不會墮落得比豬還不如,但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的地步,卻還有墮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無限性。就算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的地步,但如保羅說,“罪在哪里顯多,恩典就在那里顯多”。
  謹以此文,獻給反右運動50周年和馬禮遜來華200周年。


     2007-5-8寫于成都,為殉難的信徒感謝神,為教會的罪哀哭,為神的拆毀與建造獻上贊美。


主要參考書籍: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灣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國基督徒史》(全譯本),臺灣光啟文化2005年。
蘇文峰,《中國教會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亞,《活祭——袁相忱傳》

2013-08-23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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