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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親嘴》第六輯 與神親嘴:今日中國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學術的基督化
《與神親嘴》第六輯 與神親嘴:今日中國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學術的基督化
王怡     阅读简体中文版

學術的基督化
  
  
  今天,基督徒知識分子(我提前講第三個問題,因為和這里有關)面臨一個困境。我們在今天可能承担著一個時代性的使命。我自己在禱告中不斷接近這樣的異象,就是說上帝的話語、基督的福音要在這一片土地上,在每一個公開的角落,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領域,比如在我們的文化上、政治上、公眾輿論和道德生活當中,在我們的學術上、學院里,在每一個人文、藝術的創造里,都要高高地張揚起基督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去更新千百年來那樣一種背棄神的文化。這就有一個中國的福音化,將從邊緣化走向公開化,甚走向文化的中心地帶的過程。亞峰目前的家庭教會多有江湖的痕跡和味道。江湖第一是邊緣化的,這固然是制度的捆綁帶來的。但如前述,在這樣的捆綁下,基督徒也可能把邊緣化和地下狀態當作十字架,而不是把突破地下狀態當作十字架。到目前為止,基督信仰在中國整個主流文化或和社會生活當中,仍然處在邊緣化的江湖位置。所謂江湖,就是一個沒有發展起來的公共生活空間。發展起來了就不叫江湖了,就成了市民社會,成了民間的一部分。新教來華二百年,我們實事求是地說,教會仍處在江湖狀態,而不處在公共社會中的狀態。
  因此一個知識分子成為基督徒后,會有一種特別的試探。因為知識分子都要開口說話。你一開口,你的喉嚨就成了“敞開的墳墓”。如雅各書所說,你就在舌頭上不斷堆積著你的罪。一個在不特定公眾中享有一定話語權的知識分子,要將自己的筆、自己的舌頭或其它表達工具分別為圣,你就必然在一個廣義上的政治領域和公共領域中,和政府體制和公眾生活構成沖突。知識分子的公共身份,會促使教會的“江湖”狀態的結束,這是上帝要在21世紀的中國成全他的旨意,復興他自己的名的一個信息。地下狀態招致了政府對教會不斷的殘酷逼迫,但地下狀態也的確回避了教會與政府、以及福音與文化在公共空間中的重大沖突。或者使這樣的沖突被推遲了。當江湖狀態一旦在城市當中被打破,基督徒就要開始背起另一個十字架。在這個過程里,城市教會和它們中間的大批知識分子、商人和其他階層的專業人士,要看到上帝對自己的托付,有勇氣担當起前二十年受逼迫的鄉村教會為主的名所担當的職分。
  教會是作為圣言的托付者的耶穌基督的身體,是神在末世為他所揀選的一個團契。一個基督徒知識分子是作為教會的肢體,可能是一個作家,可能是畫家、編輯、記者或律師,可能是研究政治、法律、歷史、文學的,他在公共領域的存在和在專業上的一般呼召,都是在這個時代作打破中國家庭教會地下狀態的事工,作神的大復興的福音預工。今天的基督徒知識分子面臨一個文化使命,就是從“基督的學術化”到“學術的基督化”,這是“文化基督化”的一部分。我們處在一個外邦人的知識環境中,生命的成長要求我們“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做褻慢人的座位”。這里面有很多艱難。上午吳兄弟講過,比如職場上你要不要做假帳?為香煙公司做廣告?每個基督徒在他的專業中都會面臨類似的處境。而知識分子面臨的是更具有公共性的,因為他們是以廣義上的言論來對受眾施加影響。辦公室里可能只是一對一的生意,你選擇與世界合作,對他人可能沒有太大影響。但一個知識分子成為基督徒后,他與這個世界相互茍且的言論,如果是坐褻慢人的位子,他的罪所波及的就不是他一個人了,這個罪在社會的效果上看是特別大的。就是在整個公共空間,在神面前對他所有的受眾都犯下罪了。是神的器皿還是撒旦的器皿?從某個角度講,一個越大的器皿,因為你影響的人是眾多的。而且你影響的不是人的吃穿飲食,你影響的是人的靈魂與精神。所以誰的話多,誰的罪就大。我成為基督徒,對自己以前的言論惶恐得不得了,你的每句話都大大的跌倒過人,大大的得罪過神。若不是上帝施恩憐憫,實在應當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我稱這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困境,為公共知識的“合法性”問題。比如來審視經過這一百年的思想啟蒙,所謂人文主義、自由主義的觀念。今天我們用基督信仰去審視,都會有極大的偏差,比如我們片面地講政教的分離、我們片面地講人的自由,講人與人之間的多元和包容,也片面地去理解愛與公義,片面地理解信仰自由,就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都自由。其實知識也有一個合法性的問題,一個社會的知識氛圍營造了一種強大的屬于這世界的合法性。教會的地下狀態,老實說避免了與這種知識合法性的直接沖突。教會里的人說什么,主流社會根本聽不見,也不在乎。就是所謂文化基督徒,也不大會去讀王明道、倪柝聲或唐崇榮的書。教會和社會各說各話,但基督徒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的言論,卻開始使這種沖突尖銳起來。世界認為你這個知識不是公共知識的一部分,只是你個人信仰的、不具有“合法性”的。如一個研究歷史、法律、政治的知識分子,因為我會遇到這樣的困境:我對法律、對政治、對歷史的視野和看見,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那么我嘗試表達的時候,就會在世俗生活中遇到一個言說的困境。人家會說這不是公共知識的部分,是你的私人知識。我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但事實上基督教的信念與價值觀,包括由此帶出來的歷史觀、道德觀、法律觀、政治觀等,的確尚未在這個社會構成公共知識的組成部分。
  盡管在西方尤其是歐洲,大多知識分子不再信仰基督教,也會排斥基督教的信念在公共知識之外,但基督教的整個信念與知識傳統在社會上的合法性地位,仍然還是有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非基督徒所認同為一個共享的文化前提。但在中國,我們開始面臨整個知識合法性的困境。這一文化性的處境,與政治性的處境甚至一樣嚴重。回頭看文化基督徒,他們的做法往往是“福音的學術化”。文化基督徒在知識界的表達,迄今為止沒有受到明顯的阻隔,這里有兩重意思:一是在知識合法性上沒有被置疑。非基督徒知識分子都接受他是在談學術,我不是基督徒,我也可以接受這種知識作為公共知識的一部分。在學術體制里也可獲得評價,可以評教授。另一方面是也沒有明顯受到政治權力的打擊。雖然《圣經》仍不能自由的傳播和印刷,但基督教學術書籍的出版近五六年來卻很興盛。一些釋經性書籍甚至也可能以學術的面貌出版。我認為,這是文化基督徒時代的“福音的學術化”。我要把我作為基督徒的信念帶入學術研究。
  我想起今年美國有幾個州,通過立法在公立學校可以同時講授智慧設計論(創造論)和進化論,接納創造論作為公共知識的一部分。中國的基督徒也有這樣一個使命,就是尋求基督徒的價值世界成為社會公共知識的一部分。但你會面臨上述的困境,學術的評價和分配體制,可能認為你在談信仰,不是談學術,無論在官方還是在學院,你都很難在不妥協信仰的前提下得到承認。如有些基督教學者,受洗之后,就在學術和社會體制內受到減損,像何老師他們。今天的學術體制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它也對你會有捆綁。一些公共性的學術討論可能有忌諱就不請你去了。話語權的喪失,或知識合法性在公共領域的不被接納,知識分子因其信仰而在文化上的邊緣化。這對基督徒知識分子們是一種試探。一些人可能保持所謂文化基督徒的定位,或在公共學術領域隱藏自己的信仰立場。像北村弟兄寫小說,知識合法性的問題可能會好一點。如果你從事法律、政治學的研究,你試圖表達一個基督徒的世界觀、價值觀就顯得比較困難。這是一個來到我們眼前,讓我們看見了的使命,就是把一個整全的信仰,一個完整的圣經世界觀,帶到一切的知識與道德領域中去,并成為更新文化的源泉,這就是“文化的基督化”,是基督徒知識分子在21世紀不可回避的負担。
  

2013-08-23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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