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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主轉型與政治現代化對大陸憲政改革的啟示(三)
臺灣民主轉型與政治現代化對大陸憲政改革的啟示(三)
張博樹     阅读简体中文版

蔣經國在臺灣民主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

 

 

現在,我們來看當政者一方。

極權社會或威權社會要實現理性、和平的民主轉型,除了在野知識分子和民間自由力量的努力外,當權者的作用亦不可低估。事實上,正是因為統治者手中握有權力,他(或她)能夠發揮主動性的歷史空間其實是很大的。他可以推進歷史進程,也可以延緩歷史進程。雖然歷史發展的總趨勢誰也改變不了,但最高當權者的有識或無知、勇敢或怯懦、機敏或愚頑、胸襟博大或鼠目寸光,仍然會直接影響他的政治選擇和行動方式,從而影響歷史的現實走向。試想,如果1989年的鄧小平不是一個政治上頑固的傳統共產黨統治者,或者趙紫陽掌握了真實的而不是虛幻的權力,六四的歷史就完全可能改寫。越是在專制體制中,最高當權者的這種歷史“使動性”就越突出、越明顯,只不過有的是在正向(符合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上發揮作用,有的是在反向(違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上發揮作用罷了。

 

蔣經國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是臺灣民主轉型和政治現代化的官方推動者。國民黨統治集團中能產生這樣一位順應時勢、勇于做時代的弄潮兒、推動歷史向前邁進的人物,頗值得大陸的當政者深思。馬英九在最近發表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曾這樣寫道:自經國先生1988年1月去世后,“臺灣經歷了許多變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幾度春風、黯然,唯一沒有改變的是經國先生所受到的歷史評價。十五年來,在任何一個‘誰對臺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經國先生始終高居第一。”“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1]

“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這個提法很值得玩味。蔣經國雖身為“太子”,但年少多難,15、6歲就遠赴俄國,在蘇聯特工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監視下渡過了12年光陰,當過工人、士兵,下過鄉,去過勞改營,可謂大難不死。但也正是在蘇聯,蔣經國接受了系統的俄式馬克思主義教育。“小蔣”自己曾回憶說,早在1925年由上海赴海參崴的輪船上,他在讀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同時,就開始認真閱讀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2] 后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又系統學習過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軍事科學等一系列課程;在列寧格勒的紅軍托馬契夫中央軍事及政治學院學習過軍隊行政、軍隊政工和蘇共黨史,還發表過哲學論文。蔣經國加入過共青團和蘇聯共產黨。可以說,他既親眼目睹了斯大林體制的罪惡一面,又曾耳濡目染且親身卷入這個體制內部的各個環節,深受它的影響。1937年回國后,蔣經國受到乃父蔣介石的精心栽培,惡補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知識、修養,又被放到基層進行鍛煉。在抗戰期間和戰后,蔣經國在地方建設、對外談判、打擊官場腐敗、直至協助乃父退守臺灣等方面均有不凡表現。“小蔣”的人生經歷是豐富的,個人也極其勤奮,但必須指出的是:在他自己接管大權以前,這位蔣家公子仍然是一個“黨國” 體制的忠誠擁護者和踐行者;在他的大量政治活動中,我們還很難見到一個憲政主義者的影子。

比如,在抗戰期間的江西贛南,蔣經國曾大力推行“贛南新政”,在整頓政風、改善吏治、打擊土豪劣紳、禁毒、禁賭、禁娼、發展經濟、土地改革、推進教育、建設新文明等方面做出很大成就,被譽為“中國戰時政治的一項奇跡”。“小蔣”當時的身份是贛南行政督查專員,他一到任,就在自己的專署門口立兩塊石碑,分別刻上“大公無私”和“除暴安良”幾個大字。大門口設“民眾詢問處”,接待老百姓來訪,平時由專職秘書負責,每周四則自己親自接待訪民,回答問題。又在贛州城四門掛4個意見箱,貼上封條,上寫“本專員親自開箱”,鼓勵百姓問政。蔣經國還制定了“新贛南”建設藍圖,提出要用“吃苦、冒險、創造”的精神,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贛南,實現“五有”,即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他還把專署、司令部、縣政府的工作人員集中起來,半天辦公,半天學習,還要分小組討論,檢查自己工作中的缺點,研究怎樣搞好地方政治、經濟、軍事、治安等等。從這些做法中,我們似乎很容易發現過去蘇聯生活的烙印,包括內部的“組織學習”和外部民眾動員的方式。在政治方面,蔣經國也曾試圖建立民意機關,健全政治機構,但他更多強調的是干部要成為民眾的公仆,全心全意為民眾服務。他自己也親做表率,深入民間,訪貧問苦,頗有親民作風。我們這里談論的是一位國民黨專員,但他的身上卻有不少那個年代共產黨人的影子。這就是當時的蔣經國。當然,后來的歷史證明,這一套歸根結底還是“人治”多于“法治”,1945年蔣經國調離贛州后,新政也很快沒了蹤影。這可能與戰時條件的局限有關,但也和蔣經國建設新贛南的套路有關,這個套路中有蘇維埃的因素,有中國傳統文化中“仁政”、“納諫”、“為政清廉”和“大同”理想的因素,但似乎缺乏憲政民主因素。

再看一個例子。1949年國民黨“撤守”臺灣后,蔣介石鑒于大陸失敗的教訓,決定恢復軍隊政工制度(用今天共產黨的語言就是恢復“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950年3月,蔣經國被任命為軍隊總政治部主任,成為這個領域的主要操盤手。臺灣風雨飄搖的惡劣形勢,自然促使蔣經國傾全力担負起此項“重任”。他把工作重點放在這樣4個方面:“肅清共諜,提高軍中文化,推行克難運動”,“嚴密軍隊組織,改善官兵生活”,“健全一切組織,推行實踐制度”,“要求全體官兵把思想變成信仰,把信仰變成力量,要做到在政治上永不屈服,在戰場上永不投降。”無論軍官還是士兵,都要參加政治課的學習,軍官每月18課時,一年198課時,士兵每月24課時,一年264課時。士兵課程中的必修課包括“國文”、“三民主義”和“領袖言行”,以使軍人們明確“為誰而戰、為何而戰”。1952年,由蔣經國担任主任的臺灣“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蔣介石稱這個組織是一個“群眾性的組織”、“教育性的組織”、“戰斗性的組織”,該組織必須“加強革命信念”,担負起“反共抗俄、救國救民的責任”。在蔣經國的親自指導和周密部署下,“救國團”的組織滲透到臺灣每一個市縣,遍布于機關、團體、企業、農場和學校。“小蔣”充分利用贛南時期青年工作的經驗,開展各類適合青年特點的活動,使其頗具吸引力。“救國團”還大量出版《三民主義基本教材》、《領袖對青年的訓示》之類書籍,要求團員必須深入學習,認真領會。

這一套做法,大陸從事軍隊政治教育和共青團工作的人都不會陌生。在強調信仰“主義”、“聽黨的話”、“服從領袖”,用愚蠢的或精致的手段實施“洗腦”和“精神灌輸”等方面,海峽兩岸的統治者可謂如出一轍。不管“灌輸”的具體內容是什么,是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其出發點和組織運作方式都是徹頭徹尾的專制主義。難怪“救國團” 這一套“黨化教育”的做法當時即遭到《自由中國》的嚴厲批判。

可以說,作為國民黨軍隊總政治部主任和“青年反共救國團”首領的蔣經國絕對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更不是一個憲政主義者。不管他如何努力,如何勤奮,他只是在為“黨國”體制效勞,甚至是在為蔣家天下效勞。他的個人優點在這個體制下反倒變成了缺點。

 

然而,時代總是在向前發展的。局限人人有,有局限并不可怕。聰明的統治者只要善于學習,善于“與時俱進”,不斷接受新的東西,拋棄那些過時的東西,突破自身局限,他就有可能跟上時代,乃至領時代之風騷,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人物

蔣經國即有幸成為這樣的人物。

盡管蔣介石在世時,蔣經國言必稱“總裁”、“領袖”,但他自己接班、特別是1978年登上總統寶座后卻一反乃父傳統,表現出更開明的姿態。就在“小蔣”就任總統的當天,他曾通過宣傳機構表達下列三點愿望:其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報刊雜志上。今天已經是一個民主的時代,不應該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只有群眾的時代,而無個人的時代。其二,今后不希望人們稱自己為“領袖”。國民黨歷史上只有兩位領袖,一位是“總理”(孫中山),一位是“總裁”(蔣介石)。而自己只是一個普通黨員,一個普通國民,只愿以黨員和國民的身份,與全體黨員和全國同胞一起共同奮斗。其三,今后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只有三民主義和國家民族的萬歲,而再無個人的萬歲。[3]

應該指出,當蔣經國試圖翻開歷史的新的一頁的時候,又是臺灣的“行憲”體制給他的“開明”和“新政”提供了現成的制度性通路

早在蔣介石剛剛去世的1975年,蔣經國在一次國民黨黨務會議上就曾這樣談到選舉問題:“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本黨革命以來,所要建立的民主政治基礎,就是要經由選舉來達成。一個政黨,尤其本黨是執政黨,對于國家的政治責任和風氣無可旁貸,所以我們担負最艱巨的政治責任,要樹立最良好的政治風氣。就選舉來說,本黨參加競選的同志雖則由黨提名,但當選與否,完全決定在選民。”盡管“以今天本黨的力量,在復興基地可說有絕對把握選舉出提名的人,但是為了要將黨的風度和開放性的政黨作風,昭布于人,對于這次增額立法委員的選舉,中央有一新的規定:就是凡屬三年前當選的立法委員,無論屬于黨內同志或黨外人士,本黨都愿意支持。”至于競選方式,蔣經國特別強調:“本黨候選人在競選中發表政見,一定要力求平實,盡量反映民眾意見,提出積極性的建議,這點非常重要。我為什么說發表政見要力求平實呢?就是絕對不可虛偽夸張,對于黨和政府的成就,要做正確平實的報導,不必做過分的渲染;尤其政見要注意到是不是有實現的可能,是不是超越了本身的范圍;至于良好的風度,平實的談吐,誠懇的態度,在競選中尤其重要,要這樣競選,才能顯示黨的民主風度。”[4]

正是由于蔣經國的開明,大批臺灣本島人士和青年才俊開始被重用,紛紛走上政治舞臺;臺、澎、金、馬地區“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舉和改選亦不斷加大對黨外的開放程度,擴大了政治參與;對黨外勢力的成長甚至“挑戰”,蔣經國本人也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以前文提到的中壢事件為例,選民在憤怒之中燒毀警車的事情發生后,蔣經國明確表示:對此事“要切切實實、公公正正地調查及依法處理,絕對不可徇私偏袒或欺上瞞下。”“現在國民的水準均有足夠判斷是非曲直的能力,因此,中壢選票糾紛事件尤其需要慎重,務須使全體國民對于政府往后的處置,完全滿意。”[5] 當然,也有論者認為,蔣經國對中壢事件表現大度,是因為總統選舉在即,蔣不愿意給自己的形象抹黑;后來穩坐總統寶座后,對黨外就不那么客氣了,鎮壓美麗島政團即是明證。[6] 這個說法也有部分道理,畢竟政治人物是復雜的,他的政治選擇和行動要受到種種因素的牽制。然而重要的是,許信良并沒有因為中壢事件中的警民沖突失去做縣長的機會(半年后許確實從縣長的位子上被拉下來,不過那另有“事由”);美麗島案在押犯人的親屬們也堂堂走上中央民意代表候選人的講壇,并紛紛贏得了選舉。這是制度的力量,是制度提供了這種可能。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蔣經國作為國民黨的最高當權者尊重這個制度,且在不斷地開拓、完善之;即便當這個制度產生似乎不利于統治者的結果時也沒有停止這種努力,更沒有去破壞它。在“黨國”統治的威權時代,做到這一點已經不易。

 

蔣經國執政時期臺灣經濟上取得的成功亦有目共睹。在一次同媒體記者的談話中,蔣經國這樣解釋“臺灣經驗”的基本內含:

首先,“我們崇尚自由民主,堅守憲政體制,政府與人民相互信任,和諧團結,提供了民主而安定的政治環境”;

其次,“在計劃性的自由經濟政策下,鼓勵私人企業,激發人民勤勞的工作意愿,與企業家進取的創新精神”;

再次,“教育機會人人平等,實施普及而良好的教育制度,并致力科技發展,提高了人民的生產力”;

最后,“貫徹均富政策,縮小貧富差距,增進社會福利,提升生活品質,建立了公平而和諧的社會”。[7]

這些說法,時人、后人還可以有不同評價,但臺灣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避免了社會貧富差距的過分拉大,基本做到了“均富”,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臺灣沒有經歷過大陸文革這樣的動蕩,也沒有過經濟政策的大幅度偏轉,所以也不會遭遇大陸改革開放必然面臨的深層次緊張。這個偏安之地在國民黨一黨威權體制內啟動市場經濟起飛卻沒有造成大面積的官員腐敗,在促成經濟增長的同時又兼顧了社會公平。所有這些經驗都值得進一步研究、總結。不管怎么說,臺灣提供了一個在“行憲”框架內發展經濟、又在經濟建設相對良好的基礎上推進憲政改革的例子,這對今日的中國大陸顯然具有重要的對比和借鑒價值。

 

當然,從本節所論主題的角度看,蔣經國最大的貢獻還是在人生即將謝幕之際親手啟動了臺灣民主轉型的關鍵閘門,這就是結束“戒嚴”狀態,解除“黨禁”,為臺灣進入多黨和平競爭的憲政民主社會掃除了最后一道障礙。人們關心的問題自然是:蔣經國晚年的關鍵一步是如何邁出的?走出這一步又如何可能?

這里,有認知的進步,有對世界大勢的清晰把握,有對民眾的深切責任感,也有對社會劇烈變革之際從本集團出發的關于統治成本與收益的認真“計算”。

蔣經國本人勤于學習。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中,本來就有民權主義內容,臺灣的“行憲”體制,亦部分地回應了民權制度建構方面的要求,這對蔣經國當然有影響;對當年蘇聯經歷的反思和數度出國訪問(特別是對美國的幾次訪問),使蔣經國逐漸在內心真正認同了民主政治和自由的價值,也是一個可以大體追溯清楚的心路歷程。另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范圍內民主化潮流的再次奔涌,亦肯定對蔣經國的政治選擇發揮了作用。除了拉美、南歐許多國家紛紛發生民主轉型以外,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從80年代初開始,韓國、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均出現多元化的政黨政治發展趨勢。1980年,韓國國會頒布《政黨法》;1987年,盧泰愚總統發表歷史性的6.29民主化宣言,韓國進入民主轉型的關鍵時期。在菲律賓,馬科斯的專制統治于1986年被推翻,隨即開始民主政治的建設。泰國也發生了向軍人政權挑戰的蓬蓬勃勃的民主運動。即便是在新加坡這樣一黨獨大體制頗為成功的國家,反對黨亦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在經歷了10多年由清一色的執政黨議員控制國會的局面后,1981年,新加坡國會中第一次有了反對黨議員。中國大陸則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終于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至少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其發展勢頭還是頗給人以希望的。蔣經國作為一個具有開放胸襟、對民眾富有責任感的領導人,這樣一個全球民主化的大潮必然對其執政理念構成強烈的沖擊,促使其做出符合世界發展潮流的調整、修正。

當然,除了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清晰把握以外,一個領導人在做出推進民主轉型的關鍵決策時,還少不了從統治者自身角度出發的,對這個轉型進程應否進行、如何進行以及該進程可能付出的代價和收益的認真“計算”。

關于這個問題,大陸學者孫代堯曾援引羅伯特·達爾的有關理論進行過有意義的探討。達爾和其他一些研究轉型問題的學者認為,一個國家實現民主轉型、促成多元政體產生的可能同該國統治者對“壓制成本”和“容忍成本”的合理“計算”有關。當預期的“壓制成本”過高而“容忍成本”降低時,政府就有可能接受多元化,甚至主導這個改革進程。用這個觀點分析臺灣問題,我們就會看到,80年代中期的蔣經國面臨著如下情勢:一方面,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黨外運動已成氣候,并正朝著有組織的反對黨方向演變;臺灣的社會運動亦風起云涌,中產階級都支持民主化;大陸實行開放政策,其國際地位正在提升;鄰近國家的民主化方興未艾,對臺灣島內亦產生相當影響;還有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態度,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所有這些,都是導致預期“壓制成本”升高的要素,也就是,繼續采用壓制手段,將使統治者處于越來越不利、越來越被動的境地。另一方面,主動改革將使國民黨重新贏得民眾的支持;放開高層選舉,憑藉執政黨的實力,仍然可以在選舉中穩操勝券,且提升執政的合法性;臺灣本來就有“行憲”框架,又有2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社會相對富足、穩定,憲政改革不致引起大的社會動蕩;改革還可以加強同西方民主國家的關系,抵消大陸發展帶來的沖擊,使臺灣在兩岸制度對抗中繼續處于有利地位。所有這些,又都是導致預期“容忍成本”降低的要素。蔣經國的政治改革,正是在對上述兩方面因素認真“計算”后的結果。無疑,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8]

上述主客觀因素的相互影響和綜合,應是對蔣經國何以可能邁出憲政改革歷史性一步的合理解釋。

1986年始,蔣經國加大了在全臺灣島推進“政治革新”的力度,明確“革新必須是前瞻性的、是突破性的,但也必須是承前啟后的、是繼往開來的”,并從國民黨中央常委中指定12人,專門研究、擬定“政治革新”的內容和相關政策。大體上說,蔣經國決心推動的革新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解除“戒嚴”,二是開放“黨禁”,三是改革、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四是地方自治法治化,擴大地方民主(比如省主席和院轄市長由官派改為民選),五是革新黨務,六是調整經濟、社會政策,進一步推進社會改革和良好社會風氣的建設。

這幾條,特別是開放“黨禁”一條,無疑是動了“黨國”體制的命根子,是從根本上對舊體制開刀,沒有破釜沉舟的勇氣是做不到的。1986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臺灣“行憲紀念日”發表書面致辭,表示改革必須大刀闊斧,自己將不惜“個人的生死毀譽”,也要“向歷史交代”。蔣經國的繼任者李登輝則根據親身體驗把前任總統晚年處理大政方針的原則歸納為三條:

第一,一切作為圍繞如何“向歷史交代”,不計目前毀譽,重在將來歷史的評價;

第二,作為最高決策人,必須考慮國家長遠利益,不受他人影響或左右;

第三,努力建設良好制度,不求一時之方便或短程之利益。[9]

 

最高當政者既然有這樣的決心,當權者一方與黨外自由力量圍繞民主化而展開的正面互動就可以啟動、形成了。1986年5月,蔣經國不顧保守勢力的反對,親自促成了執政黨與黨外賢達的面對面“溝通”。9月份,民進黨宣告成立,蔣經國并未進行干涉,而是采取了默認的態度。10月7日,蔣經國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和《新聞周刊》的采訪,當對方問:“您認為反對黨會構成政治上的挑戰嗎?”蔣經國坦然答曰:“我不認為它是一種挑戰,它只是政治過程中的一種現象。”[10] 1987年7月15日,臺灣地區正式解除已經持續了38年的“戒嚴”。1989年1月,臺灣執政當局頒布《人民團體組織法》,民進黨的成立終于合法化。雖然蔣經國已經在此前的1988年因健康狀況惡化突然去世,但他開啟的憲政改革大門已經沒有什么力量再能把它關上。

今年是2007年,蔣經國離開這個世界尚不足20年。然而,他的“向歷史交代”的壯舉和他自身的歷史地位,已經得到公正的評價。

 

現在,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比較。

蔣經國與中共“第二代”領袖鄧小平年齡差不多,早年經歷亦有相似的地方。二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過書,鄧小平還曾是蔣經國的團小組長。在以后漫長的人生征途中,鄧、蔣二人分別成為國共兩黨的重要人物,在晚年又各自成了海峽兩岸的最高決策人。然而,蔣經國以順應歷史潮流、推動憲政改革而名垂青史,鄧小平卻因鎮壓了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而鑄成歷史大錯。這是鄧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共作為統治者的悲劇。

平心而論,在推動社會民主轉型、担當起一個執政者應該担當的社會轉型主導者的責任方面,共產黨本來就有比國民黨天生不利的地方:國民黨至少承認民主憲政是它追求的理想,而迄今為止,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仍在拒絕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觀。不可小覷這個區別,比如,國民黨既然自稱臺灣是“自由復興基地”,它對來自美國等民主國家要求落實人權、加快政治改革的壓力就不能漠然置之;而共產黨卻可以把同樣的壓力解釋成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混淆意識形態沖突和國家利益沖突之間的不同,甚至成心把二者攪在一起。這種狀況提醒我們,也提醒有意改革的共產黨領導人,要承担起中國民主化改革的歷史責任,拋棄陳舊的意識形態教條、認可人類普世的價值觀和制度文明觀是當務之急。有了這個前提,一切具體操作中的策略、手段、步驟等都可以另議。

我相信共產黨高層領導者中不乏有為之士。他們應該有當年蔣經國那樣的胸襟,那樣的魄力和勇氣。雖然客觀地講,在今天共產黨這個體制內產生這樣的領導人有相當難度,但當歷史產生這種需求時,也一定會創造出滿足這種需求的條件,剩下的就看每個具體的歷史行動者的“道行”了。

即便是退一步,從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自身的利益著眼,憲政改革也勢在必行。這里,我建議中共領導人也去算一筆賬,關于中國民主化之“壓制成本”和“容忍成本”孰輕孰重的一筆賬。毫無疑問,與臺灣相比,大陸統治者在計算民主改革之“壓制成本”和“容忍成本”時,有更多、更復雜的變量需要考慮。但總的講,隨著整個社會的日益開放和進步,民主化的“壓制成本”會越來越高,“容忍成本”則會相對走低,是一個必然趨勢。當然,也可能有人認為,威權統治(或后極權統治)之統治手段、統治策略的“精致化”似乎有助于“壓制成本”的降低,但這只是一種短期效應,從歷史長程看,任何專制政權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倒行逆施,最終都將引發社會的反彈,從而造成“壓制成本”總量上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共產黨錯過了上個世紀80年代政治改革的良好機會,在六四鎮壓后形成威權主義社會的權貴集團,這又是造成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統治者“容忍成本”提高的一個因素,因為憲政改革勢將引起權貴集團的拼命反對。這一點與當年的臺灣亦有不同。然而,歷史已經走到這一步,夫復何言?重要的是,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明確的,歷史發展的基本邏輯是不可違逆的。還是“主報告”中講的那句話: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做過可歌可泣的努力,這個黨后來發生的變化是它自身創造的體制造成的結果。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如果真的想保存先輩的容光,而又能“與時俱進”,那么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歷史的誤區、泥沼中走出來,勇敢承認過去犯過的錯誤乃至犯下的罪惡,丟掉包袱,輕裝前進,從獨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變中國憲政改革的阻礙者為中國憲政改革的推進者。相信歷史仍有這樣的機會。



[1] 馬英九“歷久彌新的身影――蔣經國”,《觀察》網站2007年7月29日刊載。

[2] 《蔣經國自述》,曾景忠、梁之彥選編,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頁14。

[3] 1978年5月31日香港《星島日報》,轉引自《蔣經國大傳》,頁648~649。

[4] 蔣經國《十年風木》,(臺灣)中央日報出版部1986年版,頁55、57。

[5] 參見《蔣經國大傳》,頁811。

[6] 《蔣經國大傳》的作者即持此說,見該書頁818。

[7] 1985年11月11日蔣經國答《讀者文摘》記者問。參見《蔣經國大傳》,頁554~555。

[8] 參見孫代堯《臺灣威權體制及其轉型研究》,頁224~226。

[9] 參見《蔣經國大傳》,頁842。

[10] 同上,頁832。

 

2013-08-26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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