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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東歐民主化進程及其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啟示(一)
俄羅斯、東歐民主化進程及其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啟示(一)
張博樹     阅读简体中文版

俄羅斯、東歐民主化進程及其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附件1)

張博樹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推動改革和公開性、從而實質性地啟動了蘇東政治體制變革開始,這個偉大的民主化進程如今已經歷經20余年,且仍在繼續之中。越來越多的第一手材料的翻譯、引進已經使客觀研究這一進程成為可能。然而,對大部分中國共產黨的基層官員和更廣大的普通中國公眾來講,前蘇東地區,也就是今天的俄羅斯、獨立國家聯合體各國和各歐洲新興民主國家政治建設的真實情形,仍然了解甚少,甚至充滿了誤解。原因并不復雜:當政者從維護現存黨專制體制的需要出發,在大眾傳媒中回避有關情況的介紹、討論,使公眾得不到完整信息;在內部宣傳、組織“學習”和“培訓”中,則故意曲解事實,把蘇共的垮臺、蘇聯的解體說成是戈、葉(葉利欽)“背叛”馬列主義,和內外“敵對勢力”合謀的結果。加之90年代的俄羅斯確曾遭遇巨大的經濟困難,市場改革走了不少彎路,更給激進的俄羅斯政治變革蒙上一頭霧水,甚至潑上一盆污水,很多人搞不清楚俄羅斯到底發生了什么,似乎葉利欽到普京的“獨裁”和俄羅斯寡頭的得勢就是今天俄羅斯的一切。

這些,當然都需要借助嚴肅的、科學的研究加以澄清。

但本文更想強調的是:

就中國憲政改革而言,這個剛剛發生的、就在我們身邊的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蘇(俄)、東歐政治“轉軌”的過程,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解構共產黨黨專制體制、建構多元憲政民主體制的過程。而這也是中國必將走上的路。在制度現代化演進的一般意義上,俄羅斯、東歐各國的今天,即是中國的明天。正因為如此,這些國家轉軌過程中經歷的一切,它們的痛苦和收獲,經驗及教訓,對我們來說就擁有了特殊的價值。如何吸收前蘇東各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正面成果,避免它們犯過的錯誤,乃是中國的改革者從事改革的可行性探討、從事中國憲政設計和研究時必須思考的問題。換言之,我們要做的與那些“左王”和官方御用學者完全相反:他們是要“總結”前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我們則是要總結蘇東民主化的歷史經驗;他們的任務是維護黨專制體制,我們的目標是解構黨專制體制;他們只是面對僵死的過去,我們則朝向光明的未來。不但如此,既然我們把中國憲政改革視為一項需要朝野共同努力的、艱難而偉大的事業,我們對鄰人改革進程的總結就不能處于淺嘗輒止的水平,而要深入進去,從轉型所包含的全部復雜性中探討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從具體歷史場景和既定約束條件出發來理解政治家和普通人的選擇,這樣,才有可能把鄰人的經驗、教訓變成我們自己的財富。

還需要說明的是,既然本文是中國憲政改革報告的一個配套文件,我將尤其關注中國改革和蘇東改革之間的異同點,包括制度背景、起始條件、博弈過程、預期結果等。注重操作性,注重他人經驗可能給予我們的啟示或參考,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中國的憲政改革是一個尚待推進的事業,因此,本文從根本上說是建設性的。中國人對俄羅斯、東歐政治轉型的研究應該有助于中國人自己更好地把握、駕馭中國的政治轉型。

限于篇幅,也為了突出重點,本文的討論以前蘇聯和俄羅斯為主,兼顧東歐和蘇聯解體后的獨聯體其它國家。研究總體上說是粗線條的,有些具體制度設計方面的討論本文不擬展開,而把它們放到有關的分報告中。

本文的研究順序是:1、改革背景的比較(主要指前蘇東各國與中國的比較);2、蘇(俄)、東歐民主化的大致過程;3、蘇(俄)、東歐民主化的基本經驗;4、蘇(俄)民主化過程中的失誤及教訓;5、結語。

改革背景的比較

無論蘇東還是中國,其改革背景中有一條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它們都曾屬于(或至今仍屬于)共產黨一黨專制統治的國家,政治變革的根本目標就是改變這種不合理的體制,構建體現制度現代化一般要求的憲政民主體制。[1]

但是,同為黨專制,這個體制在各國的形成和運作卻仍然有著諸多差異。理解這種差異乃是理解各國憲政改革之不同特征、“路徑”選擇或“路徑”依賴的重要切入點。

我們首先來看前蘇聯。它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最早建立了系統的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極權主義體制,并把這個體制輸出到許多其它國家;它自己則把這個體制維持了超過70年的時間,甚至在這個制度坍塌之后,其余威仍然對俄羅斯的政治走向產生深刻的影響。這個由“黨”控制一切的體制所能取得的成就和自身蘊含的危機,在列寧時期還僅僅以邏輯胚芽的形式存在,在斯大林時期則迅速達到其頂點。前蘇聯制度中包含的最核心的東西,諸如黨對國家權力的絕對壟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全面控制,黨的意識形態對全民思想的控制等,均成為各國黨專制體制的共同特征。中國1949年、特別是1954年后建立的制度,在許多方面都是對蘇聯制度的模仿。

但中國與前蘇聯相比較,仍然有著一些重要的不同。革命前的俄國也曾有長期的沙皇專制歷史,不過總的講,中國的皇權專制制度更為悠久,臣民文化在國民性格中的積淀更為深厚;俄國人自認俄國是歐洲的一部分,其18~19世紀的歷史基本上是“崛起”和“擴張”的歷史,而同期的中國歷史卻是一部遭受外人欺侮,民族衰敗、走向落伍的歷史;部分地與上述一點相關,列寧的革命通常被理解為“階級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浪漫性和俄羅斯知識分子“建設人間天堂”理想的結合,而中國革命既是“階級革命”,也是“民族革命”,即帶有烏托邦色彩,又帶有濃厚的自強色彩;從革命發生的過程看,十月革命顯得極其偶然,革命并沒有獲得大部分俄羅斯知識精英的認可,由此導致的布爾什維克黨對俄國知識分子和有產階級的殘酷鎮壓造成了民族精神深處的可怕裂痕;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卻經歷長達20多年的歷史,1949年對一個不得人心的政權(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取代又顯得那樣水到渠成,并受到包括大部分知識分子在內的全國民眾的擁護。所有這些都在證明一件事情:雖然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比俄國晚成功30年,它所擁有的合法性基礎和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卻更堅實,更深厚。僅此一點,就已經預示了未來中國改革的更加艱難。

談到“30年”,這里還可以做些比較。從確立共產黨的統治言,俄國的1917年相當于中國的1949年。從共產黨內開始有人反思過去的錯誤并導致社會的一定程度的“解凍”或“開放”言,蘇聯的50年代(赫魯曉夫時期)相當于中國的80年代(鄧時期)。從改革經歷的反復言,蘇聯的“勃列日涅夫17年”又和中國的“江時期”有些類似。上述“時間差”有助于我們理解歷史上的某些現象。比如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當時中國人自認為是在捍衛馬列主義的“崇高原則”,其實從今天看,當年被中國共產黨人批判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恰恰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主義,并對作為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做出某些改革的勇敢嘗試;中國人自己則是保守的,無論在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方面,還是在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方面。更耐人尋味的是,當時的蘇共黨內本來也存在意識形態左與右之間的激烈斗爭,而中國人的攻擊恰恰幫助了蘇共黨內本來處于困難境地的改革派。[2]

當然,我們也要清楚看到上述比較的局限,特別是“勃列日涅夫17年”和中國“江時期”的比較,只能說,它們在“停滯”、“倒退”(對前一個歷史時期的反動)等歷史蘊含上有類似之處,但二者的具體歷史內容卻有重大不同(前者仍然處于大變革的前夜,后者則已經是大變革失敗后的黑暗年代)。

從歷史的共時性角度看,“勃列日涅夫17年”(1965~1982)與同期的中國歷史有著下列對比:它的前一段正是中國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后一段則與文革后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平行。可以說,到了這個歷史時段,黨專制最主要的制度性弊端(政治上的極權主義,經濟上對市場原則的否定,精神文化領域創造力的極度萎縮)在中蘇兩國都已經得到充分展現。我們甚至要說,與前蘇聯相比,中國文革式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實驗更加凸顯了極權主義制度的荒謬。因此,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兩國均面臨著改變這一荒謬制度的歷史任務,中國在啟動經濟改革、重新承認市場的資源配置和動力功能方面甚至走在了前蘇聯的前頭。

總之,中國、蘇俄都是大國,都有相對漫長的前現代專制制度史,都有幾十年共產黨掌權的經歷,都曾自認為握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高真理,又都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干了許多蠢事乃至罪惡。在這些大的方面,兩國是高度近似的,不同也是在這個大前提之下的不同。這正是本文極其重視蘇俄后來改革進程的理由,因為它給我們提供了最具比較價值的參照。

 

現在再來看前東歐“社會主義”諸國。從改革背景的比較角度出發,我們又可以把東歐國家區分為兩組。

第一組是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這三個國家有下列共同特點:

首先,它們在歷史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傳統。波蘭的議會傳統可以追溯到16世紀,當時的貴族議會堅決反對共和國的中央集權,維護有利于貴族利益的地方自治。匈牙利的等級會議也擁有選舉君主的合法權利,并在很長的時間里有效地了抵制哈布斯堡王朝的專制主義。捷克斯洛伐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且一問世就采取了民主共和的建國形式。1918~1938年的“第一共和”時期,捷克斯洛伐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很高成就(這當然和它承襲了奧匈帝國3/4的工業有關),又是當時東歐唯一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三國的上述歷史背景與革命前的中國和俄國均有很大不同。

其次,黨專制體制對這三個國家來說,都是外部勢力強加的,帶有“強迫入伙”的性質。波蘭戰后的首次大選是在1947年1月舉行的,由波蘭工人黨、波蘭社會黨、農民黨和民主黨組成的民主陣線候選人共獲得81.1%的選票,主要反對黨波蘭農民黨獲得10.8%的選票。匈牙利則早在1945年11月就舉行了戰后第一次國民議會選舉,小農黨得票57%,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各得票17%,全國農民黨得票7%,根據事先協議,各黨組成了聯合政府。捷克斯洛伐克的戰后各黨派聯合政府成立于1945年4月,后又在1946年5月舉行了全國大選,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獲得38%的選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盡管并不穩定,波、匈、捷三國議會民主框架本來已經大體建立起來并開始運作。只是由于蘇聯政策的轉變,這三個國家的命運才隨之發生轉變。斯大林出于同西方對抗的需要,1947年9月成立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1949年又在“莫洛托夫計劃”的基礎上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從政治、經濟兩方面把東歐各國綁在莫斯科的戰車上。于是,共產黨的一黨政府取代各國的多黨政府,就成為勢在必然的事情。

第三,即便是在蘇聯強加的體制內,波、匈、捷三國仍然先后出現過較為大膽、開放的黨的領導人,比如波蘭的哥穆爾卡、匈牙利的納吉、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哥穆爾卡早在戰后初期,就倡導波蘭應該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波蘭式道路),不主張在波蘭搞工人階級的一黨專政。正是這種觀點導致1948年哥的黨的總書記職務被親莫斯科的保守派人士取代。1956年哥的復出又曾給波蘭帶來“十月里的春天”,雖然時間并不很長。納吉作為匈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早在1949年就批評匈集體化搞得過快,50年代初担任匈總理后即提出一系列改革舉措,包括允許退社和取消合作社。納吉也因此被解除職務,甚至被開除出黨。1956年的匈牙利民主運動把納吉重新召喚到權力中心,納吉政府勇敢地宣布了在匈牙利廢除一黨制政府的決定,并準備舉行自由選舉。在“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強行干預下,納吉本人最后為他的勇敢選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杜布切克則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時捷克斯洛伐克黨的主要領導人,他主持通過的捷共《行動綱領》雖然沒有納吉走的那么遠,但仍然是一個極具積極意義的改革文件,該文件宣稱要同時在經濟、政治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取消新聞檢查,實施言論自由。

第四,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波、匈、捷三國都有比較活躍的民間自由力量,雖然時斷時續,仍然對各國的黨專制體制構成沖擊和巨大壓力。波、匈兩國50年代的民主運動是非常著名的,特別是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成為當時匈牙利自由思想的大本營。[3]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也曾產生巨大的民間改革動力,有力地呼應了捷共黨內的改革派。到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波、匈、捷三國更是先后出現了勢力強大、影響深遠的民間政治反對派組織,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憲章人權運動”、波蘭的團結工會、匈牙利的“民主論壇”都是這樣的組織,它們分別為解構乃至最終結束各所在國的黨專制體制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比較角度看,上述三國與中國的差異十分明顯。歷史傳統的不同不再贅言,僅就黨專制體制建立后的控制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言,中國共產黨顯然遠遠高出這幾個國家執政的共產黨。當50年代波蘭、匈牙利的“持不同政見者”已經走上街頭、向共產黨政府示威時,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正沉醉于黨號召的“三大改造”的“偉大勝利”中,憧憬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美妙未來。當然,東歐發生的事情還是提醒了毛澤東,他一方面力迫蘇聯出兵鎮壓了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亂”,[4] 另一方面也對自己領地內的“階級斗爭”異動提高了警覺(半年后發生的反右運動就是這種警覺提高的部分結果)。毛的鐵腕統治,決定了50~70年代的中國既不可能產生納吉那樣具有徹底改革意識的黨的領導人,也不可能產生有組織的民間自由力量。只是到了改革開放的文革后時期,這樣的條件才部分地出現。

 

另一組東歐國家包括了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它們分別代表著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幾個不同特例。

德國分裂、東德作為一個國家出現在歐洲政治版圖上本來是戰爭和戰后很快到來的東西方“冷戰”的結果。制度的不同,以及蘇聯對占領區的巨額索賠政策和美、英、法占領區內實行的完全相反的政策,造成了東、西德經濟發展差距的迅速拉大,這種差距先后導致1953年“鐵幕”內東柏林工人的暴動和1961年柏林墻的修筑。“民主德國”的共產黨執政者(德國統一社會黨)對本國公民實施了嚴酷的、警察式的、極不民主的統治。由于與西方離得最近,東德這個靠一堵“反法西斯防衛墻”才“捍衛住了我們工農政權的社會主義成就”[5] 的國家也自然成了莫斯科指揮棒下最俯首帖耳的衛星國。

另一個最“聽話”的國家是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原是巴爾干半島一個落后的農業小國,在歷史上就有親近俄國的傳統。二戰期間,保加利亞臣服于納粹德國,是蘇聯紅軍趕走了保境內的德國人。1946年9月,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此后40余年,保一直緊跟蘇聯,是蘇“忠實的臣民”,被稱為“不帶刺的玫瑰”(保加利亞盛產玫瑰)。

南斯拉夫則是東歐共產主義范圍內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二戰期間,那里保持著由共產黨人領導的、巴爾干地區最大的武裝抗德組織,還產生了鐵托這樣深孚眾望的黨的領導人。部分地和這種經歷有關,戰后的南斯拉夫執行了頗不同于蘇聯的內外政策,結果招致斯大林的極度反感。1948年6月共產黨情報局把南共開除,南斯拉夫索性走上了一條更徹底的社會主義自我發展、自我探尋之路。它的“自治制度”,曾經遭到過來自蘇聯和中國不同角度、不同意義上的批判、攻擊,也曾引起西方世界的巨大興趣。南的共產主義實驗確曾提供了不同于蘇聯、中國模式的另一種版本。

羅馬尼亞也很具個色。首先,這是個歷史上專制傳統濃厚的國家,國王直到1947年12月才正式宣告退位。其次,羅共掌權后,以喬治烏-德治為首的“國內派”清洗了“莫斯科派”,但并沒有發生波、匈那樣的非斯大林化過程,而是建構了一整套典型的斯大林主義政治、經濟體系。1965年齊奧塞斯庫接替去世的喬治烏-德治繼續掌權,居然又創造了長達十幾年的穩定與繁榮,令東西方世界均對之刮目相看。在對外政策方面,齊奧塞斯庫能同時與冷戰中的東西方和當時勢不兩立的中蘇兩國均保持良好關系,也算創造了一個奇跡。

最后就是那個著名的“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這也是個專制傳統濃重,經濟、文化均很落后的國家,全國絕大部分人口是文盲,戰前全國僅有11所中學,沒有一所高等學校。恩維爾· 霍查就是在這樣一片土地上建立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政權。這個政權之“左”,之“橫”,在全世界都是出名的,既反“帝”,又反“修”,難怪整個20世紀60年代恩維爾·霍查成了毛澤東最親密、最重要的國際盟友。中國人在自己還窮得叮當響的時候,居然向阿提供了總額近100億人民幣的經濟援助,可見兩國關系之不一般。

上述幾個國家雖各有特點,其相同之處則是黨的控制總體而言是有效的。黨的領導人專權而獨裁,其中尤以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等人為甚。與上述兩點直接相關,在這幾個國家中,除南斯拉夫曾經出現吉拉斯 [6] 這樣的特例以外,很少產生或幾乎沒有產生過有影響的持“不同政見”的人物或運動,更沒有有組織的民間自由力量生發、活動的可能。所有這些方面倒是與毛澤東年代的中國十分相似。

這樣一個背景決定了第二組東歐國家不可能成為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排頭兵。



[1] 這是一個重要的“家族類似”。廣義地講,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世界不同地方都發生了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型,比如南歐、拉美、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或地區),此即亨廷頓所謂“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但在這些地方,被否定的大多是些軍人獨裁政權;唯有“共產主義國家”里發生的革命,是共同指向一個目標,即以馬列“階級”名義獲得統治合法性的黨專制體制。

[2] 當年參加過中蘇談判的俄國改革派學者格·阿爾巴托夫用自己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他指出:“同中國的爭論,給反斯大林主義者提供了一種機會,使他們在維護改革的政策時就許多在當時已成為禁區的理論和政治問題公開發表意見。這個難得的機會特別可貴,因為當時我國各級領導幾乎一致地開始把對民主改革的呼吁和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壓下去,而鼓勵相反的非常保守的路線。”“既然中國成了敵人,它所推行的全部政策自然就被認為是聲名很臭的。很自然,在1962~1964年間,中國因素削弱了斯大林主義者在蘇聯的陣地,加強了20大支持者的陣地。”(格·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徐葵等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頁125)

[3] 需要指出的是,裴多菲俱樂部并非僅僅由民間人士組成,在1956年裴多菲俱樂部執行局的20個成員中,有13人是匈共黨員,其中還有黨中央的副部長和勞動青年聯盟書記。

[4] 吳冷西所著《十年論戰》一書詳細記載了當年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如何反對赫魯曉夫在匈牙利撤軍、力陳應該“幫助匈牙利黨和人民”的具體過程(見該書頁51~5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從客觀的、歷史的角度看,應該說,中國共產黨人在這件事情上充當了一個很不光彩的角色,盡管毛信心十足地自認為代表著真理。

[5] 此語出自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人昂納克之口。昂納克在1981年8月13日為“紀念”柏林墻修筑20周年而舉行的群眾大會上說:“8月13日將永遠標志著我國歷史和歐洲歷史上新篇章的起點,由于構筑了反法西斯防衛墻,我們才捍衛住了我們工農政權的社會主義成就”。(見姜琦、張月明《悲劇悄悄來臨:東歐政治大地震的征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259)這當然是共產黨執政者最無恥的表白之一,盡管他說的是一句實話。聯想到8年后柏林墻即在民主化的浪潮中轟然坍塌,昂納克的表白已經成為可以載入歷史的政治諷刺。

[6] 米·吉拉斯(又譯德熱拉斯),曾是南共主要領導人之一,50年代初即開始撰文批評南共體制,其中最著名的是《新階級》一書。

 

2013-08-26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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