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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東歐民主化進程及其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啟示(二)
俄羅斯、東歐民主化進程及其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啟示(二)
張博樹     阅读简体中文版

蘇(俄)、東歐民主化的大致過程

蘇(俄)、東歐民主化過程可以粗略地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戈爾巴喬夫在前蘇聯啟動改革和“公開性”始,到1989年革命成功,前東歐各國執政的共產黨紛紛更名為社會黨或民主黨,各國大多進行了民主原則下的首次議會大選為止,這個階段當然也包括前蘇聯的解體和民主俄羅斯的初步建立;第二階段則是民主制的鞏固期,這個階段有調整,有動蕩,但沒有出現大的、根本性的反復,說明“轉軌”和民主化總的講是成功的。目前,這個“鞏固期”仍在繼續之中。

這一節,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戈爾巴喬夫是1985年3月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這件事客觀上成為后來蘇東一系列根本變革的起點,可以說既有偶然性,又蘊含著歷史演進中的某種“必然”因素。前文說到,蘇聯的黨專制體制在斯大林時期就充分暴露了自身的血腥、暴虐、荒謬,甚至它所取得的“經濟成就”,都是這種暴虐和荒謬的證明。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已經是這個巨大的共產黨帝國“解凍”的開始。不過,赫魯曉夫的革命并不徹底,因為赫本人畢竟遠未掙脫斯大林主義的胎記。隨后的“勃列日涅夫17年”不但未能繼承赫的改革,反而在許多方面大步后退。尤其是勃執政的最后8年更加強烈地凸顯了這個體制的悖理:一個病入膏肓、幾乎不能理事的老者勉強維持著這個巨大的、外表十分強悍的紅色帝國。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先后繼任蘇共總書記的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還有本來應先于安德羅波夫接班的蘇斯洛夫,以及國防部長、在契爾年科繼任上發揮了重要影響的烏斯季諾夫)也都是行將就木的老人。這樣,這個體制就以如此極端的形式宣告了自己的不可救藥,同時又為年輕的、有志于改革的領導者創造了機會。至于說歷史選擇了戈爾巴喬夫充當此任,則是戈氏個人努力和種種歷史機緣碰到一起的結果。這個上大學時就具有叛逆思想、繼而成熟于赫魯曉夫“解凍”年代、又在邊疆區有過一番歷練和感悟的蘇聯新一代領導人,已經有著相當的自覺去改變這個制度,用戈氏自己的話說就是“不能再這樣下去了”。[1]

當然,戈氏開始時并沒有走的太遠。1986年2月召開的蘇共第27次代表大會雖然提出了改革和公開性的口號,但改革的目標仍然被界定為“完善社會主義”。然而,“公開性”有其自己的邏輯。由于這個制度在歷史上犯下了過多的罪惡,只要黨真的放棄了對大眾傳媒的壟斷,允許人們講實話、講真話,“公開性”勢必演變為對整個蘇共和蘇聯歷史的批判性重新審視。勃列日涅夫時代長期被壓制的民間自由力量重新活躍起來,蘇共黨內也出現了雅科夫列夫、葉利欽這樣更為激進的高層改革者。與此同時,保守力量也被充分動員了起來,其標志性事件就是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棄原則”。自然,比文章更有力量的是一大批黨內高層干部,他們控制著黨務、政府、軍隊、軍工部門的關鍵職位。由于懼怕黨內民主化、自由選舉等給自身權力帶來的威脅,這些人已經從潛在的抵制變為公開地反對改革。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1988年6月底召開)提出對蘇聯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的任務。戈爾巴喬夫的思路是把權力中心從“黨”轉移到蘇維埃,即“把權力從獨家操縱的共產黨手中交到按憲法本應屬于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的蘇維埃手里”。[2]

1989年5月25日,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開幕。注意,這已經不是原來那個相當于中國全國人大的“蘇聯最高蘇維埃”,而是一個全新的機構。它的代表是真正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安·薩哈羅夫出席了大會,而86名蘇共州委和邊疆區委的第一書記卻只有10人當選為人民代表。當時中國人如果知道這個消息的話一定會感慨萬千,因為10天前戈爾巴喬夫剛剛訪問了中國。當億萬普通的蘇聯公眾第一次通過電視現場直播目睹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的巨大變化時,中國的普通公民正在為反對北京戒嚴、還民主運動以公道而進行斗爭。

前蘇聯發生的變化迅速影響到東歐。我們已經知道,對大部分東歐國家來講,黨專制的體制本來就是蘇聯強加的結果,并無內在生命力,所以,當戈爾巴喬夫宣稱“蘇聯對盟國發號施令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時,[3] 無疑是給東歐各國的改革松了綁,且原來的宗主國和原來的衛星國之間圍繞改革很快產生了一種正向的互動關系。蘇聯的“公開性”感染了東歐,無形中鼓舞了東歐各國的民間自由力量,刺激了各國執政黨內的改革派采取更大膽的行動;而東歐改革的每一步進展,又反過來影響著蘇聯,并促進了前蘇聯本身的變化。――附帶說一句,中國是處于這種正向互動關系之外的,這再一次說明了中國問題的“特殊”:中國的黨專制有其自身的傳統,這個傳統強悍而獨立。主要是由于這一點,盡管1989年春夏之交偉大的天安門公民維憲運動客觀上構成整個共產主義世界瓦解的重要鏈條,但中國公民至今仍沒有享受到這場革命帶來的正面成果;恰好相反,中國的執政者由于驚懼于蘇東發生的劇變而大大強化了黨專制的統治。此為后話。

至于東歐各國完成1989年“驚險一躍”的具體過程,自然因國而異,各不相同。波蘭由于擁有強大的民間政治反對派基礎,執政者又相對溫和,所以最先達成朝野之間的共識,共同推進波蘭的政治轉型。1989年6月4日(一個對中國人來說同樣刻骨難忘的日子!),波蘭舉行了議會選舉制度改革后的首次全國大選,團結工會獲得議會中的絕大部分席位,組織了波蘭戰后45年來第一個非共產黨聯合政府,波蘭前執政黨領袖雅魯則爾斯基則在7月19日舉行的總統選舉中以微弱多數當選為波蘭總統。匈牙利的“轉軌”也相對順利。早在1988年5月,匈黨就進行了有利于改革的黨內核心層改組,以卡達爾為首的黨內元老全部退出政治局。隨著民間提出重新安葬納吉、為1956年事件平反的要求后,匈執政黨內進一步發生分化,以波日高伊為代表的黨內“激進派”取代了格羅斯為首的黨內“穩健派”,開始和民間反對派一起引領匈牙利的改革。1989年6月~9月,匈牙利朝野舉行了圓桌會議,制定了從一黨制走向多黨制的具體方案。1990年3月舉行了議會大選,和平實現政權更迭。與波、匈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轉軌”經歷了較多的對抗,這當然首先是由于捷共領導人的頑固造成的。他們担心為“布拉格之春”平反會危及自己的統治,所以堅決不向反對派讓步。在民間反對派組織的強有力領導下,1989年11月在首都布拉格和其他城市爆發了市民和學生的示威游行,且整整持續了11天,參加人數達250萬。整個過程與半年前發生在中國的事情極其相像,不同只在于中國民主運動被當局殘酷鎮壓了,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運動最終獲得了勝利。1989年12月20日~21日,捷共召開非常代表大會,通過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12月28日~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聯邦議會選舉前“不同政見者”哈維爾為共和國總統,選舉杜布切克為聯邦議會主席。

波、匈、捷等國黨專制體制的解構,很快在其他幾個東歐國家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先來看東德,已經先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拆除與奧地利接壤的所有邊界設施,導致大批東德公民以赴匈牙利旅游度假為名,取道奧地利進入西德(聯邦德國)。僅1989年10月初,經此途徑逃往西德的東德公民就接近4萬人。11月1日,被關閉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邊界宣布重新開放,更多的民主德國公民利用這條捷徑前往聯邦德國,一周之內出走人數竟達50萬之多。11月9日,已經改組的東德政府宣布兩德間所有過境站全部開放,人群向潮涌一樣涌向西德。興奮的人們騎在柏林墻上歡呼的情景,成為標志著東歐共產主義制度垮臺的經典性鏡頭。羅馬尼亞甚至發生了更具戲劇性的事件:當羅西部小城蒂米什瓦拉發生“騷亂”,正在伊朗訪問的齊奧塞斯庫不得不提前回國并頒布戒嚴令,嚴禁任何集會,乃至禁止5人以上同行時,首都布加勒斯特爆發了10萬人參加的大游行,國防部長米列亞拒絕最高當局開槍鎮壓的命令,軍隊倒戈站在了示威者一邊。齊奧塞斯庫夫婦不得已倉皇出逃,當晚被民兵抓獲,3天后,也就是1989年12月25日,被羅馬尼亞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南共聯盟則是主動順應了時代大潮,于1989年10月即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提綱》,把多黨制引入南斯拉夫政治體制。保加利亞也大體如此。在剛剛誕生不久的民間反對派的壓力下,保共于1989年11月11日解除日夫科夫黨的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職務,由推崇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外長姆拉德諾夫繼任總書記。[4] 1990年2月召開的保共14大通過《保加利亞民主社會主義宣言》,后又進一步把保加利亞共產黨更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1990年12月,保成立了以無黨派人士迪·波波夫為首的聯合政府。最后,阿爾巴尼亞這個東歐共產黨專制最頑固的堡壘也發生了變化。1990年2月,阿國內出現支持民主化的示威者,經過半年多的對抗與相互博弈,阿執政黨做出重大政策改變,開始承認多黨制。1990年12月12日,阿成立國內第一個反對黨――阿爾巴尼亞民主黨。1991年3月31日,阿舉行第一次自由的議會選舉,從而開亮了以解構黨專制為核心的東歐政治變革最后的“尾燈”。

這場偉大的革命已經過去十幾年了。截止到目前為止,東歐各國新興的民主體制總的說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由民主力量發展而成的各國自由主義政黨(或政黨聯盟)大多有了從政的實際經歷和體驗;左翼政黨也并沒有被取締(盡管在某些國家有短暫過激行為),他們擁有和其他政黨或政治派別和平競爭執政權的平等權利。事實上,盡管發展水平、成熟程度不一,各國均已大體形成左右輪替的政黨政治、議會政治格局。比如,在波蘭,1989年的首次議會大選團結工會獲得大勝,馬佐維耶茨基出任聯合政府總理。1993年由原波蘭執政黨(波蘭統一工人黨)改組、轉變而來的波蘭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即重新贏得執政權,組織了左翼聯合政府。1995年的波蘭總統選舉,社民黨領導人克瓦希涅夫斯基又擊敗了現任總統、原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以51.72%的得票率出任新興民主波蘭的第三任總統。1997年又是波蘭大選之年,經過一番角逐,團結選舉行動聯盟得票33.83%,民主左翼聯盟得票27.13%,波蘭右翼重新上臺執政。而在2000年10月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克瓦希涅夫斯基則以53.9%的得票率再次戰勝右翼對手,成為新興民主波蘭歷史上第一位連任的總統。這種左右不斷易位、但每次易位雙方得票率都相差無多的紀錄,說明波蘭的憲政民主正在走向成熟。再如匈牙利,1990年民主匈牙利的首次大選民主論壇得勝,由該論壇主席安托爾·約瑟夫組閣。1994年再次大選,由前執政黨轉化而來的匈牙利社會黨取得輝煌勝利,獨家得票32.96%,獲得209個議會席位。1998年第三次大選,右翼以微弱多數重新贏回執政權。2002年第四次大選,匈社會黨卷土重來,以42.15%的得票率再次上臺執政。其他國家,包括各自獨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解體后的原南斯拉夫各國,最早從前蘇聯中宣告獨立的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以及羅、保、阿各國政壇也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盡管成熟程度各異。在憲政民主體制構建中,各國紛紛通過了《政黨法》和其他保證結社自由、新聞自由的法律,公民社會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如今,大部分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成為歐洲聯盟的正式成員國。

 

需要多用些筆墨的倒是前蘇聯和后來的俄羅斯。由于歷史包袱的沉重,保守力量的強大,帝國政權結構的過分復雜,緊張的民族關系,糟糕的經濟背景,加上改革者行動的某些失誤,使得蘇(俄)“轉軌”過程經歷了更多的坎坷。

1990年3月12日~15日召開的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戈爾巴喬夫為蘇聯總統,同時決定刪去蘇聯憲法中賦予蘇共黨專制合法性的“赫赫有名的第六條”。[5] 這是蘇共繼續第19次代表會議的政改方針、主動放棄黨專制霸權地位所采取的重大行動。向多黨制過渡則是計劃中的下一步。但此舉亦導致蘇共黨內更嚴重的分裂,保守勢力和馬列原教旨主義者們更猖狂地詆毀、反對改革。另外一個重要情況是受東歐變革的影響,波羅的海三個加盟共和國之一的立陶宛已于1990年3月11日宣布獨立,其他兩國的反對派也已經將退出蘇聯的要求提上了議事日程(不要忘記,這三個國家原本就是根據1939年蘇德秘密條約被斯大林強行劃入蘇聯版圖的,斯大林當年的吞并行為已經為后來蘇聯帝國的解體埋下了種子)。1990年5月,葉利欽在同樣充滿民主氣氛的俄羅斯聯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這次會議還以907票贊成、13票反對、9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俄羅斯聯邦國家主權宣言。這個宣言并沒有包含俄羅斯退出蘇聯的要求,但它把從根本上反思蘇聯現存聯邦關系模式的問題以更明確的形式提了出來。一個多月后,蘇共第28次代表大會召開,經過激烈、尖銳的辯論,戈爾巴喬夫力倡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綱領獲得通過,用戈氏自己的話說就是28大“并未放棄自己歷史遺產中正面的東西,但譴責了極權主義,還宣誓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6] 然而,更加激進的葉利欽選擇了退黨來表明他的政治立場,他的完全經得起推敲的理由是:“由于我已經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和對人民及俄羅斯担負的重大責任,考慮到社會正在向多黨制過渡,我不能僅僅執行蘇共的決議。”[7]

在越來越多的加盟共和國出現獨立傾向的現實背景下,蘇聯于1991年3月17日舉行了全民公決,結果有3/4的蘇聯公民表示愿意以平等、獨立的共和國的新的聯邦形式保留蘇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9個共和國接受了戈爾巴喬夫起草新聯盟條約的建議,從而開啟了“新奧加廖沃”的談判進程。這個談判本來已于當年的7月23日達成協議,以至于戈爾巴喬夫可以放心地前往克里米亞福羅斯別墅度假,以備兩周后舉行隆重的新聯盟協議的簽字儀式。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蘇共黨內的保守派發動了震驚世界的8.19政變,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禁止游行、集會、示威、罷工,宣布實施新聞管制,并在福羅斯軟禁了戈爾巴喬夫一家。雖然這出鬧劇僅上演了三天就以失敗收場,[8] 但卻根本性地毀了蘇聯,斷送了新聯盟產生的可能性。從9月到10月,幾乎所有的共和國都宣告了獨立,而1991年12月1日烏克蘭經全民公決宣告的獨立尤其具有關鍵意義。人們都把完全的獨立視為最大限度的政治安全,不愿再考慮聯盟水平的任何硬性制度安排。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家簽署“別洛韋日協議”,“獨立國家聯合體”最終代替了擬議中的“主權國家聯盟”。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發表《告蘇聯公民書》,事實上宣布了蘇聯的解體。

 

1991年到1999年的俄“葉利欽時代”常常是人們爭論的話題。的確,這段時期的俄羅斯充滿了動蕩,但總的說,從前蘇聯即已開始的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在俄羅斯得到了繼續,盡管是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葉利欽本人于1991年6月經俄羅斯聯邦第一次全民直接選舉當選為總統。8.19事變時這位改革勇士站在坦克上怒斥政變者的形象舉世皆知。然而,作為總統的葉利欽當時卻面臨著非常嚴峻的經濟形勢和錯綜復雜的政治局面。一方面,前蘇聯遠比中國“科學”、“嚴密”、“完善”的計劃經濟使俄羅斯重建市場體制變得十分困難;早在80年代就已經形成的通貨膨脹壓力隨著原蘇聯統一經濟空間的瓦解迅速轉嫁到俄羅斯身上,又加劇了這種困難。另一方面,在俄羅斯聯邦對聯盟宣布主權后,俄聯邦境內的許多共和國也紛紛對聯邦提出“主權” 要求,乃至形成所謂“主權大檢閱”,對作為整體的俄聯邦構成巨大壓力。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葉利欽啟用蓋達爾的青年改革團隊,實施了激進的“休克療法”,企圖通過放開價格、刺激經濟,扭轉被動局面,迅速建立起較完善的市場體系。至于國家結構形式的變革,當時似乎還沒有列入日程。事實上,單是經濟改革的艱難程度即已超出了改革者原來的預計,無論社會、企業還是消費者都還沒有做好迎接市場化和私有化變革的準備。更糟糕的是,由于人代會中最知名的代表大多離開了蘇維埃進入政府機構任職,俄最高蘇維埃已被大批守舊的前共產黨官員所把持。他們處處反對蓋達爾的改革,使“休克療法”沒有辦法貫徹到底而常常半途而廢。這種半截子式的經濟改革加劇了社會生活的混亂,葉利欽與最高蘇維埃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俄羅斯的“府院之爭”[9] 曾迫使葉利欽訴諸全民公決,而公決(1993年4月舉行)的結果是很耐人尋味的:參加投票的俄羅斯公民有58.7%的人表示信任俄總統葉利欽,53%的人表示贊成1992年以來俄聯邦政府推行的社會政策。在通貨膨脹已達驚人程度的俄羅斯(1992年俄通脹率為1354%!),俄普通公民的上述回答無疑是對葉利欽及其改革政策的可貴的支持。部分地由于這一點,盡管半年后的1993年秋季發生了“府院沖突”白熱化、葉利欽解散人代會、議會首先動武、最后政府方面“炮打白宮”、最終結束“兩個政權對峙”的事情,人們對俄羅斯總統的行為仍然表示了相當的諒解。

從俄羅斯憲政改革和發展的角度看,“府院之爭”的重要結果之一是俄“超級總統制”的確立:為了保證改革的穩妥進行,1993年底通過的新憲法賦予俄聯邦總統巨大的權力。與此多少有些矛盾的是新憲法在俄聯邦與地方的關系規定上并不清晰,共和國作為聯邦主體甚至被授予某些特權,這顯然也是“府院之爭”的一個副產品:葉利欽為了同人代會“作戰”,曾不得不尋求來自地方的支持。政黨政治也在新的憲法框架內發展起來,各政黨都可以依法取得參加大選的資格。俄羅斯共產黨的崛起正是在這個法律框架內實現的。部分地受益于該黨的競選策略(比如該黨宣稱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就迎合了許多俄羅斯選民的心理),部分地受益于有效利用社會上的“懷舊情緒”(這種情緒對一個正在遭遇困難和危機的轉型中的社會來說顯得極其正常),俄羅斯共產黨在1995年的國家杜馬選舉中獲得重大成功,一舉拿下議會450個議席中的157個席位。然而,正是俄共的“復辟”傾向促使葉利欽下決心抱病參加1996年的總統選舉,并為此接受了民營大資本的提議,與之結成短暫的、引起頗多爭議的戰略同盟。關于俄羅斯“寡頭”和改革的關系、和俄羅斯“官僚資本”的關系、和正在演變中的俄羅斯權力結構的關系,是一個需要認真梳理的問題,本文后續部分論俄羅斯改革的經驗教訓時還將做詳細探討。無論如何,葉利欽的第二個總統任期沒有取得第一個任期那樣的輝煌。面對接踵而至的1998年金融危機和1999年的彈劾浪潮,葉顯得頻于招架,心力交瘁。好在葉利欽在最關鍵的問題上走對了路,那就是在俄羅斯現有制度框架內選定能夠繼續改革路線的接班人。這樣,在經過幾次嘗試、反復,又在“相中”對象時運用俄式政治智慧做出一連串“假動作”后,葉利欽最終推出普京出任俄羅斯總理,后者在代行幾個月的國家元首職權后,最終于2000年3月順利當選俄羅斯新一屆總統。

現在已是2007年,普京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已接近結束。俄羅斯的經濟獲得強有力的復蘇,已經基本擺脫困窘的局面。政治上,普京一方面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威,啟動縱向權力結構的改革,努力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另方面致力于調整葉利欽時代行政機構與議會過分緊張的關系,使三權分立的權力構成趨近于合理化。政府還調整了對“寡頭”的政策,加大了對最大的俄羅斯公司的監督。公民社會的建設仍在進行之中。普京本人在2005年的國情咨文中坦陳:在經過5年的“政策穩定”期后,下一步“最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任務是將俄羅斯發展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普京強調:俄羅斯作為最大的歐洲政治實體,“歐洲文化在許多世紀的過程中飽經痛苦所贏得的自由、人權、正義和民主等理想對于我國社會乃是至為重要的價值指針。我堅信,對現代俄羅斯而言,民主價值的重要程度絕不亞于對經濟成就和人民的社會福利的追求。”[10]  這番話當被視為現任俄羅斯領導人繼續憲政改革政策的證明。

事實上,像老資格的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杰夫這樣的觀察家都承認“俄羅斯在邁向名副其實的民主的道路上所顯示的進步已經十分巨大”,當然,這位學者同時認為,在經歷了千百年的專制制度后,指望俄羅斯“取得更快的進步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險的”。[11] 此話中蘊含的睿智亦值得人們咀嚼、深思。

 



[1] 見《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述弢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頁118。

[2] 同上,頁190。

[3] 此語見1987年8月出版的《蘇聯外交通訊》,轉引自姜琦、張月明《悲劇悄悄來臨:東歐政治大地震的征兆》,頁68。

[4] 關于姆拉德諾夫,還有這樣一段故事:1990年6月,保加利亞高校學生曾舉行罷課和絕食,要求當年4月已經當選為總統的姆拉德諾夫辭職,根據是姆在1989年12月反對派民眾游行示威時,曾在勸說無效后說過一句“好吧,那就讓坦克來吧”的話。姆對此矢口否認,但現場錄像證明學生的指控成立。這樣,姆拉德諾夫不得不于1990年7月6日向新選出的保大國民議會提出辭職。此事不但說明政治家的“品質”問題極其重要,尤其說明用武力鎮壓和平示威的民眾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5] 這個“第六條”的原文是:“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的領導和指導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蘇聯共產黨之存在是為了人民,是為人民服務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黨決定著社會發展的總的前景,決定著蘇聯的對外、對內政策,領導著蘇聯人民的偉大的創造性活動,使她為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斗爭具有按計劃的有科學根據的特點。黨的一切組織都在蘇聯憲法的范圍內行動。”(轉引自《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頁213~214。)

[6] 同上,頁231。

[7] 見格·薩塔羅夫等著《葉利欽時代》,高增訓等譯,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頁77。

[8] 當時的中國中央電視臺曾滿懷興奮地“正面”報道了蘇“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完全沒有料到這群倒行逆施的行動者竟會失敗得如此之快。至今,中國國內的御用學者仍把8.19事件說成是“蘇聯黨政軍領導人為挽救社會主義的聯盟國家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9] 某些俄羅斯學者認為,發生于1992~1993年的“府院之爭”,實際上是極權制度的遺存與正在形成的民主體制之間的斗爭。“當然,可以說,哈斯布拉托夫(當時的俄人代會領導人)并非是一位積習很深的黨務工作者、共產黨的正統派分子,葉利欽也不是一位堅定不移的民主派分子。但是相互對立的領導人缺乏‘政治上的純潔’僅僅是使形勢不那么像被事先想象的刻板模式,賦予它以逼真性而已。這并沒有改變事情的實質。事情的實質在于舊的體制得以將自己的游戲規則、自己的徒具虛名的權利強加給了新生的制度,以此來向人們顯示任何革命都沒有發生。”(見格·薩塔羅夫等著《葉利欽時代》,頁276。)

[10] 轉引自羅伊·麥德維杰夫所著《普京總統的第二任期》,王尊賢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頁175~176。

[11] 同上,頁218。

 

2013-08-26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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