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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命運 第六章 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
中國之命運 第六章 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
蔣中正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六章 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


  第一節 建設與革命哲學之建立問題

  第二節 社會與學術風氣之改造問題

  第三節 自由與法治觀念之養成問題

 

 第一節 建設與革命哲學之建立問題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第六章 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

 

  版面原件:第100頁,第101頁,第102頁,第103頁,第104頁

 

  〔第100頁〕

 

  在國民革命初步成功,建國工作真正開始的今日,國民一方面對于國家獨立自由地位的獲得,或不免有「驕矜自慢」和「一得自足」的錯覺;而他方面對于今后應做的工作,亦不免有「畏難卻顧」和「避重就輕」的心理。我對于這兩方面,在前章已經有詳明的解釋。現在再在本章里面指出幾個建國的基本問題,亦就是建國成敗的關鍵所在。希望我全體國民有所警惕,而首先要指出的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和失敗的教訓。我國民如果能領受這個深切的教訓,今后建國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把中國三千余年的君主政體,滿清二百六十年的專制政治,在極短的時間以內,澈底推翻。自此以后,袁世凱的帝制,張勛的復辟,莫不失敗。所以我們不能說革命沒有絕大的成功。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十幾年間,又遭逢了世界第一次大戰的時機,我們不但不能得到自立自強,而外患反而更深,內憂反而更兇,我們怎么不承認革命是失敗呢?就說當時辛亥革命的成功,要知道這只是革命破壞方面的成功,而革命的失敗,亦就是建設方面的失敗。破壞的革命所以能夠成功,是由于滿清末葉,國民的心志,集中于反對喪權辱國的專制政府。建設的革命所以失敗,是由于國民對于革命必須 〔第101頁〕建設與破壞二者并行的道理,沒有真切的認識,即有認識,也不能夠趨于一致。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國民就惑于「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說,以為無須再用革命手段,從事建設了。不獨國民如此,革命黨中的同志也是如此。所以軍閥政客得以為所欲為。初則假借約法,繼而破壞約法;初則樹立政黨,繼而割據自雄。在國家民族大有可為的時期,反而過醉生夢死,自殺自伐的生活。他們誤國的過失,賣國的罪惡,固然不可勝誅,而一般國民,尤其是智織階級文人學士,一面受軍閥的壓迫,一面受帝國主義工具反革命派的宣傳,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因之多不能了解 國父的主張,更不信奉三民主義。尤其是他們對中國國民黨的態度,不是旁觀冷漠,即為反對敵視,更不能夠認識中國國民黨與整個國家,全體國民的生命,有不可分離的關系,這也要負絕大的責任。所以 國父在此時期,看出國民的心理建設,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設的要義,就是要黨中同志和一般國民明白「知難行易」的道理。

 

  破壞的革命所以成功,建設的革命所以失敗的緣故。 國父曾明確指示,這完全是由于國民的「知」與「不知」的關系。 國父說道:「夫破壞之革命成功,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壞革命也,曾十起而十敗者,以當時大多數之中國人,猶不知彼為滿洲之所征服,故醉生夢死,而視革命為大逆不道。其后革命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復,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于反掌。惟對于建設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黨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業,莫難于破壞,而莫易于建設。今難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何以謂之容易?因破壞已成,而阻力既滅;阻力一滅,則吾人無 〔第102頁〕所不可,來往自由,較之謀破壞時,稍一不慎,則不測隨之之際,何啻天淵?然吾人知革命排滿為救國之必要,則犯難冒險而為之。及夫破壞既成,則以容易安全之建設,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續矣。此建設之事業所以失敗也。」這一段話,把辛亥革命成功與失敗的本源,指示得何等的透徹,何等的真切!可惜當時黨中同志與一般國民仍然不能夠完全領悟!他們為什么不能夠完全領悟呢?這是由于我們國人深中了「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古說之害,而不知哲學的真理是「行之匪艱,知之惟艱」。國父說道:「此說深中于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之于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遠而避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也,則惟有望洋興嘆,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辛亥革命以后,一般國民與黨中同志,不知建設的必要,更不知中國的建設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實行。雖有 國父真知,作我們的指導,一般同志和國民仍然以知為易,以行為難,忽視建設,尤不能了解民生主義,而只以具備民族民權主義的形式為滿足,所以建設的革命就失敗了。

 

  「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的古說,并不是中國傳統的心理。在社會上,人人都依照自然的法則而行,然而知道自然法則的人很少。所以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者固然依自然法則而行,不知者仍然依自然法則而行。所以孟子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眾 〔第103頁〕矣!」中庸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足見得天 地萬物,遵循的法則,是易行而難知的。

 

  古人的知,是從累代的經驗與畢生的力行得來的。所以我常說:「不行不能知。」惟有從力行得來的知,纔是真知,惟有真知,方纔易行。孔子以六藝教人,就是要學者從六藝的實行得到真知。灑掃應對,射御書數,都可以使學者得到下學而上達的真知。后世的學者,把古人累世的經驗與畢生的力行得來的真知,看容易了。所以他們以知為易,以行為難。「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的古說,因而深入于人心,發生知行分離,與以易為難,以難為易的流弊。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意在糾正知行分離的流弊。然在科學時代,「即知即行」的道理,仍不足為人生指導的原理。依照科學的方法,每一個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專職的原理,知者與行者雖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須分工。故惟有 國父知難行易之說,纔是指導人生的真理。

 

  知的本源在于人類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上說:我們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經驗和教訓,要學習外國的科學和技術。然而就實質上說:知識如果「無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惟有「有得于己」的知,纔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易行。為什么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夠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呢?他們篤信祇有革命纔可以救國救民,他們就力行革命的工作,死生榮辱,置于度外。他們的「知」本于天性,他們的「行」發于真知,纔造成了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體,與二百多年滿清專制的偉大之業。為什么 〔第104頁〕辛亥革命以后,黨中同志與一般國民不能夠繼續先烈的遺績,接受 國父的指導呢?他們的理論與主張,都不過東抄西抹,人云亦云,反求諸心,無得于己。他們的「知」,不由于至誠,他們的「行」,不出于大勇。所以民元以后,社會政治,就在擾攘喧嘩之中,過了十幾年。而誤國殃民的軍閥,反革命派之所為,亦就橫行無忌了。

 

  何以事實的經過已確切證明了正確的路線,而國民仍不能夠有一致的認識?揆其原因,正由于在理論方面,他們自己既不能「實事求是」以探討真切的學問,又不能虛心接受事實已有證明的真理。在行動方面,他們既不能夠自拔于似是而非、不痛不癢的風氣,更不能追隨先知先覺的指導,毅然決然的力行。總之,理論上的不正確,是由于不能真知,行為上的不振作,是由于不能力行。惟有至誠,始可以無要而達于真知;惟有至誠,始可以不息而見諸力行。惟有真知力行,始可以不瞻顧,不遲疑,勇往直前,篤實踐履。中庸說:「不誠無物。」國民的心理,社會的風氣,不返于樸實誠篤,建國復興事業,斷沒有成功的可能。所以 國父自辛亥革命以后,在最艱難困窮的時期,以「行易知難」的學說,指導同志,曉喻國民,永為我國民革命建國復興的基本哲學。即今日以后,建國工作的成敗,亦必以我全國國民能不能領悟這個哲學為權衡。只要我們全國國民接受辛亥革命的教訓,領悟 國父「行易」的哲學,一致起而力行,則我們完成五項建設,以造成文化國防與經濟合一的國家大業,是一定能如期成功的。

 

 第二節 社會與學術風氣之改造問題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 第六章 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

 

  版面原件:第105頁,第106頁,第107頁,第108頁,第109頁,第110頁,第111頁,第112頁,第113頁

 

  〔第105頁〕

 

  過去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我們的建國工作,不能夠自由發展。這些失敗,還可以歸其責任于不平等條約。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我們今后的建國工作,得到了獨立自由,如果再有失敗,那我全國國民就應自負其責任了。

 

  國家的治亂,民族的興亡,常以社會風氣為轉移。我們中國的社會風氣受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以租界為根源,表現為各種的頹風惡習。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租界不復存在,則社會風氣轉移的責任,又將在誰的手里?

 

  今日的社會風氣如不改造,沒有篤實踐履的精神,則建國工作,仍難期其完成。而社會風氣的轉移,常系于少數政治家與學者的倡導和努力。歷史上的先例如此。然而此所謂少數人的產生,決不是由于「神跡」,亦不是由于「氣數」。在國家治亂之會,民族興亡之際,只要這少數人士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和「天下為公」的抱負,以救國家救人民自任,即可以為轉移社會風氣的樞紐。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又說:「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這些話都是指示我們:只要看見了救國家救人民的本分,就應當引為自己的責任;隨自己聰明才力的大小,力行實踐,即可以轉移風氣。 國父說:「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至于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 〔第106頁〕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務。」我們可以說:無論聰明才力大小,只要立志救同胞,決心救國家,力行實踐,則行之于一鄉,即可以轉移一鄉的習氣,行之于一縣,即可以轉移一縣的風尚;推之于一國,莫不皆然。只要此少數人士,能夠力行于前,則一鄉一鎮以至一國的民眾,習焉不察,行焉不著,自然收風動草偃之效,而社會風氣就能改造成功。

 

  在我們中國,當民族盛衰絕續之交,必有少數的政治家和學者興起,來担當這旋乾轉坤,改造風氣的責任。東漢之末,豪家大族兼并土地,貧戶細民流離失所,思想則趨于老佛,文學則崇尚浮華。黃巾之亂既起,中原殘破,群雄分立,蜀地獨得偏安,其風俗的奢侈,勢豪的跋扈,更甚于東漢時期。諸葛武侯輔佐兩朝,十二年間,在軍事上以攻為守,在政治上以猛濟寬,以討賊雪恥,激勵國民的志氣,以循名責實,糾正浮華浪漫的風俗,故能以巴蜀一隅,抗曹魏中原全盛之局。后世的俗儒,以武侯實行法治而加以譏評。殊不知武侯為人,淡泊寧靜,大公至誠,品格之高遠,決不是俗儒所能企及。唐末五代,割據紛爭達二百余年。趙宋雖收藩鎮的兵權,開統一的局面,然而思想則流于佛道,文學則限于排偶,科舉則局于注疏,政事則操于胥吏,經濟則土地兼并,軍事則內重外輕,以至于外患侵陵,內亂頻發范忡淹首著四論以糾正頹廢的思想,繼上十事之奏,興學校以養經濟之才,改科舉以取經濟之。當時文學則歐陽修蘇軾之流,經學則胡瑗孫復之輩,人才輩出,蔚成風氣。張(載)程(顥、頤)的理學,王荊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興。在明朝末葉,朝廷受制于宦官,社會相習于浮華。朱(熹)學既不勝其煩瑣,王(守仁)學亦漸趨于玄虛。張居正秉政十四年,以「實學實用」指導思想,既以「循名責實 〔第107頁〕」整飭吏治,以「返本復始」挽救民風;其信心之強,志趣之篤,力行之勇,不計個人的成敗,不顧一時的毀譽,比之于諸葛武侯與范忡淹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滿清道咸年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亦以轉移風氣為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尚器識。其于學術思想,則兼取宋學與漢學而歸本于至誠;其立身行事,則本于「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軍淮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

 

  中國歷史上思想家學者轉移風氣的功效,其有關于我固有文化之興廢與民族精神之盛衰者更大。當戰國初期,其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流行于一時,「楊朱墨翟之言滿天下」,「天下不歸于墨則歸于楊」。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義利王霸之分,明「知言」「養氣」之學,闡發惻、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以嚴人獸之別,辟楊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國三千來一脈相傳的正統思想之基礎。自東漢末年以降,佛老學說盛行,儒家學說闇然不彰;王通講學于河汾之間,斥佛老之學,嚴夷夏之辨,初唐政制之宏偉及其學術之昌盛,亦皆受其影響。中唐時代,韓退之(愈)改文體,辟佛老,斥割據,倡集權,遂遠開北宋道學的先河。比及道學既盛,學者習于空虛的性理,錮于煩瑣的名詞,于是王陽明(守仁)倡知行合一之論,「窮理致知」之說,一時翕然成風。到了明末清初,則顧亭林(炎武)黃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李二曲(中孚)顏習齋(元)傅青主(山)等大儒輩出,皆斥玄虛,重實用,以經世之學救民族,以性命之學導人心。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權思想,從此蘊積于民間,歷二百余年,竟有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民國。

 

  〔第108頁〕

 

  這些政治家思想家,對于我們中國民族精神的存養,和固有德性的鍛煉,都有其千秋不朽之功業。國父所說:「以吾人數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的根基」,他們便是我們建國救世的模范。我們中國才智之士,要效法這些政治家思想家,首先就要從「窮理」和「知言」入手。我們革命最應該留心注意的,就是對于所處理的大小事物,都要「窮理」研討。我們對于當前所見聞的學說主張,更要「知言」明察。所謂「窮理」,要看清楚現實,要認織環境,要剖析事物的內容,要把握問題的焦點,不含糊,不虛偽。所謂「知言」,要把各種學說主張,察其動機,明其意義,考其所用的方法,求其證據于事實,不模棱兩可,不附和盲從。這樣的做去,無論眾說的理論怎樣紛紜,辭句怎樣巧妙,一到了我們的面前,就可以很明了的判斷他的是非得失,乃至福禍成敗。尤其要知道,有害于國家民族的學說和主張,其為害愈大,其持論愈巧。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他說道:「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言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由此可見不正確不澈底的妄行邪說,必以巧妙的理論和動聽的詞句為掩飾。但是,他們的誤謬和弊害,決不是巧妙的理論或動聽的詞句所能掩飾的。即令他們力圖掩飾,我們也可以就他們所掩飾的論點,看出他們的毛病和錯誤來。所以孟子說:「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即如法西斯納粹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的理論,都是振振有詞,頭頭是道的。他們的辭句是非常動聽的。但 〔第109頁〕是我們要溯求他們這些主義發生的動機,更來考察民族思想消滅的實例,就可以知道在中國提倡這些主義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的。就納粹法西斯和世界主義發生的動機而言。

 

  國父說道:「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就民族主義淪亡的實例而言, 國父說道:「凡是一種民族征服別種民族,自然不準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思想。好比高麗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現在就要改變高麗人的思想,所以高麗學校里的教科書,凡是關于民族思想的話都要刪去。由此三十年后,高麗的兒童便不知有高麗了,便不知道自己是高麗人了。」所以 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三講里面,把那些拋棄民族思想來談世界主義的人,比之于得了彩票,卻把收藏彩票的杠子拋棄的苦力。足見在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便有亡國滅種之憂。由此一例,即可知「窮理」「知言」的重要。可憐這二十年來,我們中國才智之士,為這些巧妙的學說所陷害,以致誤用其才力,枉過其一生的,不知凡幾。這實在是國家最大的損失,亦就是革命惟一的不幸。往者已矣,惟望今后國民尤其是一般趨向未定的青年,更要特別知道「窮理」和「知言」的重要。這實在是青年一生事業成敗的關鍵所在,因之對于各種事物與學術的研究必須注重這一點。如此乃能認清方向,確定思想,不致走入歧途,以免后悔無及。

 

  滿清以來,積二百六十年頹風惡習,加以大都市之中,租界領事裁判權之下,累百年驕奢淫佚的生活,麻醉渲染,遂使貧民則鋌而走險,富戶則傾家破產。其影響之所至,文官愛錢,武官惜死。人民視官場為罪藪,官吏亦自視為傀儡登場,敷衍應酬于案牘與奔競之中。這種風氣,自滿清以來到民國初期 〔第110頁〕,還是有加無減。截至今日,他們的心理,仍舊不肯徹底的覺悟,痛加改革,這實在是我們政治上的奇恥大辱。我們要洗刷這種恥辱,樹立民眾的信仰,恢復政府的信譽,必須從政的官吏,治軍的將領,反躬自問,自己是不是能夠秉承 國父的遺教,實踐革心的指示,各行其良心之所安?是不是能夠誓不虛浮,崇尚篤實?假如反省而可以自信,正不必計外人的毀譽,顧一時的榮辱,以致重形式,輕實行,假如反省而不可以自信,則必須痛加悔改,免蹈過去軍閥官僚的失敗。

 

  更要知道;抗戰發動以來,我們的力量雖是愈戰愈強,不平等條約雖是已經取消,然而敵寇還在我們國境之內,還要我們作最后的努力,和最大的犧牲,方能收回我們的失地,救出我們的同胞,纔能說是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國家爭取真正的獨立,歐洲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世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都在劇烈變動之中。中國的前途,光明與黑暗,實相因而俱在。時至今日,同盟國的力量已能夠轉守為攻,侵略主義者的敗征已顯而易見。中國抗戰勝利的光明亦已在望,而獨立自由的地位之取得,更使中國對世界的責任,相隨而愈重。預計世界戰爭的結束,不能延至二年以后,而今年的一年即為戰局的決定關頭。我們中國的主奴榮辱,生死存亡,決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以華府會議為最后的決定。質言之,中國主奴榮辱生死存亡的命運,不決定于戰爭結束時期的國際會議,乃決定于戰局發展至于最后關頭之今日。而全國上下能否自力更生,尤在于社會風氣與國民生活能否滌舊更新,不愧為現代的國民。更必使抗戰有勝利的把握,建國有成功的基礎,纔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且以實現我們「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三民主義。如果我們像第一次大戰結束時期,瞻顧倚賴,茍且因循,則已 〔第111頁〕失的權利未必能恢復,已復的權利亦未必能夠享有。總之,中國的命運,決定于中國國民本身是不是能夠自立自強,以達成抗戰建國的使命。要中國能夠自立自強,必須全國上下,共同一致,痛切覺悟,徹底革新,袪除虛浮,務求篤實,力戒因循,崇尚果敢。思想必切實際,生活必循紀律,任事必負責任,行動必守秩序,實事求是,精益求精,而后乃能樹立現代國家的基礎,使中國躋于國際社會,共負世界永久和平和人類自由解放的責任。

 

  政治風氣的轉移,于尤賴社會風氣的改造,而教育實為改造社會風氣  的動力。須知學術的講授,與政治的變遷,息息相關。不獨思想的改革,直接影響于社會風氣與政治風氣,即文學的改革亦發生重大的效果。古人說:「文學之變與政通。」在歷史上不乏其例。漢魏之間,輕篤行,重辭藻,士風從此趨澆薄。唐末宋初,文禮反于質實,則力行實踐的風氣因而復興。明清以八股為思想的桎梏,為官者不習政事,于是權歸胥吏之手。總之學術的講授為國家命運之所系,歷史的教訓具在,無可推諉,亦無可置疑。

 

  須知此次世界大戰最后的效果,無疑的歸結于文化。所以此次戰爭,亦可說是文化戰爭。歐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成敗興亡,皆在此一役。中國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興廢,亦以此役為試金石。此戰若不失敗于侵略主義者的魔手,則人類文明即將刮垢磨光,而中國文化亦必發揚光大。務望我學術界真能了解今日實為我中國文化繼往開來存亡絕續的最大關頭。自清末維新,中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至于國民革命時期,因講學而改變學風,舉凡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共 〔第112頁〕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世界各國所有的思潮,都經試驗。若深加考察,雖有不少的進步成分,散在社會,然而真誠篤實的風氣,終竟沒有造成。治學的人士,不能實事求是,身體力行;或思而不學,閉目空談,自逞胸臆,妄立門戶。或學而不思,東涂西抹,人云亦云,無有定見。崇西化則舍己從人,尚國學則閉關自大。講學的人士,輕于發言,不負責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個人的私欲為前提,而自以為「自由」;以個人的私利為中心,而自以為「民主」。以守法為恥辱,以抗令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點而自以為「青年導師」,妄肆淺薄的宣傳而自以為「先進學者」。極其所至,使國家為之紛亂,民族因而衰亡。在這種潮流之中,求「以天下興亡為己責」的人,真不多得,為學講學的風習既然如此,而欲求社會風氣與政治風氣之改造,豈不是緣木求魚?然則今后學者與大學的師生應如何以自處,使在此國民革命時代中盡其革命一份之義務,我在前章「心理建設」一節內,已述其概略,總望我國學者,務使學術切于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于建國的基業,切實體驗 國父「行易」哲學的真理,與革命「力行」的精義;智育與德育兼施,文事與武備相應;手腦并用,知行合一。如此,則社會與學術的風氣,方能根本的改造,而過去萎靡虛偽,浮燥夸誕的積弊,亦可以完全掃除,必須這樣,而后我們民族固有的德性與智能,和國家本來的地位,乃可以真正的恢復,而立國的基礎,乃能臻于鞏固強大。

 

  國父說:「建屋不能猝就,建國亦然,當有極堅毅之精神,而以極忍耐之力量行之。」此極堅毅忍耐的精神與力量,要有實踐力行的學術風氣和質樸敦厚的社會的習尚,纔可望其發生。官吏是建國的工匠,教師更當為建國充實優良的人才。這兩種人對于學術與社會乃至于政治風氣的改造,比一般國民, 〔第113頁〕負有更密切更重大的責任。從今以后,只要每一個官吏,每一個教師,能激發其義務感,能堅定其責任

 

  心,能夠以改造風氣的志士學者自任,則建國的堅強精神與忍耐力量,就可以發生,建國的大業就可以成功。 國父說:「成功者,非一人一黨之謂,乃中華民國由阽危而鞏固而發揚光大之謂也。」要使我中華民國渡過阽危,趨于鞏固,則必須全國的教育家以國家觀念為中心,以民族思想為第一。我全國的教師應當首先以此自勉,方可勉勵一般的國民,相率以轉移政治風氣,來為建國工作,樹立可大可久的初基。

 

第三節 自由與法治觀念之養成問題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 第六章 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

 

  版面原件:第114頁,第115頁,第116頁,第117頁,第118頁

 

  〔第113頁〕

 

  在改造社會風氣的時候,我們必須徹底改造國民對于法律和自由二個觀念。

 

  合群是人類的天性。個人離開了人群,便沒有生存的方法,所以自有人類以來,個人就是生于群,長于群,沒有一天可以絕對離群而孤立,所以群的生命,為個人的生命所寄托。群有發展,個人纔能夠得到發展。在人群的里面,個人與個人之間,個體與全體之間,自然有其共守的規則,而后群的生命纔可以維持和發展。這種規則,在一方面是道德,在另一方面就是法律。人群的組織,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民族,所包容的人口愈多,則道德與法律亦相隨而益密。其維持道德的信仰者,為社會的公論。其執行法律的制裁者,為管理眾人之事的政府。

 

  我們中國的政治哲學對于道德與法律的關系,講求得最為詳明。中國的政治哲學主張道德與法律兼 〔第114頁〕用,不過有先后之分。賈誼說:「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董仲舒說:「先德而后刑。」都是說道德先于法律,卻并不專談道德而舍棄法律。至于我們 國父的三民主義,對于這個問題更有精深的研究。要知道三民主義是淵源于中國正統的道德觀念的。簡單的說:「利他」是革命的本務,「仁愛」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救世的極則,無過于「天下為公」。三民主義就是以「天下為公」的思想為改造社會的基本法則,與實行革命的最高理想。然而,三民主義的實行,則必依于法律。在軍政時期,我們要行軍法之治;在訓政時期,我們要行約法之治;在憲政時期,我們要行憲法之治。由此可知三民主義的政治,是本之于道德,而行之以法律的。

 

  我們中國的政治哲學,對于人治與法治的關系,也有詳明的分析。孟子說國家要有「法守」,要有「法家弼士」,又說「徒法不能以自行」。這就是說國家沒有法律,便不能夠治理,不過法律的施行,仍然是存乎其人。王荊公所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張居正所謂「行法在人」,也都是這個意思。我國的國民革命,是要建設中國為法治國家,不過其本源則在于國民的心力。所以 國父說:「常人有言,中國四萬萬人實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為一機體結合之法治國家,其道惟何?則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后修齊治平之望可幾。」又說:「國家之所以成立,不外乎國民之合成心力。其統治國家之權力,與夫左右此統治權力之人,亦常存乎國民合成心力為之主宰而綱維之。」由此可知國民革命是集合國民的心力,以建設法治的國家,并且是以國民的心力厲行法治的。

 

  〔第115頁〕

 

  我們中國的政治哲學,對于情理與法的關系,尤為注重。中國的政治哲學以為情理必依于法治而后可以得其公平。所以諸葛武侯說:「法行而后知恩。」又說:「吾心如秤,不可為人作輕重。」中國的政治哲學,又以為法律必本乎情理而后可以合于實用。所以呂新吾說:「法者,本天理人情而定之。」又說:「法者,體其必至之情。」我們的三民主義,是會通情理法三者而并重的。我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一文里面說:「我們人類所以異于一切動物與高于一切動物的原因,而且能夠不斷的自求進步,不斷的進化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人類有感情,有法紀,而且又有理性的緣故。感情、法紀、理性這三種東西是維系人類生存,促進人類進化,所缺一不可的。我們通常論一件事,總說是情理法三者俱當,而后纔算是圓滿。依照三民主義,就民族方面說:人類感情中最值得重視的一種感情是民族感情;因為民族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團結民族,就要靠人類天然具有的情感。就民權來說:人類組織的最良法紀是全民政治——即民權主義政治;要規定各個國民的義務和權利,就全靠法治和紀律來作平準的標尺。就民生來說:「人類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經濟平等,無相壓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會大多數利益相調和,能夠真正做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地步;這不能專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訴之于判別是非利害之理性。所以我說,民族主義本乎情,民權主義本乎法,民生主義本乎理。我們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獨立;以確立法治,為實行民權的基礎;再以公平劃一的條理,調劑公私經濟的盈虛,以解決民生問題,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當。所以三民主義比其它主義完備,而且比其它主義偉大悠久,亦比其它任何主義容易實行,亦就在此。」由此可知三民主 〔第116頁〕義是情、理、法并重而各得其宜的。總括以上所說,我們知道有些學者,以為中國的政治哲學重禮治,主人治,而反對法治,是一種誤解。我們又可以知道法治在三民主義里面是有重要的地位,有重大的功用的。

 

  自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后,中國的學術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于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他們看見了魯索所謂「天賦人權」的言論,便主張中國的革命,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革命一樣,要爭「自由」。殊不知魯索的學說,并不合于歷史的事實。 國父指示我們:「就歷史上進化的道理說,人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并沒有魯索所說的那種人權事實。這就是魯索的言論,沒有歷史的根據。」魯索的學說既沒有歷史的根據,其所以流行于十八九世紀的歐洲,成為歐洲人民為「自由」而戰爭的指導理論,是「因為當時歐洲的君主專制發達到了極點,……人民久受了那樣殘酷的專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奮斗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一聽到有人說『自由』,便很歡迎。」返觀我們中國歷史的政治,大抵對人民取寬大的態度,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系。「中國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所以 國父說中國革命的目的與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要革命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抵抗外國壓迫,就要打破『個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里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換 〔第117頁〕句話說,我們中華民族要結成堅固石頭一樣的國防的組織體,則個人不能享有像一片散沙一樣的「自由」,是不待言的。更詳細一點說:我們中國在戰爭時要取得最后的勝利,必須建立民族的國防體;在戰后要與世界上獨立自由國家共同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求得人類的自由解放,亦必須有同樣堅強的組織。所以就國家與個人的關系上說,無論在戰時或在戰后,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更就個人與個人的關系上說,自由與法治是不可分的。我們中國是四萬萬五千萬國民共同組織的國家。我們的國家要求四萬萬五千萬個國民之中,每一個國民都有「自由」。所以必須規定每一個人「自由」的限界,不許他為了他一個人的「自由」而去侵犯別人的「自由」。這種自由,纔是真正的自由。這種自由觀念,我們建國時代,必須積極的養成,纔可使我們每一個國民,都能享受他自由的權利。所以「自由」必須在法定的限界之內,方是「自由」。若出了法定的界限之外,便是放縱恣肆。人人如可以放縱恣肆,必至于強欺弱,眾暴寡。人人謹守法定的限界,始可以達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境域。要人人都有「自由」的國家,纔可以說是「法治」的國家。所以法治國家決不許國民有放縱恣肆,強欺弱,眾暴寡的現象。由此可知自己破壞國家的法律,而要求國家的法律保護,自己不守法律,而批評國家不崇法治,都是不合理的言論。這種言論,只有混淆國民對于法治的觀念,助長國民不守法律的風氣,如不徹底糾正,則法治國家的建設,是不能成功的。

 

  世界上最放縱恣肆的人,要算「吉普西」人了。大家知道「吉普西」人的自由,不過是放蕩,不過是流浪。他們內部沒有法律,他們對外也不能結成團體,以自保他的安全。所以他們成為世界上最低下 〔第118頁〕最墮落的一群,到處受人唾棄,受人欺侮。我們中國國民斷不可一面自陷于「吉普西」人的自由行徑,而一面還高談現代化,法治化。要知道國家是祖宗百代的遺產,民族是子孫萬世的根基。抗戰是神圣的工作,建國是莊嚴的事業。我們絕對不應當存一點玩忽的觀念,有一點兒戲的行動,而必須以神圣莊嚴的心理來接受法令,以自主自動的思想來執行法令。我們怎樣還可以自比于「吉普西」人?

 

  近百年來,我們中國不尚法治的觀念所以養成,不守法律的風氣所以傳布,租界與外國駐兵區域以及封建割據的存在,為其重要的原因。租界駐兵區域為中國法律的力量所不及,一般人士在那里面,可以放縱恣肆于本國法律范圍之外,對于國家作違法犯紀的言論和行為。相沿既久,養成了一種消極則不負責任,積極則破壞法治的習慣,流行于國民之間,猶不自覺其非;不獨不以為非,而且自以為是。封建的割據,更使法治的觀念與守法的風氣,蕩然無存,一般軍閥政客,以擁甲倒乙為事業,以朝秦暮楚為生涯,不獨不知法治為何物,亦且以毀法亂紀為光榮。在這種情形之下,法治的觀念如何可以養成?守法的風氣如何可以造就?

 

  現在,不平等條約既已撤廢,租界與外國駐兵區域不復存在,封建割據亦早歸沒落了。我們國民必須痛自反省,互相督勵,以守法為道德,以負責為光榮,不以個人的利益,妨害國家的公益;不以個人的「自由」,侵犯別人的「自由」。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質;崇尚法治,必先修養法治的習慣。我四萬萬五千萬國民,人人必須養成此種自由與法治的觀念,纔能把國家建設為法治的國家,進而建設為堅強的國防組織體,以與世界上獨立自由的各國,共同負起世界和平,人類解放的責任。

 

第七章 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

 

  版面原件:第119頁,第120頁,第121頁,第122頁,第123頁,第124頁,第125頁,第126頁,第127頁,第128頁

 

  〔第119頁〕

 

  由上面所說,我們知道建國成敗的關鍵,在于社會風氣的轉移。而社會風氣的轉移,又系于一鄉一縣一省以至于全國有見識,有志氣,有血性,負責任的人士,以真知力行為倡導,使一鄉一縣一省乃至全國的國民,行焉不著,習焉不察,則社會風氣的改造乃能達到成功。前面又曾指出,只要我全國的青年立定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乃至冒險犯難,進到常人之所不敢到的邊疆僻壤,以適應國家社會的需要,而充實國家民族的生命,如此國家社會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在這里,我還要作再進一步的討論。要知道社會風氣的改造,建國工作的實施,乃是民族復興中最偉大的事業,必須恒久的力行。如以單獨的個人,作孤立的奮斗,其成效必不能大,其事功亦不能久。所以一鄉一縣一省以至于全國的成年國民和青年志士,必須有共同的組織,有系統的聯絡,以為國家建設和個人立業的總機關。個人惟有在這個總機關之內,纔可以做到 國父所說:「以個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

 

  我們中國的成年國民,不能作廣大的團結,即團結亦不能夠持久,所以有「一片散沙」的恥辱,受「五分鐘熱血」的譏誚。須知不能團結,是由于自私,而救私莫如「公」。團結不能持久,是由于虛偽,而救偽莫如「誠」。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與。一念之誠,則必能貫徹始終。惟有三民主義,本于至公,發于至誠。故中國國民黨的思想,能兼容并包,而中國國民黨的行動,則「擇善固執」。這在我〔第120頁〕述中國國民黨改組經過的時候已切實的指點出來了。

 

  現在一般青年,最大的毛病和他個人「百事無成」「潦倒一生」的總 因,根本當然是教育未得其道之故。而青年不受師長的指導,不知「組織」對于他個人成敗的關系之重要,更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紀律」的什么,所以行動流于浪漫,思想不切實際。他們一入社會,乃就自覺其沒有担當實際工作的能力和信心,更說不上改造社會建設國家了。所以青年要成為刻苦耐勞,任重致遠,改造社會建設國家的人才,其思想必經科學的訓練,其行動必受嚴格的鍛煉。因之,抗戰發動以后,我就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以適應全國青年迫切的需要,而開創了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和中華民族新動力的根源。

 

  國父對于全國國民與中國國民黨的關系,明切的指示說:「全國國民不但人人有入黨的權利,也有入黨的義務。」全國青年對于三民主義青年團亦是一樣的有入團的權利,和入團的義務。要知道革命建國是整個民族和全體國民共同担負的大事業。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乃是實行革命建國的總指揮部。成年的國民務須加入國民黨,青年的國民,只有加入青年團,纔可以顧全民族全體的幸福,保障國家整個的利益,策劃國家民族永久的安危。所以他們對于入黨入團,有權利也有義務。同時,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對于有志氣,有熱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國民和青年,有要求他們入黨入團的權利,也有容許他們入黨入團的義務。要知道我們中國千百代祖宗留下來的遺產,都要由這個黨這個團來改造,來整理,億萬年子孫立命的基業,亦要由這個黨這個團來開創,來充實。本黨本團,為了完成續往開來的責任,所以有權利要求全國國民來共同負責,也有義務容許全國國民來共同革命。

 

  〔第121頁〕

 

  在今天以前,我全國的國民對于雪恥圖強的運動,雖有一致的認識,而對于建國的方針,和立業的途徑,還有紛歧的見解。到了今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初步工作,是已經做到了,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的成績,亦已經昭著于國民的面前了。我以為時至今日,各方面愛國的革命有志之士,都應該作深切的反省,和徹底的自覺,并肩攜手,共赴于三民主義的信仰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為親愛精誠的同志。要知道現在的時機,真是千載一時,也確是千鈞一發。具體的說:中國往昔的命運,是以不平等條約能否取消的這一舉,來決定其盛衰榮枯,而今日不平等條約既已取消了,則中國今后的命運乃就要決之于國內政治之是否統一,與國力之能否集中的一點之上。換言之,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國的帝國主義之手。而今后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是操在我們全國國民自己的掌上。如果我國內政能統一,國力能集中,而全國國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奮斗,則中國的命運,就歸納于「精誠團結,奉公守法」八個字,如此中國的命運為獨立,為自由。否則就是「詐欺虛偽,毀法亂行」八個字,仍如過去之封建軍閥武力割據,破壞統一,妨礙建設,則中國的命運為衰落,為滅亡,不獨繼續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華民族世代子孫將盡為奴隸牛馬,永無翻身之日,更無復興之望。這是我們中國命運的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于這二年中。但是中國復興是已經成為「命定」的事實,無論任何反動勢力,亦不能為之搖撼。今日的中國,正是在中國哲理所謂「否極泰來」的時候。大家知道江寧條約正滿百年,甲午國恥亦足五十年,而我們民國二年第二次革命失敗,至今亦正是一世——三十年了。凡是一個民族,只要其人心不死,精神不滅的話,那「剝極而復」「周而復始」的宇宙法則,是可以相〔第122頁〕信他永遠不會變更的。不過這個「命定」的事實,仍要看我們全國國民,尤其是全國革命份子的努力與覺悟的程度如何了。換句話說:「事在人為。」一切事業,決非株守坐待者所可期成;一切機運,亦非怯弱自棄者所能幸致;必須我們為之自動的創造。如果我們能夠勇猛精進,發揚蹈厲,則自然現象,無不可以克服,而社會現象,亦無不可以改造。否則我們必致坐誤時機,只有剝極不復了。所以國家民族之存亡興廢與團體個人之成敗禍福的命運,仍在我們自定與自擇,而決不可聽天由命,自誤其事業的前途,甚至自忘其人生的意義。所以我的人生觀,就是我常說「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宇宙繼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進我人類全體的生活。」這句話就是說:宇宙間一切新的生命,皆要由人來創造,亦要由人來決定。而國家的命運更要由我全國國民之本身來創造來決定,自無疑義。一八四二年以來,各種不平等條約的訂立,致我國家民族于衰敗與奴辱者,由我國民自啟之;而今一切不平等條約廢除,使我國家民族獲得平等與自由者,亦由我國民自得之。人生的意義之偉大和國民力量之雄厚,有如此者,我們可以不自勉自重自立自強么?我深信我們今日之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富強,是決無問題。而且從此以后,凡違反民族利益,背逆時代潮流的武力割據,和封建反動勢力,不只沒有徼幸的可能,而且沒有在的余地。否則,國家的命運就要因此斷送了。你看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到了今天的大時代中,而且又有我們 國父的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指導的原則,豈有滅亡之理?

 

  全國同胞們!國家的存亡,民族的禍福,就是這樣明明白白的擺在我們面前,就要我們在這個時候有所抉擇。國際形勢與世界潮流,都不容我們有瞻顧觀望,或徘徊猶豫的余地。所以我全國國民,尤其〔第123頁〕有志報國的革命志士,為國家的獨立,為民族的自由,為雪恥,為圖強,為后世子孫不淪入奴隸牛馬的悲運,那就應該要共同一致的集中于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之中,來完成我們國民的責任和義務。

 

  其次關于全國青年之于三民主義青年團,更當有正確明了的認識。今后全國青年們如果真要發展你革命大志,完成你建國大業,必以加入青年團為立身與報國唯一的程序,而且是必取的途徑。中國在不平等條約撤廢與抗戰勝利之后,唯一的目標,乃為建設三體合一(文化、經濟與國防)的新國家。而建設基本的方案,為 國父手訂的實業計劃。實業計劃所需要的人才之多,由前面略舉的幾個實例,就可明了了。此種基本工作的基本人才,皆要由我們現在就學與最近畢業的全國青年來充任。故每一青年在今日每一分鐘的寫讀,每一分鐘的練習,都是國家民族新生命新動力的來源。我青年何幸而生于此世界第二次大戰之今日,又何幸而能實際參加此空前劇變的舞臺,更何幸而能參加此偉大無比的建國事業,置身于此獨立自由的歷史前頁?我青年在此人生發軔之初,就逢著這樣千載一時的機會,務須冷靜的考慮你個人的前途,和徹底認識現代國家的需要,再不可如往昔之盲從沖動,誤入歧途,以致錯過一生,造成永生的遺恨。須知三民主義不獨是中國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結晶,亦且為現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趨勢。而青年團為三民主義青年統一的組織,我全國青年惟有在青年團指揮之下,方能端其趨向,循其正道,而不致于自誤以誤國家。亦惟有在青年團工作計劃之內,纔能依正確的方向,定一生的事業。我青年團團員,在青年團中所受者為嚴格的訓練,所守者為嚴肅的紀律。而其所培植者為民族整個的生命,所保全者為國民全體的利益。他的事業為振衰起廢;他的任務,為雪恥圖強;為國家盡全忠〔第124頁〕,為民族盡大孝;為圣賢,為豪杰,為民族的血管,為國家的骨干,皆在于此。故全國青年不獨須認識其入團為事業的發軔,而且感覺其入團為光榮的開端。所以全國青年更應知青年團的生命即是我全國青年的生命;青年團的健全,即是我全國青年的健康。由此所造成的國家民族的新生命新動力,纔足以當此偉大的時代,盡其偉大的使命。

 

  總之,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與國家民族凝為一體的組織,這是歷史所昭示的事實,不必再加分說。但這里還有一點,應該為我國民重行申述的,就是中國國民黨乃是全國國民共有共享的一個建國的總機關。中國國民黨如能存在一天,則中國國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失敗了,那亦就是中國國家整個的失敗。簡單的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托,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從此世界地圖上面,亦將不見中華民國的名詞了。所以大家應該知道:自國家有機體的生命上說,沒有了三民主義,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指導的原理。所以三民主義是國家的靈魂。自國家有機體的活動上說,沒有了中國國民黨,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發動的樞紐。所以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里面的新血輪。如果全國革命份子和有志青年,真正要與國家共存亡,和民族共榮辱,以國家的事業為個人的事業,以民族的生命為個人的生命,那就應該要一致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纔能夠盡到國民最崇高的責任,達到人民最完備的境界,亦必如此,纔得完成我們共同建國的偉大使命。

 

  〔第125頁〕

 

  上面的說明,或不免引起國人兩種感想:有一種感想,以為這不過是勸導中國國民黨黨外的一般人士入黨。還有一種感想,更進一步,以為這是對于中國國民黨黨外的各種黨派或各種組織,積極的有什么作用的心理,甚至消極的有什么妨礙的意思。我對于抱前一種感想的,可以率直的答復道:我期望全國革命份子,有志青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因為他們有這個權利和這個義務。只要他們有救民族救國家的意志,他們就應該要自主自動的來入黨入團,不必要我來勸導。我對于抱后一種感想的,也可以率直的答復道:我對于中國的各種思想與組織,只要他不割據地方、反對革命;不組織武力、破壞抗戰;只要他對于國家民族和革命建國真有利益;我不但沒有加以妨礙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發展,亦能成功。我對于國家民族和革命建國的定見,是固執不變的。但是我對于任何思想或任何的組織,決沒有什么成見的。不過我為了國家,為了主義,亦為了人民和朋友的關系,無論為公為私,都不能夠不掬我的赤忱,盡我的天職,向國內各種思想和各種組織,竭誠忠告:我先要請教今日對中國國民黨持反對態度的各位朋友們:你反對中國國民黨,是不是因為中國國民黨的主義不良?還是中國國民黨的政策不對?如果你認他的政策是對的,主義是好的,他的革命是于國家于民族皆有利益的,若只以為他的行動或態度有什么錯誤,那你就應該來糾正他,來補救他,而不應該因此就反對他,破壞他,甚至不惜因破壞中國國民黨,以破壞國家整個的生命!誰都知道破壞國家整個的生命,就是破壞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孫永久的生命,這個關系太大了。我以為大家對于中國國民黨如果能用客觀的態度,拿過去歷史的事實來證明他,由現在世界的變局來分析他,就將來國家的前途來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國惟有三〔第126頁〕民主義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國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線,而且惟有中國國民黨,他是領導革命創造民國的總樞紐,他是中華民族復興和國家建設的大動脈。除此之外,在這個軍政和訓政時期之中,無論用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甚至于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這種行動,不是軍閥,至少亦不能不說是封建。這種變相的軍閥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對民族,對革命是不是有益,還是有害?大家痛斥從前把持軍隊,割據地方的軍閥是反革命,難道這樣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就是真革命?如果這樣武力割據,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軌道,軍政時期,亦就一日不能終結。不惟憲政無法開始,就是訓政亦無從推行。這樣于國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礙和損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你看列強蘇聯和英美各國尚且都希望我們民族解放進步,國家獨立自由,所以他們在中國百年來無限的權利,和無上的勢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條約,到了今天都已自動的先后放棄了。為什么我們國內的黨派,倒反而不肯放棄他武力割據的惡習,滌蕩他封建軍閥的觀念,那還能算是一個中國的國民?更如何說得上是「政黨」?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政治進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還不是革命的障礙?這樣革命的障礙,如果不自動的放棄和撤消,怎么能不禍國殃民?不止是禍國殃民,而且最后結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我是始終主張國民政府對國內的各種意見,和各種糾紛,都要用很寬大的態度來容納,和很合理的方法來求得解決。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徹底改變封建軍閥的作風,和沒有根本放棄武力割據的決心,那就是無論怎么寬大,決不會發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都是愛國家,愛民族的志士仁人,過去〔第127頁〕各方面無論其有何種歧異的見解,或有任何敵對的行動,無不可以為國家的生命,為民族的前途消除他個人的成見,和彼此的芥蒂。使我國政治能夠真正的統一,早上軌道,不致使外國人再譏笑我們是落后國家,是劣等民族;更期望訓政能順利推行,憲政可盡速實施;國家成為一個平等獨立的國家;人人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公民。這樣纔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子孫,纔配得上成為民主國家的政黨。我們革命黨人要講實話,做實事。而且要時常記?「忠言逆耳,良藥苦口」的格言。我以為這樣集團組織,名為革命,其實是破壞革命;名為愛國,其實是害國;不僅于國家民族不利,于革命建國有害,而且與個人的前途只有妨礙,而個人的事業亦只有歸于失敗。我很精誠很坦白的不憚重復的對各位再進忠告:大家如果仍舊保持過去的態度,繼續過去的作風,無異于妨礙你們自己的前途,阻止你們自己的事業,而且使國家力量不能完全集中,建國不能圓滿進行,真是于個人毫無利益,而于國家和民族有莫大的損失。我們須知國家的命運,正在這樣生死存亡的決定關頭。凡是國家每一個人才,都不容他任意自棄;每一分力量,都不容他隨便浪費。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為國家的利益,為民族的生存,都要一德一心,共同集中于三民主義的信仰之下,一致團結于中國國民黨的組織之中。因為這是大家的權利,也是大家的義務,并不是我為了中國國民黨對大家有什么企圖或妨礙的意思。大家還應該知道:五十年來,中國國民黨從不因為各黨派的反對或妨礙,而放棄他的革命工作,所以纔有今日初步的成功。今日以后,中國國民黨亦決不因為有各黨派的反對或破壞,來阻止他的革命事業,而且他非至于最后的成功不可的。我們都知道,最近五十年來,凡反對中國國民黨的,無論其為如何強大的黨派,或為如何雄厚的武力,尤其那過〔第128頁〕去依賴日本帝國主義的憑借、作后盾的軍閥與黨派,他最后的結果,沒有不失敗的。須知這并不是中國國民黨有什么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時代與歷史的使命所造成的。這時代與歷史的使命,決不是任何勢力能反對或破壞的。反對愈力,只有使他們成功愈快;破壞愈烈,只有使他們力量愈大。所以我常說:如中國國民黨有自敗之道,那不待有人來反對他,而他自然會失敗的。否則對他的任何反對或破壞,決不會生效的。所以各方面各黨派的反對,于中國國民黨本身革命的事業,決不致有所損害,亦不會被其阻止。但是中國建國工作,又恐受到不良的結果,我全國國民痛苦犧牲所得的獨立平等的地位,亦未免因此遭受極不利的影響。而國內才智之士,不能夠共同努力于如此偉大的建國工作,且將誤用其才智,錯過這機會,在個人實是最可惜的事情,而在中國國民黨,也可以說是他對大家沒有盡到他的責任和義務。所以我不得不再三的喚起大眾,共同勉勵。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夠體諒我的話是肺腑之言。

 

第八章 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

 

  版面原件:第128頁,第129頁,第130頁,第131頁,第132頁

 

  〔第128頁〕

 

  我們知道:科學不發達,技術不進步,是我們中國衰弱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百年來,中國人士因為要學習外國的科學和技術,遂至于崇拜外國一般的文化,不知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與國民德性,自有其優秀和特長之處。而中國固有的政治哲學,尤為民族固有的精神所匯萃。中國的政治哲學,在使戰爭與生產的技術,為人生服務,而反對戰爭與生產技術來役使人生。孟子說:「仁民而愛物」,就是說國家應為人民的生活而支配物資,不應為物資而役使人民。大學說:「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第129頁〕此有用」,就是說生產制度要歸本于民生,更不應以生產技術而汨沒人性。三千年來,這種政治哲學與經濟原理支配中國國民的心理,而國民的德性,亦即與這種政治哲學與經濟原理相因而并存。前面說過,我們中國國民固有的德性,是八德四維陶鑄而成的忍辱負重,明廉知恥。中國國民有了這種德性,所以能不畏強御,亦不侮寡弱,且本其傳統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所以歷數千年能為亞洲民族「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柱石。因之在中國強盛的時期,亞洲民族從沒有經濟侵略與政治兼并的史實,亦不見有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分。這種政治哲學與政治道德,為歐洲近代社會所蔑視而不具。其資本主義者,役使人生于生產技術之下,以為利潤的追求。其帝國主義者,役使人生于戰爭技術之下,以求殖民地的開辟。因而在這些思想交織之中,國內的階級戰爭,國際的民族戰爭,乃充滿近代世界的篇幅。比及大戰結果,人類臨痛定思痛之時,厭戰爭論者又叢怨于科學,以為科學適所以改進殺人的工具,致戰爭的殘酷,慘徹人寰。殊不知戰爭的終止,在于澄清戰爭的本源,而不在于限制戰爭的工具。孟子說:「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如果人類不能發揮其終止戰爭的思想與德性,則弓矢的殺人與飛機大炮的殺人,又有什么差別?更不知人類科學的進步,本以服務人生為動機。科學發明的濫用,致令人類因科學的進步而增加殘忍,并不是科學的罪惡,而是我們中國高尚偉大的政治哲學不昌明,深遠悠久的政治理想不樹立的過錯。我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必須同時為技術役使人生的制度和思想的結束,始可以奠定永久的和平,而向大同世界邁進一步。必須這樣,我們反侵略戰爭纔有真價值、真意義。

 

  英國有一政治學者曾說:「吾人如不終止戰爭,戰爭必終止吾人。」這句話可以說是至理名言。將 〔第130頁〕近三千年前,我國老子已指出「佳兵不祥」的定論。而中國的先哲,莫不以「扶弱抑強」為武德,莫不以「戰以止戰」為戰爭的目的。依于「佳兵不祥」的古訓,黷武主義者必自趨毀滅于人類的正義公道之前。依于「戰以止戰」的原理與「扶弱抑強」的武德,我們反黷武主義與反侵略主義的同盟諸國,亦必于此次大戰結束之同時,共同努力,以袪除戰爭的原因。戰爭的原因不能袪除,則第二次大戰之后,必有第三次大戰接踵而來,正如第二次大戰之繼續第一次大戰毫無異致。戰爭的原因是什么?凡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帶有侵略性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意向與行為,及由此種意向與行為所構成的關系和制度,都是戰爭的原因。率直言之,戰爭的原因即是帝國主義。所以我以為第二次大戰的結束,必須同時為帝國主義的結束,世界永久和平纔有堅實的保證。

 

  我們中國所受于民族被壓迫的痛苦最久最深。所以我們中國要求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亦最急最切。我們中國向世界提出這個最急最切的要求,并不如懷疑中國的人士所說,「中國要領導亞洲」。須知五千年來,中國對于四鄰,只有民族自衛與「存亡繼絕」的「義戰」,沒有侵略他國的「佳兵」。百年來雪恥圖強的運動,出于中國國民一致的要求。然而中國雪恥圖強有兩種意義,要我們自己認識,也要世界各國共同認識。第一、中國自立自強之后,決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再加于他國之身,更不肯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后,再傳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衣缽,有「領導亞洲」的意向和行為。第二、中國的自立自強,質言之,就是求中國自己首先站得起來。中國要自己首先站得起來,必須在精神上物資上求自由,求獨立;亦必在國防、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求進步,求發展。中國的自立自強,亦不是由于中 〔第131頁〕國的自私。所以中國求自由求獨立,求進步,求發展,其目的在與世界各國「并駕齊驅」,更在與世界各國担負世界永久和平與人類自由解放的責任。換句話說:中國的自立自強,以義務感與責任心為出發點,而不以權利欲與功利心為出發點。所以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存在于世界,亦決不肯自循帝國主義的軌跡,再蹈帝國主義者的覆轍。

 

  我們中國本于百年來自己的痛苦經驗,依于傳統的義務感和責任心,并鑒于帝國主義的存在,實為世界戰爭的原因,故對于亞洲的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不得不倍加關切。亞洲的面積,居全世界面積四分之一。亞洲的人口,居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亞洲各民族又多與我們中國有同樣被壓迫的痛苦經驗,且其被壓迫的痛苦,亦同樣的至久而至深。中國不能獨立自由,則亞洲各民族均將同陷于敵寇鐵蹄之下,而世界的和平即不能有堅強的基礎。故中國的自立自強,即所以安定亞洲;而亞洲的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即所以保證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袪除世界戰爭的根源,使戰爭的惡魔不再發現于世界,以毀滅我們人類的安全和幸福。

 

  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的原則,應適用于戰后的國際和平組織。第一次大戰結束時期成立的國際聯盟,所以終于失敗,以抹殺這個原則為主因。所謂「世界強國」,所謂「勢力范圍」的觀念,及由此觀念所構成的制度,應該不使復見于第二次大戰之后,國際和平的組織之中。

 

  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的原則,更當適用于戰后世界經濟與文化的復興和發展。在世界經濟的方面,資源的互助與貿易的自由,固為各民族各國家共遵的原則,而各國家民族生產能力的平衡發展,尤有重 〔第132頁〕要的意義。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亞洲企圖實現其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亞洲」的野心,比之于納粹德國所謂「大歐洲計劃」,其毒辣正復相似。如果世界上各國家民族生產能力不能有平衡的發展,則政治的自由平等,仍將為經濟的差別,甚至為經濟的侵略所毀損。在世界文化方面,民族國家的自由獨立,以文化的自由獨立為要素。日本帝國主義者倡導所謂「大日本主義」,與納粹主義者所謂「日耳曼種族優越論」,同為破壞世界和平的思想。自今以后,文化優越種族優越的理論必須永絕于世界,世界和平始可以保持于不敝。

 

  上述的理想,從中國抗戰發動之日,已開其實現的端倪。而歐戰與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我同盟國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面的聯系,以及文化思想方面的溝通,更使其進到了具體實現的前夕。而理想的最后完成,乃須我中國全體國民,遵循國民革命的路線,依據抗戰建國的信條,繼續作艱苦的奮斗。

 

 結論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

 

  版面原件:第132頁,第133頁

 

  〔第132頁〕

 

  綜上面各章所述,撮其要義可分兩方面:一、從歷史的演進上來說:百年來由國恥所造成的不平等條約,激起我全國國民一致要求的雪恥圖強運動,革命倒滿由于此,抗戰建國亦自此而來。在雪恥圖強運動之中,事實的經過,已證明惟有國民革命的路線最為徹底,亦最為正確。時至今日,國民革命已著有初步的成功。今后我中國國民自惟有遵循此成功的路線,以達到抗戰的目的完成,建國的理想實現之境域。二、從世界的變局上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時期,有中國的抗戰而后亞洲各民族堅定其反 〔第133頁〕侵略的信心;而亞洲各民族的努力實為世界戰爭勝負之所系。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后,求世界永久和平與人類自由解放,必以亞洲的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為起點。而亞洲的民族自由及其各國平等,又以中國的獨立自由為先河。申言之,中國能獲得獨立自由,然后亞洲纔可以安定而進于自由平等之域。亞洲的安定,為世界和平的保證;亞洲人口的解放,亦即為世界人類的總解放。

 

  今日中國獨立自由的地位,已隨不平等條約的撤廢而獲得。然而我們中國國民正確的反應,是義務感的激發與責任心的加強。國家的責任與國民的任務,從此更加重大。建國工作的完成,建國理想的實現,皆有待于我們的奮斗和犧牲。

 

  「天下無易事,天下無難事」。只要我全體國民對于我們自己的國家民族有至誠的信心,對于建國的原理三民主義作熱烈的愛護與積極的篤行,對于國民革命的宗旨與目的,有一致的認識,作共同的奮斗,如此則今后縱有排山倒海的艱難,亦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全國同胞們!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了!我們一回想到百年來的痛苦,更要繼續我們殉國的軍民同胞和革命先烈的遺志,祖述五千年立國的精神,恢復我們固有的德性,立定志氣,抱定決心,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篤行 國父「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各就其職業地位,各依其聰明才力,來改造社會習尚,刷新政治風氣,養成法治觀念,共同一致,指向建國的目標——就是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項的建設,努力實行文化經濟與國防合一的整個建設計劃,期與同盟各國,來分担其改造世界,保障和平,解放人類的責任。

2013-08-26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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