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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簡史 第十八章 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復興
中國哲學簡史 第十八章 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復興
馮友蘭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八章 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復興

  漢朝不僅在年代上繼承秦朝,而且在許多方面也是繼承秦朝。它鞏固了秦朝首次實現的統一。

               統一思想

  為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許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的政策。秦統一六國之后,丞相李斯上書始皇帝,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史記·李斯列傳》)

  然后他提出極端嚴厲的建議:一切史記,除了秦記。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獻,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都應當送交政府燒掉。至于任何個人若想求學,他們都應當“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帝批準了他的建議,于公元前 213 年付諸實施。這雖然是徹底掃蕩,實際上,卻不過是長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邏輯的應用而已。韓非早已說過:“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

  李斯建議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歷史,一個思想。所以醫藥之類實用方技之書免于焚燒,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因為它們是技術書籍,與“意識形態”無關。

  可是,正是秦朝的殘暴促使它迅速垮臺,漢朝繼之而興,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百家”著作又重見天日。漢朝統治者們雖然不贊成其前朝的極端措施,可是他們也感到,如果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還是一定要統一帝國內的思想。這是統一思想的第二次嘗試,是沿著與秦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

  漢武帝(公元前 140一前87年在位)進行了這一番新的嘗試。他在進行中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

  公元前 136 年左右,董仲舒在對策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他在對策的結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正式宣布儒學為國家官方學說,六經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當然,儒家要鞏固這個新獲得的地位,需要用相當時間從其他對立的各家中擇取許多思想,從而使儒學變得與先秦儒學很不相同。前一章我們已經講到,這個折中混合的過程是怎樣進行的。而且自從武帝以后,政府總是使儒家比別家有更好的機會來闡發他們的學說。

  董仲舒所說的大一統原則,也在《春秋公羊傳》中討論過。《春秋》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的解釋中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據董仲舒和公羊學派說,這個大一統,就是孔子作《春秋》時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訂的綱領之一。

  武帝根據董仲舒建議而實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議的措施,要積極得多,也溫和得多,雖然兩者的目的同樣地在于統一整個帝國的思想。漢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樣不加區別地禁絕一切學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領域的真空,而是從“百家”之中選出一家,即儒家,給予獨尊的地位,作為國家的教義。還有一點不同,漢朝的措施沒有頒布對于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罚。它僅只規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須學習六經和儒學。以儒學為國家教育的基礎,也就打下了中國的著名的考試制度的基礎,這種制度是用于擴充政府新官員的。這樣一來,漢朝的措施實際上是秦朝的措施與以前的私學相調和的產物。這種私學,自孔子以后越來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國第一個私學教師,現在變成了中國第一個國學教師。

             孔子在漢代思想中的地位

  這樣做的結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就變得很高了。大約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文獻,名叫“緯書”。緯,是與經相對的,譬如織布,有經有緯。漢朝許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經,還有些意思沒有寫完,他們以為,孔子后來又作了六緯,與六經相配,以為補充。所以,只有六經與六緯的結合,才構成孔子的全部教義。當然,這些緯書實際上都是漢朝人偽造的。

  在緯書中,孔子的地位達到了空前絕后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緯,名叫《漢含孳》,寫道:“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另一篇春秋緯,名叫《演孔圖》,說孔子是黑帝的兒子,還列舉了孔子生平的許多奇跡,這都是荒誕的虛構。這些緯書把孔子說成超人,說成神,能預知未來。這些說法若真正統治了中國,孔子的地位就類似耶穌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后,儒家中具有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頭腦的人,針對這些關于孔子和儒學的“非常可怪之論”,提出了抗議。他們認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個圣人。孔子既沒有預知有漢,更沒有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過繼承了過去的偉大傳統的文化遺產,使之具有新的精神,傳之萬世罷了。

            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之爭

  儒家中的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為古文學派。這個學派的得名,是由于它聲稱擁有“秦火”焚書之前密藏的經書,都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相對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稱為今文學派,其得名是由于所用的經書是用漢朝通行的字體書寫的。

  這兩個學派的爭論,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爭論之一。這里不必詳說。這里必須說的只有一點。就是古文學派的興起,是對于今文學派的反動,也是革命。西漢末年,古文學派得到劉歆(公元前約46年一公元23年)的支持。劉歆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由于他全力支持古文學派,到了后來,今文學派的人就攻擊他一手偽造了全部古文經,這是很冤枉的。

  近年來,我看出這兩派的來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兩派。今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繼續,古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現實派的繼續。換句話說,今文學派出于孟子學派,古文學派出于荀子學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這一段話,現代學者長期困惑莫解。《中庸》據說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里,在《孟子》里,都沒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里,還是有這樣的話:“國家將興,必有禎樣;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里也這樣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公孫丑》下)這些話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門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相信天人感應和歷史循環。我們會想起,這些學說在陰陽五行家中都是很顯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與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聯系,那么,上述的荀子對子思、孟子的非議就更加有意義了。因為董仲舒觀點的原型如果真的出于孟子一派,則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新發展,根據董仲舒來判斷孟子,則孟子也的確可以說是“僻違”而“幽隱”了。

  這個假說,還有事實可以增加它的力量。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為《春秋》是孔子所作,都特別重視《春秋》。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的說法是,孔子作《春秋》,是作天子所作的事。從這個說法,很容易得出董仲舒的說法,說是孔子果真受天命為天子。

  還有一個事實,就是董仲舒闡明他的人性學說時,總是毫不隱諱地拿它與孟子的人性學說作比較。在前一章已經指出,二人的人性學說的不同,實際上只是用語的不同。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假說,認為今文學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繼續,那么就只有假定古文學派是儒家現實派即荀子一派的繼續,才合乎道理。正因為如此,所以公元一世紀的古文學派思想家,都具有與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在這方面,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響,前面已經講過了)。

               揚雄和王充

  揚雄(公元前53一公元18年),是古文學派成員,就是持有自然主義宇宙觀的實例。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滿了“反者道之動”的思想,這正是《老子》和《易經》的基本思想。

  他還寫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擊陰陽家。當然,他在《法言》中也稱贊了孟子。不過這也無礙于我的假說,因為孟子雖有某些陰陽家的傾向,可是從未走到像漢代今文學派那樣的極端。

  古文學派最大的思想家無疑是王充( 27一約100 年),他以驚人的科學的懷疑精神,反對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論衡》。他談到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時寫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論衡。鐵文篇》)又說:“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論衡·薄葬篇》)

  他用這種精神有力地攻擊了陰陽家的學說,特別是天人感應的學說,無論是目的論的,還是機械論的。關于天人感應論的目的論方面,他寫道:“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論衡·譴告篇》)

  關于此論的機械論方面,他說:“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順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論衡·變動篇》)

               道家與佛學

  所以王充為后一世紀的道家復興開辟了道路。在這里,要再一次強調“道教”與“道家”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學。我們要講的是道家哲學的復興,這種復興的道家哲學,我稱之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漢朝末年,道教也開始產生了。現在有人把這種民間的道教叫作新的道家。古文學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陰陽家成分,這些成分后來與道家混合,形成一種新型的雜家,叫做道教。在這個過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還原為師的地位,老子則變成教主,這種宗教模仿佛教,終于也有了廟宇、神職人員、宗教儀式。它變成一種有組織的宗教,幾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學,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在這以前,佛教已經從印度經過中亞傳入中國。這里也必須強調“佛教”與“佛學”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學。剛才說過,佛教在制度組織方面極大地啟發了道教。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發展則是受到民族情緒的極大刺激,人們憤怒地注視著外來的佛教竟然順利地侵入中國。有些人的確以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國本地的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又從它的外來對手借用了大量的東西,包括制度,儀式,以至大部分經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個有組織的宗教,還有它的哲學,即佛學。道教雖然一貫反對佛教,但是道家卻以佛學為盟友。當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學。可是在神秘的形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處。道家的“道”,道家說是不可名的;佛學的“真如”,佛學也說是不可言說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這樣的名詞術語,正是中國話所說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三、四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一般都是道家,他們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的親密朋友。這些學者一般都精通佛典,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經典,特別是《莊子》。他們相聚時的談話,當時叫做“清談”。他們談到了“非非”的時候,就一笑無言,正是在無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這類場合,就出現了“禪”的精神。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學和道家哲學最精妙之處的結合。它對后來中國的哲學、詩詞、繪畫都有巨大的影響。我們將在第二十二章詳細討論它。

               政治社會背景

  現在,讓我們回到漢朝獨尊儒家和爾后復興道家的政治社會背景上來。儒家的勝利不是僅僅由于當時某些人的運氣或愛好。當時存在的一定的環境,使儒家的勝利簡直是不可避免的。

  秦國征服六國,靠的是以法家哲學為基礎的殘酷無情的精神,這在對內控制和對外關系中都表現出來。秦朝亡了以后,人人就譴責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講儒家的仁義道德。武帝于公元前 140 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韓非以及蘇秦、張儀之學的人一律不準舉為賢良做官(見《漢書·武帝紀》)。

  法家如是變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與法家距離最遠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很自然地發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漢朝初期,所謂“黃老之學”的道家,實際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一前157年在位)就深愛“黃老”;大歷史家司馬談在其《論六家要指》中對道家評價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學來說,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盡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過多造成惡果,他就要盡量消除。這恰好是漢初的人所需要的,因為秦朝造成的苦難之一,就是管的過多。所以建立漢朝的高祖劉邦率領他的革命軍隊,進入秦朝首都長安的時候,就與人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廢除(見《史記·高祖本記》)。漢朝的創建人就是這樣地實行“黃老之學”,雖然實行了,無疑是完全不自覺的。

  所以道家哲學正好符合漢初統治者的需要,他們的政策是除秦苛法,與民休息,使國家在長期的耗盡一切的戰爭后恢復元氣。到了元氣恢復了,道家哲學就不再適用了,而需要一個進一步建設的綱領。統治者們在儒家學說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會、政治哲學是保守的,同時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質上是貴族政治的哲學;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給予這種貴族政治以新的解釋。它維護君子與小人的區別,這一點是孔子時代的封建的中國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時堅決主張,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不應當像原先那樣根據血統,而應當根據才德。因此它認為,有德有才的人應當就是在社會居于高位的人,這樣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章已經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以家族制度為骨干,儒家學說給予家族制度以理論根據。隨著封建制度的解體,老百姓從封建主手里解放出來,但是舊有的家族制度仍然存在。因而儒家學說作為現存社會制度的理論根據也仍然存在。

  廢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后果,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正式分開。當然,事實上新的地主們在當地社會上擁有很大勢力,包括政治勢力。可是至少在職務上他們不是當地的政治統治者,雖然他們通過財富和聲望時常能夠對國家任命的官員施加影響。這總算前進了一步。

  新的貴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許多人遠遠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們全都需要儒家專門提供的一些知識。這就是有關繁文縟禮的知識,要靠這些來維持社會差別。漢朝的創建者劉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對手之后,第一個行動就是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一起,制訂朝儀。首次試行新的朝儀之后,劉邦滿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的作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贊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為什么新的貴族喜歡儒家學說,即便是對于它的真正精神他們也許反對,也許不知。

  可是最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個事實,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稱為“孔子學派”,很不確切,須知儒家就是“儒”家。這種“儒”不僅是思想家,而且是學者,他們精通古代文化遺產,這種雙重身份是別家所不具備的。他們教授古代文獻,保存偉大的文化傳統,對它們作出他們能夠作出的最好的解釋。在一個農業國家,人們總是尊重過去,所以這些儒也總是最有影響。

  至于法家,雖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從未全部被人拋棄。在第十三章,我已經指出,法家是些現實的政治家。他們是能夠針對新的政治狀況提出新的統治法術的人。所以,隨著中華帝國版圖的擴展,統治者們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論和技術。這就使得漢朝以來的正統儒家,總是責備各朝的統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實際上,不論儒家學說、法家學說,各有其應用的適當范圍。儒家學說的專用范圍是社會組織,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學術界。法家學說的專用范圍則限于實際政治的理論和技術。

  道家也有行時的機會。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時期,政治、社會秩序大亂,人們對于古代經典的研究一無時間,二無興趣,很自然地傾向于批評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在這樣的時代,儒家學說自然衰落,道家學說自然興盛。這時候道家學說提供尖銳的批評,以反對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還提供逃避現實的思想體系,以避開傷害和危險。這些正適合生于亂世的人們的需要。

  漢朝亡于公元220年,接著是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全國才告結束。這四個世紀,有兩個特征。一個特征是頻繁的戰爭和朝代的更迭,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北部。另一個特征是幾個游牧民族的興起,有的是用武力越過長城,定居華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北方的幾個朝代就是他們建立的,其勢力始終未能擴展到長江。由于這些政治特征,這四個世紀通稱“六朝”,又稱“南北朝”。

  這是一個在政治、社會方面的黑暗世紀,悲觀主義極為流行。有些方面它很

像歐洲的中世紀,時間也有一段是同時。這時候,在歐洲,基督教成為統治力量;在中國,新的宗教佛教迅速發展。可是,若是說,這是文化低落的世紀,那就完全錯了,——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取文化一詞的狹義,那就可以說,在這個世紀,在幾個方面,我們達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繪畫,書法,詩歌和哲學在這個時期都是極好的。

  下面兩章就來講這個時期主要的本國哲學,這個哲學我名為“新道家”。

2013-08-26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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