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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簡史 第二十四章 新儒家:兩個學派的開端
中國哲學簡史 第二十四章 新儒家:兩個學派的開端
馮友蘭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二十四章 新儒家:兩個學派的開端

  新儒家接著分成兩個主要的學派,真是喜人的巧合,這兩個學派竟是兄弟二人開創的,他們號稱“二程”。弟弟程頤(1033—1108年)開創的學派,由朱熹(1130—1200年)完成,稱為程朱學派,或“理學”。哥哥程顥(1032一1085年)開創的另一個學派,由陸九淵(1139—1193年)繼續,王守仁(1473一1529年)完成,稱為陸王學派,或“心學”。在二程的時代,還沒有充分認識這兩個學派不同的意義,但是到了朱熹和陸九淵就開始了一場大論戰,一直繼續到今天。

  在以下幾章我們會看出,兩個學派爭論的主題,確實是一個帶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學問題。用西方哲學的術語來說,這個問題是,自然界的規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創制的。這歷來是柏拉圖式的實在論與康德式的觀念論爭論的主題,簡直可以說,形上學中爭論的就是這個主題。這個問題若是解決了,其他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這一章我不打算詳細討論這個爭論的主題,只是提示一下它在中國哲學史中的開端。

             程顥的“仁”的觀念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顥號明道先生,程頤號伊川先生。他們的父親是周敦頤的朋友,張載的表兄弟。所以他們年少時受過周敦頤的教誨,后來又常與張載進行討論。還有,他們住的離邵雍不遠,時常會見他。這五位哲學家的親密接觸,確實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佳話。

  程顥極其稱贊張載的《西銘》,因為《西銘》的中心思想是萬物一體,這也正是程顥哲學的主要觀念。在他看來,與萬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即《西銘》。——引者注)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

  在第七章,對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話,作過充分的討淪。“必有事焉”,“勿助長”,這是孟子養浩然之氣的方法,也是新儒家極其贊賞的方法。在程顥看來,人必須首先覺解他與萬物本來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過是把這個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來誠實地聚精會神地遵循著這個道理。這樣的工夫積累多了,他就會真正感覺到他與萬物合一。所謂“以誠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達到這個合一,又必須毫無人為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他一定“未嘗致纖毫之力”。

  程顥與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顥比孟子更多地給予仁以形上學的解釋。“易傳”中有句話;“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辭傳下》)這里的“生”字可以當“產生”講,也可以當“生命”講。在第十五章,把“生”字譯作“產生”,是因為這個意思最合“易傳”的原意。但是在程顥和其他新儒家看來,“生”的真正意義是“生命”。他們認為萬物都有對“生命”的傾向,就是這種傾向構成了天地的“仁”。

  中醫把麻痹叫做“不仁”。程顥說:“醫書言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遺書》卷二上)

  所以在程顥看來,從形上學上說,萬物之間有一種內在聯系。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過是我們與他物之間這種聯系的表現。可是往往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話說,被“私欲”,或簡言之,“欲”,蒙蔽了。于是喪失了本來的合一。這時候必須做的,也只是記起自己與萬物本來是合一的,并“以誠敬存之”而行動。用這種方法,本來的合一就會在適當的進程中恢復。這就是程顥哲學的一般觀念,后來陸九淵和王守仁詳細地發揮了。

           程朱的“理”的觀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經講過,在先秦時代,公孫龍早已清楚地區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堅持說,即使世界上沒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來公孫龍已經有一些柏拉圖式的觀念,即區分了兩個世界:永恒的,和有時間性的;可思的,與可感的。可是后來的哲學家,沒有發展這個觀念,名家的哲學也沒有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相反,這個思想朝另一個方向發展了,過了一千多年,中國哲學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轉到永恒觀念的問題上。這樣做的有兩個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頤、朱熹。

  不過程朱哲學并不是名家的繼續。他們并沒有注意公孫龍,也沒有注意第十九章講的新道家所討論的名理。他們直接從“易傳”發展出他們的“理”的觀念。我在第十五章已經指出,道家的“道”與“易傳”的道存在著區別。道家的“道”是統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萬物。相反,“易傳”的道則是多,它們是支配宇宙萬物每個單獨范疇的原則。正是從這個概念,程朱推導出“理”的觀念。

  當然,直接刺激了程朱的,還是張載和邵雍。前一章我們看到,張載用氣的聚散,解釋具體的特殊事物的生滅。氣聚,則萬物形成并出現。但是這個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種類。假定一朵花和一片葉都是氣之聚,那么,為什么花是花,葉是葉?我們還是感到茫然。正是在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觀念。程朱認為,我們所見的宇宙,不僅是氣的產物,也是理的產物。事物有不同的種類,是因為氣聚時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為氣聚時遵循花之理;葉是葉,因為氣聚時遵循葉之理。

  邵雍的圖,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觀念。邵雍以為,他的圖所表示的就是個體事物生成變化的規律。這種規律不僅在畫圖之先,而且在個體事物存在之先。邵雍以為,伏羲畫卦之前,《易》早已存在。二程中有一位說:“堯夫(邵雍的號。——引者注)詩:……‘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后更無詩。’這個意思古原未有人道來。”(《遺書》卷二上)這種理論與新實在論者的理論相同,后者以為,在有數學之前已有一個“數學”。

             程頤的“理”的觀念

  張載與邵雍的哲學聯合起來,就顯示出希臘哲學家所說的事物的“形式”與“質料”的區別。這個區別,程未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以為世界上的萬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種材料中體現某種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但是有某理,則可以有,也可以沒有相應的物。原理,即他們所說的“理”;材料,即他們所說的“氣”。朱熹所講的氣,比張載所講的氣,抽象得多。

  程頤也區別“形而上”與“形而下”。這兩個名詞,源出“易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系辭傳·上》)在程朱的系統中,這個區別相當于西方哲學中“抽象”與“具體”的區別。“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說是“抽象”的;“器”,程朱指個體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說是“具體”的。

  照程頤的說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減。他說:“這上頭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它元無少欠,百理具備。”(《遺書》卷二上)又說:“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依舊。”(同上)程頤還將“形而上”的世界描寫為“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同上)。它“沖漠無朕”,因為其中沒有具體事物;它又“萬象森然”,因為其中充滿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無論實際世界有沒有它們的實例,也無論人是否知道它們,它們還是在那里。

  程頤講的精神修養方法,見于他的名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遺書》卷十八)我們已經知道,程顥也說學者必須首先認識萬物本是一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從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為關鍵,來講他們的精神修養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頤所講的“靜”字。在修養的方法論上,以“敬”代“靜”,標志著新儒家進一步離開了禪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過,修養的過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終目的是無須努力,還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達到無須努力的狀態。禪宗沒有說這一點,周敦頤的靜字也沒有這個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觀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養須用敬,但是敬什么呢?這是新儒家兩派爭論的一個問題,在下面兩章再回轉頭來講這個問題。

              處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說,王弼所持的理論是,圣人“有情而無累”。《莊子》中也說:“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王弼的理論似即莊子之言的發揮。

  新儒家處理情感的方法,遵循著與王弼的相同的路線。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將情感與自我聯系起來。程顥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當喜;圣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這是程顥答張載問定性的回信,后人題為《定性書》。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勿“自私”,勿“用智”,與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是一回事。講周敦頤時所舉的《孟子》中的例證,在這里一樣適用。

  從程顥的觀點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這些情感發生了,它們也不過是宇宙內的客觀現象。與他的自我并無特別的聯系。他或喜或怒的時候,那也不過是外界當喜當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應的情感罷了。他的心象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任何東西。這種態度產生的結果是,只要對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隨之消逝了。這樣,圣人雖然有情,而無累。讓我們回到以前舉過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見一個小孩快要掉進井里。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沖動,就會立即沖上去救那個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歡喜,他的失敗也一定使他悲傷。但是由于他的行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無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個例子,是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的例子,孔子曾說顏回“不遷怒”(《論語·雍也》)。一個人發怒的時候,往往罵人摔東西,而這些人和東西,都顯然與使他發怒的事完全不相干,這就叫“遷怒”。他將他的怒,從所怒的對象上遷移到不是所怒的對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視孔子這句話,認為顏回的這個品質,是作為孔門大弟子最有意義的品質,并認為顏回是僅次于孔子的一個完人。因此程頤解釋說:“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嘗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遺書》卷十八)

  可見在新儒家看來,顏回不遷怒,是由于沒有把他的情感與自我聯系起來。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種情感。正如一件東西可能照在鏡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沒有與情感聯系起來。因而也就無怒可遷。他只對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作出反應,但是他的自我并沒有為它所累。顏回被人認為是一個快樂的人,對于這一點,新儒家推崇備至。

               尋求快樂

  我在第二十章說過,新儒家試圖在名教中尋求樂地。尋求快樂,的確是新儒家聲稱的目標之一。例如,程顥說:“昔受學于周茂叔(即周敦頤。——引者注),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遺書》卷二上)事實上,《論語》有許多章就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樂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幾章: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另一章說,有一次孔子與四位弟子一起閑坐,他要他們每個人談談自己的志愿。一位說他想當一個國家的“軍政部長”,一位想當“財政部長”,一位想當贊禮先生。第四位名叫曾點,他卻沒有注意別人在說什么,只是在繼續鼓瑟。等別人都說完了,孔子就要他說。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為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子路、曾晰、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頤解釋說,“飯疏食飲水”本身并沒有什么可樂的。這一章意思是說,盡管如此貧窮,孔子仍然不改其樂(見《程氏經說》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顥解釋說:“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昧,自有深意。”(《遺書》卷十二)這些解釋都是對的,但是沒有回答其樂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頤的另一段語錄:“鮮于詵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詵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程頤的這個說法,很像禪師的說法,所以朱熹編《二程遺書》時,不把這段語錄編入遺書正文里,而把它編入《外書》里,似乎是編入“另冊”。其實程頤的這個說法,倒是頗含真理。圣人之樂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來形容,也可以用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來形容。他不是樂道,只是自樂。

  新儒家對于圣人之樂的理解,從他們對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釋,可以看出來。朱熹的解釋是:“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視三子之規規于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論語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說,風流的基本品質,是有個超越萬物區別的心,在生活中只遵從這個心,而不遵從別的。照朱熹的解釋,曾點恰恰是這種人。他快樂,因為他風流。在朱熹的解釋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義成分。我說過,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尋樂地。但是必須同時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對立面,而無寧說是“自然”的發展。新儒家認為,這正是孔孟的主要論點。

  要實現這種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沒有呢?成功了。他們的成功,可以從以下兩首詩看出來,一首是邵雍的詩,一首是程顥的詩。邵雍是個很快樂的人,程顥稱他是“風流人豪”。他自名其住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他的詩,題為《安樂吟》,詩云: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涘。

  風月情懷,江湖性氣。

  色斯其舉,翔而后至。

  無賤無貧,無富無貴。

  無將無迎,無拘無忌。

  窘未嘗憂,飲不至醉。

  收天下春,歸之肝肺。

  盆池資吟,甕牖薦睡。

  小車賞心,大筆快志。

  或戴接籬,或著半臂。

  或坐林間,或行水際。

  樂見善人,樂聞善事。

  樂道善言,樂行善意。

  聞人之惡,若負芒刺。

  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不侵禪伯,不談方士。

  不出戶庭,直際天地。

  三軍莫凌,萬鐘莫致。

  為快活人,六十五歲。

    (《伊川擊壤集》卷十四)

  程顥的詩題為《秋日偶成》,詩云: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這樣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真是“豪雄”。可是他們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豪雄”,他們是“風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評邵雍,大意是說他過分賣弄其樂。但是對程顥從來沒有這樣的批評。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在這里找到了中國的浪漫主義(風流)與中國的古典主義(名教)的最好的結合。

 

2013-08-26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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