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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桔者言 五、讀書與思考(4篇)
賣桔者言 五、讀書與思考(4篇)
張五常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五、讀書與思考(4篇)



  讀書的方法

  新年時節,送些甚么給學生呢?就送他們一些讀書的方法吧。
  首先聲明,我要談的是為知識而讀書的方法,不是為考試而讀書的方法。后者,香港的學生都是專家——猜題目、背課文之能,世間少有。但為知識而讀書可以幫助考試,為考試而讀書卻未必可助知識的增長。知識是讀書的目的(An End);考試只是一個方法(A Means)。然而香港學生(或教育制度),卻很顯然地將這兩佯東西顛倒過來。
  我可在四個大前提下給學生們建議一些實用的讀書方法。若能習慣運用,不但可以減輕考試的壓力,而對更重要的知識投資會是事半功倍的。

  一、以理解代替記憶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課程比較容易記得。但理解其實并不是輔助記憶——理解是記憶的代替。強記理論不僅是很難記得準確:當需要應用時,強記的理論根本無濟于事。明白了理論的基本概念及含義,你會突然覺得你的記憶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簡單,明白了的東西就不用死記。但理論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準確性。理解愈深愈準確,記憶就愈清楚,而應用起來就愈能得心應手。所以讀書要貫通——理論上的不同重點的聯帶關系要明白;要徹底——概念或原則的演變要清楚。
  要在這些方面有顯著的進步易如反掌,而學生也不需多花時間。他只要能改三個壞習慣,一年內就會判若兩人。
  第一個壞習慣,就是上課時“狂”抄筆記。筆記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無的。這是因為抄筆記有一個無法補救的缺點——聽講時抄筆記分心太大!將不明白的東西抄下來,而忽略了要專心理解講者的要點,是得不償失。我肯定這是一般香港學生的壞習慣。例如好幾次我故意將頗明顯的錯誤寫在黑板上,200多學生中竟無一人發覺,只知低著頭忙將錯誤抄在筆記上。
  筆記有兩個用途。①將明白了的內容,筆記要點。但若覺得只記要點都引起分心,就應放棄筆記。明白了講者的內容是決不會在幾天之內忘記的。很多講者的資料在書本上可以找到,而在書本上沒有的可在課后補記。老師與書本的主要分別,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上課主要是學習老師的思想推理方法。②在上課聽不懂的,若見同學太多而不便發問,就可用筆記寫下不明之處,于課后問老師或同學。換言之,用筆記記下不明白的要比記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個壞習慣,就是將課程內的每個課題分開讀,而忽略了課題與課題之間的關系,理解就因此無法融會貫通。為了應付考試,學生將每一個課題分開讀,強記,一見試題,不管問甚么,只要是似乎與某課題有關,就大“開水喉”,希望“撞”中——這是第二個壞習慣最明顯的例子。
  要改這個壞習慣,就要在讀完某一個課題,或書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獨立的某一節之后,要花少許時間去細想節與節、章與章、或課題與課題之間的關系。能稍知這些必有的連帶關系,理解的增長就一日千里。這是因為在任何一個學術的范圍內,人類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開來讀,會覺得是多而難記;連貫起來,要知要記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學術都是從幾個單元的基礎互輔而成,然后帶動千變萬化的應用。學得愈精,所知的就愈基本。若忽略了課題之間的連貫性,就不得其門而入。
  第三個壞習慣,主要是指大學生的,就是在選課的時候,只想選較容易的或講課動聽的老師。其實定了某一系之后,選課應以老師學問的淵博為準則,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跟一個高手學習,得其十之一、二,遠勝跟一個平庸的學得十之八九。這是因為在任何一門學術里面所分開的各種科目,都是殊途同歸。理解力的增長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異。老師若不是有相當本領,就不能啟發學生去找尋不同科目之間的通論。

  二、興趣是因思想的集中而燃燒起來的

  我們都知道自己有興趣的科目會讀得較好。但興趣可不是培養出來的。只有總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產生興趣。可以培養出來的是集中的能力。無論任何科目,無論這科目是跟你的興趣相差多遠,只要你能對之集中思想,興趣即盎然而生。
  對著書本幾小時卻心不在焉,遠比不上幾十分鐘的全神貫注。認為不夠時間讀書的學生都是因為不夠集中力。就算是讀大學,每天課后能思想集中兩三小時也已足夠。要培養集中力也很簡單。第一、分配時間——讀書的時間不需多,但要連貫。明知會被打擾的時間就不應讀書。第二、不打算讀書的時間要盡量離開書本——“餓書”可加強讀書時的集中力。第三,讀書時若覺得稍有勉強,就應索性不讀而等待較有心情的時候——厭書是大忌。要記著,只要能集中,讀書所需的時間是很少的。
  將一只手表放在書桌上。先看手表,然后開始讀書或做功課。若你發覺能常常在30分鐘內完全不記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于每次讀書對都完全忘記外物1小時以上,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三、問比答重要

  很多學生怕發問的原因,是怕老師或同學認為他問得太淺或太蠢,令人發笑。但學而不問,不是真正的學習。發問的第一個黃金定律就是要臉皮厚!就算是問題再淺,不明白的就要問;無論任何人,只要能給你答案,你都可以問。
  從來沒有問題是太淺的。正相反,在學術上有很多重要的發現都是由三幾個淺之又淺的問題問出來的。學術上的進展往往是靠盲拳打死老師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學者之所以要教書,就是因為年輕學生能提出的淺問題,往往是一個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雖然沒有問得太淺這回事,但愚蠢的問題卻是不勝枚舉。求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學甚么問題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發問,就很難學得其中奧妙。
  老師因為學生多而不能在每一個學生身上花很多時間。認真的學生就應該在發問前先作準備工夫。這工夫是求學上的一個重要過程。孔子說得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與“不知”,最容易就是做發問前的準備工夫。這準備工夫大致上有三個步驟——
  第一、問題可分三類——A、“是甚么”(What),B、“怎樣辦”(How?),C、“為甚么”(why)。學生要先斷定問題是那一類。A類問的是事實:B類問的是方法:C類問的是理論。問題一經斷定是那一類,學生就應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那方面的,因而可免卻混淆。若要問的問題包括是多過一類的,就要將問題以類分開。這一分就可顯出自己的“不知”所在。第二、要盡量去將問題加上特性。換言之,你要問的一點是愈尖愈好。第三、在問老師之前,學生要先問自己問題的答案是否可輕易地在書本上找到。若然,就不應花老師的時間。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驟發問題,答案是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的。若仍須問老師的話,你發問前的準備工作會使他覺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書分三讀——大意、細節、重點

  學生坐下來對著書本,拿起尺,用顏色筆加底線及其他強調記號。讀了一遍,行行都有記號,這是毀書,不是讀書。書要分三讀。
  第一讀是快讀,讀大意,但求知道所讀的一章究竟是關于甚么問題。快讀就是翻書,跳讀;讀字而不讀全句,務求得到一個大概的印象。翻得慣了,速度可以快得驚人。讀大意,快翻兩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讀是慢讀,讀細節,務求明白內容。在這第二讀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鉛筆在頁旁作問號,但其他底線或記號卻不可用。第三讀是選讀,讀重點。強調記號是要到這最后一關才加上去的,因為哪一點是重點要在細讀后才能選出來。而需要先經兩讀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沒有經過一快一慢,選重點很容易會選錯了。
  在大學里,選擇書本閱讀是極其重要的。好的書或文章應該重讀又重讀;平凡的一次快讀便已足夠。在研究院的一流學生,選讀物的時間往往要讀書的時間多。
  雖然我在以上建議的讀書方法是著重大學生,但絕大部分也適合中小學生學習。自小花一兩年的時間去養成這些讀書的習慣,你會發覺讀書之樂,實難以為外人道。

                  1984年1月3日

  思考的方法(上)

  據說熊彼德(J.A.Schumpeter)曾在課堂上批評牛頓,指責這個如假包換的物理學天才只顧閉門思想,沒有將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開而留諸后世!這批評有點道理。但牛頓在物理學上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其后就再沒有甚么重大發現——雖是曇花一現,但這“一現”卻是非同小可。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可惜他天賦之高,遠超世俗,要學也學不到。
  有些朋友以為愛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資料而將相對論想了出來,他們也可照樣推理。但愛因斯坦所能辦到的,跟他們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為最!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種思想障礙。
  我不僅不敢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相比,就是半個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倒可以寫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學回來的。一個平凡的人能學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學。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專利權,與我們無關。
  在大學念書時,我從不缺課的習慣就是為了要學老師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試都考過了,我就轉作旁聽生。有一次,赫舒拉發(J.Hirshleifer)在課后來問我:“你旁聽了我六個學期,難道我所知的經濟學你還未學全嗎?”我回答說:“你的經濟學我早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與經濟學無關——我要學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這個偷“思”的習慣實行了很多年,屢遇明師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運的事。這些師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準天才的著實不少。我細心觀察他們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個非天才也可用得著的來學習,久而久之就變得甚為實用。但因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綜合了各人的方法,作為己用。雖然這些人大都是經濟學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歸,強分門戶就是自取平凡。茲將我綜合了普通人也可作為實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誰是誰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個人同作分析或辯論時,他常強調某一個觀點或發現是他的,或將“自己”放在問題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決不應被成見左右的。要“出風頭”或要“領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過程上,“自己”的觀點不可有特別的位置。“領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對不同的觀點作客觀的衡量。
  有些人認為佛利民好勝、強詞奪理地去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沒有認錯。在我所認識的高手中,沒有一個推理時將“自己”加上絲毫重量的。事后“領功”是另一回事。
  同樣地,在學術上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只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也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不可以盡信。當然,高手的推論較為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手之見作較詳盡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可以為既是高手之見,就是對的。高手與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后者膚淺而狹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爾及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就將他們的佃農理論一視同仁,沒有將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將他們的理論推翻的。

  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過半。在“讀書的方法”一文內,我述說了求學時的發問主旨。以發問作為思考的指引,有幾點是要補充的。
  第一、問題要一針見血。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戲。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一下你的問題。”(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達你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我們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試將一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發問,務求達重點的所在。舉一個例子。當佛利民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沉悶?”佛利民答:“你是要問,是否時間越多,時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越少?”這一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甚么是貨幣?為甚么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為熱門的爭論時,艾智仁問:“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們用甚么準則來決定一樣東西是被量度了的?”這是小孩子的發問方式。后來艾智仁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為衡量的準則,而功用就只不過是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個人都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
  我自己的佃農理論,就是由幾個淺問題問出來的。傳統上的理論,都以為既然土地種植的收成是要將一部份分給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賬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稅一樣,會使農民減少勞力從而使生產下降。我問:“既然生產下降,租值就應減少了,為甚么地主不選用其他非分賬式的收租辦法?”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么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么辦?”
  第三、要斷定問題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問題的重要與否是慣例,赫舒拉發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一切考慮之前。學生問他一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呢,他就從座上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并不太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與其他的知識沒有甚么關連,或所知的改變不了眾所周知的學問,那問題就無足輕重。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甚么是蠢問題呢?若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問題了。舉一個例。經濟學是基于一個“個人爭取利益”的假設;這就暗示著個人生產是會盡可能減低生產費用。有一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的生產費用是否會過高了?但基于這作者自己的假設下,“過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

                  1984年3月20日

  思考的方法(中)

  三、不要將預感抹殺了

  邏輯是推理的規格;但若步步以邏輯為先,非邏輯不行,思考就會受到壓制。不依邏輯的推理當然是矛盾叢生,不知所謂;但非經邏輯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預感(Hunch )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邏輯學——尤其是數學邏輯——是一門湛深的學問,但若以邏輯先入為主,就會弄巧反拙。
  在念書時我拜讀過愛因斯坦與邏輯學高手樸柏(K.Popper)辯論的書信。他們爭論的是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這辯論中,我以為樸柏是勝了一籌;但在科學上的貢獻,他卻是藉藉無名的。
  邏輯是可以幫助推理的正確性,卻不是思想(Idea )或見解的根源。科學方法論是用以證實理論的存在,但它本身對解釋現象毫無用處。那些堅持非以正確方法推斷出來的思想是犯了規,不能被科學接受的觀點,只不過是某些難有大貢獻的人的自我安慰。這種人我遇過了不少。他們都胸有實學,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純以預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邏輯證實,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論或見解是合乎邏輯及方法論的規格,是怎樣想出來的無關重要。那些主張“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或“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 )的紛爭,不宜盡聽。蘋果掉到牛頓的頭上(或牛頓午夜做夢),萬有引力的理論就悟了出來。又有誰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確。
  有一些獨具卓見的學者,其邏輯推理的能力實在是平平無奇;他們的重要科學貢獻是經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國早期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學生!近代獲諾貝爾獎的海耶克及舒爾茲(T.Schultz),推理也沒有過人之處。這可見思想見解(Idea)是首要,邏輯次之。
  得到了一個稍有創見的預感,就不要因為未有邏輯的支持而放棄。在我所認識的學者中,善用預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無論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較特出的意見,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對了”或“好像是不對的”。先有了一個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將預感從頭分析。
  有一次,在一個會議上,有人提議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會是專利權的市價,缺乏市場競爭,對社會是有浪費的,我沖口而出:“怎么會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種麥的地都屬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將地分開租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麥收成后農民就會在市場上競爭發售,那么麥價是競爭下的市價。”高斯在旁就立刻對我說:“你好像是對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時,他又說:“你好像是對了。”我問他我對了甚么?他說:“麥的市價。”幾個月后,在閑談中,高斯舊事重提:“我認為在麥的價格上你是對了的。”對一個不是自己的預感而日夕反覆推斷,確是名家風范,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另一個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行內知名的預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幾個月,能欣賞到他的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嘉素有一條座右銘:“無論一個預感是怎樣的不成理,它總要比一點意見也沒有為佳。”他又強調:“若無半點見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辯駁也贏不了。”
  預感是每個重要發現都缺少不了的——從那里來沒有一定的規格,有時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預感是一條路的開端——可走多遠,到那里去,難以預先知道——但是非試走一下不可的。走這路時邏輯就在路上畫上界線,將可行及不可行的分開。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較為清楚。好的預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遠,越走越清楚,到后來就豁然貫通。“沒出息”的預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為我強調預感的重要,是有貶低邏輯及科學方法論之意。我曾經是加納(R.Carnap)的學生,怎會輕視這些學問?我要指出的是邏輯是用以輔助預感的發展,用錯了是可將預感抹煞了的。

  四、轉換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問題,是一定可以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的,換言之,同樣的問題,可用不同的預感來試圖分析。在這方面,我認識的高手都如出一轍——他們既不輕易放棄一個可能行得通的途徑,也不墨守成規,盡可能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轉換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頓開。茅塞(Mental Block)是一個很難解釋的思想障礙,是每個人都常有的。淺而重要的發現,往往一個聰明才智之士可能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但若將思想的角度稍為轉變一下,可能令茅塞頓開。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數不是因為過于湛深,而是因為所用的角度是難以看到淺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勝枚舉。
  一間工廠為了生產,對鄰近的物業造成污染而有所損害。歷久以來,經濟學者都建議政府用幾種辦法去壓制工廠的生產,從而減少鄰近物業的損失。這個老問題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將角度倒轉了:“壓制工廠生產,就等于鄰近的業主對工廠有所損害,究竟要被壓制的應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個例子是關于近十多年來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學”(Corporate Finance)。這門學問其中的一個創始人沙爾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風險的情況下,首次在原理上斷定了資產的市價。雖然這原理是有著明顯的缺點,但對一個在當時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決的重要問題,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馳名遐邇。沙爾波的“破案”出發點,就是將一條當時眾所周知的曲線倒轉了來劃。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從一個角度看來是對的答案,換一個角度卻可能是錯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個暫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決這個暫定的答案,我們就可對答案增加信心。當然,可靠的答案還是要經過邏輯及事實的考驗的。
  第三、角度有遠近之分。在思考的過程中,細節與大要是互補短長的,無論細節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難的見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盡棄。但在大要上是對了的思想,細節的補充只是時間的問題——就算是錯了細節也往往無傷大雅。在這方面的思考困難,就是若完全不顧細節,我們會很難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細節,準確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腦袋就戴上了放大鏡,重視細節——這是一般的習慣。善于思考的人會久不久將問題盡量推遠以作整體性的考慮。

                  1984年3月23日

  思考的方法(下)

  五、例子遠勝符號

  推理時可用例子,也可用符號;有些人兩樣都不用,只是照事論事,隨意加點假設,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飯后不經心的辯論,算不上是認真的思考。有科學性的思考,用例子是遠勝用符號的。
  數學是以符號組合而成的一種語言;嚴格來說,任何語言文字都是符號。畫面是沒有符號的,但也是表達的一種方式。用大量的字來表達畫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證實抽象思想的正確性,數學就大有用途,因為它是最嚴謹的語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卻是要將抽象現實化。畫面比符號較接近現實,因此較容易記;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遠勝用符號了。
  以善用數學而負盛名的經濟學者,如森穆遜(P.Samuelson)、阿羅(K.Arrow)、烏沙華(H.Uzawa)、史得格斯(J.Stiglitz )等人,都是以例子幫助思考的。以數學求證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數學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應手。有些學者只是用符號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發現的卻是少見。中國人天份之高舉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較弱了。這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可能佛學的例子過于抽象,造成不良影響;這問題要請岑逸飛代為解答)。以我之見,韓非子還算過得去,但孟子及孫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們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難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幾個基本的法門,能否善用就要看個人的想像力了。現試將這些法門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簡而貼切。以例子輔助推理,理論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內。通常的辦法就是將例子內的枝節刪去,使重點突出,務求在重點上例子與理論有平行的對比。簡化例子要有膽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經濟學歷史上,簡化例子最有本領的是李嘉圖(D.Ricardo)——所以李嘉圖的經濟模型的廣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項背。那就是說,例子簡化得越利害,復雜的理論就越容易處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簡化了的。以嚴格的準則來衡量,沒有一個例子是真實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樓閣,其非真實性與簡化無關;另一類例子,卻是因事實簡化而變為非真實——我們稱后者為“實例”。純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為貼切,是可幫助推理的。但要有實際應用的理論,就必須有實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從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實例輔助;實證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這一步。經驗對思考有很大的幫助,就是因為實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眾所周知的例子不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較新奇的例子會較容易觸發新奇的思想。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創見。工廠污染鄰居的例子,庇古用時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啟發力就減弱。高斯在同一問題上作分析,采用了牙醫工具的聲浪擾及鄰居、大廈的陰影減少了隔鄰泳池的陽光。這些比較新奇的例子,都啟發了一點新的見解。
  第四、要將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這一點,中國人是特別弱的,事實不可以解釋事實;太多理論就等于沒有理論。將每個例子分開處理,理論及見解就變得復雜,各自成理。無意中變成了將事實解釋事實。將多個不同的例子歸納為同類,加以一般化,是尋求一般性理論的一個重要方法。
  馬克思走李嘉圖的路,將資本跟土地及勞力在概念上分開。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缺乏一般性,使剩余價值無家可歸。李嘉圖自己從來不相信價值是單從勞力而來的;他想不通將不同資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論有困難。這困難要到費沙(I.Fisher)才清楚地解決了。
  在社會耗費的問題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類太多,以致他的理論模糊不清,前后不貫。這問題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認為在社會上每個人無論做甚么對其他人都有影響;他于是就將所有對人有影響的行為歸納為產權的問題。
  在另一個極端,過于一般性的理論,因為沒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沒有解釋的功能。有實用的理論是必須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歸納,也要分類。分類的方法就是要撇開細節,集中在重點上不同例子之間難以共存的地方。將一個例子分開來處理,我們也應該找尋跟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沒有一個“無法一般性化”的實例。若是有的活,在邏輯上這實例是無法用理論解釋的——這就變成了科學以外的事。
  第五、要試找反證的例子(Counter 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證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證就要試找反證的例子了。史德拉(G.Stigler)、貝加(G.Becker)等高手,在辯論時就喜用反證。可靠的理論,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證例子的——但若反證的是實例,理論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暫時擱置

  人的腦子是有著難以捉摸的機能——連電腦也能想出來的腦子,其機能當然要比電腦復雜得多。拼命想時想不到,不想時答案卻走了出來,是常有的事。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經意中走出來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過的老問題。以前想得越深,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機會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時間并沒有白費。將問題擱置一旁,過些時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會在無意間得到的。我的價格管制文章寫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場9年仍未開筆……,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來起碼有百多年!不是言過其實,而是擱置著等時機成熟而已。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幾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歲了,等不到是經濟學上的大損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科學上的思考是一門專業。跟其他專業一樣,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無論問題看來是如何的深奧,好的答案往往會比想象中的淺的。

                  1984年3月27日

 

2013-08-26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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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現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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