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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百年(五):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26)——西安事變的前奏
民國百年(五):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26)——西安事變的前奏
三鑒齋     阅读简体中文版

3月5日

正如上篇文章開頭所言,從1936年開始,隨著日軍在中國華北軍事行動的日趨猖獗,南京政府的對日外交也漸趨強硬。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系,否則只有靠戰爭解決問題。2月26日,篤信法西斯主義的日本皇道派青年軍官發動了震驚日本朝野的“二二六兵變”,22名日本少壯派軍官率領1400余名士兵在東京起事,襲擊了政府首腦的官邸或私宅,打死、打傷多位日本政要,占領了陸軍省、參謀本部、國會和總理大臣官邸、警視廳及附近地區,要求陸軍首腦果斷實行國家改造,任命荒木貞夫為關東軍司令官,以壓制蘇聯,逮捕或罷免“統制派”軍官。日本陸軍當局本已預計到可能發生兵變,但因希望利用這一機會建立新體制,故頒布了《戒嚴令》,然而,日本政界、財界和海軍部卻不支持政變,事態的發展遂轉向武裝平叛。

2月29日,陸軍首腦正式下達鎮壓令,調遣地方部隊抵達東京,隨后,大部分叛軍頭目均被平叛部隊逮捕,主謀者除兩人自殺外,其余全部被處死,兵亂的思想支柱、法西斯主義分子北一輝、西田稅也被處以死刑。平定叛亂后,陸軍當局徹底清洗了皇道派,確立了統制派對陸軍的支配地位,大批與皇道派有牽連的人受到處分。“二二六兵變”事變后,岡田啟介內閣辭職,廣田弘毅組閣,日本軍人逐漸掌握了國家大權,日本的法西斯勢力不但沒有削弱,反而進一步加強,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統制派在日本陸軍中占據了領導地位,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體制最終得到確立。。

1936年的整個上半年,蔣介石雖然還在大力圍剿西北的共產黨勢力,但作為西北剿總代總司令的張學良以及西北軍楊虎城卻已私下與中共媾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蔣介石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南方;同月,蔣介石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沖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7月10日,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占上風,確定了對日本采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也在會上表示:“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犧牲的時候。”。此后,南京政府在對日外交交涉中,已不是唯命是從,而是堅持原則,據理力爭,但既然日本的目的是侵略,那就必然是“無理可講”,中日間的談判遂陷入僵局。

1936年9月,“兩廣事變”得到解決,蔣介石終于再次騰出手來對付共產黨。10月,中共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一時間,全中國的共產黨勢力幾乎都集中到了陜北,蔣介石也打算趁此機會將立足未穩的紅軍全部消滅在西北。由于當時張、楊二人剿共的消極態度已被蔣介石察覺,因此,蔣介石從南京調集大批中央軍進入陜北,“配合”當地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準備發起“通渭會戰”。當時,張學良雖然已和中共聯合,但還是不敢公開違抗蔣介石的命令,于是只好一邊拖延時間,一邊將“通渭會戰”的計劃暗中通告給共產黨,紅軍因此決定提前實施寧夏戰役計劃,紅軍西征因此開始,這部分我在過去介紹過。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親自飛到西安督戰,中央軍集中了三個軍的兵力在飛機的配合下由南向北推進,猛攻正在西渡黃河的紅四方面軍,將紅軍打得節節敗退,最終使紅軍沒有完全渡過黃河。此間,蔣介石在西安召集張學良和楊虎城共商剿共之事,張學良當面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結果遭到蔣介石訓斥,蔣介石給張楊指出兩條路:一是參加"剿共",二是調離陜甘。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50歲壽辰,全國上下為此搞了一場“獻機”祝壽的活動,南京有20萬人聚集在明故宮飛機場,舉行獻機典禮,為蔣介石的壽辰獻上100架以上的飛機。蔣介石為了表示對獻機祝壽的謙讓,沒有親自去南京出席,而是在10月29日離開西安,飛到洛陽,與當時從上海飛來的夫人宋美齡相聚。張學良也于當日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并趁機再次勸說蔣介石聯共抗日,結果又遭到斥責。

隨后,蔣介石先后到太原、濟南等地進行剿共軍事部署。12月4日,蔣介石再次來到西安,隨行而至的還有包括蔣介石嫡系將領陳誠、衛立煌和蔣鼎文在內的20多位文武親信,以及正陸續向潼關集結的30多萬中央軍——事實上,從10月底、11月初開始,大批國軍就已經開始向陜北集結了,這也是11月19日中共中央電令西路軍暫停西進的原因。到達西安后,蔣介石下榻華清池,然后開始陸續召見東北軍和西北軍主要將領,并決定由蔣鼎文担任晉陜寧綏四省的剿匪總司令。此間,張學良多次勸說蔣介石改變內戰政策,但均遭到蔣介石的怒斥,蔣介石提出,東北軍和西北軍要么服從剿共命令,全部開赴陜甘蘇區進剿紅軍,要么就讓出地盤給中央軍去打,東北軍調防福建,西北軍去駐守安徽。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東北軍和西北軍是進退維谷。經過與紅軍的數次交手,張學良的嫡系部隊損失很大,又得不到蔣介石的支援和補充,反倒被取消了番號、扣除了軍餉,更嚴重的是,當時東北軍上下在思想上早已被紅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聯合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口號給爭取過去了,因此,讓東北軍再次對中共開戰,幾乎是不現實的。西北軍方面很早就和中共有聯絡,楊虎城因此一直受到蔣介石的猜忌,他們一方面不愿離開自己的大本營——西北,一方面又不能與東北軍和紅軍分開,因為這樣會導致西北軍孤掌難鳴,最終被蔣介石吃掉。實際上,當初蔣介石在洛陽部署剿共計劃時,有著共同意志和需要的張學良與楊虎城就已經訂了“君子協定”:東北軍與十七路軍(即西北軍)決不再打內戰,兩軍也決不分開,除非抗日作戰需要。綜上所述,張、楊二人對蔣介石給出的兩個選擇實際上是都不能接受的。

12月7日,張學良來到華清池,再次力諫蔣介石回心轉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話到激動處,張學良失聲痛哭,諍諫因此轉變成哭諫。但是,張學良長達三個小時的哭諫仍沒能打動蔣介石,在蔣介石看來,張漢卿不過是一個年幼無知、膽大妄為的公子哥罷了,根本不懂政治,不懂國家大事。最后,蔣介石拍案而起,怒斥張學良:“現在全中國只有你一個敢這樣對我講話。不服從我就是反革命。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變。”。眼見蔣介石至死都不肯改變他的“剿共”政策,張學良仰天長嘆,轉身離去,留下了重重的關門聲。

12月8日,張學良與楊虎城密商,兩人一致認為,如今已是逼上梁山,勸諫不通,便只能“兵諫”了,于是,張楊二人開始了“兵諫”的密謀。12月9日,“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紀念日,西安大、中、小學生一萬五千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西安市出動軍警,向示威人群開槍,打傷了一名12歲的小學生,導致事態擴大,群情激奮的游行學生紛紛涌向西北剿匪總司令部、陜西省政府和綏靖公署,并要前往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請愿。身在華清池的蔣介石得知后,下令張學良對學生加以制止,否則格殺勿論,中央憲兵隊也隨即在華清池附近架起機槍,嚴陣以待。危急之時,張學良驅車追趕游行隊伍,攔住了學生們的去路,勸說示威學生將請愿書交給自己,由自己轉達給蔣介石,并保證在一星期內給出答復。幾經交涉,示威學生終于掉頭而歸,一場一觸即發的流血事件終于化解。

12月9日晚,張學良將學生的要求轉達給蔣介石,再次懇請蔣介石正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人心所向。然而,蔣介石這次依舊是聽不進去,仍然對張學良進行斥責,張學良就此下決心發動“兵諫”。

12月10日,蔣介石召集軍事會議,正式通過第六次剿共計劃,并決定在12日發布動員令。12月11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向親信部隊發出了準備“捉蔣”的命令。當天上午,張學良照例來到華清池覲見蔣介石,不過這次,他的身后多跟了兩個隨從,一個是東北軍騎兵師師長白鳳翔,一個是團長劉桂五。張學良名義上是向蔣介石請示派白、劉二人赴熱河開展敵后戰爭一事,實則是為了讓白鳳翔和劉桂五趁機熟悉華清池的道路和地形,并到蔣介石處“認臉”。當晚,蔣介石留張學良、楊虎城和陳誠、衛立煌、朱紹良、蔣鼎文等共進晚餐,席間,蔣介石宣布任命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陜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

12月11日晚八點多,張學良離開華清池。此時,在楊虎城的綏靖公署新城大樓宴會廳里,一批來自南京的文武大員正在開懷暢飲,直到10點才散席。午夜時分,新城大樓楊公館里仍是燈火通明,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圍坐在一起,楊虎城就“兵諫”進行了詳細的部署。與此同時,在金家巷張公館里,張學良也正在向他的一批文武親信們布置行動,張學良對直接負責執行捉蔣行動的衛隊營營長孫銘九說:“你要聽白師長指揮,把委員長請進城來,要活的,不許打死他,萬不得已,只能打傷他的腿,別讓他跑了。明天這個時候,是你死,還是我死,就說不定了,不過報紙上能登這么大的字。”,說著便用手指示意雞蛋般大的圓圈。當時,有軍官提出“捉蔣之后,第二步怎么辦?”,張學良顯然還沒有考慮這么遠,于是脫口而出:“捉了以后再說”。

會后,張學良率眾赴新城大樓,與楊虎城會合,一起坐鎮指揮,張楊屬下各將領分頭實施軍事行動,文人們開始起草捉蔣后的通電稿,機要室則向延安發出了“已發動捉蔣,正在行動,請予支持”的電報。此時,已是1936年12月12日零時30分,中國的近代歷史即將被改寫。 

2010-07-20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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