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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百年(五):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27)——張、楊西安扣蔣
民國百年(五):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27)——張、楊西安扣蔣
三鑒齋     阅读简体中文版

3月13日

按照張學良和楊虎城事前的部署,東北軍負責西安到臨潼一線的警戒,并包圍和攻打華清池,活捉蔣介石;十七路軍(即西北軍)負責解除中央憲兵、特務、警察和駐西安城內的中央軍武裝,控制機場、車站、郵局等重要據點,扣留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它處的南京軍政要員。指揮部設在楊虎城的綏靖公署新城大樓,張學良、楊虎城分別担任總指揮和副總指揮。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歷史上也稱其為“雙十二事變”。當日早晨五點,東北軍白鳳翔部對蔣介石行轅臨潼華清池發動進攻,衛隊營營長孫銘九率領100多士兵擊潰華清池警衛,沖入院內,蔣介石貼身侍衛20余人進行了拼死抵抗,但終因寡不敵眾而或死或傷。接著,孫銘九沿假山小路直撲華清池內院最后一排蔣介石下榻的五間廳,不過當他抵達時,卻發現蔣介石臥室門戶大開,一向和蔣介石形影不離的假牙還放在茶桌上,蔣介石的上將軍服、公文包和帽子等也是一樣不少,唯獨蔣介石本人不見了蹤影。孫銘九用手一摸被褥,發現還是熱的,因此斷定蔣介石還沒跑多遠,于是下令立刻搜山。隨后,師長白鳳翔和團長劉桂五趕到現場,因這二人已經在前一天勘察過華清池的地形,所以他們也認定蔣介石一定是沿后山逃跑了。

蔣介石方面。在東北軍攻入華清池時,蔣介石的行轅內槍聲大作,正在五間廳內睡覺的蔣介石被槍聲驚醒,還以為是紅軍打進來了,因此驚恐萬分,來不及穿好衣服,帶好假牙,便在侍衛的保護下跳窗逃出。由于前院槍聲密集,蔣介石只好跑到后院,并在侍衛的幫助下爬上墻頭,翻墻而出,不料墻外是七八尺深的亂石溝,蔣介石這一跳不慎摔傷了腰,劃破了腳,還丟了一只鞋。接著,蔣介石不顧疼痛,趴在侍衛的背上,由侍衛背著他一路跌跌撞撞的逃往酈山。天色漸亮后,蔣介石及侍衛已爬到半山腰,結果發現山頂上也有人警戒,于是蔣介石便讓侍衛將其放下,一個人躲進了一塊虎斑石東側的石峽洞中,侍衛則伏在亂草叢中隱蔽。

蔣介石不見了的消息傳到指揮部后,張學良焦急萬分,一再表示:“如果找不到蔣介石,我就割了自己的頭,請楊虎城拿到南京謝罪,了此公案,絕不能因要停止內戰而引發內戰。”。隨后,張學良向臨潼加派人手,下令一定要找到蔣介石。

12月12日早晨八點,伏在草叢中的蔣介石的侍衛左右觀望、打算伺機出逃之時,被正在搜山的東北軍發現,當東北軍問他蔣介石的去處時,他情不自禁的朝石峽洞方向一瞥,結果這一舉動被東北軍察覺,幾名東北軍士兵立刻端起槍對準洞口方向,喊道:“里邊的人快出來,否則開槍!”,就這樣,蔣介石被發現了。蔣介石戰戰兢兢的出來后,連連追問:“你們是什么人?是什么軍隊?”,當得知這些士兵并非紅軍,而是東北軍時,蔣介石心里有了底,也平添了幾分憤怒,他大怒道:“你們打死我啊!打死我去向張學良請功啊!”。由于蔣介石腰上有傷,因此東北軍連背帶架將他送上了汽車,然后勁直開往西安城內的綏靖公署新城大樓。

“西安事變”十年后的1946年,當時執政西安的胡宗南在事變的發生地華清池修建了一座石亭,并取名為“正氣亭”,也叫“民族復興亭”。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后,將這座亭子改名為“捉蔣亭”,以為嘲諷。1986年12月,在“西安事變”50周年前夕,臺海兩岸關系開始緩和,中共方面也開始用更理智的眼光來看待那段崢嶸歲月,感情色彩漸漸褪去,這座亭子也因此易名為含義較為中性的“兵諫亭”。

就在東北軍華清池捉蔣的同時,楊虎城的西北軍也在西安城內積極行動,不過他們的行動似乎要順利得多。12月12日清晨,十七路軍憲兵營圍困了西京招待所,將還在睡夢中的10余名南京政府的軍政要員,連同他們的家屬、隨員等共五六十人一并扣押,統統集中到了樓下的大廳里。憲兵營營長宋文梅在清點人數時發現,南京方面的重要人物陳誠和邵元沖并不在其中。原來,邵元沖在事變發生時跳窗逃出,但被十七路軍憲兵發現,在鳴槍示警無效后,憲兵朝邵元沖連開兩槍,打中其小腹,邵元沖后來在醫院因傷重不治而死去。至于陳誠,他在事變發生時躲進了招待所地下室,十七路軍憲兵搜查多次都沒發現他,不過最后憲兵還是在地下室墻角一個倒扣著的裝啤酒的木箱里發現了陳誠。

在楊虎城十七路軍的這次行動中,南京政府方面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邵元沖等軍政要員被扣押,西安全城被西北軍控制。

“西安事變”發生當日,張學良和楊虎城致電南京政府并向全國發出通電,表示此次“兵諫”捉蔣乃是“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后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時提出西北軍民八大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之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在電文的結尾,張學良還說:“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

當時,宋美齡正在上海以航空事務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向各級官員了解情況,首先得知蔣介石被扣押消息的是她的大姐夫孔祥熙。當孔祥熙將這一消息轉告宋美齡時,宋美齡極其震驚,在平靜下來后她說:“這么多年來,委員長每次出巡各省,我都在身邊陪伴,就這次因病沒有相陪。如果我在西安的話,局勢就不會惡化到這種程度了。”。的確,在嫁給蔣介石后,宋美齡一直都是蔣介石在政治上的緩沖劑,倘若當時她在西安,蔣介石一定不會如此粗暴和苛求的對待對其懷有戒心的張學良。12月12日當晚,宋美齡和孔祥熙以及蔣介石的顧問端納乘夜車返回南京,次日早晨抵達。

12月12日下午3點50分,“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南京,南京政府炸開了鍋,在宣布全城戒嚴的緊張氣氛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于當晚11時連夜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長,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在如何處理事變危機的問題上,國府內部形成了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和以蔣夫人宋美齡為首的“調和派”。

當時,軍權僅次于蔣介石的何應欽力主派大軍討伐西安,甚至不惜用空軍將西安炸平,名為討逆,實為借機置蔣介石于死地,以取而代之。何應欽的主張得到了國民黨內大多數人的贊同,這些人站在維護政府威信的立場上,懷著對張、楊兵變的憤慨,一致主張出兵討逆,進行快速和嚴厲的報復行動,立即向西安開戰,甚至不惜玉石俱焚,轟炸整個西安并進軍西北。

南京政府內部在對“西安事變”處理方式上的分歧既源于個人和派系間的利害沖突,又有深刻的國際背景,其實質是親日和親英美兩股政治勢力的角逐。當時,何應欽背后有日本的鼓動和支持,日本一心想挑起中國更大規模的內戰,以坐收漁翁之利,因此積極支持何應欽討伐主張聯合抗日的張、楊二人,甚至發表聲明說“南京政府如真能實行反共防共,日本軍民不惜給予援助”,而“如果與張學良進行妥協,則日本政府不能繼續取靜觀態度”。相反,力主“救蔣”的宋美齡則是得到英美的幫助,英美早已不滿日本貪得無厭的侵占和危害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也明白蔣介石一旦完蛋,南京政府就會被親日派把持,他們的在華利益將更難以保障,所以,英美竭力鼓吹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保持蔣介石的權力,為此甚至提出不妨同共產黨采取某種形式的聯合。

雖然親日的一方和親英美的一方都不是從大局出發,顧全民族和國家的利益,但客觀上他們卻主導著西安事變后中國的政治走向。何應欽表面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上,對張學良、楊虎城采取強硬態度,但客觀上卻造成了有利于日本大舉侵華的效果;宋美齡從蔣介石的切身安全出發,對張學良、楊虎城采取較為“軟弱”的態度,似乎偏袒了張、楊二人,而效果上卻是有利于國共言和,團結抗日。

蔣介石被扣押在西安綏靖公署新城大樓東頭的內套間后,張學良曾親自前往探視,但卻只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又被蔣介石大罵了一通。12月13日上午,蔣介石用便條給夫人宋美齡留下遺囑:“美齡吾妻,余決心殉國,經國、緯國吾子即汝子,望善視之。”,并將其交給一位副官,讓其發往南京,不過這位副官卻將遺囑交給了張學良和楊虎城。12月13日晚,張學良、楊虎城因新城大樓人員復雜,決定將蔣介石遷至張公館附近,但蔣介石卻死活都不肯挪;14日下午,蔣介石單獨約見楊虎城;14日晚5時許,蔣介石的顧問英國人端納前來探望。端納此行是受宋美齡委托,為蔣介石帶去她親筆所寫的兩封至關重要的信,一封寫給張學良,一封寫給蔣介石,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宋美齡又是嗔怪又是安慰,表示“在可能和必要的時候,我愿意親自去西安一趟。”,并在信的末尾寫道:“最后告訴你一句 :南京的情形是戲中有戲。”。

當蔣介石讀到宋美齡信中所寫的最后一句話時,竟當著端納和張學良的面痛哭流涕,抽噎了好一陣。端納趁機勸說蔣介石轉變態度:“張將軍對蔣先生并無惡意,只是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只要蔣先生答應這個要求,張、楊兩將軍還是竭誠擁護您做領袖。”,張學良也趁機說服蔣介石搬到了金家巷張公館附近的高桂滋公館。

12月14日,張學良在西安電臺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取消“西北剿總”,組織“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張學良任主任委員。  

2010-07-20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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