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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民主的優點——《中國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民主的優點——《中國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任何一個真誠的民主主義者都不應諱言民主政制的短處。把短處在太陽底下亮給大家看,這正是自由主義者難以企及的長處。民主政制縱然有許多短處,可是這許多短處抵銷不了它的長處。民主政制對人類和平、自由、幸福及安全所已作的貢獻或可能作的貢獻,至少就長遠的途程來看,不是任何其他政治制度所可比擬的。之所以如此,僅因民主政制具有下列特征,
  A 數頭而不必砍頭
  極權政制的"長處"就是不容產生兩種以上的有同等效力的(effective)的意見;如果競然產生了的話,它可以迅速變成一種。這種統一意見的方式固然常常表現了高度的效率(efficiency),可是這種效率往往是借著武斷、鎮制、屈人從己以及利用緊急情況造成的。所以,極權政制的內部經常有緊張氣氛彌漫。"整肅"的事,多如晚餐。不同的意見固然遭到無情的壓服,但卻無助于緊張狀態之減除。至少在極權統治尚未穩定的階段,居于統治地位的少數精干(e1ite)必須經常謀劃各種策略并動員必要的權力,使用于被治的多數,以求權勢的穩定。但是,被治的多數并非化石。少數精干拿心理、經濟與軍事混成的鎮制力施諸彼等的頭上,彼等的反應不一定真象三月桃花開。彼等可能臉上開桃花,心里結冰霜。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蘇俄早期的統治狀態,第二次大戰后東歐若干小國的統治狀態,都有這種特征。在有這種特征的統治狀態之下,被治的多數固然經常在恐怖空氣里呼吸,居于統治地位的少數人的呼吸也不見得十分輕松。雙方的心靈窮年累月都在"備戰"的戒嚴情境之中。"人生不滿百"。這樣緊張,是為了什么?這類統治形態常由流血造成。誰要改變它,誰就得流血。結果,人人都成為候補的路易十六(Louis xvi)。重大政策的改變,也常需要一場哄斗。這實在太野蠻了。
  和極權政制比較起來,民主政制似乎缺乏齊一意見的效率。美國的黑白問題鬧了一百多年。對于目前的越南問題,美國學人更是經年議論不休。這些現象,在缺少討論自由的人士看來,會感到不耐的。他們習于就公共問題要大家一致接受一個意見。這里就涉及一個基本的倫理問題:誰憑什么要大家接受那一個意見呢?著實說來,我之所以為我,你之所以為你,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想法不一定必須相同。如果一個人把他的想法隨便出售給廣播公司,或是隨便扔到廢紙堆里去,那末他所剩余的不過是一個臭皮囊而已。人人的生物邏輯在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所以每個臭皮囊在基本上也是相同的。這種挖空了心靈和價值觀念的臭皮囊,擺在地球的東邊與擺圣地球的西邊完全一樣,贊成什么與反對什么都無所謂,白天事奉上帝與黑夜事奉魔鬼并行不悖,當面恭維人和背后罵人一點也不覺難過。對于這種時代的寵兒,根本不發生意見的差異問題。-可是,民主政制的倫理基礎高一等。民主政制的倫理基礎是從有自己的意見的個人出發,而且各個人的意見不一定。如果各個人的意見不一定相同,但是又需相同以決定公共問題,那末怎樣辦?民主政治的行使,不能靠權威,更不能動現威脅人的神經。在民主政制之下,要大家齊一意見來決定某個問題,只有訴諸說服、磋商,或辯論。因為,大家都是人。這類程序,也許有人認為緩不濟急。人間有些事體是急不來的。犧牲道德原則而換取效率,是值不得做的。因為,得不償失。為了應急而斷喪社會文化里的道德累積一定加速社會文化的解體,終至如雪山之崩而不可收拾。從表面看,用民主的方式求意見的協調也許緩慢。可是,一旦意見的協調獲致,這種協調是表里如一的協調,也就是真真實實的協調。由真真實實的協調所產生的團結力同活力,較之由強制及脅迫所形成的,顯然可靠、持久,并且經得起意外變動的考驗。
  海耶克說[13],當著對于同一問題有幾個互相沖突的意見發生但是又只能采取其中的一個時,我們只好取決于多數來解決。"民主是人所已經發現的唯一和平改變的方法。"多數的一面不一定最聰明。但是,既為多數的一面,這就表示他重量大。少數人不一定就錯。但是,既然為少數,這就表示他的重量小。為了維系內部的和平,所以少數只好服從多數。所以,米哲土(von Mises)說:"民主政制不是一個革命的制度"。民主制度是防企革命和的戰的最佳方式。這一方式就是依照大多數人的意向來和平地調整政事。如果一個政司本來就是大多數人心目中所希望建立的,那末就沒有理由要它垮臺,而是會自動支持它的。它也根本無需費那么多的注意力來保衛它自己。波柏爾說,不需借暴亂而更換政司的那種制度就是"民主政制";否則就是"暴改"。這一看法真是一針見血。中國歷代為了改朝換代與轉移政權所流血之慘,犧牲之重,及引起的動亂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地位的。如果中國人愿意作點歷史性的反省,并且真要在殺伐這條路上退卻以導國家于長治久安之途,那末最好是真正實行民主政制。
  B 民主政制比較接近自由
  我們在前面說過,從純概念和制度方面著想,民主政制并不一定產生自由。可是,就事實而論,在一切政治制度中,還只有民主政制是比較靠近自由的。何以呢?這只好說是因為人之喜好自由甚于喜好不自由。當然,人當危險臨頭時,常自動放棄自由[14],或被迫放棄自由,或受騙交出自由。但是,當危險的陰圍過去,金色的陽光在地平線上展現時,人們又會懷著興奮的希望心情,奔向自由的新綠原野。當民主的程序掌握在渴望自由的人們手里時,他們要用這種程序作實現自由的方式。
  同為政司,非民主的和民主的各有實質的不同。非民主的政司常透放出一股權威主義的氣氛(authoritarian atmosphere)。它象昂著頭卷著尾的一條印度眼鏡蛇。被治的人眾象小麻雀。這樣的政司的任何舉措,從閱兵到發表統計數字,從辦外交到展覽電影,或制造核子武器,都是以制造聲威為主要著眼點。聲威又可形變為對被治者的鎮制力,象高位瀑布可以用來發電一樣。所以,在一切極權國邦,政司有絕對不可冒犯的權威。處于這樣的情境之下,被治者當然不能批評政司。反對政司,即令僅僅是口頭上的,也被看作象挖屋基似的危險事。所以,在極權統治之下,所謂"政治犯"特別多。在民主的國邦,因為政治上有一條和平的出路可走,有政治興趣和野心的人大可在這條出路上奮斗,所以根本沒有"政治犯"這個名詞。'實行民主政制,是消滅"動搖國本"的治本方法。在極權統治之下,沒有一條政治性的通路來改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痛苦[15]。但是,統治者又怕人羊大批逃亡了弄得少有唱戲的本錢,所以要建筑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圍墻圈起來。柏林圍墻除了有圈禁人羊的功用以外,還有提醒觀光客的功用:教他們明了,自由是多么可貴!
  民主政司根本就是一種服務系統。我在這里所說的涉及關于"政司"的一類基本概念。任何"政司"是由這幾個系統組成的:第一,動員系統;第二,權威系統;第三,調協系統;第四,服務系統。不同的政治制度所著重的系統也不同。極權統治著重前兩個系統。民主政制著重后兩個系統。民主政司的存在既不靠暴力的支持,它是靠"為民服務"的政績。在民主政制之下,人眾有表示對政事不滿的權利和充分的機會。政黨之執政者要想繼續主政,不能靠對人眾施展高壓手段或哄騙技術,只能靠討好選民。這么一來,百姓就有地位了,真正是"國家的主人翁"了。
  C、民主政制能使大家熱心公共事務
  托克維勒在前面說民主政制下成就的事項頗多,而且往往能夠創造即今是最有能力的政司也無法創造的東西。之所以如此,基本原因之一,系民主政司能鼓起大家自動為公共事務貢獻力量的熱心。德國納粹式的"義務勞動"是出于身不由己的勞動。蘇俄西北利亞集中營式的勞動是榨取所謂"政治犯"的剩余生命。把人當牛耕田就是干干脆脆把人當畜牲。一個政司可以在短時間誘騙人眾熱心服務公事,也可以在長時間強迫人眾勉強服務公事,但不能長時間強迫人眾熱心服務公事。鞭子不一定萬能。鞭子可能驅策人的身體,但鞭子打不出熱心。強迫的結果是冷漠、敷衍、勉強應付、貌合神離,以及口是心非。近代極權政制在奴辱人眾方面的確有了令人驚心動魄的成就。然而,世界這么廣闊,人間美好的事物還是可以看到,善意猶有殘存,個體的少命這么短暫。值得我們努力的事真是太多了。這些人們為什么一定要這樣忙著使世界地獄化!自由的國邦根本不用這套"鞭子政策"。但是,我們看,自由國邦的文化花朵開的多么燦爛!
  D、鎮制權的使用受到限制
  有人說,"理性"是民主的基礎。這一說法很少根據。民主政制不可能在文化真空里施行。民主政制必須總是在一個社會文化里施行。一個社會文化是否注重"理性"決于它的價值取向。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一個國邦把民主政制施行到相當長久的地步,它可能趨向于"理性"。然而,這是結果,不是起點。如果"理性"真是民主政制的基礎,那末未把"理性"的發展當作基本價值的社會文化應該永遠沒有實行民主政制的希望。如果一個社會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不是"講理",那末我們不能希望它一旦采取了民主制度以后立即就愿意而且擅長"講理"。因為,"講理"是一件并不自然的事。"講理"的態度之培養,和"講理"的技術之訓練,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得到的。西方"講理"的傳統是從歐幾理德(Euclid)及亞里士多德(Arlstotle)等人從二千三百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建造。在沒有這個傳統的社會文化里,要從頭學習來達到那種水準,談何容易!民主政制是全民政制。在沒有"講理"傳統的社會文化里,要少數人在相當短的時間培養起"講理"的態度并訓練好"講理"的技能,也許比較容易;要大多數人在相當短的時間辦到這種地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如此,我們怎樣能拿"理性"作民主政制的基礎?所以,說"理性"是民主的基礎,乃一句不切實際的空談。我們充其量只能說,在一切政治制度之中,民主政制是最適合于訓練"講理"的制度。之所以如此,因為民主制度提供一套議會程序,和站在平等的地位討論問題的習慣。尤其重要的,在貨真價實的民主政制之下,言論之事可在無有顧忌和不受威脅的氣氛之下坦然進行。有而且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才能申張真正的民意,才能產生真正的輿論,才會激勵出不同凡俗的真知灼見。
  但是,這并不表示,一行民主,天國就降臨;一行民主,"滿街都是圣人"。即令在民主政制之下,人還是有不.講理的時候。人之不講理,除了用言論以外,可能以行動危及公共安全甚至動搖社會基礎。在這種情形之下,鎮制權之使用,便成為必要了。例如,美國聯邦政司調動傘兵來鎮壓小巖城的變亂。談到這里,就發生了一個關系重大的問題:民主的政司可能使用鎮壓權,非民主的政司也使用鎮制權,二者的分別究競何在?二者的分別在使用鎮制權的限度和作用。極權政司的建立和存在,主要地靠使行鎮制權。而且極權政司之使用鎮制權是無限地使用。復次,它使用鎮制權的作用,主要地是消除異己,以鞏固它自己。蘇俄在本世紀30年代的幾次大整肅,便是令人戰栗的實例。不僅如此,在這類地區,有時假借懲處普通刑事犯的名義來連到消除異己的政治目標。這是鎮制權擴大的一種隱匿形態。于是乎,在這類地區,鎮制權有一元化的趨向。從秘密逮捕,到審訊表演,以至于"思想斗爭"'"公開批評",打破飯碗,通通羅攝到鎮制權力的天羅地網里。任何一個小民都無所逃于鎮制權所及的天地之間。慘!至于民主政司之使用鎮制權,目的主要地在維護社會安寧,而不在排除在野政黨以鞏固它自己。民主政司之使用鎮制權,一定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這幾種分別之有無,真關系乎民主制度之生死存亡。假定民主政司的在朝黨利用它所能操持的鎮制權來消滅在野異己,并且不經由任何合法的程序來使用并擴大這種權力,那末一個民主國邦。可能在一夜之間自它的內部變成一個極權國邦。實在危險在得很!我們姑且以西德為例。以西德的組織之嚴密,技術之高度發達,以及人民好勝心之強,如果一切其他的條件不變,西德中央政司不難使行鎮制力于幾天以內把西德變成舉世第一流的極權國邦。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西德的民主制度足可保證它不會走上極權統治之路,艾爾哈德本人也不會有這種無聊的野心。所以,同是有高度效率的鎮制力,在極權政司的手里大家總是怕今今的,握在民主政司手里大家都可"高枕無憂"。至少就這一方面來說,這實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民主政制和極權政制很不相同;而且,民主政制縱然有些缺點,也比極權政制和易近人得多。我們現在要問:何以民主政制與極權政制有上面所說的不同?何以民主政制比極權政制和易近人得多?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二者的倫理基礎不同。二者的倫理基礎之不同,我們從它們與被治人民之間的關系差異看出:
  專制政司把人民當子女。
  極權政司把人民當可能的敵人,或工具(蟻牛) 。
  民主政司把人民當朋友。
  在專制政制之下,皇帝先生一人高高在上,萬民俯伏在下。他們之間的地位是絕對不平等的。就中國而論,至少在理論上,皇帝應當"愛民如子"。在事實上,真正"愛民如子"的皇帝聊聊可數。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皇帝作威作福于上,老百姓自生自滅于下。皇帝對于人民多存漠不關心的態度。當然,照其后的許多情形對照起來,這真是頗值得憶戀的歲月。皇帝對于人民漠不關心,這就無異于給人民"放開一條生路"。于是,人民就享有某種意義的自由。當然,在皇帝心目中,人民有兩種:一種是孝順的子孫;另一種是不肖的子孫,對于特別孝順的子孫,他們高興起來也給予某些恩獎。對于不肖的子孫,有時抄殺,有時甚至"夷九族"。但是,專制時代的帝王,即令再殘忍,也做不出斯達林那樣幾十萬的幾十萬的用囚車裝運西北利亞的事,也想不出幾百萬的送進奴工營的辦法來對付政敵。
  極權政制至少在理論上不是專制政體。在現代極權政制之下,君王、貴族、豪富、大地主,都在被消滅之列。因此,這些人物在現代極權政制中毫無立足之余地。現代極權統治是完全由"人民"控制的。不過,說也奇徑,這些由"人民"造成并且由"人民"控制的政權,對于人民特別不客氣,對于人民的要求特別多。如果我們的思考力不為名詞所霧的話,那末我們立刻會發現這些"人民"的政權對待人民實在遠比已被打倒的君王、貴族及豪富苛虐。因為,這些"人民"所本的統治哲學遠較君王、貴族及豪富厲害。貴族及豪富虐待平民時內心總不理直氣壯,所以往往遮遮掩掩。而這些"人民"則否。復次,君王、貴族及豪富統治平民的技術更遠不及這些"人民"精密。做到最可愛處,他們也不過視一般人民為政權的工具。這好象玫瑰花上螞蟻所畜的蟻牛一樣。
  這些"人民"的政權對于權力特別敏感。為了保衛政權,他們假定每個人民是一個可能的敵人。因此,每個人民都可能被他們懷疑。所以,說到究極處,在極權統治之下,人生的樂趣很少。我在這里無意為已被打倒的君王、貴族及豪富張目。我所要指出的事實是"一蟹不如一蟹"。法魯克一世(Farouk 1)貪玩是他自己的事。正因為他貪玩,他就不會計議著創設一些建制來使人眾感到地皮都翻了。從自由的得失之尺度來量,我不認為卡斯楚(Castro)比法魯克一世可取些。當然,我這話一點也不表示一個國邦不該求革新和進步。要的,我們一定要革新和進步。可是,我得指出,我們不要以為暴政是到革新和進步之路。暴政是"到奴役之路"。奴役之路上沒有仁慈。歷史可以證明,當仁慈隱沒的時候,任何劇烈的政治變動都比洪水泛濫更危險。
  民主的政司既不高于被治人民,又不低于被治人民。政司人員和被治人民的關系是平等的關系。既然如此,民主政司的成立及行使政權,必須獲得"被治者的同意"。這個條件是民主政司存在的絕對理由 ,沒有這個理由民主政司便失去了它要存在的任何法理依據。舊金山動物園里養了許多猴子。當獵戶把它們捕來交給園長管理的時候,從來沒有聽說事先須得到猴眾的同意。園長對猴眾的態度大概不外是,拿來關牢,喂肥些就是了。對于人,能夠這樣嗎?如果能夠的話,那末你是否愿意出席舊金山動物園與猴眾為伍?如果你不愿意的話,那末便是因為你有點與猴子不同的什么。你與猴子不同的那一點什么,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不可渡讓的東西。這點東西渡讓了,人便不復為人,而跟猴子無殊。這點不可渡讓的東西就是人的尊嚴、價值觀念及依之而行的自由選擇權利。這點不可渡讓的東西在政事上的表現之一,就是"被治者的同意"。一個民主政司的成立,首先必須通過這一關,然后才能談及其他。

2013-08-27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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