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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知識分子的責任
殷海光:知識分子的責任
殷海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什么才是中國應走的道路?怎樣才能使中國有個光明的遠景?依照我在本書里從一開始到現在所陳示的種種,關于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濃縮成八個字:
  道德,自由,民主,科學。
  只有實現這四目,中國才有希望。我們要實現這四目,必須積極地努力于新的文化創建。要努力于新的文化創建,必須有健全的知識分子作努力。怎樣的知識分子才算得是健全的知識分子?一個知識分子要成為一個健全的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獻身真理。
  在目前的社會風氣之中談道德,不是被人譏為迂闊,就是容易被人認為虛偽。的確,在談道德的人物中多的是這兩種人。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就不要道德。有沒有人因市面流行假鈔票而根本不用鈔票?稍一反思,現在的道德問題實在是嚴重。在這迷茫失緒的世界里,人事朝夕變幻多端。我們把握著什么?我們靠什么作定力?我們必須怎樣才能免于失落?各種無定向的風在亂吹,一忽兒動,一忽兒西,令人何所適從?我們怎樣站穩腳跟?現在,有些人在權勢面前是一套,轉過背來對弱小是另一套。臉譜的變換,比戲臺上還要快。他們到張家是這個樣子,到李家是那個樣子。中間一點聯貫也沒有,一點共同的基本原則也沒有。自己跟自已不一樣。自己把自己在各種不同的應付人事的場合撕成碎片。結果,自己不見了,只剩下一張名片。這樣的存在,象馬路邊灰塵般的存在,象汽車后面排出的煙似的存在。我們最核心的需要是始終維持“自同(self一sameness)”是保持“內部鞏固(inner so1idarity)”,是靜悄地作“自我綜合(ego—synthesiS)[13]”。這就需要德操作中主了。我們處身在這樣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要象屹立海岸的奇崖,任它風吹雨打,魚蝦相戲,狂浪拍擊,我則屹立不移。堅固道德的完整,方可收斂散漫的心靈。只有照著道德原則的指標走去,才可免于掉進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鱷魚潭。我們能否見小利而不忘大義?我們能否處貧困而不改素志?我們能否視馬路上的富貴若浮云?我們能否堅持理想而不受惑?我們能否不把廉價的恭維當作“精神食糧”?我們能在無端受侮辱與迫害時處之以寧靜?凡此等等問題,都是知識分子常常遭遇到的問題,而且在實際中必須認真面對的。這些問題在紙上解答都是容易的,坐而論道也不太難。只有在實際的情況出現,身歷其境,受到臨場的考驗時,才可測出一個人的德操之深淺高低。在這種虛華而又淪喪的歲月,一個知識分子要保持道德原則,實在是難上加難。但是,功夫就在這里。
  如第十三章所述,道德而無相干的知識作充足條件時足盲目的。我們處身在這個魚龍混雜的時代,不可少的是分辨能力。據斯泰因(Maullce R.Stein)和維底奇(Arth—ur,J.Vidich)說[14],莎士比亞劇描寫的哈姆雷特(Hamlet)的中心性格,是到一個社會里去尋求個人的真實性。在他所到的社會里,集體的真實性已不復能夠認為沒有問題了。于是,他的追尋變為尋求他個人的認同。這也就是說,他只能去找和他相同的個人,團體已經不可靠了。但是,他發現這只能借著細心考查他與他用圍之真實的和想象中的人之關系才能得到。結果,哈姆雷特發現男女人們把最光榮的儀態和角色當做真實的,尤其是把合于并保衛他們所喜愛的自我影像的人當做真實的。在阿塞羅(Othello)里,莎土比亞告訴大家,有些人的情感導引他們把“虛假的”自我影像和角色當做真實的,以致毀掉了他們的生命。伊亞哥(1ago)裝得象是一個顧問和朋友的樣子,來導引阿塞羅走入歧途。其實他充滿了邪惡的動機。阿塞羅回答伊亞哥的假殷勤,而且受自己被抑壓的情感之驅使,他與一個謀殺者同流,并把德士底摩納(DesdGmona)和他自己毀掉了。不過,莎士比亞細心弄明白了,阿塞羅并不止是一個謀殺者而已,他也是很神圣而高貴的。可是,莎士比亞所注意的,是這樣的高貴之如朗露,阿塞羅往往表現著兩面性格,他沒有內在的調和。
  在這個時代,伊亞哥這種腳色以形形色色的姿態出現,我耽心知識分子變成阿塞羅。
  際此時日,真是歧路亡羊,是非不明。是非不明,社會沒有不亂的。所以清理是非是一百年大計。這件事是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中國的傳統一向是知識分子乃社會的南針。是非被保持在知識分子那里,而且真正的知識分子把是非之分際看的非常嚴重。正因此故,每次大亂過后總可保持一點命脈。清末以來,政事議論,國家大計,也莫不以士流清議為重。行動人物有時也以知識分子的是非為是非[15]。然而,近幾十年來逐漸搞倒了頭。知識分子逐慚放棄自己的見地,讓出自己的思想主權,以行動人物的是非為是非。甚至民國初年以來知識界的若干健將,也失去獨自思想的能力,以流行的意見為真理。之所以致此,說來真是話長。我現在只提出幾點:第一,有些知識分子所見本來不深。不深的見解易被大眾的意見聲威所懾伏、所轉移。第二,發言投機取巧。這種言論經不起考驗。第三,在大震蕩之中喪失定見,結果把是非的判斷交給果決的行動人物。這是弗洛門(Eric Fromm)所說“逃離自由”[16]的一面。另外也有知識分子的是非沒有完全跟著行動人物的是非走。彼等之所以如此,并非基于認知,而是以承繼道統自命,抱緊圣像不放。這類人士倒是有點是非,可惜是“向后看齊”的是非。這種玄古的制式是非,很少切合當前的實際和創新文化的需要。
  近幾十年來,行動人物的是非和觀念人物的雖然并不是完全違離的,然而究竟是兩個不同的類,關于這兩個類之不同,從我在前面所指陳的行動人物與觀念人物之種種不同,可以推論若干出來。真正的觀念人物重理想;行動人物重實際。某一個時代,在許多不同類型的人物之中,究竟是那一類型的人物居于導演的地位,這是各種現實情勢造成的,這樣的結果,我叫做“歷史的偶然”。關于“歷史的偶然”,我現在沒有什么可說的,這只有留待別的機會去討論。如果歷史是人類的舞臺,那末似乎本來就是昨天某甲登臺表演,今天某乙來表演,明天又不知誰來表演。同是搞科學工藝的,過去叫做“畸人”。這是一個不被圣化社會重視的類。可是,到了今天搞科學工藝的被叫做“專家”。“專家”幾乎是人上人了。同樣是弄表演藝術的,過去叫“優伶”。我們由“與倡優同蓄”這一句話可以看出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夠低了。可是到了今天,”歌星”是被捧的對象。據說有的歌星一支曲罷所得勝過一位教授一月的薪金。在人類歷史舞臺上的某一幕中,行動人物登臺獻演,這只好說是“時勢使然”。然而,如果說行動人物的是非足為天下后世法,并且知識分子的是非也得跟著走,那就似乎有點“越界筑路”。行動人物中之最優秀的,所作所為的置點只在事功。事功上的道理局限得很。更何況有時是離題千里!行動人物的是非,揭開優美的修詞學來看,根本多屬從局部的感情、利害、得失、聲威要求、個人及團體的意氣出發的。我不知道這些因索與知識有什么相干。然而,這些因素經過細心經營而且建構化以后,居然成為是非的標準。影響所及,似乎不是歷史上一幕兩幕就能過去的。
  我們在知識分子之間可以很顯著地看到這種影響。當梁啟超的新說風靡時,當早期的陳、胡倡導的新潮澎湃時,有許多人贊同,也有不少人反對。贊同的是真誠的贊同,否則不會產生那么廣大的影響。反對的也是真誠的反對,否則保守勢力不會那么頑強。這種真誠,到現在似乎愈來愈微茫了。時至今日,知識分子似乎愈來愈彼此陌生,而且互相懷疑彼此的動機[17]。若干知識分子之狂熱追求個人的煌大,遠甚于追求真理。彼等一般的對個人聲名的饑渴,遠甚于對真理的饑渴。于是,知識方面的工作被用為達到這類目標的手段。評論往往變成捧或罵的化身。來歷入私人因素的文字實在難逢。現代生活日置享受,彼此之間的競爭不易避免。個人的現實需求擠走了對無關利害的客觀真理之追求。這一趨勢,把人們的思路引向一條死巷子:一切思想言論幾乎已無客觀效準可言。一切思想言論都依利益或人事關系來解釋。只要是在同一條線上的,便捧入九天之上;只要不是在同一條線上的,便踩入九地之下。彼此的語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也不求了解。各人努力的方向象光線的漫射。彼此努力的成果流失在相互的抵消中。幾十年來現實權利爭奪所鑄成的意識型模已在知識分子之間隱約可見。現今的若干知識分子一般的把個人或團體的情緒當真理,把一時流行的意見當是非的準繩,而思想則隨著流行的音樂打轉。所以,知識界成為一個失血的人。他除了制造大量的統計數字以外,剝落了昔日的光和熱,更未能給人以新的展望。
  社會總要有些知識分子來累積,保存,再制,并傳授知識。知識分子是一般地失落了;要救起知識分子的還只有知識分子自己。每個人有而且只有一個一生。這一個一生極容易自己浪費或被別人浪費掉了,無論是自己浪費或被別人浪費掉了,既已逝矣,即永不再來了。回顧這幾十年來,在時代的大播動中,比起別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的浪費委實是太多太大了。人生不能僅靠反什么而活。只有積極的努力所產生的積極成果才能在當今之世發生自救救人的真實作用。就知識分子而論,努力于知識和真理的探求是中心的任務。從一長遠的過程和根本的培養來說,一個社會文化還有什么比知識和真理更重要呢?然而,我們必須認識清楚,真理是吃素的。當財富太多時,真理就逃走了。當權勢臨頭時,真理就遠避了。財富可以購買金山,但買不來一條定律。權勢可以使人在它面前諂笑,可以使人在它面前歌頌,可以使人在它面前屈膝,但是制造不出真理。一切靠權勢支持的“真理”都是可疑的。一切從權勢里分泌出來的“真理”更屬可疑。權勢可以毀滅人的身體,但是毀滅不了真理。有而且只有這樣的真理才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古往今來,獻身追求真理的人,常能和寂寞為友。真理是輕微的聲音,他要訴說與清醒的心靈。太好熱鬧、不甘寂寞的入,周旋在雞尾酒會里,聽一片喧笑,到哪里去找到真理的蹤影?真理不靠權威成長。大眾的起哄只有把真理嚇跑了。牛頓定律不產生于群眾大會。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并非集體創作。羅素的哲學更不是遵照什么路線走出來的。獨自的探索是通向真理的幽徑,多數的協作和討論可以給人啟發,但最后的吸收和創造還是著落到個人的獨自思考。
  然而,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提出一個文化理想,就是自創一個什么意底牢結,或者是關起門來為世界設計一個什么“藍圖”。這個時代已到尾聲了。我們要樹立一個文化思想,有人的普遍價值之實現作遠景,有現成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可資利用。關于這方面的種種,已經蘊涵在前面幾章的討論里了。
  就中國的社會文化所出的大病癥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首當其沖。既然中國知識分子首當其沖,于是有必要也有義務在世界的配景之中來研究這類問題。中國的問題既然根本是出在社會文化上,于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也只有在根本上從社會文化的創建著手。這思所說創建社會文化,就是從頭創建一個適于大家生存和發展的現代文化。我們需要從目的社會(telocratic society)走向波柏爾(K.Popper)所說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在這樣的社會文化里,們的思想和行為,不再受無謂的前例、禁忌、復雜意結、人身神話等等的束縛,而是以合于人生的德目及理知為指歸。一談到這些問題,事體就大了,端緒就多了,可努力的方向就多了。首先,我們在從事這一金字塔式的工作時,我們的胸襟必須是“為未世開太平”而鋪路。我們希望透過自由文化的默運力,中國終于能夠消解目前的種種暴戾之氣,而出現一個重道德、有自由、行民主的境象。就知識分子來說,還有什么事比這更值得做?還有什么工作比這更巨大?還有什么境界比這更開闊?照我看來,將我們的才智和努力安置在這一配景之中,我們就會覺得人生有了意義,人生有了價值,人生有了確實的目的。
  當然,從事社會文化的創建,正同從事一切根本全圖一樣,收效是比較緩慢的,但確會宏大。讓一切短視的現實主義遠離我們。我們應須走一條沉長的路。除了這一‘條遠路以外,別無近路可抄,也無近功可圖。曾國藩說:“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遂臻,則妄矣。‘”孟坷說: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茍為不畜,終身不得。……
  七年之病,需求三年之艾。百年大病,最少需求三十年之艾。

注釋:
[13] Erik Homburger Erikson,The Problem of Ego Iden-tity, in ldentity and Anxiety,edited by Maurlce R. Stein,Atthur J.Vidich and David Manning White,1926.
[14]同注[13],Maurice R.Stein and Arthur J. Vidich,Identi-ty and History:An Overview.
[15]如果一個人既是知識分子又是行動人物,那未他應以知識分子為重。這樣方不致迷失在現實的混亂中.
[16]Erich Fromm,Escape from Freedom,New York,1958.在長期混亂的時代,人陷于不定的情況之中時,即令是珍愛自由的人,也難免放棄自由而照著強制的規定行事。
[17]Consult Karl Mannheim,Ideo1oy and Utopia,NewYork,1945,Preface by Louis Wirth,
(選自《中國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

2013-08-27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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