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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殷海光其人其事
范泓:殷海光其人其事
范泓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我的自由閱讀中,對殷海光這個人一直有所關注。殷海光稱自己是一個“頭腦復雜而心思單純的人”,這從他在公共領域里的某些主張來看,確實受到過一些朋友的贊許或誤解,甚至是批評。因而,他又說:“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許多人認為我苛求、驕傲。但我對自己卻更嚴格,更苛求”。殷海光的學生、旅美學者林敏生先生認為:殷海光在到臺以后的歲月中,由于堅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與他面對這些嚴峻的迫害所展現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風骨,以及他對事理公正的態度與開放的心靈,對知識的追求所顯示的真切,和對同胞與人類的愛和關懷,使我們感受到一位中國自由主義者于生活與理想之間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釋出的人格素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殷海光與經濟學家夏道平先生同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兩支健筆,而讓世人矚目。在“雷震案”爆發不久,為減輕其發行人雷震先生的所謂“罪嫌”,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友人共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這篇由殷海光執筆的“聲明”,曾讓聶華苓女士對他的個人處境憂心如焚。“聲明”這樣說:“……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行人,因而他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言論負有法律的責任;可是,我們是撰稿人,對于我們自己寫的文字,我們從來沒有打算規避自己應負的言論責任。然而,不幸得很,我們細讀警備總部起訴書中有關《自由中國》半月刊言論的部分,和那本一現即隱的‘白皮書’,我們發現其中盡是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張冠李戴,和改頭換面之詞。這一編織的結果,與我們的文章原義完全不符。我們認為這種舉措,關系乎我們個人者尚小,關系乎言論自由者大,關乎中國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一個讀書人在暴風雨來臨之際,其應有的鐵肩道義以及錚錚風骨展現得淋漓盡致,讓時人慨然系之。殷海光晚年堅持民主與自由的一些峻急言論,“主要是在公共領域內所產生的政治意義”,同時也體現了他在追求這些理想時所秉持的在公共領域中的情懷與人格。

  在年輕時,殷海光就有一種“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襟懷意緒,這種效晉人宗愨之志、且具造闊的大意象,是他畢生對于政治理想追求的一種真實寫照。1969年初秋,傅斯年先生的侄子、著名史學家傅樂成在殷海光逝世后,撰文回憶這位當年西南聯大的老同學,說殷海光當時最愛朗誦李白的那首《行路難》,“大概是民國三十一年的寒夜,在昆明西南聯大學生宿舍里,海光兄倚案獨酌,曾用他洪亮的湖北腔,長吟著這首詩。當時我已就寢,朦朧之際,正聽到前面的四句,聲調蒼涼悲壯,頓時使我睡意全消,郁悒不能自己”。傅樂成被這種蒼涼的“長吟聲”所震憾,以致終生難忘,正是因為殷海光感時傷世的一種真實情懷深深打動了他。殷海光當時是西南聯大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是金岳霖先生的高足。他經常穿著一件黃卡幾中山裝,喜歡在深夜里來到同學的宿舍里聊天,冬天則在外面加上一件黑棉布大衣。殷海光說話聲音洪亮,遠遠超過了聊天的程度,“而像是在演講”,其自信與斬釘截鐵簡直不像發自他那瘦小的身軀,每每讓人感到有一種困學信道的勇氣。有一次,殷海光在評價李白與杜甫時,認為“李白是天才,杜甫是白癡”,讓同學們大為愕然,于是有人認為“揚之則使升天,抑之則使入地”正是當年殷海光的性格特征。不過,由于殷海光為人真誠,出言率直,往往贏得了不少人的好感,“每當他高談闊論,整個寢室都靜下來,他口講指劃,滔滔不絕,有時候夾雜著幾聲怪笑,別人絕少有插嘴的機會”。抗戰勝利后第二年春天,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報》社任主筆,與在“中央圖書館”任職的傅樂成交往甚篤,且談鋒如昔。當時“異常放蕩怠惰”(傅自語)的傅樂成結識了一位美麗的H小姐,對她極盡愛慕之能事,卻難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這位H小姐也在場。但見殷海光興致勃發,大談時局,口若懸河,H小姐在一旁聽得出神。殷海光走后,H小姐對傅樂成說:“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傅樂成受不了這番“刺激”,決心翻譯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進取之心。盡管這位美麗的H小姐后來還是沒有嫁給他,但若干年后,從美國耶魯學成歸來的傅樂成寫出扛鼎之作《中國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視史學家”。這件事雖然與殷海光沒有多大關系,但他的廣博學問與性格魅力一直為朋友們所津津樂道。

  殷海光本名福生,是湖北黃岡人。在中學時代就善于思考,有“鬼才”之稱。高中二年級十七歲那年即翻譯《邏輯基本》一書。“七七”事變后,于1938年入昆明西南聯大就讀。1949年到臺灣,在臺大哲學系任講師,幾年之后升任教授。這時,著名學者牟潤孫也來到臺大執教,經徐道鄰之介紹與殷海光結為好友。牟潤孫讀過不少殷海光主張自由及反奴役、反專制的文章,“對他的議論和見解非常佩服”。在牟先生眼中,殷海光是一個誠樸天真的人。有一次,兩人在臺大文學院門前相遇,牟先生邀他到家中坐談,那時殷海光還沒有結婚,便問:“你請不請吃飯,如果不請,我就不去了。”牟先生大笑,說“當然請了”。殷海光這才去了他家。當時牟先生的院內種了不少美人蕉,殷海光見了就說:“太難看了,我家里有開紅花的美人蕉,好看極了,我給你重新栽吧?”語畢,不由分說,動手就拔,一霎間拔得凈光。聶華苓說過,殷海光就是一個愛花的人。過了兩天,他果然帶著自家的蕉秧來了,親手栽上。完事后,拍拍手,也不洗,進門坐下就吃飯。那時大家都住日式的房子,進門要脫鞋,殷海光的皮鞋永遠不系帶子,說是“這樣省事”。還有一次,牟先生全家人外出,殷海光來后不見人,就走到院子里坐等,還把院里的雜草拔了一番。牟先生回來時,鄰家太太告訴他“學校派了個工人給你們拔草,直著眼睛向前走路,一腳踏在泥里……”牟先生聞后感慨萬千:“這種率真坦白的泥土氣息,農村味道,在任何一個知識分子身上,我從沒有發現過。海光不僅治學,就是為人,也是超絕世俗的”。話雖如此,兩人在對待中國文化問題的態度上卻有著分歧嚴重。1954年,牟潤孫應香港新亞書院之邀離開了臺大,殷海光個人表示極力反對,他十分鄭重地對牟潤孫說:“你為什么加入那個集團?”實際上表明了當時殷海光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一種不屑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牟潤孫一直沒有弄明白,常想“如果海光專心治他的數理邏輯之學,不要講什么文化,豈不甚好。……與其抱入世之心,希圖以言論改善現實,倒不如盡力去研究自己所長之學,在學問作出成績以貢獻于國家,比較起來,后者為更有意義些”。其實,殷海光一直自詡“五四后期人物”,不斷地為“五四”的反傳統而辨護,甚至認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傳統“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同時,他又認為一個人應當以生命來堅持和落實自己的理想,他在給自己的學生一封信中這樣說:“書生處此亂世,實為不易,像我這樣與眾不同的人,生存當然更為困難,往后的歲月,可能苦難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義的追求,是要付出代價的。”此時殷海光正在積極介入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身為編委之一,他寫下了大量批評時政的激越文字,不斷與國民黨威權政治發生激烈的言論沖突。這一期間,殷海光對于現實政治極為不滿,對臺灣的前途更是悲觀。尤其在“雷震案”之后,他判若兩人,在公開場合下,常常獨自不語,見到一些老友時,臉上也顯得一片“冷漠”。傅樂成有一次與之談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說了一句:“怎么得了啊!”同時,他對胡適先生也多有誤會,就因為胡適在當時沒有去探望獄中的雷震先生,便從此不再提“胡適”這個名字。胡適先生去世時,也未去吊唁。可見這時他的心情,正像當年在西南聯大那個寒夜中長吟李白的那首詩一樣,“拔劍四顧心茫然”,頗為絕望。后來殷海光生病,傅樂成與杜維運去醫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發一言;繼而維運兄也上前搭訕,態度仍是一樣,弄得我們十分尷尬。”離開醫院,傅樂成無奈地對杜維運說:“你看他像不像蘇格拉底?”殷海光雖與老友們有意疏遠,卻益發受到了學生們的愛戴。在臺大每次演講時,總是擠滿了聽眾,學生們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不但有學問,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時待人又非常熱誠坦白”。然而不久,在錢思亮任臺大校長時,殷海光在種種壓力之下被迫“離開”了臺灣大學(后又改為只領薪水,不許授課),他在《我被迫離開臺灣大學的經過》一文中這樣說:“十八年來,從中國大地逃到臺灣島上的自由知識分子被摧殘得所剩無幾了。我這樣的一二人之被清洗,乃是‘事有畢至’的,問題只在等待機會。”殷海光對傅斯年卻抱有一種特殊的情感。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當傅斯年“歸骨于田橫之島”時,殷海光于深夜獨自在他的靈前痛哭不止,并作長文追悼之。陶希圣三公子陶恒生先生曾對筆者說過一件往事,當傅斯年任臺大校長時,臺灣當局高層就有人暗示傅斯年讓殷海光離開臺大。傅斯年與陶希圣先生商議之后,決定不予理睬,繼續留任殷海光。殷海光與陶希圣是湖北同鄉,常去陶公館聊天,可算忘年交。傅樂成后來說,倘若孟真先生能多活十年、二十年,殷海光“或許不會遭遇后來的橫逆”。

  1954年,傅樂成赴美國耶魯求學期間,殷海光正在哈佛做“訪問學者”。殷海光曾到傅樂成的住處盤桓了兩三天。傅白天陪他去參觀耶魯的圖書館、藝術館及當地的博物館,晚上二人促膝談心,泛論上下古今。臨別時,殷海光若有所思地對傅樂成說:以后有機會再來美國,一定到耶魯來,并希望與傅樂成同在耶魯一起讀幾年書。實際上,殷海光回到臺灣后,一面在臺大教書,一面為推動臺灣的民主憲政而竭盡全力,對國民黨威權政治的批判態度未曾有過絲毫改變,但臺灣當局再也不允許他出島了。以傅樂成的話來說,殷海光以其“辛辣動人的文筆加上長江大河般的辭鋒,使他的聲譽鵲起,成為一般青年學子的偶像”。與此同時,殷海光對時下批評他的文字一概不加理會,也讓傅樂成大惑不解,他認為“討論學術,辨別是非,有理則據理以爭,有錯則坦白承認,又有什么關系”?為此,傅樂成曾多次與他交換過意見,發現《自由中國》時代的殷海光無論在思想或態度上“確實變了”。在西南聯大求學階段,殷海光是一位較為保守的“右翼青年”,與“一二九”中的那些激進的“左翼青年”在政治上大相徑庭,如臺灣的徐高阮,如大陸的李慎之。后來居正之子居浩然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撰文評價殷海光與徐高阮,認為這兩個人在“個性遭遇方面十分相同,所走道路卻正相反”,他本人雖然“十二萬分同情殷海光的遭遇,卻絲毫不同情他的標榜民主”。殷海光在學生時代雖然就加入了國民黨,但晚年在當教授時,則不遺余力地抨擊國民黨的專制,這種“逆轉”在臺灣引起了許多學人的不滿,甚至對殷海光的人格也有所攻訐。而在大陸,后來的情形又恰恰相反。李慎之晚年在給舒蕪的一封信中提及殷海光這個人,說那時他們這些“左派”自視甚高,“昆明西面聯大有一個叫殷福生的人,年齡大概與我們差不多,專與學生運動作對。十來年后,他在海外華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師,不過在那個時候,他是根本不入我們眼中的,因為無非是一個‘反動學生’而已”。事實也正是這樣,在“一二九”運動中仍是左翼青年領袖之一的徐高阮卻也變了,變得正好與殷海光“背道而馳”,徐從所謂“左”轉向了“右”,殷則從所謂“右”轉向了“左”——如此表述,固然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話語,并非準確,或許更過于簡單,但這似乎更能說明一些問題。徐高阮在“一二九”之后與中共分手,固然有著他本人在當時對中共北方局最高領導人之一劉少奇在天津的某些指示有所不滿,但他也未必意識到國民黨的專制同樣也是對個人價值的否定以及對民主、自由的一種最大摧殘。殷海光雖然是一位學者,雖然在一生用心最多的學術專業邏輯與分析哲學上并無更多的原創貢獻,但他確實是一位不畏逆橫而反專制的堅定人物之一,用他的學生李敖的話講,他最終的成就“恰恰是在人格上的”。殷海光曾經這樣說過:“我近來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關人的學說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內,如果沒有道德理想作原動力,如果不受倫理規范的制約,都會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險的,都可以變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變成極權,自由可以成為暴亂。自古以來,柏拉圖等大思想家的顧慮,并不是多余的……”這是對民主與自由一種最具理性的認識,可在當時,殷海光剛毅而清醒的聲音,非但未能對當局產生振聾發聵的作用,反而惹來了當政者的厭恨。在這一點上,殷海光的“轉變”與雷震的個人政治經歷卻頗為相似,雷震從國民黨高官,成為蔣介石的階介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對于任何形式的專制都不加認同。殷海光與雷震等人透過當時的公共論壇《自由中國》半月刊將民主政治理念闡釋得準確到位,這對于日后臺灣社會的政治轉型真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蔣介石曾在國民黨黨部召開的中常委會上說:“殷海光不是與黨‘國'一條心的人。在大陸那一段,他反共是積極的,我曾經召見過他,對他期望甚大。……他在《自由中國》上寫的那些東西,實際上是在幫共產黨的忙。我們不能養蛀蟲蛀自己的船。” 殷海光之所以“不辭冒險犯難”,堅持自己的民主理念,就是因為能夠清醒地認識到,他的這些主張“具有持久的、人間現實的真理性、福利性、與公共性”,臺灣社會及人民的福祉就在于將來能否實現憲政的民主,而這一切則端賴今天所從事民主的基礎建設工作。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給林毓生夫婦的信中無不悲傷地說:“你知道我在這個島上是島中之島。五四以來的自由知識分子,自胡適以降,像風卷殘云似的,消失在天邊。我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分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他們的亡失,他們的衰頹,和當年比較起來,前后判若兩種人。在這樣的氛圍里,懷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獨,毋寧是時代的寫照。生存在這樣的社群里,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殷海光的晚年是孤獨的,一頭憂郁的白發,幾多黯淡的心情。他甚至不愿與過去的老友有更多的接觸和來往,這時能夠到松江路殷宅訪他的客人多半是他的學生。聶華苓回憶道:有時,老朋友來了,也不一定邀客入室,“只是靠著野草蔓生的木門,三言兩語,一陣哈哈,……有時也請人坐在臺階上,一人捧一個烤紅薯,談邏輯,談數學,談羅素,談他最近在外國邏輯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偶爾他也請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鍋咖啡,一小盤沙利文點心——那樣的場合,多半是談更嚴肅的學術、思想問題,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學生”,這種憂郁的心境,主要是因為殷海光對當時現實政治的極度失望,再加上諸多老友對他的不理解,以及自身耿直的個性所致。有一次,傅樂成委婉地對他說起兩人當年在西南聯大曾經說過的“旋轉乾坤”之類的豪語,殷海光半晌無語,最后閉目搖頭說:“如今已是智竭力窮了。”而在目睹了上世紀六十年代臺灣那場沸反盈天的“中西文化論戰”之后,殷海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則有所轉變。殷海光臨死前,東海大學的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后來甚至在信中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牟潤孫認為這是殷海光“服從真理的態度”。他的學生陳鼓應曾編過一本《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后的話語》,殷海光在病中遺言里這樣說:“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有人認為,殷海光在文化取向上的這一轉變,主要是想“重新審視自由主義與傳統文化的關系,謀求在兩者之間做一些會通的工作”,這正如林毓生在給殷海光的一封信中所說:“如果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完全放棄了傳統,他們即使高唱自由,這種自由是沒有根基的。”也就是說,他想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更新以及創造性的轉化,從而“為自由、法治與民主的落實提供文化根基與精神土壤”。殷海光自己也說:“中國的人生態度和基本價值取向,既不進又不退。中國人好稱古道,效法祖宗,現在看起來是很令人感到可笑的事。因為我們現在的時代精神是進步主義。以至于中國被迫放棄原有的價值取向,弄得大家積非成是……”殷海光一生著述甚多,其中最具影響的是翻譯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以及德貝吾的《西方之末來》,著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下兩冊,《政治與社會》上下兩冊,《殷海光全集》十八冊等。1967年,哈佛大學邀其前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未獲臺灣當局的許可。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患胃癌而去世,只活到了五十歲。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獄后,自購墓地,除預留其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專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國》社同仁羅鴻詔、殷海光而建。殷海光的墓碑由雷震親筆題寫。移葬之時,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特意從美國致函雷震先生,囑咐其墓碑一定要鐫刻上"自由思想者”這幾個字。雷震受此啟發,遂將這塊墓園命名為“自由墓園”。哲人已逝,世事滄桑,二十多年后,殷海光身后的那個世界畢竟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這大概是他生前未能預感到的。

  (原載《老照片》第三十七輯,2004年10月)

2013-08-27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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